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 1975年1月6日

    邓小平约胡乔木到他那里谈话。胡乔木已在1974年国庆节出席了国宴。

    邓小平说：现正在考虑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

    邓小平提出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

    邓小平还说，主席前不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应认真研究。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问题。要收集大量材料，写出系统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文章。

    邓小平还说，多年来很少有系统地解答问题的文章了。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

    胡乔木表示：这些工作很重要，不过我做不合适，我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

    邓小平说：你的问题实际上已做了结论嘛！

    邓小平又交代乔木：写这些文章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

    邓小平说明，今天谈的这些，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过，只是随便交换意见。

    说明

    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在谈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提议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周恩来在1974年底至1975年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包括上述提议在内的毛泽东在12月下旬同他和王洪文四次谈话以及12月26日同他单独进行的一次谈话的要点。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后，在1月8日至10日举行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月13日至17日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时周总理病重。会后，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工作。1975年1月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就是在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即将主持国务院工作，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的背景下进行的。

    从1975年1月6日同胡乔木的这次谈话看出，邓小平在着手部署各方面整顿的同时，已经考虑怎样加强思想理论工作，并积极准备把思想文化阵地从“四人帮”手中夺回来。在谈话中他明确了以下三点：第一，任务：像“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钓鱼台的班子”是196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邓小平亲自提出当前理论研究与宣传的选题，要求进行研究，著文回答。这些题目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和我国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和迫切需要解答的重大问题。第二，队伍。他亲自挑选了在思想理论上能够同“四人帮”进行战斗的领导力量。其中有：被誉为中共“党内第一支笔”的胡乔木，他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从1941年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0年。“文革”中受迫害，直到1974年出席国庆宴会才重新露面；曾任新华社社长、总编辑，原《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他是写社论的能手；还有历史学家胡绳，“文革”前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后来又增加了当过新华社负责人的熊复，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和原《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除李鑫（康生的秘书）之外，这些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冲击，大多从干校回来不久。其中吴冷西、胡绳、熊复是“钓鱼台的班子”的成员。邓小平要胡乔木同他们一起，并要求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这样一支队伍，是同“四人帮”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展开尖锐斗争所不可缺少的。第三，文风。邓小平对“四人帮”的帮八股、新八股深恶痛绝。他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写出的文章，能够系统解答当前的问题。要有论证，能说服人。

    对于后来正式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说来，这次谈话当然还只是一次酝酿。一切尚在设想、商量的过程之中。所以，名义还没有确定下来（当时设想称“顾问”），任务也只是从写文章（当然这是主要的）这一方面着眼。事实上，政治研究室成立后在1975年整顿中所承担的任务、所起的作用，比“钓鱼台的班子”要宽广得多。

    这次谈话以后，胡乔木即出席1月5日已经开始举行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接着出席1月13日至17日的大会。自此恢复了正常的政治生活。同时，对邓小平提出的一些问题开始进行研究。在研究马列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理论时，碰到几个问题，其中包括译名问题。胡乔木手边没有材料，5月间到编译局请他们帮助收集一些材料。关于译名问题，胡乔木认为法和权是两个概念，不是一个概念，按原文的意思，还是译为权利比较合适，请他们研究一下各种外文译文和过去的中文译文。此后，胡乔木专门找编译局的王惠德（时任局长）等座谈。参加者有胡绳、于光远、成仿吾、柯柏年、张仲实等。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示外事部门就这个问题写文章。外交部和对外联络部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由宦乡、钱李仁牵头，集中在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研究写作。1977年7月，邓小平要胡乔木主持其事。在胡乔木主持下写成了《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977年11月1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当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

    第二次 1975年6月8日

    上午，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先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接着就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事。邓小平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人负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像过去钓鱼台写作班子那样。领导人选，就是一月初谈到的担任国务院顾问的几个人。

    胡乔木提议负责人加上于光远，邓同意。乔木又提出，是否多找一些“革命造反派”，邓坚决不同意。

    关于政治研究室的任务，邓小平提出，政研室成立以后要“代管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

    这次谈话还谈及一些具体问题。

    胡乔木在1月6日第一次谈话后，研究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认为这个译名欠妥。按原文的意思，还是译为“权利”比较合适。这次谈话时他向邓提出对于译名问题的意见，认为宜译为“资产阶级权利”。邓小平立即说，这个问题不要提。

    在1月6日谈话后，胡乔木于2月28日曾给邓小平写过一封信，说到解放初期毛主席曾要他写一本关于唯物主义的小册子，一直没有写，觉得非常对不起主席，现在想写写看，请求组织上考虑能否允许给他配备一两位助手。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告诉胡乔木：这封信已送主席和中央各常委传阅过，主席也同意了。邓小平说：现在别的工作更重要，这事暂时放一下，以后再说吧。

    说明

    从1975年1月6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以后，到6月8日第二次谈话，时间已经过去五个月。由于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后成功地领导了铁路、钢铁的整顿，开始了军队的整顿，又同“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阴谋做了有力的斗争，中国国内形势出现了由乱而治的转机。

    1975年1月25日，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提出“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的任务，指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个总部首先要整顿，并阐述了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落实政策，提高效率等原则。3月5日，邓小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提出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此中央下决心要解决当时影响全局的薄弱环节铁路运输问题。他结合当天下发的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讲了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反对派性等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要求“解决问题不能拖”。主管交通的副总理王震主动立下“军令状”：保证一个月内见效。会后，铁道部部长万里率领工作组先后赴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经过一个多月整顿，到4月份，严重堵塞路段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除南昌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在徐州铁路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时，邓小平即于3月25日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提出9号文件精神适用于各行各业。在铁路整顿的影响和推动下，煤炭工业很快也就上去了。4月召开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决定推行大包干的管理办法，确定进口成套设备和建设港口、铁路枢纽、能源、军工等骨干企业为主攻方向。5月为解决钢铁工业严重欠产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到会讲话，提出“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任务，指出当前重点要解决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同派性斗争、落实政策、建立规章制度等四个问题。会后中央转发了冶金工业部的报告，并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钢铁工业的整顿迅速展开。与此同时，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自4月底以来连续采取重大行动，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已经释放。对地方的整顿也已提上日程，五六月间开始研究处理浙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按照邓小平的战略部署，6月以后，整顿要全面铺开和引向深入，整顿将进入总体战阶段。不仅工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而且农业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不仅经济战线各行各业要整顿，而且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也要整顿；不仅军队要整顿，而且地方要整顿，党也要整顿。邓小平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要通盘地研究。所以，邓小平把成立政治研究室提上日程，要胡乔木把写唯物主义小册子的计划暂时放下，“资产阶级法权”的译名问题现在不要提，就是要胡乔木等人集中精力，协助他做“更重要的别的工作”，即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社会主义前途的1975年整顿。

    邓小平主持的这次整顿一开始就以极大的尖锐性针对着江青集团的几个要害：空头政治，无政府主义，帮派势力，还显然带着纠正“文化大革命”中若干具体的“左”倾错误政策和批判极“左”思潮的性质。然而邓小平的整顿在开头几个月并没有遭到江青集团有力的抵制破坏，这是什么原因呢？邓小平推行整顿方针雷厉风行、势不可挡，江青集团在经济各部门没有什么力量，都可以说是一些重要原因，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这几个月江青集团在政治上、在思想理论上遭到了一次失败，迫使他们不得不由攻势暂时转为守势。

    1975年春，江青集团借开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打出“反经验主义”的旗号，发动过一场相当凌厉的攻势。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什么“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毛主席1959年关于反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同一天，姚文元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造谣说毛主席十多年来多次重复了“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此后，江青到处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并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三四月，北京、上海两地主要报纸“反经验主义”的文章连篇累牍。邓小平看穿了他们借“反经验主义”来攻击周恩来和他本人以及老同志的用心，即就张春桥3月1日片面强调经验主义危险的讲话向毛泽东请教，请教时并谈到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于4月23日在新华社的一份报告上批示，对江、张、姚等做了批评。毛泽东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泽东要求“此问题提请政治局一议”。4月27日，政治局开会讨论，批评了江青等人。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再次批评江青等人。他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还嘲讽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继1974年7月、12月之后，第三次谈到“四人帮”，告诫他们“‘四人帮’不要搞了”，还非常不满地说：“我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于5月27日和6月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王洪文、江青做了口头和书面检讨。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从未有过的。

    在整顿初见成效、这一回合斗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邓小平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看到，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虽是尖锐的、严肃的，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对他们的信任。毛肯定他们“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对他们不承认有“四人帮”也并不十分介意。对“反经验主义”的错误，还承担责任，说自己对（姚文元）文章中的问题“没有看出来”，“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并认为“不要小题大作”；但又指出，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对邓小平主持会议采取“讲多少算多少”、“不要把话都说完”的做法，毛很满意，说“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

    毛泽东当时对“四人帮”的态度，既造成了对“四人帮”斗争的有利时机，又使得同“四人帮”的斗争十分艰巨和复杂。同时，随着整顿在各个方面展开和向纵深发展，势必要进入“四人帮”控制的、深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文艺、教育、科技、出版、理论等领域，斗争必将更加尖锐。总之，整顿的全面展开与深入，同“四人帮”斗争的尖锐与复杂，迫切需要有一支强有力的理论队伍，有一个能战斗的写作班子，从理论上、舆论上支持整顿，与“四人帮”进行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击溃“四人帮”，夺回思想阵地。所以，邓小平在6月上旬再同胡乔木谈话，具体商量政治研究室的组成人选，坚决排斥“造反派”的掺入，并要求政研室“分管学部”，其意是在将可以同“四人帮”对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这是邓小平在整顿的全局中投下的重要一着。

    邓小平对政研室的成立抓得很紧。6月8日同胡乔木谈话以后，6月15日即在给政治局的关于成立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编辑《毛选》第五卷的报告中，同时提议：“另，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一点儿的，培养做理论工作。此事亦请一并提政治局审议。”经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遂正式成立。负责人除上述报告中提到的六人之外，又增加了邓力群。他后来成为政研室在邓小平领导下同“四人帮”斗争的中坚之一。

    6月22日下午，胡乔木即到中南海西四院上班。6月24日早上，胡乔木在中南海召集政研室领导成员开会，胡绳、吴冷西、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出席。下午即开始办公。7月4日，召开政研室首次会议。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通知：“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已设立政治研究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同志组成。”

    与此同时，经毛泽东批准，还成立了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具体工作也由政研室来承担。在此之前，3月29日，康生同胡乔木谈了毛选编辑工作。4月4日，李鑫把《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三篇已经整理过的文稿送给胡乔木重新整理。4月12日、15日，胡乔木同李鑫等商谈了《论十大关系》等文稿的整理问题。6月21日，胡乔木请示邓小平，确定参加毛选编辑工作的人员，确定先把《论十大关系》整理好。

    第三次 1975年6月29日

    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他说：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

    胡乔木提出，在政研室负责人中由胡绳分工管，胡绳在十大时就是作为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代表出席的。邓同意。乔木又说，不过学部的政治工作要请国务院政工组管，行政要请国务院办公室管。邓都同意。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还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

    后来（确切时间不详），邓小平还对胡乔木说过：学部可以出好多刊物，哲学，经济学，每个所都可以出，现在先集中力量出一个综合性的。要利用各种周年纪念写文章，例如《整顿党的作风》发表多少周年纪念，这样写文章的题目就多了。许多专业后继无人，现在能看病的，也就靠几个老专家了。

    说明

    这次谈话是在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后进行的。在谈话中，邓小平对政治研究室的任务进一步做了明确的交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原由教育部代管。教育是重灾区，整顿教育的任务十分繁重，教育部代管学部，力不从心。所以邓小平将这项任务交给胡乔木。因为上一次（6月8日）谈话中，对“分管学部”这一项工作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所以这次谈话交代“一定要”把学部管起来。邓小平并同乔木商量，具体落实了组织领导，业务、政治、行政三个方面都明确具体的人或单位分管。同时还提出“要办个刊物”的任务。如果说，“分管学部”是在信任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这一支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基础上，抓住了这支队伍，掌握了对这支队伍的领导权，那么，“办个刊物”就是建立自己的阵地。因为当时的主要思想理论阵地，如北京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杂志，都被“四人帮”控制。所以，在一时难以夺回的情况下，创建自己的阵地就显得十分迫切。

    这次谈话之后，胡乔木就与有关方面酝酿学部领导人选。7月9日，向邓小平汇报了向中组部提出的学部临时领导小组人选问题。7月17日，胡乔木即召集学部三位新领导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谈话，明确了任务和分工。第二天即向邓小平汇报。办刊物的问题也不断催促，逐步落实。

    邓小平抓的这两件事，引起“四人帮”及其走卒的极端仇视和恐慌。上海的朱永嘉、王知常得知这个消息后感到很紧张，加紧商量对策。据后来王绍玺揭发，当时朱永嘉、王知常议论说：“邓小平这个人识货，这批大秀才别人不肯用，也不敢用，他一下就都抓到手里，成了他的办事班子和参谋班子。”朱还说：“我们的《学习与批判》办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什么像样的对手……《思想战线》（按：即学部拟办的刊物）一出来，那可成了不可忽视的对手。”朱永嘉后来交代说：“我当时埋怨张春桥、姚文元怎么不抓学部，将来总是个祸害。如果要抓，我去搞几个月，就可以把机器开动起来。邓小平一抓政治研究室、学部，我认为对立面起来了”。他后来还托人去向张、姚建议抓政治研究室。

