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岭南文化重实用思想的熏染下，广东人摒弃了北方人耻言利的传统意识，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形成了重实利与务实的精神特质。

    对广东人来说，他们更喜欢由外在的物质结构和功能构成的物我合一的精神境界，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更注重行动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并在行动中不断修改调整自己的计划。先行动后思考、重实干、讲效益、求实用、重感觉、轻理论是广东人的特点。

    一、利之所在，足必至之

    广东商人做生意是很勤恳的，只要有钱挣，不管路途如何遥远，他们都会去捞上一笔。在广东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要富起来，先动起来。”由此可见，广东商人的实干精神。

    为了挣钱，广东不少商人远渡重洋，足迹遍布东南亚，甚至是欧亚大陆。一位英国人曾风趣地说：“只要有鸟的地方就有广东商人的足迹。”

    在这方面表现得较明显的，是广东潮州商人。

    近代东南亚商界的风云人物张弼士，出生于潮州一个贫寒家庭，成年后，他见家中衣食无着，便独自赴荷属东印度（今印尼）巴达维亚谋生。他最初在一家米店当店员，有了一点积蓄后，开始独立经商，“经营数年，囊渐裕”，于是他创办裕和公司。张弼士具有非凡的商业眼光与商业魄力，在长期经商的过程中，他悟出了这样的哲理：哪里有利可图，哪里就有自己的脚步，而且脚步必须快。

    有一次，他听到别人说开垦荒地利润高，于是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认定这一行确实有利可图之后，花巨资开垦荒地，种植水稻、椰子、树胶、咖啡、木棉、茶，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他看到英国人在其殖民地“专辟商场、开矿，皆获厚利”，于是利用殖民当局鼓励经济开发的政策，采用兼收并蓄、全面开发的经营发展方针，大规模利用银行贷款从事实业开发，也从中获得了暴利。

    1877年是张弼士发展最为迅速的时候，他在苏门答腊日里创立笠旺公司，专门从事荒地开发，拥有树胶、椰子、咖啡、茶等各类种植园，仅胶园就有七八所之多，有了丰富资源后，又购置新式机器，以进行咖啡与茶叶加工，逐渐形成自己的工商王国，招募大量华人移民从事经济开发。

    当时的华侨汇款回家乡主要靠水客带交，这样既不安全，又因交通不便而经常延误时日。他便在日里创办日里银行，以办理当地华人移民的侨汇为主要业务，还有信贷、储蓄、押汇等业务，是最早的华商银行家之一。日里银行采用近代银行手段处理侨汇，还较早开展电汇业务，能够将汇款人附言与汇款一起迅速送到收款人手中，由于侨汇安全快捷，深受华人移民的欢迎。日里银行业务兴隆，成为张弼士扩展业务的金融基地。

    接着，张弼士看到锡矿能挣大钱，又进军英属马来半岛的文冬、槟城以及印尼的亚齐。他在文冬创立东兴公司，从事锡矿的开发，又开辟了一条新的赚钱途径；在槟城创立万裕兴公司，开荒种植椰树及杂粮；在印尼亚齐创立广福公司，从事轮船业务。其业务不断向印尼及马来半岛的各项近代实业延伸。

    张弼士抓住殖民当局鼓励经济开发的大好时机，利用东南亚地区廉价华人移民与土著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农业、矿产资源，以垦殖、开矿起家，业务遍及商业、金融、航运、房地产等行业，诸利并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致富千万”，从一个一文不值的穷小子成为近代第一位东南亚华人首富。

    可见广东商人的“利之所以，足必至之”的实干精神，确实为他们带来了财富上的欢乐。

    二、互帮互助，以势取利

    广东商人对于同行很少持排挤的态度，而是主张同行互助，共同成长。广东商人讲究以势取利，他们深知要形成势，必须得先有一批高速发展的同行。

    这种商业思想是广东人注重实利和务实精神的又一种表现。

    卢观恒原是在万和行行商蔡世文帮助下创立广利行的，俗话说：同行是冤家。但是他深知行商间的帮助和支持的重要性。所以，他创立广利行后，不是想方设法打击对手，反而和蔡世文的交往更加密切。

