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说宋美龄

    1943年2月18日

    1943年宋美龄开始了她“征服”美国之旅。当年2月17日，她抵达华盛顿，受到白宫国宾之礼欢迎。2月18日，她在罗斯福总统夫人的陪同下在国会众议院发表演说，把中国人民奋力抗战的情况生动地介绍给美国人民，唤起美国对中国的同情与更进一步的支持。演说引起全场多次热烈的掌声，她的演说由收音机转播全美后，每天有数百封来自全美各地的信件寄至白宫，收件人是宋美龄女士。2月19日，在白宫总统办公室的记者招待会上，她与罗斯福总统夫妇共同接受172名记者采访。穿着一袭黑色旗袍，胸前别着中国空军军徽的宋美龄以一流的口才赢得了大牌记者的好评。

    此后，她还在好莱坞发表演说，并会见200多位支持中国抗日的好莱坞大牌影星及电影人。这些在平日里被FANS追捧的明星，此刻都成为了宋美龄的FANS。一个个被她的美貌与智慧所折服，对这位传闻中的东方伟大女性翘首以盼。

    议长先生，美国参议院各位议员，各位女士、先生，受到诸位所代表的美国人民热情与真诚的欢迎，令我感动莫名。我事先不知今天要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只以为要到此说声“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各位”，并向贵国人民转达敝国百姓的问候之意。不过，在来到此地之前，贵国副总统告诉我，他希望我和各位说几句话。

    我并不善于即席演说，事实上根本称不上是演说家，但我不会因此怯场，因为前几天我在海德公园参观过总统图书馆，在那里看见的一些东西鼓励了我，让我感觉各位或许不会对我的即席演说要求太多。各位知道我在那里见到什么吗？我看到了许多，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莫过于一个放着总统先生（译按，即罗斯福总统）演说草稿的玻璃箱，里头从第一份草稿、第二份草稿，一直到第六份草稿。昨天，我碰巧向总统先生提及此事，我说我很高兴知道，以他如此知名又公认一流的演说家，还必须写这么多份草稿。他回答说，有时他一次演说得写12份草稿。因此，今天本人在此发表的即席演说，我确信各位一定会包容。

    贵国和敝国之间有着160年悠久历史的情谊，我觉得贵国人民和敝国百姓有许许多多的相似点，而这些相似点正是两国情谊的基础，我也相信不是只有我有这样的感觉。

    在此，我想说个小故事，来说明此一信念。杜立德将军和部下一起去轰炸东京，回程时有些美国子弟兵不得不在中国内陆跳伞。其中一人后来告诉我，他被迫从飞机跳伞，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看到当地居民跑向他，他就挥着手，喊出他会说的唯一一句中国话：“美国，美国”，也就是“美利坚”的意思，美国在中国话的意思是“美丽的国家”。

    这个大男孩说，敝国人民听了都笑开来，拥抱他，像欢迎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他还告诉我说，当他看到我们的人民，感觉他已经回到家，而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

    我来到贵国时是个小女孩，我熟悉贵国人民，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我生命中成长的岁月是和贵国人民一起度过，我说你们的话，我想的和你们一样，说的也和你们一样。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也感觉我好像回到家了。

    不过，我相信不只是我回到家，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会用你们的语言与你们说话，或是你们能了解我们的语言，他们会告诉你们，根本而言，我们都在为相同的理念奋斗；我们有一致的理想；亦即贵国总统向全世界揭示的“四个自由”，自由的钟声、联合国自由的钟声，和侵略者的丧钟响彻我国辽阔的土地。

    谨向各位保证，敝国人民深愿亦渴望为实现这些理想和贵国合作，因为我们希望这些理想不会流于空言，而是成为我们、我们的子子孙孙、全人类的真况实境。

    我们要如何实现这些理想，我想，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我刚想到的小故事。各位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我们有五千年历史，我们被迫从汉口撤退，转入大后方继续抵抗侵略的时候，蒋委员长（蒋介石）和我经过一处前线，就在长沙。有一天，我们上衡山，山上有一处有名的遗迹，叫“磨镜台”，是两千多年前的古迹。诸位或许有兴趣听听这古迹的故事。

