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郎问与次郎：“票务组托你销售多少票子？”与次郎回答说：“不论多少张，多多益善。”三四郎问：“售得过分多了，会不会发生剧场容纳不下的麻烦事呢？”与次郎答道：“略微多售点儿是有的。”三四郎追问道：“那么，票子兜售掉之后，麻烦事不也跟着来了吗？”与次郎答道：“哪里的话，没有问题。因为其中有的人是出于道义而买的，有的人会因其他事情而不来，此外，还可能有人得肠炎而不能来。”说罢，显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
三四郎见与次郎售票子要收现款，这当然是当场收款，但对那些不当场付钱的学生，与次郎也递给票子。三四郎眼界比较小，不禁有些担忧，走上前去问道：“日后会把钱交来吗？”与次郎回答说：“当然不会。但从大处着眼，与其小处斤斤较量，倒不如马虎一些成批解决掉来得有利。”与次郎还拿《泰晤士报》社在日本销售百科全书的办法打比方[1]，听来很有气派。但是三四郎总觉得这么干很靠不住，所以提醒与次郎还是谨慎一些好，与次郎的回答却很有趣。
“对方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呀。”
“即使是大学生，像你那样欠了钱毫不在乎的人多得是呢。”
“哦，欠钱而不带恶意，文艺协会方面也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反正票子都售掉了，说到底，也无非是文艺协会的债权，这是很明显的事嘛。”
三四郎进一步追问了一句：“这是你自己的看法呢，还是协会方面的意见呢？”与次郎回答道：“当然是我自己的看法，若是协会方面的意见，就合适了。”
听了与次郎的说法，三四郎觉得：不去看看这一次的演出，简直是一件憾事。在三四郎产生出这种抱憾思想之前，与次郎一味地讲解着。但是与次郎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光为了销售票子呢，还是为了扩大实际演出的影响？或者，是为了鼓舞自己、观众以及演出的情绪，好让社会上的气氛尽可能地热闹起来呢？这，他一点也没有加以阐明。所以三四郎尽管觉得不去看看是一件憾事，却仍没受到与次郎多大的感化。
与次郎先谈了文艺协会会员刻苦排练的情况。听与次郎所说，这些会员中的多数人排练后，当天就精疲力竭了。接着，与次郎谈了谈布景：那布景很庞大，是把东京有为的青年画家悉数找了来并让他们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而搞成的。然后谈到服装：这些服装从头到脚全是根据有关典故制作的。又谈了脚本：全是新作，都很有趣。此外，还谈了一些别的情况。
与次郎说，已给广田先生和原口先生送去了招待券；又说，已让野野宫兄妹和里见兄妹买了头等的票子；还说，一切都顺利。三四郎为了与次郎而欢呼起“演出会万岁”来。
在欢呼“万岁”的当晚，与次郎来到三四郎的住所。与白天完全判若两人似的，与次郎缩紧身子坐到火盆旁，嘴里哼着“好冷、好冷”。看他的神情，好像不光是冷的问题。起先，与次郎把手伸到火盆上面烤烤，不一会儿又把手揣在怀里。为了使与次郎的脸庞显得精神一些，三四郎把桌子上的煤油灯由这头移到那头。但是与次郎丧气地垂着头，火光下只看到他那颗黑乎乎的硕大的和尚脑袋，无精打采到极点。三四郎问他“怎么回事”，他抬起头来看看煤油灯。
“这房子里还没有接电灯吗？”与次郎问着与他的神情毫无关系的事。
“还没接。听说不久要装电灯了。煤油灯实在太暗。”三四郎回答。
这时与次郎好像一下子把煤油灯的事全丢到脑后了，说道：“喂，小川，出了麻烦的事了。”
