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水师中不易得之才”

    邓世昌在驾驶和管理舰艇上所表现出来的将才素养、风度，既是本身修养的成绩，又是船政学堂严格教育培养的结果。福州船政后学堂本为学习航海而设，故最重视驾驶专业。驾驶班专门培养航海人才，而航海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科。“世昌自入堂学习，各门考核屡列优等。”

    沈葆桢在船政后学堂学生历时4个月的航海实习之后奏称：

    “海天荡漾，有数日不见远山者，有岛屿萦回，沙线交错，驶船曲折而进者。去时，教习躬督驾驶，各练童逐段誊注日记，量习日度星度，按图体认，期于精熟；归时，则各童自行轮班驾驶，教习将其日记仔细勘对。至于台风飓风大作，巨浪如山，颠簸震撼之交，默察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镇定如何，以分其优劣。”

    经过练船远航实习之后，择优破格擢拔带船者。邓世昌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驾船技术高超，指挥技能精湛。舰船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全舰的命运集中于舰船长一人。

    权威是在实践斗争中逐渐形成的，即在多次的实际考验中表明有这样的能力，才能赢得大家的信赖。邓世昌驾舰技巧很高超，各种复杂的海区和气象条件他都能得心应手地驾驶舰艇。再有，舰艇与轮船不同之处是有武器装备，这是战舰的“利齿”和铁拳，一个称职的舰长必须熟练指挥全舰的武器装备，在战斗中充分发挥各种火力的威力，而邓世昌在这些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故有“使船如驶马，鸣炮如鸣镝”的赞誉。

    搞航海需意志坚强，遇险情能镇定自若。大海喜怒无常，脸色骤改，“晦明百变一弹指”。海波动荡，百态千姿，妙笔难描。平静海面，如娴静少女，温柔可爱，“万顷一碧波粘天”；突然间，海浪簸荡，如泼妇发疯，怒不可遏，“打崖裂石与君看”。大海的事业是“勇敢者的事业”，是英雄好汉的活动舞台。所以历来有“经风浪”、“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的说法。在大海中航行充满着危险性，在蓝色的帷幕掩盖下，有深谷暗礁，海流漩涡，还有信风季风等十分复杂的自然现象，这都是对航海者的威胁。良好的航海心理，突出地反映在具有快速反应及紧急应变能力上，不但要能及时应对每个迫在眉睫的危局，而且要能随时防范各种危局的出现。邓世昌就具有逢忙不乱、遇险不惊、临危不惧的气质，以及沉着冷静、坚忍不拔、机智果断的性格。因此，他总是能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意想不到的情况。

    例如，1879年，邓世昌调入北洋舰队后，先任“飞霆”管带，不久，又调任“镇南”管带。1880年8月，总教习葛雷森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炮艇巡游黄海。

    当时正值台风季节，四艇巡弋至海洋岛附近时，邓世昌感到天气湿热所引起的不舒适，他看着气压表竟自往下降落，心想：“附近哪里的大气起了恶劣变化哩。”他手执望远镜注视前方，只见圆形的海面波光微闪，宛似一片起伏的灰色丝绸。四“镇”以“镇南”为前导，耕田似的犁破那海面，一道深痕旋起旋消。惨淡而无光芒的太阳从浓云间隙里泼下铅样重的热气，令人喘不过气来。时近傍晚，气象骤变，顷刻间狂风呼啸，雷电闪击，海上一片惊涛骇浪，海浪拍向艇首，砰然作响，瀑布似的海水漫上甲板。有时整个艇的头和尾都淹没在奔流的雪白泡沫里。

    总教习葛雷森下达旗语：“编队航向右转30度，顺浪航行！”

    此时，编队已抵海洋岛东端约2海里处，此海区多暗礁险滩，向右转舵似有不妥。邓世昌刚意识到可能有危险，突然，“嘭”的一声巨响，“镇南”艇真的触了礁！全艇官兵立即出现了惊怕和慌乱的情绪。

    邓世昌神态镇定，目光沉毅，指挥沉着，他当即下达命令：

    “损管队堵漏！全艇人员不准乱动！”

    “左退一！右退三！”邓世昌下达了这样特殊的用车令，让炮艇产生后退力的同时有一定的扭转力，而不是单纯用两车齐倒以致破损扩大，这一着果然奏效，“镇南”艇“旋即出险”。

