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同《解放日报》的关系，是从1941年3月开始密切起来的。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其中一项是扩大《解放》杂志的编委会。新的编委会由张闻天、博古、吴亮平、陈伯达、杨松、康一民、蒋南翔和胡乔木等组成，仍由张闻天负总责，吴亮平为编辑主任。另一项重要决定，是将《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名为《解放日报》出版，确定博古担任社长兼主笔。5月15日，中央书记处发出毛泽东起草的通知：5月16日起，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
当时《解放日报》为四开两版。博古学习联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做法，每天发表社论。毛泽东经常被约请写社论。有的社论，毛泽东嘱咐胡乔木完成。同时，由于胡乔木的特殊位置和写作才能，也是博古经常约写社论的对象。
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论是《救救大后方的青年》。这不单是因为胡乔木长期从事青年工作，对青年情况熟悉，还因为他当时参加了《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的起草和修改工作。6月8日发表的这篇社论，正是配合中央青年工作决议发表的。社论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青年“在物质上生活上受着煎逼，同时在精神上思想上更受着苛刻的压制”，表示了极大的同情、痛心和悲叹。社论呼吁在重重压力下的大后方青年：第一，对抗战的前途须有透彻认识和信心；第二，必须自强不息，自觉地担负自己应尽的责任；第三，必须善于识别各种危害青年者的面目。
由此开始，胡乔木在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繁重工作之余，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社论和文章。他那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才思，优美的文采，也更加充分地显露出来。
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社论指出：“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延安的古城上高竖起了崭新的光芒四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旗帜，在这个旗帜下萃聚了不少优秀的科学艺术人才，从事着启蒙的研究和实际建设的工作。”社论表示“虔诚欢迎一切科学艺术人才来边区，虔诚地愿意领受他们的教益”。
6月17日，胡乔木在为《解放日报》撰写的《国民党缺少什么》的社论中，严厉批评国民党最缺少的是民族的信心，呼吁国民党“能够坚决提高民族信心，坚决贯彻民族独立战争”。
6月29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大会。这一天，也是苏德战争爆发一星期的日子。《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社论《苏必胜，德必败》，影响很大。社论指出：苏德战争“必然达到一种结论：苏必胜，德必败”。为什么呢？“第一，德国师出无名，无法进行精神动员”；“第二，德国实力，在量上是有限的，在质上是已暴露的”；“第三，德国对苏作战还要不可免地遇到许多重大的技术上的困难，德国对苏似乎是外线作战，其实德国的四面，都在敌人的包围攻击中间”；“第四，德国内不稳而外孤立，苏联内坚强而外多助，这乃是决定这次战争胜败的关键。”在苏德战争刚刚爆发之时，对战争前途作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分析，增强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信心。
此后，胡乔木或按毛泽东的要求，或应《解放日报》的邀约，为《解放日报》撰写了很多社论，其主题都是阐述中国共产党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和策略。
1941年7月8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国际的团结与国内的团结》，提出“加强民族团结，是目前的急务”。
7月27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出路和迷路》，指出：“中国的出路何在”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中国共产党在7月7日发表的宣言里已经提出，这就是联合英美苏联，加强国内团结，改良政治，积极反攻，以求彻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路。可惜极少数民族败类，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亲德分子，故意要把国家拖到迷路上去。这就是全国分裂，反共反蒋、反苏反英美，投降日寇和国际法西斯阵线，使中国亡国灭种的路。社论说：“选择第一条路就是保存全中国而牺牲何应钦，选择第二条路就是保存何应钦而牺牲全中国。二者究竟孰吉孰凶，何去何从呢？”社论运用严谨的逻辑，十分有力地回答了中国的出路问题。
8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闻捷》，祝贺在敌后艰苦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开始反攻的时候取得的很多胜利，论述反攻胜利的意义，“希望这些胜利能够促成全国的反攻，尤其是促成反攻胜利的各种必要前提的实现”。
8月26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最近的国际事件与中国》，强调“今天的世界乃是民主的世界，无论国际局势的演变如何波谲云诡，未来的胜利者必属于民主的势力，必属于民众”。
9月11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打碎旧的一套》，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教育的思想“翻译成真正中国的言语”，并运用其精神，“打碎旧的一套，彻底地改进我们的全部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在职教育”，“发展真正与人民与实际相联系的教育，替中国的新教育真正开辟一条康庄大道”。
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按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决定扩大为四版。当天，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长篇社论：《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这篇重要社论，是胡乔木深刻领会8月1日中央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九月会议作出的反对主观主义决定而写成的。
在谈到反对主观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时，社论强调：“最近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时解放日报也接连发表了两篇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教条主义教育的社论，一个新的战争正在开头——这个战争是和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自由的战争同时进行的，它的意义比那个战争也至少是不相上下。这是思想上两个基本营垒——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战争，这个战争的胜败将决定中国民族民主运动的胜败。”
在谈到共产党的性质和主观主义的关系时，社论说：“按照它的名称，按照它所一贯的理论基础的性质，共产党应该是唯物主义的，这就是说，应该是反对主观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所始终信守不渝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政纲，它在民国十二年至十六年所采取的与国民党成立革命联盟的方针，在以后八年内所采取的团结工农小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必需坚持革命运动的方针，八一宣言以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各项政策，这些也都是适合各个历史阶段的国情，都是必要的，正确的，唯物主义的。”但同时又指出：“决不应该否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也曾经产生过严重的影响、妨碍过这些方针的实现，而大革命失败后的某些时期内表现为盲动主义、立三路线和‘左’倾机会主义的主观主义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尤其可怕。”并进而指明现在仍然存在的问题：“这个主观主义的错误在党中央的政治领导上虽然已经根本纠正，但在思想方面的余毒却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直到现在，我们的思想界还没有集中火力来研究中国当前的客观实际问题，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的革命理论和其他各个文化部门的理论，或则强不知以为知，满口‘夸夸其谈’，或者与以盲目搬运欧美资产阶级文化为职业的留学生同流，一味无目的地宣传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风气所及，以至延安高级学校的某些学生和教师，对于今天的中国竟连常识都很缺乏！马克思列宁的个别结论无论在当时当地如何正确，却决不是可以祖传或出口的，硬拿到今天的中国来宣传，就必然造成教条的崇拜，就必然把最好的唯物主义变成最坏的主观主义——它是最坏的，因为它常比许多由于夸张了中国实际之某些片面而产生的主观主义还更脱离实际，还更使人迷惑麻醉，难于解脱。虽然今天党的政治已经不受这种脱离实际的‘理论’和‘理论家’的指导，因而这种‘理论’和‘理论家’在理论的世界中，还只处于与政治相中立的状态，但是这个中立显然是不稳定的，它必然要发展到实际的世界中去而造成对于政治的损害——在党的许多工作部门中，这样的损害已经是到处看得见了。”
在谈到如何对党内的主观主义开展斗争时，社论强调：“反对主观主义需要一个坚决无情的斗争，这个斗争决不是一篇文章一篇讲演所能够解决的。”社论追溯历史，从“早在民国十八年，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直到“九年以后的《论新阶段》的报告”，严肃地指出：“这些宝贵的指示，却至今没有被全党所真正接受。因此直到党的第二十周年党中央还必须领导一个全面的斗争来彻底扫除党内的主观主义问题。”
社论阐明了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这个斗争首先是共产党的任务，因为共产党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政党，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最后驱逐主观主义，则全党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党员也将不能成其为真正的共产党员。这个斗争同时又是全国人民和全国思想界的任务，因为全国人民如果不能知己知彼，脚踏实地，破除妄想，提倡科学，则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完成中国革命，便将成为不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
胡乔木撰写的这篇社论，从党的历史到党所面临的现实，全面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延安整风做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文中多处引用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的讲话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着作，把它们作为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经典之作加以宣传，产生了显着的效果。
二、参与《解放日报》的改版
《解放日报》自1941年5月出版以后，方向是正确的，成绩不小，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1942年2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工作。毛泽东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毛泽东提议，要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
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博古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此外，会议还同意发出《中央宣传部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并决定编印两种研究参考材料：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白区工作重要历史文献。3月8日，毛主席专门给《解放日报》题写了“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八个大字。3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党报委员会，胡乔木为委员之一。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博古等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共七十多人开座谈会，讨论《解放日报》改版问题。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致读者》，宣布从即日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的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
在3月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改造草案之前，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胡乔木依据毛泽东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精神，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
胡乔木首先谈教条主义的两种典型方式：“一个方法是：把适用于一种条件的真理，硬帮帮地搬到另一种条件下面来”，“没有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了行动的公式”；“另一个方法是：把适用于一般条件的真理，原封不动地放到特殊条件下面来”，“没有把理论当做行动的指南，而是把它当作空话的指南”。社论接着列举教条主义在延安的种种表现，强调实际解决教条主义的紧迫性。
胡乔木把摆脱教条主义形象地比作“脱裤子”，他说：“谁要是诚心诚意地想反对教条主义，那么他第一着就得有脱裤子的决心和勇气。今天的关键，正在这里。”“我们自动地主张脱裤子，因为我们有充分的自信，知道自己是基本上健全的，只有局部的个别的缺点，而且这些缺点是会很快清除的”。
《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后的第5天，4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阴风，在我们党内作怪了多年，它给与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以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整顿它需要正确地进行斗争。正确的方法有几种：一是“对事的态度，正确的斗争方法，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二是“对人也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三是“不但要与别人的错误作斗争，而且还要深刻地检讨自己”；四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整顿三风”，“是我党思想上的革命，这是极细腻的思想斗争，决非轻浮草率所能了事”。
紧接着，4月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批评从何着手》的社论，指出：“自我批评对于整个共产党或每个共产党员的重要，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常识。但是尽管常识人人都有，我们的自我批评却还是很少。这是怪事，这是必须赶快消灭的怪事。”“党中央去年七八月关于增强党性和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最近关于整顿三风的演说，乃是全党范围的自我批评。”社论强调，要克服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就需要在党的每个部分和每个党员中间”，“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按照自我批评实行有效的改正”。社论认为，“尽管‘脱裤子’的声浪，近来确也甚嚣尘上，但是直到今天真正严肃地周密地检查了自己的，究竟有几个？”社论批评那些把批评的“雨点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向着别人的”现象，是“一面镜子照来照去总是照不见小我，照见的大我又是望文生义，残缺不全”。他指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实质，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社论表示，“我们不但希望全党成为一个充满自我批评的机器，而且希望能有更多的为原则而战斗的自我批评家出现”。
胡乔木撰写的这几篇社论，充分体现了“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改版宗旨。
除此而外，胡乔木这一段时间在《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文章还有《宣传唯物论》《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请重庆看罗马》《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再论精兵简政》《贯彻精兵简政》《为什么在职干部教育摆在第一位？》《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边区政府准备热烈庆祝国庆节》《此次文教大会的意义何在？》等。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方面。可见，胡乔木是围绕《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简称“五一施政纲领”），配合边区政府的主要工作撰写社论的。
从《解放日报》改版以后，胡乔木同报纸的关系更加密切。《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发展和党的新闻干部队伍的建设，成为胡乔木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他在这方面也写了不少社论。
