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亲朋好友全来参加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婚礼。

    “瞧哪，他身上是不是有其独特之处？”她朝丈夫那边点了点头，对朋友们说，像是要解释一下，她为什么嫁给这么一个普普通通、极寻常、毫无出众之处的人。

    她的丈夫奥西普·斯捷潘内奇·戴莫夫是一名医生，九品文官。他在两家医院里从医：在一家医院里任编外主治医师，在另一家医院当解剖师。每天从上午九点到中午，他给门诊病人看病，查房，午后乘公共马车赶到另一家医院，解剖病人尸体。他也私人行医，不过收入微薄，一年只有五百来卢布。就这点点钱。此外，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她的亲朋好友个个都不同凡响。他们各有过人之处，出类拔萃。有的已名闻遐迩，称得上是专家名流；有的虽说尚未成名，但前程灿烂。有一位剧院演员，早已是公认的伟大天才，他优雅、聪明、谦逊，还是一名出色的朗诵家，他教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朗诵。有一位歌剧院的歌唱家，一个好心肠的胖子，经常叹着气要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相信：她是在自毁前程，她要是不懒散，能管束自己，那她肯定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歌唱家。此外还有好几名画家，为首的是擅长风俗画、动物画和风景画的里亚博夫斯基，一个风流倜傥的金发青年，年方二十五左右，几次画展都大获成功，最近的一幅画就卖了五百卢布。他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修改画稿，说她前程不可估量。还有一位大提琴手，他的琴声如泣如诉，动人心弦。他毫不掩饰说，在他认识的所有女人中间，配得上为自己伴奏的非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莫属。另外还有一位作家，年纪轻轻，却已名声在外，他写过不少中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此外还有谁呢？是了，还有瓦西里·瓦西里伊奇，贵族，地主，业余的插图画家，刊头卷尾的小花饰设计者，酷爱古老的俄罗斯风格、壮士歌和民谣，在纸张上、瓷器上和熏黑的盘子上，他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这伙逍遥自在的演艺人员，命运的宠儿，虽说一个个彬彬有礼，态度谦和，也只有在生病的时候才会想起医生的存在。戴莫夫这个姓氏在他们听来跟西多罗夫和塔拉索夫毫无区别。在这伙人中间，戴莫夫显得格格不入、多余、矮小，尽管他身材高大，宽肩阔背。看上去他身上的礼服像是别人的，还留着店伙计的胡子。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他是作家或艺术家，那么别人就会说，他那胡子令人想到了左拉[13]。

    那位演员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她穿上这身漂亮的婚纱，再配上亚麻色的头发，真像一棵春天里婀娜多姿的樱桃树，满树满枝娇嫩的白花绽放。

    “不，您听我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挽住他的胳膊，对他言道，“这件事是如何意外发生的？您听我说，听我说……我得告诉您：我爸爸同戴莫夫在一家医院里共事。有一回可怜的爸爸病了，戴莫夫日日夜夜守在他的病床前。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精神啊！您听我说，里亚博夫斯基……还有您，作家，你们都听着，这很有意思，你们且靠近一点。多么了不起的自我牺牲精神，多么真诚的关怀！我也一连几夜没有睡觉，守着爸爸。突然间，了不得，姑娘征服了善良小伙子的心！我的戴莫夫神魂颠倒地堕入情网。真的，命运往往是这么离奇！爸爸死后，他常来看我，有时两人在街上相遇，有那么一天晚上，突然间冷不防他向我求婚了……简直像雪山压顶……我哭了一个通宵，我自己也没命地爱上他了。现在，你们瞧，我成了他的妻子。他身上是不是有不寻常之处：强壮，有力，像熊一样？此刻，他的脸有四分之三对着我们，光线不好。等他转过身来，你们瞧他的前额。里亚博夫斯基，您得说说这前额怎么样？戴莫夫，我们正说你呢！”她大声招呼大夫，“你过来，把你诚实的手伸给里亚博夫斯基……这就对了。你们做个朋友吧。”

    戴莫夫善良而纯真地微笑着，向里亚博夫斯基伸出手去，说：

    “幸会幸会。当年我有个同班毕业的同学也姓里亚博夫斯基。他不会是您的亲戚吧？”

    二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二十二岁，戴莫夫三十一岁。婚后，他们的日子美满。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在客厅的四面墙上挂满了自己的和别人的画稿，有的配了画框，有的没有。她在钢琴和家具附近辟出了狭小而漂亮的一角，里面点缀着种种中国小花伞、画架、五颜六色的小布条、匕首、半身雕像和照片等玩意儿……她用民间木版画把餐室的墙壁裱糊起来，挂上树皮鞋和镰刀，屋角放一把长柄大镰刀和搂草的耙子，结果，餐室里洋溢着一片俄罗斯的乡野情调。在卧室，她在天花板和四面墙上钉上黑绒布，显得更像山间岩穴。在两张床的上方挂一盏威尼斯灯笼，门旁还立着一个手执戟的假人。大家认为，这对年轻夫妇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小窝。

    每天早上，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要到十一点才起床，之后她弹钢琴，要是有太阳，就画油画。随后，到十二点多钟，她就坐车去找女裁缝。她和戴莫夫手头的钱不多，只够日常开销，为了经常有新衣服可穿，以此引人注目，她和女裁缝只好挖空心思，花样翻新。她们经常把旧衣服染一染，加上一些不值钱的零头透花纱、花边、长毛绒和丝绸，如此一来就能创造出种种奇迹来。做出来的东西着实迷人，简直不能叫衣服，而是梦幻。从女裁缝家里出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就乘车去拜访某位熟悉的女演员，打听一些戏剧界新闻，顺便弄几张新剧首场演出或义演的戏票。从女演员家出来，她还得坐车去某位画家的画室，或者参观某个画展，然后再去拜访某位名流——邀请她去做客，要么是回访，或者只是聊聊天。她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诚而友好的欢迎，大家都夸她漂亮，可爱，是位罕见的女性……那些她称之为名流和伟人的人也都把她视作知己，当作他们的志同道合者。这些人众口一词地向她预言：凭她的天赋、情趣和聪明，只要她不分散精力，将来一定大有作为。她唱歌，弹钢琴，画画，雕塑，参加业余演出，所有这些她都不是应付之举，而是横溢才华的流露。不论扎个彩灯，还是梳妆打扮，哪怕只给人系条领带，她都做得特别富有艺术情趣，显得别致优雅，可爱可人。不过，有一方面她的才能表现得最为突出，那就是，她善于快速结识名流，很快跟他们混熟。遇到有人刚崭露头角，引起人们的注意，她就立即与他结识，当天即跟他交上朋友，并请他来家里做客。每结交一个新的名人对她来说不啻是场真正的喜庆节日。她崇拜名人，为他们骄傲，夜夜梦见他们。她渴慕名人，而且这种渴望永远得不到满足。旧的名人离去，被遗忘，又有新的名人取而代之。不过，对这些新名人她很快便觉得习以为常，或者失望之余，又开始急切地寻找新的名人，新的伟人，找到后又找新的。为什么呢？

