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非议的“共和国长子”

    与民争利，寸步不让。

    ——《中华工商时报》

    民企享受国家的资源少，纳税等义务却尽得多。央企是国家亲儿子，我们是野儿子！

    ——某民营企业家①

    1998年6月中旬，我国中南、西南地区东部和东北地区西北部连降罕见暴雨。暴雨袭击长江，致使长江流域发生了20世纪第三次全流域性的大洪水，前两次分别在1931年和1954年。而在其他领域，同样的疾风骤雨也已来临，其将影响的范围也绝不亚于这一年的洪灾。

    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地区爆发了地区金融风波。其影响范围不断扩大，第二年就影响了日本、韩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导致我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出口严重下降。此外，1998年是我国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化的标志性一年，三分之二的商品存在供过于求的状况，此时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正在由前10年的膨胀，变成不足。

    此种情势下，众多国企萧条一片，三分之二的国企在亏损，而且越亏越多，成了“无底洞”，不仅不能给国家创收，反而减少了国家收入。设备老旧、机构臃肿、人员慵懒——国企浑身是“病”。打开国门面对世界，整个中国躁动不安。人们对国企的批评之声蔓延，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人人都希望政府能将它们救活，让国企个个生龙活虎。当时中国家底远不及现今，却掏出了巨额资金来做这件事情——让它的长子们“查病情”、“动手术”，下定决心使其“三年脱困”。这是一项浩浩荡荡的大工程，它将对20多万家国企实施发国债、降利息、债转股、注销呆坏账等措施，可谓倾尽全力，除了资金上的代价，还有2000多万国企下岗工人亦成了接下来的“三年脱困”的代价承受者，“下岗工人再就业”成了那个年代的热词。而到三年后的收获之时，这些企业已经死的死、卖的卖、改的改，活下来的大部分有了很大的改观，成功完成脱贫脱困的目标。

    10多年后今天，国企与20世纪的国企已不可同日而语。2011年，一家石油国企宣布在过去的一年赚了1329.84亿，其产量也超越了全球老大——埃克森美孚，荣膺该年度新科产量状元。而在上一年（2010年），它还登上了英国《金融时报》评选的全球500强，俨然以国际跨国大公司的姿态屹立于亚洲甚至世界。

    2012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国有企业实现净利润1.3万亿元，相比于国资委成立之初的1402亿元，几近于10年翻10倍。

    不过，这样的骄人成绩却未赢得民间的称道，相反却饱受非议。同样被热议的还有那些银行、电力行业的国企们。人们认为，是这些国企所拥有的垄断“马达”使得它们成为赚钱利器。国企正是靠着“与民争利”才赢得今日之地位，而真正值得称道的做法应当是“还富于民”、“藏富于民”。

    一个事实是，历经15年，国企已经脱胎换骨，但人们的批评却依旧，甚至越来越激烈。

    2010年，《中华工商时报》一篇作者署名为赵民望的文章提出了不少民众心中的疑问：央企为何不能赢得国民敬佩？他说道：强大的央企靠什么既赢得市场又得到国民的爱戴？中国最终有多少家央企，又有“多少强”可以走向世界，对于国民真的并不重要。国民最为看重的是他所分享到的央企的服务及产品的优劣，切身体会到的是央企的社会责任心的强弱。也就是说，国民看重的不是你有多牛，在世界是第几，而是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在央企鲜花般红火的业绩背后，人们普遍在抱怨电信费高、油费贵、房价高，生活越来越累，丝毫没有感受到央企给实际生活带来什么好处。既然这样，人们又如何可能去赞赏、爱戴央企呢？

    15年前，央企奄奄一息；15年后，央企“横行霸道”，“脚掌碾过，寸草不生”。何等巨大的反差！

    以下案例发生在2009年。在刚经历了2007～2008年的油价“过山车”之后，众多企业都对石油这一领域跃跃欲试。闻听浙江省绍兴市将要首度通过市场化方式拍卖一处加油站，众多企业纷至沓来，希望能够把握这一赚钱的良机，其中有民企，也有国企。竞拍开始，起拍价定在了428万元，经历了数轮角逐，标价不断抬升，直到2600万的高点。“寒酸”的民企老板经过精打细算，一致认为如此高价，拿下也是亏本，纷纷败下阵来。最终，此地块被一家石油化工领域的央企分公司霸气十足地拿下，2600万的竞拍价已是底价的6倍，舆论哗然，此价格也被惊呼为“天价”。

    无独有偶，另一家石油化工领域的央企，在此前一个月也以2750万的价格成功拍下了南京市一处最初报价为235万的加油站地块，成交价格更是接近底价的12倍。

    二者可谓相互呼应，而近几年，更是有亿元加油站“诞生”。

    面对如此凶猛的攻势，“寒酸”的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叫苦，望而却步，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不断被财大气粗的“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公司的简称）占领。

    而那些拥有一定数量加油站的民企日子也没有好过多少，因为它们的“油源”在其竞争对手手中。试想，如果A公司需要从B公司批发商品（B公司同样从事零售），然后销售给公众（与B商店零售业竞争），二者应当如何竞争？质量又如何保证？了解了这些，我们对油价高涨时期不断出现的“油荒”也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

