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那就是猴子捞月的故事。故事说，树上的猴子们一只只都拉着前面一只的尾巴，形成一条链子，把最后一只送到水面，让它在水中捞月。大家看了觉得好笑，现在看来，这些猴子的探索精神还是很不错的，通过实践，它们自会明白，那水中的月亮不过是天上的月亮的影子，并非实体，从而增长知识。倒是我们人类，往往把投影当做实体，而把实体抛在脑后。例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创造的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不知道当时的人的贪欲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折射，是社会不公正的投影。这无异于企图从水面上抹去月亮，又比捞月的猴子高明多少呢？
猴子认为，月亮在水中，可等它们真正去打捞时，月亮却破了、碎了。水中的月亮永远只是一个美丽的影像而已。在经济学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今的泡沫经济就如水中的月亮一样，它由投机活动产生，从而造成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最后必定泡沫破灭，导致社会动荡，甚至是经济崩溃。
所谓的“泡沫经济”是指经济过热，虚假膨胀，最后像肥皂泡沫一样破灭的形象化说法。其主要表现是不动产和股票的市价超常规急剧上涨，价格严重背离价值，破坏了市场正常的供求关系，信用混乱，资产骤然收缩，经济陷入危机。
最早出现的“泡沫”事件，是以郁金香这种观赏植物为投机对象，而不是以房地产和证券为投机对象。
郁金香从土耳其传入西欧，是在16世纪中叶，传入后不久即在荷兰获得较高的评价。特别是变种郁金香栽培成功之后，稀有品种的郁金香球茎的价格开始异常上升，进而发展成投机对象。郁金香交易市场除在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市场内诞生外，在鹿特丹和莱登等地也先后出现。随着价格的上涨，与郁金香栽培无直接关系的人也参与了交易，于是许多人一夜之间成为富翁。富翁们的出现又促使更多的人倒购，球茎的价格则扶摇直上。随着买卖的日趋活跃，现货交易已不敷需要，期货交易开始产生。期货交易又使郁金香球茎买卖中的投机性迅速加大。
好景不长，泡沫的破裂，终于在1637年2月4日这一天到来。这天，希望出手的人挤满了各地的交易所，价格急剧下落，市场迅速崩溃。许多靠借款进行买卖的人，突然间变得身无一文甚至负债累累。没有预料到的事态使城市陷入混乱，直至发生国家经济危机，这也成为一次著名的“泡沫事件”。
“泡沫”破灭，经济显现后遗症，其主要特征是：股价、地价大幅下落，不动产业萧条，股市长期低迷，证券公司收益剧减；欠息欠账等不良债权膨胀，偿款负担增大，企业对价格风险大的产业投资热情下降，资金转向短期投资和债券；股价下落损害一般中小企业和家庭消费，资金需求不旺，迫使中央银行贴现率下降。概括地说，“泡沫经济”的后果：一是社会分配不公。有的土地所有者个人资产骤然升值，而另一些高价买入股票、地产者则损失惨重，贫富差距拉大。二是金融信用危机。不动产抵押贬值，债务拖欠破产案件增多。
另外，“泡沫”破灭后，经济恢复滞缓，经济调整难度增大，“泡沫”高潮时企业借贷增多，“泡沫”破灭后企业收益恶化，负债加重。因此，各个国家都会积极防止“泡沫经济”发生。
对资产的狂热需求会引发经济泡沫，泡沫崩溃导致经济萧条，但不良需求还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
走在大街上，经常看到一些美女手臂上的花纹：一只色彩鲜艳的大蝴蝶。这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文身，其实不是文身，这是一种贴纸，贴上去有文身的效果，还可以洗掉它，非常方便，免去了文身造成的许多麻烦。现在的人真是聪明，连这样的事情也想到了。
现在的人聪明的背后是市场需求的力量太大。的确，只要市场上有一种需求，而这种需求又能够给商家带来利润，就一定会有这种供给，即使这种需求未必文明，这种供给未必合法。比如由对毒品的需求导致的对毒品的供给就是较极端的例子。即便是文明社会用尽各种办法，但因为满足对毒品的需求的供给可以导致暴利，毒品供给者就是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也要生产并贩卖毒品。惩罚只是抬高了毒品的生产与销售成本，但生产者与贩卖者转而又将这种风险成本以提高价格的方式转嫁给毒品消费者了。这就是需求的力量！
人的欲望是产生各种需求的源泉，而欲望又具有无限性的特点，即人们的欲望永远没有完全得到满足的时候。一个欲望满足了，又会产生新的欲望。“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中国俗语就揭示了这个道理。中国传统道德观把人的欲望看成罪恶之源，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正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推动了社会不断进步。人的欲望要用各种物质产品或劳务来满足，物质产品或劳务要用各种资源来生产。但是，自然赋予人们的资源是有限的。一个社会无论有多少资源，总是一个有限的量。相对人们的欲望，资源量总是不足的，物质产品或劳务也总是不足的。人类欲望的无限性造成了资源的稀缺性。
稀缺性是经济物品的显著特征之一。人们常接触的物品可划为两类：一类是像空气这样可以随意得到任意数量的物品，它们是不用付费的自由品；另一类是必须通过交易手段获取的，称为具有稀缺性的经济物品。得到这些经济物品总是要付出某种代价的。
经济物品的稀缺性并不意味着它是稀少的，而是指它不可以免费得到。因此，通常所说的稀缺性是相对稀缺，即相对于人们的无限欲望，某些资源与物品总是有限的，也即这些资源与物品是稀缺的。要得到这样一种物品，必须自己生产或用其他经济品来加以交换。
