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11月28日出生于维也纳，父亲是犹太人，经营一家纺织工厂，母亲出身于犹太银行世家。优渥的家庭条件不仅让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并且培养了他对文学与艺术的热爱。17岁开始发表诗歌，从此走上了写作的道路。大学时攻读的是哲学和文学史。接下来一战爆发，在短暂的平静之后，欧洲再次战云密布，纳粹上台。身为犹太人，他此后的日子注定颠沛流离……
（一）
有人证实，当悲剧在萨尔斯堡上演的时候，茨威格已经预言一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屠杀即将发生。1934年，也就是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四年前，他就开始收拾好行李。当奥地利警察搜查他家的时候，他决定必须走了。或许他是第一个逃跑的维也纳人。第一任妻子弗丽德莉克甚至嘲讽他患上了“逃亡臆想症”。
像易卜生所说的那样，一艘船要沉了，最紧要的是救起自己，他开始逃。先是英国，然后是美国，最后逃到了巴西——一个故国沦陷者横跨三大洲的流亡地理。
从此，巴西成了他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就在欧罗巴慢慢消失，变得“和中国一样遥远”的时候，他在巴西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如果按照欧洲人的思维模式，这里的每一个群体都会对其他群体保持敌意，先来者反对后来者，白人压迫黑人，巴西人驱逐欧洲人，白种人、土著人和混血人一同对付黄种人，多数派与少数派冤冤相报，为捍卫自己的权利不断争斗。然而，在这里的所有种族，尽管肤色不同，却能和睦相处；虽然出身各异，但却齐心协力。他们致力于尽快消除彼此的差异，成为完完全全的巴西人，共同建立一个团结的新国家。（茨威格，《巴西：未来之国》）
这里在外交上很少诉诸武力。据说佩德罗二世访问欧洲时，曾经在面对巴斯德、雨果等人道主义者时抬不起头来，因为他的国家还存在着奴隶制。1888年5月13日，在这位国王的主导下巴西废除了奴隶制。在茨威格眼里，那是一位仁慈的君主，“被束缚在王位上的学者与藏书家”，而且紧接着他又废除了君主制。帝制废除而没有发生流血。1889年这位末代皇帝回到欧洲，从此不再踏入美洲，而巴西也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
了解这些“光荣革命”的历史，对比当年的德国，读者将更能理解为什么茨威格会热情地赞美巴西。
（二）
然而，和许多人一样，茨威格终究是“故乡的囚徒”。身体可以逃走，但是心还留在原地。在灵与肉的长期分裂中，故乡变成一个既回不去又走不出的地方。而且，流亡的时间越久，这种分离的痛苦就越炽，直到将他推进抑郁的深渊。
在并不漫长的人生里，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同时还不得不面对自己与自己的战争。正如他在写给前妻的最后几封信中提到的，在巴西隐居日子，尽管可以阅读、工作，带着小狗散步，但内心却是孤独的，“信件越来越稀少，人人都有自己的烦恼，没有重要的事情就没有愿望写信”。更让他痛苦的是，书籍也少得可怜，以至于他无法完成必要的写作。
而且，巴西虽然没有参战，但有自己的立场，它禁止外国人在公共场合说德语和意大利语等轴心国的语言，以及随身携带这些语言的印刷品。
1942，这是茨威格生命中的最后一年。里约狂欢节奇幻的游行没有让他动心。他写信对前妻说，“我抑郁，因为仍然看不见真正的决定和最终胜利的希望，因为在两次世界性的巨大灾难中，我们这一代人将要失去最好的年华。”而已经消失的过去不会复返，过去他们所拥有的，未来不会还给他们。最关键的是，这场战争“还没达到最高点”。茨威格说，“我太累了，承受不了这些。”
2月15日，新加坡沦陷的消息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日军的石油之路从此打开，而德军也打通了苏伊士运河，纳粹还将长久地占据着这个世界。在极度悲观的情绪下，几天后他与第二任妻子仰药自尽。
茨威格最后留给世界的，是一封感伤而平静的遗书：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亟须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它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地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
