第一节包装印刷需求带来的机遇
有句话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史玉柱超出旁人的，正是发现机遇与抓住机遇的本事。史玉柱当然善于运用价格攻势，但更重要的，还是当时经商潮带来的包装印刷需求的机遇。
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第二轮经商热潮中，出现了大批民营企业，这些初具市场意识的企业明白“好酒也怕巷子深”的道理，知道产品需要包装、需要宣传，这样的需求为印刷业创造出一个巨大的市场，大大小小的印刷厂应运而生。以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温州为例，80年代中期，温州苍南县钱库镇在外经商和采购的农民供销员得到了印刷包装行业的信息，许多经营百货、食品的商户也看准了印刷包装业的发展前途，纷纷把资金投向印刷包装行业。至90年代初期，全镇拥有国外生产的电子分色机，单、双色胶印机，富士八色凹版印刷机，激光全息图像印刷机和国产的各种胶印机等现代印刷先进设备达到了1000余台。到1994年，全镇印刷工业产值达4.2亿元。
印刷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小型印刷厂大量出现，自然带动了对印刷排版系统的需求。这个时候，史玉柱产品的价格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巨人在1991年到1992年间的高速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除了印刷业的爆炸式增长，史玉柱的成功还得益于当时个人电脑的落后。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在计算机方面采取对华禁运的政策，国内个人电脑相对落后，对中文的支持还很成问题，由于处理器和内存等方面的限制，电脑还不能支持软字库，必须借助外挂设备，这也是史玉柱的M-6401为什么要制作成“汉卡”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个时代持续的时间非常短，随着1993年西方16国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和对华禁运取消，以及个人电脑硬件、软件技术的突飞猛进，中文支持已经不再是一个瓶颈，而对于普通用户而言，微软Office办公软件已经可以满足基本的排印需求。这个时候，不论是汉卡还是装在汉卡里面的M-6401，都已经失去了意义。
可见，机遇往往是稍纵即逝的，假若当时史玉柱再迟一点。M-6401可能就会胎死腹中，而我们也不能见史玉柱这段创业传奇了。
第二节珠海机会
1.珠海市长的“礼物”
由于深圳注册受阻，史玉柱被迫将巨人，这个他神往已久的名字带到了与深圳一水之隔，位于南海之滨，地接澳门、水连香港的珠海。史玉柱略带遗憾地离开了深圳这座他曾经学习过、奋斗过的城市，心中的感情是十分复杂的。深圳这个在当时还较为荒凉的小渔村正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势头，到处是如火如荼的施工土地，机器的轰鸣声让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不由自主地想象着未来的繁华景象，一种失之交臂的失落感油然而生。
也许正是应验了那句著名的英文谚语：“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也许使史玉柱看重的是珠海所坐拥的优越地理环境，也许是珠海这块风水之地给了史玉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运气，对于这个起初显得有些迫不得已的选择竟然在不经意间给了史玉柱一个巨大的意外之喜。
自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珠海市政府对于科技的重视被提上日程。这一年，史玉柱也正式出任巨人高科技集团的总裁。觉察到政府这一议程的史玉柱颇有心机地将巨人集团注册头两年的经营业绩，包括在珠海巨人公司账簿记录上的往来账目和纳税记录等，通过当地的新闻界进行公布。这招投石问路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史玉柱和巨人集团一经媒体的渲染，便引起了政府的重视。于是，史玉柱很快地便如愿见到了珠海市经济协作办公室和巨人集团所在的香洲区的领导们。良将爱才，良帅惜才。正是由于这种惺惺相惜，使得史玉柱的投石问路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和结果。
1992年，巨人集团当时的销售额已经上亿，这样的软件公司在全国也不多见。对于史玉柱来说，他深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古训。于是，史玉柱没有太多的犹豫，下了决心，放弃深圳，决定将公司总部，也就是巨人集团的管理运作和开发中心全数移至珠海。可以说，史玉柱从在珠海注册公司，再到珠海落户公司的两年里，已经完全结束了巨人集团“异地分隔”的局面，巨人集团从此完成了“一统”。
珠海政府对于巨人集团的来到，并非只是尽一种礼节上的地主之谊，当时许多当地媒体不约而同地用到了这样一个形容词——“沸腾”，足见巨人的影响已经开始辐射开来！