    两千年前，台址近旁有一座古老的佛寺。一名年轻和尚来此修行，他整天盘腿坐禅，双手合十，口中喃喃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唱念佛号，日复一日，因为他希望成佛。

    寺里的住持于是也跟着拿一块砖去磨一块石头，时时刻刻地磨，一天又一天地磨，一周又一周地磨。小和尚有时抬眼瞧瞧老和尚在做什么。住持只是一个劲儿拿砖磨石。终于有一天，小和尚对住持说，“大师，您每天拿这块砖磨石头，到底为什么呢”住持答道：“我要用这块砖做镜子。”小和尚说：“可砖块是做不成镜子的呀，大师。”“没错，”住持说，“就像你成天光念阿弥陀佛，是成不了佛一样的。”

    因此，朋友们，我觉得，我们不但必须有理想，不但要昭告我们有理想，我们还必须以行动来落实理想。所以，我要对诸位参议员先生以及旁听席上的女士及先生说，没有我们大家的积极协助，我们的领袖无法落实这些理想。诸位和我都必须谨记“磨镜台”的教训。

    我谢谢大家。

    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周恩来1972年2月21日

    1972年2月21日~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来华访问，尼克松夫人及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陪同来访。访问期间，尼克松总统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又同周总理进行了会谈。

    这是美国总统首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一时间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2月21日晚，周总理为尼克松总统一行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并在宴会上发表了这篇演说。这篇演讲非常简短，但是富有感情。周总理借祝酒之际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情谊。全篇结构严谨，思路清晰严密，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措词非常得体，态度友好坦诚，如：“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收放适度，体现了大国领导人和优秀外交家的风范。

    首先，我高兴地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以及其他的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

    同时，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代表中国人民向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

    尼克松总统应中国政府的邀请，前来我国访问，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来往的大门终于打开了。目前，促使两国关系正常化，争取和缓紧张局势，已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强烈的愿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相信，我们两国人民这种共同愿望，总有一天是要实现的。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中国政府早在1955年就公开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坐下来同美国政府谈判，这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方针。我们注意到尼克松总统在来华前的讲话中也谈到，“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给美国政府的答复

    西雅图酋长1855年

    1855年西雅图与白人签订《埃利奥特条约》，出让印第安土地和建立印第安人保留地。这是他在订约之前给美国政府的答复。

    西雅图，美国皮吉特湾印第安人酋长，对白人殖民者友好。

    数不尽的世代以来，渺渺苍天曾为我族洒下多少同情之泪；这个在我们看来像是永恒不变的苍天，还是会变的。今天天色晴朗，明天又阴云密布。但我说的话却像天空的星辰，永远不变。西雅图说的话，正如日自东出，春去秋来，华盛顿的大酋长可以确信无疑。白人酋长说，华盛顿的大酋长向我们致意，表示友好。我们感谢他的好意，因为我知道他无所求于我们，不用我们以友情回报。他的国民众多，犹如覆盖着广阔原野的青草。我的国民稀少，像风催雨袭后的平原上稀疏的树木。那位伟大的——我还假定他是善良的——白人酋长派遣人告诉我们，愿意买下我们的土地，但同时也愿意留下足够的土地让我们舒适地生活。这看来确实很公道，甚至很慷慨，因为红种人已经再也没有什么需要得到他尊重的权利了，他出的代价可能也是合宜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再需要辽阔的地域。我不愿再详述我们民族过早的衰微，也不再为此哀叹，不责备白种兄弟加速了我们的衰败，因为我们或许多少也应该责怪自己。

    白昼与黑夜不能相遇。红种人对白种人从来就是敬而远之的，就像朝雾在旭日升起前就要消散一样。然而，你们的建议看来是公道的，我想我的人民会接受建议，退居到你给他们的保留地。这样我们就能分处两地、和平共存，因为白人大酋长对我人民所说的话，有如大自然从沉沉黑暗中发出来的声音。

