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支部队与一座城市、一条公路

    我这大半生与山有撕扯不断的特殊感情。当然我指的是青藏高原上的山了。

    压在昆仑山上无垠的死寂使我开车时按响的双音喇叭也变得寂寞；残留在祁连山弯弯山道上被积雪半遮半掩的车辙使我感悟到人生其实就是不懈地挣扎；怒放在冈底斯山岩缝里的雪莲在我“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的车轮下也鼓荡着大风；暴晒在喜马拉雅山上登山队员冰冷的骨骸让我明白今生永远不能用跋涉过的数万里风雪路来计算自己的人生里程；当然，最令我难忘的、铭刻于心的还要数唐古拉山。

    唐古拉山耸立在青藏高原的腹地，南北宽达160公里。主脊唐古拉山巍峨高峻，山峰多呈锥形，主峰各拉丹冬海拔6621米，是长江的发源地。唐古拉山也是长江和怒江的分水岭。要知道我与这座山的缘分、情感，还得把我过去常说的一句话翻腾出来：我在唐古拉山中走，我也成了山的一部分；唐古拉山被我踩在脚下，我仍然没有它高。

    我曾经上百次用自己那双敦厚、结实的军鞋底板磨蹭过这座山的山脊。我确信不疑地认为，我和我的战友们的脚印是那里十分动人的一处风景；自然，我更确信不疑地认为，这处风景仅仅是庸古拉山系列风景中很渺小的一幅。

    我对唐古拉山情有独钟。我对它的崇敬、向往与口俱增。中国的名山谱中也许排不上它，即使在青藏高原上它也算不上最高的山，喜玛拉雅山、昆仑山都比它高，知名度也比它大。但是，它在我心目中是一座世界级的名山——请原谅我的偏执，情人眼单出名山。

    我总是把唐古拉山与我心目中的一支英雄部队——青藏兵站部连在一起。我年轻的时候在这支部队里服役7年。这是一支运输部队，钢人铁马成年累月奔驰在蜿蜒于世界屋脊上的四千里青藏线上。每一个官兵都知道，在从西宁到拉萨的这条“天路”上，唐古拉山是最难逾越的一道天险，它海拔高，严重缺氧，路况险峻，每一个从它身上攀越的人都要受到难以抵挡的威胁——因山高缺氧而得高山反应，因道路窄险情大而发生种种车祸。因而，从青藏公路通车至今的数十年间，它无情地夺走了青藏兵站部近千名指战员的生命。我也不会不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正因为唐古拉山的残酷无情，才显示出了战士的英雄本色。为此，我完全理解了我的同乡战友王根成少将在他任青藏兵站部部长时期，青海省人民政府为什么要竭尽全力在唐古拉山之巅竖起一座汉白玉石的军人雕像。这尊雕像已经屹立于山巅11年了，风吹、日晒、雪打，它总是那么坚毅，庄严，显得有骨有血有肉。那碑文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古朴、凝练。

    建国四十周年之际，为颂扬世界屋脊拓线、建线将士伟业，省府借山石为体，成西部军人雕像，立唐古拉山之巅，以资纪念。

    公元一九五四年夏，亘古赤地开进戎装子民，红旗指处，石破天惊，战歌响起，天堑通衢。壮哉，架金桥、飞长虹、舞油龙；美平，固边陲、播文明、惠万民。

    三十五年风雪，四千里路云月。青藏线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之雄风，堪为后人师。望青各族民众，立形象于心，以俊良导行，开拓青海，振兴中华。

    青海省人民政府

    公元一九八九年九月

    我每次经过唐古拉山时，都要在军人雕像前照相留念。不远处的雪峰作背景，很有几分英姿、雄姿。我相册中的“雕像留影”已经有厚厚的一摞了。我相信它也会变成一份珍贵的历史。这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

    每当我给别人讲起唐古拉山的故事时，或是在我提笔写下上面这段文字时，我总会情不白禁地想到它怀抱中的一座城市：格尔不。

    格尔木虽然依偎在唐古拉山的怀中，但是，格尔木却不是唐古拉山的儿子，而是它的母亲。母亲依偎在儿子的怀里，实在是一种罕见的现象。

    唐古拉山地区是格尔木市管辖的一个乡，它的面积是4.95万平方公里。据我所知，它恐怕是中国最大的乡了，但是人口稀少，总共不足千人。这个地区属于青藏高原上的无人区。居住在这里的绝大部分是游牧的藏民。

    我所崇敬的英雄部队青藏兵站部的大本营就驻扎在格尔木，而这支终年在青藏线上奔驰的部队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唐古拉山。我的亲爱的读者，现在你该明白了吧，我为什么要把唐古拉山和格尔木连在一起。

    下面我的话题该转到格尔木了。

    先把与唐古拉山、格尔木有关的一组数字公布如下。有人粗略地作过这样的统计：一个在格尔木汽车团服役5年的汽车兵，开车要翻越唐古拉山60余次。一个服役10年的兵要翻越唐古拉山100多次。在青藏兵站部，你要找当了20年兵、30年兵的老高原，很多很多。这些老青藏线人翻越唐古拉山的次数恐怕连他们自己也记不清了。如果有人向你，在几十年间吃了多少碗米饭，你一定张口结舌回答不出。这和你问老青藏线人翻了多少次唐古拉山他们难以回答是同一个道理。青藏兵站部的官兵们把上线执勤视为家常便饭。那天兵站部副政委李海乾要陪我上线，我听说他今年已经在线上呆了三个多月了，此去又得呆二三个月，就有点过意不去，说：

    “不好意思，又要让你再跑一趟。”他回答：“我们兵站部的同志出发上山，就像你们北京人去西单王府井逛街一样，太平常了。”

    就凭李海乾这句平平常常的话，我想读者们也能明白我为什么要把青藏兵站部这支英雄部队与让人望而生畏的唐古拉山连在一起。英勇与残酷并存一体，往往更能显出英雄本色。

    格尔木这座城市有一个别的城市难以相比的特点，兵多，而且都是青藏兵站部的兵。兵多于民，在建市后的十多年时间里这个状况没有改变。又因为汽车部队居多，每天出车或收车的日子，满城都是浩浩荡荡的军车队，就越发显得兵味十足了。直到“文革”当中，特别是“文革”的后期，西部移民年年增多，格尔木兵多于民的情景才渐渐得以改变。当然，现在的格尔木早已发展成为有20万人口的西部新兴城市了，兵营的地盘只占了城市的一个小角。

    可以说我是眼看着格尔木成长起来的。它最初的简陋，后来在“文革”中的荒芜以及这些年来突飞猛进带来的繁荣，我都是见证人。

    青藏公路是1954年12月25日通车。1958年1月我入伍不久，就到了格尔木，在汽车团当驾驶员。五十年代末的格尔木只是地图上的三个字，现实生活中的格尔木完全是一个荒芜的戈壁滩。

    为了真切而生动地描绘出当时的荒凉景象，我特地采访了比我早一年进格尔木的、当年的青藏办事处（青藏兵站部前身）主任宋西候、政委李景展两位老将军，当时李景展还兼任第一任格尔木市委书记。现在两位老将军都八十开外的高龄了，住在于休所安度晚年。当我提到格尔木，特别说到我是刚从格尔木归来时，他们的脸上飞扬着兴奋的神采，好像年轻了许多。我感到那是一种内心青春的闪电照亮在了脸上。许多老兵都是这样，一提起当年鏖战的血与火的岁月，哪怕是负过伤、吃过败仗，甚至几乎将生命都丢在了落满流弹的阵地上，他们都会浑身冒劲地给你讲起那些难忘的战斗。时间就像一个沉重的石碾，它把所有的回忆都夯进你心灵深处，使其重新发芽、长苗，变得幸福，变得耐人咀嚼。两位老将军蛮有兴致地给我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当年他们看到的格尔木：

