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伐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癸好三年四月），洪秀全、杨秀清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为统帅，率战斗力最强的前一、前二、前三、前五、后一、后五、中五、左二、右一共九军二万余人北伐。北伐的目标是攻占北京，推翻清朝统治。北伐军出发前，洪秀全给林凤祥等人的指令是：“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夺地縻时日”①；如遇困难，则“到天津扎住”②，待援兵抵达，再攻北京。四月六日（5月13日），林凤祥等率北伐军前队自扬州出发，乘船至浦口登陆，击溃堵截的山东兵勇和黑龙江马队，相继攻克安徽之滁州，临淮关。后续部队在殿左三检点朱锡琨、殿左十六指挥黄益芸率领下，于四月八日（5月15日）亦在浦口登陆，但误入浦口东北的六合县；夜宿营，不慎失火，弹药爆炸，黄益芸被焚牺牲，将士死伤过半，余众大部退回天京，小部在朱锡琨率领下赶往临淮关与林凤祥等会合。
四月二十一日（5月28日），北伐军克凤阳府。同日，杨秀清接到林、李、吉三人的禀报，当即指示：“尔等奉命出师，官居极品，统握兵权，务宜身先士卒，格外放胆灵变，赶紧行事，共享太平。”并强调：“谕到之日，尔等速急统兵起行，不必悬望。”③随后北伐军即在无后方依托的环境下，朝东北方向进军，连克怀远县、蒙城县、毫州。五月六日（6月21日）北伐军从毫州进入河南，在商邱宋家集击败河南巡抚陆应谷军。次日，归德府（今商丘）人民打开府门，迎北伐军人城。接着，林、李即率五军兵将前往归德城西北四十余里之黄河南岸埠头刘家口，准备渡河取道山东北上。不料清地方当局早已把船只尽收泊北岸，且俟北伐军到来之际，放火将船烧毁。林、李等见在此无法强渡，遂离归德，统兵西上，经睢州、杞县、陈留县，于五月十三日（6月19日），进抵开封城下。北伐军志在渡河，不再攻城，且开封城外有深沟两道，渡口亦无船只，遂撒开封围，自朱仙镇继续西进，经中牟、郑州、荥阳到达汜水、巩县。沿途捻军及广大群众踊跃参加，人员大增。由于挖煤工人协助，他们在巩县洛河口得到运煤船多只。大军遂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28日），开始在汜水口北渡黄河。因船少人众，至：二十八日（7月4日）北伐军尚未渡尽。清军赶到，余众数千人只得反旆南下，经湖北回到安徽，与西征军会合。
渡过黄河的四万余北伐军，急需补充军实，于是乘胜进围盛产兵器火药的豫北重镇怀庆（今沁阳）。清廷急命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理藩院尚书恩华、绥远城将军托明阿为帮办军务，与内阁学士胜保、提督善禄、都统西凌阿等总计约六万多人，分五路援怀庆。经过五十六天的艰苦奋战，北伐军未能破城，乃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1日），主动撤围，本拟从怀庆直趋天津，但遭清军阻击，遂改道经济源，入山西。自八月二日（9月4日）起，北伐军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今临汾）、洪洞等府县；由此继续北进则可立克太原。但北伐军目标在直捣北京，故出敌不意，舍北而东，经潞城、黎城，越太行山，复入河南，连克涉县、武安，向直隶推进。清廷将山西巡抚哈芬革职拿问，以胜保代纳尔经额为钦差大臣。八月二十八日（9月30日），北伐军击溃纳尔经额、总兵经文岱所率万余清军，克直隶军事重镇临沼关，并乘胜北上，连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深州等地。捷报传到天京，东王杨秀清奏请天王洪秀全，封林凤祥为靖胡侯，李开芳为定胡侯，吉文元为平胡侯，朱锡琨为剿胡侯。此时北京则误传北伐军已攻至定州，清廷大震，城内官僚地主外逃者不下三万家，咸丰帝急派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部署京城防务。僧格林沁率京营兵四、五千人，赴京南涿州防堵，胜保则率军北上保定阻截。然而，北伐军并未向北进攻保定，而是兵锋东指，沿运河向天津进发。大军一路连克献县、交河、沧州，九月二十七日（10月29日）入据静海县城和独流镇。此时适值天津大水成灾，天津、静海一带积水成河，旱道断绝。次日，李开芳率军沿堤进抵杨柳青，水路前锋达天津郊外十里的稍直口，随即登岸扑城，为水所阻。十月一日（11月1日），北伐军与天津官府所办团练武装战于城郊，不利，遂折回杨柳青，进而退返独流、静海。此后由于时届隆冬，棉衣、食粮供给又极其困难，加以胜保，僧格林沁率清军主力赶到，北伐军处境逆转，鏖战三月，未能取胜。咸丰四年正月九日（1854年2月6日，甲寅四年正月三日），北伐军放弃静海、独流南撤。大军经大城、献县，于二月十二日（3月10日）进占阜城。二月六日（24日），平胡侯吉文元在阜城作战，英勇牺牲。朱锡琨大约亦在此后不久牺牲。