珠海对巨人特别重视，给了很多“厚礼”，包括解决科技骨干人员特区户口调动、公司高层领导赴港澳长期往返通行证、税收减免等诸多问题。比如，高科技企业所得税全免，当时也没有增值税，结果要交的税特别低，由于软件业的规律，复制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时候巨人的利润几乎就等于销售额，净资产也已经上亿了。
此外，有很多现实的照顾。比如，可以破例审批出国：户口一时转不过来，可以新办一个珠海户口。史玉柱的户口当时也是迁不过来，安徽不让迁，政策不允许，这样的话，按照定义就成了无业游民了。珠海看到这种情况，就给重新另办了一个。这在当时的确是开了风气之先。香洲区领导在巨人落户珠海之后便紧锣密鼓地造访与视察，区领导视察之后的巨人竟迎来了时任珠海市市委书记、市长的梁广大定期的现场办公。正是在一次现场办公上，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巨人获得了珠海市政府无以复加的“厚礼”——一块按当时地价减免50％，并可分期付款先行使用的土地。珠海市政府的这一份份量十足的大礼，令史玉柱在短短的一夜之间由一介书生变身成为“地产大王”。
2.朱镕基参观巨人
1992年9月2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梁广大的陪同下参观了巨人集团。王建在《谁为晚餐买单》一书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朱镕基：哦，这么多技术人员，你们的人才是从哪里来的？
史玉柱：是从人才市场招来的，都是刚毕业一两年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特区的人才很多是从内地来的，他们一般都带来了已研究出的成果、项目，而我们是一边开发项目，一边培养人才。
朱镕基：他们都结婚了没有？他们都住在哪里？
史玉柱：少数人结了婚，家也不在珠海，大部分人是单身。公司给开发人员租了招待所，两人一间，现在公司人多，已开始自由组合租房子，等下一步公司再统一盖房子，盖公寓。
朱镕基：很好！很好！
朱镕基走到题词台前，签了一个名，然后详细观看巨人项目简介。
对于巨人的失败，史玉柱总结的教训是：“以前很少想输赢，经历了一次挫折，现在会知道做任何事不能太浪漫，成功、不成不败和失败三种情况都要想到。成功了，接下来要做什么；失败了，我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应对。比如巨人那一次，我应该预计到有没有钱去填窟窿。现在我做一件事，三种情况都会想到。这是摔一跤摔出来的。出事之后再回过头来看毛泽东的传记和《毛泽东军事文选》，体会更深。毛泽东在任何战役之前在电报里都会做几种可行性的分析，比如进军大别山，每种应对方案他都会写出来。”
朱镕基：这项目是谁下达的？
史玉柱：自选的。根据市场需要选的。
朱镕基：风险谁来承担？
史玉柱：由自己承担。
朱镕基：好！好！
这时，梁广大见朱镕基环顾巨人布置紧凑的办公区域，就在一旁介绍说，巨人在珠海买了地，要盖一座38层的大楼。朱镕基显得有些惊讶。
朱镕基：他们自己用不完这么多吧，准备搞些房地产？
梁广大：让他们搞房地产。我们政府准备用一些政策支持企业发展。
朱镕基：高科技企业搞房地产？要注意发挥优势呀！
史玉柱：我们搞智能化的大楼。
参观完毕之后，朱镕基在上车之前，还对巨人集团的员工说：“你们汇集了很多人才，你们都是精英。”他特别对站得稍远的史玉柱说：“你也是精英。”
史玉柱从来没有对外界讲过他在接待中央领导人之后的感受，但从在深圳时“泯然众人”的一家小公司，到珠海立时成为国家领导人参观的对象，这个巨大的提升无疑会让史玉柱肯定自己弃深圳择珠海决定的正确性。
3.李鹏与巨人
1993年1月5日，李鹏自深圳来珠海考察工作，在渡船上，梁广大向李鹏提到，有几位年轻大学毕业生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珠海办了一个以计算机软件开发为主的高科技实体，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李鹏听后说：“要为科技人员，包括出国留学人员，创造一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对梁广大提到的这个公司，李鹏很感兴趣，一到珠海，他就临时增加了一个考察项目：参观巨人高科技集团公司。
在巨人集团，史玉柱介绍了他们创业时的艰难和后来的发展，当然，重点是巨人1992年的业绩：2.8万套销量1.6亿元销售额和3500万元净利润。
李鹏对巨人取得的成绩非常赞赏：“时间这么短你们就取得了这么好的效益，真是了不起！”他接着问道：“产品都是自己销售的吗？”史玉柱回答：“对，我们公司在深圳、北京、上海、沈阳、西安、成都、武汉和香港都设有分公司或办事处，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信息网络和销售网络。”
这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飞问：“你们公司的名字为什么叫‘巨人’？”
史玉柱回答：“我们想在开发计算机软件方面成为东方的巨人。”这样的回答又获得了连连称赞。
在巨人集团，李鹏看了正在开发的手写识别电脑，他颇有兴趣地在手写板上写了几个字，说：“现在看来还不太灵敏，如果能把这个软件开发出来，使各种手写体汉字都能输入，那是一个突破。”一直到参观结束告别时，李鹏还对史玉柱说：“什么时候手写识别软件开发成功了，来个电报。”临行前，李鹏应邀给巨人集团题词：“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的希望。”