    “我们进格尔木前，人们称格尔木为帐篷城，那时候不管是部队还是地方单位，大家都清一色住帐篷。有四句顺口溜当时流传得妇幼皆知：‘地上不长草，天上无飞鸟，黄羊遍地蹿，风吹石头跑’。这些都说得不过分。等我们进了格尔木后，情况有了一些改观。主要是出现了一排排土坯垒建的半地下半地上的房子，屋顶无瓦，都是荆条盖顶，抹一层泥巴就行了。当时格尔木总也不下雨，所以泥巴抹的房顶根本不用担心会漏雨。风确实很大，几乎每天一到了傍晚就拼命地刮七八级甚至十级沙尘暴，刮得天昏地暗，连回家的路都辨不清。遇着刮这样的风，汽车只好停下来，等风停了再走。我们进格尔木很少看到树，有时路边偶尔有栽下几棵小树苗，由于风沙大，又无雨，都变成了干柴禾棍了。只有在望柳庄（即青藏公路管理局招待所——作者注）有几棵不知是柳树还是杨树，可怜巴巴的半死不活的撑在那里，据说那是慕生忠将军下令栽的。总之，我们当时在格尔木看到最多的是汽车，一天到晚满地跑的都是汽车，军车居多。汽车兵们忙着装货、出车，给西藏运送东西。对啦，那时候格尔木不是现在这三个字，而是‘噶尔穆’，连地图上、书上都印的是这三个字。后来写成‘格尔木’不知是什么原因，因为简化字也没有这么简化呀！格尔木是句蒙语，意思是什么来着？（作者回答：许多河流交汇的地方。）对，是这个意思，可是当年哪有许多河流？就一条格尔木河还水浅得盖不住脚面。总之一句话，那时候格尔木遍地秃光光，一片荒凉……”

    两位老将军整整给我谈了两个小时，我只能将他们的谈话要点写在这里。我相信读者们已经不难感受到那个年代格尔木是个什么样子了。

    走过了漫长的四十多年的历程后，今天的格尔木以什么样的巨变后的新貌出现在人们面前呢？我打个比方，如果是从西宁坐火车在戈壁滩上晃当了一夜半天的第一次到格尔术的陌生人，他一定会发出这样的惊叹：“啊，做梦都不会想到，走了一路，沿途的荒凉使我一直在无味地打瞌睡，没想到火车一停，睁开眼睛一看，突然冒出这么一个繁华的小上海！”如果是一个老青藏线人在数上年后重返高原，他必然要感慨：“格尔木的昨天和今天相比，简直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

    我当然是属于后者了。

    1990年以后，除了两年因公务在身我没有抽出时间去青藏高原外，其余8年我年年都要重返高原。我是1965年从青藏兵站部政治部调到北京总后勤部机关的，从1965年到1990年这25年时间里，我只回过5次高原。对于格尔木的变化，哪怕是细微处的变化，我都点点滴滴记在心头。如果把历史比作一位老人，那么格尔木从青藏公路通车后走来，趟过了多少岁月之河？

    格尔木的巨大变化开始于80年代初，当时促使它迈出大步前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二是格尔木撒县建市（最初是格尔木市，“文革”中改为县），三是火车即将从西宁通到格尔木。我记得很清楚，通火车的当年我是坐着火车回到格尔木的，一下火车迎接我的战友、朋友满脸都是抑制不住的兴奋。我能看得出，通火车给格尔木人带来的喜悦仍然留在他们的脸上。

    的确，这条火车路的开通是格尔木乃至青藏高原繁荣的转折点。

    火车通了，修路的铁道兵在离开高原开赴新的战场前，在格尔木为修这条路而献出生命的战友修了一座烈士陵园。

    如今，那长在陵园里墓堆上高高的苇草，是烈士们给格尔术鼓劲、加油而举起的臂膀。

    用我自己的视角看格尔木的变化，我想从我看到的三条路的变迁说开来。

    这三条路分别叫金峰路、柴达木路、黄河路。它们都源于一条路，即由东向西穿过格尔木市区的青藏公路，即109国道。三条过境路，是格尔木在近半个世纪留下的前进足迹，也可以说是整个青藏公路变迁的记录。

    当初我开着从德国进口的二战期间淘汰下来的大依发军车，就是从这条过境路上进格尔木的（据我记忆，那时这条路并没有名字，很可能是“文革”中起名为金峰路——我猜测大概是因为从这条路上朝南眺望，是一览无遗的戈壁，一眼就可望见昆仑山秃光光赤金般的山峰）。这是格尔木的主要街道，街上的主要单位是市委院——我实在不敢称它为大院，确切一点说，它很像一户殷实人家的院落，几排土坯房屋，没有门楼的大黑门。市委院的一侧是只能容纳十多人阅读报刊的文化馆，很小的电影院。我今天仍然可以记得起的，这条路上还有饮食服务店，粮食局，有一个只能称作小卖铺的综合商店。这些单位不全是紧挨在一起，有的单位与单位之间是荒芜的戈壁滩，丛丛红柳及叫不出名字的适合在戈壁生长的生命力极强的野草，在漠风里瑟瑟抖着。虽然是一条街道，但是给人的感觉好像到了一个遥远的、陌生的荒原上，临时搭起房舍住了一些人。

    格尔木是以南北走向的格尔木河为界，自然而然地将格尔木分为河东河西。以上提到的那些单位在河东，我们的汽车团驻在河西。本人在格尔木的7年时间里，常常去文化馆浏览各种报刊——我真佩服这个文化馆当时的负责人，在那个年代订了全国各省市那么多的报刊，使我一饱眼福。文化馆距我们团队约二里地，每次我去文化馆都是步行，从来没有骑过自行车。那阵子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很希罕，轮不到我等购买，即使轮到了，也很难付出这笔购车款。格尔木所有的路，包括这条穿境而过的青藏公路全是沙石上路，汽车过后，沙尘卷扬在空中久久不落，几步之外什么也看不清。我每次跑一回文化馆，都要弄得一身一脸尘土。遇到落雪的日子，在冻得硬咣咣的路上摔几同跤的事也是难免的。因为渴求知识的热切希望在胸中燃烧，那扬满沙土的路并没有阻拦住我向文化馆前行的步伐。每次归来，我兜里的笔记本上都记满了摘录下来的精彩短文。李瑛的诗、杨朔的散文、刘绍棠的小说，我就是那时候在那个文化馆里读到的，这三位前辈的作品滋润了一个文学青年饥渴的心！

    历史老人迈着刚健的步子走进了八十年代初。我离开高原后第三次重返格尔木。

    一声长长的、宏亮的汽笛划破了昆仑山下数千年的寂寞。火车通到了格尔木。这时整个城市的中心从原先的金峰路挪到了东南方向的戈壁滩上，靠近了火车站，靠近了昆仑山。穿市而过的青藏公路也挪位了，从新的城区穿过，取名柴达木路。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柴达木盆地是祖国有名的“聚宝盆”。柴达木路之意显然是在向世人宣布：格尔木人要把这座高原新城向资源开发的城市转型。

    如今柴达木路成了格尔木的“长安街”。虽然它才是十八九岁的花季，却已经向人们勾划出了这座新城的建设远景框架。这条笔直、宽拓、平坦的柏油公路箭簇般向东西射出，你站在公路的巾段看不见头，也瞧不到尾，但是你可想象得出：头在西宁，尾在拉萨。道路两旁的杨、柳树已经长得半楼高了，为大道蓬起丁绿荫。

    道路分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绿篱式林带隔开了每一种道。路两旁和路中央不时出现的花坛、花圃，是格尔木人精心设计的路景。有一位外地的旅游者这样描绘了柴达木路上的景色：“花簇拥着路，绿树掩高楼，清水夹街流，人在画中走。”大戈壁滩有的是地盘和资源，智慧的格尔木人怀揣着美景向明天走着。

    新的城市雕塑是柴达木路上的另一种景观。在这条路的西端是高高的“军民共建文明青藏运输线”纪念碑，它刺破青天般的威严，在开着汽车行至离格尔木还有十多公里的地方，你首先看到的那顶塔状的建筑便是它。柴达木路靠火车站与江源路交汇处，形成一个转盘路口，这里耸立的雕塑是旅游城市的标志“马踏飞燕”，整个给人一种万马奔腾、展翅翱翔势不可当的感觉。这条路上还有一处惹人注目的雕塑，那便是“双拥模范城”的纪念碑。格尔木已经连续四年被国家授予“双拥模范城”的光荣称号了，这里的数十万军民用心血和智慧铸造着这座新兴城市的灵魂。柴达木路上蕴含的丰厚的精神文明内容便是一例。

    “旧貌换新颜”这句话对已经发生巨变和还要发生巨变的格尔木显然不十分确切了。因为它是在新的地方换上了新颜，旧貌作为“遗址”依然保留着，对人们发生另一种启示和警示的作用。金峰路上的老市委已搬迁到了柴达木路上，新市委的门楼属于现代建筑风格，是这座城市新形象的象征；柴达木路上的格尔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大楼，是原金峰路上市政府工商科；柴达木路与昆仑路交汇处的市文化局综合办公大楼和群众文化娱乐中心，则是原金峰路上老文化馆、老图书馆、老电影院的变迁；全市最大的商场之一格尔木购物中心，便是在原金峰路上饮食服务公司、食品公司的网点原址上新建起来的。金峰路衰老了，但是它并没有腐朽；柴达木路放出了光彩，但是总有一天它也会变成“遗址”。正是在新新老老地更替中，格尔木在一代又一代格尔木人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自然，柴达木路上的许多单位和建筑是当初金峰路上所没有的。如：高纯镁砂厂、硫酸钾厂、铁合金厂、盐化总厂、昆仑宝玉石矿厂和矿泉水厂，等等，这些具有柴达木盆地经济特色的企业，大都是在八十年代后建立起来的。

