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殖民主义”在中国

    外资企业、民企、国企不是对立的，三者本应当在同一市场中竞争、进步。而面对越来越多的行业被外资控制，国内市场安全形势更加严峻的现实，此时应当提起的只应是“中国企业”，这是一个群落，在中国市场上与外资“新殖民主义”抗衡的群落。

    2008年，“小肥羊”华丽登陆H股，成为“中华火锅第一股”。创始人张钢信心满满，“我们要打造中国的百胜”，他如此表述自己的决心，并将肯德基香港公司行政总裁杨耀强招致麾下。无奈这员大将并未带来预想的战功，小肥羊也没有成为中国的百胜，反而摇身一变，成了“洋人”：2011年年底，百胜收购小肥羊获商务部批准，小肥羊从此“改旗易帜”。这一年，百胜在中国的利润已经远超在美国本土的利润（百胜在中国利润为9.08亿美元，占集团全年总利润的68.8%），收购后，百胜毫无争议坐上了中国餐饮行业的头把交椅，挑战者屈指可数。

    这次并购使人们想起了2008年年底可口可乐对汇源果汁的收购，不同的是，汇源并购案未通过反垄断审查，最终流产。未被批准的理由是：如收购成功，可口可乐对果汁市场控制力太强，不利于其他企业进入这一市场，会挤压国内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这个中国人平均每年每人喝掉24瓶的可乐饮料品牌一旦涉足相关新行业，此行业内的企业就要开始担惊受怕。以果汁为例，可口可乐的美汁源果粒橙较统一鲜橙多晚推出了三年，但仅用三年的时间就迅速赶超后者，成为中国果汁市场排名第一的品牌。

    众多的中国企业尚未进行有效整合，便放弃身边优势的资源，匆匆跨出国门寻找国际并购机遇，上演一幕幕蛇吞象的并购影像。如此一来，跨国巨头们成了国内产业的整合者，这些长袖善舞的巨头在中国“开疆拓土”，在众多行业形成绝对优势，占据无法挑战的地位，使中国市场形成了畸形的发展。一方面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并购越来越频繁，给人以中国企业日益强大之印象；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企业不断被巨头兼并，行业被巨头控制，在这些巨头眼中，中国大多数的企业甚至都没有够到他们并购目标的底线。这一外强中干的发展方向不知会持续多久。

    “制造大国，品牌小国”，是中国留给世人的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为数不多的民族品牌不断被收入外企麾下，去掉了前缀中的“民族”二字，不得不令人担忧。而外资在中国的并购目标均是行业内前三名，并试图控股这些龙头、骨干企业进而控制整个行业，乃至中国经济。让我们看一些数据：外资对我国蔬菜种子的控制已经达到50%以上；中国60%以上的压榨工厂被四大粮商持股；而可口可乐基本控制了国内大中型城市的饮料市场；全球最大的包装商瑞典利乐公司（Tetra Pak）占据中国市场80%左右的份额；在化工、医疗、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企业所生产产品已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三成以上。这样的趋势还在持续。

    中国是唯一一个被外资控制个别行业的国家吗？不是！

    沙特阿拉伯，名副其实的“石油王国”，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国土内沙漠广布，粮食无法自足。在进口所需粮食的同时，这个“大款”开始在全球寻找肥沃的土地，租地种粮。它的目标主要在苏丹、乌克兰、巴基斯坦和泰国等国家。其邻居，也以石油发家的阿联酋，国内气候与其相似，也将目光投向哈萨克斯坦和苏丹。此外，利比亚看中了乌克兰，韩国瞄准了蒙古。这些资本丰厚，但食品却严重依赖进口的国家无时无刻不在担心自己的粮食安全。而像苏丹这样的国家，自己的国民还在忍饥挨饿，沙特人收购的苏丹土地上粮食丰收后却输出到沙特国内，不知此时苏丹人会作何感想呢？

    这些使我们很难不想到一个词——“新殖民主义”。这个词也被学者郎咸平极致地利用，并成为其一本书的主要论点。

    2008年时，食品价格高涨，亚非美洲一些国家发生抗议和骚乱，重压之下，许多国家停止了粮食出口，以保证本国国民有米下锅。这一举动当时便引发了众多严重依赖粮食进口的国家强烈抗议，也引发了人们对“新殖民主义”的又一次热议。发达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控制那些政治上独立的国家，使其充当自己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同时保持对优势资源的垄断，包括对金融的垄断、对科学技术的垄断等。

    当飞速的发展导致自信心急剧膨胀时，理性审视行业布局，防止外资垄断是每一个谋求经济独立和长远发展的国家都应当做的功课。只要世界资源分布不均、财富持有不均的情况存在，所谓的“新殖民主义”便不会消失，外资的行业控制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如何有所改观，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民族品牌：据守中倒下，站立者寥寥

