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最大优势是，10年、20年后全世界的科技领袖有相当部分是华人。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是以美国为主，而在美国，几乎每一个第一流的研究院里最优秀的研究生都是华人。

    “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而现在不光是‘一席之地’，在这个领域，全世界公认，中国是第一。”

    “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这就是邓小平的性格。

    “‘博士后’对我来说是个新名词”

    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曾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会见李政道教授。

    李政道教授此次回国有两个目的：一是关于电子对撞机工程，二是关于CUSPEQDA回来的科技青年的安排问题。

    CUSPEA，意思是通过中美物理联合考试录取的中国赴美国留学的研究生。1978年中国决定派遣大量的学生到国外去深造。这些学生的费用都由国家负担。但是美国所有的第一流大学如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物理系对中国学生不太信任，不肯接受中国留学生作为正式研究生。李政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首先给美国40多所大学的教授写了上百封信，让他们同意按照本国研究生的条件和待遇招收中国研究生。他还到中国来，从听课的学生中通过面试选了5人，又委托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举行了一次小规模考试，选了11人，作为首批赴美正式研究生。他回到美国后，考虑到美国请求读研究生的手续很烦琐，要考GRE、TOFEL……当时中国学生根本无法请求。于是他就把招生制度改良了下，发明了一个新制度，后来起名为CUSPEA。这一方法后来在美国60多所大学中广泛采用。

    1979年春，李政道教授在北京讲课时，提出发动美国物理界，招收中国研究生。其目的是：一、使中国研究生进入美国第一流的研究院，受到同美国学生完全一样的训练；二、费用（生活费、学费、医疗费）全部由美国民间负担。经过两次小规模的试验后，1980年，他正式向方毅副总理提出这个计划方案，受到科学院和教育部的支持。当时CUSPEA学生已有3届共362人，按计划再办两届，一共约700多人，在362人中，除77人尚未选专业外，其他285人都选了专业，其中231人的专业与国家建设有密切的关系，如固体、半导体、材料、激光等，占4/5。为了给他们回国工作创造一个有利条件，李政道建议先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作试点。他说：“这样可以保证流动，研究单位可以通过流动站选人，造成竞争，使人才有所用。流动站具有可以辨别超等和一等的作用，其中超等的，可以成为自己找新的方向、带领别人前进的科技带头人。流动站建立后，学士后、硕士后和一般研究人员都可以参加。几百个流动站，几千个站员，将使全国科技青年都可以流动起来。”

    邓小平对此深表赞赏，他说：“这是一个新的方法，成百成千的流动站形成了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以便发现更高级的人才。主管领导和部门应尽快予以落实。”

    会谈中，邓小平询问了“博士后”一词的历史。他说：“博士这个名称恐怕在汉朝就有了，博士的知识既然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有博士后呢？‘博士后’对我来说是个新名词，在国外可能是老名词了。”

    李政道解释说：“真正形成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通大学生，是由教师出题目，然后指导解题，如果学生解题得出的解和教师的解一致，这个学生就能完成大学学业获得学士学位。研究生在读博士时，是教师定方向，定题目，可是教师并不知道怎么解题，研究生按照自己所学的知识解题，由教师和同行们评价，如果大家认为这个解是对的，就可以从研究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但是，真正做研究，方向、题目都要自己定，这是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和判断，博士后研究工作一般需要2—6年。有了博士后，才能使优秀的博士生成为独立的研究人员，杰出的年轻学者。博士后制度在国外也不是很新的。“二次大战”后，一些发达国家都知道，竞争必须有一支能独立研究的精锐部队，才能够面向世界去发展，这是博士后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这个制度说来也不过40多年的样子。”

    邓小平听后连连点头。

    1985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李政道教授时又谈到了博士后的问题。

    针对博士后的科研费、生活费问题，李政道说：“要吸引人回来，没有好的风气和工作环境就比较困难。中国的最大优势是，10年、20年后全世界的科技领袖有相当部分是华人。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是以美国为主，而在美国，几乎每一个第一流的研究院里最优秀的研究生都是华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派出去的留学生。这是祖国的财产，是不能放弃的，尖锐的问题是怎么吸引他们回来，怎样让他们回来发挥作用，团结起来发扬民族的理想，这是非常迫切的问题。要吸引海外将来的科技领袖为祖国出力，为民族争光，必须培养和发展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的工作和风气。”他建议建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必须有浓厚的学术风气，必须有独立性；科学基金应该完全用在基础研究和应用上。比较大规模的项目，请国家用长期计划和拨款的方法，而不是用科学基金。