    我们在什么地方度过余年已经无关紧要。我们的来日不多了。这原来比你们更强大、更有希望的民族，曾经人口兴旺，受大神的庇护，在这广阔的土地上幸福地安居乐业，再过几月，再过几冬，这个民族再也不会有一个后裔留下在它的墓前致哀了。但我又何必为我民族的夭折哀叹呢？一个部落没落，另一个部落就会振兴；一个民族衰亡，另一民族便会崛起，像海潮一样，后浪逐前浪。这是自然的法则，悲叹惋惜是无用的。你们衰落的时间可能还很遥远，却必定到来。因为即使是能够同上帝像朋友一样亲密无间的白人，也不能免于同样的命运。我们终究会成为兄弟的，等着瞧吧。

    我们会考虑你们的建议的，等到我们作出决定，就会通知你们。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项建议，我现在在这里就要提出一个保留条件：我们要求有权随时不受干扰地扫谒我们祖先、朋友和子孙的坟墓。这里每一寸土地对于我的人民都是神圣的。每一片山坡，每一个河谷，每一块平原，每一丛小树都由于往日的哀愁与欢乐而变得无比圣洁。地上的尘土在我们脚下比在你们脚下更柔软舒适，因为那上面浸满我们祖先的鲜血，我们赤裸的脚踩上土地之时更觉其上充满深情。甚至只是在这里短暂地居住、嬉戏过的幼童也会热爱这阴沉沉的荒地。在暮色降临之时，他们会迎接那些幽暗朦胧的阴魂归来。当最后一个红种人死去，白人对这个部落的回忆已经成为神话之时，我部落的那些看不见的亡灵，仍将密密地聚集在这片土地上。当你们的子孙以为他们独自在田野、仓库、商店、公路或寂静的、无路可通的森林中时，他们也不是四周无人。夜深人静，你以为城镇村落空无一人时，街上将满是归来的故主。他们过去曾住在这里，他们仍然热爱这块美丽的土地。白人永远不会独占这个地方。

    论欧洲大陆体系的瓦解（节选）

    坎宁

    坎宁，英国政治家，反对法国大革命及雅各宾派。坎宁曾任外交大臣及海军司库。

    现在，已经到了考验的时刻，应该问一问备尝艰苦的人们——尤其要问问那些不在座的人，因为有谁比他们受到更大的困苦？——在这次战争的过去任何一个阶段，有没有一种既能得到和平，同时又能维护国家利益、不辱国家尊严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我不去问那种主要只从国家的力量与安全来看她的尊严的人。但是，如果这种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他虽然热衷于维护国家的荣誉，却只在极端疲惫和信心不足时便甘愿放弃斗争，那么，我便要问问他，他能否指出，希望在哪一个时候大不列颠政府和国会应该同意放弃斗争？

    是不是应该在欧洲大陆还处于和平的时期？那时你在欧洲的地图上，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互相连接的体系，一个巨大的大体（指法国），周围环绕着许多卫星。在那个时候，我国能得到和平，能维持十二个月的和平吗？

    答案是什么？唉，我们已经试验过了，结果是重新开战。

    那么，是不是应该在后来，在大陆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是不是应该在三分之二的欧洲港口已经向你们关闭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在只缺一环就能把整个大陆联成一条铁链，使你不能同各国交往的那个时候？在那时候，人家倒是十分热情地向你们提出和平。先生们，正是在那个时候，我初次来到你们之中。那时，我冒昧地劝告你们要有耐心，要坚持下去；我说我怀有一个希望，因为这个巨大的联合体是勉强形成的，是强加给大陆国家的，可能不久就会四分五裂。当时你们是姑妄听之，我不知道有几分说服力。但是，当时我们没有屈服于窘迫与恐惧的压力之下，难道今天应该感到遗憾？

    结果如何呢？大陆体系在1812年确实建立起来了，唯独俄国在外。那一年，我国承受的压力无疑是难忍的。倘使我们当时作了让步，这个体系就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于是，第二年还未过去，这个体系就土崩瓦解了。它瓦解了，正如一切暴力体系必然终将解体那样，它不像终于天年的生命，和缓地、逐渐地衰亡，而是突然地分崩离析；它瓦解了，好似冬日的寒霜，太阳出来便消融蒸发。还是在昨日，整个欧洲大陆像覆盖在一块巨大的坚冰之下的广阔平原，呈现出一片荒凉惨淡的景象；今天，天上吹来的和煦温风，将这块大地解冻，于是，河水又潺潺奔流，人类恢复交往。