    由于当时对商标、品牌的认识不清，使得娃哈哈的发展陷入了达能精心设下的圈套。本人的失职与无知，给娃哈哈的品牌发展带来了麻烦与障碍，现在再不亡羊补牢进行补救，将会有罪于企业和国家！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

    外资在中国很多行业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规模，在这一轮的“新殖民主义”过程中，中国企业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大量企业在外资冲击中倒下，许多昔日的民族品牌要么“改嫁”，要么销声匿迹，在较开放的行业幸存的企业寥若晨星。

    近几年超市的饮料类产品中又出现了健力宝的身影，这个曾经使亿万国人为之欣喜的东方神水如今早已风光不再，体制之殇使它被外资品牌远远甩在身后。纵观畅销的饮料品牌，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汇源、娃哈哈、康师傅等，有几个是在中国资本的控制之下？这条民族品牌向世界品牌转变的道路似乎远比我们预想的要漫长得多。

    正是为了走这样的路，早在1996年时，宗庆后执掌的娃哈哈便抱着“市场换技术”的美妙构思引入战略投资人——法国达能（DANONE），当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是在引“狼”入室。10年的合作，并不愉快，双方意见合少分多。10年后，当达能要强制收购娃哈哈剩余股权之时，《经济参考报》用一篇《宗庆后后悔了》描述了他的复杂心态。宗庆后回忆说：“由于当时对商标、品牌的认识不清，使得娃哈哈的发展陷入了达能精心设下的圈套。本人的失职与无知，给娃哈哈的品牌发展带来了麻烦与障碍，现在再不亡羊补牢进行补救，将会有罪于企业和国家！”显然，这样的措辞触动了中国人敏感的民族神经，并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宗庆后留住了娃哈哈，2007年10月，两家企业“离婚”，娃哈哈将收购达能在合资公司中的股权。

    而触动宗庆后这根弦的正是达能对另一着名品牌，也是娃哈哈的竞争对手之一乐百氏的股权收购，可惜，这宗并购效果并不佳。宗庆后说：“最开始，我们只是单纯地认为，这是达能对娃哈哈企业品牌形象及其生产销售能力的认可和肯定，但其在中国境内接连不断的并购举动及其并购后的表现让我们渐渐认清了达能的真实目的：达能并购娃哈哈以及中国其他一些大企业的行为，不是为了将这些企业经营壮大，而是为了资本运作——将中方企业股权低价收购后再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或上市，以套取巨额资金和利润。”

    达能先后收购了乐百氏98%股权（被收购后乐百氏已近乎在市场上绝迹）、上海梅林正广和饮用水公司50%股权、汇源果汁22.18%股权、光明乳业20.01%股权等，这些企业均是行业内的佼佼者。而彼时《反垄断法》尚未出台，达能也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

    不管怎么样，相比于那些被成功收购的民族品牌，娃哈哈是强壮的，也是幸运的。

    达能不是特例，外资巨头利用中国各地招商引资的热情，在中国市场纵横捭阖，不断并购行业巨头，以图在中国市场谋求领导地位之意已然非常明显。

    打着招商引资的大旗，另一个民族品牌——南孚电池走上了不归路。南孚被迫与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三大外资“拉郎配”，成立合资公司，接下来经过多番倒手，2003年起成为美国吉列公司的子公司。此时，南孚已经占据了中国电池市场的半壁江山，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此前，尝试打入中国市场的吉列金霸王电池曾屡屡碰壁，一筹莫展，被南孚远远甩在身后。此番并购使其一跃成为行业龙头。而南孚却没有那么幸运，被“领养”之时，正值南孚大举跃进国际市场的良机，但为避免和母公司的正面竞争，南孚只得“鸣金收兵”。这一举动造成了南孚一半的生产线闲置，南孚跨越的步伐也至此告一段落。

    当南孚电池的某位高管回顾最初的合资时激动地说：“摩根士丹利是一只狼，与它合资根本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可惜，这样的慨叹为时已晚。

    合资变独资的例子屡见不鲜，外资企业通过收购竞争对手，然后强推自有品牌，被收购者则会淡出人们的视野，最后在无声中慢慢消失。前述乐百氏即是一例，而小护士可能更为典型。

    “欧莱雅，你值得拥有”，伴随着这句广告词，欧莱雅已经在中国化妆品市场占据了巨大的份额。可能人们已经忘了，2003年被欧莱雅收入旗下的小护士，如今已经凋零。雪藏品牌，为自有品牌铺路，已是既成的事实。令国人备感尴尬的是，中国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三大化妆品消费市场，但销量排名前5位的品牌均为外资：冠军是宝洁，第二便是欧莱雅，还有玫琳凯、联合利华、资生堂等跨国巨头。

