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陇南-秦人发祥西汉水,襄公建都西垂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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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陇南礼县是秦人发祥地,秦早期都城和西垂陵园,就在礼县西汉水之滨的大堡子山。这是陇南考古史上惊天动地的重大发现,震撼世界。

    《史记·秦本纪》载:秦人先祖中潏“在西戎,保西垂”,“非子居犬丘”,“庄公居其故西犬丘”。襄公至文公陵墓皆在西垂。

    西垂陵园在哪里,一直是学界苦苦探求的千年之谜。

    20世纪90年代,新华社向世人宣布,甘肃礼县是秦人发祥地,大堡子山是秦人最早的西垂陵园。90年代初,一些盗墓者在礼县大堡子山顶农田中挖掘出几座大型墓葬,大量珍贵文物被盗,流落国外,包括青铜鼎、簋、编钟以及金片、玉器等。

    1994年3月,甘肃田野考古队开始进行抢救性挖掘钻探,发现有大墓四座,瓦刀型车马坑三座,中小型墓葬二百余座。重点清理了三座大型墓葬和九座小型墓葬。三座大墓被盗。一号大墓为车马坑,平面呈瓦刀型,东西向,全长36.5米,墓内文物被盗一空,仅余残碎的马骨、部分铜车饰件、铜泡和铁制品;二号大墓为中字形,呈东西向,有东、西两条墓道。墓室呈斗状,深15.1米,长12.1米,宽11.7米,全长88米,发现殉人骨架100余具,均为屈肢葬,多为青少年。被盗后仅剩石磬5件,小件玉饰多件;三号大墓呈目字形,东西向,墓室深16.5米,长24.6米,宽9.8米,全长115米,墓道结构与二号大墓相同。墓室内发现漆棺,木椁,均已腐朽,墓主仰身直肢,头西脚东,胸、颈部位有大量散乱的琥珀珠,填土中发现有殉人尸7具。被盗后仅发现一些青铜器碎片。

    附近山坡上挖掘出小型墓葬9处。均为竖穴坑墓,东西向,长2—2.5米,1.4—2.7米,3.06—7.6米不等。棺椁。墓主头朝西,系直肢葬,随葬品数量不等,有铜器、玉器、陶器、石器等,共计100余件。

    与此同时,流失国外的文物,先后在日本、美国纽约、法国巴黎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展出。

    李学勤、艾兰(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最新出现的秦公壶》载:今年夏天,一对秦公壶出现在美国纽约,高52厘米,通体覆盖绿色薄锈。壶口横断面为圆角长方形,盖上设捉手,捉手臂饰窃曲纹,盖缘饰吐舌的两头龙纹。器长颈,颈饰波带纹,两侧有耳,耳上饰螺形角的兽首,垂环。颈腹之间,以一道弦纹宽带为界。腹下方膨出,面饰大蟠龙纹,有若干龙蛇纠结盘曲。低圈足,饰窃曲纹。器口内壁有铭文,两行六字:秦公作铸壶秦公壶的年代,在周历王晚期到宣王初年这段时期。

    韩伟《论甘肃礼县出土的秦箔饰片》载:法国期间,“戴迪先生出示了新近收藏的一批秦人金箔饰片,形制奇特,数量众多,制作精美,前所未有,实属罕见之物。”有邸枭形金饰片8件;金虎2件;口唇纹鳞形金饰26件;云纹圭形金饰片4件;兽面纹盾形金饰片2件;目云纹窃曲形金饰片2件。

    这批黄金饰片是西周晚期秦人里棺之装饰物。金箔饰片深厚凝重,富丽堂皇,秦人文化水平已相当高超。

    还有报道,日本神户所藏分别铭有“秦公”和“秦子”的两套编钟等。上海博物馆购自香港的铭有“秦公”的四鼎二簋等。甘肃博物馆所藏若干铭有“秦公”的鼎、簋部件和残片,等等。