    下午四点多钟她和丈夫一块儿在家吃午饭。丈夫为人朴实，他健全的思想和善良的心地让她喜出望外，让她欣喜若狂。她时不时跳起来，冲动地抱住他的头，狂吻不止。

    “你呀，戴莫夫，是个聪明而又高尚的人，”她说，“只是你有一个很大的缺点。你对艺术丝毫不感兴趣，你否定音乐和绘画。”

    “我不了解它们，”他心平气和地说，“我一辈子搞的是自然科学和医学，所以我没有时间再对种种艺术感兴趣。”

    “这太可怕了，戴莫夫！”

    “为什么？你的那些朋友不懂自然科学和医学，可是你并没有因此而责难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我不懂风景画和歌剧，但我这样想：既然有一批聪明人为它们献出了毕生的精力，而另一些聪明人愿意为它们花费大笔的钱，可见人们需要它们。我不懂，并不说明我否定它们。”

    “来，让我握握你那真诚的手！”

    午饭后，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又出门访友，然后上剧院看戏，或者去听音乐会，半夜才回家。天天如此。

    每逢星期三，她家总有晚会。晚会上，女主人和客人们不玩牌，不跳舞，他们以各种艺术活动为乐。话剧演员朗诵，歌剧演员唱歌，画家们在纪念册上绘画（这种纪念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多的是），大提琴手演奏，女主人本人也绘画，也雕塑，也唱歌，也伴奏。在朗诵、演奏和唱歌间歇期间，他们谈论文学、戏剧和绘画，而且常常争论不休。晚会上没有女宾，因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认为，除了女演员和她的女裁缝，其余的女人一概无聊而庸俗。每次晚会都免不了这种场面：门铃声一响，女主人便猛地一惊，随即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说：“他来了！”这个“他”指的是一位应邀来访的新的名人。戴莫夫不到客厅露面，而且谁也想不起他的存在。但是一到十一点半，通往餐室的门打开，戴莫夫带着他善良敦厚的微笑出现在门口，搓着手说：

    “请吧，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

    大家进了餐室，每一回看见餐桌上摆的老是那几样东西：一盘牡蛎，一块火腿或者小牛肉，沙丁鱼罐头，奶酪，鱼子酱，蘑菇，伏特加和两瓶葡萄酒。

    “我亲爱的管家[14]，”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高兴得轻轻拍起掌来，说，“你真迷人！先生们，注意看他的额头！戴莫夫，你侧过脸来。先生们，瞧他的脸相多像孟加拉老虎，可表情却像鹿一样善良可爱。啊，多可爱！”

    客人们吃着，看着戴莫夫，心想：“确实，挺不错的一个矮小的好人。”但很快他们就把他丢到了脑后，继续谈他们的戏剧、音乐和绘画。

    这对年轻夫妇十分幸福，他们的生活过得顺顺当当。不过在他们蜜月的第三个星期却过得不很美满，甚至有点凄凉。原来戴莫夫在医院里感染上了丹毒，在床上躺了六天，而且不得不把他一头漂亮的黑发剃得精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坐在他身旁，伤心得泪水涟涟。不过等他的病情刚有好转，她就用一块白头巾把他的光头缠起来，把他当成贝多因人[15]画下来。两人又快活如前。病愈后他去医院上班，可是三天后他又出了麻烦。

    “我真不走运，亲爱的！”吃午饭时他说，“今天我做了四次解剖，一下子划破了两个手指头。回家后我才发现。”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大吃一惊。他却笑着说，小事一桩，他做解剖的时候经常划破手。

    “我太投入，亲爱的，就变得大意了。”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焦急不安地预料他会受尸体感染，天天夜里为他祷告，结果平安无事。于是他们重又无忧无虑，过起安定幸福的生活。眼前的生活是美好的，紧跟着春天即将来临，春天已经在远处笑意浓浓，预示着不尽的赏心乐事。幸福原本是没有穷尽的！四月，五月，六月，可以住到城外的别墅去，散步，写生，钓鱼，听夜莺唱歌。然后从七月到深秋，画家们将沿伏尔加河旅游，她作为团体[16]的一名必不可少的成员，参加这一活动义不容辞。她已经用细麻布缝了两套旅行装，买了路上用的颜料、画笔、画布和新的调色板。里亚博夫斯基几乎每天都来她家，看看她的绘画有什么长进。每当她把画拿给他看，他总是把手深深地往衣袋里一插，咬着嘴唇，哼了哼鼻子，说：

    “噢，是这样……您的这片云在叫喊：不像被晚霞照亮的云。前景像被咬得七零八落，有些地方，您明白吗，不大对劲……您的那座小木屋被什么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哇哇叫苦……这个屋角应当再暗一些。不过总的来说还不坏……我赞赏。”

    他说得越是难懂，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听得越明白。

    三

    圣灵降临节[17]的第二天，午饭后戴莫夫买了一些酒菜和糖果，动身去别墅看望妻子。他俩没见面已有两周之久了，他很想念她。他先是坐了一段火车，后来在一大片树林里寻找自家的别墅，他早已觉得又饿又累，一心盼望着不久能自由自在地跟妻子共进晚餐，再美美地睡上一觉。他看着那包东西心里甜滋滋的，那里面可有鱼子酱、奶酪和鲑鱼哩。

