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一驱动力之下，美国每年总会诞生一批富翁，有的快速致富，成为真正的暴发户；有的轻松致富，只要认购股票特权即可；有的是不知不觉地致富，在舒适的房间里轻轻点击键盘，钞票就会滚滚而来。
随着新兴产业的迅猛发展，财富的分配格局也发生着巨大变化，过去靠传统产业致富的人们，已远远落后于靠网络产业吃饭的人。最近几年，与因特网有关的人快速致富不在少数。这说明高科技产业已完全占据了经济的制高点，因此也道出了亿万富翁的年龄越来越小的秘密，年轻人既是时代的新生力量，同时又是获得财富的幸运儿。可以说，在下世纪，真正领导财富潮流的是这些坐在电脑前的年轻人。
12岁就赚取利息的洛克菲勒
1839年，约翰·洛克菲勒出生在纽约州一个偏僻小镇。他的父亲威廉人称“大个子比尔”，是一个到处跑动的马贩子和闯荡江湖的巫医，于是他的父亲的一些不可思议的“实际经验”、“金钱意识”和“商业意识”对小约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比如，威廉曾吹嘘自己的商业成就说：“一有机会我就欺骗我的儿子们，我希望他们成为精明的人。我和儿子们做买卖，而且每次只要能诈骗和打败他们就绝不留情面。”最使约翰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就是：当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父亲常常和他玩一种游戏，当小约翰从高椅子上纵身跳入父亲的怀抱中时，父亲常常突然抽开双手，让他扑到地上。父亲通过这件事想教育他，不要相信任何人，每个人，哪怕是最亲密的人，都可能成为敌人。
正是在犹太人的这种重商思想和生意经的影响下，小约翰7岁时就去村边的森林的火鸡窝里“偷”小火鸡，然后将小火鸡细心照料，等火鸡长大后卖给邻近村庄的农民。等12岁时，约翰为家里干每一件事，都要按0。37元／小时计费，还把自己平时积攒的50元钱贷给附近的农民，收取利息。
11岁开始炒股的投资天才
巴菲特于1930年8月30日出生在美国中部的内布拉斯加州的奥玛哈。他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一直居住在奥玛哈，是当地的证券经纪人和共和党议员。
时值经济大萧条困扰全球，当然也波及了巴菲特的家乡。由于生不逢时，在他刚满周岁时，他的父亲，身为银行证券销售商的霍华德·巴菲特就失业了。全家迁移到了别处，父亲与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公司很快又陷入困境，巴菲特一家的生活变得有些艰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三四年。这样的家境却使巴菲特从小就对钱产生了特别的兴趣。
巴菲特后来回忆道，童年的那段艰难岁月使他当时就萌发了一种强烈的愿望，长大后一定要拥有大量财富。
“总有一天，我的名字和照片会出现在传媒上。”
巴菲特在童年时代就对数字十分着迷，心算能力很强。他经常和伙伴们记录着街口上来来往往的车辆的车牌号码，晚上展开《奥玛哈世界先驱报》，计算着每个字母在上面出现的次数。每当周日去教堂做礼拜，巴菲特被梳洗一番，坐在长老会教堂的长椅上时，他总是以计算宗教作曲家的生死年限来打发时间。他感兴趣的不仅仅是数字，而是金钱，他在“数着他想象中的财富”的过程中成长。
5岁时，沃伦·巴菲特开始在家门口摆上口香糖向过往行人出售。不久，他与朋友拉塞尔在闹市兜售柠檬汁。6岁时，在与家人去郊外度假时，他用25美分买了6听可乐，然后在湖边以5美分一听的价格卖给游人。
稍大后，他带领小伙伴到球场捡大款用过的高尔夫球，然后转手倒卖，生意颇为红火。有时，巴菲特还从父亲的杂货店里买来苏打水，挨家挨户的销售。他想一点一点地挣到很多很多的钱。
巴菲特8岁时，便开始阅读他父亲的有关股票市场的书籍。1940年，10岁的巴菲特随父亲去了纽约。在这个世界金融中心，他被华尔街股票交易所的景象迷住了。他对父亲股票交易里的股票、债券单据怀有浓厚的兴趣，每天义务地为父亲供职的哈里斯·厄普汉姆公司做股价牌的记录。
11岁时，巴菲特就在他父亲担任经纪人的公司开户。
之后，这个少年第一次进行股票投资，以每股38美元的价格买进了一种公用事业股票——市政服务公司优先股。不久，这只股票的价格上升到了40美元，巴菲特将股票抛出。除去1美元的佣金，沃伦·巴菲特第一次在股市上获得了5美元的纯利润。首次投资虽然赚得不多，但却给他带来了无比的喜悦。
父亲霍华德·巴菲特的朋友卡尔·福尔克家是巴菲特常去玩的地方。一天，他在福尔克家吃午餐，他一边喝着福尔克太太做的鸡面汤，一边宣布：他将在30岁以前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福尔克太太问他为什么想赚那么多的钱？12岁的沃伦·巴菲特回答说：