    在竞争非常充分的日化、快消品领域，竞争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外资企业之间的活动，中国企业在它们面前似乎不堪一击。在改革开放以来出台的大量法律和政策，如《反垄断法》《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导外商投资方向的规定》以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背后，都是一次次惨痛的代价。

    民族品牌在外资大举进入的时代正在快速消散，只有少数企业依靠自身努力或者行政力量得以幸存。现在还是民族存亡的时刻吗？当然不是，但绝对是民族品牌生死存亡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建言，中国应当快速加强反垄断方面的立法和行政审查等措施，以挽救濒死的民族品牌群体，不论它是国企还是民企。体量庞大的中国市场绝不能沦为外资企业屠杀中国企业、叱咤其中的竞技场，也不应成为跨国巨头们相互角逐的跑马场。

    央企：力敌还是逃离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他要驶向哪个码头，那么任何风都不会是顺风。

    ——塞涅卡①

    每年的世界500强名单都会吸引众多的眼球，而真正能够反映一个国家产品竞争力和商业实力的，则是世界品牌500强。

    2011年年底公布的世界品牌500强中，中国又有了较大进步，上榜品牌达到21个，且部分品牌进入百强。但若与美国比，中国就要汗颜了：在此次榜单中，美国达239个，是中国的10倍还多。在世界愈加开放的今天，美国的200多个品牌与中国的20多个品牌经常是处在同一平台竞争，这一先决条件也直接决定中国进入品牌500强的大多数是央企品牌，如CCTV（中央电视台）、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国家电网等——这些品牌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性保障幸免“遇难”；而有相当多的央企在没有行政保障的环境下与外资大牌抗衡，面对外资的强势扩张，央企已无处藏身，只能力敌。

    以食用油为例，中国94家规模以上的油脂压榨企业有60%被外资购买，或有外资背景。市场龙头益海嘉里的金龙鱼的市场份额已达50%以上，但其外资比例占有过大，使中国相关部门严重感受到市场的不安全。这时，中粮、中储粮、中纺粮油的目标绝不仅仅是提高利润那么简单，维护市场份额和食品供应的安全也必须进入它们考虑的范畴。

    而中国的乳业则更为凄惨。前几日，多个洋奶粉再次宣布涨价，其涨价频率已经从半年一涨变成一季一涨。洋奶粉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地涨价，是因为历经多次食品安全问题后，国产奶粉品牌一蹶不振，消费者信心已经崩溃，洋品牌趁势入侵，占据了高端市场70%以上的份额。国际排名前20的奶粉品牌已全部进入中国，争食这块肥肉，在占据一线城市市场后，又迅速向二三线城市扩张，国产奶粉的生存空间已然越来越小，国产奶粉品牌已岌岌可危。10年之后，谁也不敢猜想还有多少个国产奶粉品牌存在。2009年，中粮入主蒙牛乳业，在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的声音很多，评论说，对于一个跌倒的“孩子”，不应当跑过去扶他起来，而应当给以鼓励，让他自己站起来。可是对于已经相当脆弱的中国乳制品行业，在接连出现问题的情况下站起来的机会有多大呢？三鹿现在已经成了毒奶粉的代名词，谁能担保蒙牛乳业不是下一个？此时中粮为的不只是利益，其所作所为代表了一份挽救中国乳企的责任和愿望。随着一个又一个民族品牌的消亡，辛辛苦苦成长起来的民族品牌真的“伤不起”了。

    2013年以来，洋奶粉雄霸中国市场的形势显然已经引起发改委的重视，工信部出台了乳业的兼并重组方案，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相关企业总数从现在的127家整合至50家，大幅提升行业集中度。而一系列突发事件也预示着乳业的格局将会开始缓慢发生变化。

    ①塞涅卡：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雄辩家、悲剧作家。

    2013年8月3日，全球最大乳制品加工企业新西兰恒天然集团对外宣布，旗下部分产品可能含有肉毒杆菌。这一消息在迷信洋奶粉的中国市场引起了轩然大波，洋奶粉迷信被撼动。此事件之后没几天，发改委对参与反垄断调查的9家企业中的6家乳粉企业开出了总额6.7亿的巨额罚单，理由是违反垄断法，限制竞争等。6家受罚企业以洋奶粉公司为主，但对于诚信几近破产的国产乳企而言，重拾市场信任恐怕还要靠自身的产品质量，而不能寄希望于洋奶粉的主动跌落，抑或行政力量对其的堵截。8月又传来的另一个消息，蒙牛乳业收购雅士利结束，央企再一次站了出来，点燃了乳业整合的引信。