    在万和行生意陷入困境时，卢观恒给予大力的帮助。

    嘉庆元年四月十日，蔡世文自杀身亡，其兄弟思官接管万和行，当时万和行欠各种债务多达188605两银子。卢观恒见状，愿意以继承万和行的贸易为条件，由自己负责偿还这笔债务。

    嘉庆七年，当同泰行行商麦觐廷处于困难时，卢观恒又代其偿付税款10000两银子。

    嘉庆十一年，万成行行商沐士方因经营不善，欠了英方很大一笔债，沐士方将自己的货物房产变卖抵押，仅估银二万，不够偿还英国人的债务。卢观恒见沐士方资不抵债，愿意分三年替他还清，万成行有卢观恒做保证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才与万成行签订茶叶贸易合约，继续经营生意，不久，万成行便在卢观恒的帮助下摆脱了困境。

    卢观恒对有困难的行商的援手帮助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广东十三行的商人都是这样对待同行的，都希望同行兴盛起来，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

    以后的事实证明，十三行的商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使广州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十三行成为了清政府的“南库”。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曾经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银钱堆满十三行。”1850年，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1875年仍列第七。广东商人这种互帮互帮的做法，不仅使他们自己富裕了起来，也促进了整个广东的经济发展。

    广东十三行商人在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中顺势而起，成为了豪商大贾。有一个真实的事件反映了十三行商人的财富之多：

    道光年间，1840年9月18日，广东十三行聚集地发生火灾，火光冲天，焚烧15000余户，洋行11家，毁掉白银4000多万两。大火7天不灭，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公里，火熄后结成一条银链，牢不可破。

    三、实用主义，讲求实利

    广东商人注重实际，很实在，很现实。他们不太喜欢不切实际的幻想，也不太喜欢奢谈什么大道理。他们感兴趣的是事物本身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对广东人来说，也许黑格尔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比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式的抽象说法更符合他们的性格。

    倡导“经世致用”是岭南学派的一贯学风。番禺“东塾先生”陈澧研究经学完全是抱实用主义态度，他说：唯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此之谓经学也。反对学者陷入历史上长期纠缠不清的经学与理学的争端。名重一时的南海“九江先生”朱次琦也认为：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广东人与北方人之间有着非常鲜明的对比。如果说北方人追求外在的评价与赞赏所引起的心理怜悯这种由外入内的境界，广东人则更喜欢由外在的物质结构和功能构成的物我合一的世界；如果说北方人对事、对物、对人注重形式和外表，广东人则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如果说北方人重视行动计划的完美，广东人则更看重行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在行动中不断修改调整自己的计划。在对待西洋文明和外来文化上，北方人大多数总是先从道义、原则和义理上做审慎的选择与吸收；广东人则是先大胆学习、引进和为我所用，变他物为我物。先思考后行动、重经验、讲原则、重道义，是北方人的习性；先行动后思考、重实干、讲效益、求实用、重感觉、轻理论，是广东人的特点。

    最能体现广东人实用主义观念和务实精神的莫过于对姓“资”姓“社”的态度和方式。

    北方人习惯于用传统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去看待和评价广东人的所作所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人得到中央的“尚方宝剑”和特别通行证后。率先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胆的破除传统的经济改革措施。如珠江三角洲地区允许大批境外资本家前来投资办厂，雇用工人；私人企业、个体经济迅速壮大，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与国营企业的严重亏损形成鲜明对比；在深圳最早开展风险性较大的业务，出现了一批腰缠万贯的大款；等等。内地人到深圳、广州等地一看，真是花花世界，生活水平确实高，遍地灯红酒绿的高楼、宾馆，满街是手持高端手机的老板、经理……和内地一比，这还是社会主义吗？于是内地人除了羡慕广东人、特区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外，就开始品头论足，说长道短，什么“广东人搞资本主义”、“深圳除了市委门前的五星红旗，与资本主义还有什么两样”、“特区就是资本主义的试验区”等等说法，在内地广为流传，使许多未到过广东的人信以为真，以为广东人虽然富了，但广东是否真的在搞社会主义则大打折扣。

