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谋略人生-“孙子兵法”精华解读(17)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
    听从教化,遵守法纪,必须建筑在士卒自觉的基础上,否则还会教而不化,令而不行。那么,如何让士卒自觉来执行命令,服从纪律呢?孙子更深一步地提出了“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的命题,要求将帅与士卒上下投合,相互信任。这实际上又回归到决定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道”之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战争是要流血的危险行为,但士卒可与将帅一起同生共死,赴汤蹈火,根本的就在他们懂得战争的正义性,达到了“民与上同”的“道”的境界。在中国古代的历次农民战争中,为什么揭竿而起的义军反而能战胜训练有素的官军,原因就在于他们作战目的明确,“上下同意”、“与众相得”。例如1853年2月,太平军攻占南京,上海及其附近各县的官僚豪绅惊恐万状,小刀会首领决定趁机准备武装起义。刘丽川趁上海城内举行祭孔大典的机会,提前发动武装起义。当天清晨,在守城卫兵的内应下,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很快攻进上海县衙,杀死知县袁祖德。起义军占领上海后,当即严明纪律:“不听号令者斩,奸淫妇女者斩,掳掠财物者斩,偷盗猪狗者斩。”由于起义军纪律严明,号令统一,深得人民的拥护,与敌作战也屡战屡胜。

    孙子把将帅号令得以“素行”的根本原因,归结到“上下同意”、“与众相得”,这是孙子军事思想的高明处。但是孙子向往的“令民与上同意”的“道”的境界,在阶级利益对立的封建社会中只能是一个鸟托邦。只有在今天的人民军队中,为人民服务成了军队的最高宗旨,才能真正做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才能有真正的令行禁止、齐勇若一。1998年夏季我国的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未遇的大洪灾,党中央、国务院发出了“严防死守”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调动了66个师、旅和武警部队27.6万名士兵,投入抗洪救灾第一线,其中上阵的将军就有一百一十多名,长江流域集结了自1949年渡江战役以来最多的兵力。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解放军在抢险;哪里的百姓遇险,哪里就有解放军去解救。安纺幼儿园女教师周运兰被围困水中,为营救这位女教师,军队的冲锋舟翻了3条,军地领导忙了3天,连将军也亲自驾舟了,最后才被舟桥团军士李长志牵绳漂过去背出来。而李长志在此之前已救出过一千多名群众,被誉为“救护神”。在抗洪救灾中,军队日日夜夜吃在江堤上,住在江堤上,抢险在江堤上。面对决口的危险,解放军官兵手拉手跳进江水,用血肉之躯来阻挡肆虐的洪魔。地方干部都同声赞誉:“一个解放军抵十个老百姓”,“危急关头只有解放军官兵能顶得住”。正是在这次抗洪救灾中,许多赫赫有名的部队再次为他们的战旗增添了光彩,牢牢地插在长江大堤上,也牢牢地插在了老百姓心中。“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孙子兵法》所追求的最高的“道”的境界,终于在人民军队中变成了光荣的现实。

    地形第十

    致败“六过”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乱者,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之灾,将之过也。夫势均,以一击十,日走。卒强吏弱,日弛。吏强卒弱,日陷。大吏①怒而不服,遇敌怼②而自战,将不知其能,日崩。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③,陈兵纵横④,日乱。将不能料敌,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兵无选锋⑤,日北⑥。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地形篇》)

    【注释】

    ①大吏:曹操注:“大吏,小将也。”②怼:怨恨、不满。③常:常法、常规。④纵横:杂乱无章。⑤兵无选锋:不挑选勇敢善战的士卒组成精锐部队。⑥北:败北。

    【译文】

    军队作战失败,有“走”、“弛”、“陷”、“崩”、“乱”、“北”六种情况。这六种情况都不是天灾造成的,而是由于将帅的过失所致。在敌我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如果攻击十倍于我的敌人,因而失败的,叫做“走”。士卒强悍,而将吏懦弱,致使军政废弛而遭失败的,叫做“弛”。将吏本领高强,士卒怯弱因而失败的,叫做“陷”。部将怨怒而不服从指挥,遭遇敌人愤然出战,主将又因不了解他的能力而未加控制,因而失败的,叫做“崩”。主将软弱而又缺乏威严,训练教育不明,吏卒不守法规,布阵杂乱无章,因而失败的,叫做“乱”。主将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多,以弱击强,又没有精锐部队为先锋,因而失败的,叫做“北”。以上六种情况,都是导致军队失败的原因: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研究的。

    【解读】

    “走、弛、陷、崩、乱、北”,军队失败的六种情况。孙子认为,招致这六种失败的原因,“非天之灾”,而是“将之过也”。为此,他再三强调将帅要深刻认识自己在战争过程中所肩负的重大责任,认真考察研究因治军或用兵决策失误造成的历史教训,作为自己的鉴戒。孙子总结的将帅致败“六过”,是前人血的教训的凝结,是领导决策学与军事管理学中的智慧篇章,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第一,不知“众寡之用”,必“走”。

