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一生的抉择

    大学时光是美好的，各种各样的活动，让生活更加充实而丰富多彩。很快，一年的时光过去了。学校开始让他们选专业了。杨绛的老师认为她有条件读理科，尽管不是每门功课都一百分，却不偏科，每一科的成绩都很平均。

    对于自己专业的选择，杨绛踌躇不定。选择，对于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有时候，选择甚至比努力更重要，只有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努力才能得到效果。很多人都经历过文理科的选择，对于学文还是学理总是要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有时候还要经过和家里的"抗争"。

    杨绛从小是在优裕的环境中长大的，对于文理科的选择上尽管有些没主意，但她知道，这是决定一生的重要事情，决不能马虎。她开始认真地考虑自己该学什么，而她所考虑的"该"学的内容，"指最有益于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辈子。我知道这个"该"是很夸大的，所以羞于解释。"

    绝大多数人在选择专业的时候都要和家长商量一番，杨绛也不例外。她问父亲："我该学什么？"

    她的父亲杨荫杭回答说："没什么该不该，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很多家长在孩子的专业选择上常常是强制性的，直接像发布命令一样告诉孩子"读理科吧"、"学文科吧"，即便不是直接为子女做出选择，一般也会先提出建议，"理科好一些，以后找工作容易一些"；"文科不错，以后可以考个公务员"。

    他们的建议往往在孩子心中留下了第一印象，这种第一印象会像一层细沙一般蒙住孩子本来所喜欢的专业，直到时间的风吹去这一层细沙，人生的格局已然定格，恍然大悟的时候却已经晚了。而能够像杨荫杭这样教育孩子的，告诉孩子喜欢什么就学什么的实在是少之又少。

    相信杨荫杭一定和其他父母一样，在他心中为女儿选择了一个专业，但是他并没有说出来，而是让女儿自己选择。而父亲这样的教诲，成为了杨绛一生的财富。

    东吴大学有两个专业是很出名的，一个是医学预科，另一个是法学预科。两个专业都是为更深一步学习做准备，前者毕业可以直接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后者则可以进入上海东吴大学法科，都是很好的方向。

    因为被南丁格尔的故事深深感动，杨绛有过学护士的想法。但是父亲给她的建议是，学护士不如学医来得更实用，又跟她讲了学医大致的内容，了解了情况的杨绛有些退缩了。

    她从小性格温良，之前做生物实验的时候，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就去了壳，观察它的心。同学们都顺利地去了蟹壳，她却下不去手，腿都有些软了，手也不听使唤。一个大学同学的父亲是名医生，她还偷偷地跟着看过一台手术，同学还笑她说："假如你晕倒，我抱你出去。"一台手术看下来，杨绛倒是没有晕倒，但是事后的两周她都没吃过一口肉，这要是真的做了医生，估计这辈子都要吃斋了，所以最后她放弃了学医这个想法。

    又因为从小看父亲工作，她也想做个女律师，像父亲一样为民做事。但是父亲知道这个想法后，还是劝她学一些自己心中真正喜欢的东西，但是她心中最真实想学的是什么呢？

    面对父亲的回答，杨绛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她继续问道："只问自己的喜爱对吗？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爱读小说，就学小说？"

    "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杨荫杭继续开导她。自始至终，他也没有告诉女儿自己希望她学什么。他要让女儿做出自己的选择，按照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去生活。

    杨绛一直有个文学梦，她喜欢写东西，用笔表达自己心中所想。无奈东吴当时并没有文学系，只能作罢，后来选择了政治系，提不起兴趣的她把自己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图书馆，在文字的海洋中徜徉，阅读各种文学著作。

    在东吴图书馆的日子，杨绛沉醉其中。对文学如饥似渴的她来说，那里像是宝藏的集中地。图书馆藏书数量十分庞大，中外名著应有尽有。在那里，杨绛如饥似渴地读着每一本书，尤其喜欢外国小说。那时候她渐渐明白，原来最喜欢的学科其实就是最容易的。她还记得中学时代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但是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能当政治家治国安民，可见对于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即便强行灌输到脑子里，最后也是用不着的。

    东吴大学非常重视外语，图书馆里有很多书籍都是原版的英文书。在看了大量的原版政法书和文学书后，她的外语水平越来越高了。这为她以后做翻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在她大学期间，就翻译了不少英文的政治学论文。

    就这样，看书成了杨绛的一大嗜好。有一次，她的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杨绛毫不迟疑地答道："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书呢？"

    "一星期都白过了。"

    听了女儿的回答，杨荫杭笑着说："我也这样。"

