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汴梁到比萨有多远？

    从汴梁城到比萨城，到底有多远？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走到。

    去年深秋到意大利北部旅行，那里的人说你必须抽出一点时间去一趟比萨城。那是一个非常优雅宁静的小城，距离佛罗伦萨1个多小时的车程。到了那里，便跟所有的游客一样，直奔比萨大教堂，排队去仰望那个非常著名的比萨斜塔，它已经维修了整整10年，到了快收尾的阶段。我跟一群五颜六色的人站在下面，想象一下500多年前，伽利略在塔顶往下扔两个铁球的情景，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车子离开的时候，想起比萨城的另外一则往事。

    1085年，就在这个当时只有1万多人的小城里，出现了中世纪之后的第一次自由选举，比萨市民通过公开选举的方式，选出了管理城市的执行官，当时称为理事。在欧洲近代史上，这意味着自由城市的诞生，是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11世纪开始，大量失地的欧洲农奴纷纷逃离封建领主所控制的城堡庄园，来到没有人身管制的城市。根据当时的欧洲法律，他们只要在城市里居住满1年零1天，就可以自动地成为“自由民”。

    城市自治是商业自由的土壤，自由成为新生的市民阶级的合法身份，他们在这里经商，并尝试着建立自治机关，比萨城的自由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从此，意大利全境逐级进入城市分治的时期。

    在这些独立的城市里，工商业者作为新兴成长的阶层顺理成章地控制了城市经济，进而逐渐掌握了管理市政的政治权力。到12世纪时，旧的世袭贵族已经失去了政治势力。1215年6月，英国国王与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贵族们签订了《大宪章》，该文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君主的权力。根据《大宪章》第61条的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法律事件，从此，“权力被关进了笼子”。14世纪末，伦敦商人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市的运转，市长只可由12个大行会里选出。

    具备了契约关系的城市自治权的确立，是欧洲走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性路径，而这一切发生正是从比萨选举开始的。

    话说1085年，就在比萨市民热热闹闹地选举执行官的时候，地球上最繁华的城市是东方的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它拥有100万的市民人口，规模、繁荣非任何欧洲城市可以比拟。这一年，宋神宗去世了，他支持的“王安石变法”眼瞧着走到了尽头。

    如果当时有报纸，让宋人听到比萨的选举新闻，那一定是不可思议的。

    相对于欧洲的这些新变化，宋代中国尽管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商业也最繁荣的城市集群，但其在法治建设上却开始落后了。在欧洲所出现的“自由民”、“自治城市”等法权思想，对于强调中央集权的中国而言，是根本没有萌芽的土壤。梁启超在《中国文化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各国，多从自由市扩展而成，及国土既恢，而市政常得保持其独立，故制度可纪者多。中国都市，向隶属于国家行政之下，其特载可征者希焉”。

    一个名叫谢和耐的法国学者曾认为，宋代已经出现了“中国近代曙光”。不过他又说：“这种在欧洲和远东同时表现出来的突如其来的经济活力的增大，却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在欧洲，由于划分成了众多的辖区和政权，商人阶级便足以自我维护。凡此种种都对西方世界的未来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中国，尽管有了如此规模巨大的发展，但除去商人赚足了钱以外，却什么都没有发生。”

    从汴梁城到比萨城，到底有多远？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走到。

    日本人为何以“边境人”自居

    因为是边境人，因为“世界的中心”不在我这里，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便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最喜欢研究自己的国民性，大概就是日本人了。

    在当今的日本，正流行一个新的国民称谓，他们管自己叫“边境人”。学者冈田树在去年出版了一部薄薄的《日本边境论》，他在书中是这样下定义的：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所有的高等文化都是其他地方创造出来的，因为作为世界中心的“绝对价值体”不在自己这里，所以，日本人总是基于这种距离意识来决定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冈田树举了很多事例以证明边境人意识的存在。比如文字，日本列岛原本是一个只有声音而无文字的社会，后来汉字传入日本，日本人根据汉字发明了两种类型的新文字。然而有趣的是，外来的汉字被称为“真名”，而日本人自己发明的文字则被称为“假名”，外来的东西占据了“正统的地位”。这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因为是边境人，因为“世界的中心”不在我这里，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便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举两个让大家吃惊的例子。

    1893年，日本文部省想仿效西方各国，编一首歌供国民在重大节庆时咏唱，歌词是从《古今和歌集》中找了一首《贺歌》加以改造。歌曲则是由英国公使馆的军乐队队长约翰·芬顿初创，然后又请德国人佛朗茨·埃克特编曲。也就是说，日本国歌的曲作者不是日本人。