    在敌我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如果攻击十倍于我的敌人,因而招致失败的,叫做“败走”。显然,“走”之过在于将帅不知“众寡之用”,犯了兵家大忌。例如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到祁连山一带攻打匈奴右贤王,而派李陵率领步兵射手5000人进至居延寨以北约一千多里,以牵制和分散匈奴的兵力。李陵按照指定的日期到达目的地后,就引军撤退,而匈奴单于却纠合八万多骑兵,来围攻汉军。李陵指挥汉军奋力拼杀,一边撤退,一边战斗,连续作战八天时间,杀伤匈奴一万多人,而汉军也损伤一大半,并且箭已用完,在距离居延寨一百多里的地方,匈奴人截断了汉军的退路,李陵被迫投降匈奴,他的部队逃回边寨的只有四百多人。

    第二,卒强吏弱,必“弛”。

    军队必须有严格的逐级指挥系统,卒强吏弱,士卒桀骜不驯,各自为战,将官软弱无能,势必会因内部关系松弛而导致失败。例如1895年10月下旬,日军向旅顺发动进攻。当时清军驻旅顺兵力达二十余营,不可谓不厚,但他们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的指挥机构;临时推举姜桂题为指挥。但姜桂题是个无能的庸才,以致诸将互相观望,谁也不愿前去击敌。在金州失陷后率残部退到旅顺的徐邦道看到这一情况十分气愤,在向姜桂题求得武器装备后,率部出击,在土城子与日军遭遇并将之分割包围,经过激战将日军击溃,乘胜追击日军至双台沟。徐邦道在前线抗敌,而留守旅顺的清军诸部却坐视其孤军作战,谁也不肯支援接应。徐邦道部是金州新败之卒,军队行帐尽失,后勤难继。迫于无奈,徐邦道不得不弃险不守,从土城子退回旅顺。日军借此机会大举进攻,终于将旅顺攻下。

    第三,吏强卒弱,必“陷”。

    将吏本领高强,士卒未经训练,怯弱无力,这样的军队一冲就垮,将吏必然陷进失败的泥坑。要扭败为胜,惟一的办法就是在作战前加强对士卒的训练。例如1559年,管辖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军务的参将戚继光,痛感明军多市井之徒,有利则进,无利则退,狡惰成性,旧习难改,一战即败,不堪使用。在浙江总督胡宗宪的支持下,戚继光从义乌、永康等地招募了四千多名具有爱国思想的矿工和农民组成新军,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和训练。经过严格训练,这支队伍很快成为一支进退有序、攻防兼备的劲旅,并在后来的抗倭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将吏不协,擅自行动,必“崩”。

    部将怨怒而不服从指挥,遇到敌人愤然擅自出战,主将又因不了解他的能力而未加控制,这样的军队必然要崩溃。如618年,西秦霸王薛举率大军攻唐之泾州,并进围高墌城。秦王李世民此时患病不起,便令深沟高垒,闭门不战。他把军权临时委托给行军长史刘文静和礼部侍郎殷开山,并告诫二位说:“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彼若挑战,切勿应战,待我病愈之后,共同破敌。”传令全军不得请战,违者军法从事。殷开山求战心切,便对刘文静说:“大王之所以闭垒不战,是担心您担当不起此项大任。依我看,薛举得知大王患病,定会产生轻视我军的心理,我们应耀武于敌,以震慑敌人。”刘文静听后,亦有才不得其用的愤懑,当即同意出兵迎敌。于是出兵列阵于高墌城西南。薛举见唐军列阵于西南,便判断城东北必然空虚。因此出动大部兵力,以迅速隐蔽的动作,突然袭击唐军侧后,在浅水原击败唐军。此役,唐损兵过半,李世民被迫退守长安。

    第五,将弱、无教、行散,必“乱”。

    主将软弱,缺乏威严,训练教育不明,吏卒无所遵循,布阵杂乱无章,这样的军队必然因混乱而溃败。如1894年8月,清廷见朝鲜因日本侵略局势紧张,即派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马步13营六千余人,会合其他各军增援平壤。但是卫汝贵怯懦无能,性情卑鄙,平日克扣军饷,不得军心;士兵们不服其领导,沿途骚扰,占民房,毁器皿,夺财物,以致声名狼藉,引起朝鲜人民怨恨。盛军到朝鲜后,一遇日军即行溃败,甚至发生自己营内无故惊闹数次,连夜自乱,互相践踏的丑闻。结果在日军凌厉攻势面前,盛军由平壤经安东一直败退到奉天。

