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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贵州最早的认识不是书本，也不是贵州的文化，更不是穷山恶水的贫困。

    我最早认识的贵州，是来自30年前的一对苗族纯工艺手工扇子，用各种针织线在一个铁丝圈起来的圆圈里一层又一层编织出来的扇子。

    因为我的一首《草原的七月》在全国获奖的诗歌，一位贵州的退伍军人把这个寄托苗族情怀的扇子邮寄到我的手里。一对苗族纯工艺的手工扇子从贵州到新疆，一个苗族的退伍军人对草原的向往通过一把扇子表达了出来。

    此后，这位退伍军人再没有回信，我也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地忘记了曾经邮寄这把扇子的退伍军人。他应该50多岁？他应该活着？他也许也忘记了30年前的这把扇子。而这把扇子一直在我的行李里跟着我转战到各个城市，并且告诉不同城市的朋友这把扇子的来历。

    扇子仍然崭新如30年前的样子，而这把扇子的主人已经在时间里消失的很远很远。

    每当手把扇子凝视它时，在我的扇子里就会出现一个大写的汉字地名：贵州。

    我游历过许多明川风景，却唯独没有来过贵州。

    我再次认识贵州是在深圳，1999年10月，我在深圳龙岗区电视台上班的第一天，看到的第一个专题片是来自贵州罗甸山区里的贫困画面。专题是同事罗明霞从贵州罗甸拍摄回来的，我眼前的罗甸山区，已是初秋，而画面里，那些在山区很深的山里向学校颠簸的路上行走的孩子还赤着脚，身上很单薄的旧衣服和破旧的书包，映衬着对面的远山，远水，和绿色的树。贫困和当地优美风景的不协调是我对贵州的再次认识。而我记忆里，贵州罗甸那些绿色的风景在深圳的紫荆花和木棉花的嫣红里早已消失，只留下赤脚行走在弯曲山路上孩子的身影。它像刀一样刺穿我的心肺，让我无法拔除。

    深圳作为对口支援贵州罗甸贫困地区的城市，深圳不仅在经济上给予罗甸扶持，而且从深圳各学校选派了非常优秀的年轻老师去罗甸支教，在知识技能培训和教育资源上都给予了大力帮助。

    然而，贵州罗甸仍然贫困，黔南黔北仍然贫困，贵阳的消费仍然攀高。

    当我回望贵州的绿水青山时，我的脑海里是另一个大写的汉字：贫困。

    我几年前认识贵州是在大方的一个摄影老师的博客里，他走遍贵州黔北的大小山川，拍摄了许多许多苗族生活风情的照片。因30年前的一把苗族扇子，我特别关注这位老师的摄影。我在老师的摄影里游历了贵州的黔北地区，欣赏着苗族女人头顶漂亮的银饰装饰，那么美的银饰在每个时间段的苗家女人头上展示着不同的青春岁月。

    这位摄影老师镜头里的黔北是赋予民族特色的黔北，是原生态的黔北，是到处可以慢游行走的黔北。镜头里没有贫困，没有留守，没有沉重。

    我想我会来到贵州，因为贵州用一种民族的文化吸引着我。

    最近，我认识贵州，从一个转载的山区罗校长的博客。无意间的一次鼠标点击，仅让我在山区罗校长的博客里停下来。

    是这个让山区留守的孩子们因为有书阅读而成就他们美好未来的山区罗校长发出的呼唤里，我更深刻地认识了贵州文化人的文化情怀，并从贵州的地名里延伸至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平浪镇中心小学。地名里长长的汉字符号，蹒跚着并紧密地跟随着，就像一条弯曲着的山川小路，一直种植在我接近冷漠的麻木的心灵里。

    城市生活是多么地容易腐蚀人的内心，有时似乎不经意间，内心就成了一堵墙，长满了荒草，累积了尘垢，开始了慵懒，陶醉于无休止的琐碎的浪费时间的诉说里。

    一种纯粹、质朴、干净的情怀从黔南来，从网络来，从一束阳光的照亮里来。我内心长满着的荒草慢慢地被触动，在大山的风里可以迎风吹动了。我感受着来自贵州黔南山区罗校长字里行间对孩子阅读书籍的真诚，我感受着一个孤独的文化人在山区里孤零零的行走的身影，我感受着这个文化人在闭塞的山区用怎样强大的力量去为孩子们求书的心情，我感受着我们在城市里渺小的身躯和被人流挤瘦的影子。

    在城市里，当许多人都远离原始的阅读方式开始用电子书粗糙的快餐式的阅读的时候，山区的孩子还在一条希望阅读的路上艰难地守望着一种原始的阅读方式。我的心砰然心动，像沉寂了很久都没有打开的心扉那样，我寻找着山区罗校长留在博客上的电话，没有一丝怀疑地按着手机键盘拨打了过去。