    由于邓世昌指挥正确，艇体所受的破损较小，浮力没有大的影响，“镇南”艇稍减低航速后安全开回旅顺港检修。

    这件事的责任应该具体客观地分析，即海图是否完善、精确（注明水深和暗礁所在等），编队指挥员规定的队形、选定的航线是否正确，下达的指令是否得当，艇长操纵是否偏离航线等，一般说来，管带和编队指挥官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葛雷森不敢承责，推诿过失，片面地自写报告。清政府偏信洋人的报告，竟将邓世昌撤职，由洋教习英人章斯敦接任。不久彻底弄清了事实真相，就很快让邓世昌复了职。但邓世昌以此为终身之借鉴，此后十几年，在舰艇操纵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小事故。

    航海要求航海者运算细心缜密，作风认真严谨。常说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海上航行来说，是再也恰当不过了。海图上稍出点差错，在实际航行中会偏离几百、几千甚至上万海里。由于海上航行及海上作战责任重大，故对舱面指挥军官的航海工作提出了必须严肃认真，绝不能粗枝大叶，更不能有半点虚假的严格要求。如果不是这样，就可能发生航海事故，甚至在海战中贻误战机。航海作风专指一个人在航海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一贯态度和持久风格，一经形成之后就会变为稳定的行为方式，成为促进航海工作规范化进程的无形动力。在这方面，邓世昌从船政学堂求学时，就接受外师的谆谆教诲，并努力在实践中点滴养成，可称典范。

    第二节 荣调北洋平乱朝鲜

    在清政府决定组建“三洋”舰队之后，邓世昌调到防守津门要地的北洋舰队任职，后屡建功勋。这首先应归功于马建忠慧眼识英才，是他在考察后竭力向李鸿章推荐。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马建忠出身书香门第，但他不走当时知识分子传统的科举道路，而转学“洋务”。他希望通过学习知识，特别是西方知识，为中国富强寻求一条道路。

    十几年后，一心向上的马建忠在学习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他不仅古文基础好，还掌握了英、法、希腊、拉丁等外文。他读书的面很广，内外政史、地理、数理化、生理、植物等无不涉及。后来，他阅读西方哲学方面的著作，也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其内容。当时，像他这样中、外知识都很丰富的人是不多的。李鸿章发现后，就把他收入幕府。

    1879年，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兴办北洋海军，派马建忠去考察、招收水师人才。马建忠奉命前往福建，听到了各方面对邓世昌的赞誉，并到邓世昌所带的“飞霆”号兵船察看，亲眼见到了兵船管理得井然有序，士卒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对此马建忠给予很高的评价。马建忠还多次与邓世昌交谈。马与邓年龄相差4岁，两人志同道合，意气相投，一见如故，成为知己。邓世昌对马建忠的学识与见解也很钦佩。

    马建忠经过考察之后，向李鸿章汇报，并推荐邓世昌，说他“熟悉管带事宜，为水师中不易得之才”（《番禺县续志》卷二三，《邓世昌传》）。李鸿章也是识才之辈，加之此时他正在扩大自己的势力，打着“求贤若渴”的招牌收罗人才，有邓世昌这样出类拔萃的管带，当然是乐意招于麾下，于是便将他调到北洋海军，任职“镇南”炮船。

    邓世昌调入北洋舰队之后不久，就在平定朝鲜动乱事件中立下了功勋。这件事，在《番禺县续志》卷二三中有简略的文字记载：

    八月，朝鲜国内乱，署直隶总督张靖达公树声，奏调浙江提督吴长庆率师东渡，命世昌以兵舰运送之。世昌鼓轮疾驶，迅速异常，迳赴仁川口，较日本兵船先到一日。比日舰载兵而来，我军已自仁川整队，迳入朝鲜国都城办理竣事。日兵后至，争门不得入而罢。奉旨邓世昌著免补都司（清代绿营军官，职位次于游击，分领营兵），以游击（位次于参将，分领营兵。相当于尉官）补用，并赏给勃勇巴图鲁（按：满语勇士）勇号。

    这次成功的军事行动，使日本想借机扩大侵略的阴谋未能得逞，不论在外交上还是在军事上，清政府都打了一场漂亮的主动仗。此事与后来在1894年，李鸿章与袁世凯等人处理朝鲜肇乱事件，无论在外交还是在军事斗争中的种种蠢举和失策，简直有天壤之别。

    此事发生在1882年，即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十二年，当时能顺利解决，是与薛福成的积极建议和马建忠的临危制变有密切关系。