    第四次 1975年7月9日

    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政研室七位负责人除邓力群外都到会。他们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

    会议第一次阅读并讨论拟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记录稿。毛泽东讲到，“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不要幸灾乐祸”（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4页）。邓小平说：现在很多人就是不实行这一条。还说：党的基本路线一定要有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不然路线就是空的。又说：路线不是空喊。

    邓小平向到会者传达了7月初毛泽东同他谈话时对文艺工作的意见：

    “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

    “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传达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邓小平说：毛主席最近对百花齐放问题和文艺工作问题作了指示，我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准备讨论一次。邓小平说他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要政研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材料，以供政治局讨论时用。

    邓小平还说：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水平不行。

    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昨日（7月8日）中组部确定、经国务院系统告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人选（林修德、刘仰娇、宋一平），邓小平说：学部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安排学术界人士担任副主任。

    说明

    7月9日这次谈话后的第二天（7月10日），胡乔木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这是政研室成立后的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在7月4日召开）。出席者为政研室的七个负责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会上，胡乔木先讲了政研室的性质、任务，接着传达了毛泽东7月初关于文艺的指示，并说，他理解主席说小说诗歌没有，是指老作家的小说诗歌没有。会议根据邓小平关于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双百方针情况材料的要求，议论了题目与分工。胡乔木就教育方面出了四个题目：教育质量（包括毕业生的程度如何评价），学习时间，教师、学生的活动，基础课在课程中的地位。工作方式主要通过个别联系，从自己熟悉的人那里了解有关方面的情况，征求意见。邓力群提出可以同科学院的郁文联系。胡乔木说，郁文曾对他说过，周培源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发表后，南方有人不同意，说这是刮理论风。胡乔木要邓力群顺便叫郁文把这个情况写个材料。会后，邓力群要郁文写科学院各主要学科研究工作情况，同时要他写关于周培源文章的材料。郁文写的材料经邓力群交给了胡乔木。

    政研室的人员和办公地点按任务分为两部分。以编辑《毛泽东选集》为主要任务的，在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在那里办公。政研室的经常工作由于光远和邓力群负责，这一部分人在武成殿（现已拆除）办公。邓小平交的调研任务，主要由于、邓二人贯彻执行。

    7月11日，于光远、邓力群向刚调来政研室的王子野等五位同志传达了10日会议的一些内容，具体布置了任务。在这次会上，邓力群提出关于“三突出”这个题目。他说，现在一些文艺评论文章把京剧革命样板戏的“三突出”说成是适用一切艺术形式的创作原则，是不妥当的。他请王子野翻阅报刊文章，把有关“三突出”的论述，摘抄整理成一个材料。王子野等查阅了1969年以来北京、上海的几种主要报刊，在整理关于宣传“三突出”的材料时，发现自1969年11月以来“双百方针”提得极少，一个同志从《样板戏评论集》上发现以样板戏演出单位和“初澜”名义发表的好几篇文章中，毛泽东关于文艺方针的四句话，都只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三句话，而不引“百花齐放”这一句，正好从指导方针和文艺理论批评方面同毛泽东7月初批评创作上“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相印证。他们又在“四人帮”直接控制的《红旗》、《人民日报》、《文汇报》三种报刊上初步查核统计，从1969年11月到1975年6月，有18篇文章砍掉“百花齐放”口号，共19处。王子野等将报刊中砍掉“百花齐放”的情况也摘抄整理成一份材料。邓力群即把材料交胡乔木。

    胡乔木读了这两份材料后，觉得砍掉“百花齐放”这份材料提出的是一个原则问题，值得送给邓小平看。不过因为材料比较长，所以写了一封短信，大意说这个材料很费工夫，值得看一下。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双百方针宣传的确比较少，特别是毛泽东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联用的话，在一段时间里只用了三句。关于“三突出”的材料，也提了一两句，说也可看看。这信同两个材料在7月23日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有一次对胡乔木说，这个材料能说明一些问题。

    19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时，运用这个材料揭露和批评“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他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四人帮”割裂和篡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罪证被揭露，七月、八月、九月、十月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又有一系列指示，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在“百花齐放”口号等问题上作暂时的表面的退却。在张春桥授意下，文化部创作办公室于1975年12月12日向出版机关发出了一个《样板戏剧组文章若干提法修改方案》，第一段“关于文艺方针的提法”说：“1969年以来，所有样板戏剧组文章，大都是提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改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完整提法。”但是，“四人帮”贼心不死，在1976年“四五”运动被镇压以后，他们在报刊文章中又重新将“百花齐放”砍掉。真是道地的复辟！

    这次谈话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邓小平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意见。他从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度，阐明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针对“四人帮”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教条主义和以生产斗争代替科学实验的实用主义，指出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在整顿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一手抓了社会科学和思想理论，一手抓了科学技术。在领导力量安排上，他要胡乔木“分管学部”，派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胡耀邦于1975年7月18日就职，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为郭沫若），十分高明，非常得力。以至后来“四人帮”将这一配备谑称之为邓小平手上的一把“二胡”。

    第五次 1975年7月18日

    下午，胡乔木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告诉胡乔木：《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毛主席已看过两次，做了批示。并告知毛主席的“批示”和“第二批示”。胡向邓报告了有关编辑《毛选》的一些设想：五卷编辑情况要写报告；六卷也要编出；及早翻译。此外，就有关工作问题谈了以下各点：

    一、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经中组部批准的“学部”的人事安排和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分工情况。

    二、胡乔木带了三四月间的一些关于反经验主义的报刊材料给邓小平。邓说：这算什么，有些文章还指着我的鼻子骂！

    三、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熊复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干部了解情况遇到的困难，说明政研室收集文化、教育等方面双百方针执行情况需要组织。

    四、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他所了解到的关于电影《创业》受压制的情况和人们的议论，认为文化部对这部影片的处理很不对，过严过死，所以新片子少。这样领导文艺，很难达到创作繁荣、百花齐放的目的。邓表示同意。

    说明

    7月9日邓小平同政研室负责人阅读、讨论胡乔木接手重新整理的毛泽东文稿《论十大关系》以后，胡乔木于7月12日写就《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简单说明》，指出：“这个整理稿是根据主席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和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两个记录稿综合整理的。”说明中列举了整理稿中一些内容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处。7月13日，邓小平将胡乔木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送毛泽东审阅，附送了胡乔木写的“几点简单说明”。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当天，毛泽东圈阅同意。随后又批示：“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7月19日，邓小平批示：“政治局仍定于下礼拜二（廿二日）读这篇。乔木、李鑫两同志参加。7月22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读《论十大关系》，胡乔木、李鑫列席。江青等认为稿子整理得还不大够，提出一些枝节问题。邓小平回答：主席已看过两次，有什么问题，待最后付印时再请示。”当晚十二时，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十大关系》报告，刚才在政治局会议上读了，大家没有修改意见，会上当场拟了一个通知，现送上，请批示。”7月23日，中共中央的这个通知即发出。通知指出：毛主席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经过重新整理，主席已经同意，并决定印发全党讨论。主席的这个报告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全党应作为当前理论学习的重要文件之一。望各级党委注意指导这一文件的学习和讨论。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诞辰日，1976年12月26日，《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发表。

    邓小平对胡乔木整理的《论十大关系》很满意。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邓小平说：《论十大关系》这篇是谁整理好的？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出。在这以前搞了好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

    邓小平对学部工作抓得很紧。在6月29日第三次谈话之后，他就要中组部提出学部负责人人选，并要一位副总理召集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和原代管学部的教育部作正式通知。7月9日读毛泽东文稿时，胡乔木即告邓小平，已经向中组部提出，学部由林修德、刘仰娇、宋一平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经国务院系统通知。7月11日，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谈了学部工作，确定胡绳联系学部。会后向邓小平写了简要报告。邓批请李（先念）办。7月17日，胡乔木即召集这三位学部新领导开会。由教育部李琦介绍情况，胡乔木谈了工作方针与三人分工，要他们开始工作，对他们说：“不能再走老路，但对老路要有分析。”会上还确定准备把下去的业务人员调回来。所以，7月18日谈话一开始，胡乔木即将学部组织已经落实，工作已经开始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

    胡乔木向邓小平谈电影《创业》的情况和看法，主要依据是贺捷生（贺龙之女）给他送的一份材料。贺捷生当时在革命博物馆工作，离胡乔木家南长街123号很近，常去胡乔木家。她得知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对文艺创作中“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的现象深为不满，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又了解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要了解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情况，遂邀约几位作家、诗人商量怎样反映情况。他们认为江青等人指责电影《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有严重问题”予以扼杀最为典型，能够击中要害，成为打破其文化专制主义的突破口。于是整理一份材料，将《创业》如何备受群众欢迎，江青等人又怎样竭力压制，详尽写出，送交胡乔木。胡乔木在这次谈话时把这份材料的主要内容向邓小平谈了，得到邓小平的认同。

    胡乔木认为贺捷生他们写的材料虽反映了情况，但还不适于上送。所以，在这次向邓小平汇报之前几天，胡乔木已对贺捷生表示，希望她找《创业》编剧张天民上书；在这次谈话之后，胡乔木又请熊复找诗人李季写信。他说，李季同志从延安时候起就有声名，那时毛主席就知道他了，现在又因受压制离开了文艺界，到了石油战线，他写这封信是最恰当的人选（后因李季患病住院，李又没有参与《创业》创作，胡乔木对王子野代为起草的信稿又不满意，故此信未写成）。

    就在7月18日胡乔木和邓小平谈话的这一天，张天民分别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的内容相同的两封信已经写好。张天民信中叙述了电影《创业》创作与公映的经过，对文化部核心组批判《创业》的“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看法，并“建议应该重新上映”。7月22日，贺捷生把张天民写的致邓小平的一封信交给了胡乔木，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了王海容。胡乔木很快把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又及时交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在张天民给邓小平的那封信上写下了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详见7月26日第七次谈话）。

    第六次 1975年7月23日

    下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因看望一位老同志，顺便到了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向邓小平谈了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编辑工作的一些打算。又谈了调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说：干部主要看是不是顶用，不要怕人家有意见。

    说明

    “顶用”是邓小平选拔干部的一条主要标准。在这次谈话十天后，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要选有能力的人，选到了要好好培养。”

    第七次 1975年7月26日

    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二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正在读的时候，邓小平接到了毛泽东7月25日对张天民给邓小平信所作的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和来信人所在单位。”他当场就向政研室的负责人宣读了一遍。读后说：文化部处理问题太粗暴，连《创业》这样好的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

    胡乔木讲了《创业》作者写这封信的情况，说文化部的十条意见绝大多数站不住。胡乔木还批评拿“三突出”原则作为一切创作的标准，就不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文化部长期不提百花齐放，评论文章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四句话只说三句，把百花齐放砍掉了。

    胡乔木要邓力群把有关电影《海霞》的争论给邓小平讲一下。邓力群刚在前一天（7月25日）将该片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胡乔木请邓小平转送。他简要介绍情况后说，有了《创业》的批示，关于《海霞》的争论就解决了。

    邓力群又讲了一下关于“三突出”的问题，说：一些报刊文艺评论文章把它说成是适用于一切艺术形式的原则，对“三突出”有绝对化的倾向，我不同意。邓小平说：是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需要有讽刺文学。人民代表大会每次都有侯宝林当代表，而且主席每次开会都要问一问有没有侯宝林。

    说明

    在1975年7月14日，即《创业》编剧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前四天，毛泽东就文艺问题又一次谈话，对“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状况不满，指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使文艺“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所以，《创业》作者7月18日的信，写得正是时候。

    毛泽东在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中写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所以，毛泽东支持《创业》作者、批评“四人帮”的这篇批示，在文艺界传播得特别迅速。长期受压制、打击的文艺工作者奔走相告，热烈拥护。在批示精神的鼓舞下，对文化部头头们也有公开揭发、批判的。“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爪牙则既怕又恨。江青后来叫嚷，张天民告了她的“刁状”，毛泽东的批示是“抄了文化部的家”。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创业》作出批示之后，在人们心目中，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最为简捷而灵验的方式。政研室负责人在转送《创业》作者的信以后，又陆续经邓小平向毛泽东送了若干材料。主要有：

    电影《海霞》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7月25日给毛泽东的信，申诉受到压制，要求影片《海霞》通过发行。毛泽东7月29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1975年8月8日贴出的学习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尖锐批评文化部的大字报。毛泽东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按：你，指邓小平）。

    萧劲光（海军司令员）8月20日写给邓小平的信，揭发上海报刊发表《刁小三的逻辑》、《八路军的“样子”》攻击军委扩大会议。

    中华书局干部周妙中9月3日给邓小平的信，对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和社会科学研究、出版工作、图书馆工作等提出一系列建议。邓小平写了处理意见报毛泽东。毛泽东圈阅。

