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怜人，不知道为何走上了绝路。由于两位被枪击者转危为安，网上有一些报复性话语开始广为流传。有人责备陈忠恕“枪法太差”。言下之意，张剡、李建勤该杀。
绝大多数人与张李二人素无冤仇，两位被诅咒“不得好死”的主要原因是他们的官员身份。如果只是面对两个活生生的人，我相信为开枪叫好者也并非真心希望两人去死。那么问题出在哪里？
我在大学课堂常给学生推荐阿马蒂亚•森的《身份与暴力》。答案其实就在这本书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暴力，是基于单一的身份认同。
是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身份认同。它不仅会给人一种共同体的幻觉，也是人类生活丰富性与友情的源泉。然而阿马蒂亚•森同样看到，“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观念，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这个世界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态，因为单一的别无选择的身份认同同样会杀人”。
关于这一点，可以援引的事例实在太多。国外有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当那些黑人被告知自己是胡图人，而且“我们憎恨图西人”的时候，“无知的民众实际上是被套上了单一而且好斗的身份，由熟练的刽子手带领着酿造了这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至于中国，远者有革命时代的惨烈，近者有社会新闻中的血腥。2010年3月23日，郑民生在福建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名小学生。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知道郑民生恨令智昏。然而，面对如此悲剧，有人仍坚持认为郑民生此举系“弱者”的无奈反抗，而这些官家和富家的孩子并非无辜，因为他们一出生即有“原罪”，既然享有父辈依靠特权占有的更多社会资源，就应该承受更大的社会风险。当郑民生冲进幼儿园的时候，“官二代”、“富二代”成了这些孩子单一的、别无选择的负性身份。正是这些标签，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
人爱自我标榜，也爱给别人贴标签，喜欢以局部代替整体。值得反思的是，我们标示一件物品，通常是为了增加其辨识度。然而，当我们将某个人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并且将其简化为唯一身份的时候，暴力便已经在酝酿。因为别无选择的单一身份抹杀了人的多元群体特征与多重忠诚。当年地主被杀，是因为他是“十恶不赦的地主”，在他被赋予这个单一身份时，他不再是母亲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儿女的父亲。同样，当很多人声嘶力竭地要求处死药家鑫时，他也只有一个身份，即“军二代家的杀人犯”，“药不死则正义死”。
在许多人那里，这些走到时代风口浪尖的人物被符号化了。这种符号化首先是将一个人变成他者，将他从原本所属的丰富的群体里区别开来。在这个物化与隔离的过程中，原来有血有肉的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被限定的物和意义，一个符号。杀一个人时，世人常有恻隐之心，而消灭一个符号却像是推倒路边的一个雕像，它给人带来的更多的是快感。
更隐秘的激情是，有人将从这场符号之战中获利。以攀枝花枪击案为例，在新闻当事人与叫好者之间建立起某种利害关系，不是别的，恰恰是符号化。当枪击发生后，陈忠恕变成了反叛者，而张剡、李建勤变成了压迫者。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民众相信“官员没一个是好东西”，他们会将这起枪击事件理解为“黑吃黑”。无论是反叛者枪击压迫者，还是官员群体“黑吃黑”，这些都会给叫好者带来某种生理上的愉悦。符号成为一种连接，它让叫好者感觉自己仿佛参与了反抗，看到了身边的黑势力遭受了压制或者报应。
我不清楚陈忠恕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冤屈，以至于他要以当众杀人的方式来进行报复。事后的社会反应可以看到今日中国社会的怨憎之气是如何炽烈。
中国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国家与社会的和解，最终都要回到人本身。一个社会，面对经年累月的不公平与非正义，如果没有基本的愤怒与憎恨，自然不正常。但若是只剩下愤怒与憎恨，甚而发展为一个戾气弥漫的互害型社会，将正义的诉求扭曲为一种以血还血的报复、仇恨的宣泄，乃至殃及无辜，只能说这个社会既失去了爱的能力，也失去了就事论事的能力。
以我对中国社会的观察，缺少就事论事的能力也是这个国家许多悲剧的根源。而这背后同样有符号化的鬼魅。比如说街头运动，在功能正常的国家，它本是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话，其最容易失控或变形的也是不就事论事。政府不就事论事，就会上纲上线，找敌对分子，反抓了有良知勇气的人。社会不就事论事，容易拔高意义，偏离当地民众的现实诉求，结果是变相鼓励他人无谓地牺牲。
考虑到现实的种种困厄，我能理解许多民众的反对派立场，我也因此时常投身其中。让我常常感到不安的是在这个社会杀人总是被给予了最大程度的理解。以前民间有胡文海、马加爵、杨佳……而现在官场又添贾敬龙和陈忠恕。一个为杀人叫好的社会终究是一个可怕的社会，这意味着在多数人的观念里人皆可杀，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理由。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自己炽热的快意平生后面藏着怎样的凉薄。那里没有人与人的战争与和平，有的只是符号杀戮符号。
真正要消灭的是时代的危机，而不是同时代的人。不要简单地在社会或者政府内部寻找可以消灭的敌人。中国若要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进步，最终还是要回到人的命运本身。
借攀枝花官场枪击案，我着重谈到了符号化过程中的去人性化问题。在此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符号的价值，因为语言的贫乏，我也时常不得不借助符号或者隐喻来完成思考。只是我更看到一种危险，在寻求正义的路上，符号抵达的地方也常常是理智崩溃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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