“我觉得赚钱并看着它慢慢增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正是基于这样的爱好和信念，才促使他更加努力地学习。儿时的巴菲特就像一个书虫，并且有着照相般的记忆力。只不过他读的不是童话故事，而是教人如何发财的“秘籍”，如《赚到一千美元的一千招》、《从十美元成为大富翁的故事》。一年又一年，巴菲特挣钱的点子也层出不穷。从组织一帮小孩为报社送报，到与朋友合伙经营出租弹子球机生意等等。他一点一点地积攒着自己的财富，坚定地沿着自己定下的目标向前走。
软件业诞生一个少年天才
1955年10月28日，比尔·盖茨生于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父亲是律师，是他早期打官司的重要帮手。母亲是教师，后来在盖茨与IBM 历史性的合作中起过关键作用。
盖茨从小欢快活泼，是一个高能量的孩子。不论什么时候，他都在摇篮里来回晃动。接着又花许多时间骑弹簧木马。后来，他把这种摇摆习惯带入成年时期，也带入了微软公司，摇动了整个世界。
这个摇摆儿童从小酷爱读书，他与其他儿童不同的是，他不爱看连环画、卡通画、童话故事和小人书。他很小的时候，常把自己关进书房，阅读父亲的藏书。他经常一动不动地阅读《世界图书百科全书》，据盖茨的父母后来说，还没有看见过像盖茨这样的孩子对《百科全书》有那么着迷过。
也许盖茨的父母并没有想到自己对孩子的影响。
比尔·盖茨出生于名门望族之家，他完全可以按照传统的途径成名成家：哈佛——见习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然后在父亲的提携下，从政或迈向联邦法官作为升迁台级。然而，在盖茨看来，走与别人相似的路，走由社会给定的路，走得再好也索然无味。
在西雅图，有一所专收男生的私立预科学校——湖滨中学，它以学风浓厚、教学严谨而闻名，是一所收费很高的贵族学校，每学期学费高达5000美元。
谁也没有想到若干年后的今天，由于比尔·盖茨的天才在这所摇篮里发芽、成长，使湖滨中学成为美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人们给它戴上“天才的学校”、“微软的摇篮”的花环。据说在这所学校毕业的大多数孩子都会成为社会的精英和栋梁。
1968年，湖滨中学成了当时美国最先开设计算机课程的学校。
电脑是在盖茨出生前10年问世的。那时候电脑又大又笨，一套就占了整个房间。早期的电脑是由IBM 公司生产的，主要为企业解决会计难题，和为军方破译战时密码。1947年，IBM 公司的工程师设计了一台长达120英尺的选择式连续性电子计算机，现在，这台机器放在纽约的IBM 公司总部大楼大厅里的特大玻璃框内，供人参观。
20世纪60年代末，正当美国工业领域应用电脑潮流如火如荼发展时，一股不可抵御的潮流卷来，美国掀起了个人电脑革命的狂潮。
盖茨一直着迷于电脑和程序，从12岁那年，在湖滨中学第一次接触电脑那一刻起，电脑就成了他的终身伴侣。他的大脑细胞与电脑里的线路和元件几乎是相通的。电脑运用给他带来的喜悦在他生活中不可或缺，一日不见那闪闪发光的控制盘，一天就感到不舒服。
保罗·艾伦（PaulAlan）是他最好的校友，两人经常在湖滨中学的电脑上玩三连棋的游戏。那时候的电脑就是一台PDP—8型的小型机，学生们可以在一些相连的终端上，通过纸带打字机玩游戏，也能编一些小软件，诸如排座位之类的，小比尔·盖茨玩起来得心应手，在程序上略施小计，就使自己座位的前后左右都是女生。
他喜欢电脑，还因为这可以让他得到超越他人的心理满足。13岁开始编写程序，有此能力的少年，当时确实是凤毛麟角。
凡是能弄到手的关于电脑方面的资料和书籍，他总是贪读不厌。他每天早晨起来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急切地奔向读书室，坐在一大堆计算机书籍面前如饥似渴地读起来，几乎每天都是如此。难怪人们说“读书就是比尔·盖茨的晨祷”。他通过自学学到了许多东西。
他只有靠自学，因为湖滨中学的教职员工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所知甚少。盖茨和其他小伙伴整天整夜把自己关在计算机房里，在里面反复摆弄、操作机器，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真是如痴如醉，欣喜若狂。