    《化石》杂志编辑张锋给毛泽东的信，反映办刊困难和科学院的一些情况，毛泽东9月6日给来信加了标题：“一封诉苦的信”，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冼星海夫人钱韵玲9月27日给毛主席的信，要求举办纪念冼星海逝世30周年、聂耳逝世40周年音乐会。毛泽东10月3日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10月下旬，政研室负责人又转交李德伦给邓颖超的信，邀请她听音乐会。

    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政研室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了邀请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的相当广泛的名单。国庆招待会后，胡乔木于10月13日又将载有《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学部《政工简报》第31期送给邓小平，请他考虑要不要转送主席。邓小平于10月15日送毛泽东。10月16日，毛泽东做了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姚雪垠10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请求支持他完成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写作计划并解决出版问题。10月23日胡乔木转呈毛泽东。毛泽东11月2日做了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周海婴10月28日给毛泽东的信，反映鲁迅书信和著作出版以及鲁迅研究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建议，请求帮助解决。毛泽东11月1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

    在7月26日读毛著选篇的中途得到了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批示，很自然地联系到“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并谈论到另一部受压制的电影《海霞》，因为就在7月25日，该片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也给毛泽东写了信，通过邓力群、胡乔木送邓小平转交。

    关于电影《海霞》的争论，情况是这样的：1973年元旦，周恩来在接见电影工作者时提出希望三年之内把故事片这个空白填上。1975年初，故事片《海霞》摄制完成。周恩来于春节期间调看此片，予以肯定，并建议放映此片招待国际友人。江青一伙拒绝执行，还说此片“基调很坏”。于会泳等秉承江青旨意，于1975年6月下旬查封了全部底片和样片。还以文化部名义三次致函北影全体职工，说《海霞》“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发动批判。

    前面已经提到，毛泽东继7月初同邓小平谈话批评文艺工作之后，7月14日又就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发表谈话。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很快在文艺界传开。大约在7月22日或23日晚上，《海霞》编剧谢铁骊和8341部队驻北影厂的军代表惠宏安一起到邓力群家中，向他反映江青一伙压制电影界和关于《海霞》争论的情况。谢铁骊说，现在文化部决定既不按第二次修改稿放映，也不按第三次修改稿放映，而要回到第一稿，意在一边放映，一边进行批判；并且把几次的底片封存起来，不让原摄制组人员参加。谢很着急，想直接给毛主席写信申诉，要求邓力群帮助他转送这封信。邓认为文化部的做法不妥，同意转信，但要他认真考虑道理是否站得住，即他们的影片在政治上和艺术上是否符合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标准和双百方针的指示。建议他重读一下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的有关论述。其次，认真考虑信中写的事实是否站得住。邓说：如果这两条都站得住，我可以转，否则我不能转。毛泽东对《创业》批示后两三天，谢就把信送到邓处。信开着口，署名的还有钱江。谢说他重读了毛泽东的著作，认为是站得住的。后来，邓力群即把这封信交给了胡乔木。7月26日谈话中邓力群认为，有了《创业》批示，《海霞》争论也就解决了。但邓小平还是将胡乔木转交的这封信立即转送毛泽东。7月29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7月30日晚，邓小平、李先念等八位政治局委员审看《海霞》，谢铁骊、钱江参加。审看后政治局讨论决定，电影《海霞》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

    对于政研室转呈谢铁骊、钱江给毛泽东的信，“四人帮”恨之入骨。江青攻击说：“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为了《海霞》，那可是开创我们党的纪录，历史上没有过的，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去看。”

    第八次 1975年8月8日

    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三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谈了以下一些问题。

    8月初，胡乔木要国家计委搞一个关于企业党委的材料。计委同志找北京几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开了座谈会，整理了一个材料。胡乔木说，看后得出一个概括性的看法，现在很多企业里实际上实行的是“党委书记一长制”。邓小平听后说：现在需要解决企业的体制问题。如果将来职工代表大会的制度健全后，革命委员会是否还存在？那时恐怕还是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还说：部队里事事都集中到党委也不行，必须还有各种职能机构和指挥系统。

    在谈话中，因提到泥塑老艺人杨士惠，谈到要开设专科学校，邓小平就说：现在许多专门人才都有后继无人的现象。北大有个半导体专家黄昆，现在学校让他改行了，很可惜。胡乔木接着讲起华罗庚在哈尔滨几乎病死，科学院陪去的人不负责。说华罗庚死了还不知谁来后继。还说李四光的遗著整理就很难。

    邓小平对胡乔木说：你送给我的科学院和冶金部关于调查首钢和鞍钢技术人员使用情况的汇报材料已看过了，不必转送主席了。科学家张文裕有个很短的谈话，讲科研工作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这个谈话好，已送主席了。

    关于《海霞》，邓小平说：这部影片不算很好，但可以放映，文化部压制是不对的。他还说：文化部对一些问题的处理很成问题。现在的文化部恐怕办不好《人民文学》这个刊物。胡乔木说：文化部搞反“行帮”，实际上是压制不同意见。

    在这次谈话之前，胡乔木曾把《文汇报》发表的三篇借古讽今的批儒文章（1975年6月28日《儒家路线上台的历史结局——谈萧望之的宦海沉浮》和7月12日《赵高复辟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儒家势力存在，社会就不得安宁》）的剪报送给邓小平看。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到此事时说，这些文章我早知道了，由他去骂嘛！

    说明

    这次谈话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

    一、邓小平谈了企业领导体制与企业管理问题

    1975年6月，邓小平提议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他说，前一段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都是一个一个地解决，光这样不行，要通盘地研究。务虚会从6月16日开始，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王震、谷牧、余秋里等参加。会议开了近两个月，揭露了“文革”中经济工作的问题，研究了今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做了准备。务虚会上提出要搞一个关于工业整顿的文件，7月起，在李先念副总理主持下由计委负责起草（房维中执笔），7月25日拿出了初稿。这次谈话中，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调查研究企业党委的情况，邓小平谈论企业领导体制问题，也是针对着整个工业整顿和为着起草这个文件的。

    在领导体制方面，邓小平明显地对“革命委员会”表示了否定的意向，主张“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个主张，当时没有写进条例中去，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反复研究和试点，才正式恢复，20世纪80年代又进行了改革。在企业管理机制方面，邓小平主张建立各种职能机构和指挥系统，发挥它们的作用，不能事事集中到党委。这个指示，后来写进了9月2日《工业二十条》的稿子中，文为：“所有企业，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负责管理指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及时处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直接处理，妨碍党委抓大事。要按照生产的需要和精兵简政的原则，建立精干的职能机构。这些机构，必须面向群众，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同群众管理密切结合起来，搞好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

    8月18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主持召开会议，对李先念主持起草的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8月17日稿，共十四条）进行讨论。政研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出席。邓小平就加快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讲了重要意见。此后，政研室即参加这个文件的修改（在胡乔木指导下，于光远、邓力群自始至终参加，吴冷西从10月下半月起参加）。首先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增加几条：以农业为基础；整顿企业管理，加强责任制；质量第一；按劳分配；增加工矿产品出口，进口先进技术等。文件由原稿的十四条增为二十条，于8月22日写成。8月31日下午李先念主持讨论。认为文件的政治部分没有提起纲来，前几条要重写。要找一些企业座谈讨论。9月2日改出一稿（为十八条），3日送李先念、纪登奎、谷牧。他们认为这个稿子过于尖锐，还得改，不能拿出去。9月4日至12日在北京请北京、上海等地的二十个企业负责人座谈，仍用8月22日的稿子。10月8日又改出一稿（二十条）。10月9日拿到在北京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的十二个省、市委书记中征求意见，得到普遍赞同。10月中旬，胡乔木又先后同纪登奎、谷牧商量修改，在政研室内多次讨论。10月21日至22日又在国家计委进行讨论。修改稿于10月25日完成，共二十条，拟交1975年10月25日至1976年1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但在10月29日的国务院会议上张春桥不同意，认为文件太长，又未引“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语录，故没有通过。胡乔木等对文件又做了一次修改，仍为二十条，标题稍有调整，篇幅压缩了一半以上，成11月3日修改稿。这时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经开始发动，终于未付讨论。后来“四人帮”放在小册子里作为“大毒草”批判的，只是9月2日的那一稿的一个错漏很多的传抄本。

    在《工业二十条》的修改过程中，胡乔木讲过不少意见。主要是：

    （1）强调《工业二十条》要像《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那样，讲清楚毛泽东的工业路线。在工业建设中，毛泽东过去早已解决的问题，要坚持下去。现在发生的问题是离开了毛泽东的工业路线而产生的。要把毛泽东有关语录排列成章，作为加快工业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这方面站住了，就可以势如破竹，所向无敌。

    （2）要把工业“二十条”搞成带思想性理论性的文件，原来的稿子只是一些方针政策的规定，写得干巴巴的，没有吸引力。文件一开始要大讲加快工业发展速度的迫切性。要迫切陈词，同外国比，我们落后几十年，一定要争时间，抢速度，浪费时间是犯罪；说明加快发展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各条的写法，先要讲正面道理，然后再讲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回过头来讲问题如何解决，也不难解决。要讲恢复过去传统的一贯的做法，达到过去最高水平，说明应该做到，也不难做到。现存问题的严重性要摆出来，使人印象深刻，不能容忍，非整顿不可，当然也不要造成今不如昔的印象。现代化是“红线”。整个文件要拿二十五年实现现代化的“红线”贯串起来。

    （3）要把加快资金积累同加快速度联系起来，放在文件最前面讲，说明这不是“利润挂帅”；学习外国才能加快速度，这个道理也要放在文件开头讲；整顿企业一条，要增加内容，要批判无政府状态，要针对我们企业中的情况从理论上讲清楚无政府主义的问题，说明搞无政府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在体制方面，强调反对党委书记一长制，强调建立工业中独立的生产指挥系统；关于按劳分配、劳动竞赛等问题，要引毛泽东语录来说明一定要实行，现在不敢理直气壮讲这些问题不好；学大庆要像学大寨那样，有几条具体标准，说明怎样才是大庆式的企业等等。

    二、邓小平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

    科技和人才是这次谈话议论的一个热点。邓小平为许多科技部门专门人才后继无人而忧虑，为科研工作赶不上生产发展的需要而忧虑。从谈话可见，他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当时，整顿科技，改变我国科技落后面貌，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已经是他注视的重点。按照邓小平的部署，胡耀邦从7月18日到中科院视事以后，即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准备写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了。政研室也抓了科技情况的调查研究，胡乔木会前向邓小平送了首都和鞍钢技术人员使用情况的汇报材料，会上谈了华罗庚和李四光的情况。

    8月8日谈话中提到的一些材料，在9月26日邓小平听取胡耀邦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又一次谈到。邓小平说，鞍钢科技人员比重少，不是多了。又说，有个搞半导体的，是个老科学家，叫黄昆，北大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人是大量的，学非所用，应当发挥作用。不然，是对国家最大的浪费……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调到科学院半导体所当所长。

    三、邓小平对“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说“很成问题”

    涉及的具体问题除压制影片《海霞》以外，还有《人民文学》复刊和所谓“反行帮”。

    关于《人民文学》复刊。早在1972年春，原《人民文学》负责人已按周恩来关怀下制定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精神，着手准备《人民文学》的复刊工作。但“四人帮”百般刁难，不予批准。结果筹办班子被迫解散，复刊计划被打入冷宫。1975年7月，在毛泽东连续几次对文艺问题谈话、批示的情势下，《人民文学》复刊工作重又提上日程。这时，“四人帮”又忽然热心起来，企图将这块阵地抓到自己手里。1975年8月25日，张春桥亲自召见他们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谋划，很快就配备好了他们的骨干。9月8日，张春桥在文化部给中央政治局的复刊报告上首先批了“拟原则同意”。邓小平赞成《人民文学》复刊，但不同意由文化部办。他在8月8日这次谈话时说，现在的文化部恐怕办不好《人民文学》，就已表示了不让《人民文学》落入“四人帮”掌握之中的意向。所以，在这份复刊报告上，他针锋相对写了以下批语：“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使“四人帮”攫取对《人民文学》领导权的图谋一时不能得逞。到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四人帮”进行反攻倒算，在“两校”大批判组写的一篇文章中诽谤邓小平“抡起‘整顿’的大棒，诬蔑文艺界新的领导班子，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连个文艺刊物也办不好”。

    关于“反行帮”。1975年上半年江青布置文化部系统批判所谓“行帮”，以此排斥异己，镇压群众，巩固他们在文化界岌岌可危的统治。他们的阴谋遭到群众抵制。毛泽东7月谈话和批示后，对所谓“反行帮”已经是群情鼎沸了。就在这次谈话的这一天，中央音乐学院李春光贴出的大字报中，有一段话抨击了所谓“反行帮”。他写道：“批‘行帮’。什么叫行帮？据说就是宗派。很好。这是该批的，非批不可。但是你们文化部头头有没有行帮？你们有没有‘哥们儿义气’，有没有‘好处想着点’，‘问题兜着点’？有同志发言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指出你们有行帮，而且指出你们是文艺界危害最大的行帮。我对这个意见表示支持，对这种敢于直言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表示钦佩！”他又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在“反行帮”中受批判打击的都是在创作中尽了心力的正派之人，“批行帮就批此类人，名曰反宗派，不知要想干什么。”