    在日常用的宽带费用上，人们更无处可逃。有一段文字这样“流传着”：我们的平均经济水平比不上韩国、日本，我们的宽带质量也比不过韩国、日本，我们用的都是低于运营商名义速率的“假宽带”，还时不时出现中断等意料之中的情况，可是我们在宽带费上却“毫不逊色”。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发布的《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0》指出，2008年我国宽带用户平均月资费为83.8元，相当于每Mbps（传输速度单位，兆位/秒）每月46.6元，是韩国宽带价格的18倍、日本的51.5倍。“如果考虑到收入差距的话，2008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是我国的6.9倍，这意味着我国的宽带资费水平相当于韩国的124倍。”同时，另一组数据让人们看了更是“揪心”：2010年我国宽带上网平均速率位列全球第71位，还比不上美日英等三十几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十分之一。但是，平均一兆每秒的接入费却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4倍。

    2011年，CNZZ（全国最大的中文网站统计分析平台）发布了一份中国互联网各地区运营商服务情况统计报告。报告说，中国电信和联通两家在互联网接入市场的占有率之和高达85.18%，至今无大改观。显然，这已经远超《反垄断法》规定的三分之二。这些企业越是反复辩解自身不构成垄断，却越增加了公众的反感。

    当然了，“共和国长子”们的“霸气十足”并非仅限于以上方面，如果留心观察，生活中处处可见。“共和国长子”们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无所不包。

    这样的情况令人哭笑不得、义愤填膺，怒气最后仍然落到了国企垄断的老话题上。

    在人们看来，除去拥有近乎垄断的资源，“共和国长子”们还拥有民企难以匹敌的政策优势。2008年、200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时，全球恐慌，为减少我们国家的损失，稳定经济增长，政府推出了备受关注的4万亿的救市计划。满心欢喜的民营企业却不得不失望而归，“肥水不流外人田”，4万亿中的95%流入了国有企业，央企更是占据了大头。拿到钱的央企也没闲着，进一步加快了脚步，在各领域齐“开花”，与民企“争艳”，令民企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4万亿投资“央企喊没吃饱，民企喊没吃到，民众喊看不到”。在这样的政策性优势面前，民企与央企的地位问题再度被热议。中国经济保住了8%的增长率，而人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却未见有更多的乐观表示。

    之后不久，时任国资委“掌门人”的李荣融，却在2010年抛出“垄断有功论”，为自己的“孩子们”辩护。他说，由于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某些行业出现垄断是很正常的，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若没有“三桶油”，中国经济早乱了。此番言论被称“站着说话不腰疼”，更加刺激了人们的情绪，掀起了批评央企的又一轮热潮。而在这个日益透明化的时代，央企自身负面事件不断曝出，“天价酒”、“天价车”、“天价名片”、“天价吊灯”……这一“天价系列”伴随着接连不断的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的落马，将国企自身推到了风口浪尖。

    尽管“生活条件”优越，“共和国长子”们仍不满足，屡屡向国家伸手要补贴、要优惠政策（其中不乏头顶“亚洲最赚钱公司”、“亚洲最赚钱银行”头衔的企业）。有人描述现在的景象是，央企“铁蹄”所到之处几乎寸草不生，民企纷纷归附或者退出，缺乏基本的竞争环境。民企们谈央企色变，可谓既恨之，又惧之。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民营企业与央企的关系应当是：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代替，附属而不僭越。

    面对优越的市场、政策、资源条件，央企似乎没有理由做不好。然而，它们最后退守的底线——屡屡被自己称道的业绩，似乎并未得到认可。

    早在2009年，人们就说，政府给了央企60%的资源，而央企却只回报了30%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贡献，解决了两成的就业。大家甚至认为，把给央企的钱存进银行都比给让央企折腾回报率高。有经济学家计算，在2011年，央企总资产为27万亿，净资产为10.5万亿，利润不到1万亿，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到8.4%，剔除息税后的地方投资总资产回报率约为3.2%，还不及银行的一年期基准存款利率高（时为3.25%）。如果上述数据属实、客观，将钱存进银行对国家似乎的确更为划算。

    相对于天则经济研究所所发布的相关报告，以上的说法显得“温和”多了。这家饱受争议的机构在一份关于国企研究的报告中测算出，从2001到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1.47%。这一结果可谓对央企8年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否定。

    2001年至2009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8.16%。2009年，国有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为8.18%。从数据来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名义绩效也不够高。②

    即使如此，国有企业表现出来的绩效并非其真实绩效，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财政补贴、政策优惠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只有从名义利润总额中将国有企业享受的应付未付成本和补贴扣除，才能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经营面貌。

    可以说，央企的贡献是有的，只是没达到预期。

    回头来看，这俨然是个“官二代”的故事。

    而人们对央企的非议，已越发不可收拾。

    “我们怎么了？”——央企的声音

    有些好事到了有些人嘴里就变成坏事，但是我不怕骂，因为心里很坦荡，我做的是对人民、对国家有益的事。

    ——李荣融

    你们外人总觉得我们这些大国企只顾靠着政策性垄断吃饭，不知道我们这10年一刻也不停地改革，一直在跟“大企业病”斗，跟这个“恐龙病”斗，否则我们根本活不到现在。

    ——中粮集团前任董事长周明臣

    对于社会上的喝倒彩声，已经卸任国资委“掌门人”的李荣融，倒没有丝毫惧意，“我们干得比别人好，为什么要改？这种模式世界上没有，只有中国有，凡是认准的事就要牢牢抓住不动摇，脱离国情做事很危险”。而且和李荣融站在同一立场，力挺国企的人也不在少数。