    父亲对杨绛有着很深的影响。他们是父女，也是知己好友，父亲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烙刻在杨绛的心中。父亲爱书成癖，女儿嗜书如命。每一次杨荫杭买到了好版的旧书，总要认真地把卷曲或皮损的书角粘补好，然后杨绛用白色线双线重订。杨绛知道父亲喜欢整齐，所以订书的时候只用平行的线，绝不交叉，结子绝不能外露。

    有时候杨荫杭会非常忙，状子太多书记（"书"指书信，"记"指笺记，旧时的说法）没时间抄，杨绛就帮着父亲抄写。有时候，她的三姑母杨荫榆也会来找她帮忙。杨荫榆在一所中学教英语和数学，每当杨绛假期回家的时候，杨荫榆便来抓着杨绛帮她改大沓的考卷。看到杨绛做得快，总要说上一句"到底年轻人做事快"。她嫌理发店里不干净，又常常抓着杨绛帮她理发。所以每次看到杨荫榆来，杨荫杭总要和女儿说："你的好买卖来了。"

    杨绛是不太喜欢这位三姑母的。杨荫杭很了解女儿，所以每次她来找杨绛帮忙，杨荫杭总是袒护着她。杨绛对父亲不仅有着一份深刻的父女情，更有着一份铭心的知己情。即便多年后想起，那份深刻的温暖依然在心中潺湲着。

    学习的生活单纯又美好，快乐总是让人觉得时间过得似乎更快。在东吴上学的第三个年头，之前振华女校的校长季玉为她申请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这是一个出国深造的好机会，父母把决定权交给了杨绛，让她去决定自己的未来。

    最后杨绛的决定是放弃这个机会，一则是因为奖学金只能负担学费，出国留学还需要一笔不小的花费用来负担路费和生活费，她不想增加家中的负担，毕竟一大家子的开销都压在父亲一个人的肩上，她不忍让父亲负担更多。另一则原因是她心中对未来已经有了大致的方向，她是要继续学习的，但不是去美国，而是清华大学研究院，去读她最爱的文学专业。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让杨绛坚信自己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她的大弟弟因为生病在一九三〇年也去世了，这对父母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父母已经到了一定的年龄，已经接受不了如此大的打击，母亲甚至哭坏了眼睛。

    在北京求学回来的第一个暑假，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父亲玩笑似的跟杨绛提起一件事："阿季，爸爸新近闹了个笑话。"那是一次开庭的过程中，全场安静等待他发言，但是过了半天，他依然开不了口，一直安静，后来只好推迟开庭。

    事实上，那个时候杨荫杭是得了"小小的中风"。过去那个顶天立地的父亲不知在什么时候老了，杨绛心痛得要命，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滴，父亲还一直安慰她，说自己已经好了。

    从那次之后，父亲就不再接案子了，结束了自己半生的律师生涯。他是那样不舍，但是岁月不饶人的无奈，只有迟暮之年才能体会。当时手中有个案子还没有了结，需要写个状子，之前杨绛好多次都想帮父亲写个状子，但是父亲总担心她出错，不让她弄，就算她写了，父亲还是不放心地检查一遍，稍有不对就会严厉指责，说杨绛不用心。

    但这次，父亲让杨绛来写，自己只是简单地交代了个大概，然后杨绛执笔写出来，她怕父亲看了会不满意，心里已经做了挨训的准备，可是父亲只是改了几个字，一句话都没说，就交上去了。

    杨绛心里既高兴又心酸，高兴的是自己终于帮到了父亲，心酸的是这可能是父亲的最后一个案子了。杨荫杭的这个最后一个案子，在杨绛的帮助下了结了，还得到了三百元钱的酬劳，后来做了小弟读上海交通大学的学费，杨绛很高兴。

    回到北京后，经过她不断的努力，学习文学的梦想又靠近了一步，一年后，她成功地考进了清华大学的研究院外文系，成为父母的骄傲。

    假如收脚印，像捡鞋底那样

    对清华大学的向往是杨绛素来就有的，那里有她文学梦的停靠站，像是灯塔为她指明方向，她才可以放心地扬帆起航。

    当时的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语文学部和外文系的老师是共同的，只是叫作两个系名区分开，当时的教授有十多人，都是出名的学者：王文显、吴宓、朱传霖、陈福田、黄中定、黄学勤、张杰民、楼光来等人都在其中。

    其中不能不提的就是王文显先生，他是著名的戏剧家，也是很出色的老师。他曾长时间地生活在英国，接受过英国式的教育，还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学士。在清华大学任外文系的教授兼系主任，在他的影响下，清华大学涌现了很多话剧创作和话剧表演的人才，如洪深、石华父、李健吾、曹禺等，也包括杨绛。

