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0多年前的2003年，大事频仍。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新一届国家领导人上任；不久，“非典”阴云笼罩中国，部分高官因瞒报被免；我们的第一位航天英雄杨利伟驾驶着神舟五号飞向了太空，树立了中国载人航空史的里程碑；此外，香港明星张国荣跳楼身亡、台湾地区通过“公投法”等事件也使各界舆论沸沸扬扬。

    这一年的3月10日，当时看来只是平常的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也仅是一直在进行的机构改革，但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却直至今日。

    当天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出现了一批新的机构名称，包括：国资委（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改委（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银监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等。这些昔日还较为陌生的名字，在几年后人们已耳熟能详。

    4月5日，国资委主要职责经国务院审议通过，主任李荣融和6名副主任（李毅中、王瑞祥、吴晓华、黄淑和、王勇、邵宁）正式被任命。

    第二天，国资委在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这个部门已不再保留）的北门——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26号，低调挂出了牌子，这一消息甚至连新华社都不知道。

    新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由国务院授权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国有资产，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此举解决了国有资产多头管理和出资人不到位等体制障碍，被称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资分开的重大举措”。

    挂牌之后，国资委首先开始了“摸底调查”——为了摸清自己到底管理多少“家底”及“家底”质量如何，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央企清产核资。

    紧接着，国资转让审批权划归国资委，李荣融表示：力争用较短的时间将国有产权交易都纳入市场交易，国资委要把好审批、资产定价和进场交易三个关口。

    上述措施为国有资产的交易打开了通道，外界纷纷猜测，李荣融将会对国有企业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整合效益低下的企业。

    不过，当年的7月，李荣融却在与韩国总统政策首席秘书权五奎会谈时表态：国有企业无论怎么改，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不会改的，196家央企绝不会私有化。到2002年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税收占工业企业上缴税收的三分之二；196家中央企业实现的利润占全国15.9万家国有企业利润的64%。在今后的改革中，尽管国企数量会减少，但大的企业会变得更大更强。

    之后的10年，国资委对央企开展了管理、产业布局、产权多元化等几方面的改革。

    而国资委主导的央企改革也从未脱离这一主线：数量少而影响力却不断增强。或许这只是国资委的数字游戏（数量上告诉我们央企越来越少，符合1998年国企改革理念），最终还是要真正藏富于央企，因此，现在国企受到的批评比10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国企成了一个个巨无霸，膨胀得广受非议。

    回到2003年，一个绕不开的主题是MBO（Management Buy-Outs，即管理层收购），这年被定为“MBO年”。伴随着这个名词的是，MBO在中国饱受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之质疑，于是国资委在年底出台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意见的主要内容涉及企业改制的10个主要环节和方面。其中强调对管理层收购的规范，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随着争论的升级，大型企业MBO于一年后被国资委叫停。

    或许年底TCL集团与法国汤姆逊集团合资的消息刺激了李荣融，坚定了他做大央企的意念。

    于是李荣融对央企高管们“下令”：“必须在两年时间内，使中央企业成为各行业的排头兵。达不到的趁早找对象，否则肯定要调整——不是你调就是我调！”

    （二）

    2004年4月，民营的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遭到查处，民营企业家们为此惋惜。财经作家吴晓波将之总结为“法罪错位”的典型。

    这一年也是国资委开始玩“数字游戏”的第一年，该年，国资委发布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同2003年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一起成为国企改制的准绳。2004年年末，中央企业由196家减少到178家。

    “数字游戏”的另一面则是“强大法则”，国资委年度业绩考核启动。3月中旬，国资委与150家中央企业负责人签订了2004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加上首批签订责任书的20家企业，已经有170家企业一把手在责任书上签了字。

    此外，李荣融还说：今后国有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的选聘工作将逐步通过公开招聘的形式展开，让国有企业参与到人才的国际竞争中去。言外之意，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将不再那么铁了，高管们也不例外。

    这一年，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忘记了自己保障者的定位，在期货市场上扮起了投机者的角色，并导致了公司巨亏5.5亿美元。对此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一把手陈久霖“收获”了4年的牢狱生涯，并成了第一个触犯国外法律而被判刑的中国在国外挂牌上市公司的总裁。这一事件给国企领导人上了根弦——必须把国企的生意当成自己的生意来做，否则是要负责任的。

    此外，这一年国资委选择宝钢集团等7家国有独资的中央企业进行董事会试点工作。

    一个续曲是，国资委党委书记李毅中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明确表态，“大型企业不能搞管理层收购”，侧面承认了MBO质疑浪潮中郎咸平的指控。而中国“乳业教父”、伊利“掌门人”郑俊怀在这一年年底因被控动用公司资金进行MBO落马，次年被判获刑6年。