    其实，作为“共和国长子”，从建国到强国，从贫穷到小康，央企的作用和地位的确都无可取代，它们迎来的不仅有“砖头”，同样也有鲜花。

    新中国成立之时，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央企们是保障兵，带领中国企业“突围”，出口创汇，支援经济建设，饱受辛酸；改革之时，它们是排雷兵，首当其冲，艰难“脱困”，是改革的“试验田”；开放之时，它们是冲锋队，走出国门，四处冲杀，与强敌为邻，为国谋利；如今的它们在“裁军”、提高，在饱受争议中屡创佳绩。中国企业从一文不名到立足于国际，央企无疑是主力和“领头羊”，在国际市场上扞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

    2008年，美国一个叫杰克·卡弗蒂的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对着全世界的人说，中国企业只能生产“垃圾产品”。此番言论严重刺激了中国舆论，各方都等待着中国企业的回应。

    上海一家机械企业立刻用无知、傲慢、愚昧来形容卡弗蒂。细查这家制造港口机械的企业，我们发现其背景不凡，其控股方为一家央企。其生产的机械已经大量在美国东西海岸使用，其产品已经占有了世界75%以上的市场份额。用这家企业的话说，“它们（机械）的高效工作是美国赖以进行近万亿美元进出口商贸活动的主力军”。这家机械公司还不忘表现出中国人固有的风度，邀请这位卡弗蒂先生去美国的码头看一看矗立在港口的中国造的钢铁巨人。此外还软硬兼施：如果看完之后，卡弗蒂先生依然认为中国制造是“垃圾”，那么就要以诽谤罪起诉他。此事件最后以卡弗蒂先生的沉默收场。③

    实际上，对于更多的央企来说，它们更希望人们理性地看待国企发展问题。

    ①摘自该民营企业家代表在“两会”上抱怨民营企业受到“不平等对待”的讲话。

    ②此数据引自天则经济研究所《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修订稿，2011年。

    ③杜建国：《应正确评价国企竞争力》，《国企》2012年03期。

    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曾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马晓华采访时表示，从给国家的贡献角度看，10年前国企发展不好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而现在国企经过改造已经在给国家创造财富，在给国家交税，带动国家GDP的增长。从所有制来说，大部分国企都上市了，因此都属于“公众型公司”，应该将国企放到资本市场这个框架下来看其自身能否做得好的问题。从企业界的角度来看，不管是民企还是国企，都要看这个企业自身是否提供了好产品，是否有竞争力，是否给社会做出创新性的引领。

    在宁高宁看来，中国人目前对争论所谓企业身份的重视远远高过对企业自身质量的重视，没有人会讲中国的企业到底有没有竞争力，有没有新产品，有没有研发、组织架构、核心技术能力等优势。

    其实，“现在国有企业一直在缩小其比例，应该比较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

    无疑，宁高宁的这番话，在很大程度上喊出了央企的“心声”。

    而中粮集团的前任董事长——一向快言快语的周明臣，尤其为国企抱不平。他说：“在中国干企业不容易，国企尤其不容易。让我非常钦佩的杰克·韦尔奇先生到国企来试试，他也不一定干得了。中国国有企业家有本难念的经。”

    换个角度，从总体情况上看，从国资委成立的2003年到2013年的10年间，央企数量从196家减少到116家，央企利润从3000亿增加到1.3万亿，翻了4倍多，45家央企进入世界500强，其中前10名占据3席。中国企业已经站到世界舞台与国际跨国公司同台竞技。

    而另一面，中国本土的民族企业与品牌的不断“倒下”也需要央企“暂时”撑起来。

    联合利华收购“中华牙膏”，欧莱雅收购“小护士”，强生收购“大宝”，SEB（赛博集团）收购上海“红星”和浙江“苏泊尔”，吉列收购“南孚”，柯达收购“乐凯”……如今，站在超市日用品专柜前环顾一圈，已经很难再找到一个真正的民族品牌了。

    上述的现实远非残酷。在国内，占据本土优势的中国企业也并没有在与跨国巨头的竞争中领先多少，从连锁零售领域的沃尔玛、家乐福，到日用化妆品领域的宝洁、联合利华，再到电脑领域的微软，乃至汽车、饮料、种子、精细化工等领域，某种程度上，外资在中国市场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甚至已经处于垄断的地位。同时，众所周知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国的主权不仅体现在领土、领海、领空上的管辖与治理权方面，更体现在经济的自主决策权上。我们且看几个事例。

    军事。1937年7月，八年抗战正式拉开大幕时，中国空军仅有战斗机305架，3个月后仅剩下81架。因为中国造不出飞机，依赖进口，损失的飞机很难及时得到补充。这意味着日军飞机如入无人之境，随心所欲狂轰滥炸。飞机制造受制于人给中国带来切肤之痛。