    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吴宓先生，吴宓也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至弗吉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钱钟书在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受吴宓先生的教诲，杨绛也选修过吴宓的《中西诗文比较》、《翻译术》等课程，这些对后来杨绛的翻译工作有着很大的帮助。

    受父亲的影响，杨绛小时候就读了很多的书，门类繁多，她倒也不偏门，什么都爱读一些。父亲午觉的时候，她就很高兴地留在书房里看书，也不愿意出去玩。

    她考入了清华大学，一入学，她便赢得了梁宗岱先生的赞赏，那时候，梁先生教法语，第一堂课是听写，梁宗岱看到她的答案十分吃惊。他问她，她的法语是怎么学的，她说："自学的。"

    杨绛依靠自身的文学素养和不懈努力，最终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外文系，而且还选修了朱自清的散文习作课，那时的朱自清已经是中文系的教授了，他的文章让人为之动容，虽然没有精彩的剧情，却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悟，这就是散文的力量。

    在当时，能上朱自清教授的课是很幸运的，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老师的帮助下领悟到散文和写作的精髓，都期待着老师有什么窍门或是技巧。但是在朱老师的第一节课上，他让大家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自我介绍，也不是打开课本，而是留了一个作业，写一篇名为"收脚印"的文章。

    关于这个"收脚印"的词，在江南有一种解释，大概的意思就是：人死之前，都会沿着这一生走过的路再走一次，这就是收脚印了。可能是临去之前的总结和回顾之意吧。可是人都要故去了，总结出来又与谁分享呢？

    这份作业，杨绛按时完成，当时的她只有二十二岁，正是年轻时，写这样一篇感悟，却一点也不青涩。作品得到了朱自清的赞赏，并推荐给了《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沈从文，并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刊登出来，成了杨绛的处女作，作者署名为杨季康。

    "每当夕阳西下，黄昏星闪闪发亮的时候，西山一抹浅绛，渐渐晕成桔红，晕成淡黄，晕成浅湖色……风是凉了，地上的影儿也淡了。幽僻处，树下，墙阴，影儿绰绰的，这就是鬼魂收脚印的时候了。

    "守着一颗颗星，先后睁开倦眼。看一弯淡月，浸透黄昏，流散着水银的光。听着草里虫声，凄凉地叫破了夜的岑寂。人静了，远近的窗里，闪着一星星灯火──于是，乘着晚风，悠悠荡荡在横的、直的、曲折的道路上，徘徊着，徘徊着，从错杂的脚印中，辨认着自己的遗迹。"

    这篇文章从江南的那个传说说起，跟着作者笔下的那个灵魂一起重新走了一遍人生路。让人最难忘的就是她对那背景般的夜的描写。月儿、星儿都成了陪伴灵魂去收脚印的伴儿，字字之间都是那欲去还留的不舍之情，细腻平和的文字可见笔锋力度。

    文章发表之后，杨绛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心中一直大喊：我当作家了！

    当时的《大公报》还给了她五元钱的稿费，虽然不多，却是对她文字的肯定，意义重大。这五元钱怎么分配成了个大问题，经过思考，杨绛决定四元钱用来买毛线，给母亲大人织一条围巾，剩下的一元钱买了当时很出名的天津起士林的咖啡糖。

    四元钱买了两斤红色的毛线，她利用看书的时间来织围巾，然后把买好的咖啡糖裹在围巾里寄了回去。当她寒假回家的时候，问起围巾的事，才知道已经被两个妹妹给拆了，咖啡糖也偷偷吃了个光，后来三姨来家中拜访的时候，母亲让把糖拿出来吃，这才知道已经被两个孩子彻底"消灭"了。

    之后朱自清先生还推荐了她的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到《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开启了杨绛的文学写作之路。

    《璐璐，不用愁！》是一篇短篇小说，写的就是一群年纪与当时杨绛相仿的青春少女，面对爱情的悸动和犹豫，后来还被选中由林徽因编辑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小说选》中，这本书中还包含着当时很多著名作家如老舍、沈从文、李健吾等人的作品。

    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成为杨绛发现的又一处宝藏，她还曾经专门为那里写过一篇《我爱清华图书馆》，可见她是多么钟爱那个地方。

    在这篇描写图书馆的文章里，她不吝啬地赞美着："地，是木头铺的，没有漆，因为是软木吧？我真想摸摸软木有多软，可是怕人笑话；捺下心伺得机会，乘人不见，蹲下去摸摸地板，轻轻用指甲掐掐，原来是掐不动的木头，不是做瓶塞的软木。据说，用软木铺地，人来人往，没有脚步声。我跟她上楼，楼梯是什么样儿，我全忘了，只记得我上楼只敢轻轻走，因为走在玻璃上。"