    这样的思维和观点，恰恰反映了内地人与广东人在观念、行为上的“时间差”与“空间差”。广东人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已从过去凡事先问姓“资”姓“社”、思想僵化、言行求稳保守的传统禁锢中跳了出来，走向了自由创造、大胆探索、视野开阔、一心务实的新天地，已经绕过了凡事先问姓“资”姓“社”的这个障碍，在发展经济的致富路上专心致志往前奔。而内地许多改革开放滞后地区，却仍然跳不出极左僵化的传统禁区，长期为姓“资”姓“社”问题所困扰，观望等待，裹足不前，与广东改革态势形成鲜明对比。观念上的时间差、空间差，导致了广东与内地的两种不同的改革效果。

    务实的广东人是如何看待姓“资”姓“社”这一问题的呢？据说新华社一位记者问一位广东农民：“你喜欢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位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民回答说：“你看我这里搞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我就喜欢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我就喜欢社会主义！”

    这位广东农民的回答，典型的体现了广东商人重内容不重形式、务实不务虚的实用主义观念。类似的理论，还有惠州一位副市长提出的“米袋子论”和“黑匣子论”。米袋子论是说：早上你拿了米袋子出去，晚上你背了米回来就行，不管你是怎么把米弄到手的。黑匣子论是说：经济生活好比一只黑匣子，只要一边投入一边产出效益就行，黑匣子里面过程看不见也不用管它。这里并不是鼓励人们去偷去抢，而是讲要善于变通，要务实，注重实效。

    因为重利与务实，广东人从商做生意的目的就十分坦然与明确，即是要赚钱。为了赚钱，广东人干得踏踏实实，他们没有心思，也没有功夫空谈哲理、人生。人与人交往是因为有利益才交往。反之则视为浪费时间，做生意赚钱比一切都重要。

    讲求实利的精神在广州市海霸王海鲜酒家市场定位战略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为了赚更多的钱，海霸王海鲜酒家在形象设计方面的具体要求是五高：市场定位高层次，即选择工商界人士作为主要服务对象，使之成为羊城工商界人士聚首的高级沙龙；合作伙伴高，与该酒店联手进行公关的宣传、抽奖、大赠送活动的必是名企业，赠给顾客的产品必是名牌产品；追求高目标，使卡丹露真皮手袋公司、香港周大福金饰行等知名企业成为它的合作企业，周大福金饰品等成为赠送礼品，这无异于用真金造形象，用名牌塑造形象，使海霸王很快名噪羊城；菜式高品位，不断推出粤式新菜，刻意带领羊城饮食新潮流，且不惜重金礼聘香港名厨主理，占尽粵菜风骚；一言一行高标准，从普通员工到高层管理人员，均以现代餐饮业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使客人受到沙龙的雅致与家庭的温馨，赢得了客人由衷的称赞，也使海霸王赚得满盘满钵。

    四、“投机”取巧，牟取利益

    对于企业而言，投机是一种生存的技能，而投机却需要超前的意识，需要对未来的预测并根据预测作出果断的决策。而足智多谋的广东人正是善于捕捉市场经济的时间差，进行果断决策的好手，他们避实就虚地以投机形式为自己牟取高额利润。21世纪的商战，到处有机可投，新一代的广东商人是投机取巧的高手。

    如今拥有近10亿元家产的福海集团董事长罗忠福先生，当年曾是一名一无所有的“黑五类”。他之所以能够从生活的最底层走出来，为自己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天地，就因为他有过人的头脑和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并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为自己牟实利。

    1972年，罗忠福这个乡下知青返城之后，先在遵义市一家国营大厂当学徒。在工厂期间，罗忠福显示了他善于把握机遇，善于投机的天性。他订了15份报纸，每天潜心阅读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潜心琢磨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趋势，每时每刻都在寻找机会。

    一个偶然的机会，罗忠福在废旧汽车上发现了汽车车座的构造与沙发的造型极似。于是，罗忠福灵机一动：何不趁机办个家具厂，专门加工沙发呢？说干就干，雷厉风行。罗忠福找了要好的朋友，开办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工厂：家具加工厂。他想到了辞职，但厂里不允许，况且他是车间主任。然而在这个束缚手脚的年代里，罗忠福的创业激情如一股即将喷发的“岩浆”一样在地下酝酿。难捺创业激情的撞击，于是决定请长假。