    如今，另一个战场——大米市场的战争也硝烟弥漫。瞅准杂乱的市场现状，益海嘉里、中粮、中储粮等企业将战场延伸至此，借已有品牌拓展新市场。尽管它们的到来引起了市场原有成员的恐慌，但这些巨头的进入必然将引领新一轮的产业整合，对规范市场、稳定价格将起到积极的作用。益海嘉里作为跨国公司，进入大米市场自然是其自身行为，然而中粮、中储粮的速度跟进则更多是为了保护大米市场，以免重蹈食用油的覆辙。

    与粮食相关的种子市场形势也并不乐观。国际种业巨头早已对中国庞大的市场垂涎已久，孟山都、先锋、利马格兰、KWS（德国种子企业，在全球业内位列前5）等公司纷纷抢滩布局。与袁隆平并称水稻育种界“南袁北王”的王象坤说，“东北已经‘沦陷’了”。有数据表明，先锋公司的玉米品种先玉335已经占据了东北市场50%以上的市场份额。①反观国内种业公司，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末从中央企业脱钩形成的杂乱小公司，其研发能力、资本实力、销售网络等根本无法与跨国巨头匹敌。而中国种业昔日的巨头——中国种子集团公司，面对巨头们的威逼似乎也无破敌良策。

    有了这样的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中化对中种集团的重组，以及后续几次对种子科研机构的并购。国际巨头先进的技术背后是大量的科研投入，在这一方面中国企业捉襟见肘。必须整合成实力较强的公司，才能与其抗衡。中化对中种集团重组之后，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力图通过对国外巨头的追赶，保住中国种业的自有江山。虽然面临巨大挑战，但中化不可能任其发展。

    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种子、粮油、大豆、大米等产业均已受到外资的严重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岌岌可危。只剩下仅有的几个央企倾其全力身赴其中，尽央企自诞生之日起便背负的民族重任。

    不仅粮食行业，汽车行业经过20余年的合资，外资已经对中国上中下游全产业链有相当的控制力。如果放任自流，中国的经济安全及汽车产业整个链条都将受到制约和危害。而中国企业显然不可能与其正面抗衡，只能通过合资、并购的方式曲线发展，一汽大众如此，东风雪铁龙亦如此。它们身上承载的使命要远比获取利润重要得多。

    中国产业的发展与国外比还存在诸多差距，而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依靠政策的保护暂时还未收到外资的严重冲击，而一旦放开恐怕也难以幸免。因此这些行业的央企也应当早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创新力、管理能力等，将自己置身于国际市场的大背景下扎实发展。中国的众多产业起步较晚，与外国相比差距明显。为了保护脆弱的民族产业，我们在“堵”的同时必须“疏”，早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而不依赖亡羊补牢。毕竟“堵”只是暂时的，“疏”才是长久之计，到不“堵”而“疏”之时，中国的企业群就真正成熟了。

    央企必然是当仁不让的“排头兵”，它们都拥有雄厚的资本和较大的规模，当市场受到外资控制威胁之时，必须勇于担当，敢于冲锋，维护国内市场的安全和稳定。力敌还是逃离，它们绝对不能选择后者。

    经常有人提出“要国企控制还是外资垄断”的疑问，我们看二者均不可取，前者将导致民间企业发展不起来，后者将导致“新殖民主义”，二者均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其实只有将国企置于竞争环境之下，提高其竞争力，才能破除外资垄断。国企控制与外资垄断本两者均不应长期存在，国企、外企、民企有序竞争才是长远发展之道。1998年国企改革之时提出的改革方向相信也是如此思路，可惜国企改革之路仿佛走得不太顺畅，也不太专一，才走到了今日局面。

    伴随着这种争议的，当然还有“历史的叹息声”。

    2009年12月23日，中粮集团宣布以1.94亿元的价格收购了万威客100%股权。这家中国最大的粮油食品企业，在肉食产业链的发展计划上又迈出了一大步。中粮集团表示，除巩固在广州、深圳的市场优势外，其将推动万威客在全国市场的发展。后者已经开始实施百万头生猪健康生态养殖产业化项目，当前在建、待建的有天津、武汉、江苏东台三个项目，总投资最高将达150亿元。

    此举同时被一些人士解读为：“在错失了食用油市场的主导权之后，中国企业正在加强对肉类产品市场的控制。”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粮直接和间接持有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的大量股份，但新加坡郭氏兄弟所掌握的嘉里集团实在是狡猾，一旦涉及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的问题，就在鹏利公司谈，而在这个界面上谈由于中粮处于二股东的角色故没有话语控制权。这也为日后中粮与嘉里集团“分家”埋下了伏笔。