    他终于找到自家的别墅，认了出来，这时太阳快要下山了。一个老女仆告诉他：太太不在家，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回来。这别墅样子难看极了，天花板低矮，糊着字纸，地板凹凸不平，有许多裂缝。房子有三个房间。一间房里摆着一张床，另一个房间里，椅子上和窗台上胡乱扔着画布、画笔、脏纸、男人的大衣和帽子，在第三个房间里戴莫夫看到三个不认识的男人。其中两人是留着大胡子的黑发男子，第三人很胖，脸面刮得光光的，看样子是名演员，桌上的茶炊吱吱地冒着汽。

    “您有什么事？”演员用男低音问，冷冷地打量着戴莫夫，“您找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吗？请等一下，她很快就回来。”

    戴莫夫坐下来等。一个黑发男子睡眼惺松、无精打采地瞧了他几眼，给自己倒了一杯茶，问道：

    “要不要来一杯？”

    戴莫夫又饥又渴，但他不想败坏自己的胃口，谢绝了。不久就听到脚步声和熟悉的笑声。门砰的一声响，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跑进屋来，她戴一顶宽边草帽，手里提着画箱。紧随其后的是里亚博夫斯基，他兴高采烈、满脸通红，拿着一把大伞和一张折叠椅。

    “戴莫夫！”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高声叫了起来，高兴得涨红了脸，“戴莫夫！”她又叫一声，把头和双手贴在他的胸脯上，“是你呀！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为什么？为什么？”

    “我哪有时间，亲爱的？我总是忙忙碌碌，等我有空了，火车的班次又常常不合适。”

    “不过看到你我好高兴！我夜夜都梦见你！我真担心你病了。哎呀，你不会知道你是多么可爱，你来得正好！这下可救了我了！只有你能救得了我！明天这儿要举行一个顶顶别致的婚礼，”她说着，笑嘻嘻地为丈夫系好领带，“车站上的年轻电报员奇克里杰耶夫明天结婚。很帅的一个小伙子，人也不蠢，你知道吗，他的脸上有一股刚强的、像熊一样的表情……正合适拿他当模特画一幅年轻的瓦里亚格人[18]。我们住在别墅里的人全对他很感兴趣，已经答应一定参加他的婚礼……他这人没有钱，孤单一人，还胆小怕事，所以呢，不用说，不同情他那就是罪过。你想想，做完弥撒就举行结婚仪式，然后从教堂里出来，大伙走到新娘家……你可知道，葱翠的小树林，小鸟唱着歌，在草地上的阳光斑斑驳驳，在这片翠绿色的背景上，我们都成了五颜六色的斑点——这画面多别致，有着法国印象派的韵味。可是，戴莫夫，叫我穿什么衣服进教堂？”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着，做出一副哭相，“我这儿样样都缺，实在是样样都缺！没有衣服，没有花，没有手套……你一定得救救我。你既然来了，那就是说，是命运差遣你来拯救我的。我亲爱的，你拿着这串钥匙，回家去，把衣柜里我那件粉红色连衣裙取来。你没忘了吧，就挂在最前面……然后在储藏室的右边地板上，你会看到两个硬纸盒。你打开上面的盒子，里面尽是花边，花边，花边，还有各种各样的零头碎料，这些东西底下就是花。你拿花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可别弄皱了。亲爱的，把花都取来，容我挑挑……另外，再买一副手套。”

    “好吧，”戴莫夫说，“我明天回去，叫人送来。”

    “明天怎么行？”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吃惊地望着他，“明天怎么来得及？明天头班火车早上九点开，婚礼在十一点举行。不，亲爱的，要今天回去，一定得今天回去！如果你明天来不了，那就找个人送来。好了，去吧……很快就有趟客车要经过这里。别误了火车，亲爱的。”

    “好吧。”

    “唉，我真舍不得放你走，”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泪水涌上她的眼眶，“唉，我这个傻瓜，干吗答应那个电报员呢？”

    戴莫夫匆匆喝了一杯茶，拿了一个面包圈，温和地微笑着，上车站去了，那些鱼子酱、奶酪和鲑鱼，都让那两个黑发男子和胖演员消受了。

    四

    六月里一个宁静的月夜，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站在伏尔加河上一只游轮的甲板上，时而望着水面，时而望着美丽的河岸。她的身旁站着里亚博夫斯基，他对她说，水上黑黝黝的阴影并非阴影，而是梦。又说，这魔幻般的水域和它神奇的闪光，这无边无际的天空，以及忧伤而沉思中的河岸，都在诉说着我们生活的空虚，昭示着人世间存在一种崇高而永恒的幸福；在这样迷人的月夜，人若能忘却自己，死去，变成回忆，那该多美好！过去的岁月庸俗而无趣，未来也毫无意义，人的一生只能巧遇一次这美妙的夜晚，它也很快就要消逝，进入永恒——人活着又为了什么呢？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时而聆听着里亚博夫斯基的呓语，时而聆听着夜的宁静，心里却想着：她是永生的，永远不会死去。这前所未见绿宝石般的河水，这天空、河岸，这幢幢黑影和充溢她心田的难以自抑的欢乐，都在告诉她：有朝一日她会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在那遥远的地方，在月夜的那一边，在无边无际的天地间，等待她的将是成功、荣誉和人民的爱戴……她久久地凝视着远方，似乎看到了蜂拥的人群，辉煌的灯火，似乎听到了庆典上凯旋的乐曲和人们的欢呼声，她自己则穿一袭白色长裙，鲜花从四面八方撒到她身上。她还想到，跟她并排站着、伏在船侧栏杆上的这个男人，是真正的伟人，天才，上帝的宠儿……迄今为止，他所创作的全部作品都那么优秀、新颖、不同凡响，日后他的稀世奇才完全成熟，他的创作将无限高超，令世人倾倒。这一点，从他的脸、从他的表达方式，从他对大自然的态度就表露无遗。关于阴影和黄昏的情调，关于月光，他都说得与众不同，用的是自己独特的语言，这一切使人不由感受到他那种驾驭大自然的魅力。他本人风流倜傥，极富独创性。他独立不羁，逍遥自在，超凡脱俗，过着小鸟一样的生活。