    而2005年顾雏军的被捕则为“郎顾之争”画下了句号。2005年的4月，《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出台，规定中小国有企业可以探索，大型国有企业不得转让，金融类企业国有产权转让和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这一规定发布后，轰轰烈烈的MBO之争告一段落。

    可能正是这场争论使得李荣融更加谨小慎微，尽量不触及国企私有化的红线。

    （三）

    时间到了2005年，中央企业的数量又减少了9家，还剩169家。不过原则是没有变的，尽管很多企业的名字从央企名单上消失了，但是没有一家是落入“民间”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用在此处可能最为恰当，这些被划去的央企都归入了另一些央企的怀抱，在一部分央企消失的同时保证了另一些央企的迅速强大。

    国企方面，三九企业集团赵新先被拘无疑是当年的大事，这位“中国中药现代化之父”的名字甚至被收录进了英国剑桥名人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录》，这次事件使得国企负责人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更加受到重视。后来谈到赵新先的落马，李荣融感触良多：“这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证明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所造成的毛病。自己决策、自己执行、无人监督，没谁能制约他。”

    而联想并购IBM PC（个人计算机）事业部则成了非国企领域里的最受重视事件。

    产权改革方面，按照李荣融2003年对央企的设想，建设银行挂牌上市，美洲银行投资25亿美元购买建行部分股份，这是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最大单笔投资。同时国务院运用外汇储备为工商银行补足150亿美元资本金，批准其实施股份制改革方案，为将来上市做准备。

    央企管理方面，在2004年开始对中央企业负责人进行“年度业绩考核”之后，国资委在2005年又对中央企业负责人开始了“任期经营业绩考核”。而本年度的高管招聘也不同以往，25家中央企业同时面向全球公开招聘高管——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第三次公开招聘：这一次，中央企业“一把手”的公开选拔首次打破“行政任命”，标志着央企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历史性突破”；另外，首次招聘正职，并放宽对国籍的要求，15个岗位不限国籍。这个颇具符号性的举措，意在告诉外界央企高管的聘任走向了国际化。

    与此同时，国资委完善了国有上市公司相关制度，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此外，宝钢集团董事会正式亮相，其中董事会成员半数以上为外部董事，且全部到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亲自向宝钢集团5位外部董事颁发聘书，至此，我国中央企业第一家规范的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开始正式运作。李荣融作出了如此评价：“这是国资委成立以来最大的新闻，意义非同一般。以前国有企业改革多数是方法上的改进，这次是从体制、制度上的改革。”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年修订）颁布，国务院提出了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要以建立健全国有大型企业董事会为重点，抓紧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独立董事和派出监事会制度。

    这样的改革当然是好的，但如果让宝钢集团的此次改革成为我国之前多年国企改革的顶点，未免可惜，接下来的几年内国企改革并未再次出现突破性进展。

    2005年10月10日，第三批35家中央企业主业公布，至此，已有近六成央企主业明确。此举意在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培育行业排头兵。早在2004年11月，第一批49家央企主业公告社会的时候，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并明确表示，公布中央企业主业是“为正确引导中央企业投资方向，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集中有限资源投入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和发展大公司大企业集团”。但是这一点有没有真正做到则是疑问。纵观央企公布的主业我们发现，与其称其为央企的主业，不如称之为央企的业务：每一央企涉及的业务仍然很多，难以发现“主”的味道。况且，如果没有相关的制约措施，这样的举措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仅有告知，而无监督了。

    （四）

    撇开泛泛的公示主业，转过一年，到2006年的时候，各中央企业在对投资活动的管理上呈现较大差异，客观上需要国资委加强监管。中央企业行业分布过宽，部分企业主业过多、主业方向不明，资源配置不合理。另外，企业规模大小、管理水平也差别较大，情况各不相同。大部分中央企业内部规章制度较健全，建立了企业内部投资管理制度和相应的投资决策程序，但仍有部分企业在这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据统计，2004年中央企业投资总额约一万亿元，其中非主业的投资约占5%。大部分企业的投资行为较为规范，投资的重点基本集中在企业主业上，但少部分企业非主业投资比重偏大，存在盲目多元化投资问题，投资管理上漏洞和隐患较多，亟待加强监管。因此，国资委发布了《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正如前文所说，央企主业分布过多、过大，如何进一步令央企业务聚焦仍是摆在国资委面前的难题。

    经过了前几年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的不断努力，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改观。这一年，国资委在重视央企管理的同时继续缩减央企数量，也就是进行央企的兼并重组，又有10家央企的名字从国资委的名单上消失，只剩159家。

    （五）

    这个时候，央企“红利”问题一直受到各界瞩目。2007年，这一焦点问题的改革终于有了眉目，国务院确定了中央企业按照企业合并报表净利润8%的综合比例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央企开始上缴“红利”。虽然比例并不如预期高，但也算是一大进步。