自从操我自己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愿意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人年逾六旬，再度完全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由于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
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你们在经过这漫漫长夜之后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于你们而去了。
没有一点挣扎的迹象，也抛弃了一切琐碎。
相信每一个愿意在死前认真留下遗言的人，即使是在此最后的艰难时刻，也是深爱着这个世界的。也正是这种深爱最后让茨威格无法承受。和二十四年后被逼自杀的中国翻译家傅雷不一样，在巴西的茨威格是自由的。如果他能够与故乡切割，他或许可以在南美颐养天年。然而他做不到。不是绝望，只是失去了耐心，他想早点休息。终于，在漫漫长夜里，他主动熄灭了人生的灯盏。他带走了自己的肉身，但把光明继续留在了这里。他在遗言里宣告黑夜终将过去，太阳照常升起。
这不仅仅是遗言，更是一个失意者留给世间的最后的慈悲。
（三）
此前不久，茨威格刚刚完成最后的著作《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在这部半自传的回忆录里，他将一战前欧洲比作“黄金时代”。那时候的人们正沐浴在世界博览会的种种惊喜与人类理性的光辉之中。接下来的这段文字是他曾经见证的那个太平盛世：
在我们那个几乎已有一千年历史的奥地利君主国，好像一切都会地久天长地持续下去，而国家本身就是这种连续性的最高保证。国家赋予自己公民的权利，是由自由选举出来的代表人民的机构——国会用书面文件确认的，同时，每项义务也都有详细的规定。我们的货币——奥地利克朗，是以闪光发亮的硬金币的形式流通的，因而也就保证了货币的不变性。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或多少收入，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一切都有规范、标准和分寸。拥有财产的人能够确切算出每年盈利多少，公职人员和军官能够有把握地在日历中找到哪一年他将擢升和退休。每户人家都有自己固定的预算，知道一家人食住要开销多少，夏季旅行和社交应酬要花费多少，此外还必须留出一小笔钱，以敷生病和意外的急需。自己有住房的人都把一幢房子看作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万无一失的家园。庭院和商号都是代代相传；当一个乳婴还躺在摇篮里时，就已经为他以后的生活在储蓄罐或储蓄所里存下第一笔钱，这是为未来准备的一笔小小的“储备金”。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里，一切都牢牢依靠着国家和至高无上的年迈皇帝。谁都知道（或者这样认为），一旦他去世，就会有另一位皇帝接替，原先安排好的一切丝毫不会改变。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已不可能。
茨威格接着写道：
最初只有那些有财产的人为自己遇上这样的太平盛世而庆幸，但是后来渐渐扩大到广大群众，于是，这个太平的世纪便成了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屋作了防火和防盗保险；为自己的田产作了防雹和防灾保险；为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作了人身保险；为自己的晚年买好终生养老储备券；同时在女孩子的摇篮里放上一张保险单，作为将来的嫁奁。最后甚至连工人也都组织起来，为自己争得了标准工资和医疗储蓄金：佣人们为自己储蓄了老年保险金和预先存入一笔自己身后的丧葬费。只有那些把未来看得无忧无虑的人才尽情享受眼前的生活。
这一切与今日的世界何其神似。大家谈论房价、资产保值、商业保险以及最近上映了什么好电影、有什么新的发明。与此同时，强权政治也在世界各地抬头，有竞争力的大国陆续推出各种新型武器，各国民意调查机构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有可能爆发……而生活在困顿或空虚中的人也在各自的绝望里集结，等待他们的大救星。
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让茨威格意识到，尽管生活在黄金时代的人们对生活抱着一种克勤克俭的态度，但在那些歌舞升平中深藏着一种“巨大而危险的自负”，而这种自负与科技等带来的“进步的幻象”有着极大的关联。
同时被夸大的还有人类设计历史进程的虚妄与野心。当历史决定论大行其道，人类相信进步甚于相信头顶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靠着暴力攻城夺池的各式乌托邦已经在不远处张开了血盆大口。