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在津南受挫后决定派援军北上。咸丰四年正月七日（1854年2月4日，甲寅四年正月一日），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及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统率十五军七千余人，从安庆出发增援北伐。援军经桐城、舒城、六安、蒙城、毫州、豫东永城、夏邑，然后进入江苏砀山、萧县（今属安徽），沿途群众相继加入，总兵力迅速增加到六万人。二月十六日（3月14日），大军在萧县董家口至砀山包家楼，渡过黄河，于丰县刘家庄整顿队伍后，分三路向山东挺进，连下金乡、巨野、郓城，至东阿县张秋镇集中。曾立昌等本拟由此顺运河经东昌取道德州达直隶阜城。与北伐军会合，但侦知善禄驻军东昌，遂决定改道由阳谷、莘县、冠县而北。三月十五日（4月12日），援军攻克扼南北漕运咽喉的临清，此地距阜城只二百余里。然而援军进城后，由于敌人退出前将火药存粮焚毁，加之城外胜保军的围困，给养出现困难，新附群众浮动不稳，其中数干人且于二十一日（18日）在城内哗变，冲出城外。次日，北伐援军撤出临清，拟取道故城人直隶达阜城，但新附群众不听命令，相率南行。胜保率清军往追，援军在李官庄、清水镇相继失利。三月十九日（4月26日），曾立昌乘敌军连获胜仗、警备疏懈之机，于初更派精兵千人各持一种名为先锋包的火毯往攻，清营顷刻延烧，人马溃逃。立昌建议从此返辙往北，直抵阜城，但新附者坚欲南行。故援军休息一日后南退冠县，在此遭团练和胜保军夹击，新附者纷纷逃散。四月九日（5月5日），援军退至江苏丰县北之漫口支河，时河水陡涨，人马陷于泥淖，伤亡甚重；后转至黄河河岸，将士骑马或浮水渡河，敌骑大至，立昌跃马人河死难。余众经苏、豫人皖北，陈仕保于风台县牺牲。部分援军旋南下，返回太平天国控制区；许宗扬被收入“东牢”。天京得知北伐援军败退消息后，于四月将顶天侯秦日纲自安庆调回，晋封燕王，命其统兵再次增援北伐军。秦日纲率兵至舒城杨家店败回，禀奏称：“北路妖兵甚多，兵单难往。”④奉旨仍赴安庆安民。此后，由于西征战事的需要，太平军已无力再派兵北援了。
正当曾立昌等率援军从临清南撤之际，北伐军也于四月九日（5月5日）从阜城突围南走，至东光县连镇坚守待援。不久，闻援军抵山东，李开芳又率骑兵两千余人离开连镇，南下接应。五月三日（5月29日），李开芳等到山东高唐州，得知援军已败，乃据州城守御。从此，北伐军被分割两地，军势更加孤危。林风祥在连镇，立木栅，掘深壕，决计坚守。僧格林沁统清兵在连镇周围，挖三壕、筑三垒，对北伐军实行围困。两军交锋，北伐军连战皆捷，但终因弹尽粮绝，无法久守。咸丰五年正月十九日（1855年3月7日，乙荣五年正月三十一日），清军攻破连镇北伐军阵地，林风祥被俘，槛送北京，英勇就义。时李开芳在高唐州与胜保所率清军相对抗，已历时九月。至连镇陷落，清帝因胜保师久无功逮京治罪，命僧格林沁移军进攻高唐州。李开芳见僧格林沁兵到，始知林凤祥军已败，决定突围南归。二月一日（3月18日，二月十一日），李开芳率军行至茌平县冯官屯，为清军追及，遂据屯迎拒。北伐军在此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清军久攻不下。僧格林沁引运河水灌冯官屯，北伐军粮草火药尽湿，而屡次突围又均未成功。四月十三日（5月28日），李开芳派将士百余人出城诈降，谋作内应；僧格林沁用小船将他们渡出。李开芳以为敌已中计，乃于十六日（31日），带领余众亲至清营，准备里应外合，突出重围。但僧格林沁并未中计，太平军百余人被杀害；李开芳等九人也槛送北京，英勇就义。至此，长驱六省，历时两年多的北伐，由于孤军深入而英勇悲壮地失败了。
二、西征
北伐开始不久，太平天国又派军队西征，目的在于夺取长江中游沿岸各省，扩大根据地，并确保天京。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53年6月3日，癸好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殿左一检点曾天养等率近万名太平军，乘千艘战船离天京西上。西征军进占安徽和州后，以破竹之势，于五月四日（6月10日）占领安庆。胡以晃留安庆指挥西征战事，赖汉英等率军向江两挺进。大军经彭泽、湖口、南康（今星子县）、吴城镇，于五月十八日（6月24日）进围南昌。在此前夕，新任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自九江率楚勇一千三百人先期赶到南昌，与江西巡抚张芾共同据城防守。在南昌城下，太平军与清军展开多次激战，未分胜负。为加强军力，清廷从两湖、贵州和江南大营紧急调军增援；天京方面则派国宗石祥祯、韦志俊、石镇仑、石风魁等率军万人，船只近千艘抵南昌城外。由于强攻难于奏效，赖、石等乃采取先占附近州县，断其接济，然后再合力攻城的策略，于是丰城、瑞州（今高安）、铙州（今鄱阳）、乐平、景德镇、浮梁、都昌等地，都先后为太平军攻克，南昌也成为一座孤城。但正在此时，杨秀清以久攻不下，决定撤南昌之围，转攻皖、鄂。八月二十二日（9月24日），赖汉英、石祥祯等离南昌，北上渡鄱阳湖，出湖口，入长江，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曾天养率领，沿长江东下回安庆与胡以晃部会合，经略皖北；一路由赖汉英、石祥祯率领，沿长江上驶，进攻湖北。