    第九次 1975年8月21日

    下午，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四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读完后吃饭时谈了以下问题。

    8月15日中央印发了毛泽东8月13日关于《水浒》评论的谈话。胡乔木问邓小平：主席的指示是针对什么的？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是主席用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后的看法，要人整理出来的意见。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在这次谈话之前，邓力群把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写的一张学习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批评文化部的大字报交胡乔木转送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说，中央音乐学院的一张大字报已送给主席看了。

    胡乔木向邓小平谈到政研室调干部的问题，说：我们想调一些能独立工作的中年干部，可是比较困难。邓小平说：是啊，中年干部在全党全国都是缺的，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年干部。

    邓小平讲到刘冰等人给毛泽东的信（8月13日），说：清华有人告迟群发酒疯，你们知道么？我把他们的信转给毛主席了。胡乔木问北大、清华的具体工作实际上是什么地方管？邓小平说：北京市委。胡乔木说：北京市委怕管不了。教育部也不会管得了。当初毛主席抓六厂二校，情况是正常的，现在毛主席不再管了，不知谁在管。清华、北大是全国最重要的两个大学，办得怎么样，对全国是要发生影响的。要管还得由主席管。可能有些具体事情主席不知道，有机会把北大、清华的有些情况向主席反映反映，这样北大、清华的领导工作中的问题才能解决。

    在下午谈话前，当天上午，胡乔木把萧劲光给中央的一封信和所附7月上海报刊上发表的两篇反对军委扩大会议的文章转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后将信送交毛泽东。

    说明

    这次谈话涉及四件事。

    一、关于评《水浒》

    毛泽东8月14日审定关于《水浒》评论文本的当天，姚文元就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提出将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和他的这封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批示“同意”。胡乔木看到8月15日印发的中央文件后，从“四人帮”利用历史、小说、电影等搞阴谋的一贯伎俩，怀疑其中包藏祸心。所以在这次谈话中问邓小平，毛泽东的指示是针对什么？是不是有特别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

    毛泽东这次对《水浒》进行评论的经过是这样的——

    毛泽东于1974年7月17日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上批评了江青，第一次提出“上海帮”，告诫“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以后，即离开北京到外地，于1975年4月中旬才返回北京。这时，毛泽东因患白内障双目近乎失明，已长期不能看东西了。为毛泽东读书的北大古典文学教员芦荻，先前曾听到传闻：毛泽东讲过《水浒》是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8月13日即向毛泽东请教此事。毛说，那两句话是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按：应是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讲的）。接着，芦荻又请教：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毛泽东还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毛泽东还指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毛泽东指示：“《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毛泽东对《水浒》的这番评论由芦荻记录整理，毛泽东于8月14日审定。

    从上述过程可见，毛泽东的评论，是对《水浒》这部小说人物形象和认识意义而言的。他指出了这部小说的主要的政治倾向和社会价值，确如邓小平在8月21日谈话中所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可是，韬晦一时的“四人帮”借评《水浒》又活跃起来，他们肆意歪曲毛泽东的评论，猖狂地制造反周反邓的舆论。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开会就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在9月12日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前和17日会议期间，江青又在大寨大讲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明目张胆地影射诬陷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架空毛主席”。围绕《水浒》评论，开始了又一场尖锐的斗争。

    这次谈话后不久，胡乔木提出政研室要写评《水浒》的文章，要“从与众不同的角度评论《水浒》”。9月上旬，胡乔木同政研室其他几位负责人一起议论了文章的构思，确定了写作班子成员，指定由吴冷西负责。胡乔木说，要研究《水浒》的各种版本，研究宋史中关于梁山的史实；要着重写农民战争的规律性，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对农民战争的局限性、皇权主义要作出分析，还要参照外国农民战争的历史。胡乔木企图从农民战争的历史、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论证毛泽东对《水浒》评论的意义。同时，他要北京图书馆选编马恩列斯论农民战争的语录和解放以来关于评价《水浒》的观点摘录等资料。

    二、关于李春光的大字报

    李春光当时是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师。在8月2日和4日该系学习讨论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的会上，他先后三次发言。会后，他把发言整理成文。8月8日，以《在学习会上的发言》为题贴出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旗帜鲜明，尖锐泼辣，针针见血，击中“四人帮”的要害。如批评扼杀《创业》的“十条”说：“我认为‘十条’在理论上是荒谬的，逻辑是混乱的，作风是霸道的，政治上是有害的，不利于安定团结，是和安定团结唱反调、唱对台戏的，是反对安定团结的。”“你们搞这个‘十条’，一不要马克思主义，二不要民主集中制，三不要群众路线，四不要无产阶级纪律，你们是目无王法！这么搞，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文化部几个头头不听周恩来的指示，作者愤然写道：“总理的话，你们可以置若罔闻。你们是国务院的下属机构，你们竟可以不服从国务院总理……你们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为亿万人民所不容！”大字报对文化部在干部政策、理论研究、压制创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都摆出具体事实，淋漓尽致地予以揭露。大字报还直指江青的样板团“搞什么乌烟瘴气的鬼名堂！”“大家有意见，但是不能讲。讲了就是‘炮打’。”责问文化部“负责人”：“什么时候讲过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什么时候容忍过半句批评意见？你们一句话就是玉皇大帝的圣旨，大家只能‘唯唯’，‘诺诺’。”大字报贴出后，震动很大，群众争相传告，“四人帮”则竭力封锁，不准传抄。

    但纸是包不住火的。政研室负责人邓力群有一个侄子，是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星期天到他家来，向他讲了这张大字报。邓力群认为这是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传达后，第一个比较强烈的反响，即让侄子去抄来。邓的侄子到音乐学院抄大字报时，这张大字报已经被煤堆遮盖起来了（这也是“封锁”之一法）。他就找到李春光，要来底稿，征得同意，抄后送给邓力群。邓力群看了大字报，感到虽不免有用语尖刻、提法欠妥之处，但总的说来写得很有气势，击中要害，应该向上面反映。邓力群写了二三百字的简要情况，连同大字报抄件一起，第二天即交胡乔木送邓小平。从这次谈话可知，邓小平很快把李春光的大字报转送给毛泽东了。毛泽东看后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此事被追查，作者遭迫害。于会泳竟造谣说“邓小平已将李春光的大字报作为十二月份搞政变的材料了”，立即下令将李春光隔离审查，并准备在1976年10月开大会批斗。

    粉碎“四人帮”后，在1976年11月17日首都文艺界万人批判“四人帮”大会上宣读了这张大字报的一些主要内容，激起到会群众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三、关于干部问题

    重视中年干部的作用，强调“最重要的是中年干部”，这是邓小平在干部问题上的又一个重要思想。这次谈话之前，他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就讲过：“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五十岁的、四十岁的，能有更年轻一点儿的就更好。”这次谈话之后，他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9月26日在听取胡耀邦科学院工作汇报时，他说：“四十多岁的人，搞十几年了，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四十多岁的人来搞。好的管党，管后勤工作。”在9月底听取胡乔木、吴冷西汇报政研室调干部的一些考虑时，邓小平又说：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要调中年干部。调来了马上顶用。还要身体较好，可以出去搞调查的。在九十月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他又指出：“老中青，现在要着重注意中。这里所说的中，就是现在四十多一点儿的干部。这些人至少有一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有些还有上十年的领导工作经验。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

    四、关于刘冰等人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

    这封信写于1975年8月13日，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写给“小平同志转呈主席”，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官做大了个人野心也大了，飞扬跋扈，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搞家长制，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越来越重”等问题。邓小平所说迟群“发酒疯”，在此信所附材料中有具体说明：“十大和四届人大后，他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没有当上部长，多次大哭大闹，不接电话，不看文件，不工作。连续几个星期不分昼夜地吃安眠药、喝酒、睡大觉。烧毁了两床公家被褥，不刷牙、不洗脸，装疯卖傻，躺倒不干。深夜一个人跑到校外马路上、野地里乱窜，惊动了清华、北大一些教职工四处寻找。大发雷霆，骂不绝口，乱蹦乱跳，撞坏眼睛，摔裂肋骨。把公家的几套茶具统统摔碎，把两张大写字台的玻璃板全部打碎……骂这个‘混蛋’，那个要‘滚蛋’……”“在谢静宜同志面前讽刺挖苦，在背后骂她‘一个臭机要员’，‘当中央委员有什么了不起’……后来，在一次基层干部会上，他突然闯来，狂呼大叫：‘我是反革命，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讲这些话，你们回去都给我传达。’影响极为恶劣。”

    8月21日谈话以后，胡乔木曾经想了解清华大学调整院系的情况。他听说迟群曾多次讲过，清华所有的系第一专业都是斗走资派；迟群把系科搞得很乱，甚至把有长期传统的电机系取消了。胡乔木谈起这些情况，说应该向上面反映，好让上面知道这个学校的领导问题不解决不行。李鑫跟他说，清华、北大的事都是毛主席直接管的，你千万不要插手。但当李琦于10月13日找胡乔木转刘冰等反映迟群在清华问题的第二封信时，胡乔木还是当晚就亲自送到邓小平家里。

    关于为萧劲光转信，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75年7月14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刁小三的逻辑》。同时，也是上海的杂志《学习与批判》第7期发表《八路军的“样子”》。这两篇文章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对解放军进行诬蔑，把解放军同胡传葵的汉奸部队相提并论。攻击我军“把革命功劳当作伸手要特权的政治资本”，“漫天要价，高人一等”，“做买卖”“以贵凌贱”，跟《沙家浜》中抢劫群众包袱的伪军刁小三一样。这两篇文章是张春桥授意炮制的，是针对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6月24日至7月15日）而来的。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为指导方针，讨论军队整顿，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会上通过了安排退役干部的方案，规定：退役干部一般转到地方工作，工资待遇按地方的同等级别。基层干部可以当职工或者回原籍地、县、人民公社当干部。这个方案完全适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张春桥（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却竭力反对这个方案。他的反对意见在讨论中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于是授意写文章公开咒骂。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在军队广大干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对。上海解放军读者曾向这两家报刊提出抗议，但他们拒绝承认错误。这件事反映到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那里。8月20日，萧劲光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并附上这两篇文章，请胡乔木转送邓小平。信中指出，这两篇文章“都是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为名，以刁小三来影射解放军，对解放军进行攻击和丑化，用意是很恶毒的。”

    胡乔木8月21日上班后，即给邓小平的秘书打电话，说有重要的事要向邓小平报告，时间只要二十分钟就可以了，希望邓小平接见他。随后胡乔木就到邓小平那里。胡乔木当面转交了萧劲光8月20日的信和所附两篇文章，对邓小平说，萧劲光认为《解放日报》上一篇文章很不好，是针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胡乔木指出，《刁小三的逻辑》发表的时间是7月14日，《八路军的“样子”》登在第7期。这两篇文章是影射攻击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胡乔木很激动，认为问题十分严重。胡乔木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要政研室的同志查一下当时报刊上还有没有类似的文章。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3月10日，《解放军报》以“向群”笔名发表政研室写的文章《刁小三的逻辑和资产阶级法权》，副标题为“批判张春桥授意炮制的两篇反军黑文章”。

    第十次 1975年8月26日

    邓小平约胡乔木谈修改科学院起草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吴冷西同去。

    胡乔木谈了对提纲草案的意见，主要是提纲全文太长，思想性不够，文字也陈旧等。邓小平说：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你同耀邦他们一起议论一下，要亲自动手修改。邓小平还说，科学院是个有争论的单位，所以每一句话都不能轻易去说，无论说什么都要好好考虑，要慎重。他要胡乔木转告胡耀邦、李昌，要他们少在群众中说话，等提纲改好了，国务院通过了，毛主席批准了，让提纲自己说话，让群众在讨论提纲时自己说话。李昌主张科技大学直接从高中招生，实行半工半读。邓小平表示赞成。

    胡乔木提出政研室不管出版工作的事，邓同意，说：政研室事务性的工作不要管多了。吴冷西向邓小平谈了政研室调干部困难，只调来了十几个人。邓小平说：要抓紧调人，先调一批。选熟悉的人，以后逐步扩大。邓小平还把一位老干部要求到政研室工作的信交给吴冷西，要他们考虑是否合适。

    说明

    1975年8月18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发表了重要谈话，对这个文件的修改提了指导性意见。此后，他的目光就注视到另一个重要文件《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上来。

    四届全国人大以后，科学院由副总理华国锋分管。1975年7月，中央决定派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要求他们提出整顿科学院工作的意见。他们于7月中旬到任后，花了二十多天时间，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他们查阅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同院内外的一些同志进行了座谈，看了一些汇报材料，听取了华国锋的意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邓小平与胡乔木这次谈话，是就这个《汇报提纲》的8月17日第三稿谈的。在此之前已有两稿。对第二稿，胡乔木提过修改意见。8月26日谈话之后，胡乔木就受邓小平委托接手主持修改《汇报提纲》，政研室参加这项工作的负责人有吴冷西、胡绳。