    与此同时，国资委圈定了30家整体上市的央企名单。但其中真正实施“整体上市”的屈指可数。

    近些年的改革仿佛只有两条线，第一条便是央企数量的减少，按照李荣融的预期，在2010年左右，央企要减少至80～100家；另一条是围绕产权、产业、公司治理等方面内容紧抓央企管理。

    然而，2007年的“两会”上，《中央企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指引）》中，国资委对央企产业进行分类，使其从21个板块，缩减为18个板块。3个板块的减少并不令人满意。各央企在所在行业的影响力都很大，缩减板块的难度自然很大。但是不知退出竞争性行业，把握关乎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行业的国企改革主旨还有多少人记得。央企越来越好了，然而，央企走的路却越来越模糊了。

    （六）

    在国资委成立的第6个年头，央企只剩下了142家，54家已经消失了。李荣融表示，按照国务院的总体要求，2009年将沿产业链和价值链方向，继续加快推进中央企业联合重组和资源整合，到2010年中央企业减少到80～100家，努力培育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

    而随着央企改革的继续，央企受到的批评却越来越多。于是2008年，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开始督促中央企业不断建立健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表率，以改善自身的社会形象。当年有75家中央企业发布了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然而央企的社会责任范畴可能比一般企业大许多，而不仅限于普通概念的社会责任。基于此，央企的社会责任报告所受的褒贬也不一。

    这一年的另一件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通过，该法律设置的目的是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通过，我们不知道对于国企改革是好事还是坏事，会不会成为国企减缓改革所利用的一个借口？这也使原本曲折的国企改革之路更加迷雾重重。

    2009年，人们似乎对这些名目上的分拆组合已经麻木，在很多人看来，培育一个个的“巨无霸”似乎对更多的人没有好处。

    （七）

    白云苍狗。一眨眼，大限已到。在2010年年初，就有各方纷纷预测本年将是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最为激烈的一年。因为李荣融的中央企业数量减少至80～100家的最终期限已只剩最后一年。不过，计划没有变化快，就在这一年，李荣融请辞，这个当了7年央企“老板”的老人将指挥棒交给了他的老下属——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王勇。

    作为国资委首任主任，李荣融在任7年5个月，作为的确可圈可点。李荣融刚上任时，央企数量是196家，他卸任时，央企减到123家；李荣融接手时央企总利润为2400亿元，至他2010年8月离开时，央企实现利润超过1万亿元；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央企由7家世界500强，增长至38家。

    客观来说，中国国企改革可谓波澜壮阔。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李荣融掌舵国资委7年之久所带来的图景是“国进民退”、“民进国退”，还是“有进有退”，或许难以盖棺论定，但是有一点，国资委和其“当家人”李荣融无疑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中占据显着地位，褒贬当由后人评说。

    同时，李荣融自己也毫不客气地否认“国进民退”等观点。他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邓瑶采访时就直言不讳地表示，“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央企背了垄断的黑锅。面对批评，李荣融说，“我不怕批评，因为我的内心很坦荡，改革的信念从未动摇”。

    “不存在我们挤了谁，谁挤了我们。我不客气地讲，没有国有经济哪有非公经济今天的发展？国家给了非公企业不少优惠政策，优惠政策的背后就是钱，没有国有企业年年增长交的税，国家哪有钱给出来？但非公企业发展了，对整个国家是很大的贡献。”李荣融说，“优胜劣汰社会才会进步，所以我对‘国进民退’这种观点不屑一顾。”

    不过，业界、媒体界和社会对国企改革的批评声不绝于耳。已经有媒体开始表态：“除了重组步伐放慢外，好像没感觉到什么大变化。”“国企改革到今天，没看到任何新的出路、新的理念，事实上进入了困惑期、停滞期。”也有专家强硬地批评说，实际上，现在的国企改革不仅没有呈现新的出路和理念，也与老的改革思路渐行渐远，逐渐偏离，现在的这条路是“畸形”的、“变异”的。

    正如记者邓瑶所评述的那样，历史为改革者设定的命运都相似：在受到一部分人热情赞扬和全力支持的同时，也会遭到另一部分人的质疑。李荣融为央企设计的一系列加减法，未能远离“垄断”、“国进民退”、“大而不强”的批评。

    而这种批评，一直持续至今。

    （八）

    第二任“老板”王勇上任一周后，中组部、国资委即对外宣布，2010年中央企业将公开招聘20位高管，为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显然，王勇并不想摒弃这一少数为外界所称道的举措。况且王勇以人事改革见长。

