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入朝的路上

    尽管，我们似乎生活在世外桃源，在香山上过着安逸的日子，但是，我已经感到战火的味道了。1950年初，领导上就把满洲里台交给我，沉重的任务压在我的身上。每天的电报数量很大，最紧张的时候，只有锐光大姐帮忙，连她也不能帮我翻译电报，这是纪律。现在可以说了，是苏联发来的发送到满洲里的军用物资，飞机、大炮、汽油、汽车等的电报。我似乎觉得战争即将来临了。

    机要处，经常有内情通报的形势报告。记得有一次，说到朝鲜战争爆发后，有的资本家就向西安等后方转移了。还说，民主党派中一些人也惶惶不安，傅作义是主张出兵朝鲜的。记得是冬天了，三科的吴一平突然很神秘地出现在食堂里，穿着朝鲜军队的棉军服。后来知道，他们是第一批跟随彭德怀元帅入朝的。

    志愿军出兵朝鲜，在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同时，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运动。那时，从电报中得来的信息，潜藏的国民党特务等，蠢蠢欲动，各地都有敌特的活动。就在香山，地方上也在召开镇压反革命大会。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股长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到19兵团司令部工作，说前线机要人员十分缺乏，需要支援前线。中央机要处共派出十人，由我和李秀山任组长。当晚，处里为我们举行欢送晚会。我内心是十分高兴的。我终于又可以到艰苦的环境里去奋斗，似乎，我的梦想又飞翔起来了。

    我们在沈阳转车，停留一天，还抽空到东北电影院看电影，我第一次看到这样讲究的影院。但是，夜晚却遭罪了，是川流不息的大臭虫，把人咬得不得安睡。第二天到达安东，在19兵团后方办事处报到。我们必须等候，等待还没有领到的一辆嘎斯汽车。这时，就听到不少战场的消息，说美国的飞机如何如何厉害，到处狂轰滥炸，公路上到处是炸毁的汽车残骸。说得更玄的是，飞机可以将房屋扒开来看看是否有人，有人就再炸。对我们这些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人，无疑是迎头棒喝。无形中，人人几乎都产生了恐惧心理，我也如此。心想，此行就交代了，真要马革裹尸还了。就在告知明天即将出发的时候，我和李秀山商量，将剩余的出差费，除购买一些食品外，决定到鸭绿江大饭店痛饮黄龙。大家吃得那个痛快，喝得那个痛快，那种出征前的决绝，那种血洒疆场在所不惜的精神和蒸腾的血性，我至今仍然铭记心头。

    第二天，大约下午5点出发，司机告诉我们，如果看到和听到飞机来了，就拍驾驶舱，他就把车停下来，赶快下车，向公路两边跑出百米左右。我们十个人，也大体有个分工，监视天空的，巡视两边的，专注倾听飞机声音的。刚过鸭绿江，天色黑了下来，汽车在行驶，看着天上的星星也在移动，以为是敌机来了。司机把车停下来，才发现是视觉的错误，这当然也说明大家的神经是绷得太紧了。

    果然，是有飞机飞过了。有人就真的跑出百米之外了，而且是稻田，弄得浑身是泥巴。飞机是来了，是高空飞机，这种飞机或是正向目标飞行，或是完成任务在返回的路程上。这样的飞机，是不会有麻烦的。美国的老爷兵，任务完成就交差了。但是，这一夜我们遇到一次真正的危险，当汽车开到一座桥上，照明弹就在上空亮起来，还伴随着敌机扫射和炸弹的轰鸣声。这一回，真是吓死了。以为敌机在照明弹的耀眼的光照下，会发现自己，就赶快钻到路边趴下来。照明弹熄灭了，敌机飞走了。这时才发现在大桥附近挤满了汽车，一辆挨着一辆。而最让我们后怕的是，我们的汽车，竟然有一个轮子悬在桥的外边，如果司机更为惊慌，我们就都葬身桥下了。在乱哄哄的混乱中，司机求助友军司机，帮助我们将车子拉出来。这是有危险的，弄不好连救助的车子也会一起掉进大江里边。眼看着没有人帮忙，突然，有“雷锋”来了，将我们的车子拉出来。大家一再问这位司机的姓名和单位，也没有问出来。