史玉柱一直认为，巨人集团的成绩是巨人抓住了市场机会，和产品符合国家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政策的结果。“现在正是中国一百年来发展经济最好的时候，因为国内正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这个时候，旧体制并不可以适应经济新形势的发展，而新体制又还未形成，这正好促进了巨人的成长。”史玉柱当时接受采访时说道。他坚决否认巨人的成功是背后有政府官员撑腰。
第三节机遇与知名度
虽然有这么多国家领导人参观巨人，巨人集团并不是一个有政府背景，有官员撑腰的企业。巨人同珠海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说史玉柱同梁广大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梁广大需要史玉柱这样一个具有“传奇”创业经历的企业家，作为珠海高科技城市的“形象代言人”。从1992年重奖科技人员以来，珠海已经把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含量高的企业作为重点，严格限制兴办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此，珠海拒绝了不少加工型工业企业。不过，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从国外向中国转移，广东大多数城市都主动承接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梁广大还需要向人们证明选择高科技产业给珠海带来的贡献，远比劳动密集型企业大得多。巨人公司每年翻几番的增长无疑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而珠海政府对巨人的支持，梁广大一次次向中央领导介绍巨人，必然会极大地提升史玉柱和巨人集团的知名度。更为重要的是，有了国家领导人的参观和题词，会增加人们对于巨人集团的信任程度，人们会认为，巨人集团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大力支持的企业，它可以获得其他企业难以获得的资源——尽管事实上，除了珠海政府给巨人的那块土地之外，巨人集团并没有从政府手中获得其他资源。人们会自然地认为这是一个拥有政府资源的企业，而在转型期的中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几年之后，在史玉柱出售巨人大厦楼花的时候，有那么多人倾囊而出，其中的原因除了史玉柱允诺的诱人回报，还有人们对巨人集团的信任度，人们相信这家经常在媒体上出现，总有国家领导人去参观的企业具有足够的资金，也具有足够的偿债能力。
王建在他的书中曾提到一个小故事，可以作为“参观效应”的注脚。
负责过巨人集团企划的宋军在珠海居住时，有一天遇到联防队员入户查暂住证。由于宋军没有暂住证，又留着满脸络腮胡子，看上去像个江湖人物，联防队员要把他作为嫌疑人带走。谁知宋军不慌不忙地说：“我还有一张照片，你看看符合不符合良民的标准。”他拿出的照片让联防队员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一张江泽民总书记参观巨人时的照片。照片上，宋军也陪在一旁。
巨人集团同珠海政府之间相互借势的关系为巨人带来了知名度、信任感和一些便利，甚至现实的利益。但是，随着巨人集团和珠海市之间绑得越来越紧，可以用来借势的平台就变成了巨人的一个沉重包袱。巨人大厦地块的获得和其后大厦的建造计划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巨人的政府资源从优势转变为包袱的过程。
第四节泰山峰会，“高人”相助
“泰山产业研究院”成立于1994年，这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每年召开一次例会，聚集了一批中国民营企业界的头面人物，其中包括段永基、柳传志、段永平、冯仑、卢志强、林荣强、郑耀文、远思和吴力等。顾问是吴敬琏和胡德平。段永基任理事长，柳传志任总裁，华贻芳是秘书长。像武侠小说中定期切磋武艺一样，这些“江湖大哥们”在“泰山论剑”中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各自民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交流信息，分析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并创造合作的机会。“泰山产业研究院”号召创造和合作，不谈政治，不谈宏观，只探讨企业发展和投资管理心得。开会是封闭式的，每个人不准带随从，不鼓励对外联系。每年由会员轮流做庄。
不过，在“巨人之灾”的时候，在这个媒体报道不多的民企俱乐部形式的机构——泰山研究院，那些企业家们给史玉柱最难听的话是：你根本不了解企业运作。
这句话在这个有偏执性格的人身上起了巨大的发酵作用。史玉柱在5年前开始布局，开始为自己返回中国企业舞台而精心修炼企业资本链。既有战略性资金储备，也有对产业资金的控制，还有源源不断的市场融资渠道。
所以，即使在最艰难的1995、1996和1997年里，史玉柱每年都坚持参加泰山的例会。“1996年，在泰山举行的活动，主题是谈巨人的企业经营。当时巨人开始走下坡路，但外界还不知道，是我主动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这个案例。”