    我要去贵州，去贵州地名后面那长长的汉字符号里能温暖内心的山区，去宁静的山路上渴望读书的苗岭，去布依族的寨子里，寻找那些读书的声音，去关注那些留守在大山里的孩子。

    2

    从深圳到贵州黔南，广深和谐号需要在广州总站转长途客车时，差一点没有坐上广州到都匀的7月6日下午1点51分的火车。安检在外面搭起的帐篷里进行。天气炎热到37度，帐篷里等待安检的乘客成了人肉饼，在拥挤的热气不透风的帐篷里一步步艰难地往前移动，蹒跚着的脚步都是汗水从头流到脚底。如果不是去都匀平浪，去看山区罗校长博客里的留守孩子们，我移动的脚步将会立刻停止，我的白内障眼睛在汗水里已经分不清楚眼睛里流出的是泉涌的汗水还是泪水。我身后的女学生哭着对帐篷外面陪着女儿前移的父亲说，我下次打死都不会坐火车，即使不回家也不会坐火车。哭泣声在我背后的心脏湿着，眼泪抵达我的心脏。我相信，我也不会坐火车，绝不在广州坐火车。我是在中间拥挤的断层硬挤进安检的人流的，如果不是插队，我连安检都过不了。

    火车将要开，好不容易通过安检去二楼候车，结果候车室里的K841的旅客不见了踪影。跑过来一个工作人员说，交20元带你上车。我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只要交钱能上车，怎么都行。工作人员准备打开前门，但是无法打开。然后又带我和另外两名大学生从其他的侧口走去。我埋怨，交了钱怎么还这么费劲？工作人员态度很好地回答：别急，能让你们坐上火车的。绕了一个很大的弯路，终于看见了火车。工作人员说，你们自己去坐车吧，然后把我们甩在了站台。

    从看到火车再到我要坐的18号车厢，等于从火车的头部到尾部，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怎么在火车开动前进入车厢？

    身后的男生帮我拖着行李往前跑，看我实在跑不动了，很抱歉的扔下我说，你慢慢来，我先找座位去了。

    我拖着行李，用尽全部的力气往18号车厢跑，说是跑，也许对于别人是走路。跑、全身湿透；跑、手臂无力；跑、心力憔悴；跑、满脸的汗水堵住了双眼。本来朦胧的白内障、神经性病变的双眼，成了瞎子。

    列车员帮我把行李拉上18号车厢后，我瘫倒在18号的01下铺车座，像死鱼扑腾在沙滩。

    3

    山区罗校长是我在平浪见到的第一个读书人，也是第一个文化人。

    在平浪中心小学的教师办公室，我拿起《贵州日报》阅读的时候，值班的李老师说，你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在学校看报纸的人。我奇怪？真的？李老师肯定地说，是第一个。其他老师没有时间看，也没有兴趣读。

    如此，家有藏书的山区罗校长就是名副其实的平浪文化人，他走到村子里的任何地方，只要有人看见罗校长都会问罗校长好。话语里的尊敬是对文化人的尊敬。

    山区罗校长不仅仅是平浪第一个藏书多的人，也是全国第一个用自己的博客为留守孩子求助捐书的人。他的骨子里的文化是坚守，是改变，是让留守在平浪的孩子通过阅读的习惯和方式，能安静地去学习、去学会管理自己控制自己，让一种好的阅读习惯改变孩子未来看世界的眼光和思想。

    我见到山区罗校长时，他刚刚成为平浪中心小学的校长4个多月。

    2014年3月，在平浪中心小学当校长的第一个月，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平浪镇中心小学罗定国校长在《山区罗校长》的博客和QQ漂流瓶里同时发出了这样的信息：

    一本书，哪怕是一本旧书，可以点亮孩子一生的希望。我是贵州山区的一名小学校长，新学期伊始，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却缺乏课外读物，我们渴望有爱心使者捐赠书籍，包括旧书！！！你少吃一包零食，或许可以成就一名山区孩子的未来。赠书学校地址：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平浪镇中心小学

    邮编：558018

    学校固话：0854——8468511

    罗定国校长电话：18932027412 Q517182618

    如果您没有书，是否能手指轻动，为孩子们转发、呼吁、共同撑起孩子们的天空，谢谢！

    QQ漂流瓶的信息，飘到澳洲，被一个在澳洲的华人捡到，他连考虑都没有考虑是否是真实的信息，就在第一时间联系了他30年前深圳中学的同学叶先生，号召老同学们帮助捐助图书。就是这样一个抛到澳洲的漂流瓶承载着爱心的图书，从深圳寄到了都匀市平浪镇中心小学。这是山区罗校长发出图书捐赠后的第一批爱心捐赠图书。随后，在叶先生的号召下，叶先生儿子所在的学校，儿子的同学所在学校，开始了一个图书传递爱的活动。从深圳红桂中学，笋岗中学，桂圆中学，龙华中学等深圳学校的图书一批批邮寄到了平浪。