    那时，有的路段已经有了防空哨，每隔一段距离有一个哨兵，他们发现敌机后，就鸣枪，然后一路传递过去，成为有声的“烽火台”。

    后半夜敌机少多了，司机也很累了，我们在市里边一个老乡的屋里休息。不知道别人怎样，我是没有睡着，惊吓在心头还发着颤音。我看过苏联作家别克写的《恐惧与无畏》，我想这就是一个恐惧之夜，也许这一夜过去就可以“无畏”了。我就这样鼓励自己。

    仙女洞

    第二天，我们到了19兵团的后方指挥所所在地——豆张庄，机要处的吴秘书来迎接我们了。我们十个人，我和李秀山、薛金铭分配到兵团司令部机要处，其他的七位同志分到兵团所属的63、64、65军司令部机要处。

    司令部设在美丽的仙女洞。在这个山村的入口处，是一个沉静澄明的水潭，两边是苍绿的山峰，公路延伸进去，司令部就掩藏在苍松翠柏覆盖的“仙境”里。

    那时，正处于第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展开艰苦的拉锯战。让我负责正在入朝的1军台。1军从遥远的大西北开来，电报不多。

    雨季即将到来时，准备发动第六次战役，我被分配到前方指挥所，这是令人羡慕的差事。逼近前线，跟着首长，这样的任务，让我喜出望外。正准备接受考验，一试身手，突然接到停止第六次战役的命令。

    记得，连日阴雨，山洪暴发，还以为是雨季来临，而推迟战役发起的时间。其真正的原因，是中央下达命令，不能再打了。稍后，就开始了持久作战的学习，才知道停止第六次战役，是我军入朝作战后，一个英明而果断的战略决策。

    在朝鲜战场上，部队运用在解放战争中所形成的一套运动战的战法，在前三次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一方面是由于急于胜利的思想，希望速战速决；一方面在装备上我们处于劣势，尤其敌人具有空中优势，传统的以多倍兵力，围敌打援的战役战术，已经不行了。面对强大的敌军，一时很难将敌军打出朝鲜去。当时是十分艰苦的，供应线被敌人封锁破坏，前方的战士不说，就连兵团司令部，有时也不得不吃压缩饼干。因此，从思想上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十分必要。由此战争转向对峙的状态，在三八线附近，战线逐渐稳定下来，基本上是阵地的防御战了。

    而司令部，也在长期作战思想的指导下，进行长期作战的打算。

    热天，我们就在老乡家的附近办公，夜间住在用防水布临时搭建的棚子里，一旦下雨，人人就成为落汤鸡了。

    老乡家里，热得像蒸笼一样，尤其夜间，在全封闭的蒸笼里翻译电报，那真是汗流浃背，是名副其实的“热得在蒸笼里坐”了。

    冬天来了，不能在老乡的住房里办公、住宿了，开始自己建造坚固的防空洞，还要打坑道，几乎全力投入打造防空洞的劳动中。上山伐木，扛木头，打洞，挖洞，是很沉重的劳动。其时，翟承先同志，真是一个不怕艰苦、不知疲倦的汉子，在沉重的劳动中成为我的榜样。鼓舞着我也咬紧牙关挑起担子。

    难以忘怀的是我又开始接手47军台。这个军一入朝，电报就雪片飞来，即使行军中，那种鼓动行军和准备打仗的英雄气概，洋溢在电报纸中，朝气蓬勃，令人振奋。这和1军的作风大不相同。四野部队，讲究战斗作风，讲究不打哑巴仗。他们开到前方，与美国骑一师对阵，只是天德山的保卫战，就打得美国骑一师屁滚尿流，涌现出天德山英雄连。我夜以继日地翻译电报，是疲倦的，也是兴奋的。我为我军的胜利而骄傲。

    虽然是在掩蔽部里工作，随着每一封电报的翻译，我的心似乎也和前线血肉相连，为之担心，为之煎熬，为之欢呼，为之跳跃。

    记得在翻译天德山英雄连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时，我是热泪盈眶，英雄的事迹在洗涤我的灵魂。

    我也能体会首长和作战部门的心情，尤其是四个A的加急电报，是绝对不敢有丝毫马虎和懈怠的，以最精心的态度、最快的速度，将电报送给首长。“一字之差，人头滚滚”，成为我铭刻心中的律令。