稀缺性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它与人类社会共存亡。当穷国政府为把有限的财政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教育方面而争论不休时，富国政府也为把收入用于国防还是社会福利发愁；当穷人为一日三餐担心时，富人正在考虑是打桥牌还是打高尔夫球。
稀缺性的概念在整个经济理论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稀缺性是经济学存在的前提条件，所以往往用稀缺性来定义经济学。由于稀缺性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在使用经济物品中不断作出选择，如决定利用有限的资源去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以及在稀缺的消费品中如何进行取舍及如何用来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这些问题被认为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主题。只有当物品稀缺时，才能被认为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
从人类可利用能源的角度看，似乎还没有什么限制。但从另外的角度看，人类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已经够大的了。
鲸鱼油的使用以及后来的匮乏，没有难倒人类，却使鲸鱼几近灭顶之灾；煤的使用以及匮乏，没有难倒人类，却把一个好端端的地球挖得百孔千疮，地质构造的变形引发了无穷的地质灾害；石油的利用与最终可能的匮乏，也许还难不倒人类，但其后果除了地质灾害外，人类将更贪婪地扑向下一种可能出现的替代品……
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所谓没有极限的增长，目前只发生于这个世界上的少数中心国家。而支撑这些国家没有极限的增长的假象的，却是大量的其他国家日益面临实质性枯竭的资源。
森林是另外一个例子。1990年到2000年，世界森林的面积平均每年减少940万公顷。
有人还算了这样一笔账：占世界人口二十分之一的美国，耗费着世界三分之一的资源。即使将全世界可能开发的资源都利用起来，并且重新分配资源，全世界人也不能按照美国人的方式生活。
看来，需求的力量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不断创造着供给；但也是一种毁灭性力量，使人类在表面进步的同时正面临因资源的最终匮乏导致的大崩溃。人们不良的过度的需求需要政府加强管理。
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
人力资本理论的创始人是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舒尔茨经过对美国农业经济问题的长期研究，发现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农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其主要原因并不是土地、人口数量或资本投入的大量增加，而是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和人的生产能力的迅速提高。如果按照以前传统的经济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经济增长取决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是很难解释清楚这种增长的实质所在。
为此，舒尔茨于1960年在其《人力资本的投资》一书中，首次以“人力资本投资”的概念，来解释这种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金投入效应，并提出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这一新观点。这个新观点突破了只有厂房、机器、存货等有形物质才是资本的传统观念，转向强调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认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刺激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所在。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1964年出版的《人力资本》一书中，强调了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它是以劳动者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资本概念而言的。完整的资本概念应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部分。人力资本投资与实物资本投资之间有相似之处，例如两者都要计价折旧等。但是两者之间也有区别，特别是人力资本不能作为担保品，因为它不能出售；且个人也不能像实物资本的所有者那样将其风险分散化或多样化。
人力资本是通过对人力的投资而形成的。这些投资主要包括，用于提高劳动力质量的教育和培训的支出；用于增加未来劳动力数量和提高现有劳动力身体素质的卫生保健费用的支出；用于调剂国内劳动力余缺和发挥劳动者专长的国内流动费用的支出；用于国际间人力流动的移民入境费用的支出等。
