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灵曾经说过：“文品总是人品的表现，因为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不可避免地要泄露灵魂的秘密。”我们从柯灵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所泄露的是真诚和坦荡，是无瑕的人品和傲然的风骨。

    （第一节）失败的成功者——张学良

    张学良，中国历史上不可忽略的一个伟大的军事家，其实掰指一算，张学良在中国的历史上并没有多少成就，但他的名字却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英明；西安事变，历史上唯一一个既不是为了领土之争也不是为了权利之争的战争，只是因为爱国，纵使最终被软禁了五十五年也在所不惜。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曾用名李毅，1901年6月4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张学良的童年是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走过的，学生时期也未进过任何正式学校学习，6岁的时候其父张作霖特聘台安县举人崔骏声为张学良开蒙，13岁从师金梁学文。

    1915年张学良随父亲张作霖进入奉天，在家设了专馆，聘请了优秀的教师，学习国文和英文。十五六岁的时候是张学良走出家庭步入社会的一个崭新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一个大的转折点。面对日俄的野蛮侵略，张学良选择参加了爱国储蓄、推销国货、救济灾民等反日爱国运动。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国的希望”的演讲教育，于是从此下定决心从我做起，立誓要拯救中国。这个阶段因为参加了网球俱乐部、基督教青年会活动，接触了普赖德等欧美人士，受到了外国师友的影响甚多，在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从思想到行动开始向青年爱国者的转变。

    张学良从19岁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20岁任少将旅长，22岁任梯队司令，24岁任军长，26岁任军团长。在此期间，张学良奉父命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对抗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诸多战争。在战争中，他看到无辜的百姓饱受着战火的痛苦，对此非常的反感，于是开始反对内战。他提出了“息内争，御外侮”，力主和平统一祖国，和平建设祖国以增强抵御帝国主义的实力的反帝爱国政治主张。

    1928年6月4日，日本军队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遇害。28岁的张学良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主政东北。1928年8月，他亲自兼任了东北大学的校长。其教育宗旨是“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的现代化”。为了办好东北大学，他礼贤下士，高薪聘请了着名学者到校任教，创立了校董事会，从严治校，实行学院制，强化各项管理，增添新学科，开拓新的领域，用世界最先进的仪器，装配实验室和实习厂，创造教学和科研的优越条件；同时还奖励优秀的毕业生，给其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也发展体育运动，健身强国，并且出资8000银元，资助刘长春参加洛杉矶第十届奥运会，使刘长春成为中国参加奥运的第一个人。不仅如此，还增加了办学经费，由年经费72万元增至到160万元，解囊捐巨资，建设了教学楼、实验室、学生宿舍、教授住宅以及罗马式体育场。

    因为张学良采取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到1930年，东北大学拥有六大学院24个专业，300名教授，3000名学生，已成为国内办学经费、教学、体育场所、校园占地面积及环境的一流综合性高等学府。

    张学良不光呕心沥血办了东北大学，而且也办了同泽小学、同泽中学、同泽女子中学等多所中小学校，大力推动了东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了东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想方设法想把东北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的阴谋。1930年4月，爆发了蒋、阎、冯各派军阀的中原大战。9月18日，张学良发表了拥护“中央”、维护“统一”的号召，进行武装调停，避免了更大的内战的出现，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10月9日，30岁的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

    也在这个时候，张学良提出了“统一告成，建设开始”的主张和号召，主建设新东北，促成了国家现代化，以消弭邻邦的野心。他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东北期间与之强烈抗衡着，进行了工业、农业、林业、商业、文化教育、铁路交通、航空运输等多方面的有效建设，并且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效，为东北地方民族工业奠定了基础。

    1931年，日本军队发动了有名的“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仍然主持着“长城抗战”。1932年，张学良任北平军事委员会代理委员长，1933年，张学良代蒋受过，被迫下野，出国考察。1934年1月8日张学良回国抵达上海。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武昌行营主任，4月2日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

    1935年12月，张学良抵达南京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一人只身前往上海，会见了李杜等抗日名将，探讨祖国新的出路。在此期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张学良派专员携款到北平慰问参加运动的东北大学生，随后又派人营救出了因参加运动而被北平当局逮捕的东北大学40余名学生。

    1936年2月，张学良和中共中央代表李克农见面进行了会谈，达成停战、互相通商等口头上的协议。4月9日，张学良和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见面会谈。双方达成了“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口头协议。10月22日，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命令张学良进剿红军。张学良多次向蒋介石进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顽固坚持其“剿共”的立场，于是张学良进行了“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军政要员，发表了八项抗日救国主张的通电。

    蒋介石被迫许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六项军事诺言，“西安事变”对结束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的合作、实现全民族抗战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纪念“西安事变”两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总理说张学良先生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结束之后，张学良遭到了蒋介石的软禁，失去人身自由长达54年之久，先后在南京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公馆、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寺、安徽黄山居士林、江西萍乡绛园、湘西沅陵凤凰山、贵州修文阳明洞、重庆歌乐山松林坡、台湾新竹井上温泉、台湾基隆、台湾北投复兴岗等地被幽禁。

    晚年时期的张学良，心里还是念着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期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他一直关心故乡的诸多情况，关心着他当年苦心兴办的东北大学，亲自为东北大学题写校名，并且担任了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和校董会名誉主席。

    2001年10月15日，张学良先生与世长辞。

    张学良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的伟大和牺牲与他的人格是密不可分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牺牲我自己和我的一切所有”，包括牺牲自己的性命、家庭、金钱，权利、地位、荣誉等。为了祖国的统一，他可以不做将军大帅，也可以不要富足的生活，甚至可以不要家庭妻子孩子，不要自己的生命，也要发动“西安事变”，送蒋回南京而因此被软禁了54年之久也无怨无悔。正像他在送给东北大学校友张捷迁的诗中所说：“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王充闾是我国的一级作家，他和张学良都出生在辽河岸畔，在年少时期的王充闾的眼里张学良就是一个纯粹的英雄，骑高头大马，手持双枪，所到之处的敌人刚刚听到其名就落荒而逃，当地的老百姓都以身为张学良的同乡而感觉自豪和骄傲。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在军事命运上的一个转折点，张学良曾经说过，“把蒋扣留在西安，是为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他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就成了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但是王充闾对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样一意孤行的行为也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张学良毅然亲自送蒋归宁，向世人表明了他一不争权、二不争地，为了实现共同抗日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耿耿赤诚。从东北易帜到西安兵谏，处处均是他不计私利、从大局着想的实证。他把这种正直、善良的品性升华为深沉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并终其一生，坚守不渝。既然如此，张学良为什么还会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置东北三省沦陷于不顾？应该承认，由于个性的缺陷与认识能力的限制，他的爱国主义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他把忠于蒋氏与忠于祖国画了等号。

    张学良的这辈子是充满了很多“矛盾”的一生，他自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有志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但是非常厌恶和反感打仗的人竟当上了领兵的上将。他的一生憧憬自由，放浪不羁，却身陷囹圄，失去人身自由长达半个多世纪，他热爱他的祖国，向往着有一天可以落叶归根，却始终未能还乡一望。