    记得，在一次大雨滂沱的夜里，一封四A电报发送到电台去。可是通讯员抗命不送，我当时作为值班秘书，另派他人送报，并立即将他禁闭起来。第二天，汇报给处长后，说我做得好！因此，司令部都知道机要处有个小田，如此果断，如此敢干。

    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仍然坚持业务训练。记得因我的训练成绩优秀，创造了志愿军机要训练的纪录，受到志愿军机要处的通报表扬。

    葛滩里

    兵团司令部为了持久作战，也为了更好地隐蔽自己，于1952年转移到葛滩里。记得离开仙女洞的深夜，我第一次用卡宾枪向空中射击，终于过了一次枪瘾，痛快，真的痛快！

    战争的条件，显然是更为艰苦了，敌人加紧了对交通线的破坏，前线的生活更为艰苦，战士们没有肉吃，没有青菜吃，没有香烟吸，只好抽树叶。记得当时召开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改善前线战士的生活。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配合国内的肃反运动，兵团司令部机关也开展了“三交一评”运动，“三交”的“一交”就是交代历史。这次，居然我又成为运动的对象，我的档案里又有了新的材料。说我在省立师范读书时，穿着军装，带着手枪，还到农村去过。我当众说明，当时国民党在高中实行军训，都穿军装。我从来没有手枪，更没有下过乡。我那时就很纳闷，这些捏造的事实是怎样来的？

    我得感谢我的处长王子云，大概他对我的工作印象不错，在他自己探亲回国的日子，抽出时间到天津作了调查，回来就找我谈话，说一些历史问题都弄清楚了，并且宣布任命我为机要处的秘书。

    秘书的责任，就是收发电报，将发出的电报分配给译电股去翻译成密码，再收回送到通讯连。再有，就是收到通讯连送来的电报，交给译电股去翻译，再将电文转送有关首长和单位。这里，最为关键的是，审读译电股已经译出来的电报，发现其中是否有错漏之处，是否有可疑之处。这需要经验和知识。

    机要工作有一句名言：“一字之差，人头滚滚。”它不但要求速度，争分夺秒，而且要绝对准确。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也迫使我必须认真，必须负责。

    我到19兵团后，将我在中央机要处所积累的经验以及考绩法，在这里作了推广，在考查译电员的业绩，还有业务训练方面，作出我的贡献，因此，曾荣立三等功，并获得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

    在朝鲜战场上，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即使在指挥机关，也同样。敌人的空中优势，让我们生活在无形的心理压力和生死威胁之中。必须高度注意隐蔽，夜间不能暴露火光，白天更不能有任何暴露，掩蔽部、汽车等，都必须掩藏好，炊事班不能冒烟。而且，耳朵的警觉也空前提高，能够辨别出，是过路的飞机，还是临空的飞机，是轰炸机，还是战斗机。

    记得一处的刘参谋，他要到志愿军司令部出差，本来是要坐大车的，碰巧有小车前去。他一个人坐在后面，在经过敌机的封锁区时，车子闯过去了。但是，子弹却偏偏打中了他。一点声息都没有发出来，就死去了。前面的司机和同去的同志，过了很久，才发觉他牺牲了。

    我自己也几乎送命。冬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掩蔽部里精神高度集中地翻译电报，突然一声枪响，觉得胸部遭到一击。在一阵不知所措的茫然中，才发现是一向调皮捣蛋的小李子，将翟承先佩戴的一个枪牌撸子偷出来玩，走火了。大家听到枪声赶来，到处找子弹；也查看了我的全身，当时什么也没有发现。中午吃饭时，几个人围着菜盆蹲着吃，我对面的一个同志说，小田，你看你的棉衣都露出棉花了，还不找女同志补一补。我用手去摸，发现里面有一个东西，原来是颗子弹，打到棉衣里了。这时，大家为我庆幸，如果这只撸子没有老化，命中部位正在心脏处，大概早就去见马克思了。此刻，大家对小李子有一种不可饶恕的情绪。老实说，就这样一个几乎要了我命的人，在“肃反”中，反倒对我实行报复了。我们的部队，有时，就有这样一些没有文化教养的人，反而因为什么出身好，不但入党快，提升早，并且更受到重视。但就是这些人，最不能真正领会和执行党的政策，他们是给党制造麻烦的人。

    但是，比起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人，我是幸运的。有时，我常常怀念这些烈士，深深怀念着这些战友。在这里，我特别感谢香港凤凰卫视，他们拍了不少有关志愿军的专题片和纪录片。我希望我们的媒体，不要忘记那些为祖国捐躯的战士们。