    “天凉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着，不由得打了个冷战。

    里亚博夫斯基把自己的雨衣披在她身上，悲切地说：

    “我觉得我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里。我是奴隶。今天你为什么如此迷人？”

    他一直目不转睛地打量她。他的眼神令她胆战心惊，她都不敢抬眼看他了。

    “我发了疯似的爱着您……”他细声悄语道，呼出的气哈到她的脸颊上，“只要您对我说一个‘不’字，我就不想活了，我要抛弃艺术……”他激动万分地喃喃道，“爱我吧，爱我吧……”

    “别说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时闭上了眼睛，“太可怕了。可戴莫夫呢？”

    “什么戴莫夫？为什么提戴莫夫？戴莫夫关我什么事？伏尔加河，月亮，美景，我的爱情，我的痴情就在这儿，可没有什么戴莫夫……唉，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不需要过去，只求您给我片刻的……一瞬间的欢乐！”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她有心想一想丈夫，可是她又觉得过去的一切，婚姻、戴莫夫和家庭晚会，都微不足道，毫无意义，模糊不清，毫无必要，显得非常遥远……事实是，戴莫夫算什么？为什么提戴莫夫，她跟戴莫夫有什么相干，世间确有戴莫夫这个人吗，或者他仅仅是一个梦？

    “其实，对他这样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人来说，他已经得到的那份幸福就够多的了。”她双手掩面想道，“让别人谴责去吧，诅咒去吧，我偏要这样，宁愿毁灭。偏要这样，宁愿毁灭……生活中的一切都应当去体验一番。天哪，这多恐怖又多美妙啊！”

    “噢，怎么样？怎么样？”画家喃喃道。他搂着她，贪婪地吻她的手，她则有气无力地想推开他，“你爱不爱我？爱吗？爱吗？啊，夜多宁静！多美妙！”

    “是的，是个美妙的夜！”她悄声说，瞧着他那双饱含泪水而闪闪发亮的眼睛，接着快速回过头去，搂住他，热烈地吻他。

    “船快到基涅什玛了！”甲板的另一侧有人高声喊道。

    可以听到沉重的脚步声。有人从小卖部出来，打旁边经过。

    “听我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她幸福得又笑又哭，“拿葡萄酒去。”

    画家激动得脸色发白，坐到长椅上，怀着爱恋而感激的眼神打量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后来他闭上眼，懒洋洋地微笑着，说：

    “我累了。”

    他把头靠在栏杆上。

    五

    九月二日，温暖，风平浪静，但一片阴沉。一清早，伏尔加河上升起薄雾，九点钟以后又下起毛毛细雨来。看来完全没有转晴的希望。喝茶的时候，里亚博夫斯基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绘画是一门最难见成效又最枯燥乏味的艺术，说他算不得画家，只有傻瓜才认为他有才华。突然间，他无端抓起一把餐刀，划破了自己一幅最好的画稿。早茶后，他神情忧郁坐在窗前，眼望着伏尔加河。可是伏尔加河不再波光粼粼，而变得浑浊灰暗，看上去冷冰冰的。所有的一切都使人想到，阴雨绵绵、阴沉的秋天即将来临。似乎是，两岸那一块块葱茏的绿毯，河上一串串宝石般的波光，明澈的蓝色远天，伏尔加河整个色彩斑斓、赏心悦目的自然美景，此刻都已让造物主收回去，藏进箱笼里，以备来年春季之用。伏尔加河附近的乌鸦在盘旋，讥笑它：“光秃秃一片！光秃秃一片！”里亚博夫斯基听着它们的聒噪，默默想道：他已江郎才尽；世上的一切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愚蠢的；他不该让自己受这个女人的约束……总之，他心情不好，苦闷难当。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坐在隔板后面的床上，手指梳理着自己亚麻色的秀发，时而想象自己在客厅里，时而在卧室里，时而又在丈夫的书房里。想象又把她带到剧院里，带到女裁缝那里，带到那些名流朋友家里。现在他们都在干什么呢？他们还想起她吗？演出季已经开始，应该考虑一下晚会的事了。戴莫夫呢？啊，可爱的戴莫夫！他在每封信里都那么温存地、像孩子般苦苦央求她早点回家！每月他都给她寄来七十五卢布。有一次她写信告诉他，她欠了几位画家一百卢布，不久他真的把这笔钱寄来了。多么宽厚、善良的人啊！旅行生活搞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筋疲力尽，她厌烦了，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些乡民，这河上的潮气，甩掉那种肉体肮脏的感觉，这种浑身肮脏的感觉是她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村子，住在农家小屋里时时刻刻都感觉到的。要不是里亚博夫斯基许诺过，他要跟那些画家在此地一直住到九月二十日，她本可以今天就离开这里。要真能这样，那该多好啊！

    “天哪！”里亚博夫斯基呻吟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太阳呢？没有阳光，我那幅阳光灿烂的风景画就无法画下去了！”

    “你不是还有画面上是多云天空的画稿吗，”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从隔间走出来，说，“记得吗，在前景的右侧是树林，左侧是一群母牛和鹅。趁现在你可以把它画完。”

    “哼！”画家皱起眉头，“画完！难道您以为我这人就那么蠢，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你对我的态度变化真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叹了一口气。

    “嘿，那就好。”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脸上一阵抽搐，她走到炉子旁边，哭了起来。

    “对，现在缺的就只眼泪。算了吧！我有成千上万种理由哭，但就是不哭。”

    “成千上万种理由！”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呜咽着说，“最根本的理由就是您已经把我当成了累赘。是的！”她说完，放声大哭起来，“说实在的，您现在已经为我们的爱情感到羞耻。您想方设法提防被那几个画家知道，其实是瞒不过去的，他们早就知道了。”