    家具加工厂一开业就相当顺利，因为他从时间上抓住了市场紧缺沙发的时机差，于是，加工出来的沙发供不应求，一次几百套刚刚做成就被抢购一空。

    在市场中要抢占市场的制高点。谁先投入市场，并巧妙地运用市场所产生时间差而进行占领市场高地的投机，从而捷径取利。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喜好谋略却被束缚已久的罗忠福，终于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1983年，辞职经商的罗忠福出手不凡，再一次显示出他善于把握机遇，着眼于投机的英雄本色。到公司就任总经理之后，罗忠福陪董事长出差到河南，参加一个商品展销会。

    会上，有家企业抛售钢材，罗忠福相中后，当机立断，同那个厂家签订了购买20吨钢材的合同。

    第二天，抛售钢材的厂家收摊回家，罗忠福便亮出牌子，每吨钢材加价200元，将刚到手的钢材转手抛出，一下子就净赚了4万元。

    这一天，罗忠福还将9套海外亲戚寄给他女儿的衣服挂在展销大厅，引来许多客商的注目。因为这些童装新颖独特，异域风情浓郁，十分吸引人。除了签订200万元供货合同之外，有的厂家还要购买他的童装专利。然而在没有自己的生产加工厂的前提下，这9套衣服如同虚设的“幌子”一样，虽然签订了200万元的订货合同，但是如何按时交货却是让人十分担忧的。总是窥避常规、出招怪异、以速度制胜的罗福忠早已有了两全其美、便捷迅速的策略。

    此时，罗忠福再一次显示了他出色的投机技巧。为了供货及时，节省开支，他马上就地找到一家服装厂，要求对方马上依样投产，产品包销，直线供货，三家结算。又为公司赚得了20多万元纯利润。

    当这笔生意结束之后，再回顾整个运作过程，罗忠福在其中所提供的实物仅是海外亲戚所提供的9套服装“幌子”，其他一切复杂的生产、包装等流程也都是“幌子”身后借来的“幌子”，然而这一切虚拟的运作过程的成功，却源于罗忠福一个虚拟的“投机”思维。实在让人难以想象，一个具有“投机”天才的商人，他所拥有的财富的空间是如此宽广。

    不到半年时间，这位极善于“投机”的总经理便为公司赚进了90万元。

    这时候他已不习惯于替别人干，他需要有自己的天地，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做一名真正的老板。

    于是他又回到了遵义，重操旧业。同时他开办了工艺装璜厂，开设了三个商店，经营百货服装、装饰材料和沙发家具，生意蒸蒸日上。但遵义的发展空间有限，与罗忠福虚拟思维的无限形成了鲜明的不和谐，这块土地上已远远不能满足罗忠福施展拳脚了。因此，他要选准时机，再搏一回。于是他开始寻找机会。

    1986年，罗忠福完成了对珠海的详细考察之后，便马上返回遵义，将多年来创下的基业全数转让了，换来了100多万元资金，然后，只身闯珠海！注册开办了黔海工贸实业公司，主要经营制衣、工艺、家具和综合电器。经过深思熟虑、周密地推敲之后，他又开设了私营的“黔海典当行”，这在当时尚属全国第一家私营典当企业。通过典当行，他又筹集了大批资金。

    有了大量资金作后盾，罗忠福便考虑如何实现质的飞跃，这时，他的投机眼光，盯在了珠海市场房地产业上。

    1990年，中国大陆房地产业一片萧条。作为善于“投机”的高手，罗忠福认为，房地产市场目前虽萧条，却正是投资者入市的绝好机会，机不可失，他把眼光转移到白藤湖这片黄金土地上，投资近亿元买下了白藤湖50多万平方米的地皮，同时，抓紧有利时机开发湖中湖公园别墅区。

    罗忠福这一次又大获成功。

    1992年，经历了两年多的低潮之后，房地产业开始渐渐升温，而罗忠福此时已将湖中湖第一期120多栋别墅销售一空，收回资金2亿多元。这为罗忠福日后的经商历程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石。