西路军于八月二十七日（9月29日），攻占九江，以殿右八指挥林启容率军镇守。赖汉英因久攻南昌不下，被召回京革职，部众由石祥祯、韦志俊率领继续西征，挺进湖北。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太平军在广济田家镇半壁山，大败湖北防军和前来支援的江忠源所率楚勇。十八日（20日），太平军一举攻克汉口、汉阳。时天京以扬州方面军事紧张以及集中兵力经营安徽，决定调回西征军回援，故太平军于十月五日（11月5日），退出汉口、汉阳，以部分兵力留驻黄州、蕲州间，余众分回天京、安徽。
安徽战场的主攻目标是进占临时省城庐州（今合肥市）。西征军占安庆以后，因主力转向江西，故一连四个月在皖未展开大规模进攻。八月二十三日（9月25日），翼王石达开奉命从天京抵安庆，主持西线军政全局。他抵皖后，积极布置军事，组设地方行政机构和乡官组织，安定民生，征收赋税，“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⑤。九月中旬，石达开派胡以晃、曾天养等率军经营皖北。大军于九月二十三日（10月25日）克安庆北门外之集贤关，十月十四日（11月14日）占桐城，二十九日（11月29日）占舒城，进逼庐州；清督办安徽团练、工部侍朗吕贤基兵败自杀。时清廷命防守南昌之江忠源为安徽巡抚，回防庐州，又从河南陈州（今淮阳）、江苏徐州、安徽定远等地调兵万余增援。太平军从十一月十二日（12月12日）开始攻城，至十二月十六日（1854年1月14日），以地雷破城，清知府胡元炜投降，江忠源投水自尽，庐州为太平军占领；城守由胡以晃主持。接着，太平天国在安徽20余州县建立政权，成为天京的西部屏障，西征的后方根据地。稍后，石达开回京复命，顶天侯秦日纲驻安庆代其主持军政。
太平军取得庐州后，其主力再次沿江西上，国宗石祥祯、韦志俊、韦以德、石镇仓、石风魁、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地官副丞相黄再兴、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丞相张子朋等齐集黄州前线，总兵力逾四万人。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1854年2月12日，甲寅四年正月九日），太平军大破驻黄州北二十里之堵城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兵败自杀。十九日（16日，十三日），太平军第三次进占汉口、汉阳。在此，又兵分两支；一支由韦志俊、石凤魁等统率围攻武昌，分军攻取四周州县；一支由石祥祯等统率进攻湖南。南路军于二月一日（2月27日，正月二十四日）克岳州，六日（3月4日，正月二十九日）占湘阴，九日（7月，二月一日）陷靖港，十三日（11日，二月五日）据宁乡；此地距省会仅数十里，长沙大震。但在此太平军遇到曾国藩所建湘军的顽抗。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十八年进士，先后升任礼部右侍朗、兵部、吏部左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二年），丁母忧回籍，年底奉命赴长沙帮办湖南团练。他以湘乡练勇和江忠源旧部楚勇为基础，扩充编练成湘军。咸丰四年二月（1854年3月，甲寅四年二月），湘军水陆两军23营练成，合计员弁、兵勇、夫役共一万七千余人，其中水师10营，陆师13营；水师以褚汝航为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先锋。其编制以将领为中心，一营士兵为其上司哨官、营官所属，营官又为统领私人所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湘军即组成，遂自长沙开赴靖港、乔口。太平军与湘军初战失利，因而从湖南撤回湖北。西征军闻征湘军北退，当即增兵，由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率三万余人，于二月二十九日（3月27日，二月二十一日）自汉口上驶，再入湖南。三月十日（4月7日，三月二日），征湘军克岳州，接着乘胜进至乔口、靖港；留石祥祯率部在此扼守，林绍璋率主力近二万人由陆路绕经宁乡，疾趋湘潭，准备南北夹击，夺取长沙。曾国藩一面派兵往救湘潭，一面亲率水路军出攻靖港。四月二日（4月28日。三月二十三日），靖港太平军痛击湘军，其水师战船丧失三分之一，陆师也被击溃，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狼狈逃回长沙。但与此同时，在湘潭战役中，由于林绍璋指挥不当。