    我们在那严酷的季节下没有屈服，没有像疲惫至极的异乡游子那样躺下歇息——那种歇息无异于死亡——难道今天反而感到后悔吗？我们当时没有气馁，坚持下来，静待变化，难道不是很明智吗？

    关于国际联盟

    威尔逊1919年1月25日

    这是威尔逊1919年1月25日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

    威尔逊，民主党人、美国第28任总统。1917年4月代表美国对德宣战。1918年倡议建立国际联盟，提出结束战争的《十四点纲领》。

    主席先生：

    我认为让我在这次会议上就国际联盟问题首先发言是一种特殊的荣幸。我们在此集会是为了两个目的：一、针对这次战争产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若干措施；二、不仅通过当前的解决措施，而且通过本次会议将要作出的支持上述措施的各种安排，来保障世界和平。我认为，国际联盟，对于实现上述两个目的是必不可少的。当前的解决措施涉及许多复杂问题，因此这些措施也许不能按照我们在此达成的协议顺利制订，并得到最终的结果。不难想象，许多解决措施需要今后继续考虑，我们作出的许多决议也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进行修改，这是因为，如果根据我个人对某些问题的研究来作出判断，这些问题目前还缺乏可靠的判断根据。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建立某些机构，来完善本次会议的工作，我们在此集会的目的决不仅仅是目前需要制订若干解决措施，而是要做许多工作。我们是在国际舆论的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在此集会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不是各国政府的代表，而是各国人民的代表。仅仅使世界各国政府满意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使全人类的舆论满意。这次战争的负担已经极大地落到有关各国的全体民众身上。我用不着向你们描绘这种负担从前线转移到后方的老幼妇孺身上，转移到文明世界的千家万户头上的悲惨景象，我用不着向你们描绘战争的真正的沉重压力已经深入到各国政府看不到的地方，但只要有人类的良心在跳动，就会觉察到这种迹象。我们正是受这些人民的嘱咐，来争取能够保障他们安宁的和平。我们正是受这些人民的嘱咐，来保证这种沉重的压力不再落在他们头上。我可以这样说，当时他们之所以能够忍受这种压力，正是因为他们希望代表他们的人会在这次战争以后集合起来，使他们今后不再遭到这种牺牲。

    由此可见，我们的神圣职责就是要作出永久的安排，来反映正义和维护和平。这就是我们这次开会的中心议题。解决问题的措施可能是暂时的，但各国为了和平和正义而实施的行动却必须是永久的。我们可以规定一些常规性步骤。我们不可能作出永久性的决议。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考虑到全世界的情况。

    举例来说，科学的许多伟大发现，学者们在实验室里的潜心研究，在课堂上的富有创造性的发展，现在却都变成了毁灭文明的事物。这不是令人震惊的状况吗？毁灭力不仅得到了成倍的增长，更主要的是获得了各种便利。刚被我们打败的敌人就曾在几所大学拥有某些重要的科学研究发明中心，并利用它们来进行突击性的、彻底的毁灭性研究。人们只有提高警惕，坚持合作，才能使科学和军人同样处于文明的控制之下。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比不上在此开会的其他国家。这是因为美国幅员辽阔、海疆漫长，与在此开会的其他各国相比，不大可能遭到敌人的攻击。因此美国对于国际社会的热情（这是一种非常深厚、真挚的热情）并不是一种出于担心或恐惧才产生的热情，而是一种出于对这次战争的认识而产生的理想的热情。在参加这次战争时，美国丝毫没有考虑过它是在干涉欧洲的政治、亚洲的政治或世界任何地方的政治。它当时所考虑的是，全世界现在已开始认识到，只有一种事业才能决定这次战争的结局，这就是为一切种族和一切地方的人民争取正义和自由的事业。因此，美国感到，如果由此产生的只是一个解决欧洲问题的机构，那么它在这次战争中的作用就徒劳无益，它将感到它不可能参加保证欧洲的解决方案，除非这种保证包括世界有关各国经常性监督世界和平的工作在内。