    1999年底，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时，青藏公路的第三条穿过格尔木市的黄河路破土动工丁。2000年10月，当我站在这条还喷发着浓浓沥青味的、正在修建的路上时，分明感受到了这个新兴城市新的脉搏已经强烈地跳荡起来。我急切地想知道在西部大开发热浪中格尔木已经开始的和即将开始的新的举措。于是，在汽车某团政委秦大章的引见下，我走进了格尔木市委书记李鹏新的办公室。

    也许因为有几个大书柜占去了不少地方，李鹏新的办公室里显得有几分拥挤。哦，还有办公桌上堆积的那些文书、文件，使人马上想到它们的主人总是在忙碌着处理种种需要他裁决的事情。

    我特别留意了书柜上方一位当地书法家写的八个大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我们的谈话就从这八个字开始。

    “为什么不挂一幅‘明镜高悬’的横匾？”我开了个玩笑。

    “那我不成‘七品芝麻官’了吗？”他也用开玩笑回答我。

    之后，他才告诉我：刚来格尔木上任时，发现这幅匾半挂半耷拉地挂在会议室里，几次开会我都看到它快要掉下来的样子，没有人去收拾。后来我就对市委的几位领导说，谁把这幅匾“收藏”起来吧！过了些日子，仍然没人动它，我便把它挂在我的办公室里我知道一个官员把这八个字堂堂正正地悬挂在办公室里，光有勇气不行，还得要有由这种勇气产生的干出一番政绩的行动。

    试想想，任何一个他所管辖地域内的公民，包括伸冤告状的平民百姓，他们走进这间办公室，看见这八个字，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这八个字审视眼前的这位官员。李鹏新有意将自己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

    这位刚刚40岁的年轻书记，对我这个“老格尔木人”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你是咱们格尔木出来的军队作家，我感到骄傲。咱们格尔木这个城市和部队有特殊的缘分、感情，是两亲家，谁也离不开谁。格尔木起家于兵城，后来的发展靠了部队，明天的辉煌还必须有部队的支持。我希望在你的笔下，把格尔木的今天和明天真实生动地描绘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格尔木，让更多的投资者走进格尔木。你需要的材料我尽力给你提供，下午如果谈不完，晚上咱一起吃个便饭，边吃饭还可以边聊。我说，40年间，我对格尔木的这份情缘始终未断，而且与日俱增。我很高兴地看到西部大开发带来的诱人的春风已经吹醒沉睡的戈壁滩。我相信格尔木的明天一定会升起一轮新鲜的太阳。

    那天，李鹏新一边处理手头急于要办的工作，一边给我介绍情况，晚饭时他又继续说了许多格尔木的话题。后来，我稍加归纳、整理，有以下几个要点：

    ——资源丰富，区位重要。它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柴达木盆地中南缘的格尔木河冲积平原上，通衢四省，是连接西藏与内地的交通要道。辖区总面积12.4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它是一个资源型地区，初步探明有钾、镁、钠、锂、金、铜、铅、锌、玉、水晶、天然气、石油、煤等50余种矿藏，有30余种位居全国前10位，其中钾、镁、钠、锂储量位居全国第一；——以盐湖化工和石油天然气化工为主体的特色工业经济体系。盐湖资源和石油天然气是格尔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两大物质基础，是格尔木经济发展的着眼点和立足点。

    紧靠格尔木市的察尔汗盐湖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盐湖之一。它东西长168公里，南北宽40公里，总面积为5856平方公里，比整个上海市还要大。这个盐湖各种盐类矿物总储量达600多亿吨，如果开采出来，可供全世界的人口食用近千年。格尔木市现在正积极支持盐湖集团钾肥扩建100万吨的项目。

    已探明石油储量3亿吨，远景储量可达10亿吨。涩北天然气的储量已探明1575亿立方米，远景储量可达3000亿立方米，是中国四大天然气田之一，而且储量集中、埋藏浅、易开发。目前，石油天然气化工正向油气一体化、多元化发展。石油加工从单纯燃料型产品，逐步走向化工型产品。并与盐湖资源开发相结合，建立独具特色的石油天然气盐化工联合企业，促进两者的共同发展；——以青藏高原世界屋脊和昆仑文化为轴心的旅游资源在世界上享有声誉。目前已经开发的世界屋脊汽车探险游、马可波罗探险游、南丝绸之路旅游线、昆仑山道教寻祖游、昆仑山国际狩猎游等特色旅游项目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格拉丹冬、万丈盐桥、长江源头考察、登山探险、高原野生动植物考察、冰川冻土、雅丹地貌以及草原民族风情等旅游资源正引起游客的日益关注。

    格尔木旅游事业的发展具有无限的前景。

    告别李鹏新书记回到青藏兵站部指挥所我下榻的住处，我的心潮久久无法平静下来。几十年间我所经历的高原自然风光，本来已经像化石似的积淀在心间，此刻却被李鹏新的一番介绍鼓动得翻腾起来，浪头拍岸一般撞击着我的心怀。化石溶解，积淀变成了潺潺溪流。我开始重新走我过去曾经十次、数十次走过的高原旅途。有了李鹏新栩栩如生的点拨，有了这种点拨后新的感悟，这次旅途所见所闻所感，与过去任何一次都不一样了，那多姿多彩的自然风光与格尔木人文特点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具有深邃内涵的新景观。

    自然，我是在神游——

    我已经从唐古拉山格拉丹冬长江源头的冰川道上跋涉出来，步人了昆仑山下的戈壁滩上，向乌图美仁乡的牧村走去……

    这是柴达木盆地少有的一个晴朗、明媚的天气，不知是昆仑山头那皑皑积雪的映衬，还是蓝缎似天空的拓宽，我只觉得眼前的大戈壁成为人世间一个美妙的广阔的空间。我走在根本无路可循的荒漠上，心中升腾起一种深远、豁达和可以敏锐地产生许多感受的轻松醒悟。我轻捷的脚步越走越快，突然，前方的地平线上闪出一泓清粼粼的水波，我马上明白，这是沙漠湖。我以更快的步伐迈至湖畔，其实是个很小的湖，跟家乡的涝池无二。湖面上悠闲地游荡着数十只野鸭，我的到来丝毫也没有使它们惊飞的意思。环绕半边湖的是被风吹蚀后形成的千奇百怪的地形地貌，就在这看起来连半滴水也挤不出来的畸形地上，一种又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植物牢牢地吸引住了我的视线——梭梭草、沙拐枣、黑果枸杞、白刺等，这些起源古老的植物在别的地方早灭绝或更新换代了，却在柴达术盆地仍然逍遥自在地繁衍着后代。这正是柴达木独特的自然景观，也是令人惊叹、深思之所在。我站在沙漠湖畔久久地观望着在别处踏破铁鞋也难觅寻到的这些花花草草，咀嚼着其中的内涵。

    我继续前行。

    不久，我就看到了蒙古族牧民住的白色蒙古包，还有藏族牧民住的黑色帐篷。他们都依一条小河而棲，却互不干扰，形成了两个小村落。蒙古族的马和藏家的牦牛，都各自在主人的照料下啃吃着草料。骠悍、威武是从它们的体表就能显露出来的特点。据说，狼群在袭击牦牛时，狼们毫不例外的都是牦牛的蹄下牺牲品。

    我不由得想起了终年居住在这里的牧民们的性格：粗犷而质朴、含蓄而豁达、刚直而柔媚、深沉而热情。高原人正是在柴达术这种独特的环境里磨练了一身豪气和顽强不屈性格，他们的容颜似乎粗糙了一些，如同这里的自然风光一样。但是，他们的内含却极为丰富、细微。柴达木独特的自然景观与颇具个性的牧民的品质，互相映衬，和谐相通，构成了一幅人文景观与生态环境相融洽的美妙画面。这正是柴达木文化的内秀特征，是开发格尔木旅游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阳光从窗缝射进来，我从神游中醒过来。格尔木又是一个无风、无云、无沙尘的好天，融融陶醉不期而至。

    2000年10月，格尔木已经开始迈入它一年中最漫长的冬季了。在这个世纪末的最后一个冬于，我特地从京城来到格尔木，在这几十年来使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告别昨天，迎接明天。中午的阳光依旧以强烈的紫外线辐射在格尔木的每寸土地上，清晨地面上冻结的那层薄薄的霜冻即刻融化。我在这个时刻游览了两个地方。