    此时再次回头，看罗忠福的创业历程，给人的感觉除了他善于通过“投机”抓商机而谋利之外，让人更吃惊的是他更善于“空手套白狼”的虚拟运作。罗忠福的投机之高明，一次又一次为他牟取了厚利。

    粤商经商的天才，经商生命力的强韧，经商手段的高明，粵商的实利主义和务实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五、注重实际，勤劳务实

    与中原正统主流文化相比，处于“边缘文化”的岭南文化更重实际、讲求实利、反对空想，在岭南文化重实用思想的熏染下，广东人摒弃了北方“耻言利”的传统意识，普遍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形成了重实利与务实的精神物质。他们对事物、对人则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

    广东重商的传统文化，造就了许多实业家，然而实业家的成就是来之不易的。他们中的不少人曾在社会底层品尝过常人难以忍受的苦难和辛酸，但他们以卧薪尝胆的奋斗精神，横下一条心，向命运挑战，搏风雨，历尽沧桑，最后才“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广东人天生勤劳，能吃苦，以赚钱为人生第一要义，孜孜不倦地追求金钱。广东人善用科技致富，贵在务实有效。在务实中求发展，寻找一个亮点、突破口，定目标而后为，一步一个脚印的趟出一条成功之路。

    科龙的故事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主人公是一个叫潘宁的人。就是他曾经带领科龙12000名员工紧紧地拧成一股绳团结奋斗，为后来科龙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业。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资金、设备、技术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等方面的原因，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容奇镇，大多数企业处于产品滞销、生存艰难的尴尬境地。当时的镇领导决定将镇上两家濒临倒闭的容奇味精厂和容奇镇第二机械厂合并到效益较好的容声家用电器厂，然而容声电器厂的主导产品电饭煲、电风扇调速器亦面临市场日趋饱和的不利前景。

    1983年，容奇镇的镇工办副主任潘宁，容声电器厂的厂长兼党支部书记梁贵添和副厂长陈福兴等人，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考察一下市场，希望能为企业找到一条出路。经过长达1个多月的调查之后，他们决定把宝押在电冰箱上。

    当时电冰箱在发达国家的家庭普及率已经高达90％以上，而中国有10多亿人口，加上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冰箱的需求也日趋加大。但国内冰箱自1956年诞生以来，到改革开放前的22年间，全国累计只生产15万台。1979年全国冰箱产量仅3万多台，其档次大都集中在单门冰箱上。在当时来讲，由于冰箱是绝对的高科技产品，同时出去考察的一位负责人欠缺经验又害怕冒险，所以不愿意接手冰箱试制业务而打了退堂鼓，最后，潘宁带着对冰箱发展前景的充足信心而接受了任务，以筹建组组长身份组建顺德珠江冰箱厂。

    要创业，最为关键的是资金。潘宁能制造冰箱吗？这是当时很多人都不相信的，潘宁向镇政府提出了要9万元试制费的要求，接着就打响了试制冰箱的攻坚战。

    资金问题勉强解决之后，没有制造电冰箱的专业技术人才便成了当时最大的问题。潘宁将手上兵马分四路，第一路人马是筹备组的两名技术人员，去西安交通大学学习制冷技术；第二路人马则是派去全国各地冰箱厂参观、“拜师学艺”；第三路人马是前往全国各地进一步考察消费者对冰箱的意向；第四路人马则集中调查与本行业相关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的发展趋势，调查竞争者的基本情况，购买国内外各种型号的冰箱做样机，剖析研究，吸收众家之长。

    除了“拜师学艺”这批人出了一些麻烦之外，其余各路兵马都收获不小。调查消费意向的了解到消费者不仅把冰箱当作高级日用品而且还当作厅堂的装饰品，这要求冰箱在质量好的同时，还应具备外形新颖、豪华美观等特点，筹建组选定了“出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双门双温103升电冰箱作为开发项目的突破口。