    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驻日盟军司令部想要为日本拟定一部新宪法，于是，他们参照《人权宣言》、《独立宣言》、《魏玛宪法》和《苏联宪法》等，拟定了新的日本宪法。也就是说，现行的日本宪法不是日本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集中了国民的智慧，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统一的国民意志”，它只是“战败的结果”。

    但是，今天的日本人没有改变上述任何一项的打算，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国之一，也不妨碍他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和国民特征。这就是我们不了解的、以边境人自居的日本人。

    在进行近代企业史的研究中，我常常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与日本同时展开了工业化运动，前者称为洋务运动，后者则是明治维新。那么，为什么伊藤博文等人在接触了极其少量的信息之后，就迅速地做出了“脱亚入欧”的决定，而李鸿章、张之洞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似乎可以找到答案了：在伊藤博文看来，他们本来就是亚洲的边境人，“脱亚入欧”无非是从一种边境人成为另外一种边境人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对李鸿章等人来说，要放弃的东西就实在太多和太沉重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境人意识让日本人表现出了十分独特的行为模式，比如：日本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便会展现出毫无顾虑的亲密或者说毫无防备的心；“当面服从，背后不服”是日本人擅长的本领之一，也是独一无二的生存战略。用冈田树的话说，这些已经成为了国民性的一部分，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既然这样了，那不如边境到底吧。

    边境到底的人民共识，使得日本产生了两大能力：第一，敢于吸取一切强者的智慧，在不断求变中寻求生存的空间；第二，因自卑而自恋，由自恋而自傲，最终构成一种独步天下的民族禀性。

    在哲学的意义上，边境人意识与中国道家的“无”，有神近之处。无论是国家竞争还是企业竞争，如果一个族群永远坚定地、“自甘”立足于边境的话，那么，它几乎就是不可征服的——它因为没有被征服的意义，而变得不可征服。

    中国有这样的一个邻居，是多么让人敬畏并生的事情。

    其乐融融的背后是万丈深渊

    聪明人的特点就是承认人性的贪婪，互相不信任，认为无论是天王老子还是圣贤达人，“绝对的权力必产生绝对的腐败”。

    一

    独立战争打完后，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试图建立一家中央银行，可是遭到各州的强烈抵制，理由是，如果中央政府掌握了货币权，很可能将影响到各州的自治。美国从建国的第一天起就是联邦政体，一个州基本宛如一个政府。

    但是在联邦党人看来，一个没有中央银行的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在汉密尔顿的坚持下，1791年，国会批准在费城成立美国第一银行，但只给了二十年的经营时间，到期后，需再予批准。第一银行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既发行货币又从事吸储放贷业务，而且大概有70%的股份握在欧洲私人财团手里，因此，与各州地方银行的关系一直别别扭扭。1811年，二十年限期到达，续营报告在国会未获通过，第一银行被迫关闭。

    1812年，英美再起战争冲突，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全国金融市场，银行业陷入一片混乱，四年后，麦迪逊总统批准成立美国第二银行，由各州议员把持的国会仍然坚持给出二十年的限期，1836年，第二银行重蹈覆辙，到期被迫关闭。

    第一银行和第二银行的两次试验，透露出美国人内心的两个恐惧：恐惧中央政府的权力过大，恐惧财阀力量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在一个公民社会中，这两个强势力量若不监控必然膨胀，而若两者结成同盟，社会公义必荡然无存。

    在后来的70多年里，美国再无中央银行，金融市场放任自流，银行业一方面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则经常发生市场崩溃的金融危机，在1873年、1884年、1890年、1893年和1907年，先后爆发五次大规模的银行倒闭风波，仅在1893年的危机中，一年间就倒掉了500家银行，很多家庭一夜之间资产清零。

    二

    到1913年，美国已成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再没有中央银行已成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威尔逊总统的支持下，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创建美联储。

    美联储的制度设计赫然是互相牵制的“恐怖平衡”的结果。

    在机构设置上，美联储由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和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构成，前者隶属联邦政府，后者则是私人非营利性组织。这个复合式双重结构，举世唯一，看上去叠床垒架，无比繁复。