    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共同作出最佳判断，使国际联盟成为充满活力的事物。它不是徒具形式，不是临时性的，不是为了适应紧急情况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一个为了各国的利益、时刻保持警惕、永远发挥作用的机构，而且，它的持续不断的活动应该充满活力；它应该发挥持久的作用，而不能让它的戒备性和它的工作遭到中断，它应该成为密切关注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耳目，成为毫不松懈的耳目，成为随时随地保持戒备和警觉的耳目。

    要是我们不能使它成为充满活力的机构，将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我们将会使各国人民伤心失望，因为他们关注的中心就在这里。自从我来到大洋这一边，在访问好几个国家时，我有过非常愉快的经历。每一次我都听到了从代表那里传来的人民群众的呼声。他们最突出的要求是希望成立国际联盟。先生们，人类的优秀阶级已不再是人类的统治者。现在人类的命运已掌握在全世界的普通人手中。为了使他们满意，你们不仅要取得他们的信任，更要建立和平。要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你们所能作出的任何安排不仅不可能建立，世界和平也不可能巩固。

    先生们，我敢说，你们可以想象到美国的代表们在支持成立国际联盟的伟大计划时的感情和目的。我们认为国际联盟是整个计划的基石，它表达了我们在这次战争中的目的和理想，而且，有关各国也承认这一计划是解决问题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尽最大努力来实现这一计划就回到美国，我们将遭到我国公民同胞的理所当然的蔑视。因为他们是组成一个伟大民主国家的主体。他们期待着他们的领袖说出他们的想法，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他们希望他们的代表成为他们的公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服从他们的命令。但是我们是怀着最大的热忱和愉快心情来接受这种命令的。同时，由于这项计划是整个结构的基石，我们已经保证用一切行动来实现它，同时也保证用一切行动来实现这个结构的一切计划。我们决不能取消计划中规定我们必须完成的任何项目。我们作为这件事情——世界和平和对正义的态度的倡议者，决不能在这件事的任何问题上妥协。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个原则是，我们不是各国人民的主人，而是到这里来努力使世界各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我们的意愿选择主人并掌握自己的命运。总之，我们到这儿来的目的是努力肃清造成这次战争的根源。

    这些根源就是，一小批文官武将的个人兴趣；这些根源就是，大国对小国的侵略；这些根源就是，帝国通过武力胁迫，硬把不甘愿的臣民合并在一起；这些根源就是，一小撮有权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人类头上，并利用人类作为自己的赌注。让世界从上述根源中解放出来就会实现和平。因此，你们可以明白，美国代表是决不会陷入选择一条出于私利的道路的死胡同的，因为他们已经为自己规定了坚定不移的原则路线。感谢上帝，这些路线已经被一同发起这一伟大事业有关的一切品格高尚的人公认为解决问题的路线。

    主席先生，我希望，当人们知道（正如我深信人们是会知道的那样）我们正式通过了国际联盟的原则，亦即要使这一原则付诸实施时，我们将通过这一事情使世界各地的人民解除忧虑不安的负担。我们处于一种独特的情况。当我信步走在这里的街上时，我看见到处都有穿美国军服的人。他们是在表达了我国的决心后才参加战争的。他们是作为圣战者前来的，不仅是为了打胜一场战争，而且是为了争取一项事业的胜利，因此我要对他们负责。我曾要求他们为了这些目的而打仗，现在该轮到我来详细阐述这些目的了。而且，我也同他们一样，必须是一个为这些事情而战斗的圣战者，为了实现他们为之战斗的目标，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不管可能需要做什么。

    我很高兴，我越来越发现，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地位毫无疑问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一事业拥有各方面的拥护者，我之所以坦率承认这一点，目的是让你们理解，为什么由我们来提出它是拱门的基石，为什么我们慷慨的总统会想到请我首先发言，因为我们对欧洲大陆和东方的政治没有牵涉。这不是由于我们是唯一能够阐述这种思想的人，而是因为能与你们联合起来共同阐述这种思想乃是我们的荣幸。

    我不过是试图通过刚才的发言把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热情的源泉传给你们，因为我觉得，这些源泉产生于古往今来人类的一切错误和同情，而且，在这项事业上似乎已经清楚地显示了世界的脉搏。