    后来成为科龙集团副总裁的陈福兴担任了冰箱试制组组长后，他买了一些制冷技术的书籍，在反复研读之后，终于理清了思路。然后将手下的人分成了五组，按筹建组选定的双门双温电冰箱开发突破口和设计方案各自开展攻关。当然，陈福兴在抓好组织协调的同时，也亲自出招，迎战一个个不易对付的挑战。在试制过程中曾跳出了一只拦路虎——自制的“真空拉塑机”质量不过关，塑料“内胆”总是成不了型。于是陈福兴横下一条心要“吃掉这头拦路虎”，还向潘宁立下军令状：制不服这只拦路虎我就不出车间大门。

    陈福兴卷着铺盖搬进了车间。“制服不了拦路虎，不出车间大门”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执著与专注，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狂热的表现。在58个小时的连续实验之后，也就是在陈福兴住进车间的第三天下午3点多钟，终于搞出一个完整的能用的塑料内胆来，此时，连续58小时没有睡觉的陈福兴，早已精疲力尽。

    陈福兴安排用简陋工具去敲冰箱外壳的工人满肚子疑惑“我们整天这么敲外壳，真的能做出冰箱来？”直到安装那一天他们才恍然大悟。陈福兴采用了“化整为零、逐个击破”的办法，让大家分头攻关去了。在第一台冰箱试制品组装好了之后，陈福兴让人买了10瓶汽水回来装进冰室，插上电源后，让谁都不准动它，然后回家休息。

    第二天上班，大家都早早地赶到厂里，陈福兴拉开冰箱门冷气从里面一喷而出，可装着汽水瓶的冰室却拉不开。费了半天劲，好不容易弄开往里一看，大家都傻了，冰室里的汽水瓶已经冻破了。冰室里结满了厚厚的“汽水冰”，当温度计测出零下18摄氏度时，大家欢呼雀跃，相互拥抱，喜悦的泪水溢满每个人的眼眶。

    1983年9月，科龙的创业者们以零件代模具，用汽水瓶做试验品，用手锤、手锉等简陋方法制作冰箱外壳，等等，经过反复实践，日夜奋战，终于试制成功了国内第一台双门电冰箱，并有了自己的名字——容声牌BYD-103双门双温露背式家用电冰箱。

    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要得到生产冰箱的材料，必须成为国家的定点生产厂，于是他们找到了广东省机械工业厅。但当潘宁踌躇满志地带着两台冰箱与省机械厅电子仪表工业公司的领导一同前往北京汇报情况时，竟被机械工业部的领导认为是骗局，说他们是在从中国香港买来的产品上贴上自己的标签。后来机械工业部的一位领导同意派人到工厂里看看。当6人组成的鉴定小组挟着厚厚一摞照片回到北京之后不久，北京传来消息说：支持定点，定额5万台。

    容声冰箱生产出来后，潘宁带领三两个副手到北京、四川跑销售。北京那时有一个大名鼎鼎的“雪花”冰箱，做了很多年了，卧榻之旁，哪里容得下一个无名小卒“容声”来“蹭饭”。为了省钱，潘宁等人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的地窖，然而收效甚微。心里打鼓的潘宁只好转战四川。在嘉陵江边的一个卖瓦罐的小店里，店主人好歹同意潘宁等人寄卖冰箱的恳求，挂出牌子：本店主卖瓦罐，附售容声冰箱。

    这就是科龙产品销售的起步阶段。虽然是上门推销，但那毕竟是个“饥饿经济时代”。商品只要产得出，就走得动。

    科龙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在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构建的生产单一产品BYD-103双门双温直冷式容声电冰箱流水线上，用土洋结合的办法，于1984年10月28日开始了她神奇的光荣之道。容声冰箱因为价廉物美，加上借助于先人一步的明星传播，很快后来居上，成为一时翘楚。

    “科龙”自1984年靠着9万元起家创立，到1999年15年间，取得了众所瞩目的成就，成为国内外制冷行业的佼佼者。科龙资产总额已达78亿元，其中净资产46亿元。公司拥有员工逾万人。先后进入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最佳300家企业前二十位”，连续被中国香港《亚洲货币》杂志评为中国最佳管理公司和中国最佳投资者关系公司。

    纵观近代以至当代广东商人的经商历程，成功的商人几乎都具有勤劳务实的实干精神以及坚强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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