    矿产。1999年时，上海财富论坛，主持人提问日本三井物产前社长：很多公司没有冠以三井的名字，但它们可能也是三井的成员或下属企业，这种情况是不是在中国也存在？这位前社长回答说：在中国，我们的老朋友是宝钢。因为三井财团已经与中国钢铁相关的各个行业进行了合资合作，几乎涉及全产业链，成功将宝钢等中国钢铁产业领军企业纳入其“势力范围”。从最开始的铁矿石涨价，到后来的海运费上升，再到未来的钢铁物流，中国企业在承受成本的同时，三井财团却在享受着一道道“美味大餐”。如，中国企业在每年的铁矿石谈判中都处处被动，而日本则投资了主要铁矿石产地的大量企业。因此当2005年铁矿石涨价71.5%时，中国企业只能无力地反抗，日本企业却在“偷笑”。2005年，《铁矿石谈判中国钢企再遭日本暗算》一文的作者显然也注意到了这点。①

    粮食。郎咸平的《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通过某种极端的方式将这一严峻形势摆到了国人眼前。2004年，通过国际金融炒家的炒作，中国发生了“大豆危机”，国内70%的大豆企业倒闭。这些倒闭的企业很快就被世界“四大粮商”②收购，而中国的大豆市场也开始受制于这几大公司。也正因如此，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部副部长的徐小青才说：经过整合，现在整个大豆行业几乎已经被四大粮商控制了。中储粮的定位不是为了赢利，国家不可能让它和外资合作，因此它还是一个独立的国有企业，如果连它都被外资收购，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堡垒。

    数码产品。2009年11月18日，北京嘉里中心，拉过板车、卖过电脑机箱的华旗资讯董事长冯军站在一个论坛的讲桌前，一脸严肃，他用颇具悲凉的语气描述了“爱国者”在行业内拼搏的切身体会：中国数码相机产业和摄像机产业就剩我们一家孤军奋战。9个日本品牌基本上类似于日本的国企，获得了整个日本民族的全力支持，包括索尼、佳能、奥林巴斯、尼康、富士等。面对9个比我们大得多的企业，全球现在敢跟他们竞争的只有两个企业，一个是韩国的三星，一个是中国的爱国者。三星、LG两家公司，在1998年、1999年联手进入中国，在中国“屠杀”了大概200多个国有企业。数码产业现在巴不得有国企进来。国企应该进来了，大家一起打群架，我们有可能活着，否则确实不好打。大的核心研发只能靠国企这样的“航空母舰”来做，我们“小飞机”搭载“航空母舰”就可以远征到全世界，扩大外销，提高质量、解决就业，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国企能进到数码相机、数码影像产业，“爱国者”以及很多国内优秀的民营企业都能得到很多的发展机会，我们盼望着我们这个行业能够“国进民进”。

    其实早在2003年，一本《中国产业地图》的图书已经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关注和讨论，书中说，中国每个已开放行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如手机电脑行业、流通行业、汽车行业、轮胎橡胶行业，等等。到目前为止，这种状况似乎改观不大。

    10多年来，我国的很多行业都处在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尤其是众多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只有国企所在的一些领域（如石油、电信、电力等垄断性行业），依靠着国家政策或其他的资源、地理等优势得以保留国企的影响力。即国企在石油、电力、电信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发挥的保障作用无可替代。这也是它们重要的使命之一。

    这些领域一定程度已经给予中国警示。

    所以，李荣融才说：“现在大好形势来之不易，我们要备加珍惜，首先自己不能乱。国企也有腐败问题，但是解决的办法不是简单的解散国企，这是杀鸡取卵，自废武功。国企与民企是互补的，而非对立的关系。”

    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势“进攻”，迎战的大多数还是被人们不断诟病的央企。以占据海外并购交易总额74%的能源、矿业与公用事业领域为例，在2010年上半年中国十大矿业海外并购交易中，国有企业占据6席，另外4席为香港公司占据。2010年上半年中国五大油气业海外并购交易，全部由国有企业主导完成。面对中国石油对外依赖度提前突破55%的高值，国家正在鼓励央企“走出去”，到海外并购资源，保障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2009年，国有企业交易金额占当年总并购交易额的80%左右。③德勤将之称为“崛起的曙光”，这从一个中立的角度证明，央企并非是只会“窝里横”的群体，在海外也同样是“雄鸡”——否则，别人就会进到中国的“窝”里来横。

    再看被热议的“国进民退”，站在国企一边抗议的不在少数，另外一些数据也在佐证着“国退民进”。

    如今国企在中国企业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大大下降。情况是，从1998年到2010年，我国国有企业在总数量中的占比从39%下降到了4.47%，资产总额从68.8%下降到了41.78%，主营业务收入从52%下降到了27.8%，利润总额从36%下降到了27.8%，从业人数从占全国的60.5%下降到了19.2%，从2006年开始，我国的非国有资产的总额已经过半。这些数据似乎说明，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在石油、电信、电力等准垄断行业，改革不断进行，垄断的情况也在逐步好转。我们应当将其称之为“国进民进”，而非简单的“国进民退”。