    而对于张学良为什么晚年不能叶落归根，外界也充满了无限的猜测，对此，王充闾说：“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衷心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再一次发挥其独特作用，起码可以在沟通两岸关系方面充当一名使者。除了轻信蒋介石和李登辉而未能圆此还乡之梦外，自身的考虑也占有很大成分，表面上，甚至于心态上，他对过往的一切，已经视为过眼烟云，淡然处之；但在实际上，作为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过浓重一笔的风云人物，尤其是一个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至为深远的老派政治家，他还是十分爱惜羽毛的。”

    “矛盾”中的张学良善良、单纯、幽默，张学良说：“我一生有三爱，爱打麻将，爱说笑话，爱唱老歌。”张学良和其他的政治家、军事家有着很显着的差别，其率真、坦荡、粗犷，人情味浓。

    王充闾说：“那种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炼到这种地步。”

    在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中张学良名列其中。

    这也是张学良人格的体现，他爱着他的祖国，他希望世界和平，他厌恶自己人打自己人，他也爱着软禁了他半个世纪的兄长蒋公，他没有后悔自己发起的西安事变，即使被软禁五十多年，他也没有恨过他所敬爱的蒋公。如此伟大的人格，也许就是他被中国人记住的主要原因吧。

    就像西安事变结束后，蒋夫人宋美龄女士对蒋介石说：“中正，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就像西安事变结束后，宋子文对蒋介石说：“不管汉卿做的这件事是否正确，至少他是磊落的，而你用的是流氓手段。”

    就像西安事变结束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先生因此辞职回到了他的祖国。

    他们都因张学良的人格而深深震撼着。

    （第二节）一代国母宋庆龄

    每一个见过宋庆龄的人都会为之而震惊，因为她实在是太美了，美到什么程度呢？美到让你一时间说不出话，需要沉静下来才可以。

    宋庆龄（1893～1981），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出生于于上海一个牧师兼实业家的家庭里，她的父亲是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也是宋庆龄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少年时期，她即负笈异域，在美国接受了欧洲式的教育，受到了民主主义的强烈洗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使她对祖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父亲源源寄来的书信与剪报资料，在她的心中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架起了桥梁。然而，共和国在摇篮中就被残忍的扼杀了，革命的大潮在慢慢退却着，宋庆龄学成归国改革和建设祖国的抱负无处施展。她径直到流亡的革命党人集中的东京，不久即担任了孙中山的助手，开始了她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

    1915年10月25日，宋庆龄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毅然地和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毫不犹豫地跟随孙中山踏上了扞卫共和制度的旅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把“和平、奋斗、救中国”的信念交给了宋庆龄和他的同志们。

    1927年8月，宋庆龄出国访问苏联，以后旅居欧洲四年，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大国，并且研读了马克思的着作，和流亡欧洲的很多中国革命者研究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在思想上有了质的飞跃。

    当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候，宋庆龄很快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和决策，认为“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她关于全国团结抗战的思想，与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是相一致的，也为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搭桥铺路，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宋庆龄承担了大量的国务活动，而且她也把很多精力投入到妇女和儿童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之中。之后，她担任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

    1950年，她被誉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1952年，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联络委员会主席。

    1954年9月宋庆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59年4月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她再次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5年1月，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她再次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78年2月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连任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80年8月3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担任大会执行主席。

    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患的冠心病、肝癌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很快恶化，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20时18分宋庆龄病逝于北京。

    宋庆龄是20世纪最为伟大的女性代表，她的一生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为新中国的创立呕心沥血，被周恩来称为“国之瑰宝”。她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生做人民公仆，把“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因而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1928年，宋蔼龄出资在庐山建了一幢别墅，赠送给自己的大妹宋庆龄，供她休息休闲，宋庆龄在解放前曾三上庐山，都是住在这幢别墅里。1953年7月，她去江西视察工作，特地来到阔别18年的庐山旧居——河西路51A号私墅，看了以后，满意地说：“我这幢房子保护得很好。现决定从今天起，将此房交给国家，由庐山管理局统管。”随后又叫秘书向管理局补缴了从1949年至1953年的房地产税，并补发了看房工人的工资。

    随后，宋庆龄又在省、地为她举行的茶会上表示：“登山公路通车了，庐山管理局没有小车，我这次带来的一部黑色福特小轿车，也赠送给管理局使用，作为我在建国后首次来山留下的纪念。”

    宋庆龄以她高昂的热情主持了中国救济总会，将历年稿费的大部分收入全部捐献给了妇女和儿童的慈善事业，而她自己则全靠工资生活。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愿将私宅、私车捐为公有，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因为我有工资维持生活，其余钱交给救济总会使用，也能了却我的一桩心愿。”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因为生活工作的需要，常常在北京上海两地来回跑，由于她是国家副主席，所以在北京的时间较多。一开始，她的北京寓所是在道路狭窄、环境嘈杂的方巾巷，中央准备为她新建住宅，但是宋庆龄婉言谢绝了，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需要很多钱，我不能占用国家资金。”后来国务院于1960年安排她迁入西河沿居所，那里虽然环境好些，但房子潮湿，导致了她的关节炎经常性的发作。

    虽然国家仍旧处于三年的困难时期，中央领导仍旧研究决定，破例为她新建一所住宅，并委托王光美将新宅设计图纸寄去上海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接到此信之后，依然坚持不建新房，并且回信说：“我不打算再迁新址了，为了我个人的住所而增加国家开支，这将使我感到非常不安。”

    宋庆龄多次都拒绝了建新宅的构想，但是中央考虑到她是一个古稀老人了，必须为她的晚年着想，所以决定安排一所比较幽静的花园式住宅给她。1961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在荒芜的旧王府为宋庆龄新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双层寓所，当年宋庆龄就乔迁新居，在这里为她举办了七十大寿，宋美龄说，恩来日理万机，还如此关心她，使她非常非常的感动。

    然而尽管已搬进了新居，宋庆龄的内心仍旧是不安的，1966年她给美国朋友格兰尼奇写信说：“我住在旧日醇亲王府花园里，溥仪就是在此出生。我确实在享受‘皇家’的待遇，但我并不快乐，因为还有许多比我更有价值的人，现在仍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宋庆龄在这寓所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20年。

    从表面上来看，宋庆龄和她的其他姐妹们一样，雍容的仪表，美丽而大方，又具有民族传统的风尚。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宋庆龄其实是一个非常节俭朴素的人，她常常穿着保姆为她做的便装和布鞋。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她便很少再做新衣服了，体形也逐渐变胖，她就把以前的旧衣服、睡衣、旗袍的两边剪开，接上相同颜色的料子。因为缝接的手工精细，熨烫也比较平整，使人难以看出破绽来。