    在人事管理制度上，联邦储备局有五名执行委员，由总统提名，可连任十四年，远超总统任期，执行委员一旦上任后，就不能由总统单独罢免，而需获得国会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有一年，奥巴马总统提名MIT经济学家戴蒙德出任执行委员，遭国会否决，戴氏在第二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十二家联邦储备银行分散于各州，其股东均为当地最重要的私人银行，董事会成员则为银行家和大学校长。他们的参与，体现了私人资本及地方州的利益。他们所分得的利益是固定的6%年利息回报，近年来的总数额大抵在15亿美元到20亿美元之间。

    美联储每年最重要的会议是公开市场会议，一年开八次，讨论的议题是决定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这一利率在本质上是银行之间的贷款短期利率，而以此为基准，调控商业银行的利率水平，也就是说，美联储的功能是间接调控。

    在公开市场会议上拥有投票权的成员共十二名，除了储备局的五位执委外，州联邦储备银行再出七人，其中纽约拥有永久席位，另外十一州联储主席轮流行使投票权。《联邦储备法案》规定，美联储制订货币政策时不受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行政部门干预，为完全独立的决策行为。

    美联储成立至今，已经102年，因其独特的制度建构而成为一个十分神秘的金融机构。

    前些年，国内流行一本畅销书，将美联储描述成一个被罗斯柴尔德家族等欧洲老牌财团遥控、凌驾于总统及政府之上的私人组织。这种阴谋论所体现出的担忧，其实正是美联储的创建者们所要竭力避免的局面。

    也有一种担忧是，既然美联储如此的独立，那么谁来制约这台金融机器，如何保证它不会滥发货币？

    与很多国家的央行不同，美联储的治理目标非常单一，那就是保证充分就业和抑制通货膨胀，由此形成了“通胀为锚”的决策基础，如果在这一目标上出现游离和失误，则会遭到来自国会和民间舆论的强大压力。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经济数度遭遇金融海啸的冲击，然而，其通胀率基本保持在2%左右，这表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长期看是成功的。但即便这样，美联储仍然是经常被嘲笑和抨击的对象。

    三

    美国是一个由一群信仰理性和自由的聪明人创建和管理的国家，聪明人的特点就是承认人性的贪婪，互相不信任，认为无论是天王老子还是圣贤达人，“绝对的权力必产生绝对的腐败”。

    美联储就是这么一个建立在互相不信任前提下的、争吵出来的产物。

    民众对政府不信任，地方对中央不信任，弱势群体对资产者不信任，在一个互不信任的、“恶”的世界里，大家又不得不同在屋檐下，这时候就必须在制度安排上，设计出各方利益的“恐怖平衡”。

    这一“恐怖平衡”的基本性前提，是社会公义，经济发展则是公义项目下的某种结果。

    公义从来不会自动实现，即便在今日美国，贫富不均仍然是国家治理的首要敌人，在过去的几年里，几乎所有重量级的经济学家都发表过以此为研究主题的论文或书籍。

    我们观察一个国家，看到它的人民每天吵吵闹闹，时不时上街游行，知识阶层分成不同阵营，为了一个公共议题，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翻脸厮打，当这些景象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高兴。

    如果有这么一个国家，上上下下一团和谐，任何重大议题都能得到一致举手通过，政权拥有一切资源，民间异见被视为异端邪说，那倒真是危险的迹象，因为，所有的其乐融融的背后，都可能有着一道万丈深渊。

    如果毛泽东是企业家

    “对于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没有什么比明星CEO的增多更具破坏性。实质上，我们现在普遍认为能够使企业脱胎换骨的那些领导素质都是不正确的。”

    麦肯锡顾问公司的改造者马尔·波文曾经如此描述：一般的商业领导不需要政治领导那样的天才，他只需要鼓动人们去养家糊口而非包围德国飞机轰炸下的伦敦。“一定程度的想象力，主动性和韧性，强烈的成就感与理解他人的观点和历程的能力”的人，他只要再学习一些管理的技能，就可能成为一位成功的商业领导。

    用这条“定义”去衡量毛泽东，得出的结论还真的很有趣。

    如果真的去做一个企业家，毛泽东一定不是一个安分的职业经理人。他个性飘逸、志向远大，绝非套驾之马。他只要稍有机会，肯定会拉支人马，独闯天下。

    他可能会离开中心城市——这位边城青年从来对繁华的商业生活充满了排斥和不自信，当年即便是去了京城，他也躲进图书馆当一个管理员——去一些边远的小城市，在那里他很快就能找到与自己志趣相同的同志，他们都有特别的韧劲，做事不惜力。毛泽东的一生中，最迷人的是他那股“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精神气质，他那“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永无穷尽的叛逆精神，几乎与格式化的、商学院流派的商业思想无关，它似乎能够非常轻易地唤起人们内心那股莫名的创业亢奋和青春骚动。