三四郎询问原由后，与次郎从身上掏出皱巴巴的报纸来。报纸有两张，重叠在一起。与次郎揭起其中的一张，重新折好，递过来说：“你看看这上面。”他用手指头指在要读的地方。三四郎把眼睛移近煤油灯旁。报上的标题是：《大学的纯文科》。
大学的外国文学课，一贯由洋人来主持。当局把一切的教课事宜委托给外国教师，但迫于形势的发展及多数学生的希望，这次终于承认由本国教师来任教的课也属于必修课目了。所以前一阵日子起就在物色适当的人选。据说现在总算决定选用某人，并在最近宣布。这某人是在不久前奉命去海外留学的才子，所以定能胜任。
“不是广田先生哪。”三四郎回头望望与次郎。与次郎依然在注视着报纸。
“这是真的吗？”三四郎又问道。
“是真的。”与次郎歪着脑袋说，“我本以为大致上没有问题了，谁知还是没干成。当然，我也听说此人是做了广泛活动的哪。”与次郎说。
“不过，光是这篇文章，不还是一种传言吗？因为不到最后宣布出来，谁也说不准呀。”
“不。如果光是这篇文章，当然不要紧，因为不关先生的事，但是……”与次郎说着，又把另一张报纸重新折叠后，用手指头指在标题处，递到三四郎的眼下。
这张报纸上也登载了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这倒不至于使三四郎产生什么特别的新印象。但是往后读下去，三四郎大为吃惊。报上把广田先生写成一个极无道德的人。
当了十年的语言学教师，是一个杳无人知的庸才，但是听得大学里要选用本国教师来开讲外国文学课后，立即跃跃欲试，开始多方活动，把自我吹嘘的文章在学生间流传。不仅如此，又指使门下的学生写了什么《伟大的黑暗》的论文在小杂志上发表。这篇论文是以零余子的假名字发表的，但是已经查明，论文其实是出自大学文科班学生小川三四郎之手，他常出入广田家中。
终于披露出三四郎的名字了。
三四郎神色尴尬地望着与次郎。与次郎方才就在朝三四郎望了。两人一时相对无语。
不一会儿，三四郎说道：“糟糕！”心里有点儿怨与次郎。与次郎对此是不大在乎的。
“喂，这事你是怎么想的呢？”与次郎问。
“怎么想的？”
“无非是来稿照登，绝不是报社方面的访问稿。这类属于排六号铅字的自发来稿，在《文艺时评》杂志社真是多不胜数，这类文章几乎全是罪恶的蛆蛹。仔细查查，多数是胡说，有的还是明目张胆的造谣。若问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呢？喏，动机大概都离不了利害两个字。所以在我主持六号铅字的版面的时候，用意不良的稿子基本上都扔进字纸篓完事。这一篇文章也完全是这类东西，是反对派的产物。”
“为什么没登你的名字而登出我的名字呢？”
与次郎说：“是呀，”他停顿了一会儿，解释道：“恐怕还是这个缘故吧：因为你是本科生而我是选科生。”
但是三四郎觉得这算不上是什么说明，他三四郎依然受到了牵累。
“我本来就不该去用什么零余子之类的寒碜的别号，光明正大地署名佐佐木与次郎就好了。实际上那论文除了我佐佐木与次郎之外，没有一个人能写得出来哪。”
与次郎很认真，他大概觉得《伟大的黑暗》一文的作者权被三四郎夺了去，反而是叫他受委屈了。三四郎越发觉得无聊透了。
“我说，你告诉过先生了吗？”三四郎问。
“是啊，问题就在这儿。《伟大的黑暗》一文的作者是你也好，是我也好，这都没有关系，但是事情已关系到先生的人格，就不能不告诉先生了。先生是那种脾气的人，如果对他说：‘这事我毫不知情，可能是什么地方弄错了吧。《伟大的黑暗》这篇论文虽然在杂志上登出来了，却是隐去真名发表的。那是崇拜先生的人写的，所以请先生放心好了。’先生准会说句‘是吗？’就完事了。然而这一次绝对不该这么办，无论如何我也得把责任弄清楚。事情顺利进展，自己只当作不知道，心里是愉快的；但是事情搞糟了，自己闷声不响，心里实在不是滋味。首先，自己闯了祸，使那么善良的人陷于困境，当然不能平心静气地袖手旁观。事情的是非曲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暂作别论，我只是觉得很惭愧，对老人家很是过意不去。”