    专家们从墓葬的形制、布局、规模,棺具大量使用金箔片,以及一些青铜器上铸有的“秦公作铸尊壶”“秦公作铸宝簋”“秦公作铸用鼎”等铭文测定,该墓葬是秦人早期的西垂陵园。器物制作年代为公元前943—前791年。墓主人为襄公或文公夫妻异穴合葬陵墓。

    1998年,在大堡子山对面的圆顶山又发现一片墓葬区。清理出三座贵族墓和一座车马坑。出土文物162件。从一座大墓中清理出七鼎六簋,随葬物有鎏金镂孔铜柄铁剑、青铜剑等兵器,有放置首饰、化妆品的四轮青铜方盒,形如方车。墓主当为并穴合葬的一对贵族夫妇。

    2004年,国家启动了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对大堡子山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钻探和较大规模的发掘,新发掘出周代城址和居址、城外墓地、青铜编钟祭祀坑等一批国家级珍贵文物。

    2007年11月,“秦早期都城和陵墓考古调查发掘成果汇报会”在礼县召开,并宣布:

    以大堡子山为中心,在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大堡子城址、山坪城址以及圆顶山、盐土崖两处贵族墓地。大堡子山总面积50万平方米以上,主要遗迹单位有夯土城墙、东城外中小型墓地、中心区的秦公大墓及祭祀坑等几部分。夯土城墙东西两道较长(1000米),南北两面较短(250米左右)。城墙夯筑,北墙保存情况最好,方向45度。城址内面积约25万平方米,秦公大墓、大型建筑基址、祭祀坑均包括在内。城内外目前已钻探出夯土建筑基址25处,灰坑112座,窑2座,墓葬400座。2006年发掘的项目有:1、大型建筑基址1处,即21号建筑基址。2、中小型墓葬2处,已发掘6座。3、祭祀坑5座,4座为人祭坑,1座为器物坑,出土有青铜钟、石磬。21号建筑基址四周为夯土围墙,中间有17个大型柱础石,全长107米,西墙地面以上残高20至60厘米,墙宽1.5米左右,地下基础宽约3米;东墙、北墙以及南墙东半部只剩地基部分,宽2至3米左右,该建筑规模宏大,为大型宫殿类建筑。从地面堆积和夯土内的包含物看,21号建筑大约始建于西周晚期春秋初,战国时期废弃,汉代遭到严重破坏。现代因修整梯地,东墙上部分完全被毁。墓葬挖掘:已发掘墓葬6座、车马坑1座。其中3座墓葬和车马坑被盗掘一空;一区M25、二区M1、M2保存完整。出土铜器大小共计19件,陶器8件,漆器11件,石圭、玉圭片30余件,玉璧、玉块若干。一区M25米为长方形东西向竖穴土坑墓,东西长4.8米,南北宽2.5米,开口于耕土层下,距地表1.2米,深1.5米。南壁有龛,其内有若干肉骨,椁板上有完整殉狗,出土铜铃1件,大小石圭片30余件。头箱内出土铜鼎3件,簋1件,铜臿1件,陶豆2件,陶罐6件,漆器6件。尚未清于棺板,初步判定为春秋中晚期。

    大堡子山遗址,主要有大型宫殿和西垂陵园。其宫殿是秦人早期都城,始建于西周晚期春秋初,战国时废弃,汉代遭到严重破坏。西周晚期最迟当在周宣王时,春秋时期始于周平王元年。只能比襄公时早,不会迟于襄公之后。

    西垂陵园包括大堡子秦公墓和圆顶山贵族墓两处。两个墓群隔水相望,总面积达30平方公里。秦公墓器物被盗一空。圆顶山墓葬群大型墓葬中出土七鼎六簋,墓主可能是并穴合葬的上大夫级贵族夫妇。西垂陵园器物,最能体现墓主人身份的是鼎和簋。周制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三簋。大堡子山秦公墓已清理出7鼎5簋残片,还有1簋已经散失。鼎和簋上铸有铭文如“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铸用簋”。器主为“秦公”无疑。香港发现了大堡子山出土的4鼎3簋,2件鼎上有铭文“秦公作铸用鼎”,2件为“秦公作宝用鼎”。3件簋中2件有铭文,器盖各铸“秦公乍宝簋”5字。李学勤先生在美国纽约见到的一对内壁铸有“秦公作铸尊壶”的秦公壶,制作年代在秦仲、秦庄公在位期间,或襄公、文公期间。