1942年7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胡乔木根据中央宣传部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和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的精神，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报纸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方面的不足，和报纸宣传中不灵活、不具体、不生动的缺点。希望新闻工作者“用新的对报纸的观念来代替那些旧的观念”，少做“官样文章”，少登“政治的空谈”，多一些“好的论文”，特别是“好的新闻和通讯”，“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更好些”。
8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报纸和新的文风》的社论，提出：“建立新的文风，是整顿三风中的一件大事，同时又是报纸、和报纸有关的一切工作者应当首先来倡导的事情”；“报纸不仅是报道消息，而且要作为建设国家、建设党、改造工作、改造生活的锐利武器。要把我们这伟大时代中各方面各角落沸腾的生活反映到报纸上来。”社论提出“如何来建立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文风”的问题。要求“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不公式化”，“少点‘八股’气”；“内容要有新的东西”，要寻找新的材料，同时又要写得“具体细致”、“亲切有味”、“深刻精到”。社论指出：“要充实报纸的内容，要把文字写好，就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写什么材料，一是用什么语言来写。”“建立新的文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这是长期学习和工作的过程。”社论谆谆告诫说：“废除党八股，建立新文风，只有在不断的刻苦的努力中才能达到。”
1943年1月2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报纸是教科书》的文章，指出：“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还是党的教科书”。报纸要“能够表现人民的感情和意志”，“对于我们，没有比人民的要求更神圣的标准了”。“一定要熟悉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心，要熟悉党的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要跟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绝对忠实于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他还提出报纸的文章要“又短，又新，又具体”的要求。
此后，胡乔木对《解放日报》的编辑工作和文风，又提出重要的具体建议。1946年9月1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人人学会写新闻》的文章。9月27日，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短些，再短些》的着名评论。在这篇对新闻工作有深远影响的千字文中，胡乔木向《解放日报》编辑提出具体建议：新闻、通讯和副刊稿件要五分之四是一百字到四百字的，研究论文、专文等等五分之四四百字到两千字。他对《解放日报》的副刊提出这样的希望：“让我们有这样的副刊吧，它没有太多的可有可无的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列宁所谓‘知识分子的议论’，可是每天万把字的版面上挤满各种作者读者各种内容形式的几十篇稿件信件，切实而紧凑地传达着生活和战斗的各个侧面，传达着群众的嘈杂，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园一般！”
三、撰写评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文艺界变化的社论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和结束时的两次讲话，在延安的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大家希望尽快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讲话。毛泽东是文章大师，他的着作通常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写就的，但这次讲话却只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就嘱咐胡乔木根据自己的笔记和速记员的记录进行整理。胡乔木的整理稿将毛泽东5月2日的讲话作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作为“结论”。后来，胡乔木又协助毛泽东对整理稿进行了仔细的推敲、斟酌和反复的修改，但并没有很快发表。
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委召集五十多位文艺工作者开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代部长凯丰在会上讲话，号召大家遵循毛泽东《讲话》的精神，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群众。延安的文艺界由此掀起了一个下乡的热潮。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经毛泽东本人同意，《解放日报》在3月13日才首次刊登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部分内容。
全文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1943年10月19日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首次发表《讲话》全文的第二天，20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把《讲话》列为“整风必读的文件”，并称这个《讲话》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3年4月25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了《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的社论，评述了毛泽东1942年5月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10个月来延安文艺界的新变化。
社论指出：“经过了一些反省、讨论和实践尝试的过程，文艺界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步调渐渐归于一致。许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倾向逐渐受到清算，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向，成为众所归趋的道路。”
社论还总结了延安文艺活动中表现出的新方向的几个特点：“第一是文艺与政治的密切结合”；“其次是文艺工作者的面向群众”；“再次，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问题”，“也看出了解决的方向”。
同时，胡乔木也指出，这仅仅是开始，文艺与实际的结合、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文艺工作中还有着许多缺点，而最主要的是：第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群众的语言，生活，以及民间艺术等等，还是不熟悉的，对于他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不够理解的，因此在工作上就受到很多限制，许多作品，特别是有些戏剧，还不能正确反映真正群众的面目和群众的感情；第二，我们的新作品，都还只是初级的，还有大大提高的余地；例如鲁艺秧歌舞中的《兄妹开荒》，是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但同时也是比较简单的作品，表现还不够深刻，不从各方面加以发展，是不可能表现更丰富、更真实的生活内容的；第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文艺活动本身，还很狭小很肤浅，还是主要限于延安附近的活动，还是少数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的活动，我们还需要把运动扩大、深化，使它普及到全边区，使它成为在工农兵群众自己内部生根和繁荣起来的东西”。胡乔木一再强调，要克服和解决这些缺点与不足，“需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下更大的决心，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和工农群众中去，去熟悉他们的生活、情感和语言，去帮助他们中间的艺术活动的普遍发展，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创作质量。为着达到这样的目的，文艺界的同志们的下乡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是一篇非常值得重视的文章。因为，这篇社论发表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全文正式发表出来，这篇社论适时传达了讲话整理稿的重要内容。
四、在延安整风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
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不少。以下各篇，影响很大，特别值得一提。
1942年5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社论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精神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任何事情，没有两条战线的斗争，都办不好。整顿三风，是全党思想和工作的大改造，更非贯彻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可”。这里所说的“两条战线”，就是同“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两条战线，也就是反“左”和反右两条战线。社论指出，“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不是折衷主义的方法。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对在时间中运动着的事物规定的一个适如其分的相对的安定性，它反对过右的与过左的两种说法，因为这两种说法都是与事物的客观实在性质相违的，都是主观主义的”。他强调，两条战线的斗争要正确进行。指出：“两条战线斗争，是不能给人乱戴帽子的。这种斗争的进行，要有最大限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要提倡同志们勇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勇于怀疑和勇于批评的精神。但决不能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弄得到处都是偏向，到处都是斗争。在两条战线斗争上任何轻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都可打击党员群众活跃的积极的精神，对党都是不利的”。“正确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党的生活中一天不可缺少的东西。在整顿三风进行中，必须加以提倡，并且正确实行，以保证我党伟大改造运动的成功”。
6月10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宣传唯物论》。社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整顿三风’，如果用一句话来说明他的全部‘精神与实质’，那就是宣传唯物论。这虽然首先是对共产党内而发，但对于全民族也一样有重大的意义。”社论说：“创巨痛深的今天的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出路自然是抗战团结进步，而在思想上，他的第一等任务也就是宣传唯物论。只有一个真正清醒的严肃的民族，才能够使自己完全脱出今天的灾难”，而“唯物论是我们民族的思想上的救星”。由于国民党的反唯物论的宣传和政治上的倒退，唯物论在中国遇到了“和我们民族同等的灾难”。社论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回顾和中国的现实出发，批判那些“唯心论宣传员们”的反唯物论宣传是“不要精神不要民族”，丧失“精神操守和民族立场”，并且明确指出，“唯物论的遭遇常是政治的准确的寒暑表”。
1943年1月21日，在列宁逝世十九周年之际，《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列宁活着呢》。这篇社论主要是为清除整风期间批判教条主义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误解而写。在整风中有些人认为：“既然过去曾有人读了马列的书而不用，而乱用，而被称为教条主义者，那么最好的避免传染教条主义瘟疫的办法，就莫过于从此根本不读这些‘教条’了”，“从此根本停止和拒绝翻译、传布、解释、通俗化这些原着的工作了”。胡乔木明确指出：“这些想法都是不对的。共产党的整风文件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毛泽东同志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可见这完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教条主义并不是马列主义的附属物，而恰好是他的反对物。教条主义是一种对待马列主义的无的放矢或生吞活剥的错误态度”，“我们反对教条主义，提倡调查研究，提倡从实际出发，就正是提倡和实行马列主义，就是要恢复马列主义的科学面目和历史信用”。“列宁和他的前驱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方向和方法”是“永远不死的”，因此“要把我们的事情办得更好些，就得更好地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去请教永远活着的列宁”。
在延安整风中，胡乔木用他的笔，通过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及时地传达了党中央的声音，对整风运动起着指导作用。
五、重庆谈判后为《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
1945年12月中旬，胡乔木从重庆返回延安，即集中精力于理论宣传工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是他的主要工作之一。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他充分运用舆论力量，抨击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团结，发动内战的阴谋。
时局的发展正如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因为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而真想停止内战。1946年到来之时，蒋介石通过元旦致辞的方式，发表长篇广播演说，将政府的政策明告全国同胞。他说：“军令政令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十分明显，重庆谈判结束和“双十协定”签订刚两个月，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就企图在“统一”的名义下撕毁协定，发动内战了。
重庆谈判商定的政治协商会议原定于1946年1月10日召开。会议召开在即，蒋介石却发表了这样一通演说，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为揭露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确保各党派共同参与的政治协商会议如期顺利举行，保卫国内和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在政治上采取积极主动措施，致电重庆的中共代表团，要求对国民党政府企图抵制采用党派会议或政协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做法切实加以揭露；一方面，决定在舆论上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谬论加以批判和反驳。
1946年1月5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1月7日，《解放日报》在全文转载蒋介石演讲的同时，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的社论《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社论严肃指出：“今天国是的根本问题，除了停止内战以外，当然就是要结束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的所谓‘训政’”，“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就必须同时结束这个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就必须成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并由联合政府来筹备与召集真正的国民大会，和实施民主宪政”。针对国民党方面在统一与民主等问题上“倒果为因”的顽固立场，社论明确指出：“民主是因，统一是果，停止内战是因，恢复交通是果，政治民主化是因，军队国家化是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因，产生真正的国民大会是果”。
1月9日，《解放日报》又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指出：在中国反动派力图把中国推入内战、独裁、分裂的黑暗深渊的时刻，“中国人民为要打破反动派的内战独裁计划，实现自己的和平民主愿望，唯有抓紧时间，十倍百倍地壮大人民自己的力量”。“首先，必须在干部中进行关于放手发动群众这一方针的思想动员”；“第二，要深刻认识大规模有领导的减租运动，是发动群众最重要的关键，是农民群众翻身的必经之途，是开展生产运动的必要前提”；“第三，在解放区的城市里，除了控诉清算运动之外，发动群众的主要内容是救济、增资与减息”；“第四，为了贯彻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自流逐一的慢性病是万万要不得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又和命令主义的急性病完全不同”；“最后，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应当切实准备今年的大生产运动”。