    原子能时代的和平

    爱因斯坦

    这篇演讲词阐述了原子能武器对人类的威胁，呼吁美苏两霸放弃武力。

    爱国斯坦，著名物理学家。生于德国，1933年迁居美国。

    感谢你们使我有机会就这个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

    在军事技术已发展到目前状况的今天，加强国家军备以保证安全的想法，只是一个会带来灾难后果的幻想。美国首先制成了原子弹，所以特别容易抱有这种幻想。看来多数人相信，美国最终可能在军事上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这样，任何潜在的敌人就会被震慑，而我们和全人类就可以得到大家所热望的安全了。我们近五年来一直信守的格言，简而言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通过得到军事力量的优势以保证安全。

    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最初只是作为一种防止战争的手段，现在已经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在保证安全的漂亮帷幕后面，双方都以狂热的速度改善大规模的破坏手段，在人们的眼光里，制成氢弹似乎已是可能达到的目标。

    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大气层的放射性污染以及由此导致地球上一切生命的灭绝，从技术角度而言将成为可能。这种发展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已明显地成为不可遏止的趋势。第一步必然引出第二步。最后，越来越清楚地，必然招致全人类的普遍灭绝。

    人类自己走进的这条死胡同还有出路吗？我们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对美国和苏联的立场负责的人，应该认识到：我们可能战胜外部的敌人，但却不可能消除由战争产生的那种精神状态。

    如果每采取一项行动都考虑将来可能要发生冲突，那么要取得和平便是不可能的。因此，一切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应该是：为了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存甚至真诚合作，我们能做些什么？

    首先要做到的是去除双方的恐惧和猜疑。郑重宣布废弃使用武力（不仅是废弃大规模的破坏手段），无疑是必要的。

    然而，只有同时成立一个超国家的司法和执行机构，使它有权决定直接关系到各国安全的问题，才能有效地废绝使用武力。即使是各国发表共同宣言，保证忠诚地通力合作，使成立这样一个“权力有限的世界政府”得以实现，也会大为缓和战争发生的危险。

    总括地说，一切人类和平合作的基础首先是相互信任，其次才是法庭和警察一类的机构。对于个人是这样，对于国家也是这样。信任的基础是：取和予都要正直忠实。

    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

    苏加诺1955年4月18日

    本篇是1955年4月18日苏加诺在亚非会议开幕会上作的演说。苏加诺曾在万隆会议、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中作出过杰出的贡献。

    苏加诺，印尼第一任总统，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的领袖。

    阁下们，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姐妹、各位兄弟：

    能够在这个历史性的日子代表处在主人地位的印度尼西亚人民和政府欢迎诸位来到印度尼西亚，我感到非常荣幸。假使我国有些条件不符合诸位的期望，我请求诸位谅解和原谅。我向诸位保证，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使诸位在我们中间的逗留对于宾主双方都是难忘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热烈欢迎将补偿可能会有的任何物质缺点。

    在我环顾这个大厅和在此聚会的贵宾的时候，我内心十分感动。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有色人种的洲际会议。我对我国能够款待诸位，感到自豪；我对诸位能够接受五个发起国家的邀请，感到高兴。然而，当我回想起我们许多国家的人民最近经历的苦难的时候，我不由得感到悲伤，这些苦难使我们在生命、物质和精神方面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认识到：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是我们的祖先，我们自己一代和年纪更轻的人牺牲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个大厅不仅容纳了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领袖们，而且容纳了先我们而去的人们不屈不挠的不可战胜的不朽精神。他们的斗争和牺牲为世界上最大两洲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级代表的这个集会开辟了道路。

    亚非两洲各国人民的领袖能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聚集一堂讨论和商议共同有关的事项，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的起点。不过在几十年前，我们各国人民的代表往往不得不到其他国家甚至别的洲去，才能聚会。

    在这方面，我回想起大约将近30年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同盟”的会议。在那个会议上，许多今天在场的杰出的代表曾聚在一起，在他们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找到了新的力量。

