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美主义的诅咒

    明帝国初建的14世纪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时刻，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退步了。

    在很多年前的中学课本上，我第一次读到了《桃花源记》，在优美的字里行间，深深陶醉于陶渊明所描述的那个宁静而悠远的世界，人们与世隔绝，男耕女织，不知魏晋。

    很多年后，我才渐渐意识到陶先生所描述的是一个多么封闭而窒息的世界，或许也正从那时开始，中国人渴望“背对世界”，自我封闭，不追求社会的进步。而所谓的男耕女织，又是一个多么具有隐蔽性的唯美主义的诅咒。

    在真正的中国历史上，试图把陶先生的理想变成现实的人是明代的皇帝们。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坦荡开放的中国成为一个闭关锁国、碎片化的社会。

    钱穆曾说，“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此论颇有深意。明帝国初建的14世纪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时刻，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在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了西方。

    而在东方，从皇帝、知识分子到草民百姓，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一历史性的变局。在这里，成熟的农业文明正达到前所未见的繁荣高度，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历经千年打磨而趋于精致。钱穆便说：“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

    退步的最大特征是保守。

    当汉人从蒙古人手中重新夺回统治权柄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不再让其旁落。于是，这成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在治国策略上，一切以内向孤立和向往静止为治理目标，而其手段则必然是自我封闭。

    一切求稳是一个政治诉求，而非经济概念，它几乎是中央集权制度追求的唯一目标。这个背景下的政权，担忧的东西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的最可靠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温饱而民间财富则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格局。一个能够“闭门成市”的国家，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于是，自宋代之后日渐奉行的大陆孤立主义终于在明代找到了现实的落脚之处。从15世纪之后，在长达400年的漫长时间里，中国成为一个不再进步的、超稳定的小农社会。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自宋代王安石变法之后，帝国的治理者已经找不到经济体制变革的新出路，于是通过推广男耕女织的民生方式，把整个社会平铺化、碎片化。社会组织一旦被平铺，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从而失去了与中央集权对话的力量。

    这样的治国策略在明代看上去是成功的。黄仁宇论述说：“由于这些条件，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它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

    黄仁宇所谓的“替代的对手”仅仅是站在竞争的角度观察，而如果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又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新的替代者继续延续明帝国的模式，让社会在静止的、超稳定状态下缓慢地前行；其二，则是出现一种根本性的、新的制度将之彻底地推翻并更换之。这两种状况后来都发生了。第一次替代出现在1644年，而第二次则出现在遥远的1911年。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600年前的南中国海

    在海洋文明到来的前夜，早慧而拥有先进技术及强大区域领导优势的中国，以坚定而骄傲的自闭方式拒绝参与。

    近期，中国的周边不太平，尤其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南中国海地区提出了领海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南海危机”。唐宋以来，中国与南亚诸国的互动频繁，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今天的专栏，说说明朝时候的旧事。

    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随着蒙古帝国的瓦解和元朝的灭亡，中国与欧洲的陆地联系中断，欧洲尚未强大，明帝国成为东方最为强大的帝国。明朝皇帝习惯将海外各国视为藩属，将其与明朝的外交活动称作“朝贡”。在外交政策上，明朝以“厚往薄来，怀柔远人”为宗旨，热衷于政治上万国臣服的独尊。

    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明朝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第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第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进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第三，多元化前提下的文化认同，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

    由滨下武志的研究可见，在15世纪初前后的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政治与经济联盟，这也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若没有欧洲人的强行进入，这又是一个超稳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朝贡制度的影响下，不同地区的人形成了相同的奢侈品品味，各国商品的品质标准也趋于一致。所以，当欧洲人进入到这片领域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特别的优势，甚至在一开始，仅仅是一些好奇而充满了崇敬之心的采购者。

    在这个稳定的东亚秩序中，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互动尤其密切。明成祖年间，大太监郑和的七下西洋，庞大舰队所呈现出的军事实力和商品丰富进一步巩固了明帝国在南亚地区的宗主国地位。朱棣在委派郑和出洋的同时，在京城设立会同馆以待国宾，还设四夷馆，专掌翻译各国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这一国际联盟维持了将近100年的时间，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它的松散与瓦解，正是亚洲与欧洲实力陡转的关键所在。而让人无比叹息的是，对其的率先破坏者，竟是明帝国自身。