    8月26日谈话过后一二天，胡乔木即约胡耀邦、李昌等人开会，讨论汇报提纲的修改问题，吴冷西、胡绳参加。胡乔木按照邓小平的指示，谈了他设想的修改方案。最主要的是单独增加一部分，把科学院讨论稿上引用的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指示，重新加以编排，并补充引证几条，使之成为较有系统的十条，作为科学院和整个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方针。还有就是把肯定“二十六年”放到突出位置以肯定“文革”前十七年的成绩，并明确发展方向与任务。其他部分大加压缩，以整顿来统率。

    按照这个方案，这一稿把原来的六个部分改为三个部分。（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提出今后十年科学研究基本任务的三个方面：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若干综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大力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二）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这一部分从十个方面引用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论断和指示。（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问题。列举了认真学习，落实政策，增强党性、消除派性，调整和健全领导班子，整顿机构等五项内容。对还在修改过程中的这一稿，胡乔木在9月3日开会时即当面向邓小平请示，得到肯定后又继续修改才完稿，成为交国务院讨论的稿子，也即9月26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所用的稿子，题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关于出版工作，邓小平7月9日谈话布置调研任务时也是其中的一项。政研室即由邓力群负责组织，到出版局版本图书馆去查了“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些年出版的书。据回忆，调查结果，总共约有十来万种，都是各种小册子，几篇社论编一本书，几篇文章编一本书，数目算起来不少，但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只有二十来本，其中还有不少是重版书（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由此可见，“文革”以来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确实是一片荒漠。这些情况也整理材料报送邓小平等。此外，7月于光远曾将出版局一负责人关于出版工作领导体制问题给邓小平的信经胡乔木转送。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使当时“四人帮”通过文化部进一步控制出版阵地的企图未能得逞。

    此后，有一位副总理曾两次找胡乔木，要他把出版工作管起来。胡乔木感到精力与时间实在不够，所以在这次谈话中向邓小平请求不管出版工作，得到同意。可是实际上隔不多久，邓小平还是要胡乔木过问出版工作。1975年9月3日，中华书局女干部周妙中写信给邓小平，提出有关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和社会科学研究、出版、图书馆工作的一系列建议。邓小平于9月11日把这信送给毛泽东，并在上面写道：“主席：知你向来关心这些方面的问题，故送上一阅。拟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乔木同志等研究处理。”毛圈阅后，邓把这封信转给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此信9月22日送给胡乔木，胡通知出版局准备开会商谈。后来因情况变化而未开成。

    第十一次 1975年9月3日

    下午，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五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当读到文中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时，邓小平说：现在就是这样。

    胡乔木利用中间休息把科学院《汇报提纲》修改中的过程稿给邓小平，请邓看一看是否大体上可以。特别要邓看一看第二部分，即《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毛主席的科技路线》的部分（这一部分把毛泽东有关科技工作的论述，选编为十条）。邓看了很满意，说：这样写好。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

    谈到教育工作，邓小平说：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在老师积极性不高，学生也不用心学，教学质量低，这样下去怎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说明

    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科学院《汇报提纲》的意义和作用做了充分的估计。《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是邓小平通盘研究解决各条战线整顿的产物，体现了他的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与策略。他抓住两个重点：一是经济领域，以《工业二十条》带动经济各部门的整顿；一是上层建筑领域，以《汇报提纲》来指导和推动科技、教育、文化各部门的整顿。上海《学习与批判》后来在一篇“批判”文章中说，这两个文件就像围棋上的两只眼，抓住了这两点，全局就都活起来了。除了指其目的为“复辟”纯属诽谤之外，对邓小平的战略策略，两个文件的意义作用，倒是说对了的。

    教育工作，也是这次谈话的一个重要话题。邓小平把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联系起来，焦虑之情溢于言表。在这次会上，胡乔木也反映了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他说，现在对“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各有各的解释，有人错误地把学工、学农、学军也算作“以学为主”。有的大学把专业砍多了，基础课压缩多了。后来邓小平对教育工作又提出：“二十五年发展远景，关键是我们教育部门要培养人。”他指明科研和教育的关系：科学研究工作“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他强调“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他说，“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按照邓小平整顿教育的意见，教育部长周荣鑫在9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于11月8日写成第三稿。后因“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周荣鑫遭迟群一伙迫害致死而未能定稿。

    第十二次 1975年9月10日

    下午，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六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

    邓小平说：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现在的宣传有很大的片面性，对毛主席的思想各取所需，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

    只有基本路线还不够，还要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不然，基本路线是空的。

    主席讲我们不要吹什么中国第一，就是不要吹，社会主义不是靠吹能吹得出来的。

    现在只讲斗争，不讲团结。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丢掉了。毛主席在“七大”报告中讲的三大作风，延安整风报告讲的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都仍然有重大现实意义。要重新宣传毛主席这些思想，用来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派性，反对新八股。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有重要现实意义，要大讲增加党的团结，加强党的统一领导。

    邓小平要求政研室：要抓紧写文章，要摆事实，讲道理。

    在谈到要正确宣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时，邓小平说：上党战役是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挥打的，有人写了一个关于这次战役的电影剧本，受了批判。我看了这个电影剧本，写得不错，可以拍成影片。

    胡乔木向邓小平报告了写关于评论《水浒》文章的打算。邓小平听后说：好嘛！政治研究室不写评论《水浒》的文章还行？就是不要光讲现话，要讲几句新话。光讲现话没有人愿意看。乔木说：还有点新意。小平说：只要有新意就好。

    说明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提出和发挥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

    第一，针对“四人帮”阉割、歪曲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指示，提出“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对于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邓小平和罗荣桓一起进行过斗争。针对“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各取所需”、片面宣传的做法，邓小平多次提出要全面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反对“割裂”毛泽东思想。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讲话，首次提出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指出：“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中又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9月10日这次同政研室负责人谈话中则不仅就三项指示，而且就整个毛泽东思想，尖锐地指出了“现在”（即指“四人帮”）“各取所需”、“片面性”、“割裂”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到10月4日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把“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提出来，鲜明地指出：“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并运用政研室提供的“四人帮”砍掉文艺方针中“百花齐放”的材料，指出“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还说，“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项基本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从文艺、教育、科技等方面说明“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是对“四人帮”的尖锐而严正地揭露与批判。1977年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正是这一思想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给党中央的信中，针对1977年3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支持“两个凡是”的方针，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此后，他对前来看望的汪东兴、李鑫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在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中，邓小平又提出了“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的重要观点，指出：“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讨论为发端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邓小平关于怎样看待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充满辩证法的理论思维过程来看，1975年9月10日这次谈话是发展过程中的一环，有它的重要意义。

    第二，针对“四人帮”的空头政治和盲目自大，强调落实，反对空谈；强调实干，反对自吹；强调不仅要有基本路线，还要有各项具体路线和政策。

    这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体现，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也是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运用。毛泽东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说过，“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在工、农、商、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1975年9月10日这次谈话后几天，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又一次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不仅要路线正确，而且要政策正确，方法正确。他又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无论在工业、农业方面，已经有了一个进入世界前列，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基础。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毛主席多年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过去斯大林的时候，后来赫鲁晓夫的时候，吹得很凶。本来不是第一，本来落后，要吹第一。我们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都不能吹，因为我们现在尽管有了这个基础，但还很穷、很落后，不管是工业、农业，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还要几十年时间。邓小平反复阐发的这个思想，是针对“四人帮”空头政治、自吹自擂等恶劣作风而发的，指出了怎样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关键问题。

    第三，针对“四人帮”败坏和搞乱的作风，强调发扬党的三大作风。

    这个问题邓小平在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10月第2版，第12—14页）中着重谈过。这次谈话除重申了7月4日讲话的内容以外，又着重讲了两点：一是强调安定团结，反对派性。指出“四人帮”掌握的报刊宣传“只讲斗争不讲团结”，这是不利于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不利于增强党性、消除派性的。一是文风问题。结合思想理论战线的情况，指出在文风上要“反对新八股”，这是以前所没有涉及的。邓小平谈了他对文章的要求：要有“新意”，“不要光讲现话，要讲新话”；要“摆事实，讲道理”。

    在8月下旬《光明日报》、《红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评《水浒》的文章以后，有一位负责人提议政研室也应写文章。胡乔木同意这个提议，认为我们应从与众不同的角度来评论《水浒》。随即召集了一个会，马上就布置写文章（具体情况见8月21日第九次谈话及其说明）。9月10日上午，吴冷西召集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提出文章的主题是“以《水浒》为由头，重点批苏修”。吴冷西还转达胡乔木的意见，要大家认真学习邓小平同新西兰记者的谈话，并按这个谈话精神写文章。

    9月10日向邓小平汇报得到赞同以后，胡乔木即亲自抓这篇文章的写作。9月16日讨论评《水浒》文章提纲时，胡乔木指出，说宋江搞修正主义，只是借用。农民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回事。农民起义中有革命和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农民战争史很长，从长期的农民战争经验中吸取教训，是很需要的。他又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夺取政权后本身变质，不是投降。他强调，对斯大林关于皇权主义的话，要作正面的批评。指出，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中，并不是一定拥护原来的好皇帝。有很多农民战争是拥护好皇帝的，但也有很多是不拥护的。有的自己要做好皇帝。他还指出，历史上农民战争有各种各样的领袖。不能把投降派用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来概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是农民的局限性。很多农民起义是反皇帝的。这个方面，要多少提一下，批一下。否则，文章就不够分量。

    对于江青鼓吹“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胡乔木在10月6日的两次谈话中愤激地说：“把毛主席比做晁盖，简直是荒谬！毛主席是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晁盖无论怎样勇敢，只是一个农民英雄，这两个人怎能比较呢？还有把毛主席身边的人比做宋江，那不是说毛主席用了宋江吗？”他还有针对性地指出，无产阶级同农民阶级不同，“第一，无产阶级不是法家，第二，无产阶级不是晁盖。”胡乔木针对报刊上已经发表的评《水浒》文章说：“文章要正面立论，不要放暗箭。现在报刊上的文章都很长，但就是只有那么一两句话是有所指的，是放暗箭的话。我们不放暗箭。”

    10月14日讨论文章初稿时，胡乔木发表系统谈话。他指出，农民革命有长期失败、分化、投降的教训。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革命首先是有区别的。即使是革命的农民运动也有它的局限性。农民同地主在斗争过程中，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互相渗透：不仅通过宋江这样的投降派带进来，即使是革命派也要带进来。因为农民不能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历史上农民运动总是得不到出路的。他又一次强调，农民是不是皇权主义者？投降是不是农民的局限性？农民有没有局限性？文章对这些问题要有明确的正面的回答。他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前途是明确的，但是还要解决一个问题，资产阶级影响还是强大的，还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向无产阶级渗透。过去无产阶级革命中对这一点估计不够。胡乔木着重讲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从过去农民战争的失败可以从哪些方面得到教训的问题。他指出，首先是认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统治阶级有长期的优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能低估资产阶级的影响。应当从多方面吸取梁山的教训，来对付内部、外部的敌人。同时又指出，农民战争也有不同的情况。有拥护好皇帝的，有自己要做皇帝的；有提出土地纲领的，有不提出的；有推翻地主统治重新建立一个地主统治的，有投降的。不要把历史看成一个平面，不要把无产阶级革命同农民革命的问题放在一个水平去观察。李逵不能解决的，无产阶级完全可以解决。总的归结到努力提高阶级觉悟，提高识别能力。这就是我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水浒》评论的根本意义所在。可以比较，不是类比。文章的题目确定为《宋江的投降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10月中旬，在修改第二稿中间，胡乔木把他要编译局搞的《斯大林提到“皇帝”和“皇权主义”一段话的有关资料》交给执笔的同志参考。过后又打电话给这位同志，再次强调要把农民战争的问题展开一点儿，要多引一些马恩关于农民战争的语录。

    10月下旬第二稿改出后，胡乔木要胡绳把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讲话拿给执笔的同志看，提出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把整个文章贯串起来，并指名批评斯大林关于皇权主义的观点在理论上的错误。胡乔木还理直气壮地批驳所谓“宋江架空晁盖”这个意在说明党内有宋江、有现代投降派的提法。他不止一次地说，关于“宋江架空晁盖”这样的提法，用不着更多的篇幅去批，只要用“不能作肤浅的历史对比”一句话，就可以驳倒了。经过胡绳主持修改的第三稿第一部分结尾加上了这样的话：“不应当把历史和现实作一种为马克思所指责的‘肤浅的历史对比’”，“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家同最革命的农民起义领袖看成同一水平”。