1月10日，国共双方同时公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定》和《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毛泽东签署发布《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同日，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以及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正式开幕。
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停战与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12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根据11日会议精神撰写的社论《和平实现》。指出国共停战协定的签订“不但是结束了过去五个月的军事冲突，而且开始了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和平改革与和平建设的新阶段”。同时，提醒人们：“和平还不巩固：因为不论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破坏和平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存在着，他们还在企图以各种阴谋的方法破坏中国的和平”，“和平的道路今后还可能有若干波折，民主的道路今后将必然有更多波折”，要求人们对此有“重大的警惕”。社论认为，“政治上的不民主，是中国过去一切内战的总根源”，因此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进行“彻底”、“有效的民主改革”。
接着，胡乔木又按照中央的要求，围绕政协会议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的问题，连续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和主张。
1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的社论，对国民党当局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的所谓“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案的实质加以揭露。指出，国民党的提案是“虽有迂回曲折而归根到底依然是保障个人独裁的提案”，“实质上仍然是涂脂抹粉的一党专政”，“完全是拒绝民主改革，坚持一党独裁的办法”。“今天中国的险恶的形势及内战的基本根源，是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就不可能实行迫切的民主改革；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就不可能消弭内战的祸胎；不废止这个一党专政，中国就不可能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道路”。社论提出：“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现民主的联合政府”。
1月23日，发表《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案》的社论，针对国民党方面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就给你民主”的虚伪的承诺，明确指出：“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意义，是要把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化为民主制度的军队，而不是要把民主制度的军队化为专制独裁制度的军队；是要把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化为人民的军队，而不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党阀制度和军阀制度的军队。”那么，这种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先把专制的国家变成民主的国家；必须先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政治的国家变成为一切民主分子在一切政府机构内享有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国家”。明确地讲，“军队国家化的两大根本原则是国家民主化与军队民主化，而解决军队国家化的根本方案是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区军队同时交给民主联合政府”。
27日，发表《坚持和平，保护和平》的社论，对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方面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径加以抨击，并警醒国人：“为了坚持和平，保护和平，中国人民应该坚决拒绝一切内战挑拨者的挑衅，决不要落入他们的圈套，决不要因为他们的挑拨而失去镇静和远见，而动摇坚持贯彻和平的决心，而怀疑和平的现实性甚至可能性”。同时，“坚持和平决不是实行不抵抗主义，决不是纵容内战挑拨者破坏和平的横行，解放区军民应该随时准备击退任何背信弃义的袭击，但是这种抵抗必须不给内战挑拨者以任何借口，就是说，必须严格限制在防御与自卫的范围之内，决不越出自己的阵地一步”。
同一天，周恩来等从重庆回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到机场迎接。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周恩来关于停战、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谈判情况的汇报。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关于无条件停战、政协会议、东北问题等谈判的情况。会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商定的政协会议的各项文件，委托代表团正式签字。同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中共参加政府的人员名单为：毛泽东和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范铭枢、刘少奇、张闻天、周恩来。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在中共和方方面面的共同配合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
2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再论放手发动群众》，与1月9日的社论《努力放手发动群众》相呼应，再次指出，“从全局来观，各解放区群众发动的程度——无论规模与深度，都还不够，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贯彻”。“目前发动群众的障碍，主要的还不是什么超过群众觉悟程度的急性病，而是落后于群众要求的慢性病”。“当然在用主要的力量去克服后一种偏向时，也要适当地防止前一种倾向的发生”。“应当特别指出，和平时期不仅丝毫没有减轻发动群众的重要性，相反地，群众工作的比重更增加了”。
25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指出：“围绕东北问题的真正中心争论，就是和平解决或武力解决之争，就是东北人民应否享受和平生活与民主权利之争”。国内法西斯反动分子“是想在国际问题的幌子下面，在东北找一个打破停战命令与政协决议的缺口，藉以把东北以至全中国推入内战独裁的深渊，使中国人民永无复兴之望”。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几处修改，并加写了一个长的段落，使文章更加富有战斗性。
28日，胡乔木在《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的社论中，对国民党内法西斯分子以东北问题为借口进行反苏反共宣传的伎俩进一步地加以揭露，指出其实质：“一个是以反苏为口号，挑拨第三次世界战争，叫做‘民族主义’；又一个是以反共反一切民主派为口号，制造第二次国内长期战争，叫做‘民主主义’”。
3月12日，以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二十一周年为契机，《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个道路》。回顾孙中山先生生前对国民党改组的重要贡献和成功经验，指出国民党内的改革存在两个道路和两个方向：“国民党内民主派在国民党的改革问题上，要把国民党推向前进，使国民党经过自己的民主化，并经过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政策，逐步地‘与民众互相结合’（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是中山先生原来规定的革命道路。按照这个道路，就必须抛弃法西斯的一切垃圾，忠实执行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法西斯派在改革国民党问题上，把国民党重新推向后退，彻底排斥国民党内外的一切民主派，阴谋推翻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加深国民党与民众的分裂。这是十八年历史经过血腥考验的错误道路。”“我们是希望国民党按照中山先生的道路改革的”，这是“国民党进行改革的唯一的正确道路”。
3月17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蒋介石强调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民主的主要条件，全国军队属于国家，军令与政令统一。会议通过了主张由国民党制订宪法，行政院向总统个人负责，不制订省宪等几项决议。这都与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决议相违背，动摇了政协的五项决议。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对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深刻的剖析，指出，“二中全会的整个过程和整个结果，表明了国民党内法西斯派的活动在二中全会中得到了优势”，“在法西斯分子的操纵之下，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最突出的结果是通过了准备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决议。政协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草原则，乃是今后中国将继续是一个独裁国家或改革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根本关键，因此是中国民主派与法西斯派政治斗争的焦点。如果这些原则被推翻，则政协会议的其他决议，政府的改组，国大的召集，乃至停战整军等等协定，都将成为空文，都将为法西斯派在独裁政府中撕得粉碎。”在19日《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社论的基础上，中央准备进一步抨击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宣言，胡乔木即循着这一思路，很快写成一篇文稿。经请示毛泽东并往返商量，胡乔木又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对抨击国民党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调整。
4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驳蒋介石》。针对蒋介石4月1日在国民参政会上政治报告的内容和4月3日、4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的社论要点，指出蒋介石政治报告中对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的有关决议和“东北停战协定”彻底加以否定，其实质“一是撕毁东北停战协定，重新向全国宣布大规模的内战；一是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重新向全国宣布独裁，并企图经过国民大会使这个独裁得以宪法的形式加以确定”。正告国民党方面：“中国人民已决心为反对增兵东北，为制止东北的内战和其他地方的内战，为坚持东北人民与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结束独裁训政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坚持政协决议百分之百实现”，“准备作不屈不挠的奋斗”。这篇社论是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立论鲜明严密，文笔尖锐泼辣，痛快淋漓，颇有毛泽东的风格。
同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代表团电，要求“《驳蒋介石》一文，收到后请立即在《新华日报》照样全文发表，并印单行本广为散布。”同时还电告各中央局：“《驳蒋介石》一文，除在我区发表外，沪、宁、港、粤、武、汉、平、津、青、济、云、贵、川及东北各大城市，速印单行本广为散发，不能公开者，则秘密散发之，愈多愈好。”这表明，毛泽东对胡乔木写的这篇社论很满意。经过3月24日后的迅速调整，胡乔木的文章完全符合毛泽东对敌斗争的思路了。
4月10日，胡乔木按照中央的要求，继续写了《再评破产的政治理论》的社论，对国民党当局特别是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的讲话所谓“国家法统不容中断”的论调再次加以批驳。社论强调，中国人民“斗争的目标就是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废止那个祸国殃民的‘训政时期约法’，实现一个国会全权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民主宪政。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法统”。社论指出：“历史大势显然早已指出来了：人民民主的法统必将战胜法西斯独裁的法统”。
此外，在此期间，胡乔木或遵毛主席指示，或应约稿，还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社论和文章：6月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对最近时期美国方面支持国民党政府进行全面内战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
6月25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社论。严正指出：“为了巩固中美友谊，就必须澄清中美关系，就必须停止和纠正一切支持中国独裁内战、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破坏中国和平民主、危害中国独立安全的措施，就必须停止和收回一切所谓对华军事援助，并撤退一切驻华军队。”
8月16日，在《解放日报》发表《全解放区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社论。
8月29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一年的教训》的社论。
10月12日，胡乔木在《东北应无条件停战》的社论中，连用五段“这有什么疑义吗？这是没有疑义的”文字，抨击了国民党方面破坏政协决议的精神和东北停战协定的行径。
10月1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D的社论，表示：“一年多以来，张家口在民主政府管理下成了东方着名的模范城市，全世界由此证实了中共不但善于领导乡村，而且善于领导城市”。
10月23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要求真正的停战令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的社论。
1946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议和“双十协定”，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先是国民党军队22万人对中原军区合围。李先念、郑位三率中原军区主力于1946年6月26日晚间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又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及海南岛等解放区。
自1946年7月至10月，解放区军民进行自卫战争予以抗击，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遭到失败。为挽救颓局，在政治上，蒋介石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简称“国大”），为他的反动统治制造“宪法”依据；在军事上，蒋介石采取重点进攻战略，以山东和陕北为重点，企图突袭延安。
面对这样的形势，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领导下，一方面，做好军事上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准备；另一方面，揭露蒋介石施放的和平烟幕和召开“国大”的独裁本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于1946年11月6日通过武装保卫延安的命令。同时，毛泽东又于8日致信刘少奇，布置事前揭发蒋介石虚伪的停战令。中共中央针对11月8日蒋介石的声明于11月9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11月11日，中央召开了保卫延安与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动员大会。
在此紧张时刻，胡乔木在毛泽东指导下，为揭露蒋介石，为保卫延安，做舆论宣传工作。
1946年11月11日，在中央召开保卫延安与陕甘宁边区动员大会的当天，《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按照中央要求写的社论《两个声明》。社论指出：蒋介石11月8日发表的对于时局的声明，是在“和平”字眼装潢下的“一篇最卤莽最激烈的宣战书”。与他的宣战书同时发出的所谓“停战令”，“则是最虚伪者，好比杀了一个人的头却在那人的颈项上贴一张膏药。蒋介石已将一月政协会议以来的一线希望都最后杀死了。”针对国民党不顾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召开所谓“国民大会”，社论严正指出，蒋介石召开的所谓“国大”，“不但向中国共产党宣了战，而且向一切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宣了战，向全体中国人民宣了战”，“埋葬了政治妥协的最后希望”。并嘲笑道：“他一手包办的所谓‘国大’本身，……这不过是蒋介石政治魔术箱里的一只用烂了的破草鞋。”其目的是“要借此篡夺国家，并使他的篡夺得到所谓‘宪法’的根据。正是这样，他就埋葬了政治妥协的最后希望。”
社论指出：“在这种情形下面，一贯要求和平的中国共产党在11月9日的声明中坦白地揭穿这个欺骗，自然不能不令一切公平的观察家首肯。”
通过对两个声明的对比分析，社论指明：“两个声明：一个是虚伪的，一个是坦白的；一个是破坏的，一个是建设的。虽然蒋介石以召开所谓‘国大’关闭了妥协之门，中共仍然要求蒋介石停开他的‘国大’，并撤回他的进攻军队，这显然是今天中国危局的唯一和最后的建设性的出路。中共声明贯彻着严正的立场，充满着坚定的信念，这表示蒋介石的一切进攻威吓和欺诈，现在是在一个毫不动摇的对手面前无所施其技了。”社论就蒋介石为抛弃政协决议编排的滑稽理由“此半年间一般情势已大有变迁”，充满自信地揶揄说：“不过这句话也有一面的真理：只在三四个月间，一般情势即已大有变迁，蒋介石不但在政治上已经迅速失尽人心，而且在军事上也已经迅速失掉三十五个旅的兵力。……一切迹象都表明这种消耗决不能维持多久。”并预言：“如果他仍然拒绝中共的忠告，那么，一切情势即将继续大有变迁，他不久就必然要尝到所谓‘上山容易下山难’的苦味。全世界都看得明白：这是不怪任何别人，这完全是蒋介石自己作孽，自己骑上虎背的结果。”
