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仅仅包含人的因素，历史还是天、地、人的集合体。“自然”与“人类”一起，构成了整个历史。但是在很多的历史书籍中，“天地自然”这个很重要的因素常常被大家所忽视。其实在历史的暗角里，狂风呼啸或干旱少雨都可能成为颠覆国家和改变历史的重要诱因。
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因为一场大雨，使他们无法按期到达渔阳，被迫揭秆起义，揭开了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最终由刘邦、项羽推翻了秦王朝，真可谓一场雨改变了中国历史；在二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铁骑踏向苏联，兵临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真是咄咄逼人、气焰嚣张，然而时值寒冬，连降大雪，希特勒的军队由于准备不足，缺少御寒物资，冻伤和冻死的士兵人数剧增，只好看着莫斯科上空飘扬的红旗无可奈何，这又是雪和寒冷改变了苏联和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进程；其实雾与风也曾经改变过中国历史，三国时期诸葛亮因雾而草船借箭，因风而火烧赤壁，最终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些自然现象都在历史的发展中不同程度地改变过其进程。由此说来，在历史的进程中，或许，在那个看不见的空气里，就飘荡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无形杀手。
疑问：荒年结束唐朝统治
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盛世——唐朝，从公元618年李渊建国，至公元907年亡于朱全忠篡位，其衰亡的原因，历史课本上说得清清楚楚，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之后逐渐积弱，百年而后又有黄巢之乱，继而藩镇和宦官互杀祸国，一代盛世终告不支。
不过要是再查查详细原因，《新唐书》上却另有记载，说当时关东一带连年干旱，百姓生活日趋困难，尤其是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出现了特大灾情。农民以“蓬实为粮，槐叶为菜，卖妻鬻子，颠沛流离”，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
当年正赶上唐懿宗去世，唐懿宗在位十四年，他是一个昏庸无能、奢侈无度的君主。他即位后，不思朝政，沉溺于酒、色之中，政治十分腐败，藩镇割据重新兴起。他将唐玄宗中兴的果实全部消耗殆尽。
此时的唐朝已经无药可救、病入膏肓，大乱正在酝酿之中。赋税沉重，民不聊生，于是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起义。公元859年，袭甫在浙东领导起义；公元868年，桂林又有民众起义。唐懿宗派王式等人残酷镇压了这两次农民运动，但是对人民的剥削并没有停止。于是又爆发了王仙芝、黄巢大起义，饥民响应号召而依附者达数万，最终推翻了唐王朝。
《旧唐书》上也说到黄河下游“连年凶荒，人饥为盗”，公元874年王仙芝作乱山东，次年黄巢响应，蹂躏大半江山，公元884年乱平，大唐根基彻底败坏，苟延至公元907年。
但是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上都提到的这个自然灾害的原因却被当今的历史研究者们忽视了，很多历史学著作上都只是简单地以“灾害连年”或“适逢荒年”等一笔带过。在这个历史的暗角里所隐藏的生活的悲惨、辗转的哀号、妻离子散的痛苦和人民的激愤都被轻轻几个字掩盖了。
现在让我们重拾这个历史片段，来听听德国研究人员的说法。德国研究人员曾经发表研究报告说，罕见的季风期异常导致唐王朝统治晚期灾荒连连，进而作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加速了唐朝的灭亡。类似的理论也可以解释大约同一时期美洲玛雅文明的灭亡。
德国的研究人员格拉尔德就职于德国国家地质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气候变迁。他率领一支团队，研究广西省西南部湛江市附近的“湖光岩”沉积物质，最终得出结论：长期干旱和夏日极其少雨的气象原因，导致连年干旱谷物歉收，激发农民起义，并最终导致唐朝在公元907年灭亡。
格拉尔德认为，湖泊沉积岩岩石中心钛元素的含量和磁性是相应历史时期冬季季风强弱的标志。在正常情况下，冬季季风期和夏季季风期交替，在夏季带来丰沛的降雨，冬季则相对少雨，气温也在一定幅度内变化。但是在最近的一万五千年左右，曾经出现过三次冬季季风过强而夏季季风过弱的异常现象，每次都会导致一段异常寒冷的时期，其中前两次出现在最后一次冰期，最后一次则出现在公元700—900年，与唐王朝的统治时期部分吻合。格拉尔德的研究团队从广东湛江一处湖泊中提取沉积岩岩心，并根据检测结果推断，公元750年前后，唐王朝开始经历一段相对干旱的时期，在这一段时间内，曾经不止一次出现了以三年为周期的极干旱时期，导致降雨量减少和持续干旱，造成灾荒，进而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因素之一，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地质考察的证据还说明，公元六世纪到八世纪达到极盛的中美洲玛雅文明，也碰到了这个长旱周期，最终结束了辉煌的古典时期，走向衰亡。
这样看来，真正毁掉唐朝的，是气候变迁周期里漫长又干旱的冬季和滴雨难求的夏季。这样的说法给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注入了一丝清新的空气，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路。
难以预料的细菌战