    在朝鲜，我第一次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因为慰问团来到朝鲜，总是带来最好的文艺节目，把祖国最优秀的剧团、最著名的演员送到前方来。我记得，我看过常香玉的《木兰从军》，那种具有高涨热情的演出，配合她那高亢嘹亮的歌喉，在森林覆盖的剧场上，掀起一阵阵的热潮。来自西安的易俗社的秦腔，最受我们这个来自西北的部队欢迎。他们演出的《游龟山》和《劈山救母》唱段，在他们走后还长时间被传唱。部队开大会时，专门呼唤能唱秦腔的出来“吼”一“吼”。也许受到大家的感染，我很喜欢秦腔的那种带有野性呼唤的唱腔，中国人的刚烈、决绝、血性都在唱腔中渗透着。越剧就更为迷人。总政越剧团的主要演员傅全香和范瑞娟演出的《西厢记》和《红楼梦》，更让人迷恋、陶醉，有了一群越剧迷。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祖国有着这样丰富多彩的戏曲。梅兰芳在开城演出，我们有机会去看的，可惜我因为值班而未能如愿，真的成为终生的遗憾。

    1953年7月27日，我正在从24军军部回兵团的路上，听到停战的消息，真是说不出的喜悦。沿路的部队，都在山野里狂喊着：“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第二天，我很早醒来，站在山头上，四处望去，突然发现，好久好久不见的晨霭中的炊烟袅袅升起来了，此刻，一首诗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我走回掩蔽部，随即将这首《为了炊烟的升起》，顺手写在日记里。这里，顺便提一下，在省立师范时，因受朱光潜先生影响，就开始写日记，在中央机要处停顿了一段，在朝鲜又恢复起来。这首诗，后来发表在1957年出版的《南开园》中。我找了我不少老同学，都未能将这本杂志保留下来。如今，我只能记得一个大概意思：

    清晨，

    我站在山峦的峰巅；

    松树的香气飘来，

    松鼠也似乎格外的欢快。

    山谷，

    是出奇的宁静，

    似乎可以听到

    一根针落地的声音。

    啊，炊烟，

    多年不见的炊烟

    袅袅地在山谷里升起

    是多么美妙的梦幻！

    啊，炊烟，

    为了你永远地升起

    我愿荷枪

    守候着这美丽的山峦！

    在这里，我要说到另外的一段经历。1951年12月起全国开展“三反”运动，部队也要开展。机要处是清水衙门，于是，我也被选为打虎队员。我和另一位同志，专门负责审查管理处的屈处长。现在，想来都好笑。几乎每天都要求他坦白交代问题。他们都是经过三查三整的“老运动员”，对付这样的审查，都有一套办法：态度老实，绝不对抗，软磨硬泡，敷衍过关。他每天都提供一点多吃多占的事例。今天说，在西安办事请客，花了多少，浪费多少，自己拿了多少；明天说，部队过节给大家发食物，他用多少东西送人情，又有多少拿回家里了。一天天这样积累，向“老虎”的标准逼近。当时我们真是在认真履行职责，不过，他交代的那些事情，连我也怀疑。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样的逼供给人家带来多少痛苦、多少折磨。当时把老屈关在洞子里，大约有三个月，才放出来，最后证明他并没有多少问题。

    延安整风以来，不知经过了多少次这样的运动，或整人或挨整，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到了“肃反”运动，我才真正体会到挨整的滋味。