    “奥莉加，我只求您一件事，”画家央求道，一手按着胸口，“只求一件事：别再折磨我！此外，我对您别无所求！”

    “那您起誓，说您现在仍然爱我！”

    “这太折磨人了！”画家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他跳了起来，“到头来我只好去跳伏尔加河，要不然发疯！你饶了我吧！”

    “好啊，您杀了我吧，杀了我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嚷起来，“动手呀！”

    她又号啕大哭起来，跑回隔间去了。雨水打在农舍的干草顶上，响起沙沙声。里亚博夫斯基抱着头，在小屋里踱来踱去。后来他一脸果断的神色，似乎想对谁证明什么，戴上帽子，扛上猎枪，出了农舍。

    他走后，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躺在床上哭了很久。她首先想到，最好服毒自尽，让回来的里亚博夫斯基发现她已经死了。想象又把她带回自家的客厅，带回丈夫的书房。她想象着自己一动不动地坐在戴莫夫身旁，享受着身心的安宁和洁净，到了晚间坐在剧院里，听马西尼[19]演唱。她想念文明，想念城市的繁华，想念那些名人，想得她愁肠寸断。这时进来了一位农妇，不慌不忙地生炉子做饭。烟熏火燎，空气被烟熏得变成了淡蓝色。画家们回来了，高统靴上沾满了烂泥，脸上挂着雨水。他们分析画稿，聊以自慰地说：伏尔加河即使遇上恶劣天气，也自有它的魅力。那只廉价的挂钟在墙上滴答作响……冻僵的苍蝇聚在放圣像的屋角里嗡嗡乱叫，可以听到板凳底下那些厚纸板中间有蟑螂爬来爬去……

    里亚博夫斯基直到太阳西下才回到农舍。他把帽子往桌上一扔，也没有脱下脏靴，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坐到长凳上，立即闭上眼睛。

    “我累了……”他说，动了动眉毛，竭力想抬起眼皮。

    奥莉加·伊凡诺大娜为了对他表示亲热，表明她没有生气，就坐到他的身旁，默默地吻了他一下，把小木梳插进他的浅色头发里。她想给他梳头。

    “您这是干什么？”他问，猛地一哆嗦，好像有个冰凉的东西碰到他的身体，他睁开眼睛，“您这是干什么？让我安静一会儿，求您了！”

    他推开她，径自走掉了。她觉得他的脸上显出憎恶和懊恼的神情。这时候，农妇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盆菜汤给他送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看到，她的两个大拇指都泡在汤里。这个腆着大肚子的脏农妇、菜汤吃得津津有味的里亚博夫斯基、小屋以及整个生活，此刻都令她心生恐惧之感，虽说刚来的时候她很喜欢这种简朴和颇有艺术趣味的杂乱生活。她突然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便冷冷地说：

    “我们需要分开一段时间，要不然由于无聊我们当真会吵翻的，我讨厌这样。今天我就走。”

    “怎么走？骑棍子走吗？”

    “今天星期四，九点半钟有一班轮船经过这里。”

    “是吗？好，好……那有什么，你走吧……”里亚博夫斯基温和地说，他用毛巾作了餐巾，擦了擦嘴，“你在这里闷得慌，无所事事，只有十足的利己主义者才想留下您。你走吧，二十号以后我们又会见面的。”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兴高采烈地收拾起东西，高兴得脸都红了。难道这是真的吗？她暗自问自己，她真的很快就能在客厅里画画，在卧室里睡觉，在铺着桌布的餐桌上吃饭吗？她变得轻松愉快，不生画家的气了。

    “我把颜料和画笔全给你留下，里亚布沙[20]，”她说，“我留下的东西，以后你都给我带回去……听好了，我走以后你别偷懒，别闷闷不乐，你要工作。你是我的好样的，里亚布沙。”

    九点钟，里亚博夫斯基跟她吻别，她立即想到，他这样做是免得当着画家们的面在轮船上吻她，他把她送到码头。轮船不久就来了，载走了她。

    两天半后她才回到家里，来不及脱掉帽子和雨衣，她激动得喘着粗气跑进了客厅，又从客厅到了餐室。戴莫夫没穿上衣，背心敞开着，坐在餐桌后，在叉子上磨刀子。他面前的盘子上摆着一只松鸡。当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住宅的那一刻，她决定，一切都得瞒过丈夫，对此她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本事。可是现在，当她看到他那开朗、温和、幸福的笑容和那双快活得闪闪发亮的眼睛时，她立即感到，要瞒过这个人是卑鄙丑恶的，同时也不可能，她做不到，这不啻要她去干诽谤、偷窃、杀人的勾当。刹那间，她决定把发生的事和盘托出。她让他吻她，拥抱她，随后她在他面前跪了下来，双手蒙住了脸。

    “怎么啦，怎么啦，亲爱的？”他柔声问道，“是想家了吧？”

    她抬起羞得通红的脸，用负疚、恳求的目光望着他，但是恐惧和羞愧使她失去了说出真情的勇气来。

    “没什么……”她说，“我这是太……”

    “坐下吧，”他说着把她搀起来，扶她坐到餐桌后，“这就好了……吃松鸡吧。小可怜，你一定饿坏了。”

    她贪婪地吸进家里温馨的空气，吃着松鸡；他柔情脉脉地瞧着她，快活地笑了。

    六

    显然，过了半个冬季，戴莫夫才知道自己受骗了。他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似的，遇见她时已不敢正视她的眼睛，脸上再也见不到愉快的笑容了。为了减少跟她单独相处的时间，他常常把自己的同事科罗斯捷列夫带回家吃午饭。这个五短身材的人留着短发，面容憔悴，每当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交谈的时候，总是紧张得把自己坎肩上的全部纽扣先解开再扣上，然后用右手去捻左侧的唇髭。吃饭的时候，两位医生谈的都是医学问题，如横隔膜一旦升高有可能导致心律不齐，如最近一个时期经常遇到许多神经炎患者。有一次戴莫夫谈到，他昨天解剖了一具尸体，诊断书上写着“恶性贫血”，他却在胰腺上发现了癌变。两人之所以这样做，似乎只是为了让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可以不说话，确切地说让她不必撒谎。饭后，科罗斯捷列夫坐到钢琴前，戴莫夫叹口气，对他说：