    根据资料记载，1988年1月27日，南海油脂工业（赤湾）有限公司注册登记，经营范围包括生产、加工、精炼以及分装各类植物油和各类动植物油脂产品，并供应食用油和相关的包装制品。这一年的5月，公司破土动工。第二年的3月，制桶厂一次性试产成功，5月精炼厂一次性试产成功。1991年，品牌名为“金龙鱼”的食用调和油上市。这也是日后金龙鱼食用油称霸中国市场的肇始。

    1992年，周明臣任中粮董事长职务，他找到当时的国家工商局负责人刘敏学，要求收回“金龙鱼”的商标，但外方未同意。最后经过协商，外方以3.8亿港元收购了中粮所持有的股权和商标，金龙鱼品牌彻底与中粮无关。

    尽管在与外方的合作中，中粮痛失金龙鱼品牌，但周明臣并不甘心。凭借着此前在油脂行业摸爬滚打的经验，中粮另起炉灶，在1992年4月成立了北海粮油工业天津有限公司，第二次染指油脂行业。之后，中粮又成立了张家港东海粮油工业公司，并推出了福临门这个食用油品牌，开始了与金龙鱼正面交锋……

    当然，就在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金龙鱼和福临门是一对冤家的同时，实质上福临门的背后依然还隐藏着嘉里集团的控制方新加坡郭氏兄弟的影子……

    而当外资在中国的粮油食品行业乃至其他行业都掌控话语权的时候，前文提到的中粮并购万威客进军生猪产业链被视为是一种积极的对抗外资越来越主导趋势的“自救”行为。从1987年就开始被“肢解”的中粮似乎已经无法再现当年“航母”的辉煌，当20年后，中粮再次养猪的时候，笔者似乎唯一能听到的是历史那一声深深的叹息！

    实际上，正如上文所隐约提到的那样，历史的叹息还不只如此。

    当然，我们还应该很“羞耻”地知道，为什么没多少钱的丰益嘉里公司却能够在华做成千亿盘子，而我们却没资格眼红？我们与国际四大粮商相比，差距为何不是一点半点？

    另外一个央企航母——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近几年也一直在牵动着人们的心。1998年11月，魏家福就任中远集团总裁。当时正值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二年，外贸运输同样处于低谷，加之中远此前扩张过快，不仅搞航运，还搞房地产，甚至还有航空货运公司，资金链岌岌可危。那一年，中远集团的全年利润只有5.18亿元，而且主营业务航运业实际上是亏损的。面对这样的压力，新官上任的魏家福立刻决定收缩投资战线，除航运主业必需的投资外，其他投资一概不批。几年后，中远缓过气来，邀请以李泊溪教授为组长的一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花了8个月时间，专门为中远集团制定了一份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该规划的中心意思就只有两点：第一要从全球航运承运人向以航运为依托的全球物流经营人转变；第二要从跨国经营向跨国公司转变。

    这一战略改变了中远集团的行业地位。与其他国内航运巨头相比，中远集团除了拥有最大的船队，还拥有更多的港口码头和物流设施，这也是魏家福为把中远集团从全球航运承运人向以航运为依托的全球物流经营人转变而努力近10年的结果。

    2000年，魏家福在《财富》世界500强高峰会上首次提出，中远集团要进入世界500强。按当时中远集团的收入，与500强门槛相差甚远，但其逐步剥离了中远集团的房地产等业务，并加快打造干散货船队与集装箱船队——这两个领域的控制巨头分别为日本邮船和马士基航运，魏家福早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中远要比肩马士基航运和日本邮船——正是船运领域的稳健发展，使中远世界500强的梦想最终实现。

    接下来的几年，便是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顶峰，到2004年，中国铁矿石消费占全球比例从2001年的20%增长到40%，“北煤南运”也推动当时国内煤炭运量以16%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甚至年年丰收的中国粮食也越来越依赖于进口。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乃至全球的干散货航运市场，中国成为主导全球干散货行情的最重要因素。

    在魏家福的布局下，中远集团凭借与宝钢、鞍钢、首钢为代表的钢铁企业战略结盟，以及与大型煤加工企业的良好关系，急速扩张干散货运输业务。2004年，中远集团就控制了375艘干散货船队，规模一举超越了有120年历史的昔日龙头老大日本邮船，而其集装箱航运规模此时也位居全球第七。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7月，中远集团终于以154亿美元的收入、排名世界500强第488位，首次跨入《财富》世界500强。7年，中远集团实现了当初的目标。

    然而，如此急速扩张背后亦积攒了问题。很快，问题便接踵而至，2009年、2011年、2012年中远集团出现亏损，如今其控股的“中国远洋”已经戴上了ST②的帽子，做了几届中国亏损王。执掌中远集团15年的魏船长此时也到了退休的年龄，把更重的担子留给了继任的马泽华。