1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一份党内指示，指出：“蒋介石日暮途穷，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加强自己。其实，将适得其反”，“此会开幕之日，即蒋介石信守开始自取灭亡之时。蒋介石的军队在被我歼灭了三十五个旅之后，在其进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时，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蒋介石灭亡的前途”。11月19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团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等奉命返回延安，只留董必武等在南京继续同国民党政府接触。
11月21日，在延安枣园，胡乔木参加了中央举行的会议。周恩来报告国共谈判经过，毛泽东就形势与任务发言，胡乔木作记录。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方针是一无自由，二要消灭。因此，我们的方针是战争的方针，这是确定了的。过去几个月消灭了国民党军38个旅，使有些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停止了进攻，证明打歼灭战是能够改变战局的。我们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消灭国民党军七八十个旅，消耗掉美国七八年中援助蒋介石的所有积蓄，使国共双方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平衡后，我们就可以打出去，用三五年时间，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再向长江以南。我们的目标是打倒蒋介石，我们按这个目标去做，不必急于提出这个口号。
11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写的《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社论。
在揭露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平团结、发动内战的斗争中，胡乔木的一支凌云健笔，的确及时地、有效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解放日报》停刊后的工作
1947年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撤离延安。3月底中共中央开会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由此开始转战陕北。其时，胡乔木率土改工作团在陇东搞土改。4月14日，任弼时通过习仲勋转给胡乔木一封电报，要他率土改工作团部分人员归队。4月下旬，胡乔木挎着小包，回到中央驻地靖边县王家湾（今属安塞县）。毛泽东听说胡乔木回来，立即出门迎接。这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已经在王家湾住了半个来月了。胡乔木在王家湾，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住在贫农薛如宪的两孔半套窑里。窑洞又小又黑，毛泽东住左边，胡乔木挤在周恩来、陆定一住的过道窑里。没有桌子，就用高粱秆串成的锅盖垫在膝盖上写稿。
胡乔木回到毛泽东身边后，又恢复了撰写社论、评论的工作。不过，进入转战陕北阶段后，《解放日报》已于3月27日停刊，解放日报社的全部工作人员都归入新华社的编制。其中大部分由社长廖承志率领，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太行地区重新建社。另有二十多人由范长江带领，随中央留在陕北。所以，胡乔木这时是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要求，为新华社撰写社论、评论和消息。
胡乔木文思敏捷，下笔很快。稿子写好，经毛泽东阅改，就由新华社发出。稿子除电台播发之外，还油印散发。当时新华社有两份油印小报，一份是刊登自写稿件的《评论和电讯》，一份是刊登抄收国外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电讯的《参考消息》。
从3月中旬以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下，遭受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接连取得重大胜利。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兵团在一个多月内，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把胡宗南在陕北牢牢卡住。在山东，华东人民解放军继莱芜战役胜利后，5月14日晨至16日午，又在蒙阴东南的孟良崮地区，经过激战，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当场毙命。
1947年5月19日，新华社发表《祝蒙阴大捷》的社论。这是胡乔木从陇东归队后写的第一篇社论。社论指出，蒙阴大捷是解放区全面反攻的信号，对蒋介石最精锐部队的这个打击“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相信“山东人民解放军将于不久的将来，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从而使全解放区转入全面反攻”。
紧接着，胡乔木又为新华社写了《破车不能再开》。发表于6月4日的这一长篇社论，对国民党“一手制造的，反动分子占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所未参加的”四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及其通过的决议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猛烈的抨击。尖锐地指出这届国民参政会“狂热地拥护内战”、“坚决地反对人民的和平运动”的实质，说它“完成了角色的两位一体的任务：借外债，打内战”。毛泽东加上一句加以强调：“这次参政会一切都是假的，只有借外债，打内战两件是真的。”毛泽东还在另外五处作了增补。
1947年6月9日晚，胡宗南部刘戡率四个半旅沿延河北上，先头部队进至距王家湾仅一山之隔的寺湾。中央机关连夜转移，于12日晨到达天赐湾。6月17日上午，胡乔木随毛泽东与中央纵队由天赐湾重返小河村，在这里停留了46天。
这时，解放战争已经进行一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已经严重受挫。解放军很快就要转入战略进攻了。
在此期间，胡乔木继续撰写揭露和批驳蒋介石、国民党的评论，经毛泽东修改后播发。这些声讨蒋介石的檄文，冷嘲热讽，尖锐泼辣，从标题到内文，洋溢着胜利者的气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胡乔木在毛泽东长期熏陶之下，其文笔同毛泽东可以说到了珠联璧合的境地。胡乔木晚年有诗云：“帐里檄传云外信，心头光映案前灯。”确是转战陕北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
6月20日，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时评《哀号无济于事》，针对16日蒋介石“对他的军校学生发了一篇‘训词’，要他们拿出二十三年前黄埔军校创办时的革命精神，来挽救‘国家之忧患’”一事，指出：蒋介石“隐瞒了一个主要的关节：他没有提到黄埔的革命精神是怎样来的，又是怎样去的”。“黄埔的革命精神，它是随着国共合作而来，随着人民立场而来，在国共分裂以后，在背叛人民以后，这种精神就必然从蒋介石的队伍中一去不返。好比刻舟不能求剑。”时评指出：“蒋介石的宣传近来完全乱了，其特点是向各方面乱叫救命”：“第一是向国民党乱叫救命”；“第二是向所谓公正人士乱叫救命”；“第三是向外国乱叫救命”。文章结尾说：“一切这些乱叫，到底达不到救命的目的，会有一天终不免大叫三声而亡。”毛泽东阅改时紧接着这句话增加了一段文字，使文章平添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在这段文字中，毛泽东第一次写下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敌人的名言。
7月初，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七七’抗战十周年纪念日发布的对时局的口号”。毛泽东稍作修改后，以“新华社陕北七日电”的形式发表。全部口号共16条。7日，胡乔木又起草“新华社陕北七日电”，评南京国民党政府6月29日对毛泽东下的所谓“通缉令”，毛泽东作了重要修改。电文说：“南京蒋介石政府已对中国人民领袖与中国共产党领袖毛主席实行所谓‘下令通缉’”。“蒋介石采取此项步骤，正是在全国人民起来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时候。”“蒋介石的所谓通缉令在人民解放军胜利反攻的浪潮中特别显得滑稽。此间观察家认为，在蒋军到处失败，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蒋介石此举是企图挽救蒋军将士与国民党官员普遍绝望情绪之又一穷极无聊的尝试。”毛泽东在最后加了一段话，说一年来蒋介石采取的许多步骤，“其目的都是为着打击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的威信，并将他们孤立起来。但其结果却是完全相反，致命地打击了蒋介石自己在人民中残存的一点威信。并把他自己完全孤立起来。蒋介石的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这段话既是对一年斗争历程的总结，又是对未来局势的预言。
7月13日，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的长篇社论《总动员与总崩溃》，正是以毛泽东上述论断为纲要写就的。社论全面批判7月4日蒋介石的《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几个方面回顾了一年来蒋介石的所谓“总动员”不断失败的情形，指出蒋介石的“总动员救不了总崩溃”。
1947年7月21至23日，中共中央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小河会议”）。毛泽东、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赓、陆定一、杨尚昆、习仲勋等出席。胡乔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反攻的问题。小河会议前后，刘伯承、邓小平所部人民解放军取得鲁西大捷。胡乔木为新华社写评论《祝鲁西大捷》，经毛泽东阅改后于7月30日发表。评论指出：我刘伯承、邓小平两将军所部的人民解放军，自6月30日夜在鲁西渡黄河南下以后，7月8日收复郓城至28日收复金乡以北羊山集，前后二十天中间，连战连捷，除较小战果不计外，歼敌四个师部、九个半旅，俘毙敌据初步统计达五万八千余人。“这个伟大胜利，足与今年二月华东人民解放军在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歼敌四个师部十二个整旅的记录及今年五六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在中长路吉沈路等处歼敌八万的记录相比美。进一步表明了我军愈战愈强和敌军愈战愈弱的真理，奠定了我军在今后一年中争取超过过去一年战绩的信心。”评论通过具体分析热情赞扬这一伟大胜利的意义：“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总动员令”，“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黄河阴谋”，“鲁西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无耻和造谣”。指出战争发展的前途：“鲁西的胜利，为攻坚战树立了光荣的模范，并展开了南线反攻的伟大远景。”
小河会议后，适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二十周年。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社论《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7月31日发表），回顾20年来人民军队奋斗和发展的历程，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二十年历史包含丰富的多方面的经验”，“一个最基本的和最需要反复说明的经验，这就是：一个革命的力量只要是真正依靠群众，就永远不会被敌人压倒，因此永远不应该被敌人吓倒。”社论批评革命营垒里的“不坚定分子”和一些所谓的“民主分子”，面对“前进中的困难”，“不敢于胜利”，“以为蒋介石和人民的斗争的结果会是谁也消灭不了谁”。社论指出，“这些人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不善于冷静地全面地分析情况；就是不善于区别什么要素只是暂时起作用，而什么却是经常起作用的；就是不善于区别什么力量即使暂时似乎还很强大，却已经开始衰亡，而什么力量即使暂时似乎还很弱小，却是正在向前发展的东西。天上的乌云，反动派的优势，革命运动的错误和挫折，这些是暂时起作用的，而太阳的光明，反动派与人民的矛盾和由此而来的反动派的不可解救的危机，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力量，革命真理的力量，这些是经常起作用的。”“人民解放军二十年历史的最基本经验就是必须把上述的真理经常教育人民，经常教育自己的队伍中的每一个战士和干部，使全军全民经常认识历史的真实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有充分的信念，以便克服一切可能的困难，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1947年8月1日，胡乔木跟随毛泽东一行离开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转移，第二次到达靖边县青阳岔。以后每天转移，4日，到达子洲县巡检寺。利用在这里短暂停留的几天，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了评论《蒋介石的秘密演讲录》。文章用大量事实，以冷嘲热讽的文笔，揭露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秘密讲演录中所暴露出来的无能和委罪于人的手法。
8月10日，胡乔木随毛泽东到达绥德县黄家沟。13日，毛泽东一行渡过无定河，14日下午到达米脂县城郊井家坪。15日傍晚到达米脂、佳县交界的陈家岔。16日上午，从陈家岔出发，夜晚转移到佳县以西十五公里的曹家庄。17日黎明离开曹家庄，中午到达佳县白龙庙村。短暂休息后，继续行军。18日，冒雨抢渡五女河，傍晚到达佳县杨家园，则为山洪所阻，即在此宿营。19日上午离开，中午到达佳县梁家岔。8月23日上午，毛泽东等到达西北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佳县前东原村。在这里，胡乔木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参加由彭德怀主持的旅以上干部庆祝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下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离开梁家岔。8月24日，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行到达佳县朱官寨扎营，结束了转战陕北最艰苦的一段行程。
在这段行程中，胡乔木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常常利用行军休息的间歇写稿。有时一无依傍，就俯身马鞍，挥笔成文。
胡乔木跟随毛泽东在佳县朱官寨住了29天，直到9月21日离开。这29天，生活非常艰苦，因缺粮，经常吃野菜、黑豆充饥。胡乔木仍然挥笔不辍，写出了指导全军实行战略转变的重要文章。9月4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四十条”的命令；11日，为新华社撰写新闻稿《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17日，为新华社起草“陕北十八日电”《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在远东人民中扩大》；18日，为纪念九一八事变十六周年，写新华社社论《救国必先灭蒋》。
1947年9月21日，胡乔木随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从朱官寨出发，到达佳县张家崖，23日到达神泉堡。在神泉堡住下后，工作相对不那么紧张，胡乔木还是发挥他的笔杆子的作用。
10月6日，胡乔木遵毛泽东嘱咐，起草毛泽东、朱德致斯大林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贺电。
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两个重要文告：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口号；一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统一规定。训令是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
10月30日，新华社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中国和亚洲——美国人民的朋友，美国反动派的仇敌》。
11月5日，新华社又发表胡乔木写的评论《蒋介石解散民盟》，揭露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令解散，并对该盟人员进行迫害的行径。毛泽东对文章作了四处重要修改。在文章最后增加了一段对民盟说的话：“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
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胡乔木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长篇社论，毛泽东加上正标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于11月7日发表。文章指出，“在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时候，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和一切觉悟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怀抱更光明更热烈的希望，对于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战斗意志，和对于人类解放事业必然胜利的更伟大的信心。”“十月革命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打开了帝国主义统治的第一个缺口，树立了社会主义乐园的第一座灯塔”，“资本主义的旧秩序已经丧失生命力和希望，已经一天比一天破碎和糜烂了”，“只有十月革命所代表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之一个组成部分的新民主主义运动，才能够帮助各国人民得到解放和正义，才能够抵抗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腐化和反动，才能够最后消灭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的光明前途”。“十月革命是科学的胜利，这个科学的名字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以来三十年各国人民斗争的历史，从一种意义上说，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对于反动势力的纸老虎斗争的历史”。