三四郎第一次感到与次郎的可钦可敬。
“先生看过报纸了吧？”
“家中订的报纸上没有这文章，所以我也不知道他看过没有。但是先生去学校会翻看各种报刊的呀。再说，即使没去翻看，也会有人告诉他的吧。”
“这么说来，先生已经知道啦。”
“我想一定知道了。”
“他对你什么话也没说吗？”
“没有说。当然，也没有好好交谈的时间，所以什么也没有说。前一阵子，我一直在为演出会的事四处奔波，所以……哦，那演出会的事已经叫人够腻的了，也许要作罢了。擦上白粉去演戏什么的，又会有什么意思呢！”
“要是告诉先生，你就得挨骂了吧。”
“大概会挨骂的。挨骂也没有办法，只是觉得非常对不起先生，因为我干了不必要的事，给他添了麻烦。—先生是个没有嗜好的人哪，不喝酒，烟嘛……”与次郎的话说了一半，中途停住了。先生那哲学化成的烟气由鼻孔里喷出来，那烟量日积月累，是相当可观的。
“只有香烟，抽得比较多。但是其他的嗜好一样也没有呀。不钓鱼，不下棋，没有家庭之乐—这是最要不得的。要是有个孩子就好了，先生的生活实在太单调哪。”
与次郎这时把胳臂交叉在胸前。
“偶尔想让先生宽宽心，稍稍为之奔走了一下，竟弄出这种事来！你也上先生那儿去去呀。”
“不光要去。我还多少有些责任，所以得去请罪。”
“请罪是没有必要的。”
“那么去解释。”
与次郎就此回去了。三四郎上床后，辗转反侧不能成眠，觉得在家乡时容易睡得着。捏造的报纸新闻—广田先生—美祢子—迎接美祢子一起回去的英俊男子—这种种刺激在脑中转。
半夜时分三四郎才进入梦乡；第二天，三四郎同平时一样起了床，但感到很疲乏。在洗脸处遇到了文科的同学，相互之间是认识的。在与这位同学打招呼致意的过程中，三四郎觉得对方好像读过那篇新闻了。不过对方当然不会提起这件事，三四郎也没试着去辩解一番。
三四郎在住所闻着热酱汤的香味时，又接到了家乡母亲寄来的信。看来，又照例是封长信。三四郎觉得换西式制服太麻烦，便在身上加穿了一件裤裙，把信放到怀里，出去了。户外的薄霜在闪烁着光亮。
走到大街上，见行人几乎全是学生。这些学生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去，全是急匆匆的。寒峭的大路上充溢着青年男子的朝气。身穿雪花呢外套的广田先生的修长身影也出现在其中。混杂在这些青年人队伍中的广田先生，论步调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与前后左右相比，显得相当缓慢。先生的身影向校门内隐去。门内有一棵大松树，松枝像巨人的大伞似的伸展出去，堵住了正门。当三四郎走到门前时，先生的身影已经消失，出现在正面的东西，只有松树以及松树上方的钟楼。这钟楼里的大钟经常乱走一气，或者停下不走了。
三四郎窥视了一下门内，嘴里念了两遍“hydriotaphia”[2]，在三四郎所记得的外国语中，这个词是最长的，也是最难掌握的词汇之一。这词的意思是什么，三四郎还不知道，他打算向广田先生请教。从前曾问过与次郎，与次郎说：“大概与‘达特法勃拉’类似吧。”但是在三四郎看来，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达特法勃拉”像是呼之欲出。而“hydriotaphia”这个词，要记住就很费工夫。三四郎把这个词念了两遍后，步子自然而然地变缓慢了，这个词的读音好像是古人专为广田先生使用而预先设置好似的。