“当时，大家说得很尖锐，说我违背了很多规律。相当于朋友对我的批斗会。当时自己确实头脑发热。但会上没有探讨怎么施以援手的问题，因为这个组织不鼓励。而且，我自己也不想害人，救活巨人的可能性太小了。”
从泰山研究院，史玉柱得到了精神支持和获得价值不菲的重新创业的经验，“这是我能够复出的重要条件。”史玉柱感叹道。
谈到对自己的帮助，史玉柱念念不忘的是其中的大佬柳传志和段永基。联想主席柳传志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院长，这个“泰山派”的掌门人向史玉柱传授了不少做企业的心法，比如什么样的企业文化是健康的、实用的。
在柳传志的启发下，史玉柱抛弃了巨人集团以前口号般空洞的企业文化，上海健特将实用性做为选择企业文化的首要条件，为了让企业文化能真正植根，史玉柱没少花费心思。
“说到做到”是“柳氏心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史玉柱把它移植到了自己再创业而建立的上海健特。
“现在，我允许分公司少报销售计划，但绝不许谁报多了没有完成。”史玉柱对记者说，“最初时，有好几个分公司领导因此一个月就被罚了十几万，如今‘说到做到’在公司内部已基本实现，公司内部的信用危机消除了。”
原四通总裁段永基则是泰山产业研究院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这次，他专门赶来为史玉柱名为“战胜挫折，走向成功”的座谈会做主持。
段永基在主持座谈会时，透露出对史玉柱实力的信任。段永基说，他曾一度打算收购史玉柱的原料供应厂，并由此得以知道史玉林目前的销售规模和利润。
第五节“事件营销”的机遇
史玉柱鼓励企业要抓住“事件营销”的机遇，他认为，既不花钱，又能提高公司的知名度，何乐而不为呢？
2000年5月份，互联网上出现一篇新闻专访，题为《南京街头雄心勃勃的神秘客》，访问的对象是从公众视线里消失了将近三年的史玉柱。6月21日，史玉柱接受了当时影响力如日中天的《南方周末》的采访。
这一次采访，史玉柱传递的主要信息集中在三点，第一是准备偿还巨人大厦的楼花：
记者：巨人财务危机爆发之后，你曾经向媒体披露过重组计划：一是以8000万元的价格，出让巨人大厦80％的股权；二是合作组建脑黄金、巨不肥等产品的营销公司，重新启动市场。这些计划都没有反响？
史玉柱：巨人大厦谈了十几家，都没有谈成。
记者：重组计划受挫之后，新的思路是什么？尤其是脑黄金、巨不肥这些产品的营销未能及时重新启动，就等于永远退出了市场，巨人的资产就只剩下个没盖起来的巨人大厦了。
史玉柱：巨人的债务是两大块，一块是经营性债务，一块是老百姓买楼花的钱。对于经营性债务，我们的设想还是盘活巨人大厦来解决。老百姓买楼花的钱，只能从巨人之外，从新的事业产生的利润中来，因为巨人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这笔钱是需要现金的。这就是我1998年8月离开珠海的动因。
现在新的事业已经有了一点点起色，如果运转顺利的话，我想春节前，先还掉国内部分的一半。
两个月前，我们照着上述思路，向珠海市政府提交了一个新的重组方案。我们需要政府的批准，一方面涉及到地价问题，另一方面重组方案尤其是还老百姓的钱涉及到安定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马上一次性地还完。巨人风波对珠海的影响确实是比较大的，市里领导也一直参与沟通。
记者：巨人是一个有限责任的公司。如果巨人申请破产，你个人并不必承担债务。巨人破产的纪录对你再创业的负面影响可能也是微弱的，你为什么要坚持还老百姓钱？另外，没有债权人提请巨人破产吗？
史玉柱：这些年我压力最大的就是这个。这些年很多人问我，将来的目标是什么？我说将来的目标谈不上，现在的目标很清楚，就是合法经营，获取利润。获取利润干什么？把老百姓的钱还上。然后才能谈我的发展。我给自己定为两步走。
关于破产，我想强调一点，即使巨人破产，我个人也要还老百姓这个钱。曾经有债权人想提请破产，后来又没有提。因为巨人就剩个巨人大厦，进入破产程序大厦就要拍卖，拍卖是拍不出多少钱的，因为全要现金，再扣掉律师费，他一算拿不到多少钱。
第二是他的新产品很能赚钱：
记者：从你还钱的计划看，新公司现在也不算小了。你的启动资金从哪里来？
史玉柱：离开珠海的时候，真的是一贫如洗。这之前手机已经不用了，交不起话费。直到去年，我才重新用上手机。我们的人出差主要是坐火车，坐硬座。工资也非常低，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副总经理，月工资也就是几百块钱。
这两年如果要回顾的话，主要就是一个字：苦。比1989年刚刚出来创业时还要苦，那个时候苦是苦，没有心理负担。
离开珠海的时候，新公司的思路包括产品来源都已经有了，但是没有钱。刚开始我替一个朋友的公司做营销策划，他给我一些钱，第一笔给了10万，累计给了50万。启动资金就是这么来的。
刚开始我们做得很小，就做江苏一个县。两个月后打开了市场，有了一点利润，就做下一个地方，就是这样一点点滚出来的。到现在，除了广东、北京，内地其他省份都在做了。
我们一直是合作生产，到今年3月份，我们收购了江苏一个地方负债率很高的药厂，才有了自己的生产线。
记者：现在公司的销售额有多大？你怎么评价你现在的实力？
史玉柱：旺季的时候，月销售额是千万元的量级。
记者：年底新公司亮相还钱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麻烦。债权人可能会要求你全力还债，哪怕是对新公司釜底抽薪，而不会接受分期偿付，冲突的结果可能还是会影响新公司日后的正常运营。