    在我们机要处，我是唯一的高中生，而且是唯一喜欢读书的人。我的文学梦，让我把发到单位的《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还有《前线》（兵团办的）、《八一杂志》等刊物，都细心地保存，有空就看。1955年“肃反”，是从首先交代是否读过胡风分子的作品开始的。我当时如果说我没有看过，谁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看了就是看了，老老实实地说出来。那时，我觉得看过一篇小说，是不会怎样的。我说我看过路翎的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这样，我就成为第一个上钩的鱼。一旦运动起来，每一个单位总要找出运动的对象。随着运动的深入，我就成为挨整的重点了。从交代是否看过胡风分子的书开始，就像我在“三反”中让屈处长交代是否贪污过一样，追查我与胡风分子有何关系，追查历史，追查一个一个的社会关系，似乎不追出反革命的东西是不会饶过我的。这次，我发现过去交代的那些与我关系不大却有污点的人物，现在都成为我的祸源，使他们每天不停地逼问。我没有“老运动员”的经验，我在辩解，我在反抗。我似乎觉得，平时那些嫉妒我的人，现在，都找到报复的机会，似乎非把我整死不可。他们设计出一些细节，逼我承认，有时弄得我神经错乱到以为我真的做过那些事情。譬如他们说，你的一个同学有枪，你的弟弟看到过，那么，你与他关系密切，你会知道这支枪的下落，他拿枪想干什么坏事，你又参加干过什么。成天被这么折磨，是极为痛苦的。现在我们知道，即使审问犯人，也需要有证据的。而这种群众性的审查，今天看来实在是我党实行自我戕害的弊端。不但伤害同志，更伤害到党的自身。“文革”就是这种积弊的恶性大发作。

    一些人在整人中发达了，一些人在挨整中死亡了，一些人病倒了、疯了，一些人离心离德。

    自然，最终也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但是，又该怎样对我说明呢？记得当时部队开始授军衔了，我曾拒绝接受。我们的处长找我谈话，他说，像你这样的审查，我所经历的比你还要厉害，我现在不也很好嘛！你不是也整过人吗，弄清楚了就好。

    他这样将心比心的谈话，让我这个头脑简单的人，觉得也能够接受了。但是，结果我却受到惩罚。按说，我应该是被授予中尉军衔的，结果是少尉。像这样的惩罚，你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

    这样的运动，本来是一种非常态的，但是，却成为一种常态，成为一种平常的、司空见惯的工作，以此来掩盖对人的精神创伤，掩盖党的组织的内伤。

    三巨里

    停战后，为了长期驻扎朝鲜，兵团司令部转移到三巨里，搬进正规的营房，而且修建了大礼堂。机要处的营房处于一个山洼处，相对的两排营房，一排是办公室，一排是宿舍。

    我和张秘书住在一起。此时已经实行薪金制，我的工资是72元5角，对我来说是相当富裕了。我为自己买了一把小提琴，并为我自己和妹妹买了手表。

    令我十分欣慰的是，肃反前，我和刘懿君恋爱了。

    1953年，停战之后，我正在值班，突然一个穿着军装的小姑娘来机要处报到，她说她是从安东后方办事处来。我仔细地打量她，虽然个子矮些，但显得精干，身材匀称，老实说，我对她是一见钟情了。恋爱，似乎是没有道理的。机要处的女孩子不少，那时，还没有一个让我看上的。她来了，就把我的心搅动了。我想着各种办法接近她。有时她来送报，就可以聊一聊。这年秋天，我回国开会，就顺便去看望她的妹妹，回到朝鲜，感情更接近了。那时，我们还守着秘密。星期天，悄悄地走到远处山下的小河边，散步，聊天。我觉得她很单纯，待人宽厚。我真的懂得她，是在“肃反”中。我突然受到审查，给她带来巨大的压力，她被歧视，被批评，甚至专门开她的会，逼她交代我的问题，有人甚至让她同我分手。但是，所有这些压力，她都顶住了。再没有比这样的爱情更美好、更值得珍惜了。真的，我们是患难的夫妻。

    我们终于在“肃反”结束后，向兵团政治部递交了结婚报告（那时还没有婚姻法），似乎他们也没有理由再找我们的麻烦了。

    但是，麻烦依然找到我的头上。处长外出学习，与我同屋居住、同一办公室办公的张秘书，被委托代理处长的工作。平时，他对我就心怀不满，冷嘲热讽。因为，处长对我的重视，是超过他的。我经常跟随处长下去检查工作，诸如总结报告等，凡是需要的书面材料，处长也是派我起草。那时，还没有“笔杆子”的说法，实际上我是处里唯一的“笔杆子”。其实，我对这些老同志是很尊重的，但是，他们的狭隘，对知识分子的偏激的看法，几乎是通病。这点，似乎也是“传统”。我后来才懂得，嫉妒，是人性中最容易激发出仇恨和报复的恶性种子。