    我首先来到金峰路上，参观当年格尔木市委的遗址。旧房，残墙，陈砖破椽，遍地杂草丛生……——从我的眼中筛过。我在寻找什么，或者想回忆什么吗？不知道。我只是怀揣一种复杂的心情在这座几乎被不少人遗忘了的院里走着，浏览着。

    突然，从茅草丛中闪出点点红殷殷的亮点，跳进我的眼中。我大步上去，弯腰一看，噢，是一串串熟透了的枸杞，均匀地分布在枝头的绿叶间。我不忍心下手去摘，只是贪婪地看着，一串一串的，红玛瑙似的。我真的馋了，这里的枸杞竟然比别处的枸杞要大得多，殷红得多！

    当我放眼望去时，才发现几乎所有的茅草丛中都闪耀着红红的亮点。遍地都有如此壮实而色泽艳亮的枸杞，只是它们藏得太深，我未发现罢了！

    我在深思……

    柴达木盆地的枸杞近年来成为名牌货，畅销国内外。据资料记载，此地盛产枸杞已经是年代久远的事了。可是，人们把它当成宝贝才是近十年的事。多少年来，这里的枸杞只好自生自灭，春来发芽，夏来结果，冬天落满一地，腐烂成腐殖质。来年再发芽、结果、腐烂……循环往复，年复一年。是谁最先结束了它自生自灭的无奈状态，将它变成柴达木的名牌产品，走进人们的生活领域，成为健身强体的营养品？这个人也是英雄，平平淡淡的英雄。

    我的目光又落到了遗址上的那些艳红闪亮的枸杞。我希望这残院的遗址永久地保留着，甚至有一天我们的后来人在它的上面盖一座圆拱形的建筑物，将它保护起来。再过数十年乃到数百年，人们不知道最初的格尔木是什么样儿，就到这座博物馆来参观。

    当然，还有那些枸杞，最好也让它永久地留下来……

    我从金峰路到了将军楼前。

    静立在格尔木一隅僻静的楼院里，我望着这座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算不上楼的简易楼，心潮起伏，感慨颇多。

    这座瘦小的二层上楼是1957年前后修建起来的，今天看起来连内地农村许多人家的住房都比它阔。但是它在50年代来出现于格尔木街头时却是此地最豪华的建筑。据传说，那是为彭大将军修建的。当年彭大将军就任国防部长，走遍了祖国大地上的许多地方，1958年10月他也到了青藏高原上这个小城格尔木。他的老部属、后来被人们称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少将，对彭大将军有特殊的感情，听说老首长要来格尔木，便特地给他修了这座小楼迎接他。但是，彭大将军来后并没有住在这座楼里，而是在一个招待所住下。慕生忠将军对彭老总的这种特殊感情源于他当年支持他修筑青藏公路。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我看到过这样一幅历史录像镜头：

    拉萨八廓街。几个解放军官兵带着箩筐、麻袋向市场走去。

    一伙荷枪的藏军尾随其后。狭窄的八廓街两旁是高高矮矮、破破烂烂的藏式小楼，每座小楼都是一个小商店，店前的地上还有不少摆摊的小商贩，摆满了青稞、牛羊肉、盐巴、皮货等各种食品及山货。解放军官兵止步在一个摊贩前，通过翻译讲了些什么，摊主怯生生地望了望后面荷枪的藏军，摇头不语：儿个官兵又走到一个卖羊肉的摊贩前，摊主一只手晃动着一块银元，另一只手比划了个“八”字，官兵们惊愣地交换了一个眼色走开了；在第三个摊贩前，几个官兵还不开口，藏兵就走上来对摊主瞪眼睛，官兵们两手空空地走去了。这时藏军走过来，对刚才解放军官兵问过的几个摊主，用藏语恶狠狠地说：“把东西统统送到军营去！”

    以上镜头记录了1953年春发生在拉萨街头的事情。当时帝国主义势力挑唆西藏反动上层人物，胁迫藏族商人拒绝向解放军出售粮食、盐巴和燃料。我西藏驻军和党政机关三万多人的主副食供应不上，面临着断粮的危险。敌人断言：让共产党喝西北风，看他们在西藏能呆几天！

    拉萨西藏工委办公室里。

    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满脸都是沉重的表情，他对坐在对面的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慕生忠说：“眼下，拉萨的存粮将尽，我军驻藏人员每天靠四两粮食维持生活，艰难呀！”

    张代表突然将话顿住，那是留给慕生忠一个思考、回味的空间。稍许，他才接着讲下去：“现在拉萨的困难太大了，一斤面粉要用一斤银子去买，我们吃的一斤面粉就是一斤银子的价，部队是靠吃银子过日子啊！中央对进藏部队有明确的批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斤面粉一斤银子，四两面粉就是四两银子！我们几万部队是靠吃银子过日子！”

    张代表在反复讲了“吃银子”的话之后，又给慕生忠列了一份其它物资的价目表：一个银元等于八斤牛粪；一斤成盐等于八个银元。

    慕生忠已经感觉到了要有重担落在自己肩上，他挺直了腰板，继续听张代表讲着：

    “部队每天每人四两面食的现状也难以维持下去了。许多连队的战士是早上一碗汤，晚上汤一碗，年轻轻的小伙子，这样下去还不把身体搞垮了？听说不少战士已经饿得浮肿，泻肚，得了传染病……”

    慕生忠心中的火已经被点燃起来，他终于按捺不住了，站起来向张代表请战：

    “首长，你就直说吧，要我干什么，我会向前冲的！”

    张代表只好长话短说了：“给拉萨运粮。眼下给拉萨送给养的惟一的补给线，是从四川雅安雇用牦牛驮运，往返3000里，一年才能走一个来回。昂贵的运费加上路途的损耗，吃到战士嘴里就是‘金子’了。我们已经请示过中央了，委托西北局组建西藏运输总队，由你负责这项工作，从青藏方向给拉萨运粮。”

    慕生忠与西藏有缘分，这是他第二次为西藏的事业奋斗了。

    1951年春天，慕生忠结束了前半牛戎马倥偬的生活，脱下军装，出任修建天兰（天水至兰州）铁路副总指挥，正准备为新中国的建没奉献智慧和力气时，西北局一纸调令，要他和范明率兵进藏。组织上明确告诉他，他们既是和平解放西藏，又是支援西藏的和平建设。慕生患的大军跋涉到黄河源头，翻越了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踏进羌塘大草原，解放了藏北重镇黑河（今那曲）。

    慕生忠与西藏有缘，与青藏线有缘。不过，这次运粮他不打算走第一次进藏的路线，那条路上的沼泽地太多，一不小心就会陷进去。他要另选一条线。他知道国家和西藏工委一直有一个想法，从西北方面修一条进藏的公路。1951年，他进军西藏时，西北军区副政委甘泗淇同志更明确指出：“要作将来在青藏高原上修筑一条公路的准备。”这次运粮说不定能踏测出一条路线来。

    慕生忠在兰州紧张地忙乎着运输总队的事，他先后三次派人从内蒙、宁夏、甘肃、绥远等省购买了2.8万峰骆驼（据资料记载当时全国骆驼的总拥有量约20万峰）。经西北局批准，西藏运输总队成立，确切地说是骆驼运输总队。总队长王宝珊，政委慕生忠，副总队长张子霖，副政委任启明。总部设在青海香日德。那时从西宁坐汽车能颠簸到香日德。那是国民党时期马步芳派人修的一条汽车便道，年久失修，已经被沙石淹没。

    近4000名民工，拉着骆驼，踏上了漫漫征途。每峰骆驼驮着八袋面粉或别的粮食，约400斤重，一律用蛋黄色油布包裹，捆绑得紧紧砸砸，以防雨雪打湿。可以想象得出，那长长的驼队是何等的壮观，有气势！茫茫荒原上，是一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整齐的长蛇阵；盘山道上，是一条弯曲有致、迂回前行的活动着的链子；饮水时，所有的骆驼将头扎进河里，“嗞嗞嗞”的喝水声响彻好几里路；在一大片草原上小憩，骆驼卧地，绿草染上了浓浓的驼色。

    骆驼走路的速度很慢，但是它善于走夜路，且不会迷路——当然牵头驼的人要带好路，这样后面拉骆驼的人骑在驼峰上，裹着皮袄，缩着脑袋睡觉，也不会出什么问题。驼队经常遇到冰川、沙漠，有时在冰川上一走就是几天，骆驼吃不上草，天气又冷，便大批大批的死亡。因此，后来进藏的人便有了这样一句顺口溜：“进藏不用愁，驼骨当路标。”后来修筑的青藏公路的不少路段，都和骆驼道相吻合。有人说，这近三万峰骆驼踏出了青藏公路的雏形。