三四郎进入学校后，有作为《伟大的黑暗》一文的作者而集众人视线于一身的感觉。他想到室外去，但是室外异常地寒冷，便待在走廊上。于是利用课间的时间，从怀里取出母亲的信来读。
“今年寒假要回家来哪。”—三四郎从前在熊本的时候，母亲也曾经这么嘱咐他。原来三四郎在熊本念书时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学校将要放假的时候，母亲打来了电报—“速回”。三四郎认为一定是母亲病了，惊恐地赶回家去，只见母亲高兴万分地说：“这儿一切如旧，呵，好极了。”三四郎问“是怎么回事”，母亲说：“老不见你到来，我就去拜神求签，卦上说你已经离开熊本了。于是我非常放心不下，但愿路上不要出什么事呀。”三四郎回想起当时的事情，心想，难道母亲这次又去拜神求签了？但是信上并没有提到这事，只是注上了这样的话：三轮田的阿光姐也在等你回来。信上又详细地谈到：什么“据说阿光姐已经离开丰津的女子学校回家了”，什么“烦请她缝制的棉衣已经付邮去了”，什么“木匠角三在山上赌博丢了九十八圆钱”。三四郎觉得太噜苏，马马虎虎地浏览了一下。信上说：有三个男人要买山地，一起进山来；角三陪同他们在山上转了一圈，不知怎么钱被偷了；角三回到家中，对他妻子说，也不知什么时候被偷走的。他妻子便说：“这么说来，你是闻了蒙汗药啦？”角三答道：“嗯，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是闻到过什么气味的。”但是村里的人都认为角三是在赌博时被骗的。母亲训诫三四郎道：乡下尚且如此，你住在东京那样的地方，真是要好好留神哪！
三四郎卷起长信的时候，与次郎走到身旁来说道：“啊，是女人写来的信呀。”现在能开起玩笑了，可见比昨晚要神气得多了。
“哪儿的话，是母亲寄来的。”三四郎有点儿爱理不理似的回答着，连信封一起放进怀里。
“不是里见家的姑娘写来的？”
“不是的。”
“喂，里见家那位姑娘的事，你听说了没有？”
“什么事？”三四郎反问道。就在这时候，一个学生来对与次郎说，有一个人想买演出会的票子，正在楼下等着。与次郎立即下楼去了。
与次郎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怎么找也别想找到。三四郎没有办法，便集中思想记着课堂笔记。课上完后，三四郎按照昨晚的约定，到广田先生家去。先生家中照旧很寂静。广田先生在吃饭间里酣然大睡。三四郎问老女仆：“先生是不舒服吗？”回答说：“大概不是吧。因为昨晚睡得太迟，说是很困，刚刚回来便躺下睡了。”广田先生的长身材上盖着一件短睡衣。三四郎又小声地问老女仆：“为什么睡得那么迟呢？”回答说：“哪里的话，先生一直睡得很迟，不过昨晚不是用功，而是与佐佐木先生谈了很长的时间。”用功换成了与佐佐木长谈，当然不能据此说明先生昼寝的原委。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与次郎昨晚把那件事告诉先生了。三四郎本想顺便问问“先生是怎么批评与次郎的”，但老女仆不会知道这种事的，而当事人与次郎又在学校里逃匿不见了，所以无法可想。从与次郎今天的精神很好这一点来看，大概这事不会引起什么大的麻烦就能过去的。当然，与次郎的心理状态，三四郎毕竟捉摸不透，所以实际上到底怎么样了，三四郎无法想象。
三四郎坐在长火盆前，水壶在咝咝作响。老女仆很客气，自回仆人房间去了。三四郎盘腿而坐，把手捂着水壶取暖，等待广田先生醒来。广田先生睡得很熟，三四郎的心情很安静。他用手指敲敲水壶，把开水注入杯子，“呼呼”地吹着热气而饮。广田先生身体侧向里睡，大概是两三天前理的发，头发很短，胡子茬长得很密。鼻子也是朝里的，鼻孔里发出轻轻的鼾声，正在酣睡。