    她还把读书比作"串门儿"，这么温情的比喻大概也只有她能想得到吧。你看了一本书，你就是去这家串门，如果你是站在图书馆书架前随便翻阅，就好像有无数家的大门向你敞开着，邀请你来做客休息。这其中的乐趣，也只有好读书的人才能懂了。

    友情是一生的财富

    时光最好的见证便是一同走来的朋友，陪伴一直是种力量，可以照亮夜空，也可以遮风挡雨，多年以后，促膝长谈，多少曾经天大的事，如今都已云淡风轻。

    从大王庙到清华大学，杨绛从没感觉到孤单，除了家人的陪伴，其间她交下了很多的好朋友。这些人都陪伴了她那段美好的青春岁月，回忆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在东吴上学的时候，一个叫周芬的女孩子和杨绛成了好朋友。周芬是医学系的，和杨绛很有共同话题。她个子高挑，和个子小巧的杨绛走在一起，一高一矮却总同时出现。周芬是个同样优秀的女孩，学习刻苦，生活朴素，还获得过苏州市演讲比赛第一名。

    说起来两个人很有缘，在上大学之前就曾经见过，不过周芬没什么印象了，只是记得杨绛的父亲是她父亲的上司，两个人在北京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工作。周芬的母亲还因为工作的事情，来家中找过杨绛的姑母，来的时候一手牵着一个小朋友，有一个就是周芬了。

    学校为了保障女生的安全，也为了阻止男生女生谈朋友，所以限制大家出门的时间。男生被要求晚上四点之后可以出校门，而女生不行。杨绛和周芬跟管理这件事的人争辩了许久，说这样对女生不公平。后来管理上是稍微宽松了些，一天晚上杨绛和周芬出去散步，碰到了两个当时在追求她们的男生，对方想和她们说说话，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搭茬地跑了回来，从那以后晚上就很少出去了。

    刚开始两个人不是住在一间寝室的，后来杨绛搬到了周芬的寝室。杨绛在陌生人面前害羞，未说话先脸红，可是跟熟悉的人却是调皮捣蛋得很。那时候杨绛赖床贪睡，都让周芬给她带个馒头，而自己赖到最后才起床，有的时候时间来不及，脸都是可以不洗的，用湿毛巾随便地一抹就风风火火地冲出去了。

    吃馒头她也能吃出自己的花样来，把馒头瓤儿吃了，馒头皮搓成细长的一条，像极了蛔虫的样子，放在周芬的笔记上，然后装作害怕的样子把本子撇出去，还大叫好可怕。周芬也怕虫子呀，吓得不敢靠前，杨绛发现得逞了，哈哈大笑，一把捉过来虫子，一口吃掉一半，周芬这才知道是她的把戏，追着她打，两个小姐妹你追我赶的，欢乐极了。

    杨绛和周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音乐。杨绛会吹箫，周芬会吹笙，再加上杨绛同寝室的沈淑也会吹箫，三个人变成了个小组合，课余时间一起玩一玩，还参加过当时东吴的民乐队演出。

    平静的学习生活一直进行到杨绛大四的那一年，一些学生在有人组织的情况下开始闹学潮，目的是让政府接受东吴大学，将当时的教会大学改为国立大学。

    这件事情从最开始的几个人参加，后来发展到根本没有办法正常上课，连图书馆都进不去，学校内外几乎被隔绝，学校陷入瘫痪的状态。

    校内的电话线依然被掐断，杨绛的父母并不知道学校的状况，后来还是振华女校的校长联系了杨绛的母亲，将情况告知，并劝他们把杨绛接回来。

    杨绛不想把周芬一个人留在学校，尤其是这种环境下。但是学校门口把控得很严，怎么办呢？

    鬼精灵的杨绛眼睛一转便有了个主意，让母亲先把两个人的书本和简单的东西随车带走，车上只有母亲一个人，学校也不会限制她的离开。而杨绛和周芬则可以轻装上阵，趁着下午四点之后允许出校门活动期间出去。

    三个人按照计划行事，她们回到寝室，收拾了要带走的东西，然后静静地等到了下午四点。到了时间之后，两个人就手拉手地慢慢走到了望星桥，已经出了校门。两个人在这里稍微停了一下，因为这里是校外小吃的集中地，一方面可以观察下有没有人跟上来，一方面如果真的被发现则可以好解释，就说来买吃的便可以糊弄过去，好在没人追上来，两个人就继续"赶路"了。