    朝鲜这一次发生内乱时，正值李鸿章母亲病故，回合肥奔丧、丁忧。在此期间由淮军将领张树声代任总督。张树声虽是淮军名将，但他决策、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显然缺乏能力，于是派遣马建忠到合肥请示。当马建忠到了上海后，闻知朝鲜局势恶化，薛福成上书提出迅速出兵平乱的建议。马建忠当机立断，不去合肥，返回天津，说服张树声采纳薛福成的意见，并亲自到威海，敦促丁汝昌立即派舰前往。

    薛福成在1882年6月写的《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形势、日本的阴谋以及他力主的对策，此后还有一篇“补记”，对于我们了解这一事件的全过程颇有教益和启示。特别是从这篇补记里可以充分看出军情的紧急和当机立断的必要。日本军舰比中国军舰至仁川“仅迟半日耳”。真是兵法中所讲的“兵贵神速”。战略指挥员的先见之明和远见卓识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还需要战术指挥员坚决贯彻其意图。

    邓世昌驾舰护送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所部赴朝，援助朝鲜抵抗日本侵略者。他在执行这次战斗任务中，驾舰“鼓轮疾驶”，争门先敌，既体现了官兵平时训练有素，更体现了执行命令的坚决和完成军事任务的迅捷。其主要原因是：邓世昌管带下的军舰平时保养很好，机械和军事装备都处于战备状态，所以军舰的速度与接舰初期相差不大。因为军情紧急，他要求全舰官兵严守岗位，尽心尽责，不出丝毫差错，及时排除故障，从而充分发掘了军舰长期高速航行的潜能，比预期的时间提前到达仁川港。“致远”舰比日本军舰先到，不仅入朝鲜国都“办理竣事”，而且严阵以待。后至的日舰“争门而不得入”，只能无功而返。从而挫败了日本侵略计划。薛福成在补记的最后说：

    “此事枢纽，全在赴机迅捷。”

    他是怎么得到这个重要的军事情报的呢？原来是他的好友黎莼斋为出使大臣，驻日本，侦得确切消息后，急递密电。于是薛福成极力主张不经请示，立即派遣军舰前往，以争得先机。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薛福成说：“余于是役颇盛称莼斋为首功。”只是可惜奏事匆促，没有来得及上报皇上，对其进行表彰，“然其功不可掩也”。（《庸庵文编》）

    不埋没朋友之“首功”，堪称美德；情报得失与战事胜负息息相关，又是一个例证。

    第三节 师夷之长受教英伦

    邓世昌服从水师初建时缺少管带的需要，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就开始带船，未能到欧洲留学深造。因此他十分珍惜去欧洲接船的机会，努力学习加以弥补。1887年他带队赴欧洲接“致远”等四舰，这是他第二次出洋。早在六七年前，他已经赴英接过舰了。

    1879年，当四“镇”（“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驶抵大沽时，赫德专程前往天津接船，他向李鸿章推荐了阿姆斯特朗公司新制造巡洋舰的图样。图样介绍这种军舰“可保追赶碰坏极好的铁甲船”，所以当时又译称“快碰船”，造价65万两。李鸿章经向天津的法国海军军官咨询后，通过赫德电饬金登干购办。两舰长67米，宽9.7米，吃水4.3米，排水量1350吨，马力2400匹，首尾主炮口径为254毫米。清政府将此二舰分别命名为“超勇”、“扬威”。

    1880年底，“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即将造成，于是，李鸿章派遣炮船督操丁汝昌、总教习葛雷森、管驾官林泰曾、邓世昌等航海赴沪，先在吴淞轮船操练，然后乘轮赴英验收。

    早在船政学堂求学时，邓世昌就精心研究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对世界地理和海洋学有特殊的兴趣和爱好。但过去学的毕竟在书本上，现在能有机会亲眼见识一下，正是他的夙愿。

    此次出洋，邓世昌不仅扩大了眼界，而且由于潜心钻研，增加了学识，“益详练海战术”。

    他利用各种机会游历英国的著名工业城市，看到了机器大生产的宏伟壮观场面。

    他游历了英国海军的主要基地、港口，看到了一艘艘各种巨型战舰，如同蹲伏在波涛之上的狰狞怪兽，领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是什么模样。

    他学习研究了英国皇家海军的规章制度和练兵之法，看到了北洋舰队在训练和管理上的巨大差距。

    他学习研究了英国海军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仔细寻找其称霸海洋一个多世纪的秘密。