    宋庆龄的风湿性关节炎比较严重，腿部地方经常是痛得严重，而她又有凌晨起床办公的习惯。为了对付寒冷，她用旧毛线织成毛线护套绑在腿上，而且她还利用在业余时间和保姆一起，用26块零碎布料，拼做了一件棉背心，取名为“八卦衣”，以此用来为护背保暖。除此之外，书桌旁的落地灯罩也破烂不堪，她就剪下一块旧窗帘布，缝制一个布灯罩以此代用。她和孙中山先生结婚的时候买的梳妆镜子，镜子两边的水银都已经脱落了，只有中间是好的，可她舍不得换新的，一直用到辞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周总理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写下了13位爱国民主人士的名字，第一位便是宋庆龄女士，然而上海郊区一些无知的农民，还是掘开了安葬宋庆龄父母的宋氏墓地，宋庆龄得知此事后非常愤怒，她含着泪恳请廖梦醒立即向总理反映此事，周恩来得知后，也同样的愤怒，百忙中立即给上海有关部门挂了一个长途电话，命令他们尽快修好宋氏墓地。后来，宋庆龄获悉上海民政局已妥善修复了墓地，便自宽自解道：“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

    1966年8月，南京的红卫兵提出，要毁掉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周恩来得知后，代表中央郑重地指出：“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早已肯定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并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每年的劳动节和国庆节，天安门对面都要竖起孙中山像，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今年全国将要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南京的同学准备毁灭孙中山铜像，中央绝不赞成！”

    宋庆龄对周总理这番斩钉截铁的话极为赞赏，对头脑发热的红卫兵能够及时清醒而感到欣慰不已。

    宋庆龄在和中共多年的合作过程中，也和周恩来夫妇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成为患难之交。由于“文革”时期的折磨和辛劳，周恩来最终积劳成疾，癌细胞在不断地扩散，宋庆龄得知后，极为关切。1975年9月，当她知道江青在周恩来病重中闯进医院干扰他的治疗的时候，非常的憎恨和愤怒。她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朋友：“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病情严重，而江青还闯进医院撒泼……”

    宋庆龄听说鸽子蛋里有着比较高的营养，便把自家的鸽子蛋一个一个积攒起来，派人送去给周恩来增加营养。有一次，工作人员在她住处的南湖池塘中打捞上来一条23斤半重的胖头鱼，她想都没想立刻派人给病重的周恩来送去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耗尽最后一丝精力后与世长辞，宋庆龄得知此噩耗，伤心欲绝，她独自一人泪流满面，叹惜说：“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

    早在1931年的时候，19岁的广东中山县的女子李燕娥，因为一段不幸的婚姻离异之后来到宋庆龄的身边做保姆，一干就是50年。她比宋庆龄小19岁，一直忠心耿耿、精心照管宋庆龄的生活及其家庭。中华民族成立以后又竭尽全力照看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和孙中山留下的遗物，宋庆龄称赞她是“不拿枪的警卫员”。

    宋庆龄一直把李燕娥当做是自己的亲人，一起吃饭，一起谈心，还称呼她为“李姐”，每次回到上海，总是买一些火腿、腊肠之类的食品带给她吃。1972年李燕娥60岁生日，宋庆龄托人买了一只熟的大油母鸡及8斤苹果、2斤香蕉给她，向她表示生日的祝福。

    1979年李燕娥患有子宫癌，宋庆龄非常着急，亲自把她接到北京来医疗，不但为她请最好的专家进行治疗，还尽可能抽时间来陪她聊天，以减轻她的痛苦。在治疗的过程中，还经常给她买一些新鲜的蔬菜、豆类和肉、鸡等食品，增加她的营养。她在给爱泼斯坦写的信里流露了她对李燕娥悲伤的情感：“近日来我为李姐患的可怕疾病，而极感心烦意乱。她不仅是我的助手，更胜过我的亲人。”但是李燕娥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最终还是去世了。

    在李燕娥的骨灰送往上海之前，宋庆龄捧着她的骨灰盒，不停地用手抚摸着，用脸亲吻着，伤心的泪水夺眶而出。

    早年在列宁和孙中山建立通信往来关系的时候，都是依靠懂俄文的宋庆龄来实现的。宋庆龄因此接触到了列宁的革命思想。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宋庆龄就开始追随共产党，并且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公开或秘密地协助共产党做了很多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更以极大的热情，加入了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是中国共产党最信任、最真挚的好友。因为长期和中共领袖们一起从事，所以她希望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宋庆龄曾三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么多年以来，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向往和追求，早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党中央早已把她看作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了。只是觉得她暂时留在党外，对统战工作的意义可能会更大，所以前两次都没有正式让她办理入党手续。为此她也很是理解。

    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因患冠心病及慢性淋巴细菌性白血病病况不断恶化，体温高达40多度。15日早晨体温下降、神志仍然清醒的宋庆龄，向前来看望她的彭真、邓颖超、王光美等人第三次提出了要求入党的请求，并将要求接连重复了三次，声音虽然很微弱，但听得却非常清晰，完全可以看得出她非常渴望在临终前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面对此情此景，彭真等人深深地感动了，彭真立即于当天上午10点半，把宋庆龄的要求转报给了时任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胡耀邦又迅速转告了邓小平等政治局委员。于是政治局在下午召开了紧急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并建议人大常委会委任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

    当天下午6时，列席会议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宋任穷和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受党中央的委托，赶到宋庆龄的住处，正式将这一喜讯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万分激动，眼含热泪，微笑着连连点头。这是她一生最大的心愿，终于在九旬高龄时了却了。次日下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也亲自前来探望病重的宋庆龄，向她表示由衷地祝贺。5月16日，第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5月29日，宋庆龄病情再度恶化，抢救无效，于20时18分在她的住所溘然长逝，终年90岁。

    宋庆龄遗体火化后的第二天，骨灰就运往了上海，安葬在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现为宋氏陵园）。有不少人会问，宋庆龄为什么要与父母合葬在一起，而不和她的丈夫孙中山先生合葬呢？这是因为宋庆龄生前多次说过：“孙中山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他是伟大的革命家，要接受人民的瞻仰，我不应去沾他的光。”这就是一代伟人宋庆龄晚年的许多感人美德，将永远被人铭记，世代传颂。

    （第三节）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的重要角色

    近几年以来，在我国各大城市的机场、地铁、马路边以及很多的公共场所，都会有很多关于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其中有不少是以濮存昕的形象而出现的，巨大的广告牌上，他的微笑具有特殊的宣传效果。

    很多人都说，选择濮存昕作为艾滋病宣传员的确是找对人了，濮存昕几十年来出演过的话剧和电视剧中的角色，大部分角色都是正面的，加上他英俊的外形条件，在观众心目中一直都是正直而充满阳光的形象。

    除了形象上的因素，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濮存昕是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3月，在他任艾滋病宣传员后参加的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他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政府采用街头广告形式扩大预防艾滋病宣传面。”年底，在北京和上海的地铁、火车站，在全国18个国际机场，都树立起了预防艾滋病的公益广告牌。从此以后，在每年的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濮存昕都会提出一些跟预防艾滋病有关的提案，继续推动艾滋病宣传工作更广泛地开展。

    “直到今天，政府和整个社会对艾滋病的威胁、对艾滋病给中国可持续发展造成的威胁的认知程度，与迅速蔓延的艾滋病病毒传播趋势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反差。”濮存昕说。