内部新老将士相冲突以及双方力量对比湘军占优势等因素，太平军遭受重大损失；四月五日（5月1日，三月二十六日）湘潭失陷，林绍璋率部北返靖港，另一部由澧陵东走转入湖北。为等待援军，太平军自靖港退守岳州。面对湘潭失败的严峻形势，正在围攻武昌的韦志俊等为阻扼湘军长驱北上，立即将分散在鄂北各地的太平军调回，并进攻武昌城，而由石祥祯、林绍璋分军活动于通城、岳州、常德等地，以牵制湘军。六月二日（6月26日，五月二十日），太平军攻克武昌。接着，曾天养、韦志俊率部先后进援湖南。六月中旬（7月上旬，五月下旬），曾国藩统湘军两万余众，以水师为先导，陆师分三路自长沙北上，进攻岳州。太平军曾天养部迎战失利，于七月一日（7月25日，六月十九日）退守岳州以北二十余里之城陵矶。此后太平军接连反击，均未得手。七月十六日（8月9日，七月三日），登州镇总兵陈得龙、广东游击沙镇邦率广东水师向太平军发动进攻。曾曾国藩天养令大队战船埋伏于城陵矶之旋湖港，另出小舢板诱敌，阵斩陈得龙、沙镇邦；湘军水师褚汝航、夏銮率船救援，也被击毙，敌船被毁30余艘。十八日（11日，六日），曾天养率兵三千由城陵矶登岸，准备据险扎营，牵制湘军北上，不意署提督塔齐布率兵猝至，曾天养单骑驰人敌阵，受伤落马牺牲。后太平军在韦志俊率领下，于城陵矶一带与湘军相持十余日，接战五次，败多胜少，遂于闰七月二日（8月25日，七月二十日）撤往武汉。八月中旬（10月初，八月下旬），湘军和湖北清军三路猛攻武汉。武昌守将国宗提督军务石凤魁，粗通文墨，不谙军务，面对湘军进攻，只是闭城行消极防御，致使武汉江面太平军水师船只千余只先后被湘军焚毁。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九月九日），石凤魁仓皇东撤。接着在田家镇战斗中，太平军水师船只四千余艘又被焚毁，江面防御体系遭到破坏。十月卜四日（12月7日，十月二十八日），秦日纲、韦志俊等自焚田家镇营垒，率部东退黄梅，不久又退宿松、太湖。湘军顺江东下，于十一月十四日（1855年1月2日，十一月二十八日）进抵九江城下。
在西线处于危急关头，石达开再次受命赴湖口主持西征战局；护天豫胡以晃、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等亦奉命分别从安庆和饶州率军往救。十一月二十一日（1月9日，十二月四日），湘军统领塔齐布、罗泽南会同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率一万五千人进围九江，后屡攻不下，水师乃转攻湖口，企图先击破鄱阳湖内太平军水营，切断外援，尔后再攻九江。太平军先是采用疲敌战术，坚壁高垒，不与敌军决战，只以灵活机动的小船进行夜袭，待敌疲惫不堪，即佯撤湖口守军。十二月十二日（1月29日，十二月二十四日），湘军一百余艘舢板快船冲入鄱阳湖内，太平军迅速堵死出口，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百余轻捷快船，陷于鄱阳湖内；笨重大船，留于长江江面。当晚。石达开令以小艇围攻湘军外江水师，一举焚毁其战船三十多艘，其余败退九江。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1日，乙荣五年一月七日）夜，林启容自九江、罗大纲自九江对岸之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再次袭击泊于江中的湘军水师，焚毁其战船多只；且缴获曾国藩座船。曾国藩乘小船狼狈逃入罗泽南陆营，复欲寻死，被罗等劝止，后率师转至南昌。湖口、九江的连续胜利，予湘军以沉重打击。从此太平军则开始全面反攻。十二月三十日（2月16日，一月十二日），秦日纲、韦志俊、陈玉成在湖北广济击溃湖广总督杨霈大营后，分兵两路：秦、陈进占汉口、汉阳，韦志俊部占兴国。同时罗大纲部则经江西饶州折返皖南，与范汝杰部会合，进占徽州府（今歙县）等地。二月十七日（4月3日，二月二十七日），太平军三克武昌，初步稳定了长江上游的战局。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分别在湖北、江西、安徽同时与清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湘军兵力分散，战线较长，处于被动。
为挽救败局，曾国藩一面派悍将罗泽南率部自江西驰援湖北，进窥武昌，一面命塔齐布、周凤山等领兵继续进围九江；不久塔齐布病死，周凤山接统其军。九月湘军水陆三路进取武昌。时燕王秦日纲，已奉调回天京，翼王石达开率护天豫胡以晃、卫天侯黄王岜、春官丞相张遂谋、检点赖裕新、傅忠信等，统大军二万余人西上援鄂。九月二十二日（11月1日，九月二十六日），石达开军在武昌县之樊口登岸，经金牛镇抵咸宁，以阻截罗泽南湘军。接着石军于二十五日（4日，二十九日）大败罗济南湘军，并于二十六日（5日，三十日）克复崇阳，迫使罗部退至蒲圻西南之羊楼峒。此时西路韦志俊率太平军万余人由纸坊开到蒲圻，随而进向羊楼峒。石、韦相约，以韦军攻羊楼峒，上袭岳州，石军则由通城入平江，从而共同抄袭湘军老巢。但石达开于十月五日（11月14日，十月八日）进占通城后，又改变了上述计划，以为湘军正全力救援武汉，江西兵力空虚，如进军曾国藩所在大营南昌，不仅可解九江之围，且必能减轻湖北太平军的压力。