    他到了格林尼治，参观了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这座旧日的王宫，如今是世界海军的圣殿。船史陈列室里模型铁舰、三桅帆舰，以至古老的单层甲板木船，浓缩了人类征服海洋和在海洋上进行过鏖战的历史。在回廊的墙上，他看到了英国历代海军将领的油画像，最著名的是曾数次击败拿破仑舰队和一举歼灭法西联合舰队，赢得特拉法尔加角海战胜利的纳尔逊。

    邓世昌还专程去过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俗称鸽子广场），瞻仰了海军名将纳尔逊高大而逼真的雕像。

    他认真考察西方海军情况，在参观英、法、德各国海军营垒时，悉心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经验，将这些国家的军事装备和训练方法细心地加以比较，各取其长，为己所用。

    邓世昌在学习研究中认识到，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多因素，作战计划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选择贯彻作战意图并能灵活指挥的将领。当年，拿破仑动员了强大的兵力，亲自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进攻英国的计划，但他手下的维尔纳夫是个畏敌如虎、优柔寡断、缺乏信心的庸将，而英国的海军将领纳尔逊却是个足智多谋的奇才。

    纳尔逊大胆提出一个与传统大相径庭的新战法。他预料法国舰队将依照传统作战队形排列，为了全歼敌方，他决定将自己的舰队分为三个编队，一个编队由他自己率领突击敌舰队中央，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另一编队由科林伍德指挥，利用帆船掉头困难，前卫驰援很慢的特点，突击后卫；预备队将在发现敌旗舰后发起进攻，一举打乱其指挥机关，迫使敌人陷入混乱。为了不失战机，他允许所属的舰长们在攻击方式上享受极大的自由。他只要求他们充分发挥勇猛顽强、主动进攻、敢于近战的精神。这种新的思想、新的战法，在海战史上是首创的。正因为有创新精神，终于取得了海战的重大胜利，一举打败了法西联合舰队，并使自己成为世世代代受英国公民尊敬的海军名将。

    在世界历史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国家都曾称霸过海洋，但都是昙花一现，惟英国海军在同欧洲诸强的多次海战中不断发展壮大，长达一个多世纪一直是海洋霸主。其“谜底”是什么？邓世昌经过认真考察和研究，找出了主要原因。他在与协同接舰的副手陈金揆交谈时，提出了这个问题：

    “金揆兄，你曾留学美利坚国，又到过欧洲诸国，见多识广，能否就英伦何能成为海军强国并长久不衰予以赐教？”

    “邓兄提及问题，陈某虽亦有同感，只是未加深究，故无真知灼见，请兄启愚，余洗耳恭听之。”

    “依吾之见，原因有五：其一是英伦乃工业革命先行者，为其建海军奠定了物质基础；其二是英伦视海洋和海上交通攸关生死存亡，必须有一支强大海军保护之，政府不惜巨款建造众多新式战舰；其三是从皇室到公民都崇尚海军，海军人员薪俸和待遇优厚，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其四是杰出将领主宰战事，他们在关键性的战役中或是扭转危局，或是以少胜多，战功显赫；其五是战术、技术敢于革故鼎新，摒弃旧法，吾以为此乃英伦海军独领风骚之秘密也。未知金揆兄意下如何？”

    “邓兄之高见启愚益智，令吾茅塞顿开，”陈金揆感慨地说，“吾大清国若能按邓兄之研究心得与高见建设海军，则必是国家有幸，苍生有幸！”

    邓世昌在英国接舰的最大收获，是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的欧洲，像一面镜子对比出封建专制制度下祖国的落后，无论从政治开放、经济发达、文化普及、风俗习惯、军事装备、军队的战斗力等方面，老大的封建帝国大清都是与人家无法相比的。怀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他，看到这些，怎能无动于衷，又怎能不为改变祖国贫弱的面貌而思虑！推荐他调任北洋舰队的马建忠，1877年曾给李鸿章写过一封信，谈了到欧洲后的思想认识，他颇有同感。马建忠的信中写道：

    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章，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之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者也。

    邓世昌在这段话的旁边，写下了“诚哉斯言”四个字。

    然而他也知道，变革政治制度，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无回天之力。他能做到的，主要是如何带好兵、练好兵，履行一个军人对使命尽心、为祖国尽忠的职责。

    邓世昌对英将纳尔逊、俄将乌沙科夫早就提倡将舰队分成若干战术群，互相配合，机动作战，非常赞赏。认为此种战法比排成横队、大炮决战的战术先进得多。因为这种阵式，整个队形难以保持，也不便机动。回国之后，他曾向丁汝昌建议过大胆改革阵法，然而北洋海军领导层仍死守陈规，致使在甲午海战中充分显示出严重后果。