    在该年年底之时，王勇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首次正式在媒体面前亮相，谈论全面推进央企结构布局调整的思路，包括推进央企重组和整体上市，提出“一大目标”是做强做优中央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其重点已然放在了“做强做优”之上。李荣融的7年改革虽也以此为主线，但却没有如此表述。这说明，当初国企改革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理念已经改变。但与此同时，“国进民退”、“与民争利”之声音愈发强烈了。

    “央企重组首先要保证重组的质量和效果，而不是为了减少户数硬推重组。”继国资委副主任邵宁2010年9月首次提出央企重组“质量论”后，王勇也在央企负责人会议上表示：“数量不是决定因素，更重要的是企业的质量。我们要起到中央企业应该起到的引领作用、主导作用，然后进一步去和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加强整合、合作。”

    同一年，借助经济危机之机遇，以央企为首的中国企业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对海外项目更加重视。但中国铁建在沙特轻轨项目中损失的13.85亿元和其他中国公司因利比亚动荡而导致的损失，不仅吸引了大众的目光，也使国资委察觉应当对此有所约束。为此，2010年6月27日，国资委连续公布《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对央企海外投资加强监管。同时王勇还表示，“十二五”期间，中央企业要加快“走出去”，但也要“量力而行”，央企必须加强对风险的控制，防止盲目对外投资、搞“洋跃进”。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迫于外界压力和声讨，国资委令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市场，然而，截至2012年年底，有业内人士称仍有六成央企没有完成退出，有些企业虽然已经出让了部分房地产业务，但仍保留了一些优质项目。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和时间推进表以及相应的惩戒措施，注定了这项措施的执行力度不会如预期般有力。如果每一次的布局改革都要用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的国企改革之路恐怕仍要走很久。

    （九）

    在2011年这一年，央企改革与往年已经有一点不同，由于改革主旨转向“做强做优”，“数字游戏”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央企的兼并重组仅为正常变动水平。

    重点已经转到央企的公司治理和产权多元化等方面。

    王勇在这一年的1月7日全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表示，今年国资系统对国企要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步伐，推进股权多元化，大力鼓励民间资本采用市场方式参与国企改革重组。

    同时，中央企业“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围绕“做强做优、世界一流”的核心目标，大力实施“一五三”战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推动具备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实现整体上市，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要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勇发出了这样的声音：2011年国资委将鼓励央企不留存续资产的整体上市。

    各地通过推动企业整体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多种方式，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步伐。有6家中央企业控股公司在境内外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3家完成整体改制。

    另一方面，这一年共有42家中央企业成为董事会试点企业。董事会的建设和独立董事制度的推进，实现了决策权与执行权分权制衡。不过这一数量及整体比例实在不能服众。

    （十）

    “提升管理和苦练内功的时候到了！”王勇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2012年。

    国资委内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媒体记者，近10年来国企内部的改革一直在进行，而真正敏感的体制改革却鲜有动作。“此次管理层面的完善，改变的也只是国企机制方面的问题。”

    “目前的国企改革就像一场篮球赛，进入到中场休息阶段，观众还等着看下半场呢，裁判和运动员却都不想干了。”安邦咨询董事长陈功形象地比喻。

    “真正董事会的改革，还是要以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改造为基础，这样才能解决可持续性和可普遍推广的问题，这个未来可以成为一种趋势和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企问题研究专家张文魁说，“改革是在捅马蜂窝，但是为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改革，过一天算一天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一时间，各界人士纷纷毫无顾忌地发声。

    而纵观近10年的国企改革，央企变得越来越强大，实际而言，10年改革的主线便是“做强做大”，我们仍旧不敢将其定论为做优。因为目前国企在很多行业仍处于垄断或绝对领导的地位，没有比较也就难以断定是否优秀。

    2013年3月末，国资委网站上的领导名录发生了变化，几乎半辈子都在和石油打交道的中石油负责人蒋洁敏接替王勇，成为国资委的第三任“掌门人”。但不到半年，蒋洁敏就被免掉国资委主任职务——2013年9月1日，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2013年9月3日，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接替蒋洁敏的，则是原国资委副主任、党委书记张毅。

    10年前，国企改革以“退出竞争性行业，在非竞争性行业也要逐步打破垄断”为指导，但今天，从行业布局来看，国有经济覆盖面依然很广：在国民经济95个大类中，国有经济涉及94个行业；其中在394个国民经济行业类中，国有经济涉足380个，覆盖率高达96%。国资委到底在10年的国企改革中扮演了什么的角色？国企改革这出大戏的剧本已经截然不同于15年前。无论是国资委还是所谓的改革专家，仍然在和民众玩那些“数字游戏”，国民资本比例、数量比例等，对国企在行业内的影响力、国企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和贡献度等问题避而不谈。殊不知，这些问题才是根源所在，迟早都要面对，现在不去面对，将来面对之时所受的伤害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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