让我们把眼光再投向八百年以前的明清之交，在公元1644年三月到四月间的北京，又有什么东西在牵动着历史、影响着历史的走向？如果说那是一群可怕的细菌，你相信吗？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有规律性的，是有必然性的，但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的、偶然的。大大小小的偶然造就了历史，起码使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因素往往被史学家忽视，因为这在他们眼里是既成事实。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影响历史的真正因素。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主宰，可是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整个星球的日记。公元1644年在北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公元1644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崇祯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崇祯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公元1640年（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公元1643年（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和山西的情况大致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这个谚语说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期严重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还不知道鼠疫的传播途径，只是因为每次流行都见到死鼠，于是编出了这个民谣。直到二百五十年后，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治手段。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环境要求高温潮湿，比如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该地的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这样黑死病才能流行。明代时期的华北地区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而且和黑死病不同的是，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的预防方法是戴口罩。可是公元1644年的人们哪里知道还有口罩？直到三百五十九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人都戴口罩，这一次是“SARS”，是经过呼吸道传播的烈性传染性疾病，高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毒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鼠疫也是如此。
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暴发的关键时刻。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当时守城的士兵们已经被鼠疫折磨得身体虚弱，往往是“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人心涣散。等到李自成想要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们就主动献城了。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一样阴森。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人的密切接触使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使得李自成的军队迅速丧失了战斗力。
等到李自成讨伐吴三桂的时候，他的军队人数已经大大地减少。李自成进京的时候，据史料记载是带了十万兵马，但是等到山海关之战，他去攻打吴三桂的时候，李自成至多只带了六万人马，就是因为瘟疫流行，所以军队减员严重。肺鼠疫的潜伏期很长，可以长到二十多天，也就是说感染了二十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并且还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于是李自成一路退败，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并且一路退一路把鼠疫传播开来， “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李自成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他的无敌雄师就这样被鼠疫消灭了。
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对这一点是深有体会，他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让瘟疫夺去了。
后人分析李闯王的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瘟疫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王之败，怪只怪天时。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史书记载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是因为李自成霸占了陈圆圆。也有人说吴三桂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其实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考虑问题自然不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等人，他这种把戏是不会蒙混过关的。
吴三桂的真实想法，是想把满清军队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李自成后，再消灭满清这个大敌。所以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并没有在疫区多作停留，而是率军猛追李自成。可是追了一半的时候，吴三桂的部下也开始发病了。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就驻扎在北京。