    邓世昌还着重研究了英国海军的规章制度。通过研究，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有战斗力的军队，必须严格治军，把规章制度当作法规、铁则。在这方面，比他先出国留学的同学刘步蟾、林泰曾等感受也很深切。后来，即在1887年，北洋舰队自接铁甲舰“定远”、“镇远”，继而接巡洋舰“致远”、“济远”、“靖远”、“来远”之后，制定北洋舰队规章制度已成当务之急。刘步蟾、林泰曾等对北洋舰队装备不足、训练无方、自卫力差等情况，心急如焚。邓世昌也有同感，就积极鼓励他们为北洋舰队研制章程。刘、林根据留学时所学得的知识结合北洋舰队的具体情况，写成《西洋兵舰炮台操法大略》的条陈，上奏李鸿章，提出“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的发展海军的合理化建议。邓世昌也主张扩充海军力量，对列强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可惜他们的意见未受到重视和采纳。

    第四节 纽卡斯尔港的节日

    1881年8月3日，“超勇”、“扬威”竣工，由驻英公使曾纪泽在英国纽卡斯尔举行中国巡洋舰的升旗仪式。在二百多名中国海军官兵和三十多位英国官员、制造商及女眷们的注视下，曾纪泽把龙旗冉冉升上了军舰的旗杆。水兵们鸣放了礼炮。真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自从1864年总理衙门奏定中国国旗为中画飞龙戏珠图的黄色三角旗后，挂着这面旗帜的舰艇只在中国沿海和东亚、东南亚地区航行过。现在此旗却在英国本土上高高飘扬。原先中国订制英国军舰，都雇请英国官兵升英国旗驾驶来华交接。这次派丁汝昌、林泰曾、邓世昌及英国总教习葛雷森、教习章斯敦率领三百名官兵前往英国接舰，也是一件空前的壮举。

    1881年8月17日，英国纽卡斯尔港洋溢着一片节日气氛。“超勇”、“扬威”两舰今日要放洋启程。纽卡斯尔市议会还在丁汝昌率军舰离开之际，发来一份祝词：

    曾纪泽公使并大清国海军丁汝昌督操：值此贵国海军将士驾舰离港归国之际，请接受我们诚挚的祝贺。多年来，贵国资质聪明之海军军官多人在我皇家海军学院深造，成绩优异，此次又在阿姆斯特朗公司购置新型巡洋舰，冠名“扬威”

    与“超勇”，由我国教习与贵国将士协同驾驶回国，此乃英中两国合作与亲善之体现，必将增进两国和两军之友谊。相信新舰到华之后，必将扬威慑敌于东亚，超勇驰骋于海战，为贵国海军倍添荣光。祝万里海程，一路顺风。

    大英帝国纽卡斯尔市议会

    公元1881年8月17日

    “超勇”、“扬威”从纽卡斯尔港启航，开始了由英国到中国的漫长航行。这是中国人首次驾驶军舰航行北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西太平洋，经过的沿途各国，始知中国也有海军，均鸣礼炮致敬，这就大大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

    此次清国水师首次到国外接舰，派出的操舰管带无疑是整个水师中最出类拔萃的。林泰曾操纵“超勇”舰，邓世昌操纵“扬威”舰。“超勇”、“扬威”两舰回国途中经历了惊险曲折。先是在地中海两舰失散，“扬威”因缺煤而在海上漂流了两昼夜，“超勇”获讯后去寻找接济。过苏伊士运河时，“超勇”的螺旋桨又触礁碰坏，经修理才继续航行。至10月15日，两舰终于到达香港，历时61天。之后，驶入江南制造总局，进行坞修。

    在上海经过整修后，“超勇”、“扬威”于11月22日驶抵大沽口。

    11月24日，李鸿章到大沽口视察验收两舰，并另两舰前往旅顺。途中虽遇冰雹和雪，但照常航行。李鸿章乘坐“超勇”舰，航速达到15节，他颇为满意。他将该舰特点归纳为三条：船小、炮大、行速。“船小则不甚昂，炮大则能卸铁甲，行速则易于进退”。然而，经过使用，发现军舰前后主炮过大，遇风颠簸，难于取准，初次巡海，尚能达15～16节，久则滞涩，仅驶12～13节。