    “唉，老兄！弹吧，没什么！弹首忧伤的曲子吧。”

    科罗斯捷列夫耸起肩膀，伸开十指，在钢琴上奏出几个和音，然后用男高音唱起来：“你且告诉我，俄罗斯哪里的农民不呻吟？”[21]戴莫夫又长叹一声，一手支着下颊，沉思起来。

    近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行为举止不谨慎。每天早晨她醒来后心绪总是很坏。她想到，她已经不爱里亚博夫斯基，谢天谢地，这事已经了结了。可是喝完咖啡，她又想到，里亚博夫斯基害得她失去丈夫，现在她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里亚博夫斯基。后来她回想起一些熟人的谈话，说里亚博夫斯基正准备在画展上展出一幅惊人之作，是风景画和风俗画的混合体，富有波列诺夫[22]的风格。据说，凡是去过他画室的人，都为此欣喜若狂。不过她又想，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创作出这幅画的，总之，多亏她的影响他才发生巨变，创作上才有所突破。她的影响如此巨大，至关重要，一旦她丢下他不管，那么看来他就完了。她又回想起，最近他来看她的时候，穿一件带小花点的灰上衣，系着新领带，懒洋洋地问她：“我漂亮吗？”是的，凭他那翩翩的风度，长长的鬓发和蓝蓝的眼睛，他的确风流倜傥（也许，这是最初的印象），而且他对她很温柔。

    就这样经过一阵胡思乱想后，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更衣打扮，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去画室找里亚博夫斯基。她到那儿时，见他心情极佳，正自我陶醉于那幅真正出色的画中。他跳跳蹦蹦，嘻嘻哈哈，对严肃的问题总是以几句玩笑对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嫉妒里亚博夫斯基，痛恨他的那幅画，不过出于礼貌，还是在画前默默站了五分钟，最后，她像人们面对圣物，叹了一口气，小声说：

    “是的，你还从来没有画过这样的画。你知道，简直是惊人之举！”

    后来她求他，求他爱她，不要抛弃她，怜惜她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她哭哭啼啼，吻他的手，要求他对她起誓，说他爱她，而且一再向他表明，离开她良好的影响，他将走上歧途，自取毁灭。她败坏了画家的好兴致，自己心里也感到深深的屈辱，最后她只好去找女裁缝，或者找熟悉的女演员弄几张戏票。

    如果她在画室里找不到他，她就给他留下信，赌咒发誓说：要是今天不来看她，她一定服毒自尽。他害怕了，就来找她，还留下来吃饭。他并不顾忌她的丈夫在场，对她说话粗鲁无礼，她也针锋相对。两人都感到彼此已密不可分，都觉得对方是暴君，是仇敌。他俩恶言相加，在气愤中全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举动不成体统，连蓄短发的科罗斯捷列夫也看出其中的端倪。饭后，里亚博夫斯基匆匆告辞，走了。

    “您去哪儿？”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在前室愤恨地问他。

    他皱起眉头，眯着眼睛，随口说出一个她也熟悉的女人名字。显然他这是嘲弄她的嫉妒，故意惹她生气。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倒在床上。由于嫉妒，懊丧，受辱和羞耻，她咬着枕头，放声大哭起来。戴莫夫撇下客厅里的科罗斯捷列夫，来到卧室，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地小声说：

    “别哭得这么响，亲爱的……何苦呢？这种事不可声张……要不露声色……你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已无力回天了。”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心中的妒火，只觉得太阳穴疼痛难当。她转而又想，事情还可以挽回，于是她梳洗一番，朝泪痕斑斑的脸上扑点粉，飞一般去找那个熟悉的女人。她在那个女人家没有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就坐车找第二家，然后找第三家……开始时，她还觉得这样乱找一气有点不好意思，后来也习惯了。常常是，一个晚上她跑遍了她认得的所有女人的家，为的是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大家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有一天，她对里亚博夫斯基说到她的丈夫：

    “这个人的宽宏大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她就喜欢说这句话，但凡遇到知道她和里亚博夫斯基的风流韵事的画家，她总是把手用力一挥，这样说她的丈夫：

    “这个人的宽宏大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他们的生活方式倒还跟去年一样没有改变。每逢星期三举行晚会。演员朗诵，画家作画，大提琴手演奏，歌唱家唱歌，而且到了十一点半，通往餐室的门打开了，戴莫夫面带微笑说：

    “请吧，诸位先生，请吃点东西。”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照旧寻找伟人，找到了不满意，又重找。跟从前一样，她每天深夜才回家，这时候戴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经睡觉，而是坐在他的书房里，在写什么东西。他要到三点才躺下，八点钟就起床了。

    一天傍晚，她正准备去看戏，站在卧室的穿衣镜前，戴莫夫穿着礼服、系着白领带走了进来。他温和地微笑着，像过去一样，兴高采烈地瞧着妻子的眼睛。他的脸上容光焕发。

    “我刚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他说着，坐下来揉他的膝盖。

    “通过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啊哈！”他笑起来，伸长脖子想看看镜子里妻子的脸，她却始终背对着他，站在那里梳理头发，“啊哈！”他又说了一遍，“你知道，他们很可能授予我一个病理学概论方面的编外副教授职称。有这方面的迹象。”

    从他那张容光焕发、无比幸福的脸上可以看出，此刻只要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能分享他的喜悦和成功，那他会原谅她的一切，包括现在的和将来的，他会把一切都忘掉，可是她不懂什么叫编外副教授，什么叫病理学概论，再说她担心看戏迟到了，所以什么话也没有说。

    他坐了两分钟，怀着歉意微微一笑，走了出去。

    七

    这是最不平静的一天。

    戴莫夫头痛得厉害。早上，他没有喝茶，也没去医院，一直躺在书房里的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像平时一样十二点多钟又去找里亚博夫斯基，想让他看看自己的nature morte[23]，再问问他昨天为什么不来找她。她觉得这幅画毫无意思，她之所以画它只是为了找个无谓的借口可以去找画家。