    历史的转折时刻出现在1492年。这一年，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次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郑和历次航海留下的所有官方文档均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毁。据《明律解附例·附录》记载，朝廷在1585年甚至发布过一道命令，声称谁要建造双桅杆以上的船只，就视同叛乱，处以死刑。中国人在造船技术上的进步从此戛然而止。

    也是在1492年的8月，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带着西班牙国王给中国皇帝和印度君主的国书，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

    在西方史学界，1500年往往被看成是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描述的，“16世纪初期，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制之害。”他还曾用充满了吊诡的笔调描写中国的闭关锁国：“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与悲剧的意味。在海洋文明到来的前夜，早慧而拥有先进技术及强大区域领导优势的中国，以坚定而骄傲的自闭方式拒绝参与。后人读史至此，莫不掷书而起，面壁一叹。

    从明代的一张富豪榜说起

    历代治吏以明朝最为严酷，然而历代官员之富又以明代为最。应该说，明代官员将权贵工商业发展到了极致。

    1560年前后，嘉靖年间，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曾评点天下富豪，共列出十七位“首等富豪”，相当于是一张“嘉靖富豪榜”，从中颇可以读出当时财富的分配状况。我白话翻译这则典故，大意如下：

    严世蕃积累的家产超过百万两白银，常常宴客达旦。他曾与密友屈指排列天下富豪，被列入第一等的共有十七家，最低标准是家产五十万两白银，其中包括：他自己、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都督陆炳，还有京师的一位叫张二的锦衣卫官员，他是太监黄永的侄子，除了这些人之外，还包括三个晋商，两个徽商，以及贵州的土司和无锡两个分别叫邹望和安国的大商人，他们的资产，一个将近百万，另一个超过五十万。

    从严世蕃的嘉靖富豪榜中可以读出这些信息：十七个首等富豪中十位是官员，其中有官僚、宗室、军阀、太监和土司；拥有官商特征的晋商和徽商占到五席，凸显其显赫的财富地位；无锡的两位富豪是大地主——据地方志记载，邹望有土地30余万亩，安国“以居积致富”。

    也就是说，财富的分配彻彻底底地向三个方向倾倒：官权、特权和土地。一个最具讽刺性的事实是，历代治吏以明朝最为严酷，至少在“文件”上是这样的。

    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是个很特别的皇帝，他的治国策略只有两个字，俭和严。所谓俭，他痛恨富人，视之如国贼。洪武初年，他甚至颁布法令，规定商贾之家不许穿戴绸纱，不过，由于执行难度实在太大而不了了之。所谓严，就是实行很严格的法律来惩治贪官污吏。根据明初法令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官员如果贪污达到六十两白银，就会被处以扒皮的酷刑，朱元璋下令把各州府县衙门的土地庙作为剥皮的场所，俗称皮场庙。

    贪污者要被扒皮示众，还有比这更严酷的法令吗？然而可笑的是，历代官员之富又以明代为最。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说：“权贵工商业形态虽然是汉代以后两千年间始终沿袭不替的传统，但是它竟然发展到如16世纪前后这种烈火烹油一般的炙盛程度，这却是前代制度环境下所难以实现的。”

    到底怎样的景象才算得上是“烈火烹油”？举个例子：盐务专营是历代王朝的基本经济政策，历代都不敢掉以轻心，特别是严禁权贵染指。可是在万历年间，这个规矩也被败坏了。《明史·诸王·五》就记载了万历之子福王开盐店的故事。

    福王朱常洵是万历最喜欢的三儿子，为了把他立为太子，万历与朝廷众臣常年对峙，后终因反对汹汹，而不得不把他分封到河南洛阳。万历为了补偿他，先是给了他两万顷良田，然后把没收的前首辅张居正的家产也都给了他，接着又把江都到太平沿江的杂税和四川的盐税、茶税也给了他。然而，福王还不满足，请求每年再给他一千三百引（每引为两百斤）淮盐，由他在洛阳设店销售，万历竟也爽快答应了。河南地区原本吃的是河东盐，福王获得淮盐专营权后，下令河东盐一律不准销售，把运营上百年的盐政一举扰乱。河东盐销量锐减之后，与之挂钩的军需边饷也没了着落。朝臣向万历上奏，希望改赐福王河东盐，而且最好不要与民争利，万历不准。