    慕生忠的这个骆驼运输总队，是分批分期往西藏运粮食的，最前面的驼队走了一趟后便建立了许多站，留几个人住在站上，以便解决后面运粮队的吃住等问题。格尔木站的建立经过非常有意思。

    第一批驼工把粮食送到西藏返回香日德后，慕生忠和他们聊天，问大家有些什么见闻和感受。他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路况，让后面的运粮人少走弯路。一个牵骆驼的民工告诉他：有个叫“格里峁”的地方，地势很平，从那往南走进昆仑山，有一条山沟，一直可以穿过山。

    慕生忠记住了这个“格里峁”，他和运输总队的几个头头脑脑们查地图，找“格里峁”。这张地图是马步芳时期留下来的军用地图，慕生忠们几乎把眼珠子瞪出来了，就是没有“格里峁”。这一点也不奇怪，地图上不可能把每一个小地方都标出来的。就在这时候，保不准就是那个“格里峁”哩！慕生忠把“噶尔穆”、“格里峁”这两个地方在嘴里咀嚼了又咀嚼，终于品出了些味儿，说：“没错，音同字不同，很可能是同一个地方。这样吧，咱们在香日德附近找些闯荡世界的当地人了解一下，掌握更多更详细的情况。”

    他们找了些牧民调查，证实“格里峁”就是“噶尔穆”。牧民们进一步提供了“噶尔穆”的一些情况，那三个字是蒙古语名字，翻译成汉语就是河流密集的地方，沿河稀稀落落地住着一些蒙古族牧民。好几年前，突然又来了一帮哈萨克族牧民，他们落地未生根就又游牧走了，据说是上了昆仑山。

    这次调查使运输总队的头头们眼前豁亮，信心大增，往西藏运粮有了新的门路和动力了。慕生忠对同伴们说：“既然‘噶尔穆’这地方有水，又住着牧民，从那里上山又不算太困难，我们为啥不在那里建立一个大站，就让它做我们的又一个大本营。”对慕生忠的这个意见，其他几个领导都投了赞成票。

    这个“格里峁”就是后来人们一直叫到今天的“格尔木”。

    去格尔木建站的小分队在当年的夏天，带着香日德灿烂的阳光出发了。

    毕竟有前面骆驼队踩踏出来的“路”，他们省去了不少麻烦，很顺利地跋涉到了昆仑山下。这里果然是一片一眼收不尽的大戈壁，从山中漫流下来一条又一条的河流，这些河淌到比较平缓的地段又分流成许多小河，真是一时难以数清。使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从香日德出发时他们掌握的“情节”是，这儿有蒙古族牧民，可是现在没有人畜的影子。管它呢，“格里峁”在哪儿不重要，没有牧民也没有关系，只要有水，有这块难得的开阔平坦的地势，我们就能在这儿建站。

    他们找了个地势较高的土质干燥的地方，撑起了两顶帐篷，安营扎寨。

    这两顶帐篷就是格尔木历史上的第一代建筑。也是按慕生忠的设想建立的格尔术站，骆驼站。

    小分队很快用他们带来的电台与香日德方面取得了联系。总部除了对建站的成功表示祝贺外，还要求他们做好人员、骆驼的安全工作，并且要妥善保管所带的粮食和骆驼饲料，准备接待后面即将到来的骆驼队。

    这样，那两顶帐篷只撑了几天，就又撑起了四顶帐篷，共六顶帐篷。小分队建站不是为了自身在这亘古荒原上求生存，而是进藏路上的一个驿站，长途跋涉者歇脚的家。

    小分队的人员在帐篷里住了两天就感悟到了总部要他们注意安全的提醒是多么的重要和有预见性。白天，这荒原上倒也显得风平浪静，可是一到夜里就不安宁了。荒郊野岭是狼群出没的地方，自从六顶帐篷出现在这里后，狼们就馋得伸长了舌头，开初几天夜里，它们先是绕着帐篷，远远地“侦察”，并不敢靠近。后来，胆子就大了，夜幕一降临狼们就成群结伙地围着帐篷，蹲在地上，怪声怪气地哭嚎。一夜间，帐篷周围满是绿不绿、蓝不蓝的阴森森的狼眼。小分队的人员夜里小解都不敢出帐篷。

    他们点起篝火，熊熊燃烧起来。狼怕火，通天而烧的火吓得狼逃窜而散。但是，篝火一熄，狼们又围了上来……

    那时候，小分队不可能造院墙，没有材料，也没有精力。他们便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儿里外的地方遍地是红柳，它们的根与枝杆埋在沙土里，形成了遍地的沙包。他们便砍红柳，用骆驼运到住地。没有几天，六顶帐篷就被一圈高高的红柳围了个严严实实，四四方方，约一亩地，很像一座城堡。城堡上还用装着豆料的麻袋垒起一座碉堡，架起机枪，夜里大家轮流站岗，防御狼群袭击。

    野狼们见这伙人采取如此“超拔”的办法对付它们，再也不敢在他们身上打主意了，夹起尾巴，逃之天天。

    队员们给这座用红柳垒起来的帐篷城，起了个名字，叫“红柳城”。

    “红柳城”就是今天格尔小最初的选点，也是最初的规模。

    五十年代末，我在格尔木当兵时就考证过“红柳城”的具体地点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最初的那两顶帐篷撑在何处。当时，老格尔术人尚多，我很快就弄清楚了这个“遗址”。它就在老格尔木转盘路口望柳庄附近，也就是今天青藏兵站部指挥所的斜对面。为此，我专门写了一篇小文：《两顶帐篷的旧址》，发表在1963年3月10日《青海日报》上。

    1953年10月，格尔木站正式成立。这是最早的格尔木城，也是今天格尔木市的雏形。我们应该世世代代记着格尔木站的几位领导人吧：

    政治委员、任启明；站长、刘奉学；副站长、吴葆昆；政治协理员、赵建忠；行政管理员、张震寰；财务会计、翁恩显；事务员、许鼎臣。

    他们足名副其实的第一代格尔木人！

    在这里，我要特别介绍一下任启明。他是个老战士，当年已经49岁了。从解放战争胜利后5年多以来，他一直都在青藏高原上奔波着。1951年进藏时就有他，对沿途的地形有所了解。这时候他的职务是西藏军区驻兰州办事处的副处长。

    格尔木站不仅担负着骆驼运输的后勤保障任务，后来还成为修筑青藏公路的大本营。慕生忠将军作为修路的总指挥，正是从这里开始了描绘并修筑举世闻名的横跨世界屋脊的青藏公路。格尔木和慕生忠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格尔木是慕生忠的骄傲！

    1953年底和次年初，骆驼队完成运粮任务陆续回到了香日德。据统计，一峰骆驼运的粮食除了途中人畜消耗及自然损耗，到达目的地只剩下1/4了。在半年的来回颠簸中，近3万峰骆驼死了十分之八九。驼队的人员死了三十来名，都就地掩埋了，后来迁就格尔木公墓。

    慕生忠又一次完成了与西藏有关的任务，他觉得心头十分轻松。一个老兵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在重担压肩的时候身板挺得直直地走过来了，这确实是十分幸福的事。这时候，上级通知他去北京开会，他长长地吁了口气，进京去了。说句心里话，他真的没有想到今生还为西藏能做些什么工作，所以从西藏出来时他把全部家当都带上了。他准备在北京一开完会就活动活动调工作的事，修筑天兰铁路副总指挥那样的差事也许轮不上了，但是新中国刚成立，各条建设战线上都需要人，他终究不会闲着的。

    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打算被任启明的一封信给改变了。那封信上说，他在驼员中作过调查，大家普遍反映，格尔木到可可四里一段地势不太复杂，可以修一条简易公路。有了这段公路给西藏运东西就方便多了，也不会出现骆驼运400斤粮食要损耗300斤的现象。任启明在信的最后说，修路的事，少了你慕生忠别人干不成。

    慕生忠向来是个见了重担肩膀头就痒痒的汉子。他回高原修公路的心火被任启明给点燃起来了，把自己活动调工作的事在一瞬间就扔在了脑后。他当即给任启明回了电报，说第一步工作先探路，然后再修路。他在电报上还很具体地告诉任启明，派人到西宁或兰州定做两挂探路用的木轮车。