    她没拉门铃就走了进去。她在前室脱套鞋时，听到画室里似乎有人轻轻地跑过去，还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她往画室里张望，只看到棕色的裙子一角一闪而过，消失在一幅大画后面。这幅画连同画架，从顶端一直到地板，都蒙着黑布。毫无疑问，有个女人躲起来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常常也在这幅画后面躲起来的！里亚博夫斯基显然很窘，他对她的到来似乎感到吃惊，向她伸出双手，不自然地笑着说：

    “哎呀呀！见到您真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吗？”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受到羞辱，感到伤心。哪怕给她一百万，她也不愿在这个不相干的女人，情敌，虚伪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说话。那女人现在站在画布后面，大概正在幸灾乐祸地笑呢。

    “我给您带来一幅画稿……”她用极细的声音怯生生地说，她的嘴唇在哆嗦，“一幅nature morte。”

    “啊……画稿？”

    画家接过画稿，边走边看，似乎是机械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顺从地跟着他。

    “nature morte……一流的，”他嘟哝着，随后信口押起韵来，“库罗尔特，乔尔特，波尔特[24]……”

    从画室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和衣裙的窸窣声。这就是说，她走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真想大喝一声，抓起什么重东西朝画家头上砸去，然后转身跑掉。但是她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沉重的羞辱感压在心头，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不是女画家，而是一条小爬虫了。

    “我累了……”画家懒洋洋地说，望着画稿，不住地甩着头驱赶瞌睡，“当然啦，画得不错，不过今天一幅画稿，去年一幅画稿，下个月还是一幅画稿……您怎么不腻呢？换了我，早就把画笔扔了，不如认真搞点音乐什么的。要知道，您算不得画家，您是音乐家。不过，您可知道，我多累啊！我这就去叫他们送茶来……好吗？”

    他走出房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听到，他在吩咐听差什么。她不想与他告别，不想相互作出解释，最主要是为了免得哭出来，没等里亚博夫斯基回来，她匆匆跑到前室，穿上套鞋，来到街上。她这才轻快地舒了一口气，感到自己跟里亚博夫斯基、跟绘画、跟刚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头的那种沉重的羞辱感，从此一刀两断了。一切都结束了。

    她先去找女裁缝，随后去拜访昨天刚到的巴尔奈[25]，从巴尔奈那儿出来又去了一家乐谱店。一路上她都在琢磨着，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冷酷无情、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在春天或夏天她和戴莫夫一道去克里米亚度假，从此跟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开始新的生活。

    这天夜里，她很晚才回家，她没有换衣服就在客厅里坐下写信。里亚博夫斯基说她算不得画家，为了报复，她现在写信告诉他：他年年画的是老一套，他天天说的也是老一套，他裹足不前了，除了已有的成绩，他将来不会有任何成就。她还想告诉他：他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她的良好影响，如果说他现在继续干蠢事，那只是因为转而受到形形色色的轻薄女子的影响，今天躲在画布后面的那个女人就是其中之一。

    “亲爱的，”戴莫夫在书房里叫她，并没有开门，“亲爱的！”

    “什么事？”

    “亲爱的，你别进我的房间，站在门口就行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不舒服。你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对丈夫，就像对她所有熟悉的男人一样，只叫姓，不叫名字。她不喜欢他的名字奥西普，因为它这名字让人联想到果戈里的奥西普[26]和一句俏皮话：“奥西普，哑嗓子；阿尔希普，嗓子哑。”现在她却喊道：

    “奥西普，这不可能！”

    “去吧！我难受着……”戴莫夫在门后说。可以听到他走回沙发那里，又躺下了，“去吧！”沙发里传来他低沉的声音。

    “到底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想道，她吓得手脚发凉，“这病可危险呢！”

    她莫名其妙地举着蜡烛进了自己的卧室，想着该怎么办。无意间她看了一眼穿衣镜：一张吓白的脸，短上衣的两个袖子高高耸起，胸前一大堆黄色的绉边，裙子上乱七八糟的条纹，她觉得自己这副模样太可怕，太令人作呕了。她突然痛心地感到自己有愧于戴莫夫，辜负了他对她的那份深情厚爱，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这张他好久没睡过的空床。她不时想起他平日那张温和、恭顺的笑脸。她伤心得放声大哭起来，立即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了一封求助信。这时已是午夜两点了。

    八

    早晨七点多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因夜间失眠而脑袋发沉，没有梳洗，模样丑陋，一脸愧色，从卧室里出来。这时一位黑胡子先生打她身旁走过，进了前室，看来他是医生。屋里有一股药水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门边，右手捻着左侧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放您进去看他，”他脸色阴沉地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的。事实上，您也没有必要进去。他已昏迷不醒，正在说胡话。”

    “他真的得了白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低声问。

    “那些明知危险却偏要去冒险的人，真应该送交法庭审判，”科罗斯捷列夫喃喃自语，没有回答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问题，“您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吗？星期二，他用吸管吸一个病儿的白喉粘液。必要吗？愚蠢……是的，胡闹……”

    “危险吗？很危险？”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是的，都说这病很难治。说实在的，应当请施列克来。”

    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他头发棕红，鼻子很长，说话带犹太人口音；接着来了一个高个子，背有点驼，头发蓬松，看上去像个大辅祭；最后来了一个年轻人，很胖，脸色红润，戴一副眼镜。医生们来是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的。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他留下来，像个影子在各个房间里踱来踱去。女仆给值班的医生们送茶，不断跑药房，房间根本没人收拾。家里冷清而凄凉。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独自坐在卧室里，想到这是上帝来惩罚她对自己的丈夫不忠。这个沉默寡言、从不抱怨、不可理解的人，这个温顺得失去个性，由于过分的善良显得没有主见、软弱的人，此刻正躺在他书房的长沙发上，默默地忍受着痛苦，无怨无悔。如果他吐出一句怨言，哪怕是高烧中的胡话，那么值班的医生就会了解到，病因不单单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因为他什么都知道。难怪他看着朋友的妻子时，那眼神仿佛在说：她才是真正的元凶，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她已经不记得伏尔加河上那个月夜，不记得那番爱情的表白和农舍里的那段诗情画意的生活。她只记得，她由于虚幻的追求，由于娇生惯养，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沾上了一层黏糊糊的污秽，从此难以洗刷一清了……