    国营事业的权贵化是专制政体下的必然趋势，不过在明代之前，权贵大多以贪污、与盐商勾结等方式获利，到了福王开盐店便已是公然的化公为私了。

    明朝的正史之中甚至有皇帝开妓院的记录。《明史·齐之鸾传》记载：1516年冬天（正德十一年），正德皇帝在京城的西边开了一间喝花酒的娱乐中心，齐之鸾上书说：“最近听说开了一间花酒铺子，有人说皇上将亲自驾车临幸，也有人说朝廷靠它获取利润，陛下贵为天子，已经富有四海，怎么还想要赚这样的倡优之钱？”

    亲王设盐店，皇帝办妓院，这样的示范之下，各州府县衙门前的皮场庙便成了最最残酷而可笑的摆设了。

    爬满了虱子的“盛世”绸缎

    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这所谓的盛世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一个词——“盛世”。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10个皇帝。位居二、三、四位的康熙、雍正和乾隆在位138年，占了清朝的一半，这段时期被称为康乾盛世。

    盛世的标志有三：一是人口迅猛增加，清朝初建时全国人口约在1亿到1.2亿之间，乾隆晚年时已超过了3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康熙去世时，国库盈余有800万两白银，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000万两；三是百年太平造成民间生活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突破。民国学者傅斯年曾对此有深入研究，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康乾盛世无非是这一周期的再次重演。如果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西方史上，17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英国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称之为“天才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出现了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牛顿、费马尔、莱布尼茨、帕斯卡尔等天才级大师，他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集体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

    在科学启蒙的推动下，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其后的一百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新的生产力像地下的泉水，突然喷涌出来。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与西方相比，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清朝的皇权越来越集中，在对外关系上，清代的海禁政策也比明朝更为严厉。对于社会精英，清代的政策是全面压制，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天下文人战战兢兢，无所适从。

    如果说，在15世纪的明代中期，徐光启与利玛窦还能在科技知识上进行平等的对话，那么，到了康乾年间，中国学者已经无法与西方分庭抗礼，双方完全处在两个无法沟通的知识和话语体系之中。金观涛和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一书中对这一现象进行过研究，他们分别绘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从这两张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到了15世纪之后，中国的增长曲线呈现长波段的水平停滞状态，而西方则进入爆发性增长阶段。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的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官方访华使团到达了中国，团长是马戛尔尼爵士。一开始，英国人对这个神秘的国度充满了景仰和好奇，他们相信中国就像《马可·波罗游记》中那样黄金遍地，人人都身穿绫罗绸缎。可是，呈现在面前的景象却让他们大为吃惊和失望。使团中的约翰·巴罗等人详尽地做了日记，这就是流传至今的《英使觐见乾隆纪实》一书。

    正是这本书中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日后广为人知：“这个政府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统治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马戛尔尼的结论充满了因反差过大而形成的偏见，不过，他确实看到了一件硕大无比、名为“盛世”却爬满了虱子的华丽绸缎。

    假如乾隆遇见华盛顿

    两个同在1799年去世的人身上的现代性实在相差太大。大而言之，这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性。

    如果我陡然这么一问，你一定会犯个嘀咕，不知道怎么回答。乾隆与乔治·华盛顿，一个留长辫子的古代皇帝，一个穿西装的美国总统，他们怎么可能碰到一起呢？

    但糟糕的是，这真的不是一个与穿越有关的问题。乾隆与乔治·华盛顿是同时代人，而且都是在1799年去世的，乾隆死在年头，华盛顿死在年尾。

    为什么你会有穿越的感觉？道理其实很简单：他们两个人身上的现代性实在相差太大了。大而言之，这也就是两个国家的现代性。

    大清帝国前后延续了268年，总共有10个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在位的100多年被称为康乾盛世。然而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17世纪中期以后，历史开始跑步前进。其后的100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工农业产量成百倍、成千倍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与西方相比，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清代的皇权专制尤胜于明代。明王朝取缔了宰相制度，集独裁于皇帝一身，不过它还有内阁制，大臣尚能公开议政。而到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内阁，将一国政事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皇家私权压抑行政公权，无复于此。