    央企也是企业，存在种种问题，好在各方都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以期有所改进。央企需要改善管理，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民企们在管理、技术及人才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和央企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民企的优势在于灵活、反应快，这点可以弥补央企的不足，而多数民营企业在跟央企合作时也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央企与民企的互补更有利于二者的合作，是一种共赢的关系，并非排斥。

    德国一个颇有经济改革经验的前总理说④，中国国有企业涉及上百万亿资产，进行私有化改革不会取得理想的效果，也未必有利于竞争，私有企业不会有更多竞争优势。他以三峡工程为例，如果主导三峡工程的公司是一家私人公司，由于资本回报率过低，它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由私有公司逐利和不关心社会整体效益的天生属性决定的。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国有企业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民争利”。⑤当中国人口红利逐渐褪去，国企的巨大作用就会愈加显现。

    当众多欧美国家羡慕中国在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面前表现出的不可思议的行动力之时，我们却想逐渐削减这些东西。难道这也是座“围城”，双方都只看到了对方好的一面？我们不禁和央企老板们一同思考：我们怎么了？

    走偏的路——症结何在

    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坐在主席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

    ——朱镕基⑥

    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

    ——李荣融

    无论是发牢骚的，还是被发牢骚的，似乎都忽略了一个微妙的历史事实：10多年前，当国家狠下血本救国企于濒死时高举的是“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大旗。对于哪里进、哪里退，当时的解释很统一：退出竞争性行业，逐步打破非竞争性行业的垄断形势。

    转眼审视今日之国企，无论竞争性行业还是非竞争性行业，都充斥着国企的身影。国企的改革已经背离了10多年前的初衷，为做大而做大。

    蓦然回首，发现的是一条走偏的路！

    2010年3月16日，当年的“两会”于前一天结束，高房价在“两会”中遭到了各界人士讨伐。就在这天，三家企业不避风头，齐聚北京，争做“地王”。令人诧异的是，三家“地王”均是清一色的央企。其中有一家兵工集团，还有一家烟草集团，显然房地产并非这两家央企的主业，可它们却也跑来凑热闹。一位参与竞标的民营地产商在竞拍会后颇受打击，称和央企同台竞标是“花钱买丢人”，明知争不过还参加。对日益攀升的高房价，央企被认为“功不可没”，七成央企已经涉足房地产业。一时间央企成了高房价的助推者，被各界争相讨伐。迫于舆论压力，国资委不得不出令，让房地产非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然而2012年年末，78家央企中依旧有不少未“退房”，直到房价调控趋紧，政府从信贷等方面制约央企，逼其从房产领域撤出，才略微显效。房价走高时却未有此举措，不免让人非议。而央企的所作所为也不得民心，房地产的利润高就纷纷涌向房地产行业拿地、“称王”，央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责任和使命何在？如此这般逐利，央企和民企有何区别？

    民间的种种批评使央企领导们愈加困惑，央企领导不禁问：“我们怎么了？”为什么受到如此多的批评？1998年亏得最多的时候，企业停产，职工下岗，贷款拖欠，我们被骂。但从2004年到2006年，国有资产每年增长1.3万亿，相当于每年诞生一个中石油；2007年年底，153家央企的利润接近1万亿元，可面对央企利润大幅膨胀的成绩，舆论却少有夸赞，因为从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考量，央企的业绩并非那么突出，且“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的批驳之声充斥坊间。双方各有角度，也各有道理。

    李荣融和国企高管们想不通：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现在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国企好与不好都在被骂，原因在哪里？

    几年前，一篇名为《央企为什么这样红》的文章中肯地写道：央企大胆地追求利润，同时股东也要求回报，而央企的股东是谁？民众。另外，只要市场主体不能自由参与竞争，“增长势头压不住”的央企利润就不值得炫耀和骄傲。

    其实，此文作者正是回归到了10多年前国企改革的主题：退出竞争性行业，打破垄断行业，勇担责任才是正道。

    目前的情况是，央企在“高速公路”上开足马力纵横驰骋，民众却在抱怨我们的日子为什么这么难，我们房价、电价、网费、油价等都在不断地涨。如此现实，怎能叫民众不心寒？

    ①此段部分内容参考白益民著，《三井帝国在行动》，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

    ②参见郎咸平著，《郎咸平说：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东方出版社，2010年。“四大粮商”是指ADM公司（与新加坡丰益集团组建益海嘉里，拥有“金龙鱼”品牌）、邦吉公司（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大豆和油籽供应商）、嘉吉、路易达孚。我们炒蛋的油将由华尔街来定价。

    ③数据来源：德勤2010年度报告《崛起的曙光：中国海外并购新篇章》。

    ④《德国前总理：国有企业是中国人的命根子》，《参考消息》2012年4月13日。他指出今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后，人们将会看到国有企业释放的价值。

    ⑤吴强：《国有企业：与民争利还是为民谋利？》，《红旗文稿》2011年15期。

    ⑥摘自1993年朱镕基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007年，央企大长国威，赚了1万亿。而在该年的“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表彰大会上，仅有一家央企入围。当某报纸一位记者试图调查我国一家电信巨头企业的公益慈善情况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没什么可说的”。

