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参与更便捷的建议包括允许网上投票，把投票日定为全国性假日，将投票时间延长到数日。有些改革者特别提出了利用远程电子投票——通过电脑、电话、短信设施、数字电视等方式投票——作为提高热衷于上网的年轻人选举参与的方式。然而，2000～2003年期间英国对电子投票的试点分析表明，这对提高总的参与率并无特别的效果，对提高年轻人的投票参与效果微乎其微。这些结果，以及对电子投票是否能确保安全、保密、准确、防止操纵等方面的疑问表明，电子投票并非妙方灵药。当然，如果能确保这一体系的完整性，电子投票方式是可以成为一种投票方式的。
投票的价值
使投票更为便利应该带来参与率的提升。但在公民参与方面仍有着重大障碍。谈到市场交换，长期的成功依赖于为交易的双方都创造价值。毫无疑问，成功的候选人在选民前往投票站时就获得了价值（原因之一是投票支持他们的人越多，他们获得的授权就越多）。如果民主政体中公民参与投票意味着失败的候选人或政党有机会赢得下一次，那么失败的候选人也一样获得价值。投票对选民的价值则难以捉摸。当选民前往投票站时，他们到底“消费”了什么呢？
有些选民在参与民主的过程中获得了满足感，无论胜出的是谁。“尽责的”公民在参与民主活动中尽了自己的义务，因为民主体系的延续依赖于民众参与。但教科书上公民美德与民主参与的理想并不能有效地激励合法选民中不参与选举的一部人。另外还有对选举结果极为关注的选民，他们持有强烈的政治立场，要求议员根据他们的观点管理国家。但即使这一群体中的选民仍难以评估他们获得的价值。
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全体公民的发言权渐渐变小。州长、参议员、众议员的人数是固定的，但它们所代表的人数在稳定增长。根据美国2000年的人口普查，一个国会选区的平均人数为64.7万，超出1900年选区平均人数的三倍。议员要面对的选民人数比一百年前的议员需要面对的选民人数多出三倍。
对选区大小问题没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把众议员人数增加三倍只会使得国会更难以控制。虽然是为了更好地提供选民服务，每个议员的工作人员人数增加了，但议员可以模仿营销者，利用科技手段来补充或替代面对面的接触。公民在向政治家或政府官员提供太多的个人信息时或许持谨慎态度，但他们应该愿意加人邮寄或会议名单，以获得或提供有关教育、卫生保健、税收政策等各方面的信息。明尼阿波利斯网上问题论坛就是这样一个空间，市民、市长、市议会成员和市政府官员可以共同讨论市政问题。
损害自身利益的投票
使估量交换价值的难题复杂化的是政治“产品”的复杂性及其缺陷。就“产品”而言，任何一个政治家对有着形形色色特点的问题都要确定各种不同的立场。当消费者评估价值时，他们暗中考虑何种选择更接近于自己的理想点——也就是说，哪种产品特性对他们最重要，他们希望产品如何实现这些特性。政治上也同样如此。但政治产品几乎不可避免地无法达到选民的理想点。至于绩效评估——或就此而言，个人特性评估——则需要普通公民并不具备的知识。
在购买消费产品时，人们旨在实现金钱的最佳价值，但美国的公民投票时常与自己的经济利益背道而驰。就是那个在购物时讨价还价省下20美元的人把政治家推向华盛顿进行立法减税改革，结果使少数富人而不是广大的中产阶级受惠良多。
巴特尔斯（Bartels）把这种出乎意料的行为定义为公民“蒙昧的自我利益”。在谈到2001年和2003年的税收立法时，他指出，大多数选民认识到，在之前的20年间，收入差距增大，并认识到这不是件好事。公民也认识到，布什的削减税收将会增加收入的不平等性，但“他们未能将不平等与公众政策联系起来”。而且，布什政府显然成功地将问题进行了包装，将政策细节化，使得公民与他们的本意相脱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公民有充分的准备对其他各种经济政策、环境保护法规、外交政策或同样复杂的政府决定的后果加以评估。
在市场上，反馈意见引导购买决定。但不满的投票者并不情愿要求个别的政治家对其政党的表现负责，即使这是获得符合他们自身意愿的政策或项目的最好方法。有数据表明，对一个执政党的表现不满未必会导致一旦有机会就把他们赶下台的情况。在1998～2004年的美国众议院选举中，98%的在任议员获胜，其中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严在同一时期，对共和党的不满意率从31%上升到了51%；相比之下，民主党的情况要好得多，不满意率从30%上升到41%。
各种不同的解释都是可能的，如执政党在竞选中的强大优势、共和党的雄厚竞选资金、选民支持本地议员但不支持政党的政策，以及选择的匮乏。消费者对小品牌与大品牌或家庭作坊品牌作同样的区分；对一项选择可能的负面态度并不总是导致对另一项的选择。
问题在于，一名当选议员的表现取决于诸多其他政府机构成员的表现。这在立法部门尤为明显，但州长和总统也一样。制约与平衡的美国体系确保政府的运行是一门求同存异的妥协艺术。竞选时言辞凿凿的党纲和明确的政策立场让位于协商。当选的议员最终重新定位，而不履行先前的承诺。