    接下来也都按照杨绛的小计划实施了，也勉强算顺利过关，两个人逃出了那个混乱的旋涡。

    不过后来的其他同学就没那么幸运了，有的同学看到她们两个安全地离开了，也动了想走的心思，便商量着"撤退"的路线，结果只走了一半便被抓了回来，好不狼狈。

    只是杨绛快到了毕业的时候，这么一直停课等下去也不是办法，所以杨绛找了人帮忙去燕京大学借读，父亲对她不太放心，说最好是几个要好的同学一同去就好了，杨绛就约了周芬和其他三个男生一同前往。

    一行五人都通过了燕京大学的考试，除了杨绛其余四人都注册到了燕京大学，只有杨绛去了清华大学。周芬是唯一跟自己来的女生，刚开始的时候杨绛还有些担心周芬，心中有些愧疚，觉得是自己把周芬留在了燕京大学，但是周芬也是个开朗的女生，很快就适应了环境，开始了新的学习。

    周芬是杨绛一生的好朋友，两个人的来往从未间断，一有机会两个人就会见面叙旧聊天。周芬在东吴学医期间，家道中落，负担不起学医的费用，就转学了化学，后到上海中西女校来做化学老师，后来成为全国中等教育的四大名师，也是十分优秀。

    最开始同寝室的沈淑也是杨绛的好朋友，她亲切地叫她淑姐。因为住在一个房间里，所以两个人对对方的生活习惯都很了解，淑姐知道杨绛是个觉很轻的人，有点声音就会醒。但是有一次特殊的经历给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绛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

    那是一个普通的夏季傍晚，大家都参加完大考，心情顺畅地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暑假。学校的礼堂这时候安排播放美国电影，杨绛和淑姐也打算去看，但是那天放的片子杨绛不是很喜欢，半路就回去了。

    到了寝室，杨绛一个人伴着昏暗的灯光睡下了，接下来就遇到了她文章里提到的"仙"。

    "仙"是什么呢？搬进寝室之前，就有个同学像煞有介事地告诉她们这个房间传说有"仙"呢！有人说是个如花似玉的美人，有人说是白胡子的老头，还有人说分是谁看到的，男人看到的就是女人，女人看到的就是男人，神乎其神……

    这个说法杨绛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当作同学之间的打趣罢了。电影放完，淑姐跟其他的同学回到宿舍，结果推门就推不开了，淑姐轻轻地敲了敲门，没人应答，她怕是杨绛睡了，就又提高了声音叫杨绛开门，还是没人应声。

    好几个人等在门口，淑姐只好狠狠地拍着门，大声地叫杨绛，还是没人应门。门口聚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纷纷加入叫门的行列，都有人上脚踹门了，但是依然没人回答。

    这下淑姐有些急了，平时的杨绛稍稍有些声音就醒了，今天这是怎么了？大家纷纷猜测发生了什么，有人竟然怀疑杨绛是不是在里面自杀了，还有人提供依据，说之前杨绛做化学实验的时候说过，谁要是想自杀，试管里的砒霜随便偷点就可以了，谁也不知道。淑姐越想越怕，赶忙叫人去找人帮忙撬门。

    就在这个节骨眼，杨绛醒了，听见门外十分嘈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还以为是失火了，赶忙下床去开门，但是一拽门，门却没开，杨绛回忆了一下，自己也没锁门啊，怎么拽不开呢？后来果真用钥匙开了一下，门才打开。

    当她一脸茫然地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大家也都茫然了，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杨绛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明明记得没有锁门。后来另外一个同学帮她回忆，她确实没有锁门，因为那个同学路过她寝室，看到门只是虚掩着的，本来以为记忆模糊的杨绛再一次糊涂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也许是真的遇到"仙"了吧。

    后来杨绛回忆起来这件事，依然很不解，自己一辈子从来没有睡过那么沉的时候，即使再疲惫，也没有那样过了。

    杨绛的朋友也不限于中国人，在东吴期间，杨绛还结交了一个外国朋友陶乐珊。她来自美国，和杨绛同岁，上课的时候，两个人经常坐在一起，在老师看不到的时候搞些小动作，连校长的课她们也没"放过"。

    感恩节的时候，陶乐珊邀请杨绛去家中做客，毕竟是西方节日，她家很重视，杨绛还吃到了她妈妈亲手做的南瓜饼，赞不绝口，还有家中自制的巧克力，杨绛回忆说，就是太甜了，不敢多吃。陶乐珊的父亲是一名外科主任，带杨绛看手术的就是她的父亲了。

    她就这样，和好友们互相陪伴彼此一段岁月，虽然她们终将面对离别，走向各自的人生，但是真挚的友情，美好的回忆，却会温暖彼此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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