当年顺治登基，满清眼看着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却没有南下攻打的打算，其原因就是因为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公元1644年9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时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像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地在满人中传播，而只是小规模的传播就已经使清朝失去了南下的能力。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鼠疫在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不仅公元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此后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而山海关前的景象，据史书记载，“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何等的阴森恐怖。因瘟疫而死的尸体漫山遍野。由于数量多，再加上大家害怕被传染，没有人敢收尸，所以三年都没有收尽。鼠疫这个黑暗中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影响了历史，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让我们在今天读起这段历史时仍然禁不住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弱肉强食的悲剧
弱肉强食是自然界的规律，在动物界偶尔也会出现同类相残的现象，但是说到人吃人，总是能叫人感到不寒而栗。吃人肉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的漫长历史中并不罕见。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就是，当遇到天灾人祸、粮食绝收的时候，可怜的百姓们为了保命往往易子而食。在那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人们被逼无奈地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也是无可厚非的，任何违反人权的指责在这里也都会显得苍白无力，迂腐可笑。可是有很多人，将吃人肉当成一种攀比的资本，而更为可怕的是，这种传统还被后世发扬光大，使得吃人的行为延续了数千年。
咱们先来看看三国时期，据《三国志》记载：袁绍围臧洪时，“城中食尽，初尚煮筋角，后无可食者……（臧洪）杀其爱妾以食军士。”意思是袁绍围城的时候，城内将士没有粮食吃，臧洪就把他的爱妾杀了给军士吃。不过臧洪好歹是被迫的，再看这位，“吴将高澧，好使酒，嗜杀人而饮其血。日暮，必于宅前后掠行人而食之”这个吴将高澧喜欢吃人肉，到天色将晚的时候，就去房前屋后的路上把行人掠来杀了吃肉。
三国以后，美食家们认真地在牙缝间细细品尝，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慢慢地把吃人活动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隋朝末年，出现了两位吃人“魔鬼”：诸葛昂和高瓒。这两位经常互相切磋吃人心得，研究食人方法。有一天，高瓒请诸葛昂吃饭，并隆重推出了“双子宴”——取一对十来岁的双胞胎为原料，烹熟洒料后，把他们的头、手、脚分别装在盘子里端上来，俩人就这么旁若无人地品尝起来。过了几天，诸葛昂回请，特别介绍“烤全人”——他把自己的一位爱妾，塞进大蒸笼里蒸熟，然后把其放在一只大盘子里，当然还得让她摆成盘腿打坐的姿势摆好造型，为了美观，又在她脸上重新涂上胭脂，然后在身上洒上食盐、八角等调味品。当仆人们抬上大盘子后，诸葛昂就亲手撕下她大腿上的肉给高瓒吃，高瓒吃得连声称赞，诸葛昂自己也没闲着，早就瞄上了乳房上的肥肉，俩人这次吃得油光满面，风卷残云，在留下一堆骨头后意犹未尽地散去。
到了唐朝，吃人的方法又变得简单、粗暴起来。“武后时，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止于客舍，饮之醉，并杀之，水银和煎。”用水银等重金属煮食人肉。“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就是说“听说你爱吃人肉，真的假的啊？”笑曰：“人肉腥且韧，争堪吃？”他回答说：“人肉又腥又难咀嚼，谁爱吃啊？”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五代时“苌从简家世屠羊。从简仕至左金吾卫上将军，尝历河阳、忠武、武宁诸镇，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之。”这一位抓了小孩来吃，真是残忍至极。
到了宋、明时期，这些变态的当权者们又开始流行起生吃人肉来。北宋大将王彦升喜欢生吃人耳，每次得胜后设宴时，他就硬扯下俘虏的耳朵，一边咀嚼，一边饮酒。可怜的俘虏们鲜血淋漓，惨叫声不绝于耳，而王大将却与宾客神色自若地谈笑风生。契丹的东丹王喜欢喝鲜血，他常把小妾身上扎个洞，然后吸食其血。明代初年，长洲人韩雍曾为大将，他经常在开军事会议时命人上大碗饮料，碗里盛的是刚从俘虏脑袋里倒出来的热气腾腾的脑汁。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朱有熹有活吃人肝、胆的爱好，每天天黑后，就命令手下把外面的行人引诱到府中，供他食用。
久而久之，一些军队将领也发现了吃人肉的“美好前景”，这下才真正地掀起了吃人的新高潮。十六国时，前秦的苻登领兵作战时就吃抓获的俘虏，这样，部队每天都可以吃肉，所以战斗力非常强。唐朝末年，秦宗权部队不带米面，把沿途杀死的百姓用盐腌起来，随军携带，作为军粮。元朝时，驻守淮右的官军捕人为食，“以小儿为上，妇女次之，男子又次之”。明成化年间，都指挥彭伦把抓获的俘虏绑到高竿上，把他们用乱箭射死后割裂他们的身体，让兵士烹煮而食。和上面当权者的个别行为比起来，军官吃人，才是整个吃人历史中最为恐怖的一幕。
在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中，异类动物之间活捕生吃，同类动物之间也有互相残杀，这是动物界生存竞争的需要，并不奇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仍然存在着人吃人的现象，这说明人类并没有完全消除兽性。由于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社会意识，所以人相食比动物相食更显得野蛮和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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