议员纽特·金里奇的“与美国有约”（Contract with America）运动是罕见的特例。在1994年的国会选举中，金里奇召集共和党候选人签订一项体现保守理念、与占多数席位的民主党大相径庭的政策议程。由于选民的一边倒，共和党获得了对众议院的控制，并由于共和党严格的纪律，有力地推行了他们的议程。尽管如此，议员们最终不得不以与最初的承诺相比逊色得多的记录回到各自的选区。当实际表现与竞选承诺出现差异时，提供服务的营销者注意到心怀不满的消费者表现出冷淡、接受、改用其他品牌、愤怒，或偶尔带来变化的活力。问题在于选民的表现是否也都一样。
个别人的权利
在民主体系中，人们要确信个人的声音能发挥作用，要感觉自己是平等的。但显然，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得到同样的重视。富裕的、积极参政的人对“产品设计”（包括候选人的推选以及政策定位）比普通民众有更大的发言权。越来越常见的是，聚集起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团体如果没有钱就没有影响力。竞选的成本更确保了这一情况的发生。在“政府走廊”中，游说者的影响力与他们在竞选中的捐款息息相关。
合众国的缔造者不曾设想到在美国，大公司、富人、资金雄厚的特殊利益团体会在政府中获得如此强大的声音。他们设想的是由精英团体领导的政府，一个建立在各种意见、理性的论辩、公民素养和勤勉工作基础上的精英团体。如今，营销远比政治更为民主。有些营销商只为富人提供服务，但大多数营销商倾听全体消费者的意见，试图设计出满足他们需求的产品。沃尔玛专为收入水平线最后4/5的人群服务，盈利可观。
诚然，政府也推出各种项目以使不同群体的民众受益。但在制定政策议程时，选民并没有直接的发言权。他们必须相信，自己对当选议员的影响力不会在富人和有政治关系的人的利益面前变得无足轻重。为了重新恢复杰弗逊和麦迪逊奠定的民主理想，公众必须要求政府进一步改革，限制金钱对选举结果和政策决定的影响力。如果没有强大的公众压力，2000年选举之后开始的改革选举程序的动力就会停滞。
长远利益
总之，相当数量的公民似乎并没有完全接受选举政府提出的营销者所谓的价值计划。民主制度建立之初，计划是明确的：公民清楚地知道，通过参与和介入，他们会获得保障个人权益、提供教育、基础建设、净水、安全等公共福利的法律和管理；他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社会的长远利益，他们或许不得不忍受给自身带来的短期弊端。
在2005年伊拉克举行的首次民主选举中，尽管面临各种困难和暴力，但投票率仍相当高。在美国，人们似乎对政府的价值计划心满意足，投票率相当低。从议员的角度看，他们未能传达政府提出的价值。相反，为数不少的政治家——他们理应促进现有的体制——发现注重相关的成本和缺陷，如税收、浪费、腐败，而不是利益，如制定公共议程的能力，要更为便捷得多。从选民的角度看，他们变得灰心丧气或麻木冷淡。没有人有效地向他们推销选举政府。
民主政府的终极目标是为公众利益服务，这个目标的实现取决于社会资本、选民参与，以及公共利益。营销能发挥综合的作用。对许多人而言，市场划分作为团结机制的观念是违反常理的。市场划分的观念就是将人口分为单独的，甚至相互排斥的团体。事实上，根据选民的利益和关注点划分选民有助于超越典型的种族和阶级标签。
在2005年纽约市长选举中，迈克尔·布隆伯格资金雄厚的竞选班子对居民做了一次调查。据布隆伯格的竞选顾问凯文·希基（Kevin Sheekey）说：
“在二月，我们坐了下来，说这次竞选我们要有所不同，我们要团结全市人民，看看这些有着共同信念的人们……我们不准备用党派或种族来区分他们；我们着重强调的是观念。”结果是，“根据人们共享的日常利益和关注点，而不是根据其种族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不同”，将选民集团区分为八个分部。
营销也能以最大的努力对提高选民登记和投票率作出贡献。每年都有一群新的选民进入政治市场。在美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年轻的选民不太投票，参与投票的年龄鸿沟逐年扩大。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共和党以及非营利机构如“改变大选”（Rock the Vote）和皮尤慈善信托（Pew Charitable Trusts），以及消费者公司如7-11便利店（7-Eleven stores），都进行了旨在获得选票的营销努力。其初衷是针对30岁以下的人群，通过他们喜好的因特网以及传统的草根组织作为媒介，努力接近他们。这些努力，以及2004年总统竞选的激烈角逐，使得当年的选民参与率达到196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4年投票的年轻人比2000年投票的年轻人多出500多万人。
显然，政治上并无简单的灵丹妙药。但如果选民要求得到更民主的待遇——得到比在市场上更为民主的待遇，那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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