史玉柱：一下子还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一是我努力，二要给我一点时间。——这确实是我的一个心病。老毛病会不会再犯？
第三是强调自己的新公司是一个高科技公司：
记者：你为什么又一次选择了保健品？这可是一个脆弱的行业。
史玉柱：我们熟悉的领域就两个，一是电脑，二是生物工程。电脑业那个时候要白手起家已经很困难了，投入很大，而且销售额也许容易做起来，但利润很难做起来。
我将来想定位在生物制药上，非处方药。我们现在已经在着手这一领域的研发，包括一些尖端的领域，比如基因。我们的特长有两个，一个是营销策划还说得过去，另一个是还有待进一步建立的，就是研发。
记者：生物制药是众所周知的高投入高风险产业，基因技术又是国外领先，你凭什么和人家竞争？研发是你牵头吗？你并不懂生物。
史玉柱：生物技术发展的速度很快，有很多机会，就看谁把握得住。现在基因还很神秘，可能3年后，生活中就有基因技术形成的产品了。
我们很难跟国外大公司全方位竞争，但是可以集中火力，寻求局部突破。中国人并不缺人才，缺的是钱，而基因研究不需要多庞大多昂贵的设备。前不久中国人在武汉做的基因测序，并不比国外差。我们也不排除合作、购买的方式，但你一定要介入，一定要懂，才能发现和把握它的商业价值。
我并不参与研发的具体环节，但需要把握研发成果的商业价值。我过去不懂基因，可以学，我们聘请了基因博士，跟他们学。半路出家不是问题，电脑我也是半路出家，我大学学的是数学，研究生学的是软科学，没有专门学过电脑。
事实上我钻研基因差不多两年了。现在我到书店只买两种书，一是毛主席的书——一个政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企业也好，深层次上的问题是一样的；再就是基因的书。
尽管史玉柱从来没有承认过他的复出是有计划的一次“营销活动”，但从他复出的过程来看，这显然已经达到了“营销活动”的目的。史玉柱长时间隐身脑白金幕后，主观方面是为了能够顺利进行新产品的运作，客观上看，也给脑白金营造出了一种神秘的氛围，让关于脑白金和史玉柱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在这个基础上，史玉柱还钱的举动作为“事件营销”就很容易取得成功，史玉柱的形象可以重新得到树立。
看来，人生处处皆营销，史玉柱利用机遇的手段，不服不行呀。
第六节回购楼花，重建信誉
1.一诺千金
2000年，史玉柱在央视《对话》栏目中曾表示，“老百姓的钱，我一定要还。”同时还提出了还钱时间——2000年底。
2001年2月3日，上海报纸刊登由史玉柱本人出面证实的报道：史玉柱的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已成为上海民营企业中的纳税大户。而史玉柱将通过珠海一家公司收购巨人大厦楼花，也就是向当年的巨人大厦债主还款。
根据1999年7月健特公司成立的时候的协议，史玉柱从上海健特公司借1.1亿元来还债。协议大致为“健特公司运营脑白金，如果失败了史玉柱偿还公司本金，如果发展起来健特要借1亿元给史玉柱用来解决珠海巨人大厦的问题。将来健特要上市，到那时史玉柱再用获得的收益还。”
报道还说，史玉柱表示，兑现了“欠账要还”的承诺之后，他要在上海重新干一番大事业。
通过方方面面权衡和考虑，加之与五十名投资人代表的协商，史玉柱采纳了两种还款方式，一种是按楼款的70％一次结清，另一种分两次收购，第一次拿40％，余下60％年底付清。并且公开承诺，“只要我不出问题，欠款就不会出问题。”
同时，史玉柱知道“这样的还款方式好像还是让老百姓蒙受损失。”但史玉柱说：“如果要算利息算精神赔偿，恐怕10多亿元都不够，但对于我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就是5个亿我也拿不出来。我感觉已经尽力了，良心上感觉安慰了。至于这两种方案，我们做过电话调查，发现主要有两类人，一类占多数，说是打个5折一次给就行了；另一类是最好分两期给70％，先给50％后给20％。我们开始报给珠海市的方案也是这样的，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又相对提高了。现在大多数选择的是第一种方案，我现在还差2000多万元，年底前应该可以解决。”
“现在我个人拿出上亿的钱已经不容易了，希望大家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定在这样一个时间来“还债”？史玉柱认为，“我是有压力的，2000年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我就说过要在春节前把钱给还上，但是后来考虑到可能会对老百姓过春节造成不好影响，才改成了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由此，巨人史玉柱还钱的报道在各种新闻媒介上铺天盖地。一些网站还为此开辟专栏讨论史玉柱还钱之举，数百网友对史玉柱本人作出各种各样的评价，而多数人对其能够跌倒了再爬起来表示钦佩，并对史玉柱欠债还钱的行为给予正面评价——“史玉柱是真正的巨人”，“真正的英雄”，“是条汉子”。
还款行动开始后，两周内“90％的人找到了，来把钱拿走了。这里面有部分是一次性的，一部分是100％的方案，一部分是70％的方案。75％的人选了100％的方案，要分两次付，年底还要再付一次，这部分大概还涉及到2000万元左右。”史玉柱说。
2.“背着污点做不了大事”