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最终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的，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物质资本存量的多寡，而是这个国家所拥有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尤其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专业化人才的规模和水平。
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是教育投资。教育投资带来的收益，要远比对非人力资本投资更有益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于物质资本的匮乏，而在于人力资本的稀缺。
按照新的发展理论，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包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而世界银行采用新的国民财富测量方法发现，人力资源占国民财富总量的比重最大，在40%～80%之间。其中，高收入或上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重占优先位置，如北美地区为76%，西欧地区为74%，东亚地区为77%，即使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比重也是最大的，超过了生产性资产和自然资产的比重。尽管这一测量方法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使人们重新认识国民财富的来源，即人力资源是最大的国民财富，而人力资源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被人为地忽略了。这一新的测量国民财富及构成的政策含义是强化人力资本投资，不断提高人们的发展能力，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就等于大幅度增加国民财富。
邓小平时代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今天政府又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这都是认识到了人力资本重要性后推出的积极政策。
人性自利与政府介入
1. 人们不愿提供公共物品
当潜在的消费者面临为某种公共品供应出钱的问题时，个人都有不说出他真实付款意愿的动机，因为他同样可以取得供应给表示愿意付款人的公共物品。所以在公共品的提供量不能改变的场合，公共品就有可能被提供出来，而那些不真实说出他们优先选择的人，却从这种公共品的存在中得到好处；如果公共品的提供量可以改变（如可变的新鲜空气的量），那么若不如实说出优先选择，将使这种货物的供应比如实说出时少，但不如实说出优先选择的人仍将得到这种货物，并且仍然不付款，所以他们仍是得益者，因而称之为免费搭乘者。
我国文化传统之一就是人们喜欢在元宵节放烟花、看烟花。但是有研究人员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村镇上，起初一两个人在放，他们很快没了积极性，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个人不愿意举办烟花表演呢？全镇500个居民中的每个人对观看烟火都给予了10元的估价。放烟火的成本为1000元。由于5000元的利益大于1000元的成本，小镇居民在元宵节看烟火是有效率的。
私人市场能提供有效率的结果吗？也许不能。设想这个小镇的企业家决定举行一场烟火表演。他肯定会在卖出这场晚会的门票时遇到麻烦，因为他的潜在顾客很快就会想到，他们即使不买票也能看烟火。这种物品没有排他性，因为要排除任何一个人看烟火是不可能的，而且，它也没有竞争性，因为一个人观看烟火，并没有减少其他任何一个人观看烟花。因此，人们有一种搭便车者的激励。搭便车者是得到一种物品的收益但避开为此支付成本的人。
说明这种市场失灵的一种方法是，它的产生是由于外部性。如果企业家举行烟火表演，他就给那些不交钱看表演的人提供了一种外在收益。当他决定是否举行烟火表演时，没有考虑到这种外在收益。尽管从社会来看烟火表演是合意的，但从私人来看无利可图。结果，企业家作出不举行放烟火表演的决定。
尽管私人市场不能提供小镇居民需要的烟火表演。但解决小镇问题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当地政府可以赞助元宵节的庆祝活动。镇委员会可以向每个人增加2元的税收，并用这种收入雇佣张三提供烟火表演。小镇上每个人的福利都增加了8元，烟火的评价10元减去税收2元。
免费搭乘者的存在也是竞争的市场机制不可能解决公共产品有效生产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公共物品没有竞争，意味着把这种物品供给一个人，必然无法供应给别人。
2.人们争夺公共资源
在人类社会中历来存在着集体行动的悲剧。在集体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冲突悖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当我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利益原则来行动的时候，整个集体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无序的状态，无论你个人怎么努力，集体的无序状态也会破坏你的劳动成果，因为每个人的利益偏好是不一样的。如果存在群体行动的话，那么群体性行动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一定是一种悲剧。