    实践证明，这两艘巡洋舰实际上性能不佳，缺乏战斗力，以致在黄海大战中成为累赘和最早的牺牲品。这是李鸿章在购此舰时出于不给南洋“分羹”，为一己私利宁愿买已经落后的舰所造成的恶果。

    清廷给予接舰有功人员以奖赏，赏林泰曾“勃勇巴图鲁”勇号，以参将补用；赏邓世昌戴花翎，以都司补用。

    1887年，李鸿章奏派邓世昌等四人出洋带船时，世昌遂以营务处副将衔参将兼“致远”管带。

    已经是第二次出国接舰带船的邓世昌，此时已被大家公认是一个“西学湛深”“精于训练”的海军专家。舰艇远航训练是海军官兵的必修课。北洋水师由于舰艇吨位较小，训练经费不足，平时一般都在家门口转悠，很少进行远航训练，特别是到深海大洋中去摔打。

    远航训练是单舰或舰艇编队远离港岸进行较长时间航行的训练。目的是提高舰艇或编队的战斗活动能力，检验舰艇航行的精确性、武器装备和技术器材长时间运转的工作状况，培养舰员海上吃苦耐劳精神和生活习惯，锻炼指挥机构和各级军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后勤支援保障能力，是舰艇部队提高战斗力的必修课。

    正因为如此，邓世昌认为，接舰实际上是不可多得的最好的远航训练，所以每次回国航行途中，都积极组织海军将士认真进行海上训练。清人余思贻，是清国驻英大使馆的官员，颇有文才，他随舰回国后写了本《楼船琐记》，共两卷，现存的有1901年的石印本，真实地记录了邓世昌及其他北洋水师将领带舰回国的各种情况和见闻，是今天我们研究邓世昌及“致远”舰的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楼船琐记》中记述了邓世昌在归途中因劳累过度，发了寒热。副管带陈金揆主动提出代替其操舰，请其静心养病，以便早日康复。邓世昌充分领会和接受了同事的好意与关心。陈金揆也是留洋学生，无论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也有独立操船的能力，从技术上来讲，邓世昌是放心的。但是邓世昌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作为管带，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对全舰的安全负全部责任，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于是，他撑着虚弱的身体，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上驾驶台，“扶病监视行船”。不仅如此，他还带领全舰官兵在沿途进行不间断的各种操练，“终日变阵必数次”。操练的内容和科目，完全是实战可能发生的，符合战斗的需要，并且要求正规化：“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皆悬旗传令。”在邓世昌以身作则的激励下，舰上将士“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余思贻《楼船琐记》，卷上）

    他要求操练，“不特各船将士如臂使指，抑各同阵各船亦如心使臂”。因此，正如《朝警记》一书中所称道的：“邓军门督率诸艺士，使船如驶马，鸣炮如鸣镝，无不洞合机宜。”

    第五节 指挥若定排除险情

    舰艇在服役过程中，经常在各种复杂气象和海区航行，因为战斗和事故，造成舰艇进水、失火、武器装备破坏等灾害，虽是难以避免，但毕竟会直接影响舰艇战斗力。而充分发扬舰员的主观能动作用，采取积极措施来预防、限制和消除灾害，则能保障和恢复舰艇战斗力。这种保障和恢复舰艇战斗力的行动称为舰艇损害管制（简称“损管”）。损管的主要内容有：防火、防爆与灭火；防沉和抗沉；保障武器装备正常工作。作为舰艇指挥官，不仅自身要具有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果断处置的心理素质与能力，而且在平时要作为训练科目，组织官兵经常操练，使他们达到能英勇顽强地进行损管，迅速而有效地消除舰艇损害的影响，以保障舰艇的安全和作战机动能力。

    舰艇遇到险情，是对每个指挥官最实际的考验。在这个关头最能看出此人有没有将才的气质与素养。宋朝苏洵在《心术》中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将才的智勇，最主要的是表现出敢于负责的勇气。如果一遇到危险和紧急情况，就惊慌失措，必将危及全舰的安全和导致战斗的失利。在这方面，正反面的教训不胜枚举。

    《楼船琐记》一书还记述了邓世昌训练海军时表现的性格和精神风貌。据载，他接舰回国航行到西班牙水域时，某次他和下属官兵一同乘舢板离舰操练。在返回时“适逢风大涛急，波浪扑上舟内，衣袂尽湿”。与时操纵如果稍有不慎，就有覆舟葬身大海的危险。

    邓世昌临危不惊，泰然处之，应对自若，他目视浪涛涌来的方向，挺身上前，对船上乘员说：“诸位不必担心，坐好勿动，保持稳性。”