毛泽东对这篇社论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改，特别是在社论最后，增加了一段联系中国革命现实、坚信必将打倒一切敌人建立新中国的话：
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当此庆祝十月革命三十年的日子，中国人民应当相信，我们苦难的日子是完全能够度过的，什么困难也能克服，获有美国帝国主义援助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我们完全有把握将其彻底打倒。我们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国家与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组成的力量打倒我们的敌人。中华民族是一个能战斗的民族，俄罗斯人在十月革命以来所创造的战胜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的伟绩，中国人亦能创造出来。今后数年的时间必能证明这一点。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
1947年11月20日，胡乔木随毛泽东离开阎家峁，到达佳县乌龙铺。后经米脂县申家硷，于22日下午到达米脂县杨家沟。
1947年12月25至28日，中共中央在杨家沟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即中共党史上着名的“十二月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毅、陆定一、习仲勋、马明芳、李井泉、李维汉、李克农、李涛。胡乔木也正式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毛主席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
十二月会议一结束，29日，胡乔木就为中央起草了致中央工委、各局、各分局、各兵团首长等的《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扩大会议简报》，向党内高级干部通报十二月会议的情况和取得的成绩。十二月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经过新华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后，在解放区和国统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蒋介石阵营内部引起了极度的恐慌和不安。
1947年即将过去，毛泽东召集随他一起转战陕北的几个大队负责人辞旧迎新，他高兴地对大家说：“1947年是胜利年，也是辛苦的一年，大家要好好地过个年。”1948年元旦这一天，胡乔木和周恩来、彭德怀、叶子龙等一起吃饺子，共享新年到来和革命不断胜利的喜悦。
1948年3月21日，胡乔木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离开杨家沟，向东转移。3月23日，从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的临县三交镇（与中央后委会合）、兴县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和岢岚、五寨、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4月13日到达晋察冀解放区领导机关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
中央机关4月13日到达城南庄后，稍事休整，胡乔木即随周恩来、任弼时于4月23日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他们一行65人分乘八辆汽车，于第二天凌晨到达。受到先期到达那里的中央工委领导人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的热情欢迎。
从1947年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解放日报》停刊以后，新华社就成为兼具通讯社、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三项职能的中央新闻机构。1948年4月到西柏坡后，党中央任命胡乔木担任新华社总编辑。5月9日，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正式宣布合并，又任命胡乔木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从此，胡乔木对新闻工作的领导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胡乔木与《人民日报》
一、初步实施邓拓的改革建议
1949年8月，《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央任命胡乔木任报社社长，邓拓任总编辑。胡乔木提出目标：把《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机关报。
1949年12月1日，邓拓写报告给陆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和胡乔木并报毛泽东、刘少奇，分析《人民日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改革建议：（一）增调懂业务的领导干部，加强领导。（二）改组编辑部，以德、才两项标准为主，调整编委、组长与编辑人员，严格审稿制度，实行逐级个人负责制。（三）由副社长或正副总编辑一人专门负责上下联系工作，按领导意图主动组织思想性政策性较强的综合新闻和评论，并轮流组织各部门专门问题的通讯报道和论文。（四）挑选部分得力记者到各大行政区建立联系，组织各区的通讯报道。（五）各省市普遍设立特约通讯员。
12月4日，毛泽东在邓拓的报告上批示：“乔木：此事应早日解决，不应拖得太久。邓拓意见是好的。”
胡乔木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批示，实施邓拓提出的改革建议。这时，胡乔木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秘书长、新闻出版署署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四个实职，工作十分繁忙。为加强《人民日报》的领导，胡乔木首先采取的一个措施是自己不再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调范长江专任这一职务。对邓拓提出的其他各项改革建议，胡乔木也指导和督促人民日报社新的领导班子予以实施。
首先是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胡乔木在《人民日报》编委会上反复强调，“正确的办报方针，好比是报纸的指路明灯，不可须臾偏离”。“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报纸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要报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形势、成就和问题”。同时他还提出“依靠群众办报”的主张。
胡乔木说：“我们报纸的名称叫《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它的主人。”他指出，“报纸也是人民群众的报纸，是群众说话的地方”；“报纸是群众思想和生活的顾问”；“报纸要报道群众的活动，反映群众的思想、情趣、意见、要求和心声”；“要让编辑部里充满群众的声音”，“让群众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集中到编辑部里来”。胡乔木还提出依靠群众办报的主要方法是发展通讯员，组织通讯网。
明确办报方针、任务以后，不到三个月，《人民日报》的工作有很大改进。1950年3月上旬，范长江和邓拓代表编委会就三个月来《人民日报》按照毛泽东指示进行初步改革的情况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说，从1949年3月上旬进入北平后，《人民日报》工作取得若干进步，但由于多数干部对城市办报以及如何办全国报纸的路线、方针、办法长期混乱不清，以致形成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与独立分散的倾向。最近三个月来，在中央督促和胡乔木同志直接领导下，正全力克服上述错误倾向。在结合实际，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纠正干部思想作风中危害最大的关门主义办报、形式主义和独立分散倾向三个方面，开始取得初步成效，使错误倾向基本上停止了发展。表示决心在中央领导下，把《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共中央党报。
二、指导实行工作的大转变
3、4月间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后，《人民日报》的领导决心按照胡乔木3月29日报告中《关于改进报纸工作问题》的精神，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和《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发动全社人员，使《人民日报》工作实现一个大转变。胡乔木对《人民日报》工作的大转变进行了切实具体的指导。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
1．加强报纸同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的联系
当时报纸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严重脱离实际，对中央的意图和各地的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因而不能及时地反映群众中涌现的新事物、新创造，也未能充分地发扬人民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迅速发现和纠正错误。报纸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领导与群众间桥梁的作用未能很好地发挥，报纸对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作用也未能充分发挥。为解决这个问题，胡乔木在强调应该以经济建设这个全国工作的中心为新闻报道中心的同时，与报社领导商议，请示中央批准，采取了两个重要措施。一个措施是，报社领导、编委委员、编辑组长明确分工，联系中央各部门，列席各部委党的会议；并征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同意，列席他们的相应会议。社长范长江率先示范，亲自联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他在那里设了一个办公室，经常同中财委陈云、薄一波等领导人保持联系。这时国家处于恢复国民经济的关键时刻，中财委担当这一重任，那里经济建设方面的信息多、新闻多，从那里可以及时获得新闻或评论的选题和内容，使报纸突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另一个措施是，报社派出包括部分编委、组长在内的业务干部三十多人，分赴各大行政区首府和中心城市，沟通报社同各中央局、各省委的联系，及时了解中央各项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及时了解群众的思想、意见和要求，有声有色地组织起各种报道。
2．加强报纸的评论工作
《人民日报》的评论工作，在要求实现“大转变”的阶段得到突破性进展。这同胡乔木的大力提倡、严加督促和直接参与是分不开的。
进城以前，《人民日报》是地区性党报，对全国问题、国际问题不作评论，本地区需要以评论形式探讨和发号召的问题不多，所以社论比较少，评论也不多。《人民日报》成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以后，这种情况当然要有大的改变。胡乔木从两方面入手指导《人民日报》加强评论工作：一是提倡编辑部人人写评论，亲自审改大量评论稿件；一是亲自为报纸写社论。
当时报纸的重要社论，大多是中央领导和报社社长、总编辑等少数人执笔。对此，胡乔木多次提出，编辑部要人人写评论，不要只靠几个人，这种情况一定要尽快改变。认为只有几个人才能写评论，那是一种迷信。胡乔木指出，可写的题目多得很，报纸要天天发议论。评论的选题也不要只靠上面来提，大家都来出题目。在一定时期内，应根据形势发展和宣传需要订出一批题目，大家领了题目分头去写。胡乔木这样要求，并不是说社长和总编辑亲自动手写社论有什么不对。他认为特别重要的社论，还是应该由领导同志亲自动手。他说，依赖别人写社论，特别写这种没有事前协商的社论是危险的事。问题是要改变领导者包打天下、实际又包不了的紧张而窘促的局面。范长江和邓拓深有同感。他们赞同胡乔木的意见，决心改变这种局面。
为此，编辑部建立了每周开会议论座谈的制度。会议由范长江、邓拓主持，大家谈情况，拟题目，然后分工撰写。同时要求编辑、记者都来过评论关，人人动手写评论，提倡各种“武器”都会使用，都拿得起来。胡乔木则大约每两周在颐园他的住处召开一次报纸评读会。
在一次报纸评读会上，胡乔木对写评论文章提出三点要求：一、使人看得懂，二、吸引人一口气看到底，三、能说服人，打动人。他说，要达到这三点要求。首先，评论文章的题目要小，题目小了才容易写得具体。其次是文章的结构不能平淡，农业生产喜欢坦荡的平原，文章则喜欢起伏的山岭。不是常说“文似观山不喜平吗”？胡乔木还说，文章想写得生动，就得有变化；当然更主要的是看能不能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没有感情和激情。他指出，夹叙夹议是把抽象的东西和具体的东西相结合的写作方法。任何评论文章都应该尽量做到夹叙夹议。除一般指导外，对各人所写的社论或评论审阅修改和评点，是胡乔木喜欢用的方法。为此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人们说胡乔木修改文章堪称一绝，他的修改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凡经他手的文章，从标题到全篇，从观点到材料，从谋篇布局到遣词造句以至标点符号，无不经过斟酌推敲。严师出高徒，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带出了一批能干练达的文字工作者。
当《人民日报》的评论工作有所进步，胡乔木就给以鼓励，并指出继续前进的途径。1950年7月14日，他致信邓拓、范长江，表扬“《人民日报》最近期间的评论工作很有成绩”，同时指出，“现在请你们将重心转到整党方面来，拟定十篇左右整党社论（关于各地整党情况及工商、征税、征粮、公安、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土改、复员工作、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司法、文教、支部工作、群众工作等方面的作风整顿）的题目，并自本月下半月起至下月加以完成和发表。”又说，“与明日社论同时可考虑将所引斯大林论文第四节积累之正当利用节约制度在第二版头栏加以发表，并加介绍。文中其余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不甚适用。”
3．使报纸版面新鲜生动
胡乔木认为，办好一张报纸，除了坚持正确的办报方针，丰富新闻报道内容和议论风生的评论以外，还要有编排得新鲜生动的版面。
胡乔木对报纸版面的安排，以至发表新闻和函电文件的格式、照片的说明等等，也都悉心指点，力求不断改进。
胡乔木很注意《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他要求这一版能成为讨论思想问题的阵地。1951年1月15日，胡乔木写信给《人民日报》负责同志，指出：“《人民日报》第三版的版面仍未见有显着改善。其主要原因仍是缺乏思想性的文字，未能成为讨论思想问题的战线。此外，内容性质杂乱也是原因之一。”胡乔木具体指导，“可否将无关思想文化的文字一概移入一、二、四版？例如抗美援朝的重要材料移第一版，其余摘成短讯登第四版或登专版或仍留三版均无不可，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移第二版，政治生活移第一版等等。”他还明确指示：“第三版的稿件要有通盘计划，并由邓拓统一负责，经常与中宣部讨论。”对第二版的版面安排和关于每天要发表关于北京的新闻和评论也作了指示。
对几个专栏，胡乔木也提出具体改进意见。他指出：“《党的生活》与三版的短文应当经常努力保持较高的政治质量，就是说使它们经常地服务于重要问题的讨论。”“党和人民政府的决定指示和执行的情形和其中的问题，这应当构成《党的生活》的主要内容。”“《读者来信》应当过一个时候就综合一些重要的问题，在二版《读者来信》栏的开头发表一些短评，以引起人民的注意。如有特别重要问题，当然也可随时发表评论，不必拘泥。这是使一般领导机关和社会舆论（不但是直接有关的人）注意群众呼声的一个重要方法”。
胡乔木认为，发表新闻和发表函电文件的格式应有清楚的区别。这个意见他提过多次，但没有引起重视。看了1951年1月8日的报纸，他即给范长江、邓拓、安岗写信指出：“此点前已谈过两次，但今天一版的两个文件仍是用新闻的标题而无新闻的内容。”胡乔木再次明确指示：“凡不从新闻形式发表的文件即应以文件原题为题（即不加叙述词形容词等），此种格式以用于最郑重的文件为宜，不要滥用，以免对读者不便。凡用新闻标题的文件，文内劈头应至少有一两句话的叙述，这个叙述才是与题目相应的新闻的主体（‘发表’、‘报告’等事件的叙述，其主词宾词时间地点等决不可少）。以上两种格式二者必居其一，不得互相混淆。”胡乔木要求，“因《人民日报》对此错过四次，特为详告，希予公布周知。”让大家对这个问题重视起来。
胡乔木十分重视报纸的标题，他说：“注意标题——这是我对于《人民日报》的一个要求。”他在1951年3月4日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提出这个要求，并对标题不好的问题进行批评。他说：“今天的报纸第三版有一段文章，题目是《我们伟大祖国有世界最高的山峰》。这个题目是报纸上许多不好的标题之一。从这个题目人们决不能得到关于这段文章内容的任何暗示，而且也不能引起任何兴味，因为标题里的话是谁都知道的。这段文章正确的标法应当是：《额非尔士峰的名字应当通令纠正》，《额非尔士峰应当恢复祖国的原名》，《用外国人名称呼我国最高峰是一个错误》，《纠正我国地理名称上的一个重要错误》，《世界第一高峰是谁发现的》，《发现世界最高峰的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等等。”胡乔木说明，“我所以详细指出这个例子，是因为《人民日报》上这类毛病太多了，简直是每一天每一页都有这种题不对文、不着边际、毫无生气的题目。我要求编辑部切实改正这种现象。”胡乔木还指出这天的报纸上还有一些标题“都是沉闷的，都应当反对”。他指出，出现这样的毛病，“编辑部没有向泛滥的党八股连同它们的灰色得要死的题目提出抗议或修改建议，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只要全部题目（连小题）都是生动醒目的，文章又都是对题而是不离题的，那就表示整个报纸的生动醒目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加上短评、信箱、动态、通讯、图片等成分安排得好，编排不是故意叫人难受，那么，报纸就会活跃得像春天的大花园一样了。”
对于报纸版面的美观，胡乔木也很讲究。他在给《人民日报》负责同志的一封信中，提出明确的要求和非常具体细致的意见。他说：“《人民日报》常常行子太挤，使版面极不美观。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依靠熟练的看大样同志，遇到拥挤情形立即设法纠正。许多文章要减去三五行并不困难，只要这里那里删掉几个不重要的字，就可使一个短行完全不见。改用扁标点使只占半格，也是一种救急的办法。”“此外，标点放在一行之首也很不美观，尤其是一个标点独成一行，既不美观又不经济。这些都需要用改用扁标点来解决。”“总之，应当使《人民日报》的报面美观，这是《人民日报》全体编校印刷同志的政治任务之一。请设法保证这一任务的实现。”