群体悲剧是群体的灾难，这种灾难是不可抗争的，而且这种灾难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群体受一个无情规律支配所造成的。一定意义上，这种悲剧是社会的规律造成的——当然我们这里使用规律一词是比较危险的，因为规律意味着与人的自由相对抗，人绝对不可避免。
让我们看一下哈定悲剧，这是关于群体行动悲剧的一个著名的公共资源悲剧问题。该问题是经济学中的经典问题。
公共资源悲剧最初由哈定提出。
哈定举了这样一个具体事例：有一群牧民面对向他们开放的草地，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合算的，尽管因平均草量下降，可能使整个牧区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每个牧民如果多增加一头牛，草地将可能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都饿死。这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
对公共资源的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定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哈定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我们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
哈定说，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解决途径”。所谓技术解决途径，是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
我们可能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事情，比如，中国周边沿海、江河的渔业资源越来越少了。我们小时候可以很容易看见的大黄鱼，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市面上只能看到些小黄鱼，类似的素有“长江三鱼”之称的刀鱼、回鱼、鲥鱼，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从而我国不得不发布法定休渔期，在一年中主要水域都有1到2个季度实行伏季休渔，即在该区域内不得捕鱼，同时通过人工繁殖种群幼苗大量投放各海域，使各水域渔业资源不致枯竭；还有我国北方草原由于过度放牧而导致的日趋严重的沙漠化，使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各地频受沙尘暴的侵袭；还有我国很多煤矿资源丰富的地区，群众偷偷开挖的小煤窑此起彼伏，屡禁不止，重大安全事故频频发生……类似许多范围内的公共资源总是受到过度使用的情况，人们总是不怎么爱惜公共设施、公共资源，很多平时对待自己私人物品的那种勤俭节约的美德在使用公共资源时却荡然无存，正所谓“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难道真的仅仅是我们的道德素养的问题吗？
其实并不然，我们知道正所谓公共地带，就是每个人都有进入和使用的权利，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可能就是 “我不用，别人也会用；我不拿，别人也会拿”，于是乎，就成了“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了。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逻辑，因为一般意义上的公共资源总量总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本性则是“自私”的，所以，个人如果可以从公共资源里多获得一点好处，那么别人就会少获得一点好处，而且因为具有别人没有权利来阻止个人使用公共资源的这种“非排他性”，所以，个人会尽可能多地去使用公共资源。
对公共资源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无论这种权力机构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私人对公共地的拥有即处置便是在使用权力；第二种便是道德约束，道德约束与非中心化的奖惩联系在一起。
在实际中也是可以避免这种悲剧的。当悲剧未发生时，如果建立起来一套价值观或者一个中心化的权力机构，这种权力机构就可以控制悲剧的发生，所以社群出现的地方，一般而言，我们都有一个管理中心，用于协调、管理群体以防止悲剧的发生。
制度、寻租与政府限权
小时候中国人家里条件普遍较差，最美的事情莫过于父母奖励给我们的零用钱了，这些钱不多，最多五毛。一位在读博士讲了这样一件事，小学读书时，家里很穷，两元钱的学费都很难付得起。有一次母亲为奖励他考试得了第一名，给了他五毛钱零花钱，他非常高兴，但很快有些犯愁：这五毛钱该如何花呢？应该买练习本吗，能买一个，因为他的练习本已快用完了。但学校边上卖的三毛钱一个的烧饼对他的诱惑力也不小。
有一次同桌小伙伴让他咬了一小口，那味道之好以至于他当时想哪天有钱时一定吃个够。但显然，他无法同时实现两个愿望，二者只能择其一。在反复权衡了两天后，他最后的选择是：花两毛钱买了一张白纸，裁订成一个小练习本；剩下的三毛钱则买了一个烧饼。
长大了，他再也不会为到底是买练习本还是买烧饼发愁了，但生活、工作中我们还是常常会面对几乎同样的选择：也许你正想更新一下手提电脑，同时家中那台用了八年的彩电也应该更新了。在反复权衡后你还是选择了先买电脑，用电脑工作赚回的钱来买彩电。