    “啊，我骗得他好苦呀，”她想起了自己跟里亚博夫斯基的那段烦心的情事，“作孽呀……”

    下午四点钟，她跟科罗斯捷列夫一起吃午饭。他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葡萄酒，皱起了眉头。她也没吃东西。有时她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一旦戴莫夫病好了，她会再爱他，永远做他忠实的妻子。有时她神情恍惚，眼望科罗斯捷列夫，心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出众的地方，再加上面容憔悴，举止粗野，做这样的人难道不乏味吗？”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即刻处死她，因为她害怕传染，竟一次也没去过丈夫的书房。总之，她的情绪低落而沮丧，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也无法挽回了……

    午饭后天色暗下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客厅，看见科罗斯捷列夫躺在沙发床上，头下垫着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在呼噜呼噜地打鼾。

    值班的医生来来去去，谁也不留意这种乱七八糟的状态。外人在客厅里呼呼大睡，墙上的那些画稿，稀奇古怪的装饰，加上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女主人——所有这一切现在已引不起人们丝毫兴趣。有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声，这笑声显得那么古怪、那么令人忐忑，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再次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睡了。他坐在那里抽烟。

    “他的白喉已经转移到了鼻腔，”他小声说，“心脏功能也不好。说实在的，情况很糟糕。”

    “那去请施列克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

    “他来过了。白喉杆菌已经扩散到鼻腔，是他发现的。唉，施列克已无能为力了！说实在的，施列克也无回天之力了。他是施列克，我是科罗斯捷列夫——仅此而已。”

    时间过得很慢。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衣躺在从早晨起就没有收拾的床上，打起了瞌睡。她似乎觉得，整个宅子，从地板到天花板，让庞大的铁块填满了，只要把这铁块弄出去，大家就会感到轻松愉快。等她回过神来，她才想起，那不是铁块，而是戴莫夫的病。

    “nature morte，港口……”她想着想着，又陷入昏睡状态，“港口……疗养院……施列克怎么回事？施列克，格列克，弗列克……克列克。现在我的朋友们都在哪儿？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家的不幸？主啊，救救我……饶恕我。施列克，施列克……”

    又是铁块……时间过得很慢，楼下的挂钟不时敲响。有时听到门铃声；是医生们来了……一名女仆端着托盘上的空杯子走了进来，问：

    “太太，床铺要收拾吗？”

    女仆得不到回答，便出去了。楼下的钟敲响了。她梦见伏尔加河上的细雨，又有人走进卧室来，好像是个外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猛地坐起来，认出他是科罗斯捷列夫。

    “几点了？”她问。

    “快三点了。”

    “哦，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我是来告诉一声：他快要断气了……”

    他呜呜地哭了，挨着她坐在床边，用袖子擦着眼泪。她一时明白不过来，但浑身冰冷，开始慢慢地画着十字。

    “快断气了……”他细声又说了一遍，又一声抽泣，“他快死了，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来说，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啊！”他沉痛地说，“要是拿我们同他相比，他是一个伟大的、不平凡的人！才华出众！他给了我们大家多大的希望！”科罗斯捷列夫绞着手，继续道，“上帝啊，像他这样的学者现在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奥西卡[27]·戴莫夫，奥西卡·戴莫夫，你怎么会这样呢！哎呀呀，我的上帝啊！”

    科罗斯捷列夫双手掩面，绝望地摇着头。

    “他拥有多大的道德力量！”他继续道，变得越来越怨恨什么人，“一颗善良、纯洁、仁爱的心灵——岂但是人，简直是水晶！他埋头科学，为科学献身。他日日夜夜像牛一样干活，谁也不怜惜他。这位年轻的学者，未来的教授还不得不私下行医，晚上搞翻译，好挣钱来买这堆……污七八糟的破烂！”

    科罗斯捷列夫用仇恨的目光看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双手抓过床单，生气地撕扯着，仿佛床单有罪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怜惜他。唉，事实就是如此！”

    “是啊，一个世上少有的人！”在客厅里有个男人低声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回想起和他的整个共同生活，从头到尾，包括所有的细节，这才突然明白过来，他确实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人，跟她所认识的那些人相比，可以说是伟大的人。她又回想起她去世的父亲和所有跟他共事的医生们对他的态度，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定他前途无量。那墙、天花板、电灯和地毯，好像都在对她挤眉弄眼，嘲笑她，仿佛在说：“你瞎了眼，瞎了眼！”她哭着冲出卧室，在客厅里从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跟前擦身而过，跑进了丈夫的书房。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齐腰盖着被子。他的脸干瘪，瘦得可怕，脸色灰黄，这样的颜色活人脸上是绝不会有的。只有从脑门、浓黑的眉毛，还有那熟悉的微笑，让她认出这是戴莫夫。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赶紧摸他的胸、额头和手。胸口还有余温，但额头和手已经凉得叫人发毛。那双半睁半闭的眼睛不是望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而是望着被子。

    “戴莫夫！”她大声叫道，“戴莫夫！”

    她想对他说明：那是一个错误，事情还可以挽救，生活依旧可以美满幸福。她还想告诉他：他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伟大的人，她将终生景仰他，为他祈祷，对他怀着神圣的敬畏……

    “戴莫夫！”她呼唤他，拍他的肩膀，不相信他已经永远不能醒来，“戴莫夫，戴莫夫呀！”

    客厅里，科罗斯捷列夫正对女仆说：

    “这有什么好问的？您去找教堂的看门人，跟他打听一下，那些养老院的老婆婆住在哪儿。她们会给死者洁身、装殓，该做的事她们都会处理的。”

    （18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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