三四郎把带来准备归还的那本《壶葬论》拿出来，读了起来。他一句一句地朝下看，实在不知所云。书上写着“把花扔于墓中”，写着“罗马人称蔷薇花为affect[3]”。三四郎不大理解原义，心想大概可以译为“喜欢”吧。书上写着“希腊人采用amaranth[4]”。这词义也不理解，不过肯定是一种花名。再往下读去就完全不懂了。三四郎从书上抬起眼来看看广田先生，先生还在大睡。三四郎心里在想：为什么要将这样难懂的书借给我呀！接着又想：这种难懂的书，既然读了不知所云，怎么倒会引起自己的兴趣呢？最后又想：广田先生毕竟是hydriotaphia。
这时候，广田先生突然醒过来，他只把头抬起，望着三四郎。
“什么时候来的？”先生问。三四郎请先生不妨再睡一会儿，因为自己实际上并不感到无聊。
“不，该起来了。”先生说着爬起来。接着，照例喷起“哲学的烟”来。烟气在沉默之中呈直线喷出。
“多谢了。这本书奉还。”
“哦，看过了？”
“看是看了，但是不大懂。首先这书名就不懂。”
“Hydriotaphia。”
“什么意思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是希腊语吧。”
三四郎没有勇气追问下去。先生打了一个哈欠。
“啊，真困，睡得太舒服了，做了个有趣的梦呢。”
广田先生说梦见了女人。三四郎以为先生要谈梦里的事了，不料先生问道：“洗澡去不去？”两人便提着毛巾出去了。
从澡池里出来，两人到放在休息间里的器械上量身长，广田先生是五尺六寸，三四郎只比先生矮四寸五分。
“也许还会长的。”广田先生对三四郎说。
“已经定型了，三年来一直这么高。”三四郎回答。
“是吗？”先生说。
三四郎心想：先生太把我当小孩子看待了。正想回家去的时候，先生说：“如果不忙的话，不妨谈谈再走。”同时打开书房的门，自己先走进去了。三四郎反正也要办理那件事情，所以跟着先生走进书房。
“佐佐木好像还没有回来哪。”三四郎说。
“他事先讲过今天要晚些回来。最近好像一直在为演出会的事四处奔走，但不知是乐于助人，还是喜欢奔波？真是个一点不得要领的人。”
“是位很热情的人呢。”
“光从他行事的目的来看，是有一些热情，但是头脑毕竟太浮浅，所以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来的。乍见之下，很得要领，甚至于好得过了头。但是到最后，也不知是怎么得来的要领，简直是乱七八糟。无论怎么说，他也不改，只好听之任之。他是为淘气才生到世上来的哪。”
三四郎觉得好像还有替与次郎辩护几句的余地，但是眼下就有一件结果很不好的实例，所以无奈何地转了个话题。
“先生看到报纸上的那篇报道了吗？”
“嗯，看到了。”
“报纸上没有登出来之前，先生一点儿也不知道吗？”
“不知道。”
“大概很吃惊吧。”
“吃惊？当然不能说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不过，我想世上的事都是这个样的，所以并不像年轻人那么只感到可惊。”
“这事够烦神的吧。”
“也不能说不烦神。不过，像我这样久居人世而上了点年纪的人，也不会见了那篇报道就信以为真，所以也不像年轻人那么只感到烦神。与次郎提出了种种无聊的处置办法：什么报社里有熟人，可以拜托此人撰文披露真相啦；什么查查那篇稿子的来源，加以对付啦；什么在自己的杂志上予以充分地反驳啦。既然要费这许多周折，一开始就别干这种多出来的事不是要好得多吗？”
“那也无非是为先生着想，并无坏心哪。”
“存坏心那还得了！首先，既然是为了我奔波的，竟不听听我的意见就自说自话地随便定下方针行事，这不啻是一开始就把我的存在视同儿戏吗！我不明白，一个人的存在都被无视了，怎么还能很好地保持体面。”
三四郎无奈何地缄默不语。