    2006年时，美国《财富》杂志对2006年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了排名，国家电网得分居然为零，排名倒数第一（2007年时，情况有所改观，在同样的评估中，中石化、国家电网、中石油分列第59位、第60位和第80位，但评分仍低于平均分。其评估对象为世界500强前100位的企业）。这样的答卷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让央企的“股东”们满意的。这些还只是已经公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央企情况，那些被屡次催促却迟迟没有公布社会责任报告的央企不知做何应对。

    不过，即使国企想捐也没那么容易，国企的钱是国家的，不是领导人想捐就能捐的。捐少了大家质疑，捐多了会有人认为他们在拿着国家的钱挥霍。可见，央企的领导人不好做。央企的“股东”们很“挑剔”，他们希望央企既要“名”，又要“利”。然而实际情况是，“股东”们不仅没有得到回报，反而有种被套牢的嫌疑。

    另一方面，经常被提及的垄断局面又当如何呢？

    2010年年底，中石油内蒙古一家加油站门前冷冷清清，已经歇业，仅剩的几家质量无法保证的民营加油站门口反而排起了待加油的汽车长龙。因为最近国内正在闹“油荒”，据石油公司称，由于各公司均将炼厂设备检修安排在此时，导致炼厂炼化能力不足，柴油供不应求。很多车等待一两个小时候才能加到油，并且每次只能加200元的油，有时甚至要给加油站服务人员塞几十块钱小费。而这些车中很多是载重几十吨的长途运煤车，很“吃油”，200元的油实在无法满足其需要，于是这些车只得跑到半路再次补油。长途跋涉的货车司机们本来就疲惫不堪，现在更被这一次次排队耗得筋疲力尽，纷纷叫苦。这种柴油“质”不能保、“量”也不能保的景象，只是当时“油荒”的一个缩影。而此次的“油荒”已使得4000家民营加油站面临倒闭。关于“油荒”的原因，各方自然各执一词，两巨头说经济发展、拉闸限电、炒作导致了需求急剧加大；然而民间的多数机构却不这么看，它们认为两大巨头在国内上掌资源开采，中控资源加工，下握分销渠道，对外掌握进口，全流程控制，然其计划赶不上市场的变化，最终导致了“油荒”。这样的机制下，“油荒到头，心慌难止”！

    不过，中国国企的垄断并非特例，国际上很多国家，其国计民生的许多领域也均由国有公司控制甚至垄断：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天然气依然掌控在国家手中；新加坡经济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美国的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几家石油公司垄断了美国绝大部分市场。但是为何这些国家的国企没有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呢？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它们的经验或许也是我国国企改革的一种助力。

    20世纪80年代，我国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政企分开、承包制等一系列举措让国有企业痛苦地从“母体”分离，成为真正的企业；90年代，我国开始尝试在国企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放开搞活国有企业，进一步规范了国企的公司治理，并将一部分国企推向了股市，经受资本市场的洗礼；进入21世纪，央企有了“管家”——国资委，国企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国有企业的管理得到不断完善，虽历经波折，却在教训中不断前行。

    我国的石油、电力、电信等行业，的确处于被几家大型央企控制的局面。不过仍有众多领域不断在放开，众多央企在竞争性领域拼搏，如食品、建材、化工品等。而央企一旦走出国门，与跨国公司共舞，其能力所受到的考验就更为严峻。

    全世界的国有企业都必须忍受社会方方面面的批评：亏损时的经营不善，盈利时的“与民争利”；规模巨大之时会被批垄断，业绩衰落之时会被怀疑缺乏竞争力、创新力。这也是国有企业自身的产权属性所决定的。可以说，有国有企业就会有对国有企业的批判，它们是共生的，这是国有企业成长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助力。

    回头审视我国的状况，国企改革之路从未停止，然而却背离了十几年前“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初衷。然而竞争是市场的基本属性，国企改革之路理应回归本源，抓重点，有进有退，而非只进不退——只进不退导致的后果便是舆论普遍宣扬的“与民争利”。

    当下国企的改革仍在继续，而关于国企改革的讨论会和国企改革相伴相生。在若隐若现的明天，国企的改革也不会止步，与此相伴的批评和赞同之声也不会消失。如何使国企改革复归本意，寻找到有利于中国经济整体健康发展的改革路径才是国企改革的关键。

    但真正的出路，究竟在何方呢？

    出路何在——如何走出困局

    国有经济改革、金融改革、财政改革、建设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体系，应该放在首位。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体系，包括非禁即入，平等保护产权，平等竞争，良好的立法和司法体系。

    ——着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对现代核心价值观、对未来模式和路径重新认识、定位的历史使命，是一个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不可逾越的现实问题。

    ——招商局集团前任董事长秦晓

    中国的国企从未像今天这么强大、强势，在国际上接连不断地力压巨头、实施大手笔并购，在国内各领域“圈地”、掌控众多关键行业。

    中国的国企从未像今天这么矛盾、困惑，不断利用自身政策、资源优势挤压民企，“与民争利”、垄断、获取巨额利润。

    中国的国企从未像今天这么吸引眼球，受到了中外各行各业的关注。人们也存在疑问，貌似强大的国企，其真正的竞争力究竟如何？

    这透露出的是一种隐忧。假设有一天失去了国家的政策支持和资源优势，国企与外企、民企真正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已有的优势局面能否保持？能保持多久？这些都是未知数。