    根据有关部门的估算，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大约在85万左右，跟中国13亿人的人口基数相比，当然是占了很小的比例，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很少会亲身去接触艾滋病病人，所以觉得这和自己没有关系。但是自从艾滋病在中国出现到今天为止，它一直处在上升的一个状态，甚至有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10年，中国可能会出现1000万的艾滋病患者。

    濮存昕说：“我所做的工作就是要让全社会——包括各地各级政府和全国公众，对此给予高度重视，要让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

    首先要让大家在思想上警惕起来，其次要普及艾滋病的知识，让大家知道应该如何避免艾滋病的传染和被传染。

    濮存昕说：“事实上，艾滋病传播只有血液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途径，只要避免在这三个方面出问题，就能避免感染艾滋病，比如，性生活中使用安全套，就是避免性传播的一个良好的办法。”

    除此之外，濮存昕还在很多学校、闹市地区等公开场合都曾参加过宣传使用和公开发放安全套的公益活动，而且濮存昕应泰国有关方面的邀请，与中国影星蒋雯丽一同参加了“泰中红丝带预防艾滋病联合行动”，在曼谷的闹市为在这里聚会的年轻人和外国游客派发安全套。

    濮存昕甚至允许有关机构在供宣传用的安全套上印上了他的个人漫画肖像，在公开场合免费发放。还有一次，在北京街头宣传活动结束的时候，当主办方把一个装有安全套的纸袋送给濮存昕作为礼物的时候，濮存昕幽默地对在场的人说：“我一个人也用不了这么多，还是送给大家吧。”说完就取出里面的安全套散发给大笑中的群众。

    濮存昕就是这样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坦然的人生态度，把安全套这个我们私密生活中的小物件变成了一个公开谈论的避免感染艾滋病的话题。

    濮存昕说：“对各地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宣传和培训也非常重要，毕竟，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是非常有效的。”

    除此之外，濮存昕还和卫生部门的几位官员以及专家在十几个省市举办过有关艾滋病预防的培训班，参加人员包括高级、中级和基层干部。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地方提出了培训的申请。

    濮存昕在很多场合这样说：“这说明中国各级官员对艾滋病防治日益重视起来了，这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现象，我们的敌人是艾滋病，而不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不论这些人因为何种原因受到感染，他们首先是病人，需要得到起码的尊重和关爱。”

    濮存昕还曾经和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一起前往山西，走进一位艾滋病患者的家拍摄一部艾滋病专题片。夫妇俩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原本是一个快乐的四口之家。自从男主人感染了艾滋病，他们的生活便被笼罩上了一层阴影。在那个阴暗的窑洞里，濮存昕和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天，这个破旧的家里充满了笑声，濮存昕和他们一起包饺子，吃饭，聊天，还把妻子买的一书包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具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看着这两个孩子，濮存昕想到了自己的女儿，心里酸酸的。告别的时候，濮存昕把身上仅有的1700元钱都留给了他们一家人，还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他告诉患病的男主人，他会一直资助这两个孩子读书，对他们负责到底。

    濮存昕说：“从男主人激动的眼神和说不完的话语中，我感受到，这个群体是多么渴望人间温暖！在很多地方，由于对有关艾滋病的知识了解不够，许多人排斥艾滋病患者，艾滋病患者面临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生存压力。”

    濮存昕在陕西遇到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的农民，他来自于一个贫困家庭，他种的麦子，被人一把火给烧了，交不起公粮和土地税。在北京的佑安医院，一位女艾滋病患者对濮存昕说：“村里的人都讨厌我，不理我，没想到您不嫌弃我，还跟我握手，您真的不怕吗？”濮存昕笑着回答：“要怕就不来了！”

    不光是患者，很多人都这样问过濮存昕：“你经常和艾滋病患者接触，真的不怕被感染上吗？”

    濮存昕说：“一把锋利无比的水果刀，如果不往人身上扎，它就是安全的。艾滋病就像水果刀，虽然传播快，死亡率高，但切断了血液和体液这两个传播途径，正常的接触不会出现意外。我就是想通过我跟艾滋病患者的接触告诉大家，艾滋病患者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应该是被排挤的。”

    濮存昕不断地呼吁社会要尽可能地关注艾滋病病人的生存权，尊重他们的人格。濮存昕不仅仅用语言、握手和拥抱作来支持这一呼吁，也用具体行动实践它。

    在山西闻喜县，一位姓纪的艾滋病患者，他和妻子以手工制作民间工艺品“布老虎”谋生，濮存昕去看望他们时，一方面被他们不向艾滋病低头的精神所深深感动着，另一方面，也觉得布老虎确实具有其艺术价值。临走的时候，濮存昕拿出1500元，对他们说：“把这群小老虎都给我装上吧，我来负责给你们卖。”两百多只小老虎装了两麻袋，塞进了濮存昕的汽车后备箱里。此后，濮存昕到处推销这一群“小老虎”，以至于朋友见到他，常会问起：“你的老虎卖完了吗？”

    “消除社会歧视、关心艾滋病病人除了因为他们本身必须得到尊重外，也是因为，这是一件对全社会都有益的工作。专家估算的中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约在85万左右，而来自医院的检测记录上，只有不到6万人。约8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社会上流动，有些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因而很容易产生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来检查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害怕别人知道他们得这个病。这个现象是社会歧视的不正常现象造成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艾滋病的知识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告诉大家，艾滋病不可怕，不要去歧视艾滋病患者，不要干扰他们的生活，不许因为患艾滋病而辞他们的职。这样，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们才能放松，更多的人就会主动来检查了。这对社会，对他们本人都有好处。”濮存昕说。

    濮存昕有一次去医院探望艾滋病患者，临走的时候，一位艾滋病患者拉着他的手说：“我可以跟你保证，我的艾滋病到我为止，不会感染给任何人。”

    濮存昕说：“这句善良而负责的话让我非常感动，如果事情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社会就会变成一个良性循环的结构了。”

    濮存昕用他独具魅力的人格，用他的实际行动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向世人证实艾滋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懦弱，一个影视明星对弱者的关怀和温暖不禁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感动着，濮存昕的人品和人格值得让我们每个人称赞，并以此作为榜样去帮助所有的弱势群体。

    （第四节）人品文品皆楷模——柯灵

    柯灵，文坛的多面手，作家、小学教员、新闻记者、编辑、杂志主编，过去也从事过电影工作，发表过散文、小说、诗歌、电影文学剧本、杂文等，着作等身，但其中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当数散文。

    柯灵，浙江绍兴人，六岁父亲就过世了，从此家中就落寞了，小学毕业以后便辍学做起了小学教员，15岁在当地的日报发表了他的处女作《织布的妇人》正式步入文坛。

    柯灵的一生是经历坎坷的一生，饱经了沧桑，或许是因为从底层家庭走出来的原因，所以他对底层老百姓的生活痛苦感受得非常真切，这也是他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的地方。刻意不刻意的，他的作品总能体现出对百姓生活和苦难的祖国一种充满深切的悲悯。

    在“人间万象”中，柯灵用摄影机一样感性的文字捕捉到了百姓生活的疾苦和人世的万象，给读者带来一种灵魂的震撼，给人一掬同情之泪。

    这也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不是在用单纯的文笔和才华在创作，而是用思想和灵魂，在用自己的人品和感受来创作。