    对于社会精英，清代初期的政策是全面压制。入关不久的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就下令在全国的府学、县学都树立一块卧碑，上面铭刻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有清一代，皇帝多次大兴文字狱，使得天下文人战战兢兢，无所适从。

    1799年，就在世纪交替的前夜，88岁的乾隆在紫禁城养心殿安祥驾崩了。乾隆留给儿子嘉庆两个重要的“遗产”：一是百年康乾盛世的巨大光环，二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贪官、也是当时的全球首富和珅。

    和珅是乾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也是空前绝后的贪污高手。乾隆驾崩的15天后，嘉庆就以“二十大罪”，把他给赐死了。嘉庆查抄和家，共得令人惊诧的8亿两白银，当时清廷每年的税收约为7000万两，和珅的财产竟相当于十多年的国库收入。

    一个人，既是国家的首相，又是国家的首富，大抵是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恶质时期才可能出现的超级怪胎。和珅是史上最典型的“双首”样本。“双首”人物的出现必基于两个前提：第一，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权钱交易的土壤相当丰腴；第二，贪污必成制度化、结构性态势，整个官吏阶层已朽不可复。

    在地球的另一端，乔治·华盛顿去世的时候，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遗产。他领导了一场独立战争，让北美地区摆脱英国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本有机会做一个皇帝，至少是终身制的独裁者。可是，他却选择当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并在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续任。他主持起草了《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后一部文件中，起草者宣布，制定宪法的目的有两个——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基于这个目的，国家权力被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

    在1799年，乾隆的名声、权力和财富都远远大于乔治·华盛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演，不同的遗产让他们在历史的天平上获得了新的评价。

    如果乾隆与华盛顿真的见面了，我估计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如果谈三权分立，他们会打起来；如果谈文字狱，他们会打得更凶。

    闭关锁国的伤痛

    从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使明帝国日益强盛。然而，1492年，明朝廷下令“闭关锁国”，使中国走上衰落的道路。

    去无锡讲课，顺道去了附近的太仓，目的只有一个，参观郑和纪念馆。今天的太仓是一个富足、宁静的江南小城市，而在600年前，这里却是无比喧哗的“六国码头”，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从这里启航的。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保，云南回族人。少年时就随燕王朱棣起兵，因功赐姓为郑。1405年（永乐三年），他受朱棣委派远航南太平洋地区。在随后的28年里，郑和先后七次出洋，史称“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远洋活动。《明史》记载，此次行动对外宣称的理由是宣示国威，实际上是寻找失踪的明惠帝。

    郑和第一次出洋的随员共有27000多名，舰队共有63艘大船，由设在太仓的苏州府船场所制造。其中，最大的旗舰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折合现今长度为长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可载千人，船上九桅可挂十二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船上配有航海图、罗盘针。这艘“海上巨无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可见中国造船技术之先进。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诸位在历史书上都一再读过，我就不再絮叨，仅从区域经济史角度给大家解读一下。郑和的远航行动表明中国在当时的东亚和南亚地区建立了以朝贡为特征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合作体系。

    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明帝国成为东方最强大的帝国。明朝皇帝习惯将海外各国视为藩属，将其与明朝的外交活动称作朝贡。根据《万历明会典》的记载，被明朝认定为朝贡国的国家包括“东南夷”六十二国——含朝鲜、日本、安南（越南）、锡兰（斯里兰卡）等，还有“北狄”的鞑靼八部、“东北夷”的女真二部、“西戎”的七十二国——含吐蕃（西藏）等。

    根据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研究，明朝主导下的东亚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第一，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第二，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进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第三，多元化前提下的文化认同，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