鉴此，石达开遂留韦志俊防守武昌，自率三万人于十月十五日（11月24日，十月十八日）从通城西进，转入江西。十一月一日（12月9日，十一月三日），石军克新昌（今宜丰），在此与自粤北上的天地会起义军数万人会合，兵力大增。接着，太平军分兵连占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吉安等地，威逼南昌。曾国藩惊恐万状，急命周凤山撤九江之围回援南昌，在樟树镇（今清江）设防，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185飞年3月24日，丙辰六年二月十七日），太平军四路围攻樟树镇，尽破湘军营垒，周凤山率残部逃奔南昌。这时，江西八府五十多州县，均为太平军所占有。正当南昌指日可下之时，杨秀清调石达开回天京往攻江南大营，从而使曾国藩得到喘息之机。
三、天京破围战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相继派军北伐、西征，东线太平军所据守之天京、镇江、扬州三城却始终处于清军江南、江北两大营围困之下。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53年12月26日，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卜二月），太平军主动撤离扬州。咸丰五年（1855年，乙荣五年），上海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清廷命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移师西上，会同江南、江北大营围攻镇江、瓜洲，天京地区的形势趋于紧张。
为解镇江之围，并彻底解除江南、江北大营对天京的严重威胁，杨秀清先后调秦日纲、石达开等率部东援。咸丰五年十二月（1856年1月，乙荣五年十二月），燕王秦日纲、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从西征前线回师。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日，十二月二十六日），秦军自天京分两路进至栖霞和仙鹤门一带与围攻镇江的清军对峙。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七日（4月2日，丙辰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秦军会同镇江守将吴如孝内外夹击，重创吉尔杭阿和总兵张国梁所部清军。当夜，太平军乘胜渡江，先入瓜洲，继趋仪征，踏破江北大营大小营盘一百二十余座，再克扬州。至此经营三年之久的清江北大营被摧毁。在取得军粮以后，秦部于三月十日（4月14日，三月八日）撤离扬州西进，拟渡江南返进攻江南大营。由于清军先后攻占浦口、江浦，致使由浦口南渡之路被阻，秦日纲等只得折而东返，经仪征、三汉河，至瓜洲渡江，屯驻金山。四月二十九日（6月1日，四月二十五日），秦日纲军在高资大败清军；吉尔杭阿率军往救被围，绝望自杀，清军营垒七八十座不战自溃；张国梁由六合来援，亦被击败。秦军乘胜于五月十二日（6月14日，五月八日）回天京，屯营城东北燕子矶观音门。
当秦日纲等率军转战三汉河之际，石达开已率主力二三万人取道皖南芜湖、金柱关，进抵天京城北。五月十五日（6月17日，五月十一日），石、秦两路大军约五万人会攻江南大营。经四天激战，太平军于十八日（20日，十四日）攻破孝陵卫清中军大营，清军溃散，钦差大臣向荣等仓皇逃至淳化镇，复败走丹阳。秦日纲军乘胜追击，克旬容，进抵丹阳；向荣绝望自尽。至此，江南大营也被太平军摧毁。随后杨秀清即命韦昌辉主持江西军政，石达开前往湖北解武汉之围。
自咸丰三年四月起至六年五月止，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斗争，除北伐因孤军深入而失败外，西征和天京破围战均取得重大胜利。武昌、九江、安庆三大重镇，湖北东部，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土地，都为太平天国所控制；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先后被击溃，又解除了天京的肘腋之患。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期。
注释
①《清史稿》中华书局新版，第42册，第12872页。
②《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第167页。
③《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5页。
④《大平天国》第3册，第10页。