    现在的形势下，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国企要发展肯定要改革，但是走什么样的路还存在分歧。于是学者、企业家、民众纷纷给国企改革出谋划策，希望这个庞大的“象群”将来能够昂首挺胸屹立于国际优秀企业之林。

    首先，人们想到的是“一劳永逸”的办法，即对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风波历历在目，权贵私有化打破了人民一直以来对全民富裕的憧憬，反而造成经济效益恶化、竞争力下降、贫富差距急剧增大等诸多问题，酿成了悲剧。这种休克疗法①不仅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了长时间的反思，中国学者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试图从中找到可供中国国企改革借鉴的东西。先不说此种模式在世界上尚未有成功的先例，单就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属性来说，休克式的私有化疗法也是行不通的。

    2004年9月，一头灰白头发、性情刚烈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郎咸平，在复旦大学的演讲台上做了《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矛头直指当时盛行的国企管理层收购模式（MBO）。称其为顶着“抢救”国有资产的名义而获得“改革”的正当性，干的却是以各种方式侵吞或私分国有资产的勾当。这一演讲引发了着名的“郎顾之争”，也引发了各界对于国企管理层收购模式的关注和批判。最后，大型国企的管理层收购被国资委叫停，事实上也延缓了中小企业的MBO步伐。众多的案例和批评证明这一模式是非常艰难的。

    联想到俄罗斯早期进行的私有化革命，众多学者和企业家的共识是：简单的私有化在中国的国企改革中行不通，必须探寻另外一条更为合理的途径。

    而真正的国企私有化，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它应当是指引入竞争，打破国企垄断，给民营公司、外资控股或个人等非国有资本以平等竞争的机会，通过机会平等、引入竞争促进整个行业的进步和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改革国企体制并非消灭国企，而是立足于行业和企业的共同进步。

    这应当是直接转让国有产权以达到私有化目标的另外一种选择，也可能是更好的一种选择。

    一位着名的中国企业家领袖，早些年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曾说：“即使我们完全放开了，让民营企业来接国有企业，民企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如果全部放开的话，绝对是一个灾难。”

    ①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原是医学上临床使用的一种治疗方法，后被当作经济术语使用，形容一套激进的反经济危机措施和毕其功于一役的经济转型方式。

    现阶段的国企充斥着种种问题，幸运的是这些问题正被公众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并提上改革的日程。人们认为，老百姓真正在意的可能并非是有多少家央企进入了全球500强，而是这些央企能否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现在我们的体会仿佛与此相去甚远。因此，国企必须要改革，但在如何改革上，社会各界仍存在诸多分歧。如何使国企能够具有持续的竞争力，待天然优势丧失之后仍然不输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保障国计民生？这是对国企未来的第二种思考。

    1999年，电信老大分拆出了移动，后来又经历了几次重组，逐渐改变了一家独大的局面。石油行业也是如此，两兄弟“划江而治”，后来又多一个“兄弟”把海上油气拿了去。不过在公众看来，这样的重组分拆就像兄弟分家产，分来分去，两人还是兄弟，终归是一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竞争问题，收效甚微。因此，这样“肥水不外流”的内部式改革被各界所诟病。

    因此，很多学者得出结论：中国国企改革的重要一环是引入外部竞争，只有引入外部竞争才能使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地发展。垄断并非是判断行业是否健康的唯一标准，行业准入更为重要，行业准入决定了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行业内创新的重要前提。

    当然，国企最终应当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回归其改革的初衷，不能再走偏。这其实也时刻涉及“公平与效率”问题。

    一句话：既不与民争利，同时又还利于民，国企何时才能做到？

    这句话的背后，实则点出另一个核心的问题：国企是继续政治性垄断，还是继续竞争性垄断，抑或是二者通吃？

    这样的思考，也能从官方那里找到“印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深化中央企业改革”课题组在2007年所发布的研究报告，多少代表了官方对当前国企特别是中央企业改革的担忧或者不满。该课题组在报告中指出：当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存在多个新误区，国企以赢利能力强为理由盲目扩张，在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出现的外资化倾向令人担忧；而国资委对国企的管理也仍未理顺。

    这份报告指出，最近几年伴随中国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也借助规模、资金等优势，开始了新一轮跑马圈地式的“新国资运动”，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增长和高盈利。特别是在一些垄断领域的竞争性环节，国有经济的比重由下降转为上升。不少地方政府加大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重现新一轮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中央企业“好大喜功”，盲目扩张，存在强烈的做大冲动。报告认为，这种“新国资运动”有三大弊病：一是直接影响到市场化水平和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并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与民争利；二是国有资产重新投资经营性领域，经营性国有资产过于庞大，将增加监管难度；三是在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预算软约束和低效率等问题仍客观存在的情况下，以赢利能力强为理由盲目扩张可能暂时掩盖国企低效率的本质，如果忽视进一步的改革，国企暂时的繁荣或导致体制的复归。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不论是国有资本要保持‘绝对控制力’的七大行业，还是要保持‘较强控制力’的九大行业，大都是第二产业中的主要行业，遍布非竞争性领域和竞争性领域，中央企业分布面仍然过宽”。报告认为，这种行业分布，导致国企在竞争性领域“与民争利”。利用政府背景瓜分市场份额，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并培养出特殊利益集团，降低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全民福利。另外，央企垄断集中度逐步增强，造成国民经济对其依存度提高，亦加大了经济运行风险。