    邓小平表示，没有困难。

    会见后，邓小平对陪同会见的方毅、胡启立、宋健等人说，我们要加强同国外留学生的联系，科研机构要招聘最优秀的科研人员，要少讲空话、多做实事。并提出要赶快搞出一个规划。

    “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要花。”

    1986年，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李政道夫妇，同时会见的还有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教授。

    齐吉基教授来北京参加世界实验室的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成立仪式。担任这个中心主任的李政道向邓小平介绍说，这个中心在北京有三个分部，一个在北大，一个在高能所，一个在理论物理所。齐吉基教授出了大力。

    邓小平向齐吉基教授表示感谢。齐吉基说：“我们感谢您对世界科学技术的支持。当今世界科技要发展，需要有一个伟大领袖的支持，把科学无国界、科学为和平的工作推向前进。世界实验室的建立主要是为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提供资金。我们愿意帮助中国，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世界水平。”

    邓小平说：“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我们在国际上还是比较落后的。你们成立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特别是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得到益处。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积极参加这个世界实验室的工作。”

    齐吉基说：“中国有很多有能力的科技人员，如李政道教授，他在世界实验室起着重要作用。现在世界实验室的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已经成立，它将有助于中国培养的科学技术人员参加中国国内的工作。在您的帮助下，中国的科技发展是很快的，您是国际上卓越的领导人，对中国和国际的科技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邓小平说：“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要花。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现在看来搞对了，起码争取了几年时间。”

    李政道向邓小平介绍了去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加速器会议的情况，谈到北京的加速器工作进展比台湾快。

    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我们的决心是下对了，在高技术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

    1988年10月24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建造成功，邓小平又一次来到这里。4年前他来这里培土奠基，今天他兴高采烈地参观了全部的实验设备。

    还是李政道教授陪同他参观，并作一一介绍。

    邓小平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都不要失掉时机，都要开始接触，这个线不能断了，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后来，李政道教授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我想小平先生是了解中国要有前途，就必须要有发展。我们现在是站在高科技的社会里，没有高科技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社会是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而现在不光是‘一席之地’，在这个领域，全世界公认，中国是第一。”

    邓小平对李政道说：“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1989年9月，李政道教授又一次来到中国。

    这一次，李政道是怀着特殊心情而来的。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风波平息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纷纷制裁中国。作为炎黄子孙，李政道忧心忡忡，他关注着祖国，期盼中国能渡过这一难关。

    他来到北京，邓小平于9月16日会见了他。

    两个星期前，邓小平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辞去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但李政道是他的老朋友，所以他和李政道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一见面，邓小平便笑容满面地对李政道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小时。”

    邓小平又饶有兴致地谈起了他的这一爱好。“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这就是邓小平的性格。

    邓小平告诉李政道：“我在练习怎样适应完全退下来以后的生活。几十年了，一直在繁忙的工作中，就是后来事情管得不多了，脑子里也放不下问题，总在活动。”

    当李政道对邓小平说“您的健康是中国稳定的需要”时，邓小平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我已经85岁了，多年来我提出退休，每次都遭到大家的反对。”

    “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了股票波动，这说明早退好些。”邓小平接着说，“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就算谈谈心吧，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来，但是动乱我要管。”

    李政道说：“您制定的开放政策确定了中国现在和将来的方针。您身体健康对中国的前途有很大作用。”

    邓小平说：“现在我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动乱就平息不了。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

    说到这里，李政道教授很感兴趣地把身体往前靠了靠，全神贯注地听邓小平往下说。

    略停片刻，邓小平继续说：“我主要讲两点：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请你告诉美国所有对我们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人，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

    “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请你转告你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我们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我们要冷静反思，回顾过去，着眼未来，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处理面临的问题。”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应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一步步改善。”邓小平坚定地表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我很相信这一点。”

    李政道教授也十分相信这一点……

    （刘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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