关于刊登北京市新闻问题，原来有专门版面，后因版面不够而取消。胡乔木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他看到，“在目前版面拥挤的情况下，恢复京市新闻版确有困难”，但是，如果在一、二、三版上“每日均有一条京市新闻，甚至设一固定栏目，每周至少有一篇评论或通讯”，还是可以的。他建议范长江、邓拓等考虑解决。
三、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
当时《人民日报》差错较为严重。据1951年8月份31天统计，发现见报的事实与政治性错误达26处，平均6.8万字便有一处；未见报的清样，检查组检查出错误251处，平均每天八九处；至于文字上的缺点就更多了。消灭报纸上经常出现的错误，成为胡乔木最焦心的一件事。他感到单靠发现错误随时指正的办法，零打碎敲，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一定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做保证，一定要动员全社人员，从上到下，集中行动，才能解决。
1951年9月，胡乔木发出了关于消灭版面上的错误并改进编辑工作的指示。为落实胡乔木的指示，报社秘书处起草了《消灭报纸错误改进编辑工作的建议》。经正副社长阅过，于9月10日发给各组组长及各版编辑征求意见。要求将书面意见于9月11日前报告秘书处。这个文件建议规定以下规章制度：（1）除有时间性者外，一切稿件均须于拼版前24小时付排打成小样，分送检查组、审查人和审查机关。（2）加强秘书处内部组织和工作改进，阅大样采用社长总编辑、秘书长两级负责制；建立各版的责任编辑制，水准不低于副组长；扩大检查组为八人，有步骤地实行分工检查；加强校对工作，对校对人员进行系统的政治和技术训练，规定技术程序和标准，增加三校力量；秘书处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加强各组工作上。（3）建立编辑工作的奖惩制度，采取定分制，由秘书处与工会共同做，秘书处编辑为主要评判人，由工会发动群众参加竞赛，把消灭错误作为爱国公约的主要内容。（4）党的总支下成立党的编辑工作纪律委员会，由社长指定一定成员组成。
在这样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讨论的基础上，胡乔木于1951年9月18日到报社作了《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报告。
胡乔木首先从《人民日报》与党中央的关系来论述《人民日报》的性质、地位和任务。胡乔木指出：“党需要有一个集中的代表每天和群众见面。这个集中的代表，不是全体党员，也不是毛主席，而是报纸。”《人民日报》“是每天和国内以至国外人民群众见面的中共中央的代表”，是“党中央的权威发言机关”。“人民日报不仅对各种事物发表意见、表示态度要代表党中央，作风也要代表党中央。”“报纸不但能够代表党的政策、路线、方向和对各种工作的具体意见，而且能够代表党中央的风格。”“人民日报即使注意了政治，还要在技术上、在各方面都能代表党中央的风格。”正是从“人民日报是党的各方面的代表”这样的高度，胡乔木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每天都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人民日报，要求自己”，从而认识“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重要意义。
胡乔木又着重论述了报纸怎样做好党的各方面的代表、用什么来带动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最重要的是思想工作——告诉群众前进的道路，指出方向。”而思想工作就是“要讲清道理：为什么要到这个方向，不去有什么坏处”；就是要“用道理说服群众”。他进而指出：“讲清道理，就要依靠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要能代表党，就要合乎马克思主义。”“就要从头至尾充满思想性，要有透彻的科学的逻辑说明各种问题。”胡乔木强调：“透彻地讲清事物的道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宣传，这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胡乔木又简明扼要地论述了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他说：“要代表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是很难的事情。我们的知识和能力都很不够，就不能不依靠全党。报纸本来就是全党的报纸，不是报社几个人的报纸，要力求了解中央的各种工作的状况、意见，搜集群众工作情况，从党内党外得到指示、启发，把群众的逻辑集中起来变成自己的，绝不可以孤立地办报。”胡乔木又指出，在依靠全党、依靠群众的同时，“还要依靠自己思索，认真地辛苦地工作。否则是不能正确反映党的意见的”。他提倡“报社每个人都必须动脑筋”，“要自己能作判断，要能在中央帮助指导下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他要求《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要努力提高自己，把自己锻炼成足以代表党中央的思想作风的思想工作者。
胡乔木还从党报之所以产生这个根本问题、从领导者这样的高度，向报社工作人员提出要求。他说：“人民要求领导，就产生了共产党；党必须每天在各种事物上领导群众，就产生了党报。所以，人民日报要以领导者要求自己。党报每个工作人员都是领导者，校对员也是领导者，校错了一个字，也是领导错误。人民日报的工作人员想不做领导者都不可能。既然处在领导者的地位，就不能不对自己要求高些。”
胡乔木上述关于《人民日报》的性质、地位、任务、工作方法和关于《人民日报》工作人员肩负使命和应有素质的论述，对于办成没有错误的报纸是带有根本性、指导性的，足以启发和提高全体人员的自觉性和责任心。但同时还需要有规章制度做保证。胡乔木的讲话，最终落到关于办成一份没有错误的报纸的具体要求上面。他实事求是地指出：“办成一个没有错误的报纸很不容易，但‘基本上’没有错误还是可能的。……‘笔写下来的，斧头都砍不掉。’所以要严格要求人民日报，使报纸不出错误。”
胡乔木指出：“要不出错误，就只有多看几遍。”他肯定“检查制度是好的”，提出“还要加强，要多方面地检查”。胡乔木列举了检查制度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首先是政治上的检查，还有资料的检查，数字的检查，还要有文字的检查，另外还可以考虑是否要有美术检查。他提出，可以规定检查制度，出了问题唯检查员是问。胡乔木还在技术上提了非常具体的、很专业的办法和要求。例如：检查数字的人要有检查的本子，上面是最权威的数目字，要天天核对、修改。再如：报纸的文字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标准文字。因为《人民日报》是权威的，所以在文字上也应该是权威。要做到使学校里教语文课也要以《人胡乔木与《人民日报》民日报》为准。要设立一个文字的检查员，对于他来说，可以说“文字好就是政治好”。从消极方面来说，要做到不受他人指摘；从积极方面来说，《人民日报》要成为语言的指导方向。他还提到，要检查的多、充分，稿子就要来得早，《真理报》主要稿件在24小时前截稿，我们也可以研究采用这个办法。
胡乔木最后说，“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是我集中大家的意见提出的口号。全国各地报纸也应当这样做。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胡乔木提出的“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号召，得到人民日报社上上下下的热烈响应，全社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消灭错误、提高质量的运动。为了实现这一政治任务，制订了一个“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规章制度草案。草案对编辑部、出版部和行政部门都提出了具体要求。
为实现没有错误的报纸这一目标，《人民日报》还开展了合理化建议运动，推行了一套严格的责任制，要求严格执行按级负责制，凡可以用数字表现出来的，都要登记统计出来向群众宣布。在秘书处设立统计小组，负责研究错误性质，检查错误责任，并建立按日登记、按周统计制度。另外，由工会成立评检委员会，听取统计小组报告，评定各组成绩，向行政上提出奖励对象等。工会还编辑出版一份“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不定期小报，指导这一运动持续开展。此外，还加强小组与部门的墙报，组织先进事迹报告会，以交流经验，相互促进。
在“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口号鼓舞下，报社上下齐心协力，《人民日报》工作大有改进，报纸质量大大提高，向着把《人民日报》办成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机关报的目标迈进。胡乔木对报纸的领导工作，得到报社上下的齐声赞誉。长期在《人民日报》工作的袁鹰写道：“他的领导方法，并不只是抓原则，抓方向，而是具体细致，从选题、重要文章的修改，到版面安排、标题设计以至语法修辞、标点符号，都常常过问，不允许有差错。”
四、指导《人民日报》改版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从原来的四版扩大为八版，编辑工作大有改进，报纸面貌焕然一新。改版是遵照中共中央指示进行的，改版方案得到中共中央批准。胡乔木自始至终指导了《人民日报》的这一重大改革。
1．改版的缘由与准备
1956年7月《人民日报》的改版，是在新闻宣传工作中贯彻落实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以苏为鉴、冲破教条主义、走自己的路的指导思想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项重要举措。胡乔木本人对改版的缘由和意图曾作过简要的评述：“人民日报改版，从1956年7月1日起，由原来的一张扩大为两张，主要是当时有个指导思想，要打破陈规，办得生动活泼，让各种意见在报纸上发表，包括对党的批评。毛主席不仅作了口头指示，中央还有正式文件。”
同时，《人民日报》改版也是为了适应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的要求。《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大多是从革命战争年代在根据地办报走过来的，习惯于把报纸作为党政领导的代言人，缺乏适应群众多种多样要求及时反映群众心声的能力，不能灵敏地反映建设时期火热的生活，恰当地开展批评，坚持必要的斗争，揭发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片面地学习苏联《真理报》的办法，形成报喜不报忧，泛论空话连篇，版面呆板，标题简单，有错不更正等毛病。还有一种不正确的观念，认为《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是代表党中央说话的，既然如此，报纸上发表的言论和新闻，应当是结论性的，完全正确的，不可动摇的。不仅不能发表争论文章，还惯于要求每种新的意见都要有经典着作的“根据”，文章稍有新见解，便以“经典着作没有讲过”为由，不是删去便是弃而不用。这样报纸就很难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特别是评论，很难贴近生活，尖锐泼辣。
对于《人民日报》存在的问题，胡乔木非常关注，想方设法指导解决。在日常工作中，他从不泛泛而谈，总是针对报纸实际存在的问题给予指点。他的基本方法是评报。50年代中期一段时间，胡乔木健康状况好转，评报活动恢复。胡乔木要求报社编委会每天指派一名编辑，在上午10时到他那里谈有关当天报纸的情况，听取他对当天报纸的意见，在下午的编前会上传达。隔一周或十天，在他那里开小型的报纸评议会。人民日报档案中保存着一份从1955年3月4日至5月5日胡乔木评报所谈意见的选编。从这份材料约略可见《人民日报》当时存在的问题，也可以看出胡乔木关于改进《人民日报》的主要意见。
从胡乔木评报的意见中可以看出，他对报纸的评论和批评特别重视，强调要有党性，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他从分析解剖具体的文章入手进行指导，切中存在的弊病，有助于切实解决问题。
1955年11月2日，胡乔木在报纸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着重谈了加强报纸评论工作问题。他指出，包括《人民日报》在内，“报纸上的评论还是很少”，“这不只是指社论或者编辑部论文，也包括其他版面上其他样式的评论”。
他强调：“除了评论以外，报纸虽然还登其他的东西，那些东西也很重要，但无论怎么说，评论是报纸的灵魂、报纸的主要声音。”他说：党的报纸“要批评一切。这个批评是从广义上说的。说好的也说坏的，对各种事情发表评论，这就是广义的批评。党所以要办报，就是因为要对各种事情发表党的意见，发表评论。”他认为“没有评论就不能算是报纸”。还指出：“报纸需要各种形式的评论，标出‘评论’的是评论，没有标出来而内容带有评论性的也是评论。除了编辑部写的社论以外，还要有其他形式的评论，光是社论一种形式，不能完全解决评论的任务。”他认为：“需要评论的范围、方面是很广阔的。”“应当把报纸的评论加强起来。”他精辟地指出：“不要把评论单纯地理解为批评，也不能仅仅了解为批评和表扬。评论比批评和表扬，在含义上要广泛得多。因为批评和表扬只是在判断的范围内才发生的，除了批评和表扬之外，评论里还有其他的东西，要求、建议、号召、督促等等，这都是评论的内容。”
胡乔木赞扬《人民日报》这年2月起在二、三版上搞的“花边文学”，惋惜它“现在时常断气”；指出“应当把评论的增加作为报纸进步的一种主要的显示”。他提倡搞“评论式的报道”，曾经向《人民日报》建议设置“报道性评论”专栏，“用很少的文字对于地方上的事情加点‘春秋’笔法”，“用三言两语来表示一种意见”。他还提倡写“评论性消息”，在消息中“要加进相当评论的成分”，“消息都可以带有评论的色彩”。写“评论性通讯”，“除了纯粹纪事通讯以外，还可以有穿插着评论的通讯。”要求“通讯要写得有党的观点、党的感情，才能成其为党报的通讯”。
胡乔木同时又强调篇幅要短小。他说：“应当在稿源充足后，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给删去，要把每篇稿子一字一句地去推敲，删到无可再删的程度。”“总之要尽可能地删短，要学会爱惜我们报纸的篇幅，使我们的读者感到满意，感到处处精彩而没有一点掺水的地方。要使读者打开我们的报纸，都感到美不胜收。”他感叹：“现在报纸上题目实在太少了，文章太长了。长文章像一个大胖人那样，一个人一躺就把一张大床占得满满的。”他提出：“应当不让‘胖子’上报。”
胡乔木在这篇讲话中，还针对报纸评论中存在的缺点较为系统地讲解了“怎样写评论的问题”。
他指出：“很多评论的题目都不够具体。”我们写评论“是为了解决群众提出的和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所以题目越具体越好。”“报纸不能要求自己的评论是不朽的，而要有使评论和所指出的缺点‘同归于尽’的精神。”
针对有些人好写不着边际的泛论，胡乔木指出：“我们的评论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并不是不要原则，而是要原则与具体相结合，而且生动的东西要多一些。”胡乔木对怎样把文章写得生动作了细致的分析，指出，文章写得好不好，“这还不只是个写法和感情问题，而且是个逻辑问题。”“总起来说，就是文章要有变化，有波澜，有辩论，有疑问，有批驳，有激动。没有这些，文章是不会好的。”胡乔木还指出：“文章不生动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把抽象的东西同具体的东西适当地结合起来。这也说明作者没有反映出客观世界的丰富性。”胡乔木从根本上阐明文章生动性的要义。他说：“任何事物都有本质和现象。本质是带规律性的，是抽象的；现象是具体的，形象的。……只有全面反映出这种事物的两重性——反映本质，又反映现象，才是生动的、全面的。”他要求：“好的文章应当是夹叙夹议的。”认为“《资本论》就是这样的典范，它是彻底夹叙夹议。其中有事实、有形象、有分析、有议论、有讽刺、有攻击……”他精辟地指明：“思想是抽象的过程。任何的议论，都是从具体的事物抽象出来的，作者要说服读者，就要提出它的结论的相当的根据，让读者享受这个抽象的过程。”同时又指出：“没有具体事实的评论，就是枯燥无味的。”他还进一步申述：“文章要生动，还要有特殊的味道，要有个性。”他要求，文章要写得“议论风生”，“要写得有兴味，不要老板起面孔说一些枯燥的话”。他还强调好的评论要“有一定的幽默”。他说《人民日报》的评论“没有一点幽默，是不好的”，认为“评论里真正的幽默是表现一个人有很高的逻辑的能力，能够把矛盾摆到一个很尖锐的位置上，使评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文章有了讽刺，有了幽默，就能加强辩论的力量。”他还指出：“不但文章要生动，题目也要生动；题目要生动，就要具体，有感情，甚至也可以有幽默”。
胡乔木是写评论的高手。他常常亲自为报纸写社论和评论，提出评论的选题，审阅编辑部起草的大量评论稿件。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着名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就是经过胡乔木精心修改后发表的。有人做过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初十余年间，胡乔木为《人民日报》撰写和审阅修改的评论和文章总计近500篇，其中国际评论约200篇。并说：“他的大量改样在向我们述说着应当怎样写和不应当怎样写的许许多多道理，实际上向我们开了一门没有讲坛的新闻评论课。”
胡乔木谆谆教导说：“要把文章写得好，写得生动，就要下苦工夫，这是没有便宜可占的。”
在胡乔木不断的示范、指导和鞭策下，《人民日报》的工作是不断前进的。但为适应形势的要求，还是非进行改版不可。1956年1月1日起，《人民日报》改为横排出版，正文用老五号字，篇幅增加，面貌一新。这是《人民日报》改版之前采取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是报经中央批准、由周恩来通知胡乔木实行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人民日报编委会于1956年3月28日拟订了《关于讨论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计划》，作为编委会会议文件，印发给各编委、代理部主任，并报送胡乔木。经听取胡乔木的意见并讨论，作了较大的修改后于4月4日定稿。D编委会决定，立即发动全体同志广泛而深入地进行一次关于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讨论，以便有效地从根本上改进《人民日报》的内容、形式和编辑部的组织领导工作。工作计划对如何丰富和改进报纸的内容、如何消灭错误和怎样处理版面等三个主要方面列举了需要研究和讨论的题目。决定除各部、组、处、室为单位进行讨论以外，另组织八个专门小组，吸收报社内各部门和报社外的意见，负责研究八个问题。这八个专门小组及其负责人是：一、改进文章小组，袁水拍、沙英负责。二、改进新闻小组，傅真负责。三、改进版面（包括标题）小组，凌建华负责。四、加快稿件处理和加强稿件文字加工工作小组，钟林、周擎宇负责。五、消灭错误小组，陈维仁负责。六、改进印刷和制版质量小组，程庆丰负责。七、国内报纸经验研究小组，钱湜辛负责。八、国外报纸经验研究小组，胡骑、胡仲持负责。要求每个小组保证每周用八至十个小时进行研究和讨论，并规定各组提出改进措施或研究报告的时间。此外，还成立一个“七人小组”，由张沛（张沛出国后改陈浚）、林聿时、李庄、金沙、汪琦、潘非、凌建华等组成，在编委会领导下，具体组织这次讨论。
这时，人民日报编辑部共有373人。其中编辑以上干部102人，国内地方记者33人，国外记者5人。有49人是1937年、1938年参加工作的。他们中不少人参加过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更多的人参加过40年代抗日根据地报社增强党性、反对“克里空”运动。
2．作改版动员报告