堕入地狱之前的时代难免令人留恋，而历史却是许多条线索的齐头并进。没有哪个时代是突然黑暗的，也没有哪个时代突然变得光明。即便是茨威格所谓的黄金时代，也是黑暗与光明同在。正如没有冬日树木的隐忍与蛰伏，也不会有春天的百花盛开。如果说1914年之前的欧洲种下了恶因，而1914年以后的欧洲则是结下了恶果。
的确，茨威格深情怀念的那个黄金时代，不也是巴尔扎克、左拉、狄更斯、卡夫卡等有良知的欧洲作家深刻批评的破铜烂铁的时代吗？
但是，我却没有理由去怀疑茨威格回忆中的真实与赤诚。毕竟前一时代的光明在后一时代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罪恶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而且愈演愈烈。
（四）
一个作家或思想者的幸运往往在于，即使有朝一日他离开人世，这世上还会流传他的声音。正如此夜头顶上的星空，尽管有些星辰早已经破碎并沉落于茫茫宇宙，你我依旧可以望见它耀眼的光芒。
茨威格进行的是多体裁创作，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小说和传记。前者除了广为人知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象棋的故事》外，还有《情感的迷惘》《一颗心的沦亡》等等。《心灵的焦灼》是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借康多尔大夫之口，他道出了自己有关同情的理解：
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一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直至力竭也不歇息。
罗曼•罗兰称茨威格是“灵魂的猎者”。对于人类的苦难，茨威格抱有同情的态度，同时他深知牺牲的难得。就像他在小说中所揭示的，一个人可能会因为逃避生活而无谓地赴死，却不愿为了担起他人的责任而勇于牺牲。
有人也许会说，这同样是茨威格自裁时所面临的困境。既然那么憎恨纳粹，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做了逃兵？言下之意，与其自杀，不如冲到反法西斯的前线挡子弹。这当然只是苛责。如果生是为了自由，而死也是为了自由，那么在自由面前生与死就是平等的。
茨威格一直在逃。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更像自己笔下的伊拉斯谟。关心人类，热爱和平，对人世有良情美意，并且试图拂去罪恶的灰尘……但他们又都是安静的，身上都缺少马基雅韦利的功利主义和路德的战斗性。
为了保卫内心的安宁，他们不会和野蛮人扭打成一团，不会在深渊凝视他们的时候也凝视深渊，让自己成为深渊的一部分。他们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所有的仇恨，即使无家可归。
伊拉斯谟最害怕狂热主义，所以努力保守自己的独立性。当别人责备他没有战斗的勇气时，他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假如我是瑞士雇佣兵，这倒是一句严厉的指责；但我是学者，我需要太太平平地写作。”对于茨威格来说也是如此。身为作家，上阵杀敌并非他的本分，如殉道者一般努力写作才是他最需完成的意义。
茨威格赞叹写长篇小说的作家是百科全书式的天才，他们以作品的广度和人物的繁多构建一个完整的宇宙，用自己的星空建立了一个与尘世并立的自己的世界。“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都浸透了他的本质”。事实上，这种本质上的探求同样体现在他的传记文学里。从为爱情憔悴了容颜的小女子到被推上断头台的两位法兰西王后，再到“在不朽事业中寻求庇护”的探险家以及卡萨诺瓦、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司汤达、托尔斯泰、福歇……茨威格不仅长于心理描写，他还借手中的笔为世人绘制了一幅人文与历史的星空。
而他对主人公们的解读也是天才式的。比如他写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描写的是被遗忘的英雄，他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只有一个拿破仑，不只有历史学家的那个在1796年至1815年征服过世界的拿破仑，而是他认识四五个拿破仑。一个兴许在马朗戈附近阵亡了，名字是德塞。第二个可能被现实中的拿破仑派往埃及去了，远远离开一系列重大事件。第三个也许是遭受了最深沉的悲剧：此人就是拿破仑。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他不得不隐藏到外省某个小地方去，他没有成为奔腾呼啸的山洪，不过他耗费的精力并不少，虽然用到了比较琐碎的事情上……巴尔扎克知道，每时每刻在巴黎关闭的窗子里边都有悲剧发生。这些悲剧不亚于朱丽叶之死、华伦斯坦的结局和李尔王的绝望。