    接着他亲自把舵，斜迎着涛头，排浪前进，绕到“致远”舷侧，逐渐接近，在剧烈颠簸中，看准机会，迅速驾舢板靠上军舰。

    登舰后，“同船者之衣皆滴水不止，真是与狂涛骇流争生命于顷刻之间”。

    在军舰经过印度洋的过程中，有一段是“南北潮头汇集之处，……潮头激撞，有高至数十丈者”，非常惊险。这时，邓世昌虽然正在生病，但他不依靠洋员，亲自登上驾驶台指挥，从而使军舰顺利通过险区。

    临险情而气静，处大事而心定，这是对将帅心理修养的一种高境界的要求。舰艇编队在过地中海时，一天晚上，“致远”舰的烟筒突然冒火，火光冲天，大管轮（相当于今天的轮机长）立即向邓世昌报告。

    邓世昌立即从驾驶台转过身来，观看了火情，向大管轮质询道：“是何原因，导致烟筒冒烈焰？”

    大管轮回答：“原因不明。”

    邓世昌对其回答不甚满意，但此时他没有再加以责备，而是冷静地进行思索。

    邓世昌经过观察分析后判定：“烟筒有火，因添煤过多，致腾烟焰。”

    他胸有成竹地下达命令：“关火门，塞灰洞。”

    炉舱官兵根据邓世昌的指令，迅速关闭了火门，停止了进煤。不一会儿，火焰消失。

    这次准确地判断事故成因，果断下令，排除险情，使全舰官兵对邓管带的技术、胆识与能力无不心悦诚服。

    第六节 直布罗陀救助华工

    1888年初春，邓世昌驾驶“致远”舰，与同时回国的林永升所驾的“经远”舰，沿着风急浪高、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东岸南下，至西班牙伊比利亚半岛南端向东转舵，进入了重要的战略要地直布罗陀海峡，并徐徐靠上码头，准备进行短期休整和补给。

    挂着黄龙旗的大清帝国海军巡洋舰编队的到来，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码头上观者如堵。突然一阵骚动，原来是八个衣衫褴褛的中国苦力，挤进人群，直奔码头上停靠的“致远”舰。值勤的士兵挡住了他们，令他们远离军舰。而八个佣工苦苦哀求一见管带，恳求搭救他们回国。大副陈金揆了解情况后，立即向邓世昌报告。邓世昌闻知此事为之动容，传令让他们上舰到司令官厅叙谈，待之以礼。

    八个佣工见到邓世昌后，“扑通”一声齐刷刷地跪下，连连磕头呼曰：“邓大人，救命啊！邓大人，救救小人啊！小人只求尸骨还乡……”

    邓世昌一时弄不清他们这一举动的缘由，就亲切地说：“快起来，快起来，有话慢慢说。”

    佣工们见到头戴花翎的邓世昌，如天降救星；又见他如此随和亲近，不觉泪流满面。

    “听口音，诸位是广东人吧？何由来此，遭此困境？”

    “是的，小人都是广东人，是被西班牙人贩子当作猪仔，骗掳到这里来做苦工的。”

    “来此多久？”

    “二十余年矣！”

    “掠卖人口之人要你们做何苦工？”

    “邓大人，小人在此于最苦最重的活，天天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住的是暗无天日的地狱，真是苦不堪言啊！”

    “工满佣资亦可自给，何以一寒至此？”

    佣工们泣诉曰：“杂费甚重，佣资止敷缴官，是以食不饱，寒无衣。”

    听了佣工们的这一番血泪控诉，邓世昌久久沉默无语，对他们“食不饱，寒无衣”的悲惨境遇非常同情。他知道，军舰是不能随便带人乘坐的，尤其让琅威理知道，不但肯定不允许，还要追究责任的。但骨肉同胞在海外处于如此悲惨境地，怎能不搭救他们呢？

    他毅然决然地说：“诸位请放心，我们一定携带你们回国与家人团聚。”接着他指示大副陈金揆，在仓库里找八套兵丁工作衣让他们换上，找一舱室让他们单独居住，并嘱咐他们在舰上勿乱走动。