我们所处的社会最大的遗憾就在于：人的需求是无限的，而物质总是有限的，所以，人只是受到物质束缚。个人到家庭再到国家，都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而财力却总是有限的，那么，面对有限的财力，如何能最大限度地用好它呢？
用经济学术语讲，相对于人们的欲望，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就是要讨论如何使原本有限的资源能最大限度地使人们获得满足。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是现代经济学的中心任务。
那位博士小时候面对的“五毛钱如何花”就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是数学解决不了的。当然，他最后的选择是既满足了学习的需要，又满足了解馋的需要，从而使这五毛钱花得最值，即是不自觉地符合了经济学的要求。
那么，解决“有限的钱如何花得最值”这个问题到底又取决于什么呢？如果小时候妈妈在给他五毛钱时规定它只能用来买练习本，他不可能有其他选择，不可能还能用它买烧饼，这五毛钱肯定花得没有他自己决定的那样值；看来，有限的钱如何花得值还取决于某种配置。
这种“配置”在现代经济学中就称为“制度”。在经济学中“制度”的含义十分广泛，既指一切法律法规对权利的界定，甚至也指传统、习惯与习俗，它构成了稀缺资源配置的一个最大的约束条件。“制度”直接影响到资源配置的效率高低，也就是说，直接影响到有限的钱花得是不是恰到好处。
“制度”在决定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如此重要，以至于有时比个人决策在决定资源配置方面还重要。如果我们买东西时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商品，我们一定认为那笔钱花得最不值，最不经济；但尽管我们个人在购买东西时很小心，还是有上当受骗的时候。而如果在“制度安排”中，对商品生产者的市场准入控制十分严格；对制作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者能进行事后的严厉惩罚，并且惩罚带来的损失超过它因制作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带来的利润，等等，那么，我们有限的钱至少可以因为少上当而花得更值。经济学家科斯曾用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说明制度安排的重要性。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配置资源时都想能最大限度满足自己，但能不能做到这点，不取决于个人，就好像草原上一只饥饿到如果不吃东西就会死的狼追赶一只小兔子，在决定自己生死攸关的时候，狼与兔子肯定都会用自己最快的速度奔跑，但最后是狼死还是兔子死，固然受二者奔跑的速度影响，但更多地取决于当时的环境。比如如果有一棵大树，兔子绕着树跑，狼一头撞倒在树上，兔子就可能活下来，而狼死掉了。所以，这颇有些像中国一句古语所言：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但最终能不能成功则更多取决于制度环境。
正因为制度安排在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如此重要，现在经济学除了研究稀缺资源如何配置外，还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制度决定因素。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使有限的钱花得最值，使资源配置的效率最高。
在中国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中，最热门的词汇之一是“寻租”。
有权力的官员们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处处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公共的财富就像是他们自己的财富一样，他们总是凭借国家赋予的权力通过干预或者应该干预而不干预某些事项，没有成本地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使自己获得好处。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寻租活动。形象地说，就是这些掌握社会权力的官员们，将国家赋予的权力当成一种可以出租获利的物品，对外出租，获得租金。寻租包括两个方面：官员手中有了可以出租的权力，他要寻找到租用他权力的人才能收到租金，所以他要寻找租用的一方；另外，社会上的一些能够接近这些掌握国家垄断权力的人，也要寻找拥有对外出租权力的垄断人物，他要寻找到出租的一方。
以新闻界为例，最基本的方式是利用操控新闻报道权，来达到向报道对象“寻租”的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假借曝光之名威胁、敲诈报道对象；一是为报道对象胡编乱造，大肆吹捧，以换取经济回报。除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外，还有变相的拉赞助、拉广告、收礼品、到企业兼职、参加企业出钱的旅游活动等。
众所周知，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而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形式，通过交换和流通，实现资本增值，追求高额利润。