    此种大跃进的发展方式，带来的只是短暂的振奋，却积攒了无形的风险。振奋之后，中远集团的叹息让我们陷入沉思。

    世界是平的，当中国企业面对一场争夺价值链话语权与市场竞争主导权的新“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为何常常感到无奈和茫然失措？这或许正是很多中国企业正在面临的境地与挑战。

    要么革新，要么“消亡”

    国资委、市场、社会均在向央企施压，像是一个三角形，而这个三角形要扩大的方法必然始于其中一边的扩张，一旦扩张后它要承受的将会更多。在多方的拉扯和挤压中，央企们有的在成长，有的在消亡。

    正如本书的自序所述，我们忘不了这一幕：2003年4月6日，天气晴好，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26号门口新挂上了一个牌子，上书“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可能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新成立的国资委对中国国企的影响，挂牌这天并没有多少媒体到场，也未留下一张当时的照片。也可能国资委不知道如何对媒体解释自己的性质——因为国资委严格意义上说不是行政机关，不是事业单位，不是法人，更不是社会团体，就连“当事人”——国企领导们，也搞不清楚这个新成立的国资委是干什么的——因而未邀请很多媒体到场。当然这只是揣测，已经59岁的李荣融或许并不看重这些面子上的东西。

    低调成立的国资委，其职能可不“低调”，它“管人、管事、管财产”，它将掌管的是8万亿的国有资产③，将履行出资人职责，集指导推进国企改革、任免奖惩国企负责人、监督中央和地方国资的保值增值等重任于一身。360度对国企运营进行监控，我们称之为国企的“管家”丝毫不过分。

    此时，国企改革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从1998年开始的“三年脱困”至2001年左右“三年脱困”接近结束，“国退民进”的主导思路没有变。但国资委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仿佛成了国企改革路线图上的一个拐点，李荣融说：“必须在两年时间内，使中央企业成为各行业的排头兵。达不到的趁早找对象，否则肯定要调整——不是你调就是我调！”“李老板”的言辞中，透露出了国企改革方向的转变，也丝毫没有对国企放手和松绑的味道。

    ①参见中国经营网：《东北“沦陷”了：外资种业中国突进调查》。

    ②ST，英文Special Treatment缩写，意即“特别处理”。上市公司出现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异常，导致其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风险，或者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其投资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交易所对该公司股票实行特别处理。通常会在股票名称前冠以“ST”，因此该类股票称为ST股。

    ③2003年，中国的GDP为11.6898万亿元，可见国资委所掌管的资产分量之重。

    国企老板们渴望已久的“自由”又泡汤了。之前计划经济政企不分的时代暂且不提，即使国企改革已经到了承包制遭遇瓶颈，产权清晰、政企分开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开始推行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企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牢牢被相关部门把控。专业上如外贸类央企归属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能源类央企归属能源部等；而职能上，资产权归财政部，投资权归计委，日常经营归经贸委，人事权归企业工委等，各有归属，也经常重叠。一项国有资产投资，签字的领导很多，出了问题却找不到直接的负责部门，获得收益之后领功的部门却一个不少。社会上将之形象地形容为“九龙治水”。

    国资委的成立，使“九龙”之权合为一体。不过对于企业来说，却是换汤不换药，只是原来由多个部门管，现在归一个管——绑着手脚的绳索一根没少。

    国资委成立后，一方面，要充分尽到“大管家”的义务，要管好央企的各项支出。如企业员工工资总额、企业领导人工资上限、企业负责人任命及调动、大额投资批准、主营业务设定及批准等。

    另一方面，“大管家”在之前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还发起了较大幅度的制度改革：调换了央企高管并公开在社会招募经理人，发起了央企整合，推动央企上市和董事会制度建设等。

    总之，“大管家”马不停蹄，它要用行动告诉人们：我是“管家”，我要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我实权在握。而被管着的央企们为了跟上节奏，也一刻不得闲。总归来说，无论是“九龙治水”还是“管家治理”，中国央企作为一群号称企业的个体，从来没有拥有过属于一个企业最基本的属性——独立性。从企业领导人方面可以直观地看到这一点，一直以来，央企主要负责人均由上级调任、委派，如刘德树空降中化、宁高宁空降中粮等。“空降”一词似乎也成了央企领导人换届的专有特色方式。

    上端如此，下端如何呢？

    央企虽然被束缚，但它们最终活在市场之中，也活在社会之中。

    抛开垄断型央企不谈，如今众多央企，如中粮、中化、华润等企业，其业务已然进入充分竞争的市场之中，如食品、化工品、道路运输及众多行业，与民企、外企同台竞技。市场形势瞬息万变，以央企庞大的体量和复杂的体制，要适应并非易事。2009年中化化肥急转直下的经营业绩可能给众多处于动荡市场中的央企敲响了警钟，如何建立高效、严格的管理流程是每个大企业必须长期考虑的问题。