2001年2月9日，当民间对史玉柱还钱举动议论愈演愈烈，争辩不绝于耳之时，史玉柱接受了《北京青年报》专访，在这篇以《我想站起来，背着污点做不了大事》的长篇专访中，史玉柱正面回答了各种媒体上对他的种种报道和议论：
记者：你斥资上亿回购楼花还款百姓的事情炒得非常热闹，请问：还款百姓，究竟是善举还是为自己的公司、为自己树立良好的信誉形象？
史玉柱：我觉得两者不矛盾，是统一的，我不讳言两者都有。近日，经济学家发言批评我：你巨人公司没有“有限责任”四个字，说明你是个无限责任公司，你史玉柱本来就该还钱，没什么好宣扬的。我觉得很可笑，这位经济学家不懂“法”。1992年，巨人公司注册时还没有《公司法》，没有有限、无限责任之说。按照他们的观点来说，这钱你史玉柱本来就该还，逃都逃不掉的，你应该把本、息一块都还上，几年来造成的经济损失还上，精神损失也应该补上，我史玉柱个人借款1个多亿还老百姓的钱，还钱还成罪人？媒体如果总这样，我没办法，我无话可说。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觉得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那段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刻骨铭心的经历。段永基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成功经验的总结多数是扭曲的，失败教训的总结才是正确的。
记者：为什么要还这些你本来可以不还的钱？在这个时代，这看上去太古典了。
史玉柱：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将来还是要做大事的。……背着污点做不了大事，谁都会说：“这个人把公司搞得一塌糊涂，欠老百姓钱也不还。”这样的话你将来什么事都干不了。
记者：就是说道义之外，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考虑。
史玉柱：一举两得。我尽了我应该尽的职责了，社会责任我尽到了，对我将来发展有好处，眼前我好像吃亏了，1个多亿现金我付出了，但是这个回报我觉得不止1个亿。
3.是炒作还是信誉？
外界对史玉柱还债之举一直议论纷纷，那么他究竟是一次精心的炒作，还是个人信誉使然呢？凭借还债和对巨人集团失败的反思，史玉柱的确在公众心目中重塑了自己的形象。但是，2001年的中国媒体已经不是巨人集团时代的媒体了，在这个时代，不论是媒体的市场化压力还是舆论监督意识的复苏，都决定了2001年的媒体不可能像数年之前那样，对一件事情采取完全一致的态度。这个时候，社会各个阶层利益分化已经影响到了媒体对于具体新闻事件的立场。因此，在史玉柱备受央视青睐的同时，另外一些媒体却对此提出了质疑。
《中国青年报》采访了部分巨人大厦的债权人，引述这些债权人的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史玉柱别把自己扮成救世主，他的债根本没还清。”“既然史玉柱承认收购楼花是他的还钱行动，那他为什么不真正承担责任，按照当初的契约兑现？退一万步说，按照人民银行的这份文件，史玉柱至少也得按3年期银行储蓄存款利率按实际天数退还本息。现在的做法，完全是耍了一招金蝉脱壳，逃避大量的利息。”对于史玉柱在媒体上频频接受专访，声称要在2001年2月15日之前彻底还清百姓的钱，也有债权人表示：“首先他连本金都没还清，60％的大头我们都没拿到。再说了，他想站起来，不把屁股擦干净行吗？”
《中国青年报》由此得出结论：“老百姓虽然说的是气话，但仔细想想也不无道理。联想到近期史玉柱要做大以及借壳上市的种种传闻，此次还钱行动实质上是史玉柱回购信用、继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
《光明日报》也发表文章，认为史玉柱还债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法律不完善而出现的怪现象。“香港一个著名金铺的老板不久前破产，除了被规定几年内不能再开公司以外，他的生活水平也一落千丈，处处受到限制，不能住酒店，不能坐出租车，连上好一些的酒家吃饭也会被人控告。如果以这样的法律标准来要求史玉柱，他所做的有良心的事，便是‘非法’得来的。相比之下，我们的法律还是比较‘宽容’的。也许正因为此，不少老板们在创业的过程中就少了许多对投资者、对股东的责任心，少了许多对责任的认真。”
《英才》杂志则更为直接地认定史玉柱还债是一石二鸟之计：“在中国，一个信誉好的企业上市都很困难，一个信誉不好的企业能上市吗？”包括用“借壳”的方法。史十分看重上市，他说自己随时准备12个月破产，股市圈来的钱当然可以不还，谁还敢买他的股票？史专门成立了‘士安公司’，其使命就是收购楼花，据说珠海巨人大厦的地价已涨，用当年本金的80％左右收回并不吃亏。如此，这真是名利双收、一石二鸟。”
“史玉柱说：‘一举两得。我尽了我应该尽的职责了，社会责任我尽到了，对我将来发展有好处，眼前我好像吃亏了，1个多亿现金我付出了，但是这个回报我觉得不止1个亿。’史这番话貌似真诚，其实仅仅说对了一半：他不吃亏，产出比投入多，现在看来，还债的钱简直可以说是利润丰厚，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惊人效果。”