    第十三次 1975年9月13日

    9月12日江青在大寨讲话，说评《水浒》对当代有现实意义，宋江上山后把晁盖架空了。吴冷西看到新华社记者发回的江青讲话后，即同胡乔木一起去见邓小平。同时带去关于“宋江架空晁盖”的两篇剪报。胡乔木说，江青在大寨讲话，报刊上评论《水浒》的文章，影射攻击你是宋江，讲宋江架空晁盖是影射你架空主席。邓小平说，不会吧。胡乔木说，这决没有错。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邓小平看了材料后说，真的指我，那要送主席看。不过不能由我送，要通过别的途径。又说，不要紧，让她说。现在叫喊反复辟的人，自己就是搞复辟的。

    邓小平还指出：现在教育方面的问题积了一大堆。国务院将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胡乔木谈到学部办刊物的问题，邓小平说：要抓紧筹备，把《思想战线》办起来。别人写文章，你们也可以写，但不要影射，要讲道理。还说：《思想战线》的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送中央和国务院审定。

    吴冷西向邓小平汇报了调干部的一些考虑。胡乔木也谈了纪登奎对政研室调干部要老、中、青结合的意见。邓小平听后说：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要调中年干部，调来了马上用，还要身体较好，可以出去搞调查研究的。要从地方上调，也可以从军队方面调。

    说明

    1975年9月12日，江青在大寨就《水浒》评论发表讲话，鼓吹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影射攻击邓小平。新华社记者把江青讲话的记录发到北京。穆青的意见要反映给毛主席。新华社其他几位领导不积极，他就反映到吴冷西那里，问怎么处理。吴说我立即来。穆即在新华社后门等吴。吴怕后面有人跟踪，从中南海北门出来，往东单那边绕了一大圈，才到新华社。吴取了材料，回到中南海武成殿，和胡乔木一起看后，大吃一惊。其时，他们已经看到9月5日《人民日报》和9月11日《文汇报》上以评《水浒》来影射攻击邓小平的文章。两人认为问题十分严重，立即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听了汇报，又看了材料，认为此事重大，要立即报告主席，但不宜通过他报告。胡乔木同吴冷西商量，请新华社记者李琴（杨立三爱人）经过唐闻生、王海容转交给主席。吴又转了一大圈，到新华社，把材料给穆青，让他去办。这份材料后来由唐闻生及时送给了毛泽东。

    9月24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在会见以后，邓小平即提出要向主席汇报一些问题。邓小平把江青9月中旬在大寨所作的关于《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等讲话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事先已经读到江青讲话材料，听了邓小平当面汇报后，立即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评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政治局）。江青要求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在这次交谈中，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论断：“现在叫喊反复辟的人自己就是搞复辟的。”这是对“四人帮”的阴谋手段与罪恶目的的有力揭露。政研室负责人即把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写到正在起草的《论总纲》中，揭露“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后来，政研室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的“批判”的文章，题目就是《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发表于1977年7月7日《人民日报》，署名向群）。

    胡乔木、吴冷西见邓小平谈的另一件事是汇报和请示关于刊物的问题。

    针对“四人帮”利用评《水浒》大搞影射，攻击、陷害老革命家，邓小平要求政研室也要写文章，但不要影射，要讲道理。同时，提高了刊物的重要性和地位。按照邓小平所说“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送中央和国务院审查”的精神，胡乔木曾说《思想战线》实际上不单单是学部的刊物，也不只是政研室的刊物，而且是国务院要办的刊物。

    这次请示之后，胡乔木抓紧了刊物的筹办工作。

    这次胡乔木同吴冷西一起见邓小平还有一项任务是谈政研室选调干部问题。邓小平又一次强调了“中年”、“顶用”的意见。

    从抓紧办刊物，抓紧调干部，以及要把影射攻击的文章“送毛主席看”这些情况来看，这时邓小平对自己主持中央工作、开展各方面工作的整顿还是很有信心的，他也没有感到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与支持有什么动摇。这是合乎逻辑的。

    第十四次 1975年9月19日

    下午，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准备写一篇关于全面宣传毛泽东三项指示的文章。在这之前，胡乔木已经布置邓力群负责写这篇文章，并商谈了文章的主题和布局。要求一个星期写出来。乔木认为，报纸上宣传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文章太少，很需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并提出了文章的布局：开头总的讲，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我们的工作有了进步。但是由于没有全面执行，有的只执行了一项，有的只执行了两项，所以各地方的工作发展不平衡。接着分三段分别讲每项指示的意义和三项指示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落实到全面贯彻三项指示，落实到整顿。邓小平听了很赞成，指出：文章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如果写得好，我可以约几位副总理研究一下，再送主席审阅。主席同意了，就交政治局议，政治局批准了，就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邓小平提出：政研室再写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党的作风，一篇是关于“双百”方针。邓小平还要求：以后每月写一篇，使政研室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邓小平指出：今冬明春要整党。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工业、农业、文教、文艺等都要整顿。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从《化石》杂志谈到学部办刊物问题。他说：《化石》这样的刊物主席还这样关心，学部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主席还会不关心？

    在谈到毛泽东对张锋关于科学院问题的信的批示时，邓小平说：这表示主席对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视。

    说明

    向邓小平汇报准备写关于三项指示的文章，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写关于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这个题目是胡乔木出的。引起胡乔木要写此文的动机，是邓小平关于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思想。前面已经说过，关于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观点，邓小平在5月29日钢铁会议上讲过，7月4日在中央读书班又讲过。胡乔木看到7月讲话记录后，很拥护邓小平的这个提法，对于报刊没有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很不满。9月1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等政研室七位负责人谈话中，进一步提出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批评了“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只讲斗争不讲团结的问题，布置政研室“要抓紧写文章”。于是胡乔木想到，与正在写的评《水浒》的文章比较起来，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更具有现实性，一定要把它写好。9月18日，胡乔木即把写这篇文章的任务布置给邓力群。他讲了文章的题旨与布局，又嘱咐邓力群把邓小平关于这方面的讲话收集研究一下，把他讲的意思组织到文章里去。邓力群对当时报刊宣传的片面性，对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宣传得太少，也很不满。他和胡乔木都想改变报刊宣传三项指示的状况，胡乔木要他写这篇文章，他很乐意。

    第二天，即9月19日，胡乔木就向邓小平汇报。9月20日，胡乔木把邓小平赞成写这篇文章的意见告诉邓力群和政研室其他负责人。邓力群当然很高兴，立即找胡绩伟、余宗彦、苏沛、滕文生四人，研究材料，讨论提纲，还请有关单位的同志就全国贯彻执行三项指示情况和文章应怎样写法，开了两次座谈会，然后即写初稿。

    邓力群同四人一起商定了文章的结构，然后分两组起草。胡绩伟最早拿出初稿，邓力群看了不满意。后即由邓力群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整理，然后由邓力群主持，五人一起讨论修改，邓力群改定。文章初稿于10月7日写成，题目也由邓力群确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初稿的主要论点，是根据邓小平在几次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中央一系列正式文件，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中的观点形成的，其中一些段落是摘抄原文。这些讲话和文件是：邓小平在铁路会议（3月5日——指讲话日期，下同）、钢铁会议（5月29日）、接见中央读书班（7月4日）、军委扩大会议（7月14日）、国防工业会议（8月3日）、讨论《工业二十条》会议（8月18日）、农业学大寨会议（9月15日）等七次会上的讲话记录；1975年中共中央文件4号（2月10日，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5号（2月18日，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9号（3月5日，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12号（6月2日，批转江苏省委关于解决徐海地区问题情况的报告）、13号（6月4日，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14号（6月30日，批转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16号（7月17日，批转浙江省委关于解决“双突”问题的请示报告）、17号（7月17日，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18号（7月19日，批转中央军委关于精简整编的报告和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文件；国防工业会议上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纪登奎关于处理浙江问题的讲话，以及浙江处理“双突”问题的材料；《工业二十条》8月22日和9月2日的稿子，以及北京、上海20个企业党委书记讨论《工业二十条》（8月22日稿）的会议简报。所以，《论总纲》这篇文章确实比较集中地传达了1975年中央一系列文件的精神和要点，集中地传达了邓小平1975年全面整顿的思想。这篇文章还相当尖锐地批判了“四人帮”，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战斗力量。

    对于作为文章初稿的《论总纲》，胡乔木读后不满意，10月9日就说此稿不能用。他认为这篇文章用批判和论争的语调写不好，应该正面讲道理。邓力群等又进行修改。胡乔木说，如果第二稿写得好，可以作为《思想战线》的带头文章。第二稿于10月20日左右写出，改题为《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胡乔木看了仍不满意，并另外找吴冷西起草。邓力群又改出一个第三稿，拟在1976年元旦《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题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未送胡乔木看。吴冷西11月初写了一稿，题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送给胡乔木，胡乔木没有看。所有这些稿子，都没有拿出来。

    可是，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抓住《论总纲》的10月7日初稿，扣上种种帽子，妄图打倒他们所仇视的邓小平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1976年2月，姚文元对《论总纲》下了47处批语，把《论总纲》定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说它“同571工程纪要何其相似！”对文章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和结尾，姚文元也诬蔑与咒骂。开头批曰：“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结尾写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妄想。”他们仇恨、害怕和诬蔑“四个现代化”真是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从1976年4月起，“四人帮”通过他们的舆论工具，在报刊上公开批判，给《论总纲》定性，说《论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571工程纪要的翻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大毒草”。还说什么《论总纲》是文“拳头”，天安门事件是武“拳头”。8月发行三本小册子，在全国发动批判。他们把《论总纲》说成是“三株大毒草”的“主体”，而《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是“两翼”。总之，凡是能够想得到的最严重的反革命帽子，都给《论总纲》扣上了。

    在“四人帮”的政治高压面前，邓力群在政研室的批判会上，一再表示，由他负责写的这篇文章，“从研究材料到写成初稿的过程中，乔木同志再没有就文章的内容向我谈过意见，我也没有向他汇报。所以三次稿子中的每个观点、每个提法和每句话，都由我一个人负全部责任，参加写这篇文章的同志对此不负任何政治责任。”在批判的高潮中，他当着整人的人的面，毫不迟疑地在《论总纲》的标题下签上“邓力群”三个字。在1976年2月29日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的报告中也写道：“从开始研究材料到写成初稿，胡乔木同志没有向我提任何意见，我也没有向他汇报文章的内容。所以，这个初稿的每个论点、每个提法、每句话，都由我负全部责任。”胡乔木也说明，此文并非邓小平所布置而完全出于他的主动，是他布置写这篇文章；在布置写作此文之前，他并未向邓小平谈过，只是布置后向他做了汇报；文章正在写作过程之中，当然也没有送给邓小平看过。他在1976年3月2日给毛泽东的揭发材料中写道：“无论我对一稿二稿的内容曾提出什么意见，总之，写这篇文章的政治责任必须首先由我负。”至于“四人帮”对《论总纲》以及《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疯狂攻击的效果，反而是邓小平全面整顿思想、理论与策略的深入人心！这是批判者始料不及的。

    《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确实可以说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三个纲领性文件，它们分别第一次系统论述了邓小平拨乱反正、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

    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在“文革”前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不同的发展趋向（它们同时又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的发展与积累，为后来纠正“文革”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做了一定的准备。在这里，我们应该指出，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正是在“文革”发展到那一时刻的特殊条件下，对前十七年发展与积累起来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的运用和发展，《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则既是对已经进行的初步整顿实践的理论概括，又是对即将开展的整顿总体战的全面指导，它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更为直接地做了一定的准备，而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正是1975年整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完成和更进一步发展。

    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又一次提出“今冬明春要整党”，同时又一次强调了各个方面都要整顿的思想。他很赞成写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是因为胡乔木的考虑是同他对全面整顿的部署一致的。他提出要写关于党的作风和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也是为今冬明春的整党和文艺、科技、教育等方面整顿的深入做准备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是由点到面，由经济部门、科技部门到意识形态部门，由各个方面的具体工作到执政党的党风，这样逐步铺开、逐步深入的。

    关于党的整顿问题，邓小平在1975年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学员讲话中实际上已经提出来了。他说：“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到8月18日邓小平在讨论《工业二十条》的会议上讲话时，党要整顿的思想与部署已经十分明确。邓小平说，不但各行各业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还说，浙江的“双突”，不只是浙江一个省的现象，全国各省、市的一些地区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地有这个问题。不整顿不行。不整顿，我们这个党就成问题。他说，今冬明春，在整党的同时，1975年11月、12月，要腾出时间来搞好企业管理、生产秩序、设备维修等。在9月19日这次谈话之前，邓小平在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就已经提出了全面整顿的任务。在这次谈话后，9月27日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他又进一步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至此，邓小平完整的全面整顿的思想形成。

    按照邓小平的上述论述，《论总纲》对整顿写了这样一段话：“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项，也不能孤立地只抓其中任何一项。我们必须以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这次整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为了迎接明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并指出：“在各个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四人帮”对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恨之入骨。1976年2月，姚文元对上引这一段话加了三条批语，说“九大‘整顿’。可谓天罗地网。”“杀气腾腾，一副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的腔调。”对“为了巩固和发展……”批道：“换几个字，为了扼杀和取消就对了。”在这几句批语中，他们这一伙儿不要安定团结，反对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极“左”面貌真是暴露无遗。