⑤《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8页。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1853年，癸好三年）建都天京以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同清王朝展开了全面的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与此同时，起义队伍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弱点也随之潜滋暗长，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到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六年），终于爆发了关系到太平天国命运的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仍然是旧式农民战争，它引导千百万农民对封建统治展开猛烈反击，但没有，也不可能彻底变革封建制度，这就使革命队伍内部的种种矛盾无法得到正确处理。事变正是起由于领导集团矛盾的激化。首先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在宗教方面，洪秀全是拜上帝教的创建者，是天父上帝次子，耶稣之弟，上帝派到凡间的“太平真主”；在政治方面，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王。而杨秀清早在金田起义前已取得代天父传言的权力，永安封王建制时又获军队统帅权，建都天京后，进一步控制了政权。这种二元体制就埋下了洪、杨矛盾的祸根。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全面继承了封建的君主制、等级制和世袭制，原本“寝食必具，情同骨肉”①的兄弟关系，为名分各异的君臣关系所取代。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繁复，体制严格，不许逾越。例如乘轿一项，照规定：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依次递减，至两司马还有轿夫四人。高级官员出行，下级官员或兵士必须回避或跪在道旁，否则格杀勿论。在此体制下，领导集团成员追求权力、名位和贪图享乐的思想日益滋长起来。太平天国在天京定都伊始，太平军尚在城外与清军鏖战，洪秀全即动用大批劳力，将清朝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雕琢精巧、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他深居宫中，安享帝王之乐，同时又利用宗教神学来巩固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他数日出一诏书，或作一诗发出贴于照壁，利用宗教神学，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是天下“万民之主”，理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是，掌握军政大权的杨秀清，却“自恃功高，一切专擅”②，“威风张扬，不知自忌”③，天朝所有军政大事都是先在东府商妥，然后会奏天王批准；东王府实际成了天朝的最高主宰。他擅立威福，对韦昌辉、石达开等起义有功将领，设法予以压制苛责，甚至“每谎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数其罪而杖责之”④，他如此飞扬跋扈，目的在于迫使天王和高级将领无条件地屈服，为夺取最高统治权铺平道路。这样做，不仅加剧了洪、杨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激化了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之间尤其是杨、韦之间的矛盾。
韦昌辉是金田村富户，读书识字，小有才气。金田起义，他捐出全部家产，阖族从军，后统兵作战，对太平天国有重大贡献，成为仅次于洪、杨的第三号人物。杨秀清要扩大个人权势，不能不顾忌和打击韦昌辉。在东王压抑下，性情奸诈的韦昌辉则采取晦之计，明里百般诌媚，据载：杨秀清“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其兄与东王妾兄争房产，东王大怒，欲杀其兄，特交韦昌辉议罪，韦为讨好杨，竟“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⑤。但实际上则“心怒不息”⑥，等待时机，窃夺其权。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终于导致了天京事变的爆发。