    而对于企业经营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并购、重组，央企也颇有难言之隐。

    以一宗国际能源并购案为例。国内A石油公司和B石油公司（均为央企）参与竞标，比拼报价、服务。但在国资委看来，两家央企的比拼容易造成“自相残杀”，最终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因此在竞价之时，“管家”会对两个公司进行调和，规定一个最高价或者底价。这种做法是有违国际招标规则的，但在中国这已是不成文的惯例。

    而企业之间的并购、整合本是企业的市场行为，到国企时，往往就成了“拉郎配”、命令型行为，最后的结果有“甜蜜”的，也有撕破脸皮、打得不可开交的。如国资委刚成立之年，即有48户央企进行产权和股权转让，其中有83%转让给非国有企业和外商企业，涉及220亿元人民币。这引起了舆论一片哗然，有人甚至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国资委热衷于卖国企？”这些转让行为由于国企的所有制特性变得格外复杂和引人关注。

    前者受限于央企的体量，后者受制于央企的特殊管理形式，使得这列“大车”在市场中难以及时调头、调整方向，对一个企业来说，这样的缺陷是致命的，这就是市场中的央企。

    而社会中的央企同样“郁郁不能得志”，它的产权属性注定要它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行业责任。

    面对近年灾难频发的中国，央企与民企所占资源与所捐款项的反差，使得人们对央企颇有微词。而房价的疯涨更是激起更多抱怨，国资委不得不勒令78家央企退出房地产行业，这又使得央企自身颇为难受——抛开房地产行业属性不说，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岂是几个命令就能简单决定的？

    国资委、社会、央企自身等，众口难调，令所有人都满意的可能性仅存在于理想状态中，而不论哪一方不满意都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央企真相》一书的作者在序言中提出“央企为了谁”的疑问，其实，央企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首先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了行业的发展；其次，央企全民所有的产权属性注定它要为了社会，为了大众；再次，央企作为企业，其追求经营业绩的本能要求它要为了自己，为了员工。

    作为企业，央企承受了太多本不属于企业的负担。

    国资委、市场、社会均在向央企施压，像是一个三角形，而这个三角形要扩大的方法必然始于其中一边的扩张，一旦扩张后它要承受的将会更多。在多方的拉扯和挤压中，央企们有的在成长，有的在消亡。

    2010年8月24日，下午3点，国资委局级领导干部会议上，中组部副部长李建华宣布李荣融卸任，“接棒”的是李荣融以前的副将，时任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比李荣融小11岁的王勇。此时，李荣融已经快67岁，他本来在上一年就能退休了，可是需要他做的事实在太多，只好缓一缓。如今，“李老板”留下的只有背影，他此时的心情是释怀还是牵恋，退休后他要旅游、学英语还是做别的，都与我们无关了。央企的“世界杯”以后怎么踢？接下来要看“王老板”的了。他和央企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当大多数中国企业仍旧沉浸在2009年经济危机中国的逆势高增长中时，2011年年底一次会议上，王勇略含忧虑地说：“2011年10月以来，受外部环境影响，企业经济效益大幅下滑。”不少央企面临资金短缺、成本上升、订单下降、应收账款和存货增加的困难。经济寒冬来了！中国企业要做好3～5年过冬的准备，这个警告，国资委在半年内已经连续提了多次。不仅是告诉央企，也告诉民企，当前中国企业所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

    王勇说的外部环境是这样的：75%增长靠私人消费拉动的美国仍然有1300万人在家待业，创失业人数新高，民众消费热情难以为继；尽管欧盟的领导人绞尽脑汁，欧债危机不仅未有消退的迹象，反而有蔓延之势，众多评级机构“见风使舵”，对欧盟几个成员国的经济前景做出悲观表示，无异于“火上浇油”；日本也不顺利，这个曾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在过去一年经历了不少巨大的灾难，且出现了30年来最大的贸易逆差，面对如此国际经济环境，靠外需拉动增长的日本模式恐怕也面临巨大的挑战；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是为数不多的还在保持增长的群体，但也普遍需要在通货膨胀和增长之间做艰难抉择。总而言之，如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逃离这次萧条，今日的世界已经被科技缩小了许多。

    “中国不可能是风暴中的绿洲”，克拉斯穆尔·佩佐夫（Krassimir Petrov）曾在2008年预言中国发生经济萧条，尽管他的预言没有完全实现，但是其中的一些已经或正在发生。

    2002年到2011年，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年均增长率为22%。

    而2012年，国资委公布的上半年央企营业情况中，央企前6个月净利润同比下降16.4%，利润的增长速度远低于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这也反映出央企正面临着成本问题。