    尽管毛泽东不是一个优秀的具体事务管理者，但是他却是天才的制度设计人。当他发现自己的队伍里都是大字不识的农家子弟的时候，他不会用“之乎者也”的语言讲他们将什么大道理，他聪明地发明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行动听指挥”说起，还将它们编成一首歌——其曲调则是从流传已久的民谣中改编过来的。他还是一个制造“典型”的高手，一个张思德，一个白求恩，一个雷锋，一个王进喜，就足以规范一个时代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

    他没有上过大学，就好像企业家没有读过商学院一样，但这一点也不让他感到棘手，去重庆的时候，他以一阕《沁园春·雪》就让所有满腹经纶的白胡子们倾倒。他是格言的发明人，这是一种无从学习到的天赋，他对思想有天然的敏感，知道用怎样生动的方式来表达它，“农村包围城市”，“敌疲我打，敌驻我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都不构成所谓深奥的理论体系，但是却像天下最锋利的宝剑一样，轻灵，一击能胜，光芒万丈。

    他是一个天生不惮于冒险的人，危险越大，他的斗志将越是高昂，他甚至相信“人定胜天”，所以他让全国人民都读《愚公移山》。当共和国刚刚新建，一切事务百废待举的时候，他也敢于派兵渡过鸭绿江，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硬碰硬打个大仗。这种霸气，百年一人而已，如果是用在企业竞争中，却又是谁人可敌。在企业家的所有素质中，敢于冒险、勇于创新往往是决定最后命运的那一项。

    在宏观谋划上，他是一个天才的战略家，这又是卓越企业家的必备能力之一。在天地混沌之际，他能够看清楚事态发展的走向，抗战胶着时，国内舆论一片混杂，主战者悲愤高呼，往往只会以血荐国，怯战者懦懦言行，从来无法自圆其说，只有他以一部并不太厚的《论持久战》，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抗战的出路。这似乎又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如果去经略一家企业，不知要少走多少弯路，获得多少先机。

    他是一个浪漫的人，却决不会沦于空想。与那些只会与经典亦步亦趋的书呆子们不同，他善于利用经典，而不是被经典利用。所以在任何时刻，当市场发生莫测的变化，他总是能够在第一时间寻找到对自己最有利、也是最安全的方案，这又是一种天生的技能，有的人大而不当，最终沦陷于自己的梦想，有的人过于务实，最后成为一个拖泥带水的庸才，只有他从容折返其间，却很少被“理想”羁绊。

    他的事业会越来越大，这毋庸置疑，他迟早会从乡镇进入到大城市，这也毋庸置疑。那么他如何让自己的“帝国”百年蔓延、永续成长？说实话，这似乎是一个问题。

    因为他不是一个计较于物质得失的人，像他这样的性格，无论是从事什么职业，都不会被利润、职称、头衔之类的拖累，他从来活在一个更大的梦想里，他总是想去实现它。这有时候就会与事业的现实目标相冲突。

    他不是一个甘于苟且在某一狭小空间的人，所以，当他解放了中国后，就会想着去解放五大洲。他不会是一个“隐型冠军”。他总是喜欢与世界上个头最大的那个人站在一起，比个高低，所以他一定会多元化，会把自己的资产规模做得非常的庞大。在企业经略中，这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这时候，就要看他的运气了，如果上天降一个务实而勤劳的总经理给他，那么“帝国”或将无恙，可是，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人，灾难迟早会出现。

    一个尤为危险的问题是，他是一个天生的反对派，一个从来不肯停歇的革命者。他似乎从来不能完全地信任一个人。所以，他的企业中无法实现真正的授权式管理。铁的纪律和人格魅力的双重维系，是他的事业得以凝聚的两大法宝，可是这种维系到底能够持续多久，则是一个迄今没有被事实验证过的问题。

    他命中注定是一个万众瞩目的明星。一个超级巨星的优势在于：他能成为事业的象征，品牌的代言，以个人的魅力为事业涂抹上神秘的色彩。而劣势则也很明显：事业形象维系于一人，俱荣俱毁，风险极大。《追求卓越》的作者吉姆·科林斯说：“对于一个企业的健康发展，没有什么比明星CEO的增多更具破坏性。实质上，我们现在普遍认为能够使企业脱胎换骨的那些领导素质都是不正确的。”这段话至少有一半是对的。

    毛泽东会是一个卓越的企业家吗？这个问题本身也许比答案要有趣味得多。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