    由滨下武志的研究可见，在15世纪前后的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政治、经济联盟，这也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它同时表明，中国与周边各国不存在武力征服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共荣体系。若没有欧洲人的强行进入，这又是一个超稳定的国际秩序。郑和七次远洋，其实是对这一联盟内的“东南夷”南部诸国的一次大规模巡检，庞大舰队所呈现出的军事实力和丰富商品进一步巩固了明帝国在南亚地区的宗主国地位。

    这一国际联盟维持了近一百年，从世界史角度来看，它的松散与瓦解正是亚洲与欧洲实力陡转的关键所在，让人叹息的是，率先破坏这一体系的，竟是明帝国自身。

    历史的转折时刻出现在1492年。这一年——也就是郑和首次下西洋的80多年之后，明廷下令闭关锁国，沿海人民从此不得与来华的番船交通贸易；第二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郑和历次航海所留的所有官方文档均被兵部尚书刘大夏下令烧毁。从此，太仓衰落，泉州衰落，中国日薄西山。

    也是在这一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了。钱穆在讲述明史时说：“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中国则退步了。”

    走出太仓的郑和纪念馆，心里唯一的感叹是，一个国家要进步，最做不得的事情是闭关锁国——任何形式的闭关锁国都是倒退。

    最快高铁=现代国家？

    中国百年来上下求索追上先进国家的捷径，可谓可悲而多曲折，问题在于始终没有把握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微妙关系。

    之前写过明朝的郑和下西洋，这回再继续说说明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那就是在16世纪前后，中国到底有没有跟西方一样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在正统史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是萌芽自发论。早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围绕这一著名的论断，中国学者用众多史料证明“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和西欧几乎是同时出现的”。

    在西方学界，也有人对这一观点予以应和。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彭慕兰教授及他的同事弗兰克、王国斌等中国史专家形成了加利福尼亚学派，以反对欧洲中心论而著称。2000年，彭慕兰出版《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认为：至18世纪以前，在“重要日用品市场及生产要素市场的广度及自由度”上，中国经济制度与欧洲并没有根本区别，而中国所以没有能够走上类似英国工业式的发展道路，主要是因为不具备英国那样地理位置优越的煤矿、以及不具备能够提供棉花、木材、谷物等集约产品的殖民地。彭慕兰因而断定：“那种认为中国或是由于人口压力，或是由于社会所有制关系的性质而闭塞并极为贫穷的观点，如今在我看来完全处于守势地位。”

    与上述观点形成鲜明对立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中国学者中，最早对“萌芽自发论”提出异议的是顾准。他在1954年就反思说：“我们有些奢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的人，忘掉了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法权体系……资本主义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顾准之后，海外的黄仁宇、赵冈、费维凯等也从各自的专业方向认定，在明代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萌芽，而且在高度专制的皇权制度之下，绝无这种可能性。

    在这场争论中，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观点比较折衷，他认为明清两代的中国肯定已经出现了市场经济，但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他认同明代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并不落后，但在社会制度上没有进步。

    学界观点如此对立，主要原因是学术立场不同。萌芽自发论及加利福尼亚学派以物质文明发展为立论基础，认为“经济基础会自动决定上层建筑”，而顾准、黄仁宇等则把考评重心放在法权制度建设上，认为没有社会制度上的决定性突破，经济制度的变革都不可能发生质变。因出发点不同，双方的结论自然南辕北辙。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突然问一个问题：绕那么大老远说一段明朝的事情与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有的。

    当前思想界有一个与此非常近似的话题：现代化与现代性有什么区别？换而言之，刚刚晋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满街都是高楼大厦、拥有全世界跑得最快的高速铁路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有人回答是：我们也许已经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但我们的现代性还非常不足。他们是这样区分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现代化涉及技术、装备、城乡基础等硬件进步；现代性涉及观念、价值和制度等软件以及普世价值的演变。

    与此相关的结论则是：中国百年来上下求索追上先进国家的捷径，可谓可悲而多曲折，问题在于始终没有把握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微妙关系，不是以强调革命化代替现代化，便是以改头换面的封建性或民族虚无主义代替现代性。

    这个话题看上去非常沉闷，似乎很有点深奥，不过，它在这些年的思想界非常热，而且，我觉得年轻朋友们颇有点知道、并且有空想一下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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