（英才）也采访了巨人大厦的债权人，文章写道：“当对史王柱的个人专访铺天盖地之时，当众多媒体对此次还债行动大加赞誉之际，一些普通债权人在含泪诉说，却给人另一种不同的感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向工作人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犹豫了半个多小时之后，仰天长叹一声：‘算了，大老远地赶来，也只能这样了！’然后，双手颤抖着从随身的小包里摸出了稍稍泛黄的契约和各种证明、文件，前去兑换自己总额8万元中的40％。老人无奈地笑笑说：‘史玉柱真是聪明，无论哪种方式，都让你既不甘心，又不得不做出选择。因为他也知道，老百姓实在是等怕了。’”
文章最后总结：“中国的商业信誉毕竟太稀缺了！即使史玉柱只拿出了‘半拉’，我们还是应该以宽容之心待之，否则，普通的中小投资者岂不亏得更多，但是，吹捧和‘炒作’大可不必。”
甚至《人民日报》也对史玉柱的还债之举提出了疑问：问题一：收购巨人大厦在内地发售的楼花是道义之举，还是炒作行为？
2月3日，史玉柱通过一家上海报纸说：老百姓的钱，我一定要还，现在是我还钱的时候了。
根据媒体消息，收购珠海巨人集团在内地发售的巨人大厦楼花或（契约）约花费了4000万元，而据史玉柱透露，他和一班旧部创办的保健品“脑白金”，一年的销售额就有10多个亿。按照保健品行业的特点，可以推算出每年“脑白金”在广告上的投放资金之大（史玉柱在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中称，当年珠海巨人集团单是一个系列产品的广告费就是15亿元）。4000万元跟这笔全年的广告投入相比，并不算是很大的数目，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次较大规模的品牌推广。
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目前国家关于企业广告费不能超过销售额2％的规定已经实行，这对于靠广告投入支撑牌子的保健品行业将带来很多影响。因此，人们对于此次收购巨人大厦楼花的行动抱有一些疑虑也属正常。
问题二：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还清老百姓的债务，才迟迟未让珠海巨人集团破产，还是另有原因？一位嘉宾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说：“其实，这些钱史玉柱完全可以不还，因为从法律角度看，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只要把‘巨人’申请破产，个人就无须承担偿还的责任。”而据《新民晚报》报道，史玉柱承认当时确实递交了破产的申请，后来又主动撤回了，因为“作为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家，感到还必须承担一份社会责任”。
据历年的新闻资料显示，当年巨人大厦在香港和内地发售的楼花和《契约》牵涉的利益面极广，珠海市政府对这个影响一方稳定的重大遗留问题非常关注和重视。如果珠海巨人集团欲一“破”了之、逃避债务的话，不可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批准。那么，人们的问题是，到底是因为道义和责任感没有采取破产手段，还是想破却没有破成呢？
问题三：既然珠海巨人集团没有破产，也没有公开的法律程序显示它把经济债权债务处理权委托给了某家企业，那么，如果我是当年参加集资购买巨人大厦楼花的一个业主，可不可以选择不和这个凭空冒出的“士安”公司了结债务，而坚持要向“珠海巨人”讨个说法？
1月30日，珠海士安公司在《珠海特区报》刊出公告，分两种方式收购——一种，以实际付款金额的100％收购，先支付40％，今年12月支付剩余的60％；另一种，以实际付款金额的70％一次性支付。
有人说，如果按照“欠多少还多少”的道理，这笔债务光是算上银行利息数目可能就要翻上一倍，这还不算当年契约中规定业主应该享有的种种优惠。由此可见，媒体报道珠海还债现场大多数人“没好气”的反应是很有道理的——细细算来我已经吃了不小的亏并且亏了那么多年，难道还要我对这笔历史旧账感恩戴德吗？那么，如果有业主坚持要求索取全部的利益损失，并运用法律手段向尚未破产的珠海巨人集团讨个说法，“巨人”该如何应对？从这个角度看，史玉柱在二次创业经历中隐姓埋名、只肯挂个“策划总监”等种种低调行为，是否与此也有所关联呢？
问题四：一个有序、规范发展的现代企业，一个经历过挫折磨难而成熟的现代企业经营者，应该怎样理智地看待传媒的社会功用？应该和媒体建立怎样的健康关系？当年是媒体对准巨人大厦“扣动了扳机”吗？
北京一家报纸对史玉柱进行的专访透露，史认为当前媒体的强势宣传令他感到有点害怕，“枪打出头鸟，那个扣动扳机的人就是媒体。当年我们（指珠海巨人集团）的净资产还有两个多亿，媒体一说我们破产了，一下子这个公司就运作不了了……我本来身体虚弱，你突然一下子把我的鼻子和嘴巴捂住了，我休克掉了。”
当年巨人大厦陷入烂尾困境之时，国内众多媒体确实对巨人集团的经营状况作了集中的曝光和思考。虽然这当中不排除极少数哗众取宠的失实报道，但大多数媒体对巨人集团迅速由盛转衰进行的反思是严肃负责的，至今仍然值得中国的企业界借鉴和警醒。如果说要负责，那也是个别媒体对当年巨人集团危机四伏却视而不见、一味吹捧其经营业绩的“捧杀”责任，何以把绝大多数的严肃报道认为是一种“扣动扳机”的举动呢？
《人民日报》最后质问：“按理说，二次创业、卧薪尝胆的艰辛经历已经使得史玉柱能够正视当年的挫折和失败，也能够正确看待现代企业和现代传媒二者间的关系。媒体实施正当有效的社会监督功能，企业创造健康规范的社会财富，二者相互独立而不是相互利用。何以此次关于‘巨人试图东山再起’连篇累牍的报道中间，竟然仍能嗅到一点‘利用’的味道？”
对于媒体连篇累牍的质疑，经历过巨人集团危机的史玉柱已经成熟了很多。他没有置之不理，而是采取了主动回应的办法，将媒体的疑问一一予以澄清：