4月6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召开改版动员大会。胡乔木作动员报告。他正式宣布党中央决定《人民日报》改版，增加版面，筹备出两张八版。胡乔木分析了目前《人民日报》存在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改进报纸工作的办法。
4月6日动员大会后，全社人员分部门进行了热烈讨论。报社内刊《编辑部生活》出专辑“刊登编辑部讨论乔木同志在动员大会上的报告的时候提出的意见”。
胡乔木的动员报告鼓舞人心又发人深思。讨论中，国际部的同志说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大会开得很好，发扬了民主，展开了民主。这在人民日报是空前的。乔木同志的指示对大家有很多启发。大会对改进工作起了鼓舞作用。”许多同志联系中央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要求，检查人民日报的工作，揭露人民日报存在的缺点，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有的说：《人民日报》“对真理报教条地搬用”，“对真理报各方面的经验，不加分析、不根据我们的情况就接受”。有的说：“我们的报纸没有生气，缺乏战斗性。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差”，“我们的报纸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枯燥的、古板的，文章标题不通俗、八股，格调一致。生动的通讯太少”，“我们的报纸反映的实际东西太少，绝大部分来自上面的指示，报告，总结”。有的批评报纸存在“脱离群众的老大作风”，“编委会上领导空谈风气盛行”。有的建议“增加自己记者写的新闻，使版面活泼起来”，“我们要办好报纸必须培养各色各样的写作人材，如评论人材，采访写作人材”。
通过讨论，报社上下都充满信心，认为只要解放思想，广征博取，把抗日根据地的、我国抗战前后的国内报纸的优点集中起来，并借鉴国外着名报纸的长处，《人民日报》是可以办好的。
与此同时，又切实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工作的方案。
七人小组很快制订出《搜集读者对报纸意见的计划》，要求各专门问题研究小组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于是，各专门问题研究小组利用开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信函征答等方式，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和报纸编辑部、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各大学新闻系、各大新闻单位、艺术团体以及知名作家，征求对报纸内容、形式和报社群众工作、发行工作的批评建议。国外报纸经验研究小组还征求了我驻外使节对报纸特别是国际宣传的意见。
八个专门问题研究小组从各自特点出发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改进意见。改进新闻小组，对《人民日报》1956年1月1日至4月30日刊登的新闻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了改进意见。这4个月每天刊登国内新闻30-40条，平均约9000字，所占篇幅相当全报纸（对开4版）的1/5，其中半数是会议新闻。小组建议改版后每天新闻增到25000字，并适当压缩一般会议新闻、公告和涉外新闻。改进文章小组分析了几年来报纸上发表的理论、政论文章，认为有不少水平不高。“四平八稳”，语语有出处，字字有根据。不能有一点“经典着作没有讲过”的新见解。该小组建议：扩大选题范围；改进选稿标准，不能只是“没有错误”，要有新鲜内容；开展学术讨论；增加体裁品种。国外报纸经验小组选定一些国家的主要报纸40多种，译出版面、标题和主要文章、新闻，作参考借鉴。他们不仅整理出一份国外报纸简介，还办了一个国内外报纸展览会同大家见面；国内报纸经验小组撰写了《解放前国内报纸的特点》，供改版参考。
为准备改版，出版、发行等方面物质条件的准备也是亟待解决的。为此，人民日报编委会于5月15日就增加版面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这个报告经胡乔木阅改后上报。D报告说：“根据中央关于改进人民日报的内容、扩大人民日报篇幅的指示，人民日报编辑部已经就改进报纸内容和形式的各方面问题展开详细讨论，同时广泛征求各部门各地方工作同志和一般读者的意见。我们准备在最近期间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编辑部讨论结果，向中央提出改进人民日报内容和形式的具体方案。但是关于增加版面有几项急待解决的问题，请求中央先行批示。”报告说：“我们打算在7月1日改出八版（印刷条件已可解决），每份报价由5分增为8分，此事望中央及早批准，并望准予在5月中旬或至迟下旬向读者公布。因为邮局从目前起就要开始收订第三季度或下半年的报纸，宣布迟了，就会给订户和邮局双方在付款收款时增加很大困难。”报告请求中央批准增拨计划外卷筒纸5500吨，以便办理调拨手续，提前将纸张调至承印人民日报航空纸型的各大城市。报告还希望批准人民日报在北京市购买或租用房屋150间，解决编辑等工作人员的宿舍问题。
刘少奇、周恩来审阅了这个报告，邓小平于5月17日批示“同意”。这些具体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保证了改版工作顺利进行。
3．关于改进《人民日报》编辑工作的指导意见
胡乔木对改版工作的指导没有停留在一般号召和动员上，他还对各专门问题小组的调研工作，对编辑工作各部门、各方面怎样改进工作，作了细致具体的指导。动员大会以后，在四五月间全社讨论改进报纸工作的时候，胡乔木同《人民日报》负责同志多次谈话，发表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人民日报总编室随时把胡乔木谈话的记录稿印发给各编委学习、研究。胡乔木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分以下几个方面。
（1）对理论宣传部工作的意见。胡乔木毫不客气地指出：“理论宣传部不能把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重大问题的大文章，作为工作的目标。”“不应该只依靠大文章来解决问题”，“应该从日报的观点上看适于读者需要的小题目”，“主要的能达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小问题”。“应该仔细观察生活，发现新事物”，“可以去调查，到群众中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有点现实感”。文章“要有独到的见解”。编辑“不仅要约稿，而是要和作者有思想上的交谈，请人家提出论点，我们给予交换，经过反复的讨论、考虑，不断推敲、修饰，就能产生逻辑严密的好文章。”他认为，“我们的报纸上应该有十分之八是这样的文章。”
（2）关于改进党的生活的宣传。胡乔木不赞成党的工作部的主张：报纸扩充篇幅后把党的生活的宣传集中放在第四版上。他指出：“党的生活宣传，离开实际工作就会显得空洞无力。”“所以，还是把党的生活的宣传分散到各个版上比较好。”“这样安排版面，就可以不使人感到党的生活宣传内容贫乏。”胡乔木还对党的工作部提出的“批评的对象应该是活老虎还是死老虎”问题，作了回答。他认为：“不管是活老虎或是死老虎，只要在报纸上没有发表过，发表了对读者有益处，在批评中又能把道理说得透、说得好，死活老虎都可以批评。”
（3）关于版面的意见。胡乔木谈得很细致，指导非常具体。胡乔木指出：安排每一个版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使各种读者对每一个版都愿意看一下。一个版要有一个主要内容，但也要搭配其他的东西，使它有多种内容，多种形式，多种兴趣。要不断创造新的形式，不要老是用一种形式。要把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会议新闻、宴会、发言、出版时间等，和国内外各报比较，提出解决的办法，报告中央。政法、军事的报道应该适当增加；要着重对全国性的重点问题的宣传；要增加地方通讯，从全国多数读者的需要、兴趣和心理出发，去观察某些地方，写些读者所喜欢的地方通讯；要加强新闻，增加有关中学、小学、文化科学的新闻。
（4）对改进文章小组工作的意见。胡乔木提出，改进文章小组要研究选题、体裁、质量标准问题。胡乔木提出文章的四条标准：取材要确实、新鲜、及时；要有条理、要具有逻辑的力量；生动；简洁。又举出五种文章不要：“人云亦云，完全没有新的意见的不要。全文枯燥的不要。不能自圆其说的不要。说空话的不要。论点不正确的不要。”他又指出，最困难的任务不是提出上述要求，而是要拿出办法。并指出从编辑部内部和外部组织好作者队伍是关键。
（5）对改进新闻小组工作的意见。胡乔木要求，要比较研究“登过的新闻，哪些是精彩的，哪些不精彩，是平淡的；哪些是新鲜的、及时的，哪些是陈腐的；样式的长短怎样”。还要注意研究“组织领导问题，就是对新闻报道的指导、计划和总的要求”。对怎样才能写好新闻，胡乔木指出，要考虑新闻是否把最重要的、最有意义的特征写出来，要写得使人读了感兴趣。还要研究新闻如何编法，版面如何安排，标题如何标法。种种类型新闻有种种编法，标题可以有许多式样。要写好评论性新闻。报纸和通讯社不一样，是言论机关。新闻也可以发议论。我们的责任是要把好的东西推广到全国去。
（6）对国内报纸经验小组工作的意见。胡乔木指出：“要作一些比较，全面分析，不要停止在表面的现象上。”他还告诫：“要防止倒退和复辟，过去的并不都是好的。”他指出新闻写作方面存在“党八股严重”的毛病。“新闻和文章的写法呆板，不善于接触题目，方法笨。”他要求：“按照读者心理状态接近读者，引人入胜，把个别的事情，引导全国读者注意。要注意接近读者的技巧。”
（7）对记者工作的意见。胡乔木对记者工作的意见包括关于报社记者部的工作和记者的工作、学习、修养等两方面。胡乔木指出：记者部要不断改进对记者的思想领导工作，需要研究一套办法和制度。关于记者的工作、学习与修养，胡乔木指出：记者组稿、约稿要负全责，应该在当地同作者合作，把稿子写好、改好之后，再寄回编辑部。胡乔木指出：记者“要能见世面。”“应该手快脚快。”“记者应该到处钻，碰了钉子就算了，不要太计较，否则就不能做工作了。”“应当交许多朋友，使人家给我们许多线索。”记者学习“除了学各方面的知识以外，还要懂得人情世故。我们的稿子缺乏人情味。”记者光读文艺作品是不够的，要读美国、苏联和中国记者写得好的通讯。要利用报社本身编的《编辑部生活》，记者写出自己的工作经验在上面发表，提高业务水平和修养。
（8）关于副刊及文艺部其他工作的意见。胡乔木对副刊非常重视，为做好改版准备，他不仅同报社总编辑邓拓等人多次商谈，还亲自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同三位负责人林淡秋、袁水拍、袁鹰商讨。
对于改版后副刊怎么办，胡乔木的指导非常具体。他指出：“副刊不要搞得太杂，要保持一定的统一性。”生活知识一类的稿件，不要放在副刊里面。他列举副刊可以有九类品种，并逐一作了说明：1．头条的花边文章。2．有关生活问题的讨论和批评。3．生活记录。4．通讯。5．小品文。6．科学小品。7．诗和短篇小说。8．杂感。9．评论。
对星期天副刊的版面，胡乔木作了非常具体的指点：“星期天的副刊版面要更加活泼、多样。头一篇，可以讨论有关家庭生活、娱乐的文章，有关旅行或者业余文艺活动的文章。其他栏目，可以将下周的新电影、广播节目，作简短的介绍，不必有什么评论，……还可以介绍几本可看的书，等等。”
在1946年9月，胡乔木曾写《短些，再短些》，对《解放日报》副刊提出建议：“让我们有这样的副刊吧，它没有太多的可有可无的以各种名义出现的列宁所谓‘知识分子的议论’，可是每天万把字的版面上挤满各种作者读者各种内容形式的几十篇稿件信件，切实而紧凑地传达着生活和战斗的各个侧面，传达着群众的嘈杂，好比生意旺盛的花园一般！”这次《人民日报》改版，胡乔木对办好副刊所作的具体指导，可以说是十年前对办好副刊建议的继续和发展。
胡乔木对文艺部负责编辑的第七版也发表了指导性的意见。关于发在第七版的学术论文和专论，他说：“第七版要发一些比较重大的文艺问题的文章。学术讨论应该在讨论范围较广、意义比较重大的情况下进行。《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或李后主词的评价，有好的文章，当然也可以讨论，但如纠缠得太久，把大家的兴趣引导到几百年前去，读者就会感到讨厌。如果有合适的文章，就可以发一篇反对的意见，再发一篇结论式的，就可以结束了。”他明确指出：“比起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来，对当前文艺界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就要重要得多。”
（9）关于编委会工作。胡乔木有重要的原则意见，也有十分具体的意见。胡乔木指示：编委会一个月向全编辑部作一次报告。在会上允许大家提意见，对这些意见书面或当场答复。不答复，很危险；中央政治局会议的重要内容，编委会要向编辑部作报告；总编辑要了解全部工作情况，同部主任、编辑交换工作意见；编委会做决定，不能不郑重其事，如没有思想内容，没有根据，易被推翻，关键在于研究情况；对待各地党委负责人写的稿件，编委要看，要改变骄傲、粗暴的态度；看东西，要充分保证时间，规定的阅读文件，党的文件、刊物、地方报纸、必要的业务书籍等，都要有时间来看；规定编委和编辑工作人员轮流外出活动的时间，每次出去研究一个问题，或进行调查；为了沟通情况，记者来信或汇报的情况，本市外出参加会议作的书面汇报，三天出一版，等等。针对存在的实际问题，他要求：考虑打电话能否统一时间，在各楼设置电话隔音室；外出开会要有定额；每次会议要限制时间；规定轮流休息的制度；等等。
4．修改改版报告
（1）对改版报告6月19日稿和20日稿的修改
在各个专题改进小组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改进意见的基础上，按照胡乔木的指导意见，由总编辑邓拓起草了人民日报编委会关于改进人民日报工作向中央的报告（通称“改版报告”）。
报告说：“人民日报遵照中央的指示，决定从7月1日起改出八个版。为了改进报纸工作，人民日报编辑部从4月中旬起，发动了全体人员检查工作，并且征求了各省（市）委、中央各有关部门、县以上许多报纸编辑部和读者对报纸的意见。现将人民日报的基本缺点和改进办法作如下报告，请予审查和批示。”报告共十页，有三个主要部分：“目前人民日报的严重缺点”，“这些严重缺点产生的原因”，“改进报纸采取的办法”。另有附件四个：1．人民日报目前的基本情况。2．读者对人民日报的意见摘要。3．中外报纸的几个参考资料。4．关于处理公报性新闻的意见。
胡乔木对6月19日改版报告稿不大满意，没有上报中央。他动手作了精心的全面的修改、补充，从重要内容到错别字修改补充达70多处。修改稿退给邓拓。邓拓即批：“请重新打字。”对6月20日印出的报告，胡乔木又作了若干修改，这才报送中央。这两份报告稿的印件都存放在人民日报档案处，可以清楚地看到胡乔木对《人民日报》改版的指导思想和精心设计。
胡乔木对报告稿关于目前《人民日报》存在的严重缺点之一“对于党的政策的宣传不及时、不系统、没有力量”这一点改动不大。对严重缺点之二报纸新闻通讯方面的问题，胡乔木作了调整，分类说明，逻辑严密，语言鲜明。他对这一段修改很多：（原稿用宋体，增补的用楷体，删去的加框。下同。）如原稿说：“报纸上新闻少，通讯的内容贫乏，不能反映国内和国际的生活实际。”胡乔木在“新闻少”后面加上“并且有很大的片面性。”再如，对接下来几句的修改：“过去四个版合计新闻所占的比重只有面积约为三分之一弱。新闻中公报新闻多，比建设新闻多少，很少反映群众生活的情况的新闻更少。对于民族问题、教育科学问题、妇女问题、青年儿童问题、社会生活问题等等报道都很少。同时，地区上也很不平衡，大城市较多，中小城市很少或者没有；北方较多，南方少，边远省份更少。就是在报道较多的工业方面，也很不全面。对国营工业报道的多，而对在经济宣传方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地方工业、手工业）、国内外贸易、交通运输业、农村副业的注意很少。在政治文化宣传方面，对统一战线问题、民族问题、国家机关工作问题、群众工作问题、教育问题、学术问题的注意很少。”
再如，原稿说：“在国际宣传方面，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和亚洲各国的情况报道都很少。新闻控制过严，致使国内外许多重要消息在报纸上缺少反映，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比较浓厚。”
对严重缺点之三的标题“教条主义作风严重”，胡乔木加上“和党八股”四字，成为“教条主义和党八股作风严重”。并指出：“在教条主义的影响下，大多数文章枯燥无味”；“我们的社论有一套公式化，标题和编排也很刻板化”。这些修改切中报纸的弊病。
对第四个缺点“没有不同意见的讨论”，原稿指出“似乎人民日报发表的任何文章都应当是完全正确的结论，不能容许有反面意见；无论学术问题和政策问题，都没有自由讨论，只许我们一家独唱。虽则报纸上也倡导过学术讨论的自由，却未见‘百家争鸣’的气象。”讲得比较透彻，胡乔木只对接下来的一句话作了修改：“而我们发表出来的东西常常是枯燥无味，四平八稳的。”去掉了“枯燥无味”，加上了“言之无物”。
对分析产生缺点的原因这一部分，胡乔木也作了一些修改。特别是对第三点“编辑部脱离群众现象很严重”，修改了三处。一处是：“我们始终对各方面作者的具体情况很少了解，没有把各方面的作者队伍很好地团结组织起来。”另一处是：“组织稿件和作者的范围太小，对于党外作者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联系很差。”还有一处是结句：“这些都使得报纸不合时宜，不能适应广大群胡乔木与《人民日报》众的兴趣和要求。”
关于改进报纸工作部分的修改，胡乔木花的力气更多。
对改进工作的目标，胡乔木作了反复修改（删去的文字加框，加写的文字用楷体）：“我们改进工作的中心目标是要使人民日报能够多方面地反映客观情况和群众意见，更及时地深入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能够更多地反映和交流地方工作的经验，能够更接近群众的实际生活，能够对于广大人民所迫切关心的社会工作上、生活上、思想上的问题和思想问题展开讨论，使人民日报真正成为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有力工具成为受群众欢迎的生动活泼的报纸。”
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准备采取的办法，是胡乔木修改、补充最多的部分。
原稿分四个方面来谈，除“第四、改进编辑部工作”这个标题之外，胡乔木对前三个方面的标题或导语都作了修改：第一，坚决反对克服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习气，努力改进评论工作……。第二，增加学术工作问题和学术工作问题（但都不是专门的问题）的讨论，允许使各方面的不同意见都能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第三，增加新闻和通讯，扩大报道范围改进版面安排，竭力满足读者的多方面需要。
对改进报纸工作办法的四个方面，胡乔木逐一精心修改，使得要求更加明确具体。
对第一个方面，原稿写了为达此目的作出的三条决定。胡乔木把前两条合为一条，另外增写了二、三两条。成为：一、（1）抓紧编辑部自己的评论和重要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要做到事先对实际情况有足够的调查研究，选择好的题目和作者，充分收集新鲜的材料；二、写作的提纲要在部内进行讨论，并向部外专家征求意见，重要的问题要经过编辑委员会的讨论，力求题目不空泛沉闷，文章有新鲜的材料和新鲜的论点。对于党的重要方针政策，定出有系统的宣传计划，力求宣传得有头有尾，深一些，透一些。三、（2）文章发表以后要收集各方面的批评，并请专家提出意见，在编辑部内展开有系统地进行写作技巧的研究，选出历来最好的报纸评论，组织和学习。对于重要的文章除了要求内容好还要求文章好。提倡每个编辑都学会写生动活泼短小精悍的文章，各部各人分别定出计划，按期检查评比。（3）改善外来稿件的组织和选择，同样要选好题目和作者，向作者讲清报纸欢迎什么稿件不欢迎什么稿件，力求少登冗长枯燥的文章和新闻，改进公报性新闻的处理（办法见附件），规定限制长文章的办法并公开发表。（4）在报纸上进行改进文风的讨论，对报纸上登载的教条主义、党八股习气浓厚的文章和新闻经常发表公开的批评。
对第二个方面“增加工作问题和思想学术问题的讨论”，上报件列了四条办法，胡乔木都作了修改、加工。
第一条办法是：“采取适当方式对读者表示：报纸上的文字，除中央负责人文章和社论外并不一定都代表党的意见，也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都有讨论的余地。就是中央负责人的文章和社论，也不是不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只要这种意见是正确的，也可以发表。”