    慕生忠在北京也跑跑颠颠地忙着修路的事。他先去见了老首长彭大将军。他没拐弯没绕舌，直截了当地对老首长说：“我准备要在青藏高原上修一条公路。”彭总一听很高兴地说：“那好呀，西藏太需要修公路了。不过在那个地方修路困难会很多的。”慕生忠听到这儿，马上接上话茬说道：“你首长说对了，正是因为有困难我才找你。”彭老总回绝道：“你烧香算进错了庙门，我刚从朝鲜回国，还没有接国内的工作，手中没钱。”慕生忠便转了话题说：“我们准备定做两挂木轮车先探路，青海再穷，做木轮车的钱总还是拿得起的。”彭总说：“先探路，这办法好。探得第一手材料，自己心里有了数，到中央也好讲话了。这样吧，关于钱的事，我可以见了总理反映反映。”慕生忠说：“我们立足少花钱办大事，你给总理也讲讲我们的困难。”彭老总忽然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我建议你们再订做一辆或两辆胶轮车，免得人家说你慕生忠的木车是抬进西藏的。”慕生忠听了心想，老首长虽然是开玩笑话，但可以看出他确实支持修路的事，想得这么周到。

    后来，探路时真的增加了两辆胶轮车，加上两挂木轮车，共四辆车。

    按慕生忠最初的想法，探路的事任启明就不要去了，找个年轻力壮的带上一帮人马，闯去吧。没想到任启明却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要当探路队长。出于对他的关心，慕生忠泼了一盆冷水：“同志，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外国人称‘生命禁区’，鬼门关！就凭你那‘三根筋挑颗小脑袋’的棲惶劲，我真不放心！”任启明身体长得精瘦，个头也不算高，他听慕生忠这么一讲，便倔犟地说：“瘦怎么啦？听说那‘生命禁区’瘦子最有资格通过。探路的事事关重大，别人去我不放心。”慕生忠马上反问：“我去你也不放心吗？”任启明说：

    “你既然这么说，那我只有摆老资格了，论党龄，我比你长七八年哩，我说了算。”慕生忠虽是个倔性格，却倔不过这个瘦老头，只好依了他。任启明当上了探路队队长。

    隆冬的一天清晨，任启明率领探路队从香日德出发。由青海牧区藏族同志顿珠才旦担任翻译兼警卫工作。探路队的阵容虽然带着明显的原始痕迹，却也十分壮观：50多峰骆驼，20多匹骡子，3匹马，70多名民工。当然还有早就在西宁订做的那两辆大木车。

    后订做的两辆胶轮车还未到货，慕生忠说等做成后，随后出发。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远征。这以后仅仅不到一年时间，青藏公路就沿着他们的木轮大车轧的辙印诞生了。

    慕牛忠送战友一程又一程，忧忧郁郁，依依难舍。最后不得不分手时，他对任启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老任，拜托你了，你把大车赶不到黑河，就不要来见我！”

    任启明回答：“只要探路成功，我死而无憾！”

    木轮大车沉重地缓缓地西行而去。

    日出而行，日落而息。他们不但要走路，而且一面走一面还要做测量、记录、绘图等了解地形的工作。所以，有些地方他们要走好几遍。车轮辗碎了一个又一个寂寞的太阳。这天傍晚，他们来到诺木洪，天色尚亮，他们早早撑起行军帐篷，准备在此地过夜。

    任启明在十多天的长途跋涉中，双脚磨起了四个血泡，疼得钻心，此刻正坐在背包上搓揉。一个民工匆匆而至，大惊失色地说：“队长，不好了，有人闯进我们的营地来了！”说话间，就见一匹高头红马上骑着一个哈萨克大汉，还没等任启明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有一队马群随即而来，每匹马上都骑着一个剽悍的哈萨克汉子。

    他们呼啦啦一下子就把帐篷包围了，个个脸上奔腾着杀气。这时有些队员已经端起枪，准备向这些“抢劫者”开火。任启明上前制止住了，他对同志们说，在未弄清楚真相之前谁也不许开枪。那些哈萨克汉子们见队员收起了枪，便开始翻弄大车上的东西，他们只是翻弄着，并不抢劫，不像是贼子。任启明让顿珠才旦前去交涉，打探情况。顿珠才旦放下武器，畅开衣襟，昂首挺胸地走上去。他先施礼，然后才和哈萨克汉子们交谈起来。探路队的其他人都站在一旁静观，等候。

    约摸过了半个小时，那些哈萨克汉子们脸上浮现出了笑容，一一给顿珠才旦和探路队的人施礼致歉，之后翻身上马，走了。

    原来，那些汉子们以为解放军要围剿他们的部落，便来与其较量。听顿珠才旦说解放军是给西藏修路的，他们相信这支队伍会给西北偏远地区的民众带来福音，便撤兵了。

    哈萨克汉子们走后，任启明沉思良久，他对同志们说，我们的路还很长，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今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必须沉住气，坚持“不打第一枪”，遵守民族政策。

    探路队在格尔木小憩三日，继续前行。

    格尔木河成了他们的向导。谁知，刚一踏进昆仑山的门坎，这座莽山就给闯到它身边的人一个下马威。一条峡谷好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猛刷刷地横立面前，挡住了去路。远远看去它像大地震后裂开的一道地缝，你根本无法知道它有多长，只见它弯弯曲曲，从远山处逶迤而来，又朝远山奔腾而去。任启明站在峡谷边上，向下望去，两岸绝壁陡立，深渊急流怒吼，惊心动魄。两岸的峭壁上，有一条羊肠小道盘旋上下，单人勉强可以通过。在这条小曲线道上还可以见到一堆堆骆驼粪，显然运粮的骆驼队就是从这儿过去的。然而，它根本不具备修公路的条件。任启明带领人马走向上游十多里处，勘察到一处坡度较缓的地方。特别令他们高兴的是，这儿两岸的陡壁上有不知什么年代人工凿出来的石窝，同志们装上炸药，炸宽了路，人和马凑凑合合地总算过去了。

    木轮车仍然过不去。

    任启明又让队员装上炸药轰炸了一次，车还是过不去。他果断地决定：将车拆成零件，扛过了河。之后又重新组装。

    三天里，他们走了不足十里路。更多的时间他们是僵在没有路的地上找路。

    眼看就要攀上昆仑山顶了，在两山之间遇到了一片川地。此处地势平缓，草丛茂盛，还流淌着一条又一条雪水河，河水清澈见底。只是草地上没有牛羊，河边也不见洗衣的藏家姑娘，四处连声鸟叫也听不到。

    一片死寂。

    灾难降临了：拉木轮车的骡子，莫名其妙地忽然疯了似的蹦跳起来。大家上前一看，原来它的肚子胀得像一面绷紧的鼓，随时都会崩破似的。骡子蹦跳的次数越来越少，最后倒下去了，只是眼泪汪汪地望着主人，不一会儿就大口地咽了一口气，死了！

    在一天内，连着死了三匹骡子。

    任启明心里发毛了。照这样闹腾下去，剩下的20匹骡马也会保不住命的。探路队会因为失去骡马而瘫在半路上的。他把几个喂养牲口的有经验的民工招呼到一起，分析、探讨骡子的死因。有个姓魏的民工说：“骡子得了‘烟瘴’病，高原许多地方都流行这种怪病。”他让大家拿大蒜给骡马喂，然后把烟卷点着火，用烟薰骡马的鼻子。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土办法果然拯救了其余的骡马。

    昆仑川道被骡马的蹄子踩在了身后。

    然而，死神始终伴随着探路队。

    眼下，海拔4600米的昆仑山口又在难为着他们。这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乱石滩，从来没有人畜走过。木轮大车更是无法通过。

    更要命的是所有的人这阵子几乎都因为严重缺氧而染上了高山反应，一个个蔫头蔫脑，浑身乏力，脚下像拖着一座山，挪动一步都十分艰难。可是，没有一个人倒下去，大家硬撑着，轮流着抡起16磅大锤，砸石开路。走一步，喘三喘，抡几锤，歇一会儿，硬是从乱石堆中砸开了一条通道。

    木轮大车的辙印弯弯曲曲、坎坎坷坷地向远方延伸……

    从可可西里草原到唐古拉山口的三四百公里地面，是亘古沉睡的荒原。这里属于长江源头，是水网地带，交错流淌着十几条大小河流。这些河流，不管大河小溪，概不温柔，一条条都像魔鬼一样凶残，对踏向它身边的人不管是外国的探险家还是本国的探路队，一律狠发淫威。时值深冬，无垠的荒野呈现着一片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单一而冰冷的景象。木轮大车能否从河中通过，他们首先得设法弄清楚河水的深浅。办法只一无二，用铁锤砸开冰层去探测。他们好不容易探测到了一片浅水区，便推着大车过河。

    人站在冰河中，虽然穿着高腰胶鞋，也冻得双腿直打颤。

    他们夜夜都躺在冰川地过夜。

    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大家都喊着被子太薄，冻得浑身哆嗦。

    于是，一个个起来把皮大衣、衣服全压在了身上。没想到，仍然觉得很冷，人家都蒙着被子睡去，谁也懒得再折腾了。次日清早，同志们将头伸出被窝一瞧，帐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大风卷走了，每个人身上都盖着厚厚的一层冰雪……