    通过网络募捐，山区罗校长收到超过两万册、价值二十多万元的各类捐赠书籍，书画一百余幅，价值一万余元的书架书柜，爱心捐赠来源涵盖内地几乎所有省区，乃至香港、台湾、美国、澳洲、意大利等地。一大批社会名流和名人关注和帮助平浪中心小学。影星陈坤寄来了书籍，并且为山区罗校长微博倾情转发，参与募捐；舞蹈家杨丽萍也邮来了书籍和舞蹈教材；

    著名作家及学者刘醒龙（湖北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奖”、“矛盾文学奖”双料得主）、管家琪（台湾童书皇后，台湾金鼎奖获得者）、沈天鸿（安徽作协副主席）、杨晓敏（河南作协副主席）、叶开（《收获》杂志社编辑部主任）、王海锋（上海碧云文化艺术中心总监）、秦春华（北大考试研究院院长）、魏鼎（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微雕艺术大师）、丁捷（南京作协副主席）等，超过30名以上的作家、诗人及学者群直接为学校捐赠书籍；

    全国知名书画艺术家姚伯齐（中国书画研究院副院长）、武锋（河北著名书法家）、朱国锋（中国农民书法家）、黄文琴（杭州著名国画家）等，20位以上的书画艺术家寄来书画真迹，尤其著名画家孟刚先生为孩子们订购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一批珍贵典籍；

    还有一批企业老总也关注了学校，贵阳的陆远发先生，寄来了上万元图书。

    就读美国耶鲁大学、国内顶尖辩手小高和他的十位耶鲁同窗，虽身处异国，却心系山里的孩子们，他们网上订购了书架，并精心为山区留守孩子们制作了“一人一小时，山区小学教育拓展计划”科普软件。

    他们对山区罗校长说，明年回国后到山区跟孩子们上心理辅导课。虽然这样，他们还是为自己囊中羞涩，多次致电表示歉意。

    小高在给罗校长的信中说：“一人一小时，山区小学教育拓展计划”，这个项目的主要出发点是克服传统支教模式的一些弊病。传统的支教门槛太高，导致社会参与度较低，而且不可持续。老师离开学校的时候孩子们那种凄苦的眼神我的很多同学都有体会。我们现在想做的是一种真正的零门槛、可持续的新型支教。主要就是要求团队内的志愿者每人每周或每两周制作一段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教学视频，视频内容主要是志愿者自身的兴趣结合山区孩子的具体需要。这些教学资源我们会同步投放到我们的专门网站上，供更多的志愿者参考、使用。山区孩子们如果有任何反馈，我们会及时传递给志愿者们。

    一位上海的捐书者邱赛桃随书籍的信中这样写到：罗校长，非常感谢您对学生们所做的工作，因为有您，我们感觉社会是如此的温暖，因为有您，我们的学生是如此幸福，向您致敬。

    一个漂流瓶将山区罗校长为孩子们构筑的阅读的梦想通过网络信息平台一个个接力着传递。

    2014年7月7日，我来到了山区罗校长的平浪中心小学，随行的是华南农业大学心理咨询专职老师林媛带队的12名华南农业大学心理健康辅导中心阳光团队的支教大学生。

    林媛老师带队来之前并不知道山区罗校长博客求书的故事。所以来到之后，才有了林媛老师连夜开会调整支教课堂计划，一切从头来的开始。

    也有了我写编《中国留守报告》的初衷。

    4

    在平浪采访过程中，我还无意了解到都匀画家杨俊先生，张仁燕、王锋夫妇一直为三都的贫困留守孩子捐画助学的感人故事，也通过他们，知道了住在广东中山的蓝先生夫妇的健康助学基金对都匀留守孩子和贫困孩子的多年不懈支助。

    在孤独的采访期间，这些让血液膨胀的大爱故事在我每天的情感里翻滚着，像万匹骏马肆意张扬，让我泪眼朦胧。

    从2006年开始，每逢寒、暑假，加拿大华裔Tom蓝先生就会开着他的10万元的车从中山小榄到贵州黔南都匀去看望那里的留守学生和贫困学生。

    去都匀，车需要经过广东地区、和广西地区。每次经过广西地界河池，都会碰上撞车党，有过皇家警察职业的Tom总是历经艰险想方设法甩掉这些歹徒，并且继续行走在去都匀的路上。有时车被撞了，甩开撞车党后，他还要修车，然后再上路。有时在路上，汽车半路抛锚，为节省请人换胎的钱，年近60岁的Tom蓝在漫天冰雨中亲自动手修车。