“再说，竟去写什么《伟大的黑暗》这种愚不可及的东西。—报上说是你写的，实际上是佐佐木写的吧。”
“是的。”
“昨晚佐佐木自己坦白了。你才够受累的了。那种愚蠢的文章，除了佐佐木以外，没有人会去写的。我也读过了，既无实质性的内容，格调也不行，简直同救世军[5]的鼓声差不多。只使人觉得它就是为了引起读者的反感而写的。完全是故意编成的。有识之士一看就能断定：肯定是有所为而写的。于是，当然就有人说是我示意学生写的啦。读了那文章，自然会叫人觉得报上的报道确实事出有因了。”
广田先生说到这里不响了，照例把烟气从鼻孔里喷出来。与次郎说过，由这烟气的喷法可以窥见先生的情绪。当烟气很浓地笔直射出来时，是气氛到达哲学的巅峰了；当烟气缓缓溢出来时，是心平气和，也可能是在嘲笑谁。当烟气在鼻下低徊、似乎对胡子依恋难舍时，是进入了遐想，或者是有了诗的感兴；最可怕的乃是鼻孔前的烟气呈漩涡状。一出现这种涡状烟，就会受到先生的严厉叱责。
这是与次郎的说法，三四郎当然不认为可靠。但是在眼下这种时际，三四郎也留神地观察着烟气的形状，却绝没见到与次郎所说的那种式样截然分明的烟气，而是各种式样大体都有一点儿。
三四郎始终惶恐不安地在一旁伺候，所以广田先生又开口说话了。
“已经过去的事就由它过去吧。佐佐木昨晚也完全表示了歉意，所以今天又心情舒畅地依旧在跳跳蹦蹦了吧。不管你怎么暗中提醒他别冒失，他还是我行我素地去兜售什么戏票了，毫无办法。我还是来谈谈比这更有趣的事吧。”
“好的。”
“刚才我白天睡大觉，做了个有趣的梦。这梦简直像小说中说到的那样，我竟突然梦见了生平只遇见过一次的女子。这话题比报上的那篇报道有意思多啦。”
“嗯。什么样的女子？”
“一个十二三岁的漂亮少女，脸上长有黑痣。”
三四郎听到“十二三岁”，有点感到失望了。
“什么时候遇见过的呢？”
“大概是二十年前。”
三四郎又感到吃惊了。
“您竟记得这么清楚呀！”
“这是梦呀。因为是梦，当然就记得了。也正因为是梦，所以美好得离奇。我仿佛在大森林中走着，身穿那件褪了颜色的西式夏装，戴着那顶旧帽子。是啊，当时我好像在思索着什么难题。所有的宇宙法则是不变的，但是在法则支配下，整个宇宙的事物没有不变的。
于是，这种法则不得不存在于物外。醒来一想，这问题毫无意思，但是我在梦中很认真地思索着这个问题，在我走过森林时，突然遇到了那位女子，不是她走过来碰到的，而是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朝她望去，只见她的面貌依旧，服饰依旧，头发依旧，黑痣当然少不了。总之，完全是我二十年前看到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少女，一点没有变。我对她说：‘你一点都没变呀。’她对我说：‘你老多了。’接着我问她：‘你怎么会那么一点都不变呢？’她说：‘我最喜欢长有这副容貌的那一年、穿着这身服饰的那一月、梳着这种头发的那一天，所以就成了这样了。’我问道：‘你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她说：‘是二十年前与你相见时的事喽。’我说：‘那么，我怎么就这么老了？自己都觉得奇怪呢。’她解答说：‘因为你一心想比从前那个时候变得更美、更美呀。’这时我对她说：‘你是画。’她对我说：‘你是诗。’”
“后来怎么样呢？”三四郎问。
“后来你来了呀。”广田先生说。
“二十年前见过面的事，不是梦而是确有其事的吗？”
“因为确有其事，所以才有意思呀。”
“是在哪儿相见的呢？”
广田先生的鼻孔里又喷出了烟气。他望着这烟气，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
“颁布宪法是在明治二十二年吧。当时，文部大臣森[6]被刺身死。