    在可可西里还发生了这样一件料想不到的事——

    在探路队忙乎了，一阵砸冰破雪后，准备赶路时，任启明的乘马不知跑到何处去了。他不能因寻马而耽误整个队伍的行动，便让大家赶着骆驼先走，他和翻译顿珠才旦，还有一个民工留下找马。

    同志们虽然觉得将三个战友留在空旷的山野有些不妥，但别无办法，只好同意了。

    偌大个可可西里草原，天晓得那匹马跑到了哪里？

    任启明建议，三人兵分三路，朝着不同的方向去找。他约定好，谁找到马后鸣枪示号，其他两人奔着枪声会合。

    马倒是很快就找到了。是民工找到的，他翻过一道土岭，老远就瞅见马在低着头吃草，一个箭步上去就抓住了缰绳。

    三人立即会合。

    但是，他们迷失方向了——在这根本无路的地方，压根就谈不上迷路，因为无路，辨不清方向是非常容易的事。

    他们只能找骆驼的蹄印、木轮大车的辙印，但是，转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越转圈越找不到。

    天黑了，他们还在草原上毫无目标地转着。谁也没带干粮。

    这时饥寒交迫。任启明说，咱们不要走了，就地宿营。顿珠才旦有经验，他说，千万别坐下来休息，天寒地冻，人太疲乏，坐下休息一旦睡着了，就有可能冻死。任启明很感谢顿珠才旦的提醒，要不真要把命丢在这荒山野岭。于是，他们原地转圈跑步，暖和着身子，马在一旁吃着草。

    第二天，他们继续赶路，找队伍。人困马乏，每挪动一步都要使出浑身的力气。到了极度饥饿时，便头晕眼花，一步也走不动了。马发疯似地撕扯着人身上的皮袄，赶都赶不开。马既是找吃的东西，又似乎是在发狠般地抱怨主人，不该让它在这荒凉贫瘠的山野受罪。顿珠才旦毕竟是藏区的人，有在这种恶劣环境里求生存的经验。他挣扎着从沙丘上抠了些枯草根，拿出随身带的半盒火柴，点燃了篝火，用搪瓷杯化了些雪水充饥。三个人喝足了，还剩了些热水，给马喝了。这点热乎乎的雪水唤同了他们的心力，身上感到舒坦些了，他们坐在篝火旁议论着明天如何赶路，追上队伍。三人一致的意见：可可西里不是有个骆驼站吗？咱们设法找到它，只要到了骆驼站，就不愁找不到探路队了。

    第三天，三人又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十分艰难地行走了大半天，终于找到了骆驼站。同志们果然在骆驼站正望眼欲穿的、焦急万分地等着他们哩！

    木轮人车顺利地碾过了可可西里，直逼唐古拉山下。接着征服了唐古拉山，下桃儿九山，过安多，终于在1954年1月24日把木轮大车赶到了藏北的黑河。

    任启明率领探路队归途中，在安多碰到运输总队王廷杰一伙人赶着两辆胶轮大车也去探路，他给他们交待了应注意的几件事后，鼓励说：“你们再把胶轮车赶进西藏，这条公路咱们就修定了！”

    慕生忠在格尔木迎接探路队。他见到这些凯旋归来的英雄后，他们一个个都变成了“野人”，长头发、长胡子、黑脸膛，破衣烂衫……慕生忠轮流着握每一个队员的手，紧紧地握着，摇着，不说一句话。

    任启明当然明白将军的心，不得不如实地对他说：“政委同志，我们完成任务了。但是不能说圆满完成任务，因为我们在青藏高原留下了我们五位同志的坟墓……”

    他说不下去了，眼里噙满了泪水。

    慕生忠说：“让我们永远记着他们吧，以后的青藏公路是要从他们的身上铺过去的！”

    任启明说：“在二三个月的时间里，同志们付出的辛劳，经历的危险，遇到的困难，数也数不清，今天这些人能活着回来见到你真是天大的幸运！”

    慕生忠又说：“我知道你们是经过了九死一生，是死里逃生的！你们是忍耐了二三个月，跋涉了2000里路。可爱可敬！”说着说着，慕生忠已经按撩不住心头的喜悦，将好事一古脑倒给了这位回到格尔木还没有休息一刻的老战友、老搭档：“关于咱们在青藏高原修公路的事，彭老总已经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批下来丁，30万元专款由国家财委拨给。另外，彭老总还让兰州军区给我们解决10辆十轮卡车，一辆吉普车。你就稍加休整，准备接车去吧！”

    任启明回到格尔木的第三天，就又风尘仆仆地奔往兰州了。

    紧接着，解放军工兵部队、民工组成的修路大军便云集在香日德、格尔木、昆仑山中、藏北草原。此时是1954年5月11日，青藏公路破土动工。当年12月25日，青藏公路全线贯通。

    历史在格尔木完成了交汇。

    青藏公路通车后，慕生忠坐在第一辆奔往拉萨的汽车上，车行至昆仑山，他下车站在山顶，望着绕山而行的蜿蜒而去的公路，感慨万端：

    “谁会想到，这条举世闻名的公路，就是在当初那条木轮车碾出的痕迹上诞生的！”

    青藏公路通车前的三个月，解放军汽车某团的3个连队就驾驶着100多辆汽车，从兰州浩浩荡荡开赴格尔木，执行青藏公路筑路的物资保障任务。到此，文成公主坐木轮轿车带着释迦牟尼十二岁铜像进藏的那段历史被清新的汽车轮印碾没了；历代进藏人拉着骆驼或赶着牦牛缓慢行进的那段历史也被翻过去了；半年后，又一个汽车团也奉命从华北地区开赴格尔木，开始在青藏线上执勤；几乎在同一个时期，原先只派出3个连队上高原的那个汽车团全团移防到格尔木；1956年2月，中央军委正式颁发了青藏公路沿线14个兵站的编制，在格尔木成立了青藏公路兵站部，就是青藏兵站部的前身；1956年6月，在格尔术组建了解放军22医院：青藏公路兵站部组建后不久，又有5个汽车团先后开赴青藏线，驻扎在格尔木，随后，通信营、修理营、道路营……也相继开拔到了格尔木。格尔本地面上军营的地盘在不断地扩大，继续扩大……

    昆仑山下的这座新崛起的城市，成了名副其实的“兵城”。平日里，满城跑着军车，假日到了，只有一条街的城里到处拥挤着解放军。兵城，兵强马壮的兵城，闻名于世的兵城！

    1960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格尔木市，青藏兵站办事处（即青藏兵站部）政委李景展被任命为格尔木市委书记。

    于是，格尔木有了第一栋楼房，这就是青藏兵站部的办公大楼；于是，格尔木有了第一座像样的礼堂，这就是八一礼堂；于是，格尔木有了第一片大面积的树林，它就出现在汽车某团的军营里。后来，这个团队成为全国的绿化先进单位；于是，格尔木市内有了第一条人工小河，它流经营区，流经市民的门前，滋润着万人的心。这小河就是指战员们从戈壁滩上的雪水河引来的；于是，格尔木第一个在高寒区种出蔬菜的温室，第一个养猪场，第一个副食品加工厂……相继出现了。

    青藏线军人开拓了格尔木，也在每时每刻建设着格尔木。没有当初的这些在现在看来不起眼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第一”，哪会有今天这样一个在中国的西部新兴的、具有经济特色的格尔术？

    我在青藏公路的起点日月山下一个叫火烧沟西村，巧遇青藏兵站部政治部主任李年喜大校，他正在这里和村民们商讨扶贫之事。李年喜走出格尔术，站在更高的起点上，俯视青藏公路的全程，给我介绍了青藏兵站部在西南边防和支援青海、西藏经济建设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及作用。

    李年喜说：青藏兵站部自1954年开拔高原执勤以来，自觉地把驻地当故乡一样来建设。先后参加拓建了三条线：50年代，参加了修筑地上的2000公里青藏公路，被誉为西藏通往内地的“生命线”；60年代，开通了空中的1680杆公里的国防通信线，被称为青藏高原的“信息线”；70年代，铺设了地下的1080公里的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成为西藏军民须臾不能离的“能源线”；1998年8月7日，兰州——西宁——拉萨2754公里光缆通信干线的开通，使甘肃、青海、西藏三省（区）的通信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被称为西北到西南的通信大动脉。