    但是柯灵到底还只是一个作家，而不是新闻工作者，尽管他饱经了沧桑，但很多文字，却很节制，也没有那种的张扬和夸张，他始终遵循着艺术的准则，用作家特有的方式表达他内心的不平和愤怒，这里面有他太多的期待和信念。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收在“故园梦忆”中的文字，如他的散文名篇《龙山杂记》系列和“故园梦忆”中的有关篇什，这些文章大多写于20世纪30~40年代，是作者早期创作的作品，也是比较标准的美文。

    比如他的作品《龙山杂记》系列和《青岛印象》系列，最具代表性，充满了非常浓厚的诗情画意，文字不但优美凝练，而且有美文之风的感觉，体现了散文的纯净之美。虽然是比较写实风格的“人间万象”系列，但也称得上是艺术的极品，文字凝练华美，简洁有力。收在本书中的“书生情结”和“文人清议”两组文章，更贴近柯灵自己的生活和个性，而且内容有海阔天空之感，思想也格外的自由飞翔，既表现了个人思想的闪光，情感的流露，又体现了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剖析，像《龙年谈龙》、《中国的传统》、《观世哲学》、《神·鬼·人》、《名胜之国》等这些作品就是如此，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已逝的历史和残酷的现实的多重思考，让人回味无穷。

    作为孤岛时期上海滩知名作家和万象的主编，柯灵和张爱玲的关系最为后人称道。张爱玲当年在上海滩迅速蹿红，成为文坛的一个奇迹，这和柯灵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四十年代，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经问世，受到了柯灵的极大关注和垂青，后来两个人也有过不少的交往，一向傲慢清高的张爱玲专门为第一部小说集《传奇》的出版写信求教柯灵，柯灵也向她坦诚地道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还有傅雷，傅雷以笔名“迅雨”发表的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也是经过柯灵之手发表在《万象》杂志上的，傅雷说《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过多久，张爱玲就《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向柯灵请教，后来，柯灵两次遭日本宪兵的逮捕，如果是一般人会避之唯恐不及，张爱玲不仅前往探视，还留言慰问他，这一举动也深刻地反映出张爱玲特立独行的风格。解放以后，张爱玲出走国门，终老异乡，因为被情所伤的原因，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位当年红极一时的文坛大才女在大陆一直杳无音信。在事隔近半个世纪之后，还是柯灵，于一九八四年亲笔撰写长文《遥寄张爱玲》，重新肯定了张爱玲在文坛的价值所在，一时声震海内外。

    这篇文章一面市就奠定了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复出的破冰之作，张爱玲在沉寂数十年后的再度复活，与柯灵的这篇文章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也体现了柯灵为人为文的另一面。

    这就是柯灵，一位人品和文品都堪称楷模的老作家，这样平静地评说了自己走过的一生。他的不平凡正是在他所说的“平凡的跋涉”中体现的。

    “认真”是柯老办事的一个基本准则，这和他做人的准则是一样的，他做人也极其的认真，写文章更是如此。敬仰柯老的人不少，很多文坛的朋友写了书，都喜欢让柯老作序，柯老一旦答应，就绝不会敷衍。作家赵丽宏1993年主编了一套《人生和艺术》的丛书，请柯老写一篇总序，柯老完成后把文章交给了赵丽宏，但之后他还在不断地琢磨这篇文章，总觉得里面有些字句还要再修改。为了这件事，他先后写了四封信给赵丽宏。他为《浙江省文学志》写序也是如此，字字斟酌，八易其稿。

    柯老先生一生都在辛勤耕耘着，从未辍笔过。晚年的他，更是感到自己的时间紧迫，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去创作。1999年年底，病中的柯老还为“巴金摄影展览”写了一篇前言，文中，他盛赞我国科学家将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巴金星”。不久以前，《收获》杂志上有一篇他的散文《上海大梦》。住院之前，他还在编辑自己六卷本的文集，这是他1998年就开始进行的工作，柯老其实还有很多打算都没能实现：回忆录还没有写，《柯灵文集》的序也没动笔，今年香港的一个文学活动也没成行……但正如赵丽宏所说：“柯老没有遗憾。因为他这一生都过得很充实。”

    2000年5月5日，柯老因患肺炎住进了上海华东医院，此后，病情不断地反复，6月10日，着名作家王蒙从北京来到上海，先到华东医院17楼探视了巴金老先生，又到14楼看望柯灵。那天，柯老的夫人陈国容叫醒了熟睡中的柯灵，柯老缓慢地睁开眼睛，向王蒙点了点头，显然神志是清醒的，只是已经不能再言语。第二天中午，一口痰卡住了气管，使他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心脏一度停止跳动。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将老作家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但到了晚上，险情再度出现，柯老的心脏已经衰竭，医生们虽然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终究没能从死亡的轨道上把老作家抢救回来。晚8时20分，柯灵老人家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柯老的家人为他穿上西装，戴上了他喜欢的藏青色的法兰西呢帽，含泪将他送进了那个相隔在生与死之间的地方。

    柯灵在自己的电影剧本选集序言中写道：“我经历过不少惊涛骇浪的时代，我的人生旅程本身，却是一次平凡的跋涉。”

    柯老曾经说过：“文品总是人品的表现，因为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不可避免地要泄露灵魂的秘密。”我们从柯老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所泄露的是真诚和坦荡，是无瑕的人品和傲然的风骨。

    （第五节）一代贪官和珅

    如果说好的人格可以让一个人的生生世世都被后人称赞和弘扬的话，那么不好的人格也可以让一个人的祖祖辈辈都背上永久的骂名，和珅便是这样一个人。

    和珅，生于乾隆十一年，住在现在西直门内的羊肉胡同。嘉庆四年(1799)的正月初三，太上皇弘历皇帝驾崩，次日，嘉庆帝下了一道圣旨，和珅和户部尚书福长安轮流看守殡殿，不得擅自出入，实施软禁。紧接着又下了一道圣旨，命令着实查办围剿白莲教不力者及幕后庇护之人。

    不少大臣完全领会了嘉庆帝的意图，于是弹劾和珅的奏章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嘉庆帝的手里，顿时嘉庆帝就宣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立即下令逮捕和珅入狱，嘉庆帝本来打算将和珅凌迟处死，但由于皇妹是和珅儿媳妇的固伦和孝公主的求情，并且也参考了董诰、刘墉诸位大臣的意见，改为赐和珅狱中自尽。为了避免政坛的风波，嘉庆帝宣布对能弃恶从善的和珅余党一律免于追究。

    经查抄，和珅的总共财产的三分之一，一共价值二亿二千三百万两白银，玉器珠宝、西洋奇器更是数不胜数，此后的部分赏赐给皇族，于是民间就有了这样一条谚语：“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根据《清史稿》等书的记载，和珅“少贫无籍”，意思是说和珅年少的时候贫穷低微，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与历史实际事实相差甚远。和珅的祖先，居住在英额峪，和同一姓氏的清开国元勋私毅公额亦都同居一地，英额峪与离清太祖努尔哈赤居住地不远处的赫图阿拉、努尔哈赤起兵以后，和珅的九世祖噶哈察鸾及其子达古山巴颜等弟兄子侄，全部都投奔了太祖，这之后也有不少人担任了文官武将。

