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基辛格如是叹息。

    “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邓小平不动声色地又将自己个人归到了一般革命者的行列。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1980年盛夏，北京悄然地进行着一个行动。

    7月30日，长期悬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两块永久性标语牌也被拆除。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举动，而是一项全国性的、全面的措施。实际上，北京在这项全国性的措施中已经行动较晚，在外国人少到的地方城市和农村，自前一年就开始拆除毛泽东的塑像了。

    8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具体规定的指示。其中说，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

    这可以理解为中共中央对此一举动的正式解释。然而，对于熟知中国“文化大革命”画像密布、红旗如海的景观的人们，这一行动的象征含义是太明白了。当毛泽东那带着自信微笑、潇洒挥手的形象在大街小巷消失时，当毛泽东那具有巨大魅力的湖南嗓音在人们耳边渐趋微弱时，中国清楚，世界清楚，一个时代确确实实地结束了。

    1980年盛夏的这一象征性行动当然不是象征着历史的中断，而是象征着民族的前进。

    然而，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是如此血脉相连，如果生生扯断，只会导致民族自我意识的紊乱。一个微妙而重大的问题早已摆在中国面前：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毛泽东？

    邓小平如炬的目光不能忽视如此敏感的问题。于是，1978年岁末的那次转折性会议上，他将毛泽东留下的问号摊在了决策圈的面前。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他若有所思，缓缓而谈，“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

    措辞是有分寸的，一个谨慎的问题原本就应谨慎地提出。没有人比邓小平更清楚，研究既往是为了走向未来。未来与既往的关系从来就不是简单的“非”或“否定”的关系，它们总是辩证地交融。这位老资格的政治家在轻轻提示，中国不是要什么“非毛化”，而是要“科学地、历史地”理解毛泽东。

    为此，邓小平决定立即着手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作权威性的评价。因为正如他日后多次所说，一切都很清楚，人们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评价将采取中共决议的方式。

    决议的起草工作自1979年深秋即已开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

    起草的工作漫长而艰难。邓小平如总设计师，掌握着整个进程，吸取一条条意见，纠正一个个偏差，将其逐步引入妥当的轨道。

    到1980年初秋，决议思路已经成形。在本文开头所述那场悄然进行的行动之后几周，北京正进入秋高气爽的时节。天安门广场游人如织，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画像依然高高悬挂，凝目注视着这北京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8月21日，一辆高级轿车载着一位神秘人物驶入中南海。她是奥琳埃娜·法拉奇，驰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著称，已经先后采访过数十位著名活动家。越战炽热时，她出入河内、华盛顿；中东危机时，她紧追阿拉法特、侯赛因；联邦德国与东方暗送秋波，她便找到维利·勃兰特；西班牙风云突变，她又出现在卡里略眼前。当世界都注视着中国如何评价毛泽东时，她当然不能无动于衷。1980年，风云人物在北京。

    自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负责人以后，这似乎是邓小平第一次单独会见外国记者，谈论国家重大问题。他为什么想起要会会那位让许多西方政治家头疼的厉害的女记者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单独会见记者，可以说有一个独特的历史由来。1936年夏秋，当红色中国对外界仍是一个传说的时候，一位美国记者冒着生命危险，只身进入中国的西北角。他的热情与勇气感动了正在艰苦创业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他们告诉他中国革命的苦战历程。他就是埃德加·斯诺。通过他的笔，世界才首次了解一代中国英雄的奋斗。

    这种与记者的交道以后又有一种特别的习惯。比如，当中共中央要对某一重大问题发表声明与意见时，并不一定由正式机构出面，而是通过某一领导人与记者谈话的方式表明态度。毛泽东首次访苏时，这种做法甚至引起了误会。当时苏联要求中国与蒙古和苏联同时就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离间中、苏、蒙三国关系一事各发表一个官方声明，中国方面同意了，由新闻署署长胡乔木以与记者谈话的方式谈了中国的意见。结果苏联否认这是“官方声明”，认为中国说话不算数。

    斯诺与毛泽东的相会可遇而不可求。当邓小平决意见法拉奇时，他当然无意重现那段不可重现的传奇。他只是觉得事关重大，既然决议思路已清，那么可以采用一下先前的做法，借一位名记者的笔宣示北京的态度。

    挑选法拉奇似乎并非偶然，这不仅是由于她的名气，更是由于她的风格。

    这位意大利女强人提问尖锐，言辞泼辣，善于触及敏感问题。连足智多谋的基辛格也被她诱出内心本不想吐露的隐秘，弄得狼狈不堪。“接受法拉奇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基辛格如是叹息。