    但是，那是一个在数千英里之外、在异邦人中间、在异邦的国土上、在别的洲上的会议地点。在那个地方集会，并不是由于选择，而是由于必要。

    今天，对比很鲜明。我们各个民族和国家不再是殖民地了。现在，我们已经取得自由、主权和独立。我们重新当家做主。我们不需要到别的洲去开会了。

    在亚洲土地上，已经举行了几次亚洲国家的重要会议。如果我们寻找我们这次伟大的集会的先驱者，那么我们必须望着科伦坡——独立的锡兰的首都和1954年在那里举行的五国总理会议。而1954年12月的茂物会议表明，走向亚非团结的道路已经扫清了，今天我荣幸地欢迎各位来参加的会议就是这种团结的实现。

    我国是你们的东道主，我感到很骄傲。

    但是我想到的并不全是印度尼西亚今天享受的荣誉。不，我的心情由于其他的考虑而暗淡下来。

    你们并不是在一个和平、团结和合作的世界中齐集一堂的，在国与国之间，国家集团与国家集团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我们的不幸的世界支离破碎，受着折磨，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怀着恐惧的心情，担心尽管他们没有过错而战争的恶犬仍会再一次被放出笼来。

    如果尽管各国人民作了一切努力，竟仍然发生这种情形，那时将会怎样呢！我们的新近恢复的独立将会怎样呢？我们的子女和父母将会怎样呢？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们的责任是不轻的，因为我知道，这些关系人类本身生死存亡的问题一定会放在你们的心上，正像它们放在我的心上一样，而亚洲和非洲国家是无法逃避它们对于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所负的责任的，即使它们想逃避也做不到。因为这是独立本身的责任的一部分。这是我们为我们的独立而愉快地付出代价的一部分。

    许多代以来，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一直是世界上无声无息的人民。我们一直不被人注意，一直由那些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别的国家代为作出决定，一直生活在贫困和耻辱中。于是我们各个民族要求独立，并且为独立而战，最后终于获得了独立。随着独立的获得，就担负了责任。我们对我们自己，对世界和对那些还未出生的后代负有沉重的责任。但我们并不因负有这些责任而懊悔。

    在1945年，我们民族革命的第一年，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碰到了在我们最后获得独立时——我们从不怀疑我们将获得独立——我们对独立怎样办的问题。我们知道如何反对和破坏。然后我们突然碰到了必须给予我们的独立以内容和意义的问题。不仅是物质的内容和意义，而且还有伦理的和道德的内容，因为没有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独立，将是我们所寻求的东西的一种可怜的赝品。独立的职责和负担，独立的权利、义务和特权，必须看作是独立的伦理内容和道德内容的一部分。的确，我们欢迎使我们负起新的负担的变化，我们都决心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和勇气来接受这些变化。

    兄弟姊妹们，我们的时代是多么有生气呀。我记得，几年以前我曾有机会公开分析过殖民主义，我当时曾促请大家注意我所说的“帝国主义的生命线”。这条线从直布罗陀海峡起，穿过地中海、苏伊士运河、红海、印度洋、南中国海和日本海。在这个遥远的距离的大部分，这条生命线两边的土地都是殖民地，那里的人民是不自由的，他们的前途抵押给了一种外国的制度。

    沿着这条生命线，这条帝国主义大动脉，吮吸着殖民主义赖以生存的鲜血。

    今天在这个会议厅里聚集的，就是那些国家的人民的领袖。他们已经不再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了。他们已经不再是别人的工具和他们不能影响的势力的玩物了，今天，你们是自由的人民、在世界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人民的代表。

    是的，“亚洲有风暴”，非洲也是如此。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民族和国家从许多世纪的沉睡状态中苏醒过来了。被动的人民已经过去了，表面的平静已让位给斗争和活动。不可抗拒的力量横扫了两个大陆。整个世界的心理的、精神的和政治的面貌已经改变了，这种改变的进程还没有完结。世界上到处产生新的情况、新的概念、新的问题、新的理想。民族觉醒和复苏的狂风横扫了大地，震撼它，改变它，把它改变得更好。

    我坦白地承认，对于这些目的，我不是漠不关心的，也不是为纯粹和个人无关的动机所驱使的。

    怎么可能对殖民主义漠不关心呢？对于我们来说，殖民主义并不是什么很遥远的东西。我们知道它的全部残酷性。我们曾看到它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破坏，它所造成的贫困，以及它终于无可奈何地在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前进下被赶出时所留下的遗迹。我国人民和亚非两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都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我们曾亲历其境。