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果不是从内心去体验，他什么也不是，“只有在最底层，在我们永恒和不变的生存里，在根源所在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有希望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建立起联系。”在茨威格看来，陀氏不只是一位作家，更是无限的，一个有自转星球和另一个天体音乐的宇宙。陀氏的作品藏着人世一切痛苦的台阶，包括“个人的痛苦，人类的痛苦，艺术家的痛苦以及最后的痛苦，最残酷无情的痛苦——上帝的折磨”。
他说王尔德从监狱里出来就结束了，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监狱出来才是开始。这段话解释了陀氏的名言——“我只担心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我所受的苦难”。
而荷尔德林是个纯洁的人，他需要保持意志的纯洁和本质的形式的完美，他不想要毁灭性的现实。“出于对更高、更上层世界的信仰，他反抗下层的红尘世界，而这个世界他无法逃脱，除非乘着他诗歌的翅膀”。他和雪莱一样找寻一个纯洁的世界，在那里音乐、月光和感情合为一体。
……
虽然在小说中写过不少小人物，但自茨威格为群星作传开始，他的写作注定是英雄主义的。那些人都是抗争者，他们将苦难压在脚下，也因此站得更高。
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写作尽在歌功颂德。在《昨日的世界》里，他特别谈到自己似乎更垂青失败者的命运。“在我的传记文学中，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物，而只写那些保持着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譬如，我不写马丁•路德，而写伊拉斯谟；不写伊丽莎白一世，而写玛丽•斯图亚特；不写加尔文，而写卡斯特里奥。”
与此同时，他深入人性，思考狂热主义、宗教迫害与法国大革命，为异端的权利与个体的独立而战。罗伯斯庇尔是一架无情的道德机器，他着迷于教条主义的强硬，容不下任何异己，“因而用冷冰冰的铁拳将每个持不同政见者像异教徒一样推入新的柴堆——断头机。”这样的革命者都有着奴隶主的气质，他们唯一能容忍的是“像镜面似的反射他自己观点的精神奴仆”。
（五）
法国作家洛朗•塞克西克在《茨威格在巴西》一书中写到，出走以后茨威格在萨尔斯堡家中什么书也没有留下。那些书里的作者各奔东西、亡命天涯时，他们大多处境悲惨，失去生活的来源，灵感也日益枯竭，没有人有心思还去讲故事写文章。而希特勒却把现实当作小说来写，他是上百万部、无可逾越的悲剧作品当之无愧的创作者——“这位新的文学巨匠横空出世。”
有些历史细节耐人寻味，纳粹上台后曾公开焚毁大量“有毒的书籍”。这一切除了证明作恶者恶行累累，也间接说明此前欧洲有过的开放与繁华，否则就算是希特勒上台也无书可焚了。茨威格早期的写作正是在这样明暗交接的时代里完成的，不幸的是，它们后来被抛进了柏林的劈柴堆。人类的文明也由此堕入黑暗期。诗人海涅说，一个会焚烧书籍的政府接下来也会焚烧人。
在某种意义上，希特勒的确像塞克西克所说的那样是书写历史的“文学巨匠”。带着前所未有的破坏力，他在一定时期内超越了德国其他的作家。这也是人们通常所谓的——当一个时代下沉的时候，小说家的想象力定将输于现实。不过，在茨威格那里，情形并不全然悲观。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他断言历史才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超越历史本身。像希特勒这样的“蹩脚作家”，终究只是个过客。
茨威格还说，艺术家创作需要灵感，所以他们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碌碌无为的。而在历史这一“神明的神秘作坊”（歌德语）里，人类的群星同样要经历岁月无谓的流逝，甚至漫长的黑暗与平庸之后才得以涌现。
几十年后的今天，茨威格早已是历史中的星辰，而世界也重新走到了分水岭上，没有人知道将来会如何。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未来还会有更多的星辰汇入人类的历史的天空。如果你我愿意相信历史自有其因果，那么就在这一个时代播种，在下一个时代收获。
［本文系作者为《茨威格作品》系列中文版撰写的总序（该系列由新星出版社于2017年—2018年陆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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