寻租则是把权力商品化，或曰以权力为资本，去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即通常所说的权物交易、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等等。像物质形态的土地、产业、资本那样，在这里，权力也被物化了，转化为商品货币，进入消费和财富等环节。权力寻租所带来的利益，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
我国古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历史上贪污之事层出不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和珅，他的贪污几乎达到了毫无廉耻的程度。一位叫做汪如龙的官员送了他几十万银两，谋求肥缺。和珅立即回报，汪顶替了另一位官员征瑞做了两淮监政。征瑞每年向和珅贡献十万两，可是眼睁睁地看着汪如龙得宠，霸占自己的官职，心中不悦，向和珅质问：“和大人，吾每年也向国家（此国家乃和珅之家）贡献白银十万两，贡献如此之丰，何以迁我边关？”和珅抓住他的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盖在征瑞手上，笑眯眯地说：“别人的贡献更大。”
征瑞自然无话可说。江苏吴县有个叫石远梅的人，专门贩卖珍珠，每个珍珠外面用赤金包裹成丸状，大粒值两万金，次等万金，最便宜的也值八千金。官员争相购买，向和珅进献。
上门进献也非易事。有位山西巡抚派其下属携银二十万两，专程赴京给和珅送礼。可是连去了几次，也没人接待。一打听才明白，拿出五千两白银，送给接待的人，这才出来一个身穿华丽衣服的少年仆人，一开口就问：“是黄（金）的，还是白（银）的？”来人说是白的，少年仆人吩咐手下人将银子收入外库，给来人一张写好的纸柬，说：“拿这个回去为证，就说东西已收了。”说完，扬长而去。送去那么多银子，连和珅的面也没见上！和珅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像这样的事，比比皆是。最终嘉庆帝宣布和珅的二十条大罪状，下令把和珅逮捕入狱，和珅并没有落得善终。
寻租理论最早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它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1974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首次公开发表了《寻租的政治经济学》一文，深入研究和探讨了由于政府对外贸易的管制而产生的对租金的争夺活动。这篇文章因此成了现代寻租理论的里程碑，克鲁格因此也被视为寻租理论的鼻祖。
根据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指通过国家的保护所产生的财富的转移，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这种努力是把有限的社会资源进行了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降低了社会的生产活动。寻租者通过特殊的地位或者垄断权力将本应该属于别人或者公众的财富转移到了自己的手中。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寻租活动呢？因为社会有设租的存在。许多行业都规定了特殊的经营群体，这样由于进入的限制，人们为了进入这些领域，就需要开展寻租活动，争夺经营权；由于特殊行业的管理者拥有绝对的审批权力，是人们公认的“肥缺”，所以很多官员就开展寻租活动，争夺这个权力以及权利。
寻租理论认为，寻租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行政干预的存在，行政干预越多，管制越多，寻租的机会就越多，社会资源的浪费就越严重，负面的效益就越大。图洛克把寻租看成是“负总和的游戏”。所谓“负总和”，就是说财富根本没有任何增加，只是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手中，而财富在过手的过程中还要损失一定的交易成本。寻租活动就整个社会效益来说它创造的是一个负值，社会的财富减少了。
首先，限制政府官员的权力。那些政府中不受权力约束的官员是寻租活动的根源，因为政府也是由人支配的，政府官员也是理性有限的经济人，要限制寻租活动，首先就要通过制度建设约束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和权力，制止权力的滥用。
其次要尽可能依靠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减少行政审批项目，也就是说要减少人为“设租”的可能性。
最后还要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加强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使公众对政府的决策、审批有合法的知情权。
在可能的情况下，当内部的阻力足够大的时候，借助外在力量的推动来减少寻租活动也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办法。因为自己的刀有时候削不了自己的把。比如国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契机，大量削减行政审批，向国际接轨，这就是借助外力推动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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