    的确，我们还不能说，我们这些国家的全部地区都已经自由了。有些地区仍然在皮鞭下受苦，没有派代表到这里来的亚非两洲某些地区也仍然在这种情况下受难。

    是的，我们这些国家的某些地区现在还不是自由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家还不能认为现在已经达到目的的原因。只要祖国的一部分还不是自由的，任何民族都不能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像和平一样，自由是不可分割的。

    半自由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正如半生半死的事情不存在一样。

    我们时常听说，“殖民主义已经死亡了”。我们不要为这种话所欺骗或甚至为这种话所麻痹。我告诉你们，殖民主义并没有死亡。只要亚非两洲的广大地区还不自由，我们怎么说它已经死亡了呢？

    我请你们不要仅仅想到我们印度尼西亚人和我们在亚非两洲各个地区的弟兄们所知道的那种古典的殖民主义。殖民主义也有它的现代化的外衣，它可以表现为由一个国家之内的一个小小的然而是外国的集团进行经济控制、思想控制、实际的物质上的控制。它是一个狡猾的、坚决的敌人，它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它不轻易放弃客观存在的赃物。不管殖民主义在何地、何时、如何出现，它总归是一个邪恶的东西，一个必须从世界上铲除的东西。

    这个斗争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我想大家都承认，邀请诸位到这里来的发起国的总理们的活动在结束印度支那战事方面，发挥了不是不重要的作用。

    请看，亚洲人民发出了声音，全世界都倾听着。这不是一个很小的胜利，也不是一个可忽视的先例。这五位总理没有进行威胁。他们没有发出最后通牒。他们没有动员军队。相反地，他们共同磋商，讨论问题，集合他们的意见，并汇集他们各自的政治才能，提出了健全而合理的建议，这些建议形成了解决印度支那长期斗争的基础。

    我从那时起就经常自问道，为什么这五位总理获得成功，而其他具有长期外交经验的人却不成功，并且事实上曾让恶劣的局势更加恶化下去，以致冲突有扩大的危险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是亚洲人呢？也许这是一部分答案，因为战火已经烧到他们门口了，战火的任何进一步扩大将会造成对他们自己住房的直接威胁。但是我认为，答案实际上在于这一事实：这五位总理对问题采取了一种新的看法。他们并不是谋求自己国家的好处，他们没有实行强权政治的企图，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如何结束那里的战事并且进而增加保持和平和稳定的可能性。

    我的兄弟姊妹们，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自由亚洲的某些国家发言，世界各国倾听。它们所谈论的是同亚洲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它们这样做就表明，亚洲的事务是亚洲人民自己的事。亚洲的前途可以由遥远的其他的民族来决定的日子现在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我们不能够、也不敢把我们的关心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大陆的事务。今天，世界各国是互相依赖的，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自身孤立起来。光荣的孤立也许一度是可能的。但是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全世界的事务也就是我们的事务，我们的将来有赖于一切国际问题——不论这些问题看来可能与我们多么无关的获得解决。

    当我环视这个大厅的时候，我的思想回到了亚洲各国人民所举行的另一次会议。1949年初——从历史上说，还是在不久以前——我国在宣告独立后第二次从事于生死存亡的斗争。我们的国家被包围、围攻，我们广大的领土被占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领袖被监禁或放逐，我们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

    问题不是在会场里决定而是在战场上决定。当时我们的使节就是步枪、大炮、炸弹、手榴弹和竹枪。我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封锁。

    就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这个悲惨然而光辉的时刻，我们的好邻邦印度在新德里召开了一次亚洲和非洲国家会议，来抗议对印度尼西亚的非正义行为并支援我们的斗争。精神上的封锁被打破了，我们的代表飞抵新德里，亲身体会了对我们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的巨大支持。亚洲和非洲国家人民为援救一个处境危殆的亚洲兄弟国家而表现的这种团结一致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我们的亚洲和非洲邻邦的外交家、政治家和普通人全部支持我们。这样我们有了新的勇气来继续进行斗争，直到最后胜利。我们再次充分体会到德斯穆林的话的真理：“不要怀疑自由人民的全能。”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