    这样的惊险在2012年前总是发生，但是惊险没有阻挡住他去都匀看望留守孩子的心情。

    出自贫寒之家，受尽多少亲友白眼，自幼已背负“要争气，要出人头地”信念的他，被自己的志向压得喘不过气来。

    直到他成为一名皇家警察，他仍然在内心深处想着自己贫困的童年背景。他发誓，自己以后无论在这个世界的何方，他都要帮助像曾经跟自己一样的贫困孩子。

    2014年7月，来自中山市的小榄、黄圃、东风镇的8个家庭开着5辆车去都匀一中去见他们捐助的孩子。这次，唯独最早的发起人Tom没有参加到这个大家庭的组织，他的鼻咽癌在治疗阶段，他不想让孩子们知道，并且给孩子们增加心理压力。他人躲在小榄自己的清风明月居，心里想的是那些每年都见2到3次面的孩子。

    2014年10月后，蓝先生先后2次开车去都匀，把健康助学基金会的其他爱心人士捐赠的钱送到学生手中，在12月底，又把御寒的冬装送给每一个支助的学生。

    癌症与他，是敌人也是朋友。癌症成为敌人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能活久一些，这样能多帮孩子再多几年。癌症成为朋友的时候，他会时常想起身后事潸然泪下。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在他死后，接力健康助学基金，让支助的学生持续着走下去。

    都匀一中2011届毕业生陆名星，就读于山东大学（威海）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他在给都匀母校的信中这样写到：虽然离开母校已有一个春秋，而都匀一中留给我的感动不曾褪去，总会在不经意间想起高中三年与健康助学基金的叔叔阿姨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心里都会涌起阵阵温馨的暖流。非常感谢都匀一中的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认识这帮可爱的人，那是一段充满感动的回忆。记得曾经孤独自卑的少年，对读书几乎失去动力，是他们，每个月无条件的给予200元的资助伴我度过这三年的生活，让我有了坚强的勇气对待学习，坚决而不放弃；是他们，每年不辞辛苦，千里迢迢从远方赶来，就为能和我们这帮孩子们聊上几句心里话；也是他们，让我真正感觉到了学习就像家一样的温暖。他们用三年教会了我助人为乐的意义，他们用十几年的坚持向社会诠释了慈善的真谛，无私的付出，默默的承受。一年又一年过去，我们开始长大，离开。而在下一个转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又重新在学校里闪烁，一张张陌生而熟悉的面孔又重新出现在这个校园，叔叔阿姨们又开始了他们的慈善工作，从未停歇。

    健康助学基金是我成长中的一片绿洲，他们教会我的信念，远非用几句优美的语音就能形容。无论我走到哪里，将会有多大的成就，在举手投足之间，总会流露出他们曾经的孜孜教诲的影响。非常感谢慈善助学基金里可爱的叔叔阿姨们，因为有你们，把爱心从远方带来，慷慨的播散在这片偏远的土地，是老天的感动，带来了春雨的洗礼，请你们相信，在来年的春天，这里会长满你们希望的向日葵，只要你们坚定，是的，只要你们相信，只要你，我相信。

    除了社会各界对留守孩子的支助，关爱。更多的曾经被留守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也选择了去贫困山区陪伴留守孩子的支教之路。

    贵州平浪，贵州三都，这条通向大山的寂寞山路，虽然没有路灯，但是已经有了温暖的回应。

    而我，也从黔南之路开始，重新阅读“逼迫留守”这两个动词后面的中国留守报告。

    5

    我的报告从我的真实的纪录里，一点点地展开。从被留守的平浪孩子灿烂的笑脸背后的内心，和曾经同是被留守过的华南农业大学阳光团队的鑫磊、赵晨、吴泽苓的内心深处，我读懂了一种叫“逼迫”成长的经历。这份经历，平浪的孩子，三都的孩子，黔南的孩子，中国被留守的孩子正在经历。他们经历的无人陪伴的内心“天堑”也像最初农村人向城市走进时那样艰难、艰辛、难熬、苦涩、破茧、滴血、伤在骨髓、历历在目、遍体鳞伤。

    中国留守儿童逼迫成熟的里程，是中国三农问题里最被忽视的过程。

    三农背后的心酸故事写在过去，也写在今天。

    贵州平浪留守孩子，仅仅是中国农村户籍里面的一个点。这个点正被中国有情怀的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并呼吁发声。

    留守儿童的今天是我们的过去，留守儿童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

    愿这些逼迫留守在贫困山区、贫困农村的中国6000多万儿童，还有逼迫流动在城市的3000多万农村孩子，能从心灵深处翻过这道“天堑”之路，健康快乐地走好他们未来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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