    9月19日谈话涉及的另一件事，是督促胡乔木抓紧筹办综合性刊物《思想战线》。

    谈话中提到的《化石》杂志，是1973年复刊的科普刊物（半年刊）。1975年8月，毛泽东左眼做手术后视力有所恢复，看了《化石》创刊以来的各期，写了批语，要求印大字本送他。9月6日，该刊编辑部张锋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办刊困难和科学院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于9月16日作了批复。他给来信加了标题：“一封诉苦的信”，并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关于办刊物，邓小平6月29日同胡乔木谈话时就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七八月间邓小平又催过几次。胡乔木曾催问胡绳有关《思想战线》筹备的情况，很着急，认为事情办得拖拉，说小平同志对这个刊物很重视，催了好几次了，要赶快办起来。

    9月5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已起草了关于创办综合性刊物《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初稿。9月19日谈话后，22日请示报告送给胡乔木审阅修改。

    胡乔木于9月29日改写后，1975年10月4日以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名义上报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报告说：“遵照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哲学社会科学部已经逐步恢复业务工作。学部所属各研究所过去出版过的各个杂志，只有《历史研究》、《考古》、《考古学报》仍在出版，其余都已停刊多年。现在除准备按照需要和可能逐步出版各种分科的杂志外，打算先出版一个综合性的杂志。”关于“刊名和性质”，报告说：“刊名定为《思想战线》。它是一个理论性、批判性、讨论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月刊。”对刊物的方针，报告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厚今薄古’的原则”、“要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注意同工农兵结合，实行开门办刊物”、“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倡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观点和材料的统一上说明问题。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努力避免片面性和绝对化”、“提倡革命文风”等五条。

    10月5日邓小平批：“拟同意，请主席批示。”经毛泽东圈阅，10月6日邓小平又批：“请政治局同志传阅后退胡乔木。”

    10月6日当天上午，政研室召开会议，讨论《思想战线》工作，胡乔木讲了话。他指出，《思想战线》不单单是学部纯学术的机关刊物，它是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应当办成政治性、战斗性、现实性、理论性的，能代表党的路线的刊物。学部领导要把办好这个刊物当作头等重要任务来抓。文章的选题与质量，都应与党目前在各条战线上的方针任务和要求相适应。编辑部要与党、与各个实际工作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把他们工作中的问题，转换为我们的选题、文章。胡乔木指出，学部的领导、刊物编辑部要能了解和熟悉党在各条战线上有哪些任务，对现在各条战线上的干部和群众中的许多思想理论问题，刊物要有所反映，要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给予说明和解决，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各种不正确的观点。结合当前报刊的情况，胡乔木指出，毛泽东关于“要安定团结”的指示已两年多了，还没有一篇系统地研究的文章；批评报刊的宣传不去解决经济工作中关于革命与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中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生产组织管理制度等非常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是搞不上去的。他还说：“群众并不要求那些一窝蜂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与其写，不如不写，与其出，不如不出。”这些意见，尖锐地批评了“四人帮”控制的报刊宣传，也从反面说明了对《思想战线》的要求。胡乔木还谈了作者队伍与编辑部的建设问题。他指出：我们刊物的作者应当是全国范围的，要搞五湖四海，打破那种小圈子习气。作者要广泛，要老、中、青三结合，提倡理论队伍与群众相结合。他还指出：刊物的方针、内容和文章的要求，写在报告上容易，真正做到却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一个很强的编辑部的班子，人员要严格选择。他认为编辑部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有观点、有思想，活动能力强，能出好题目；另一部分能够对文章的质量负完全责任。

    10月6日下午，胡乔木又在会上具体谈了《思想战线》的选题。针对“四人帮”的“左倾”理论及其造成的混乱，提出不少重要论题。如：在教育工作方面，要从理论上阐明列宁反对崇拜自发性的观点，阐明毛泽东的实践论观点，无政府、搞破坏绝不是反潮流、反师道尊严。封建主义的师道尊严要破坏，社会主义的师生关系要建立。要讲清楚什么是以学为主，重新阐述“五七”指示；关于科学工作，可以按照《科学院汇报提纲》的精神拟出“科学是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关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选题；经济工作，要区别关于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技术至上的正确了解和歪曲了解，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来解释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搞上去；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讨论，最好不纠缠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不如从事实、从分析中去讲明主席指示的精神，讲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据和与它作斗争的途径；评论《水浒》，可以就这个题目讨论中国农民战争的问题，分析农民战争的几种类型，不同时期、不同的战争、不同的路线、人物、结果，批判一些错误观点。说明宋江投降不是什么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但晁盖、吴用、李逵，有他的局限性。肯定他们的革命性，也指出他们的局限性。无产阶级则不同，第一，无产阶级不是法家，第二，无产阶级不是晁盖。

    此后，在政研室指导下，《思想战线》拟定了1976年第一季度的选题，编就了刊物的第一期。但因“反击右倾翻案风”起而未能面世。

    第十五次 1975年9月25日

    早上，邓小平把胡乔木找去，说：一定要搞一个毛主席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语录，说明《汇报提纲》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站得住的。这个语录作为科学院《汇报提纲》的附件，明天早上就要编好印发，因为有同志有意见。

    说明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交国务院讨论稿）中提出“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必须努力进行系统的、准确的宣传，并且注意防止和克服对这一路线的任何偏离、割裂或曲解。”并列举了五个方面，说明应该怎样全面认识与把握，防止两种错误倾向。其中说道，“一定要强调马列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提倡科研人员学习自然辩证法，认为哲学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没有指导意义，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不依靠科学本身的大量的辛勤劳动和精确论证，就可以简单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去推演出具体科学问题的具体结论，也是不对的”。

    邓小平得知纪登奎对于上述论断有些意见，立即找胡乔木编印语录，说明《汇报提纲》理论上有根据，站得住。

    胡乔木当即要于光远组织政研室同志摘编。国内组孙小礼连夜编好一份题为《哲学只能概括、引导而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材料，引用毛主席的论述5条，恩格斯、列宁的论述12条。这份材料在9月26日印出，下午开会时发到每个与会者手里。邓小平在26日会上谈到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还特别交代：哲学与自然科学写清楚。

    会后，胡乔木等又对《汇报提纲》中的这一段话做了修改，成为：“一定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不积极组织科技人员学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习自然辩证法，不鼓励和帮助他们在工作中自觉地运用辩证法，不认真开展对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注意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以为哲学可以代替自然科学，以为有了哲学就可以不要各门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以为不需要依靠辛勤的科学实验和精确的科学论证，只依靠哲学的一般原理就能推演出具体的科学问题的科学结论，也是不对的。”所附的材料，后来又补充了不少条，重新编辑。分两部分：（一）自然科学的研究必须以哲学为向导。（二）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两部分都引用了“毛主席的论述”（第一部分引二条，第二部分引三条）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第一部分引九条，第二部分引十三条）。题目改为《必须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

    第十六次 1975年9月26日

    早上，邓小平又找胡乔木去，要他先去找那位对《汇报提纲》中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问题的表述有意见的中央负责同志面谈一下，并要胡乔木一定参加下午国务院讨论《汇报提纲》的会。

    说明

    胡乔木即按邓小平的嘱咐找这位负责同志（纪登奎）面谈。纪主张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关于“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提法。胡乔木即引毛泽东的话作根据，说明（汇报提纲》中用《实践论》、《改造我们的学习》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路线的道理。其实，在9月26日国务院会议上分发的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语录，第一条就是“哲学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电子论”那一段（引自《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二条就是《整顿党的作风》中“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那一段。

    9月26日下午，国务院召开科学院《汇报提纲》汇报会，除科学院胡耀邦、李昌、王光伟外，还有计委、建委、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教育部负责同志参加。胡乔木和吴冷西、于光远以及学部林修德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邓小平说到自动化提高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时，胡乔木插话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根据会上邓小平的谈话，以及会下邓小平的交代，胡乔木又对《汇报提纲》做了若干修改，如：队伍，注明全国各专业科研机构五个系统共约25万人；明确要选拔科研人员担任正副所长等职；科技大学要从应届优秀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整顿的内容还增加了“整顿科技出版工作”一项。9月30日晨，稿子修改好付印，午后送邓小平报送毛泽东。

    第十七次 1975年10月3日

    下午，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七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等），又一次强调要学习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文件。

    因前一天（10月2日）晚上看了电影《春苗》，在吃饭时邓小平同大家交换看法，对影片反映批斗走资派表示不满。

    在谈到话剧《万水千山》时，邓小平说：《万水千山》受到虐待，找不到好的戏院演出。

    说明

    以赤脚医生为题材的《春苗》，是“四人帮”控制制作的宣扬与走资派斗争的第一部故事片。于1975年国庆节公开放映。邓小平同政研室负责人吃饭时谈到这部影片，虽是随便聊天，但爱憎分明，表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万水千山》是陈其通编导、1955年由总政话剧团首演的十幕话剧。周恩来多次观看演出，并同作者一起研究这个戏的主题和构思。剧名《万水千山》就是周恩来定下来的。

    这个戏，通过描写中央红军的一个营——泰山营在长征中的战斗经历，艺术地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特别是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四渡赤水，扭转了战局，然后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抢渡天险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突破腊子口，直插六盘山，胜利到达陕北的情景，歌颂了毛泽东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力挽狂澜，挽救了革命、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的伟大业绩；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战胜王明、张国焘“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歌颂了红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较成功地塑造了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

    许多老战士看了演出，重温当年长征的战斗生活，深受鼓舞。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称赞它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革命教育的好教材。

    毛泽东于1964年观看了演出，肯定过当时演出本的一些情节和人物，并对如何表现好红军各方面军团结战斗等问题做了重要指示。此后，作者对这个戏反复进行了加工修改。1974年以来，在内部试验演出了一百七十多场，观众十万多人次。1975年7月，毛泽东指示调整文艺政策，扩大文艺节目，重新上演《万水千山》提上了日程。

    邓小平热情支持《万水千山》重新上演。他希望把《万水千山》的剧本改得更好。1975年9月1日，他对剧本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指出：“主要是二方面军写得不够；要把长征中的路线斗争写明确；要写陕北是落脚点和出发点；三个方面军会师的地点较难处理，对会师的政治意义突出不够，要把毛主席总结长征时说的‘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的意义表现出来；毛主席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就是长征中的四渡赤水。全剧的中心是要突出毛主席的思想。讲清楚长征后红军缩小了，但更强了；讲清楚长征的伟大意义；讲清楚树立了我党领导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地位，迎接革命新高潮。这样才能反映出在艰苦奋斗中的革命乐观主义是从哪里来的。”

    “四人帮”却设置障碍，妄图不让演出。江青授意她的亲信，写了一个洋洋三千言的《对话剧〈万水千山〉的初步意见》，百般挑剔，借谈意见为名，行否定之实。还以“不改好不看”相威胁。“四人帮”说什么剧中几次提到毛主席，“反而搞得很平淡，不突出”。他们甚至下令要把台词中提到“周副主席”、“朱德同志”的名字去掉。还攻击剧中人物罗副营长，说他的觉悟直到会师陕北“仍然停留在‘谁反对革命，我就揍他’的水平上，使人感到不够真实”。

    “四人帮”已经无法阻止《万水千山》重新登上首都舞台，但还是在剧场的安排上进行限制。1975年10月1日，经修改后的《万水千山》正式公演。这时，“四人帮”更是恼羞成怒。江青指责“这个戏有问题”。张春桥咒骂：“《万水千山》那些东西，都是为那些老家伙评功摆好的！”“四人帮”还利用手中的权力，扣压《人民日报》已经编排好的《万水千山》彩色剧照，不让见报。还指使人炮制文章，影射攻击《万水千山》“政治背景不明”，“同样板戏唱对台戏”。但是，他们的这些倒行逆施只是螳臂挡车而已。他们终于无法阻挡《万水千山》的连续公演。在当时，冲破样板戏独霸舞台的局面，就是贯彻“百花齐放”方针的一个胜利。

    第十八次 1975年10月10日

    下午，胡乔木到邓小平处，谈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稿的修改问题，同时谈了毛选五卷编辑问题、教育问题等。

    说明

    10月9日下午，胡乔木到国务院参加华国锋召集的会议，讨论华国锋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的修改问题。10月10日上午，胡乔木又到国务院研究修改办法。当天下午，胡乔木到邓小平处，听取修改意见，共同商议。当天晚上，华国锋到胡乔木处商谈农业学大寨会议报告稿，谈到十一点半。第二天（11日），胡乔木从早晨开始修改，一直改到夜里三点钟才完稿。10月12日晚，国务院再次对报告稿进行讨论。10月1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做了题为《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总结报告。10月17日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胡乔木对这篇报告又修改润色了一遍。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华国锋的这个报告。

    第十九次 1975年10月14日

    早上，胡乔木去邓小平处。邓小平告诉胡乔木：主席讲他没有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对科学院《汇报提纲》有一些不赞成的意见。邓请主席把稿子退回修改，但还没有退回来。