盖茨后来回忆说：“仿佛我们的心思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脱了节。除了我们，有谁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想弄清楚计算机究竟能做些什么。”
玛丽·盖茨和她丈夫很为自己的孩子担心，在他们看来，计算机似乎对这个孩子具有一种超越自然的控制力。尽管他才读9年级，但他似乎完全被这种机器迷住了心窍，而对其他事情不问不闻。盖茨愈来愈变得像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教授约瑟夫·魏扎鲍姆在其《计算机魔力和人类心智》中所描绘的那类“计算机偏执狂式的人物”：
“他们都是些极有才华的年轻人，衣着不整，头发蓬乱地坐在计算机操作台前，眼神深隐但闪烁着灼人的光芒。他们整天沉浸在一种自大狂们所特有的那种无上权威的梦幻之中。一旦坐在计算机前，就像赌徒目不转睛地盯着正在转动的骰子似的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计算机身上。他们高举着手臂，随时准备敲击键盘和按钮。他们拼命工作，直至把自己拖垮，一干就是连续20小时，30小时。他们的食品，如果他们想吃东西的话，充其量就是些咖啡、可口可乐、烤馅饼和三明治。要是有可能，他们就干脆睡在打印室旁边的帆布吊床上。这些人就是计算机狂人和程序编制狂患者。”
盖茨的父母开始注意到他们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非人性的沉迷行为。尽管在这之前，他们从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强迫过他，但他们这回非要这么做不可——他们要求儿子放弃计算机，至少一段时间不再去碰它。
“什么事情都凑在一块，”盖茨解释道，“有人说我们也许应该摆脱控制，又有人觉得我们不应该把精力花在别的事情上，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所以，我父母对我说，‘为什么你就不能把这件事放一放呢？’于是，我照他们的意思做了。”
“这样做对我来说并不很美妙，”盖茨说，“我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把精力放在了其他科目上，比如自然科学、数学等。我疯狂地读书，至少有9个月的时间，我再也没有接触过电脑。”
1970年，盖茨将近一年没有触摸电脑，苦闷之余，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前途。
那时，他还没有形成在信息工业领域开辟一片天地的想法，反而受家庭气氛较多感染。与盖茨父母过从甚密的多半是在西雅图工商界和政界享有名气的人士，他们博学多才，经常相聚在他家中高谈阔论。盖茨也喜欢在这些谈话中吸取知识和人生经验。他对新兴事物的兴趣被压抑，惟有向传统学问靠拢。
盖茨确实担心自己“玩物丧志”，不再打算去碰电脑，要正正经经考虑学业和前途。可是你不出门，人家却找上门来。
1970年12月，一家名叫“信息科学”的公司的老板跨州过府，从俄勒冈州到西雅图，慕名而来，找到了被称为“电脑神童”的盖茨和艾伦，把程序设计的工作交给了他们两人，酬劳是价值1万美元的电脑“机器时间”。
1971年6月，盖茨“玩”电脑的机会接踵而来。
西雅图湖滨中学因为学生人数众多，课程复杂，决定采用电脑排课。于是起用盖茨和艾伦，让他们设计排课程序。盖茨和艾伦利用暑假，在几乎空无一人的校园里不分日夜地工作。完成任务后，他们得到2400美元的报酬。
盖茨对电脑的热情，重新燃烧起来，在以后短短的几年间，软件业诞生了第一个“天才”，一个改变计算机行业未来的公司——微软诞生了。
少年时期就感受到“直接接触”的力量
12岁那年，戴尔第一次感受到“直接接触”的力量及收获。他在休斯顿有个最好的朋友，其父亲对集邮非常着迷。所以戴尔和朋友两人自然也想开始集邮。为了要储备集邮的资金，他在离家两条街的中国餐厅洗碗，也开始把新闻记者有关邮票的报道当做消遣。
戴尔很快就注意到邮票价格正在升高。在20世纪70年代，戴尔在一家餐桌上讲的是联邦储备局主席的决定，以及这对经济和通货膨胀率会产生什么影响；他们讨论石油危机、应该投资哪些公司、该买或该卖哪些股票等等话题。当时休斯顿的经济正值大幅成长的阶段，收藏品的市场非常活跃，戴尔从所读到或听到的内容里，可以很明显看出邮票正在攀升。身为一个小孩，他视此为一个机会。
先知先觉的财富神经
很多富人和普通人一样，并没有“富爸爸”，但是他们却有一种先知先觉的财富神经，这使他们能够抓住致富的机遇。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财富神经”就是对信息的敏感程度。