    有人说股市是一国经济的晴雨表，中国股市已经从2007年的6000点跌到了近期的2100点，也有人说中国股市是个特例，不能反映经济增长。那么用电量作为工业发展趋势的风向标，2012年7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4556千瓦时，同比增长4.5%，远低于去年同期超过11%的增幅，用电量的回落是全国工业疲软，经济走势不乐观的直接表征。

    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长途跋涉，面对险峻的环境呈现出了少有的疲态。前述外部环境已经使外需降到了冰点，第一驾马车——出口，显然无法持续保持往年的疯狂增速。海关总署公布的2012年上半年进出口数据均低于预期，出口增速的放缓预示了外部环境的不乐观，而进口增速的降低则说明国内需求的降低。也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进口增速的降低使得上半年贸易顺差加大。

    第二驾马车——普华永道的数据告诉我们，投资的情况也并没好到哪里去。2012年上半年中国境内的并购交易在数量上比上一年下降25%，境外投资者在中国的并购交易同比下降了42%。中国的并购交易在上半年减少了33%，交易金额下降10%。境内外经济环境的持续低迷极大影响了投资市场的情绪，而带着如此情绪，在如此的经济环境下投资，其风险要比平时大很多。

    面对前两驾马车的乏力，第三驾马车——消费被赋予重任，然而统计局还是说，上半年内需增速放缓，不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仍较为平稳，所以消费这辆列车如果能够有效发掘调动，对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将有极大的缓解，无异于雪中送炭。

    种种迹象告诉我们，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进入了“寒冬”。“寒冬”过后，世界经济的格局可能又会是另一番景象。作为“国家队”，央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迫使它们必须挺得住、耐得住。

    另外还要抓得住。虽然全球宏观经济的不景气给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威胁，但风险往往与机遇相伴。

    整体的经济萧条并没有严重影响中国的海外并购交易。中国2012年的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基本与2011年处在同一水平，但值得注意的是，交易金额为交易活动不甚活跃的2011年上半年的3倍左右。这说明，中国企业，如三一重工、海尔等民企，也包括众多的央企，已然看到了“寒冬”中的机遇，并努力把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逆势增长的强劲势头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也诱发了众多国家对中国的好感，愿意与中国企业“联姻”的境外企业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额猛增，截至2009年年底，共有108户央企已经投资了境外单位5901户，资产总额达4万亿元。2012年7月，中海油151亿美元收购加拿大能源公司尼克森，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前无古人”的一例。

    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为央企加紧海外拓展，获取自身急需的技术、经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全球经济“寒冬”中，如能趁势获取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技术，对企业长远的利益将极为有利。相信随着中资企业的不断壮大，海外并购的中国纪录将会被不断刷新。

    相对于门槛较高的能源行业，其他行业的央企目光所及就不限于国外了。中化旗下化工旗舰中化国际利用新加坡上市子公司GMG（GMG Global Ltd）对比利时SIAT NV公司35%股权的收购，以及对国内企业江苏扬农化工集团的股权收购，均显示了经济低潮期中，中化加速扩张和行业整合的步伐。

    同属外贸系的中粮则将主要目标设定为国内产业的整合。中粮宣称2012年将斥资5亿元加大绿茶加工企业的并购或新建，中粮由此进入了又一混乱而竞争激烈的行业——茶行业。目前全国从事茶行业的企业多达7万余家，市场集中度低，中粮显然是看准了此行业整合和经营的良好前景。

    此外，面对如此的机遇，熟谙市场的华润也不会无动于衷。其旗下的医药、地产、能源、连锁零售等业务板块动作不断，华润也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这些业务较为市场化的央企本身所处行业并未实现完全整合，充分利用身边的优势可能比“长途跋涉”更为实际。

    经济“寒冬”的另一个作用在于倒逼中国调整经济结构。就像冬天要着冬装，夏天要着夏装一样，你若不调，将会极为难受，甚至直接面临生存的问题。中国长期以来依靠的低成本劳动力、低成本资源、环境破坏的经济发展模式到现阶段已经遭遇了瓶颈，起初的原始优势正在一点点丧失。之所以称其为原始优势，是因为中国早期发展依赖的优势是天生的、自然拥有的，而“捕食”、“奔跑”等能力则需后天培养，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培育后天的持续发展能力已是迫在眉睫。

    央企，作为中国经济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庞大的体量要求它们必须率先着手转型，否则将难以适应后危机时代的竞争需求。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论及法国大革命时，狄更斯用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笔者不禁想道，再用这句话来形容此时的中国也甚为恰当：这是最坏的时代——世界性经济衰退，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遭遇挑战，企业生存发展进入“寒冬”；这是最好的时代——全球经济战略重组，并购机遇不断显现，经济结构调整在即。

    中国能且只能做的就是：迎接这个最坏的时代，拥抱这个最好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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