其一，“有报道说：从法律的角度，我史玉柱就应该承担所有的债务，这次还钱是一个炒作。他们认为过去巨人集团的名称里没有‘有限责任公司’字样。我想澄清的是，巨人是1992年注册的，当时还没有公司法，所以不存在‘有限责任公司’。到了1996年，我个人从当地政府手里把这个股份买了过来，后来它就是一个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只有3000万，进入破产程序我的确可以只承担有限责任。”
其二，“我在国内收购楼花有两种方式供卖家选择：一种按原价100％收购，两次还清，一种是按70％收购，一次还清。有报道称，绝大多数人都采用了70％这个方案，这个不是事实。实际的结果是，到昨天为止，75.2％的楼花持有者选择了100％、两次还的方案。”
其三，“说我这次重新创业是把过去的巨额资产转出来了，带走了很多钱，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我们没有带走一分钱，反而是后期我为了发工资之类个人负了400万的债，然后个人顶着这个债重新开始。”
其四，“巨人大厦的确现在如媒体所说，那块地在大幅升值，那边的路修通之后到澳门也很方便，一家媒体就说我用这种收购的方式，用70％的价格就把这些钱拿过来了，地又升值了，我赚了很多。实际上前面我见记者的时候已经承诺过这件事，这部分我是收购过来了，但是我自己一分钱不留，我是全部把它捐出来，然后配合原有的资产去处理法人债务，我对法院、对其他那些债权人的法人债务都已经有这个承诺。”
所以，“还债事件”在史玉柱是必须这样做的，否则无法在商界立足、做大，而炒作之论，倒更像无心插柳柳成荫。
第七节信誉——巨人的无形资产
没有信誉的企业，可能会在某一时一刻获取意外的财富，但从长远来看，他们将寸步难行。没有人是傻子，没有人心甘情愿的让你骗，就像你也不希望被别人骗一样。史玉柱在中国受人尊敬的原因，跟他重信用、讲信誉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史玉柱是值得尊敬的企业家之一。巨人史玉柱与史玉柱的巨人集团同样是中国企业界的传奇。“巨人大厦”可以说是史玉柱一段人生历程的坟墓，但也可以说是他重新走向辉煌的“纪念碑”。我们这个时代太缺少史玉柱这样视信用为生命的企业家，而巨人的再次崛起也为中国的企业界树起了一个榜样。
巨人公司曾经一度名扬海内外，1997年，众星捧月之下，设计方案达70层的巨人大厦“应运而出”，这给巨人公司带来巨大的资金负担，成为“巨人”骤然倒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当时由于史玉柱把一些楼花向社会销售，在巨人关门之后，这些楼花便“烂”在许多大小业主手里。
当年“巨人”倒下的时候，史玉柱曾许诺“赚钱后第一件事就是还债”。史玉柱“消失”后，不断寻找机会，他看好上海良好的创业环境，带领一班旧部辗转来到上海，于1999年注册建立生产保健类产品的生物医药企业上海健特公司，卖起了脑白金。当具备了还钱的能力后，就委托珠海市士安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珠海巨人集团公司在内地发售的巨人大厦内地楼花或《契约》，按百分之百全部兑现，大致近5000万元人民币。可见，在史玉柱站出来说话之前，他所有的努力的首要目的就是还钱，支持他走过那段人生沼泽地的信念之一就是守信：对老百姓的承诺一定说到做到。
社会信用的建立，商界信誉的养成，这些需要大的制度环境、法律环境。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之中，借钱不还在少数人眼里似乎已经是天经地义，“骗不如贷，贷不如不还”也已成了他们的逻辑。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中，史玉柱的行为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因为在法律上，只要巨人集团宣布破产，它所有的债务都与史玉柱没有关系了。
正如前面所说，史玉柱没有这样做，而是主动地站出来，向公众承诺：欠你们的钱，我一定要还。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史玉柱还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自己与企业。毕竟在这个社会里，诚信的力量仍是不容忽视的，它让失信者必须付出代价，才能重新立足。但是，这种行为是一种合理的利己主义，在失信现象普遍存在的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史玉柱还上欠老百姓的钱了，史玉柱可以心安了，巨人重新崛起了，但这一连串的事件都留给我们长久的思考。就中国目前的现实而言，一个企业能否在市场经济中搏风击浪，关键是有一个好的企业家，而一个好企业家必须是诚实、守信、有社会责任感，这样的企业家才能刚柔并济，乘风破浪，成就大业，这已为无数企业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所证明，这就是史玉柱的留给我们的启示。
是的，史玉柱付出了一个多亿，但他的回报远超一个亿。他代表的是巨人。巨人的无形资产由他这一还钱行为迅速飙升，价值自然不仅仅是数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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