在现代社会里，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经商也是这样。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而经营实践证明，信息也是金钱。信息抓得越快越准，就越能产生新的创意，赚贱的机会就越多。谁能对得到的信息反应得最为敏捷，并迅速采取行动，谁就可能成为赢家。
所以，现代的公司都极为重视信息，有的公司为了获取竞争对手的重要信息，甚至雇佣商业间谍。在看似利润不多的市场上，许多不名一文的小人物由于抓住了一条有用的信息而成巨富。他们从信息中获得创意，并因此而抓住了市场机会，使自己的事业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许多重要的商业信息并不需要商业间谍，而是广泛存在于各种公共媒体上，比如报纸、杂志等等，从信患的角度上讲，创意就是筛选信息，并从毫不相干的其他信息中得到启示。
利用信息长盛不衰
利用信息不但能够创意，而且还能避免市场波动造成的损失。中国台湾长荣公司就是个中翘楚。
长荣老总张荣发是个眼光高远的实业家，为了使自己的公司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为了自己的事业长盛不衰，他从创业之日起就非常注意对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张荣发认为，无论经营什么行业，“知己知彼是非常重要的”。
他说，所谓“知己”，就是不仅要对自己的公司实力进行起初的评估，而且要针对自己公司的不足，不断地加以改进，才能增强竞争能力。所谓“知彼”，就是对市场要做周密的调查研究，准确地预测航运发展的趋势，为决策提供正确的依据。为此长荣公司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建立了航运界一流的信息部。
长荣公司的总部设在台北市，而他的信息部却设在万里之遥的纽约。张荣发对此有自己的打算，他认为纽约是美国乃至世界的航运中心之一，是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中心。除了美国的航运公司外，各国的航运公司都在这里建有分公司、办事处，航运界人士汇集。同时纽约地处两个时差区交界处，必然对航运情况反应敏捷迅速，消息灵通，是搜集航运信息的理想场所。
信息部投入的人力不很多，但很精悍。一般的办事人员都是学士以上的专业人员，而且都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对信息的搜集、甄别和分析等每道工序管理得十分严密。一份信息经过每道工序，必须要有办事人员的签名。这样经过层层把关，最后到张荣发手中的，便是一张既准确无误又简单明了的信息。
1974年，长荣公司以巨资购买了大型电子计算机，实现了掌握世界集装箱动态、客户资料贮存和文件处理的现代化。
1975年，长荣公司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不惜一切代价建立了全球电脑咨询中心，其工作量相当大，仅传真消息，每天就要处理上千件之多。
设在纽约的信息部，平时除了从数以千百计的各国报刊有关航运界人士的报道中搜集消息以外，还要搜集国际经济、同行状态、航线变更、运费措施、有关法律以及政治动向等多方面的信息。正是根据这些信息，张荣发和他的公司对世界航运业的变化情况了如指掌。
1972年，长荣公司的信息系统根据各方面的信息判断，一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即将来临。张荣发接到这一信息后当机立断，把公司所有的船改为柴油机船，投入到新开辟的中东至加勒比海的中南美航线运行，不仅提高了燃料效能，又节约了30％的燃料费用，使长荣公司在石油危机到来时，只受到轻微的损失。
1973年，长荣公司的信息系统又提供信息，国际航运业即将进行集装箱化。张荣发根据这个情况，果断地抽调有经验的干部组成专门班子，对世界集装箱市场开展专题调查，以确定公司未来的经营方向。这个调查小组先后飞往伦敦、纽约、香港等地，走遍了世界各大港口和航运中心，历时整整两年，最后向长荣公司提出了一个实现全集装箱化的完整计划，张荣发根据这个计划，在航运界率先采取了一系列大胆的行动。
1975年，长荣公司使用S 型全集装箱，航行到远东和美国东岸。
1976年，长荣公司又使用M 型集装箱首航美国西海岸。
1977～1978年，中南美航线和地中海航线相继实现了全集装箱化。
1979年，又开辟了欧洲全集装箱的定期航线。
信息科学管理和及时掌握，一次又一次地使长荣公司在航运界处于领先地位。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