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年8月15日，丙辰六年七月九日），即清江南大营主帅钦差大臣向荣死后第六天，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附体，召洪秀全到东王府，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咐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秀全答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杨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秀全答臼：“东王即万岁，世子即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⑦面对杨秀清的威逼，洪秀全一面以拖延来应付，佯允以八月二十五日（9月23日，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生日时举行正式封典，一面密召在江西督师的北王韦昌辉、湖北督师的翼王石达开、金坛督师的燕王秦日纲，速回天京诛杀杨秀清。秦日纲首先抵京，接着韦昌辉于八月三日（9月1日，七月二十六日）夜率兵三千秘密赶回天京，并会同秦日纲指挥队伍迅速而严密地占据城内要津，然后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杨秀清及其家属、扈从猝不及防，于四日（2日，二十七日）凌晨均被韦昌辉杀害。当日，洪秀全下诏，贬杨秀清为“东孽”“宣布他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⑧的罪状。为彻底肃清“东党余孽”，韦昌辉等人在洪秀全默许下，又“定下一条阴谋”：六日（4日，二十九日）上午，洪秀全下诏，“谴责”韦、秦杀人太多，令受鞭刑四百；同时宣称东王逆谋是白天泄露，余党一概赦宥不问。东王部下五千余人不知是诈，遵命前往观刑时，全部被韦、秦预先部署的伏兵杀害。
青花瓶八月中旬（9月中旬，八月上旬），石达开从武昌赶回天京，目睹城中惨相，深感问题严重，即婉言劝谏韦昌辉息兵止杀，指出：“东孽罪当诛，其下何罪，何得尽戳？无乃自戕手足，倘官军万一知之，乘我之危，将何以御？”昌辉闻此大怒，反石达开：“汝将亦党东孽，共图报仇杀我乎？”⑨且顿起杀害石达开之意。达开见状，连夜缒城逃往安庆。韦昌辉捕石不得，竟将其家人全行杀害。石达开飞檄皖、赣、鄂三省太平军，向芜湖、宁国一带集中，以回师靖难。十月十一日（11月8日、十月二日），石达开率军四万余人自安庆渡江至泾县，进向宁国，起兵讨韦，“上奏于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否则“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⑩。时韦昌辉独霸军政全权，一面派秦日纲率军抵御石达开的进攻，一面在天京继续扩大事态，“不分青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据说前后两个月，遭韦昌辉杀害的太平军将士达两万余人，老弱妇孺亦未能幸免。对此，天京军民极为愤慨。由于石达开大兵压境和朝内群起反韦，洪秀全下令诛除韦昌辉、秦日纲及其同伙二百余人。长达两月之久的天京变乱至此平息。
韦昌辉伏诛后，石达开于十一月一日（11月28日，十月二十二日）前后回到天京。石达开文武兼资，仁义素孚，深受太平天国军民的拥戴。这次起兵靖难归来，“众人欢悦”，合朝文武同举他“提理政务”，推其为“义王”；洪秀全加封他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石达开在面临武昌失守，在敌水师直逼九江的严峻形势下，军事上采取攻守兼施的战略：东线坚守句容、溧水；西线坚守九江以下各据点，确保长江水道；西南坚守江西、皖鄂边境大别山区，则以豫天侯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为统帅，实行进攻。自咸丰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七年二月二十三日（1856年1月11日至1857年3月18日，丙辰六年十二月五日至丁巳七年二月十日），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指挥下，先后攻克安徽的无为、庐江、桐城、舒城、六安、正阳关、霍邱。四月四日（4月27日，三月二十日），陈玉成率军攻占英山，进屯太湖。十九日（5月12日，四月四日），陈玉成部分道进入湖北，相继攻占鄂东黄梅、广济、蕲水、蕲州、罗田，威胁武昌。在坚守方面，除少数据点被清军攻占外，军事重镇如九江、瑞州、临江、抚州、吉安、句容、溧水等地，均为太平军所占有。