    也许，当邓小平决定会会法拉奇时，他内心企盼的正是一种智慧的挑战。这位已经76岁的老人精神依然年轻，他乐于面对一位厉害的对手，乐于对付那些“难回答的问题”。在这样的时刻谈论毛泽东，谈论“文化大革命”，当然不是轻松的林间散步，他原来就是为谈那些“难回答的问题”才要见记者的，那么何不就找法拉奇？！

    法拉奇的采访方式合乎邓小平议题的需要，法拉奇的报道方式也一定让邓小平觉得满意。这位女记者习惯于录下全部的采访问答，然后一字不改、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如果她有什么意见要说的话，她就在前面另写，与采访正文互不干涉。完全的客观当然不可能，但照实发表采访问题总比断章取义的改写要强，会会法拉奇实在无妨。

    8月21日与23日，采访共有两次。

    气氛从一开始就不轻松，也许这正是法拉奇所追求的。她单刀直入，首先便触及盛夏刚刚进行的那次行动。她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明快、干脆：“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又说：“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坚决地将问题引向尖锐：“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并不想躲避法拉奇的暗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坚定地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如果说这里的评论是抽象的，那么法拉奇在听到关于毛主席纪念堂的回答时，一定体会到了一位老资格政治家准确而辩证的务实感。

    邓小平主动告诉她，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是不对的，甚至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他点及问题的要害：“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法拉奇问。

    邓小平摇头：“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作为西方名记者，法拉奇与斯诺的差异是显然的。斯诺不是猎奇的冒险家，而是富于理想主义和同情心的热血青年，他真正地对红色中国的事业产生了兴趣。他试图全身心地呼吸红色中国的空气，试图理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

    法拉奇是时髦的职业记者。她的兴趣主要在个人，在于政治家个人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她也有她的理想主义，那也是针对个人的。这种兴趣与世界最大的共产党的领袖的兴趣之间，存在的距离是不言而喻的。

    于是，我们从他们的交锋中可以感到一种奇特的转化。每当法拉奇从个人角度、从毛泽东本人及其与他人的关系发问时，邓小平总是宏观地、充满历史感地回答，于是，回答的性质便在不知不觉间转化为理论性的、总结性的。

    这一定让法拉奇在心里抱怨。她不能不感到，想探察邓小平本人是件力不从心的难事。在采访时，法拉奇原本是以巧妙地探察采访对象本人为追求目标的。

    现在，她不能不正面问了：“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顿了顿，平静地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这里，邓小平仍是循着总结历史的思路侃侃而谈，决议的起草在他的思想中酝酿了那么久，他眼下就是要阐述这些观点。

    法拉奇继续尝试扭回话头：“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邓小平从容不迫地一句话就又转到了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他说：“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于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领导职务终身制。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法拉奇坚持着探察。当邓小平说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许多同志也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时，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又找到了机会：“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答曰：“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邓小平不动声色地又将自己个人归到了一般革命者的行列。

    法拉奇的感受，斯诺在1936年早已经历。在陕北窑洞的油灯下，毛泽东答应向他详细讲述个人的经历，然而说着说着，斯诺便感到了那个奇妙的转化。他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

    对于革命者与其事业的一体关系，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生动的展现了。然而，令斯诺饶有兴味的那一转化却让法拉奇烦恼。最后，她终于以其独有的急智发出了邓小平不能轻易转化的个人性问题。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零分以下。”邓小平不假思索。

    法拉奇把问题顺势一推：“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这确实是不好对付的问题，邓小平难以回避，也许他原本就不打算回避：“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

    两次采访总共4小时。对于法拉奇的问题，“邓小平时而发笑，时而愤怒地给予反驳”。

    话题像一只红蜻蜓，时而飞跃，时而盘旋，时而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久久停留。他们还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谈到中国的现代化，谈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邓小平明确中国将引进大量外国资金与技术。至于由此会带来西方一些消极的影响，邓小平自信地说：“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他痛快地确认，共产主义承认个人利益，今天承认，将来会更多地承认，满足个人需要。

    8月28日，意大利报纸发表了这次谈话的内容。随后各国报纸纷纷转载、评论。

    外电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

    外电认为：“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

    这确实是非常年代的一次非常举动。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老练地选择这一特别的方式，向全世界传达了北京的信息。

    （郑晓国 南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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