    根据媒体2009年的报道，“东北振兴”是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03]11号）下发之后，国家又再次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3号，下称“33号文”），将新形势下的东北发展当作我国新的经济增长极①的重要措施。“33号文”中，推动企业兼并重组被摆在非常显要的位置。文件同时提出，中央将推动企业兼并重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支持中央大型企业集团和地方企业相互联合重组。鼓励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投资主体参与老工业基地企业改革重组。优先支持实现兼并重组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而国家发改委于同年的调研指出，国企改革依然是东北未来发展蓝图中的主导动力，并且欢迎民企参与，同时国企要从竞争领域中逐步退出，但在资源类、基础类以及公益类领域里，国企要起到绝对作用。

    这样的信息，也算是对当前的“国进民退”的普遍舆论看法的一种鲜明的呼应。

    关于国企是否继续在竞争性领域中的争论，的确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短期之内不会有结果。原因主要有几点。②

    其一，处于竞争性领域里的超大型国企，在当初垄断地位随着开放的大门开启从而被“打破”之后，面对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难题，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四处出击”的举措，从而埋下了很多的“种子”。历经岁月的积淀之后，这些种子有的已经死去，而活下来的基本都长成了“参天大树”。并且，随着产权结构的变化，它们已经与各种形式的资本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如若让它们一夜之间全部退出竞争性领域，何其难？难的不仅仅是退出，而在于退出之后，它们的新主业是什么？比如中粮集团，如果全部选择退出粮油加工等产业，是不是又单纯回归到了20世纪的情况，仅剩下贸易？同时，退出的产业将由谁来接盘？谁有能力来接盘？这些问题如果不考虑清楚，而只是单纯就退出与否进行争辩，是徒劳无益的。

    其二，2003年组建的国资委，在中国过去的几年中，所推行的国企改革政策的核心就是引导红筹股③上市央企回归内地，让有能力的国企并购其他国企，并积极推动有能力的国企参与到国企改革与重组的浪潮中去，甚至还承担起负责接盘已经出现重大问题的大型民营企业。于是乎，大者更大，强者愈强。比如华润集团，就是这样迅猛地发展起来的——华润早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了这种做大做强的历程，而那个时候的民营经济，才刚刚起步，谈不上与国企、外资相衡。

    其三，对“竞争性”的界定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这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若干年前的垄断，未必就不是日后的竞争；而日后的竞争，未必就不是若干年后的垄断。所以，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是否应该积极打破垄断领域？如果不积极打破的话，优势资源将继续在国企尤其是大国企一边，比如中移动、中电信、中石油、中石化，等等。同时，在国企体制上进一步改革和突破，要进一步建立资本多元化的混合发展模式，并将其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上来。这才是根本。

    众所周知，在经济史上，其实关于公有和私有的争论一直存在，并没有一个定论。着名的经济学家约瑟芬·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一直对人们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的迷信持相当的批判态度，因为他认为，这会导致一系列的风险出现。其实，具体到中国，虽然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一个趋势和潮流，但以当前民营经济的力量和成熟度还不足以担负中国经济良性发展和社会结构良性调整的重任——德隆、中旺就是最佳的证明。如果国家不出面，其后果可想而知。而德隆系事件事实上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在发展壮大的同时，还有不成熟的地方。从这个意义讲，国有企业还不能从历史舞台上彻底退出去，从竞争性领域中退出去。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自由市场指数方面高居第三位的芬兰，目前在竞争性领域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而西方的其他发达国家中，国有企业还依然存在。但这并非说明西方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排斥”，恰恰相反，它们允许民营企业继续积极参与进来，并形成资本多元化的混合共赢发展模式。这一方面有利于国企的改革，另一方面有利于民营企业的成熟和发展，并有更强的实力与活力肩负起更大的经济责任。从这个方面而言，一直处于资源性垄断领域的央企，比如“三大油”、电信等企业，不仅不能进入竞争性领域，而且还要开放自身所处的资源性垄断领域，允许其他资本适度进入。

    综上，处于垄断性领域中的战略性国企还必须进一步打破垄断，并成为新的市场竞争主体，从而成为现代新国企。与此同时，国资改革必须解决好体制的通道问题，要建立一套规范可行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由行政意志方式转换成管理体制方式，当是国资改革今后的一个大方向。而在资源类、基础类以及公益类等界面上，国家控制的情况如下，如何允许非国有资本适当参与并进来，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①经济增长极：具有推动性的经济单位，或是具有空间聚集特点的推动性单位的集合体。

    ②本书的第二章对此展开，有详细的论述。

    ③红筹股是指在境外注册，在香港上市，但主要业务在中国内地或大部分股东权益属于中国内地公司的股票。这一概念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香港证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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