    邓世昌之所以不惜冒被处分的风险，要带这八名华工回国，是因为他深知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广东、上海等沿海地区贩卖猪仔的令人切齿的罪恶行径由来已久。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价值，已贬到不能再低的程度。中外人贩子能买到最廉价的奴隶，雇到最低贱的苦力。上海成为世界闻名的猪仔市场、苦力市场。1849年从上海开出的“阿马拉”号轮船，运载了200名苦力，他们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第一批华人集体移民。在此之前，加州只有3名华工。两年后，华工即达25000人，其中不少是上海人。英语“上海”一词在那时的含义就是使用暴力，借助麻醉品将人运到国外。来沪的外国水手，有时上岸带一只大布袋，把可以绑架的华人连头一罩，扛在肩上就算他的货了。在上海，这种绑人为奴运至海外的罪行，曾闹到市人、乡人不敢独行的程度。

    19世纪中期，“猪仔贸易”急剧发展，争相参与的有英、美、法、荷、意、西、葡等殖民主义国家。他们公然在中国沿海城市开设贩卖人口行，以招工为名，进行诱骗，甚至用绑架等手段，拐掠中国劳苦人民出洋。澳门、香港、厦门、汕头等地，成了外国人口贩子掠卖华工的基地，随后扩展到天津、秦皇岛、烟台等地。

    据不完全统计，从1845年至1875年，被拐卖的华工总数不下于50万人。在19世纪后半期，达到了250万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世界各地的中国苦力竟有1200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途中死亡者）。帝国主义从贩卖华工的肮脏贸易中获得了惊人的暴利，一个外国人贩子用1万元的成本，可购买、输运180个华工，从中可以净赚8万元。

    而被殖民者残酷掠夺的华工的遭遇，则是异常悲惨。他们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在胸前打上或涂上C（古巴）、P（秘鲁）或S（桑德维奇群岛）字样，被装入令人窒息的底舱里运走。装运华工的外国船只，被人们称为“浮动的地狱”。华工登船后，就被赶入夹层统舱，装有铁栅的舱门随即紧紧锁上。舱内拥挤不堪，空气污浊，令人窒息。在数万里的长途航行中，从不给吃饱，淡水每次只准用细竹管吮吸几口，有人因实在口渴难忍，多喝了几口，竟被贩运者活活打死。非人的待遇，致使很多人在途中被折磨而死。

    据统计，当时运往古巴的中国华工在海上航行中的死亡率平均为15.2%；运往秘鲁的达30%。那些受尽折磨而登上彼境的幸存者，则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地狱。到达拉丁美洲后，他们被剥光衣服在市场上排列成行后出卖，而后进入工场，当牛做马。

    总之，鸦片战争之后，因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而惨罹破产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在自己的祖国连出卖劳动力的市场都找不到，为生计所迫，只好离乡背井，与被拐骗出洋的契约华工一同沦为西方资本的奴隶或雇佣劳动力。他们出国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内实业未兴，贫民生计日蹙”。被大量当作“猪仔”贩卖的那些沿海地区还经历了一个由“男务耕耘，女勤纺织”到“男多出洋，女司耕作”的变化。显然，这华工出国做佣为奴，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惯于贩卖奴隶牟取暴利的传统与罪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及惨状。

    邓世昌以深切的感情解救华工，绝不是偶然的，是他立志图强、救国、救民思想一以贯之的表现。如前所述，他在少年时代，曾挺身而出，在上海与殴打中国老百姓的外国巡捕论理；他对劳动人民出身的人都充满爱心。

    余思贻的《楼船琐记》中，还记述了在过印度洋时，有一名姓张的水手病故之事。按规定：“病故者，近岸处必葬于陆，毋投入海，如距岸远，则亦无可如何。”当时，军舰离海岸尚远，又因英人琅威理为提督衔总理出洋接船事宜，若将水手病故之事向他报告，“必令沉于海”。“致远”舰上的水手们都向邓世昌苦苦恳求，请邓大人“咸代恩乞，毋投入海”。

    邓世昌明知如果不将此事报告，将尸体暂留舰上，是违反规定的，但他又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便说道：“张君与吾及众弟兄同舟共济，此次赴欧接舰，劳苦功高，今日不幸病殁，吾怎忍心将其抛尸大海，葬身鱼腹？然此段海程离靠岸尚有时日，琅副将得知，岂能允诺？”邓世昌说到这里，颇感为难。但他语气坚定地说：“邓某今日遂众弟兄之愿，不将张君投入洋中，责任由吾承担之。”

    邓世昌说完这段话，在场的“致远”舰上水手、炮弁不约而同地磕头，并齐呼：“叩谢邓大人恩典！”

    于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邓世昌“亟令木匠备棺以殓”，将其置于舰尾的一个空舱里，直到军舰靠岸之后，抬上岸安葬于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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