    就是这个张秘书，在处长不在的情况下，谎报我和一军（刘懿君，改名刘一军了）如何如何，把我赶到兵团的招待所去住。

    “文革”期间，处长在国防大学进修，到家里来看望我。他提起一些往事，问我现在的级别，等等。我说我依然是21级。我也顺便说到这位张秘书。他说，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呢？你不说我还不知道他竟然如此无理！还说，难道1956年普调，没有给你吗？我说没有。他说，你怎么不找我呢？老实说，我真的不在意这些事情。那时，我已经研究生毕业，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了，这些已经是生活对我最高的奖赏了。我想起，1958年回国后，我们的兵团战友，有的去了北大荒，有的去了大西北的原子弹基地，有的过世了。像我这样能够得到深造机会的，并不多。我对生活是感恩的。我没有什么可计较、可埋怨、可悔恨的。尤其，想到那些牺牲在战场的同志，就更没有什么可计较的了。

    说到这里，我曾经读过一个学者（不点名了）对于朝鲜战争的所谓研究论文，那种欣然自得，以为掌握了一些解密的文件，就在那里说三道四，说风凉话，在那里指点江山，自以为很高明。这样的学者，是缺乏良知的，血是冷冰冰的。什么我们不该出兵，什么早该停战的，等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确我们需要建设，需要解放台湾；但是，面对世界头号强敌，面对复杂的历史形势，决定出兵朝鲜，今天看，明天看，都是在当时作出的最好的决定。我们中国人敢于面对强敌，敢于挑战霸权，终于打败敌人。这是让国人扬眉吐气的大事，也是震撼世界的大事。正是因为这一战，中国人在世界上站立起来，那时，无论美国、苏联都不敢小觑这个年轻的共和国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假设，那些事后的诸葛亮，还是不要当为好。你要研究朝鲜战争，你就要真正掌握全面的历史资料，还原真正的历史情境，还要综合考察其历史使命和历史作用，而不是一叶障目，道听途说，肆意发挥，胡说八道。中华儿女血写的历史，换来国家数十年和平崛起的大好时机，岂是某些人口沫飞溅就抹杀得了的？！我十分感谢香港凤凰卫视，他们拍了不少关于回忆志愿军的纪录片，他们是记住那些为国捐躯的志愿军将士的少见的几家媒体之一。

    人的一生，正如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因为“肃反”，我不但不能再做机要工作，而且干脆处于无处可分配的状态。此刻传来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动员部队干部报考大学。这样，我的梦真的又在向我招手了。

    当时讲好的条件，可以报考，考不上就不能再回部队，随即转业。对此，我毫无考虑。我的心已经飞往大学了。

    我觉得志愿军司令部，对中央的政策是认真执行的。特地将所有志愿军报考的干部，都集中到河北省丰润县稻地镇转业大队，编成一个队。并在唐山市区，在铁路宿舍为我们租了住房，专门请唐山市一个中学的老师为我们复习功课。

    说起来不到二十人，大部分同志，都在全力以赴。屋里连个桌子都没有，看书写字，各找所处，各施所能。有在床上趴着的，有倚着墙坐着的，有在屋外找个地方看书的，都在竭尽努力。记得，在等待发榜的日子，真是度日如年。那时，我真的没有把握。语文还算有点信心，而地理、历史，都是多年没有沾边了，还是上小学时的那点基础。

    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南开大学。因为南开大学在天津，母亲、姐姐都在天津，这样就可以团聚了。更重要的是，在天津读书时，南开就是我大学梦的指向，而且大哥就是南开的，我还考过南开。我的南开情结，让我毫不考虑就将她填为第一志愿了。录取书来了，我考中了。那种喜悦之情，洗尽了“肃反”中受到的侮辱以及种种的不快。我有一种人生的信念：只要诚实地劳动，诚实地做人，是任何力量，任何人，都不能阻拦你的前进的脚步的。我的大学梦，从少年时代就萌生的大学梦，终于实现了。

    那一天，我恨不得跑回稻地镇，向未婚妻报告这巨大的喜讯，也恨不得很快将这个喜讯告诉我的母亲和大姐。我记得，我们报考的人，买了唐山的烧鸡，买了酒，庆祝了一番。

    就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和一军商量，我们结婚吧。没有仪式，没有礼物，没有任何准备，就在老乡的房子里，几个一起报考大学的兵团战友聚在一起，大家弄了几个菜，也算尽情痛饮，欢庆新婚了。我和妻子，都觉得我们的婚姻，是十分美好的。简朴，是最美的形式，也是最隆重的礼仪。

    迎接我的是未来八年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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