    和珅的五世祖也就是高祖父尼雅哈纳，行伍出身，在太宗时从征，也有史书曰：“过北京，征山东，梯攻河间府，首先登城，克之，赐巴图鲁号，授三等轻车都尉。”轻车都尉是公、侯、伯、子、男这五等封爵之下的世职，相当于官阶正三品。尼雅哈纳之孙阿哈硕色袭祖世职后，又兼任佐领，并于和通泊征准阵亡，被追赠一云骑尉，相当于官阶正五品。尼雅哈纳的曾孙也就是噶哈察鸾的九世孙常保，也就是和珅的父亲，袭曾祖父的三等轻车都尉和阿哈硕色的一云骑尉世职，并在八旗军之内任职，并且当上了副都统，官阶正二品，是军界的高级将领，每年俸银155两、米155石，还有养廉银500两。父亲常保袭职后，因为常保堂叔啊哈顿色在跟随康熙皇帝征准噶尔时英勇阵亡，追叙军功，常保受赠一等云骑尉。至乾隆时兼任福建都统。从和珅的高祖父尼雅哈纳起，到父亲常保，皆是有世职的官宦之家，尤其是其父是二品大员副都统，所以“家贫无籍”是不确切的。

    常保中正平和，为官还算清廉，只是在京待的时间比较少，多数时间都征战戍边在外，为了国家很少顾家，所以家里没有什么产业，乾隆二十五年常保病逝于福建，和珅家境陷于窘迫中。

    和珅的弟弟和琳，比和珅小三岁，与和珅是一母同胞，生下来不久母亲就病逝了，和珅兄弟俩如寒泽孤雁，披风淋雨，的确是很凄苦的。但是兄弟俩一向和睦、相依为命，更是有像家人一样的管家刘全多方奔走照应，兄弟二人虽若荒山竹笋，饱受风吹雨打，但却更见茁壮成长。

    和珅十岁以后便进入皇宫西华门内的咸安宫官里读书，“少小闻诗达礼”，因为和继母的关系比较恶劣，少年时期他的经济条件是很不好的，但是，他18岁时和官阶正二品的内务府总管大臣英廉的孙女结婚，20岁时又袭了高祖父尼雅哈纳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处境就非常可观了。因为，三等轻车都尉的岁俸为白银160两、米80石，比巡抚、布政使的俸银还要多。和珅有了这笔可观的固定收入，就可以安享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了。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世职给和珅政治上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为他提供了一条接近万岁爷的捷径，使他于乾隆三十七年，也就是在他26岁的时候，当上了官阶正五品的三等侍卫，并且充任了粘杆处侍卫。粘杆处，即尚虞备用处。清朝制度，“选八旗大员子弟之獧（ｊｕàｎ）捷者为执事人”，负责皇帝巡狩之时扶舆、擎盖、罟雀之事。粘杆处三等侍卫经常随侍皇帝出巡，就有了和皇帝回奏的机会，从而为和珅的飞黄腾达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根据史籍的记载，乾隆四十年的一天，和珅随驾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怒，诵《论语》‘虎兕（ｓì）出于柙’之语”，扈从校尉不知此系何意，和珅却立即对答说：“爷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耳。”乾隆听后很高兴，问和珅：“读过《论语》？”和珅说：“读过。”又问其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乾隆“见其仪度俊雅，声音清亮”“矫捷异常”，十分赞赏，“自是恩礼日隆”。和珅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善于临机应变，博得了乾隆的欢心，从此以后青云直上，十一月升御前侍卫，授正蓝旗满洲都统。

    从此以后，和珅不断升迁，兼任多职，封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四库全书》总裁官、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要职，得到乾隆皇上的宠信，官阶之高，管事之广，兼职之多，权势之大，这在清朝是非常罕有的。他还是皇上的亲家翁，其子丰绅殷德被指定为皇上最宠爱的十公主之额驸。

    和珅为何会被乾隆帝如此特殊宠信和委以大权，成为主持朝政的宰相？是因为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文武双全吗？其实事实并不是这样，尽管和珅的确精明能干，反应敏捷，善于灵机应变，文化水平也是很高的，而且记忆力特别好，还精通满文汉文，会蒙文和藏文，有处理政务的一定能力，但是离真正的善理国政的名相和指挥三军克敌制胜的名帅，还有一定的距离。论才华，和珅真的只能算是一个名落孙山的小小文生，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中还谈不上才华横溢。谈治政，不论是破除旧的陈规，建立新的重要制度，还是除大奸，荐大贤，他都没有很好的建树。讲武略，他的水平更是不足挂齿。

    和珅既然没有文治方面的建树，也没有较高的武功，资历又浅，还不是科举出身，威望也不算高，而且在大学士、军机大臣中，相当长时间仅只名列第三位第四位，同僚阿桂、嵇璜、王杰、福康安等，皆系多年军国重臣，论军功、政绩、资历、门第、威望、才干和人品，哪一位都比和珅强。特别是阿桂，文武双全，军功政绩又十分出色，是当时众所公认的超出任何大臣的名帅名相，乾隆四十一年起任的军机大臣，四十二年任大学士，在四十六年至嘉庆二年去世之前，连任16年首席大学士和领班军机大臣。可是，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特别是五十一年以后，在宠任和委以大权上，这四位大学士却没有一个比得上和珅。完完全全是乾隆中了和珅的圈套，错爱了和珅。

    和珅尽管不会治国统军，但却非常擅长揣摩皇帝的心思，迎合乾隆帝的喜好，玩弄权术，还会为皇上聚敛银钱，供皇上支付各种不便公开动支国库的费用，所以最终博得了皇上的欢心。

    在乾隆四十六年废除了“名粮”，增补绿营兵额，给武职养廉银上，其表现异常清晰。乾隆八十大寿时以国库充盈，下诏要取消武将“名粮”，改为给予养廉银，增补绿营兵，每年要增加军费白银300万两。乾隆帝询问阿桂有什么意见，阿桂说，费银太多，不应增补。乾隆听了自然不高兴，下旨说现在国家“财赋充足”，“户部库银尚存七千余万两”，支付这新增的300万两，绰绰有余。和珅深知皇上有这个想法，极力赞成。乾隆遂下谕批准大学士九卿等的复议，每年增支军费银300万两。

    正是因为和珅擅长逢迎乾隆帝，摸透了乾隆晚年志得意满、好大喜功、爱听谀言、文过饰非、自诩明君的这种心理，所以按其旨意办事，又善于敛财以供皇上享用，所以受到乾隆帝的特别宠信，成为乾隆帝的唯一心腹。