    第六,将帅不能知己知彼,必然败北。

    将帅不能料敌,是不“知彼”;将帅指挥作战时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兵无先锋,是不“知己”。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不会用兵,必然每战必败。这是将帅用兵的最大过失。例如公元35年,刘秀派岑彭率战船数千艘沿长江而上,西征公孙述。公孙述调兵出江关,在长江上架起浮桥,用树木竖在江中阻断航道,以对抗汉军。岑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在军中招募攻击浮桥的士卒,下令先登上浮桥的,给予上等奖赏,于是偏将军鲁奇挺身而出。当时东风正刮得猛烈,鲁奇引船直冲上浮桥,对方用密排在江中的木柱布满铁钩,钩住鲁奇的战船。鲁奇领兵作殊死战斗,把火炬掷上浮桥,很快将浮桥烧塌。岑彭率领主力战船顺风挺进,所向披靡。公孙述不能料敌,又兵无选锋,导致军队大乱,落水淹死数千人。

    战场致败“六过”,同样存在于商战之中。例如,与竞争对手势均力敌,却只以十分之一的资源、人力去争夺市场,势必不敌败走;员工强,干部弱,内部必成散沙一盘;干部强,员工弱,势必要损兵折将,丢失市场;各部门无视企业总体战略,意气用事,擅自行动,必然要因失去控制而崩溃;领导无能,号令不明,部署无章,势必要陷入混乱;经营者对竞争对手情况不明,自己又没有竞争力的产品,匆促上阵,必然败北。明智的企业领导者,如果能将孙子的致败“六过”置于案前,时时审视自己的商战决策,就一定能少付许多不该付的“学费”,大大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

    故战道①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②,而利合于主③,国之宝也。

    (《地形篇》)

    【注释】

    ①战道:指战争实情。另一说指作战态势与战争规律。②唯人是保:以保卫民众和士卒的安全为首要任务。③利合于主:符合于国君的利益。

    【译文】

    所以,根据作战态势确有必胜把握的,即使国君命令不要打,也可以坚决地打;反之,根据作战态势不能取胜的,即使国君命令打,也可以不打。作为一名将帅,应该进不贪求战胜的功名,退不回避违抗君命的罪责,只求使民众和士卒得以保全,符合于国君的根本利益,这样的将帅才算是国家之宝。

    【解读】

    在封建社会中,军队必须绝对地服从君王的命令,将帅必须受命于君,然而战争又是瞬息万变的“国之大事”,需要将帅随机做出决断。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将帅与君王的关系,就成为一大难题。在《九变篇》中,孙子同时提出了“将受命于君”与“君命有所不受”的两大命题;在《地形篇》中,孙子进而提出处理“将受命于君”与“君命有所不受”必须遵循的原则与将帅应有的品格。它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战争实情与君王命令的关系。孙子认为“战道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必胜——无战——必战,不胜——必战——无战,这里都用了绝对的语言,但孙子的答案也是毫不含糊的,这就是一切必须以战争实情来决定战还是不战。这就表现出孙子鲜明的素朴唯物主义态度。唐朝大将李靖不顾君命,从战争实情出发一举灭亡东突厥就能体现孙子军事思想的这一精髓。629年11月,突厥颉利可汗入犯唐河西各州,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反击突厥的时机已成熟,遂部署讨伐。经数次作战,李靖、李世劫重创颉利可汗,颉利可汗逃至铁歧山。他权衡利害,决定向唐太宗谢罪,遂派部将入朝请罪,并请求举国内附。唐太宗即派唐俭前往抚慰,同时又命李靖和李世劫迎接颉利可汗入长安。李靖受命后,即率军北进,于白道同李世积部会师。李靖认为,颉利可汗外为卑辞,内实犹豫,欲俟草青马肥,再逃漠北。他对李世积说:“颉利虽败,其众犹盛,若走逃漠北,与九姓联合,仍为朝廷大患。如今朝廷使者已在颉利营帐,其军不加戒备,如果选精骑一万,携带20日干粮,出其不意,突然袭击,颉利可不战而擒。”李靖的副总管张公瑾说:“朝廷已诏许颉利内附,唐俭又在颉利的牙帐,我们怎么能发兵攻击呢?”李靖回答说:“这就是韩信破齐的方法,唐俭又何足惜。”于是勒兵夜发,李世积大军继至。将近颉利牙帐,李靖便命部将苏定方率200骑为前锋乘雾而行,在距牙帐7里时,才被突厥骑兵发现,颉利急乘千里马落荒而逃。李靖挥军继至,突厥无暇应战,溃不成军。颉利欲亡走漠北,被李世积伏兵所阻,转向西逃,途中就擒。此役,俘突厥十余万人,牲畜数十万头。以颉利为首的东突厥至此灭亡,自阴山至大漠的大片土地归唐所有。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