    李年喜具体地谈了青藏兵站部为促进青藏两省（区）经济建设和发展所做的贡献：46年来，兵站部在这条横跨世界屋脊的公路上，倾心竭力创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85%以上的进藏物资、进出藏人员是由我部汽车部队运送的。仅从1978年以来的22年里，我们的汽车部队共完成进藏物资144.2万吨；我部的输油管线部队承担了西藏军地100%的油料输送任务。随着西藏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管线输油任务由每年的9万吨增加到了13万吨左右。近年来又增加了灯、航煤等技术要求很高的燃油输送任务。我们的管线一旦停止输油，西藏就没有了光明和动力。

    输油管线开通以来，共输送各种油料281.3万吨；青藏兵站部负责管理的国防通信线路，是我国内地与西藏惟一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距离最长的一条架空明线通信线路。它不仅担负着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与西藏自治区及西南边防的通信联络，而且通过沿线各机务站与各泵站、兵站相互沟通，将地上的运输线、地下的输油管线和天上的通信线联为有机高效的整体，使全线运输、输油等各项保障指挥管理畅通无阻。这条通信线路日夜不停地传送着祖国内地与西南边陲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

    我仍然在将军楼前徘徊，沉思。

    我以一个军人的姿式，端端正正地站在楼前，让陪同我走高原的宣传科小任给我拍了一张留念照。

    这栋很不惹眼的小楼为什么对我有如此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彭大将军当年为何不住在为他修的这栋楼里，原因不得而知。

    后来它成为慕生忠将军办公的地方。这是确实无误的事。此刻，我仔细地打量着将军楼，突然觉得它很像一艘战舰，经过风浪里长途航行的战舰，疲惫地停在港湾里。40多年了，它的墙壁变得斑斑驳驳，有些地方的砖块已经风化。的确，它很疲惫！

    我想到了慕生忠将军。这位“青藏公路之父”在1959年底离开格尔木时是作为“彭德怀的亲信”被贬官的，“文革”中又被打成“三反分子”，受尽折磨。但是他没有死，他不能死，他的魂在青藏线上，他要回到青藏线上！于是，他三次重返格尔木，每次回来，都要把格尔木的角角落落走遍，看遍，问遍。他最后一次回格尔木是1993年8月，83岁高龄的他，不顾子女们的竭力劝阻硬是回来了。

    也许老人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此次回格尔木前，他把后事都作了交待，用他的话说他是“豁着命来格尔木的”，“我只要活着就要回青藏线，死了魂也要留在青藏线”。那次离开格尔木时，老人用颤颤的手握着青藏兵站部部长魏广坤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有点泣不成声地说：“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来青藏线了，如果有一天马克思要见我，我一定还会回到青藏线来！”这是将军在青藏线上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次年10月18日，慕生忠将军与世长辞。他的遗嘱只有一句话：“我死后，把我的骨灰撒在青藏线，我离不开那个地方！”

    10天后，将军的九个子女捧着父亲的骨灰，从兰州特地赶到格尔木。格尔木市在将军楼前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然后，军地领导又陪同将军的子女上了昆仑山，把将军的骨灰抛撒在昆仑山口。

    当时，有一队军车正好通过山口，驾驶员们停车下来，在将军的骨灰盒前长跪不起，放声嚎哭。然后，驾驶员们回到车上，数十辆军车上的喇叭一齐按响，响彻天宇……

    “青藏公路之父”慕生忠与昆仑同在，青藏路上隆隆的车轮声就是他永远跳动的脉搏！

    据我记忆，几十年间，来格尔木瞻仰将军楼的将军们不下百十名，其中上将中将就有三十多名，主要有：肖华上将、张震上将、洪学智上将、赵南起上将、傅全有上将、周克玉上将、王克上将、周坤仁上将、扬德清中将、张达志中将、张池明中将、宗顺留中将等。他们站在将军楼前，无一例外的都要恭恭敬敬地行一个军礼。我知道他们崇敬的不仅仅是这里曾经是一位将军的住宅，更重要的是这座小楼在世界屋脊上托起了一条举世闻名的青藏公路。我像崇敬慕生忠将军一样崇敬那些在将军楼前行过军礼的将军。我在这儿要特别提到一位女将军——总后政治部副主任谢彬。这位女将军在她从1997年起任现职的三年中年年要上一次青藏线，看望终年生活在世界屋脊上的青藏兵站部的官兵们。自然将军楼是她必去的地方。在将军楼前那张留影成了她的骄傲和动力，她多次对大家说，我要是早几年知道慕生忠将军的事，乘他在世时我一定要去拜访他。因为他是一位太了不起的伟人了！女将军三次上高原走了兵站所属部队分布的三条线，一条是格尔木至拉萨，另一条是格尔木至敦煌，还有一条是格尔木至西宁。三条线上的每一个单位她都去过了，大单位里的小单位，小单位里单独执勤的兵，她总是尽量地走到，和战士们见见面。那次，青藏兵站部政委文义民陪她去拉萨，翻越唐古拉山时，她高山反应严重，文义民考虑到首长的安全，就没有打算在唐古拉山兵站停留，直奔那曲镇。没想到，她不但让车停在了兵站，还到战士的宿舍、炊事班、发电机房、锅炉房，一一去看望大家。之后，又步行到兵站附近的机务站、泵站和指战员们合影留念。在和战士们握手时，她总足说：“你们是最了不起的人，我要向你们学习。”当同志们说“向首长学习”时，她很幽默地说：“在你们面前我可不敢狂称‘手掌’（首长），我还没有你们的脚掌高呢！”战士们的脚下是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谁能与他们比高低？说话风趣，爱开玩笑，这是谢彬的性格，这样一下子就缩短了她和官兵之间的距离，大家对她由敬畏变得亲热。她每到一个单位，极力反对摆酒宴，大吃大喝。所以她都提前给她要就餐的单位打招呼，说：“我今天就在你们这儿用餐，咱们是吃挂面放醋有言（盐）在先，不准你们大摆酒席，具体地说，我是吃土不吃洋，吃近不吃远，吃下不吃上。”这番话把大家说得好一阵发愣，她笑笑，解释说：“我就吃你们自己种的菜，当地土特产，不跑路上饭馆就在你们食堂，而且最好是在下面连队的食堂。”她在格尔木时好几个团队都留她吃饭，她吃的全是团里种的菜，有个团里还特地给她做了三个团队院里长的野菜：地皮菜、苦苦菜、枸杞菜。她吃得很香，连连说：好吃！好吃！从来没吃过这么舒服！

    2000年9月，她在格尔木主持召开了总后基层文化工作会议后，就要返回京城，离火车开车只有半个小时了，她还坐在兵站部指挥所里修改本次会议给上级的报告，大家焦急地催她，她一边修改着材料一边说：“着什么急，到火车站不就是20分钟的路嘛！”她终于在上火车前把报告修改完毕，在末尾特地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他们不愧为“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

    “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是1990年7月7日由中央军委授予的荣誉称号。就本人所知，中央军委给部队基层师一级单位授予荣誉称号，就此一家。如今已经10年了，这面飘扬在雪山冰岭上的红旗，依然那么鲜艳！

    2000年初冬的一天清晨，当青藏高原上的第一缕闪烁的阳光溅起格尔木大街上昨晚落下的一层薄薄的冰雪时，我站在柴达木路上“军民共建文明青藏运输线”纪念碑前，仰视着这座高高的石碑，心儿搜遍了4000里运输线上的每一个地方。同样的纪念碑，也矗立于西宁和拉萨街头。西宁，青藏公路的起点；拉萨，青藏公路的终点；格尔木，青藏公路的大本营。世界屋脊上的这三座城市托起了青藏公路。不，应该说是青藏公路托起了这三座城市，托起了整个世界屋脊！

    酝酿了三十多年的青藏铁路在新千年的第一个春天终于开始破土动工。格尔木又成了修筑青藏铁路的大本营。可以预想到，这个城市的更加繁荣辉煌期为时不远了。

    我手头有两份材料，是孙传章部长和文义民政委在1999年12月25日召开的青藏公路通车45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此次会议是在格尔木召开，由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和青藏兵站部共同承办，文义民讲话时的身份不仅是兵站部的政委，而且是军民共建文明青藏公路运输线领导小组组长。他在讲到确屯跨世纪的军民共建文明青藏公路运输线的奋斗目标时，提出沿线军民要做到：“大局共护、线魂共铸、要事共商、稳定共促、文明共讲、环境共保、科技共传、实事共办”，从而使青藏公路运输线成为：“革命气节尚，军政军民亲；沿途无纠纷，各族向前进；生态环境美，文明之花艳”。

    太阳升起一竿高的时候，我踏着从纪念碑前隆隆响过的奔上漫漫青藏公路车队的车轮声，回到青藏兵站部指挥所，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了一句话：

    一支部队与一座西部新兴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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