你可能不记得了。你今年多大了？是啊，这么说，你当时还是个婴儿呢。而我是高级中学的学生。说是去参加大臣的葬礼，大家便扛着枪去了。本以为是去墓地，谁知并不是。体育教师把大家领到竹桥内那个地方，让大家列队在路旁。我们便站着送别大臣的棺柩。名义上是送别，其实同观看热闹没什么两样。我至今还记得，那天的天气很冷。一动不动地站着，脚底很痛。旁边的一个人看着我的鼻子，说：‘鼻子发红，鼻子发红了。’不一会儿，队伍过来了，相当长。马车和人力车静穆地在寒天中通过，不知有多少辆。车中就有刚刚说到的那个少女。现在要回忆当时的场景，已感模糊，唯有这个少女，我还记得。不过随着岁月的推移，印象也已渐渐淡薄。在今天梦见她之前，我简直把她忘了。然而她当年的容姿竟像在我头脑中打上了烙印，有一种热气腾腾的印象。真是奇妙的事。”
“自那以后，从没遇见过她吗？”
“根本没遇见过。”
“那么，完全不知道她是谁、是什么地方的人吗？”
“当然不知道啰。”
“没有试着找找看吗？”
“没有。”
“先生就为此而……”三四郎突然刹住了话头。
“为此而？”
“为此而不结婚了吗？”
广田先生笑了起来。
“我不是那么充满浪漫诗意的人。我比你都要散文化得多呢！”
“不过，要是她来了，先生会娶的吧？”
“那个嘛，”广田先生想了想说，“大概会娶的。”
三四郎露出同情的神态。于是广田先生又说了。
“如是为了这个原因而不得不独身，那就等于说我是被她害成残废啦！人固然有生来就不能结婚的残废，却也有因种种情况而碍难结婚的。”
“这种碍难结婚的事情，世上有很多吗？”
广田先生透过烟气直瞅着三四郎。
“哈姆雷特是不想结婚的吧。哈姆雷特嘛，也许只有这么一个，但是与他同类型的人，是很多的。”
“比方说，是怎么样的人呢？”
“比如，”广田先生沉默片刻，烟气不断地呼出。“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父亲早就去世，是母亲一手养大的。这位母亲又患了重病，临终前嘱咐儿子，为娘的死后，可去找某人照顾，并说出一个儿子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的人的名字来。儿子询问情由，母亲不回答。再三叩问，母亲才无力地答道：‘这某人乃是你亲生父亲。’哦，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假设有一个人有了这样一个母亲。那么，此人理所当然不会对结婚产生好感的吧。”
“这种人不大多吧？”
“尽管不大多，但是确实存在的。”
“不过，先生当不是这样的人吧？”
广田先生哈哈哈哈笑了。
“你的母亲当然还在世的啰？”
“嗯。”三四郎说。
“父亲呢？”
“去世了。”
“我的母亲是在颁布宪法的第二年去世的。”
注释：
[1]指英国的《泰晤士报》社当时在日本推销《大英百科辞典》的事。买主可以按月分期付款。
[2]《壶葬论》原书名为Hydriotaphia，or Urn Burial。
[3]英语，喜爱。
[4]指苋菜属的观赏植物，诸如雁来红之类。
[5]一八六五年创立的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一八九七年起在日本设立支部。
[6]森有礼（1847—1889），外交官，教育家。鹿儿岛人。明治十八年任伊藤博文内阁的文相，着手改革学校制度，被视作欧化主义的先锋。明治二十二年二月十一日颁布明治宪法的那一天，被西野文太郎所刺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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