    有了皇上的庇护和宠信之后，和珅开始身兼多职，位极人臣，掌握了用人、理财、施刑、“抚夷”等方面的大权后，他便开始肆无忌惮地揽权索贿，乱政祸国。

    和珅的财富真的是数不胜数，在历代文武大臣中当然首屈一指，他的确是中国古代最大最富有的贪官。和珅究竟有多少财产？这是后人一直在探索的问题。这个数目确实是难以知晓了，但从他被嘉庆帝亲政后勒令自尽和抄没家产入官，可以知道大概情形。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乾隆帝与世长辞，初八嘉庆帝宣布革和珅职，下狱问罪，抄没家产。正月十一日，嘉庆下旨，定了和珅20条大罪，其中讲道和珅的财产有：夹墙私库有金32000余两，地窖内埋藏银300余万两。另外，档案记载，和珅还有取租之地1260余顷、取租之房1000余间，以及大量珠宝、玉器、衣服、书籍等，数量之巨大，前所未有。至于私人的笔记和野史，更把抄没和珅的家产说得多得不得了。有的说，抄没清单所列106号中的25号，即折算成银2亿余两。有的说，赤金元宝100个，每个重1000两，估银150万两，赤金580万两，估银870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白银583万两，苏元银315万两，当铺75座，本银3000万两，玉器库两间，估银7000万两，地亩8000余顷，估银800万两。

    和珅在短短的25年里，就贪污了难以想象的钱财，在惊骇之余，我们不禁要问：和珅究竟用了什么手段，在乾隆皇帝的眼皮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清朝几乎15年的国库收入卷入私囊？

    也就是说，和珅少年时家境比较贫寒，而在咸安宫学院念书时常常因学费的原因而担忧，而后来受到乾隆皇帝的宠信之后，开始骄奢淫逸。爱钱爱到嘉庆帝从他的府上查抄到了值八亿两白银的赃款，因此就有了这么一句话：“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和珅的一生就是在这样预谋、讨好、迎合、博取、奸诈、贪污的种种行径中走过的，他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但也断送了他祖祖辈辈的名誉，提起和珅，人们常常不禁满口骂声，所以说一个人能被人们永久记住成就还在其次，一个人的人格魅力才算是他真正的通行证和名片。

    （第六节）一代奸臣秦桧

    秦桧出身于一个汉族地主家庭，他的父亲曾经是静江府古县(今广西永福县境)令，这在宋朝也算上是一个小官。秦桧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要想快速的飞黄腾达，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因此一直做着乡村教师。但他显然对自己的这个职业并不满意，甚至牢骚满腹，历史记载有曰：“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其实他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有几百亩好田，不再当“童子师”、“孩子王”，不再靠束修自给，也就可以了。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进攻汴京(今河南开封)，要求宋徽宗割让三镇：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这时身为职方员外郎的秦桧，提出了对当时来说十分重要的四条意见：一是金人贪得无厌，要割地只能给燕山一路；二是金人狡诈，要加强守备，不可松懈；三是召集百官详细讨论，选择正确意见写进盟书中；四是把金朝代表安置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朝门上殿堂。当时要弭兵就得割地，北宋政府派秦桧和程璃为割地代表同金人进行谈判。秦桧在谈判中没有坚持上述意见，于是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左司谏。后来，金统治者“坚欲得地，不然，进兵取汴京”，在朝中百官讨论之中，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割地，秦桧等三十六人认为这是不可行的。

    在宋徽宗、钦宗被俘之后，女真贵族要立张邦昌为傀儡，在时任御史中丞的秦桧一言不发。御史马伸等人上书反对立张邦昌的想法，要求秦桧也签名。秦桧一开始是不同意的，但十几名官员先后都已经签名了，马伸“固请”，秦桧无奈之下，只好签名。因为在上书者中秦桧官职较高，于是在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以秦桧反立张邦昌，将他捉去，同去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氏及侍从等，这时宋徽宗知道康王赵构即位，就致书金帅粘罕，与约和议，叫秦桧把和议书稍加修改然后加工润色。秦桧还是以厚礼贿赂粘罕，金太宗把秦桧送给他的弟弟挞懒任用。从此，秦桧亦步亦趋地追随着挞懒，逐渐成为他的亲信，做出了劝降楚州宋军等系列汉奸行动。

    建炎四年(1130年)，金将挞懒带兵进攻淮北重镇山阳(即楚州，今江苏淮安)，命令秦桧同行，从挞懒的策略上来看，诱以和议，内外勾结，才能使南宋陷于亡国之境。这个“内”，只有秦桧才可以用。而秦桧卖身投靠女真贵族的面目，在南宋朝野还没有彻底暴露出来，所以金统治者把秦桧作为最为合适的一个人选。所以，秦桧南行之前和妻子王氏商议，作了一番戏剧性的表演。王氏故意大喊大叫说：“家父把我嫁给你，当时有资财二十万贯，要你我同甘苦。现在大金国信用你，你就把我丢在路上。”争吵不休之时，挞懒妻子一车婆听到了他们的争吵，就请王氏到家里问了一个究竟，王氏全都告诉她了。这一车婆又说给挞懒，于是也叫王氏以及侍从同秦桧南行。山阳城被完全攻陷之后，金兵纷纷入城。秦桧等就登船前去，行到附近的涟水(今江苏涟水)，被南宋水寨统领丁祀的巡逻兵抓住，井要杀他，秦桧说；“我是御史中丞秦桧。这里有没有秀才，应该知道我的姓名。”有个卖酒的王秀才，不认识秦桧，但装作认得秦桧的样子，一见就作个大揖说：“中丞劳苦，回来不容易啊！”大家以为王秀才既然认识秦桧，就不杀他了。

    秦桧回去以后，说是杀死监视他们的金兵夺船而来的。臣僚们于是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孙傅、何粟、司马朴是一起和秦桧被俘的，为什么只有秦桧回来了？从燕山府(今北京城西南)到楚州两千八百里，要跋山涉水，路上难道就没有碰到盘查询问的官员？就可以一帆风顾地南归？就算是跟着金将挞懒军队南下，金人有意要放了他，也要把他家眷作为人质扣留，为什么能与王氏一起回来呢？这些疑问只有他的密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能为他辩解，并竭力举荐他忠于赵家皇朝。

    《宋史》中记载，金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中书舍人孙大鼎上书追述秦桧被女真贵族纵归南宋的事说。金太宗天会八年(1130年)，大臣们在黑龙江柳林集会，担心宋朝复兴，宋朝臣赵鼎、张浚志在复仇，宋将韩世忠、吴阶知于兵事，这样既不可威取，又要看到结仇巳深，势难使南宋人民屈服，还是暗中先放纵为好。

    《金国南迁录》中也有记载，金国大臣考虑南宋复仇事，议及放纵秦桧归国，鲁王说：“只有放宋臣先回，才能使他‘顺我’。”忠献王粘罕说：“这件事在我心里已酝酿三年了。只有一个秦桧可用，我喜欢这个人。‘置之军前，试之以事’，表面上虽然拒绝，而内心中经常能‘委曲顺从’，秦桧始终主张‘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政策，今天如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就这样金人决定放秦桧南归，结果不出粘罕所料，秦桧回到临安就力主和议，窃据相位，专权擅国，残杀抗金将领。其后，使南北对峙局势基本形成。