    说明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可是在1975年却成了争议的一个焦点，后来还被“四人帮”用来制造谎言，大肆攻击。

    在胡耀邦主持起草的《汇报提纲》前三稿中，从1969年由有关部门编印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的小红本中，引用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科学院为起草《汇报提纲》而编辑的《十六条语录》对这一条注的出处是：“毛泽东：《在听取科学技术规划汇报时的谈话》，1963年12月。”邓小平赞成这个论点，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胡乔木接手修改《汇报提纲》后，曾经查对过这句话的出处，一时没有查对得很清楚。他决定暂时保留，送请毛泽东审定。于是，胡乔木把包括这一条语录出处在内的《汇报提纲第二部分中所引用的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指示的出处》（共二十六处）印出，作为9月26日国务院讨论稿的附件之一，其中引了两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并引马克思关于这一论点的论述（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三分册第369页），作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的注释。注文为：“关于这一论点，马克思在讲到近代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时，有过这样的论述：‘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同时要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同志进一步搜集和整理马、恩、列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材料。

    毛泽东在审阅《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时表示，他不记得说过这句话。邓小平10月14日谈话后，胡乔木进一步做了查对工作。查出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列席的韩光、范长江、于光远都做了笔记。关于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等话，在他们的笔记本上都有。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都失记。鉴于《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中所引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句话一时查不清出处，于是，在10月24日《汇报提纲》退回后的改稿中删去了这句话，同时，在所附《出处》中也相应删去它的出处和引马克思的话所做的注释。“四人帮”则别有用心地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说什么这句话是胡乔木“丧心病狂”地制造的“政治谣言”。在1976年4月初上海《学习与批判》发表的文章中，还在马克思那段译文上找茬，认为是用了错误的译文。但不论他们怎样“校正”，终究不能抹煞科学的力量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并向现实生产力迅速转化，愈益成为现代生产力中最主要的推动力量。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系统论述“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他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邓小平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988年9月5日，邓小平在与外宾谈话中更进而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同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又重申了这个论断，并说：“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个观点，他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可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科技性质和作用的学说和生产力理论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在这个理论观点的指导下，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

    第二十次 1975年10月24日

    上午，邓小平找胡乔木去，说毛泽东退回了科学院的《汇报提纲》，要他照主席的意见再修改一次。

    说明

    胡乔木遵嘱于当天下午约胡耀邦等研究《汇报提纲》的修改问题。后又改了一遍。10月27日又对《汇报提纲》修改稿研究修改后送给邓小平。因为当时邓小平已经受到错误的“批判”，他就没有再把这份《汇报提纲》送给毛泽东。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的制订，虽然与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一起中辍，但这个文件所概括、所论述的邓小平关于整顿与发展我国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反而因为受到无情的批判而格外显露出它的光芒。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于1977年夏刚开始恢复工作，又立即紧紧抓住科学和教育这两个环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旗帜鲜明地继续1975年冬天中断的事业。1977年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指出我国赶上世界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系统地阐述了调整科研、教育体制与机构等问题。在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在讲话中又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提出了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的任务。4月22日，他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鲜明地提出“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任务。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新时期科技与教育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1975年整顿中的《汇报提纲》正是后来科教部门拨乱反正的一个先导。

    第二十一次 1975年11月4日

    下午，邓小平找胡乔木去，谈《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对胡乔木说：你们以后就是抓紧这两件事：一件是把编辑《毛选》的工作做好，一件是帮助学部把刊物办好。要把办好《思想战线》这个刊物，作为政研室的主要任务。

    说明

    这次谈话，是邓小平开始遭到错误的批评后进行的。

    1975年10月中、下旬，毛泽东就10月13日刘冰等人给他的信对邓小平做了严厉批评。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10月下旬和11月1日晚，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两次。

    11月2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担任联络员的毛远新对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的形势进行攻击和诬蔑，否定工农业、财贸、教育、文艺等方面经过初步整顿所取得的成绩。邓小平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我是从今年3月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主持中央工作是7月，9号文件以后是什么路线，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可以考虑嘛！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儿，还是坏一点儿，这可以想想嘛！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邓小平列举了3月以来做了那些工作，讲了那些话，并说，昨天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怎样，主席说对。

    然而毛泽东这时的重心显然已经向另一面倾斜。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吴德前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来信的谈话，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所以，邓小平及时指示胡乔木，政研室以后就是抓紧做好两件事，一是西四院的工作，即编毛选第五卷，一是办好刊物。既紧缩了工作范围，又坚守住基本阵地。

    胡乔木认真贯彻了邓小平的意图。他立即让吴冷西主持政研室各组组长会议，讨论如何给《思想战线》出题目，写文章，看稿子。并指定于光远、邓力群帮助胡绳抓《思想战线》的工作。虽然政研室的同志作出了很大努力，准备在1976年元旦创刊的《思想战线》的文章大多已排出清样，无奈这股“反击”的风愈刮愈烈，这个刊物终未面世。

    第二十二次 1975年11月10日

    上午，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表示：我现受批判，起因是转送刘冰的信。主席做了很严厉的批评，我做了自我批评。信既要我转，总是说明写信的人认为我是同情他们的。中央讲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不对，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

    胡乔木说，转信的事恐怕不是主席批评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一定是主席对你早就有了不满。邓小平说：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

    胡乔木提到，政研室今后是否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邓小平听了马上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轻一点儿的就行了。

    胡乔木报告了政研室正在写的关于《水浒》的文章的题目和构思，邓小平说：写起来你直接送主席，不要经我转。

    说明

    按照邓小平全面整顿的部署，在搞好《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之后，下一个重点是“文革”的重灾区教育的整顿了。邓小平在9月26日听取胡耀邦汇报科学工作时指出，“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并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

    这次汇报会后，周荣鑫积极行动起来，主持起草教育部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着手整顿教育。正在这时，刘冰等人10月7日写了致“邓副主席并呈毛主席”的信。刘冰等人8月份的第一封信是邓小平转的。邓小平希望毛泽东了解迟群的劣迹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从而推动教育的整顿，刘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当然立即照转。可是，没有想到转信成了爆发点，使1975年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形势发生了逆转。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邓小平光明磊落，立即找胡乔木说明自己现在受批评、做检讨的情况。胡乔木这时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批评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当然也是10月下旬以来邓小平在思考的问题。他从毛泽东关于刘冰的信的谈话中，从10月下旬、11月1日晚同毛泽东的两次谈话中，从11月2日晚同毛远新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辩论中，已经看到了分歧的焦点。他告诉胡乔木，“中央讲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提法不对，只有阶级斗争才是纲”。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中间，这一句话是关键。由此可以看出分歧的焦点是三项指示为纲还是阶级斗争为纲。对“文化大革命”肯定还是否定，1975年的整顿对还是错，全由这个“纲”支配和决定。

    胡乔木在斗争这样尖锐的关头，又一次提出政研室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的问题。邓小平马上摇头，斩截地说：“不要！”表现了在原则问题上不妥协的精神。这种坚定性是邓小平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次谈话后十天，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希望通过讨论，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此议被邓小平婉拒。他接过毛主席11月13日指示要给一些老同志打招呼时说过的他们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话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

    胡乔木这一个月来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评《水浒》的文章上。他对先后出来的几个稿子都不满意，认为关于农民战争问题讲得太少。从10月中下旬起，他就埋头看《水浒》，打算亲自动手改写评《水浒》的文章。10月24日评《水浒》文章二稿付印，他和有关同志交换意见。11月8日还找胡绳谈了他的设想。第一部分主要讲农民战争的历史、农民局限性和皇权主义问题；第二部分从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展开，讲社会主义下的继续革命。胡乔木说他对第一部分已考虑得比较成熟，要胡绳帮助他考虑一下第二部分。这次谈话时形势虽然已经非常紧张，但胡乔木还是向邓小平报告了关于写这篇文章的打算。当然，邓小平这时已经无心也不适宜再管这类事了。

    第二十三次 1975年11月15日

    胡乔木找邓小平，说明自己要对党、对中央讲清楚为刘冰转信的经过。

    说明

    1975年11月14日，根据毛泽东前一天“向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乔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个人也要打招呼”的指示，邓小平和几位常务副总理在国务院召集胡乔木、周荣鑫、胡耀邦、李昌开会，通知他们政治局日内将开会谈他们几个人的问题。这次会上谈了周荣鑫、胡耀邦、李昌三人的“错误”，没有谈胡乔木的问题。胡乔木想到，为刘冰等人转信，当是自己的问题之一。在11月1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谈话时，胡就告诉邓，信是由李琦交我，我交给你的秘书的。邓完全不知道信是怎么来的，表示信既要邓转，总是说明写信人认为他是同情他们的。要胡不必提转信的事，以免事情复杂化。11月14日会后，胡觉得转信是一问题，不讲请楚内心不安，故11月15日找邓说明。

    第二十四次 1976年1月17日

    胡乔木带着同政研室几位负责人商量后拟出的一个信稿，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学部业务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找邓小平征求意见。邓看信后表示同意，并说：政治研究室的问题要听候中央处理。

    说明

    1975年11月24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提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省、军级单位通报了打招呼会议情况，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12月14日又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政研室只能停止工作，听候处理了。1976年1月17日交邓小平看过的这封信于1月19日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发出。

    在1976年的运动中，“四人帮”把政研室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他们一面亲自出马，罗织罪名，诬蔑攻击，并指挥亲信爪牙和舆论工具，从外部围剿，对政研室极尽诋毁陷害之能事；一面扶植自愿充当“钉子”的人从内部发难，插手政研室的运动，一连制造了七次大的所谓揭批高潮，企图整垮政研室的负责同志，并由此打开一个搜集攻击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黑材料的缺口，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服务。政研室的负责同志除个别人外，都挨了整。胡乔木首当其冲，成为追逼交代与打击的重点。邓力群、于光远也是着重攻击的对象。他们当时同上级领导失去联系，在室内也难以相互接触和同群众接触，又面临如此强横的里应外合、内外夹攻的政治高压，但是他们经受住了考验，没有被“四人帮”压垮，没有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政研室原来的七位负责人中有四人全力从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留下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人继续负责。奇怪的是，在“四人帮”时挨整的政研室，在粉碎“四人帮”后却还是受压。胡乔木被诬指“篡改”毛泽东著作。政研室写的揭发批判“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文章《一个大阴谋的真相》（脱稿于1976年11月19日，早于12月17日见报的《灭亡前的猖狂一跳》一个月），被压不让发表；《“四人帮”为什么要砍掉“百花齐放”的口号》一文也被下令打入冷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主张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1977年3月4日，吴庆彤、贾鲁峰、郭玉峰一起向邓力群、于光远还有胡绳宣布撤销的决定，郭玉峰还催促赶快解散。邓力群和于光远表示，执行中央决定，但“四人帮”说政研室是“谣言公司”、“黑风口”，对这些不实之词，我们要说明真相，予以推翻；一年多的工作要总结一下，向中央作个交代；报刊约写的文章也想写完。吴庆彤即要他们写为《论总纲》翻案的文章。事后，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等正式打了一个报告。3月28日，李先念、纪登奎等几位副总理接见邓力群。李先念赞扬1975年政研室同“四人帮”是做了斗争的，批示照报告办。这样，邓小平亲自组建的政研室才算维持、保存下来。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对邓力群表示，自己即将恢复工作，你们的事（指解散政研室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原来的职务。不久，他即明确提出政研室不解散。这样，政研室存留的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只是为了照顾华国锋的面子，回应3月4日已经宣布解散的决定，在名称上去掉了“政治”二字，成为“国务院研究室”。1977年11月，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任领导工作，但对政研室的工作还是继续兼顾。

    尽管在粉碎“四人帮”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政研室继续受压，但胡乔木、邓力群和于光远领导政研室做了大量工作。

    他们写了一批有分量的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如：《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等，以“向群”的笔名发表，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出来后，他们立即感应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提出“两个凡是”的问题。2月8日，政研室党支部书记朱佳木就向邓力群反映，指出这篇社论提出的“两个凡是”值得注意，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邓力群同意朱佳木的看法，即向王震报告。邓力群向王震说明，按“两个凡是”去做，问题就大了。邓力群还带去摘录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那段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只学词句、要学精神的话，跟王震说，“两个凡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建议他看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结束语中的那段话。没过几天，王震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第一个公开批“两个凡是”的社论，还点了主持和定稿的一个理论家李鑫的名。会后，王震即向邓小平反映。随后，邓小平给中央写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当面对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又在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中系统地批判了“两个凡是”，提出“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的观点，指出“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他们还同“凡是派”进行了理论上的争论。他们以“向群”的笔名和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1978年5月5日《人民日报》），对理论上的“左”倾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从经济战线首先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又撰写或推荐了强调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主张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批判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的文章，撰写了论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和赞扬天安门广场革命群众运动的文章，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

    他们还为党中央和国务院起草了不少文件和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文章，很好地发挥了参谋和助手作用。

    他们在政治上理论上的贡献，得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的肯定和赞扬。所有这些，已经不是这份着重记录邓小平领导1975年整顿的历史资料的范围，留待另一份资料详细记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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