    编钟为古打击乐器,由悬挂在木架(古称“虐”或“箅虐”)上的一系列铜制的钟组成。用小木槌击奏。圆顶山出土编钟一套为9枚。大堡子山出土了大型乐器坑,有一组青铜器编钟,大钟3个,小钮8个,还出土了10枚大小不等的打击乐器石磬,又称编磬,用石雕成。编钟和石磬虽锈痕斑驳,仍清脆有声,是秦人文化艺术之瑰宝,显示了秦人已具备完整的周代打击器乐,是甘肃收藏最为完整的编钟,制作技术极为精巧。

    值得一提的是出土于圆顶山贵族墓葬的青铜车。青铜车是一种车型的装饰品“盒子”,供妇女存放化妆品之类的东西。车型很小,有四个轮子和车厢。车厢盖四角立有四只鸟,两处开厢手柄分别有一只熊和一只猴子。车厢底部四角爬着四只虎。要打开厢盖,必须将四只鸟同时旋转对着猴子,否则无法开启。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形制的精巧奇特和鸟兽的生动形象。在全国出土文物中属首见。

    考古队还对礼县城北的鸾亭山进行了发掘调查。鸾亭山属仰韶文化遗址,有细泥质彩陶器残片,又有残陶豆、残绳纹鬲足、残陶罐、红陶纺轮及“未央瓦当”。有玉璧和玉圭,系绿玉和白玉两种。玉璧纹饰有双面动物纹和谷纹,附着朱砂。玉圭饰有人面,一男一女。遗址西部和北部发现了夯土垣墙,西南角发掘出祭牲坑群,出土大批动物骨骼,发掘出玉器51件。初步认定,鸾亭山为秦汉时期的祭天遗址。秦人在襄公时设“西畤”。西畤是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场所。考古队还在进一步发掘鸾亭山祭天遗址与“西畤”有无必然的关系?

    礼县红河谷地及天台山、费家庄是考古队锁定的又一发掘调查范围。《史记》记载:“秦州上卦县西南九十里,汉陇西西县是也”。以方位和里程推算,史学家把最早的西垂都邑定在红河镇的天台山麓。1919年,在红河乡王家东台,曾出土了极为珍贵的秦公簋。初为厨中盛残桨的盆罐,后有识者,以高价购去,藏之于室。1923年为著名学者王国维发现,为其跋文,公之于世。直到1935年才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秦公簋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馆展出,是先秦最著名的青铜器,是秦国国君为祭祀祖先而制作的宫廷重器。器盖、器身均作蟋螭文,花纹繁缛细小,双耳作兽首。盖53字,器身51字,共104字,上下合为一篇完整的祭祀文章。铭文极力表达对上天神灵的崇敬,对祖先功烈的颂扬,并以此来祀望庇荫子孙后代。

    圆顶山遗址城墙及红河遗址,还在进一步勘探挖掘中。

    大堡子山以山顶有一个土堡而得名,位于礼县东部的永兴乡境。距县城11公里。处在西汉水与永兴河交会处。考古队经过考察分析,在礼县确定了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永坪赵坪、石沟坪——西山遗址为主的三个早期秦文化中心圈。西犬丘或西垂宫的确凿位置在哪里,有待进一步挖掘考察。根据秦公室陵墓和都邑之间相依相望的惯例,西犬丘不会距西垂陵园太远。

    2001年4月4日,《人民日报》报道说:秦西垂陵园的发现是20世纪继敦煌藏经洞和兵马俑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铜器铸造工艺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为探索秦文化的渊源、寻找早期秦人的都邑和陵墓、探索秦戎关系等重大问题提供了翔实的、科学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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