    《宋史·秦桧传》记载，南宋政府虽几次派代表与金朝谈判，但仍是一边防守，一边议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际是从秦桧开始的。因为秦桧在金朝时，首倡和议，所以他南归后，就成为女真贵族的代理人。

    秦桧回来以后，送给赵构的第一件“见面礼”就是：要想天下无事，就得“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其中的“南人归南”，其实说到底就是一句空话，因为，肯不肯让南人南归，决定权全部都掌握在女真贵族的手里，不是由南宋王朝决定的，而“北人归北”，就是女真人在1129年入侵扬州时就曾号召过的，这次不过又是借秦桧之口把它提出而已。

    因为南宋军队和将领主要是西北、河北和山东等地成立的，如果按照秦桧“北人归北”的主张，就等于把北方土地全部奉献给女真贵族，而大批不愿降金而南下的北方人士，都得回去受金人的统治，也就是说让南宋自毁长城，自己解除武装，表明对金放弃武力。

    秦桧送给赵构的第二件“见面礼”就是他递上一份致女真军事贵族挞懒的“求和书’。赵构感到秦桧“忠朴过人”，得到它，赵构高兴得睡不着觉，说“又得一佳士也”。秦桧得到赵构的赏识，迅速爬上了宰相的宝座。

    秦桧的两件“礼物”摆在赵构面前，他又不得不考虑，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我是北方人，应该去哪里呢？秦桧又说有“二策”，即以河北人归还金国，中原人送给刘豫(他是南宋初年金统治者扶植的傀儡)，当宰相几个月，这“二策”就轰动天下。赵构说，自己并没有听到什么震撼性的消息，大臣綦祟礼把赵构的这些意思通告朝廷内外。

    从此以后，大家就开始了解到秦桧的奸邪了，秦桧的主张引起了朝廷上下的强烈不满。只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赵构还处于抗战派士大夫及全国军民的议论和气势中，没有下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心，所以，对秦桧的这条投降路线并没有采纳，秦桧竟以此而被斥逐出南宋王朝。后来的种种事事证实，金朝使节到南宋，要求全部送还北方人，恰与秦桧“北人归北”的主张是非常吻合的，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这正是秦桧与金人合谋的结果，秦桧的面目又被看清楚了一些。

    秦桧投降卖国的主张一时间变得很难实现，只能忍受着暂时的障碍，静观宋金政治风云的变幻，找机会东山再起。绍兴五年(1135年)粘罕死，挞懒得势。绍兴八年(1138年)，赵构又起用秦桧为相，吏部大臣晏敦复忧虑地说秦桧是“奸人相”。但是由于挞懒是秦桧的老主子了，这个老主子是主张用诱降议和的策略来促使赵构上钩的。

    秦桧看到了宋金的形势在不断地向自己推行乞和求降政策的方向发展，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在宋金谈判之前，以女真贵族代理人的威势，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赵构进行反复的试探，目的是为了增强其求和的信心，坚定投降的立场。南宋大臣在见过赵构之后，只有秦桧留下面奏，秦桧说：“臣僚们对议和畏首畏尾，首鼠两端，这就不能够决断大事。如果陛下决心想讲和，请专与我讨论，不要允许群臣干预。”赵构说：“我只委派你主持。”秦桧说：“我恐怕有不方便之处，希望陛下认真考虑三天，容许我向您另作报告。”

    过了几天，秦桧又留在赵构身边奏起朝事，赵构想讲和的思想已经非常坚定了，但秦桧还觉得没有到时机，于是说：“我恐怕别的方面还有不方便，想请陛下再认真考虑三天，容我向您另作报告。”赵构说：“好吧！”

    又过了几天，秦桧就像以前一样，一个人留在赵构身边奏事，他清楚地掌握了赵构确实坚定不移地要讲和了，于是便拿出早已拟定好的求和书，还声称不许群臣干预此事。

    绍兴九年(1139年)，秦桧不顾赵鼎、胡铨、韩世忠、张浚、王庶、岳飞、李纲等多臣子的反对议和的上书，签订了第一个宋金的和约。赵构胆小怕事，装病躲到了宫中，由秦桧代行皇帝职权，跪拜在金使面前，签字画押，从此以后，秦桧在朝廷中的身价就大大提高了，宋金战和问题也开始由他左右。

    《宋史·秦桧传》上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基本上是符合真实情况的，从高宗即位到绍兴八年秦桧再相，十一年间，南宋朝廷大体上做了四件事：第一，养练士卒，形成一支可与金人抗衡的军事力量；第二，安集流民，恢复生产，涵养支撑政权的财力；第三，统一内部，平定靖康以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后方；第四，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使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就高宗当时的情况来看，是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的。靖康以后，群雄割据，义军蜂起，如果高宗专意求和、乞降，谁愿意投到他的麾下去当陪臣？然而，当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如果很快统一起来，各种政治势力也可以很快聚合在一起，说明高宗还没有把“抗金恢复”的旗帜完全的丢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建炎年间，南宋政权立足未稳，金人必欲消灭而后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从扬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军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渐立住脚跟，先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虽多次遣使通和，大体上都是从策略上考虑的，当然秦桧除外，按照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给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绍兴二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四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请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尽管不是很坚定，但终究还是同意了。

    高宗专意乞和，是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以后的事，就像朱熹所曾指出的那样：“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买，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戊午谠议序》）

    秦桧“始唱邪谋”，从他代徽宗上书完颜宗翰算起，在那封书中明确表示“世世臣属，年年进贡”，也因此深得宗翰的宠信，宗翰把他推荐给了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赐给完颜昌。南归以后，初见高宗，“南自南，北自北”之议，进呈了代拟的乞和“国书”，这份“国书”后来改用刘光世名义发出，高宗因许以“忠朴过人”。但其实此时南宋的军事力量正在慢慢加强，主战派在朝中还是占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地位的，金廷掌权的宗翰一派，还是不愿放弃消灭南宋的政治策划，高宗也在动摇和战之间不断的徘徊，所以，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直到完颜宗翰死后，完颜宗磐、完颜昌掌握了金国的大权，对南宋采取了诱降政策，秦桧东山再起，主战派在自相倾轧中内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转向专意乞和。

    秦桧是在赵构委托他充当对金投降的全权代表之后，才开始进入朱熹所说“中则挟虏势以要君”阶段的。进入这个阶段后，朝廷几乎所有重大的举措，决定权全都取决于秦桧，高宗几乎不可能独立作出任何一个决策。秦桧在南宋王朝中所处的地位，不是居于皇帝赵构之下，而是能够玩弄赵构于股掌之上，是赵构必须仰承他的鼻息的一个人物了。

    秦桧，当人们提起的时候总是骂声连连，和珅充其量只是因为贪，并没有做太多对国家和人民不利的事情，求和的时候是功臣，求和以后是罪人，一条路错了，就必须走下去，这恐怕就是秦桧最终成为千古罪人的原因吧。秦桧一度也曾经是一个有气节的人，让金人佩服的人物，可惜后来成了汉奸，于是就这样背上了生生世世的骂名。一个书法精湛有文学功底的大宋宰相，实实丢了中国文人的气节。在国家生死攸关时，滥用职权，蒙蔽主上，自私自利之心让人骇人听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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