然而，正当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出现新气象之际，在政治上却又爆发了新危机。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非洪姓重臣深怀戒心，尤惧石达开权力过大，于己不利。因此，他虽任命石达开为“通军主将”，“提理政务”，却不予军师名号，且“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为牵制石达开，洪秀全又封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此二人既无才干，又贪鄙固执，毫无威信。面对重重疑忌和挟制排斥，石达开从天京负气出走，于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1857年6月2日，丁巳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自皖南铜陵渡江，十八日（9日，五月二日）经安徽无为州往安庆，沿途布告军民，将他与洪秀全的矛盾公诸于世。八月十八日（10月5日，八月二十八日），他率十余万太平军精锐，离开安庆，进入江西，走上同太平天国分裂的道路。此后，他统军转战浙江、福建、两湖、云、贵、四川等省，虽多次击败清军，对所经地区的群众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终因孤军作战，力量日益削弱。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1863年3月14日，癸开十三年四月一日），石军进抵大渡河畔之紫打地（今安顺场），遭清军包围。在走投无路、粮草断绝的情况下，石达开致信清四川总督骆秉章，表示愿舍命以安三军。四月二十七日（6月13日，五月一日），石达开与五岁的儿子石定忠自投清营。清军于起解石达开之夜，将其部下两千余人全部屠杀；石本人亦于五月十日（6月25日，五月十三日）在成都殉难。
天京事变和石达开的分裂出走，给太平天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搞垮了领导核心。“东王升天，北王亦丧”，“翼王远征，”，前期领导核心只剩下天王洪秀全一人。其次，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事变中被杀害的两万多太平军将士，石达开带走的十余万部众，多是久经锻炼的革命骨干力量。这种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原有态势。事变前，东线太平军正在向丹阳、金坛进军，准备攻取苏、常；西线太平军正在南昌外围和武昌与湘军激战；湘军处于被分割、包围在赣、鄂两地，往来隔绝，互相不能救援的困境中，事变发生后，在东线，扬州、镇江相继失守，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天京又被敌军包围；在西线，湘军摆脱困境，卷土重来，接连攻占武昌、九江，进窥安庆，太平军在江西所占有的城邑此时也都为湘军所夺取。这种急转直下的军事形势，使太平天国陷于左支右绌、难以应付的境地。第三，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革命精神的锐减。太平天国前期，拜上帝会的教义曾经是发动和团结群众的精神支柱，广大太平军将士在人人都是兄弟，并力斩邪除妖，建立地上天国的号召下，进行英勇的战斗。这次事变竟是天父之子互相残杀，这就必然使广大群众对上帝的信仰发生动摇，对能否建立人人平等的天国表示怀疑，对革命前途感到忧虑，从而使革命精神大为衰退。在变乱前，太平天国内部由于有共同的信仰，总体上是团结的，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变乱以后，原来的信仰在人们的心目中黯然失色，因而出现了“政涣人散，外合内离”的局面。
总之，天京事变成了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太平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
注释
①《太平天国》第3册，第172页。
②《太平天国》第3册，第46页。
③《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④《太平天国》第3册，第45页。
⑤《大平天国》第4册，第669页。
⑥《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⑦《大平天国》第4册，第703页。
⑧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册，第1757页。
⑨⑩简又文：《大平天国全史》。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第1380、1381、1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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