第二条谈组织讨论：“我们要编辑部经常注意各方面有关学术研究实际工作和思想学术问题的不同意见，注意有关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种不同意见，选择其中不太专门的、对广大读者有兴趣的问题，而不是太专门的问题拟出讨论计划，经过有关部门共同考虑基本上取得同意之后，有领导地展开讨论。编辑部对于各种问题的讨论，有的要一部分需要做结论，有的也可以不做结论，留待以后继续研究。
第三条谈对读者来信的处理，是胡乔木加写的：“在读者来信中有对于报纸上发表的文章意见不同的，或者对某些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个别措施有意见的，这些意见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有值得注意可以讨论的地方，也准备酌情选择发表。重要的发表全文，次要的发表摘要。发表这种来信并不表示编辑部同意他们的意见，所以一般不拟征得被批评者同意。对于这些来信所提的批评意见，一部分必须答复（编者答复或被批评者答复），有的也可以不答复，让一般读者自己去判断。”
第四条对讨论和批评作出一定的限制，胡乔木也作了修改：“如果讨论和批评涉及党的政策问题或者中央所审定发表的文字，应事先经中央批准。”
第二方面的结语写了预计采取以上办法的影响，请示中央定夺，并请中央采取措施予以支持。胡乔木加写道：“以上是我们现在想到的一些办法，不知是否妥当。报纸工作这一转变带有原则性质，估计实行以后党内许多同志会感觉很不习惯，特别是如果受了读者批评，而这种批评又不完全正确，则被批评的同志一定会对报社有许多责难和不满。因此，如果中央认为这些办法是可行的，希望以适当方式在党内作一通知。”
第三方面“增加新闻和通讯，改进版面安排”，也是改进工作的重点，胡乔木加写了很多重要内容。
关于新闻方面，胡乔木在“努力使新闻生动、有色彩、有感情”后面加写了一段“增加”内容的话：“对于国内外重要消息逐步扩大报道范围，国内工作中的缺点适当地多报道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新闻多发表一些，对于现在的参考消息和内部材料选择一部分应公开的登报。”在列举国内经济版将增加新的内容中，胡乔木作了较多补充：“如国内经济版将增加农村和调查，工人生活胡乔木与《人民日报》调查，新的工业知识，农业技术，可以公开的重点工程的介绍，新产品和各地土特产的介绍，关于新发明的图解，有关经济工作的图表、漫画，工人、店员、技术人员、企业领导者、资方人员、农民、农村工作人员、消费者的意见等。各版编排形式和标题形式，都将有所改进，力求活泼醒目。重要新闻标题字将适当放大。”
在“改版以后，新闻可比现在多一倍”后面加上具体数字“共约三万字”，总计“增加到约四万字”。
关于版面安排，6月19日稿放在改版报告的末尾，且讲得比较笼统。胡乔木把它提到前面，亲自重新写过。从八个版的版面安排、具体内容，栏目的增减，到选用何种字号，都具体规定，一一说明，报请中央决定。经胡乔木重写后的这部分如下：版面安排，目前拟定的方案如下：第一版仍为要闻版。第二、三版为国内经济版（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运输业等）。第四版为国内政治版（包括党的生活、国家机关工作、群众生活和群众工作、首都新闻和地方通讯、国防、公安和司法等）。第五、六版为国际版。第七版为学术文化版（主要登载学术论文和学术文化动态）。第八版为副刊（不设刊头，内容是各种体裁的文艺性的轻松活泼的小文章）和广告。这样的改变比较原来版面可以更多方面地满足读者的不同需要。读者来信专页取消，将读者来信按性质分别登在各版上，另增加小意见一栏，用最简便的形式发表群众的意见。在第八版设读者作者编者一栏，专门发表读者、作者对报纸的意见，和编者、作者对作者、读者的告白。
改出八个版以后，如全部恢复用新五号字，或者只有特殊文章用老五号字，八个版可增加到十万六千字，比全部用老五号字体可以多二万多字。如一、二、三、四版主要用老五号字，在五、六、七、八版主要用新五号字，则每天报纸的字数可有九万五千字。我们意见，为了多登些新闻和文章，让读者各取所需，似仍以一般大部采用新五号为宜。究以何者为妥，请中央指示。
第四方面“改进编辑部工作”列了八条措施：1．加强调查研究。2．扩大对各方面的群众联系。3．扩大作者队伍。4．解决国外记者问题。5．尽力消灭错误。6．建立编辑部的正常秩序，克服忙乱现象。7．重新分部。8．增设干部处。胡乔木对1、2、5、7条作了很多增补，充实了具体内容。
对第一条“加强调查研究”，胡乔木加写：“规定编辑部每天阅读情况材料和每周听取情况会报的时间。改进编辑部了解中央各部门工作情况的办法和地方记者了解各省市工作情况的办法。”
对第二条“扩大对各方面的群众联系”，胡乔木作了修改：“经常举行读者访问和读者座谈，听取他们对报纸的意见，并且每年定期广泛地征求一次读者意见，加以研究，订出改进报纸的具体措施。同时同各地党委和各地报纸编辑部建立密切联系，并研究各报的经验，吸取它们的好的部分，改进我们的工作经常听取他们的意见。”
对“消灭错误”这条，胡乔木特别重视，作了很多修改补充：“5，尽力消灭错误。我们规定：一，编辑、检查、校对等环节的工作人员担负有消灭错误的各种责任和赏罚办法。编辑部各部设检查员，同时加强总编辑室的检查组和印厂校对科，建立三者的密切合作。编辑部尽可能提早定稿时间，使检查错误的同志有充分时间详细核校各项事实和数字。二，实行消灭错误的奖惩办法。例如，……对于重要的政治性错误，在发表更正的时候，要把对于错误负直接责任的人员的姓名写出，以儆后来以加强责任观念。三，为了加强检查和核校稿件的工作，收集完备的资料和工具书，必须用大力加以收集，拟在下半年增购大批图书。并加强同各种专家和其他资料室的合作。”
“重新分部”这条，经胡乔木修改，各部职责更加具体明确：“7，重新分部。适应目前工作需要，在编辑部内设立工业和交通运输部（负责第二版），农业和商业部（负责第三版），国内政治部（负责第四版），社会主义国家部，东方部，西方部（以上三部共同负责第五、六版），学术文化部（负责第七版），文学艺术和副刊部（负责第八版），地方记者部（负责供给地方新闻通讯和向各地方组稿）。这样的分部是适合目前工作需要的。为了适应加强三个国际方面各部工作方面增强的需要的领导，请中央批准增加黄操良同志为副总主编，同杨刚同志（她因撞车震动伤脑部，现在疗养）共同负责国际宣传。”
（2）6月下旬对改版报告的继续修改
胡乔木对6月20日改版报告仔细修改后即报送主持日常工作的邓小平。报告送出以后，胡乔木的心还是放不下来。一是这个报告虽是在全社两个多月讨论、研究的基础上集思广益又经反复推敲形成，但上报之前比较匆忙，没有来得及召开编委会讨论通过，应该弥补；二是附录搞得较早，引用的材料和数字截止时间是6月15日，现在已近月底，需要更新。
胡乔木遂于6月24日给邓拓写信，要他采取适当方式征得编委同意。信的全文如下：
邓拓同志：
此件修改后似未经编委会看过，不妥，请考虑是否利用编前会时间念一下（或只念改的地方，但要查对一下原件，划出改的地方），或采取其他方式，征得编委同意。现已送邓小平同志，如编委有不同意见处还可要回来再改。
敬礼
胡乔木 六·廿四
在写此信前后，胡乔木又对附录中的几个材料阅改一遍。
对附件三《几种主要的外国报纸的特点》，胡乔木修改了好多处。
例如：说泰晤士报“在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首都几乎都有”特派记者和特约记者；“泰晤士报在形式上是独立的报纸，对新闻报道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但在实际上却代表现着英国统治集团，特别是英国外交部的意见和观点，有些重要的报道和评论是由政府领导机构授意的”；“泰晤士报特有的栏目有……‘从1856年的泰晤士报’（一百年前旧报内容摘录）等。”
再如：介绍人道报“概况”，胡乔木作了修改：“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是西方历史最久的共产党报纸，在编辑上有许多重要的特色。”
对附件四“关于处理公告性新闻的意见”，胡乔木作了不少修改。他强调，会议新闻应该把重点放在问题上而不放在会议形式上。招待会和欢迎欢送的新闻中的讲话，除了最重要的以外特殊的例外，可以不登全文会上的讲话，或者只摘发消息介绍要点；全国性最重要的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和决议，全文发表；一般发言全文或摘要发表。另出会议特刊登载发言全文和会议详情，除发给代表外并随报附送几千份。在报纸上一般只登摘要；其他会议上的文件和发言，只选登个别精彩的，其他的摘要或不发。一般的专业性会议的新闻应该适当减少，并改进对会议的报道方法。胡乔木还专门写了一条“对于各项文件的登载办法”，规定：主席命令、人大常委决议、党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登在第一版。国务院的决议指示，重要的登在第一版，次要的按性质登在有关的各版。法令条例重要的从第二版登起，次要的登在有关的各版。中央各部的文件重要的登在有关的各版，次要的或者摘发消息，或者登在广告栏，或者不登。
胡乔木对附件二“读者对人民日报的意见摘要”格外重视，在这个附件上写批语指示修改、补充。胡乔木写道：“现在已是六月底，故统计数字与时限要改一下。如能增加一些新内容更好（谭启龙、宋侃夫、两个工程师，显得太单薄）。”
以上胡乔木对附件的修改和批语均据人民日报档案处收藏的手稿。
邓拓等人当即照办。他们知道，胡乔木总是这样，在文件形成之后，还是精益求精，再三修改。改到不可再改、删到不可再删才罢。
5．撰写改版社论《致读者》
改版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胡乔木即于6月29日，为《人民日报》改版撰写社论《致读者》。为改版需要向读者说些什么，已经酝酿数月，烂熟于胸。胡乔木提起笔来，一挥而就。五百字一页的稿纸，写满三页。完稿以后批示：
即打清样三份明早送我，另打清样分送各编委。准备七月一日见报。
胡乔木 六、廿九
总编室当即落实，要印刷厂用老五号字“即排，排好打廿份样”。
6月30日，胡乔木对《致读者》再仔细推敲，并听取了编委们的意见，又作了24处修改、补充，这才交付排印。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以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版面扩大一倍，由每天一张四版改为两张八版。除重要社论、文章外，都用新五号字，新闻、文章容量大大超过改版以前。社论《致读者》刊登在第一版显着位置，首先引起读者的注目。
《致读者》采取同读者交流的姿态，平易、亲切。开头即说：“《人民日报》从今天起出八个版。同时，在编辑工作上也有一些改变。我们愿意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些改变谈一谈。”接着，就把报纸有哪些改变娓娓道来。
社论首先说明报纸的性质和宗旨：“《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是一个新的提法，是改版的指导思想，也是改版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社论接着说：“人民日报在创刊八年多以来，备受广大读者的令人心感的支持，工作也逐年得到进步。但是我们工作中仍有很多缺点。在最近，我们将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改进我们的工作。”
社论扼要地阐述了改进工作的三个方面——
第一，扩大报道范围。
社论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按：楷体字是30日定稿时加的，下同）世界。
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在过去，我们的篇幅比较小，不能容纳很多新闻（加框者是删去的文字，下同）材料，这是一个困难。我们所以在目前纸张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扩大篇幅，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但是问题并不尽在于此。我们没有在有限的篇幅中多发新闻，发多方面的新闻。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就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在报纸改出八版以后，我们的新闻在数量上将增加一倍半左右，在性质题材上也将尽量扩大范围，力求适应读者的需要。”
第二，开展自由讨论。
胡乔木根据“双百”方针的精神，对在报上开展自由讨论的必要性和意义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
社论指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的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机械勉强的办法。”社论指出：“报纸的编辑部无论借凭着什么名义，总不能设想自己是全知全能的，或者故意摆出这种样一副神气，似乎活像对于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做出绝对正确的结论。不是的，事实远决不是如此。”社论对开展适当的自由讨论的重要作用作了分析，指出：“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一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而得到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些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
而且就是正确的答案，也经常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补充和修正。我们虽然不提倡无休止的讨论，报纸的篇幅也不允许对于任何问题都去讨论，但是无论如何，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社论诚恳地检讨，“这一方面的工作，在开展讨论方面，过去我们的报纸是做得很不好的，因而也减少了报纸的生气。”表示“今后我们希望力求改进”。为便于开展自由讨论，社论提请读者注意：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文章的观点不同“这种情形我们希望读者认为是正常的。这种情形不但不妨碍而且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至于报纸上发表的事实，“编辑部都力求经过调查证实”，“但是有时某些问题（特别是读者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在个别细节上不容易很快地查得一清二楚，却有必要及时地发表出来，以求迅速解决，编辑部也将加以发表，而让它们的某些细节在实事求是的讨论的过程中弄清。这也是希望大家谅解的”。
第三，改进文风。
社论从报纸“每天要用几万字去影响几百万读者”强调改进文风的重要，提出“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社论指出文风不好的危害：“不但读者不愿意看，而且会造成有害的风气，不利于思想文化，不利于政治经济。”说到这里，社论又诚恳地检讨：“在过去，我们的报纸上虽然也登过不少好文章，报纸上的文字虽然也逐步渐有些进步，但是整个说来，生硬的、枯燥的、冗长的作品还是很多，空洞的、武断的党八股以及文理不通的现象也远没有绝迹。”表示“我们希望努力改变这种状况”，请求作者们“也务必注意到广大读者的呼声，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而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并强调：“报纸是给几百万人看的，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人很难有时间看长文章，因此，除了很少的例外，报纸上的文章总是越短越好。”真是处处为读者着想。
《致读者》还扼要地介绍了改版后八个版的“版面安排”：第一版还是新闻；第二、三版的内容是国内经济，大致第二版着重工业和交通，第三版着重农业和商业；第四版的内容是国内政治、包括党的生活，此外还有一栏首都新闻或者地方通讯；第五、六版是国际版；第七版是学术文化版；第八版上半是带文学性的副刊，下半是广告。“原来的读者来信专页取消了，读者来信将分别登在各版上。”同时又说报纸版面很难一成不变，现在简单介绍，只是为着让读者心中有数。
《致读者》最后强调：“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报纸的改进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我们永远不能自满在这里提出的几项要求也不容易马上完全实现，我们期待着全国广大的读者给我们更多的帮助，更多的批评和指示！”
6．《人民日报》改版后的显着变化
对于《人民日报》的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和热情诚挚的呼吁，从内容到形式、有方向有目标的重大改进，社会各界人士迅速作出积极反映。从7月6日到19日，近千封读者来信寄到报社，支持《人民日报》改版，提出许多合理建议。改版后的《人民日报》按照《致读者》提出的指导思想、努力目标和改进办法，按照向中央呈送的改版报告和胡乔木提出的具体意见，改进工作，版面大为改观，面貌显着变化。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改版七人小组成员李庄后来对报纸改版后的显着变化，作过如下简要总结：“概括起来，办报路数更加端正，新闻业务显着革新；新闻大量增加，报道面较前广阔；评论增多，同群众、同实际联系较前密切，针对性加强；批评坏人坏事较前增多，态度鲜明，笔锋健锐；积极主动鼓吹‘双百’方针。”
具体说来，《人民日报》改版取得成功，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新闻数量大大增加，头条新闻突出了国内的经济建设。7月份登载各种新闻2200多篇，比改版前增加一倍多。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经济新闻约占头条新闻总量的一半。7月统计，头条新闻共发61篇，其中报道经济建设的占31篇。同改版前头条大都为政治新闻、会议新闻和外事新闻相比，经济新闻占了主导地位。
第二，积极反映、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讨论和贯彻。7月2日，改版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600多位科学家讨论“百家争鸣”问题的消息。这个月，报纸发表有关双百方针方面的新闻、文章23篇，茅盾、马寅初、李长之、黎锦熙、朱光潜、唐钺等知名人士都着文参加讨论。不同观点热烈争鸣，7月21日，报纸发表评论员文章《略论百家争鸣》进行小结，阐述自己的观点，消除种种疑虑。这次讨论，造成了生动活泼、思想解放的气氛。
第三，积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7月份发表各种体裁批评稿件近750篇，比6月份增加了一倍多，每天平均保持四五篇。社论文笔尖锐，评论、述评相当突出，消息、通讯也有评论。有的还配有漫画，对不良倾向进行讽刺。这些评论，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在推动报纸批评和扩大报纸的影响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第四，客观公正地报道国际新闻，改变过去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报道成就不报道问题的做法。6月底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10月发生“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对这两大事件都采取客观报道的态度。7月1日改版当天，发表了《波兹南事件详细经过》；10月27日至11月10日，对匈牙利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11月10日还发表了本报记者撰写的长篇综合报道《匈牙利事件的起因和经过》。这样及时报道国际上的特别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突发事件，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大大增强了报纸在读者中的信任度。
第五，副刊面貌焕然一新。按照胡乔木关于要把副刊办成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要园地和副刊品种多样性的要求，文艺部负责人之一袁鹰起草了一份“副刊稿约”，经过胡乔木几次修改补充并最后定稿，在改版这一天的第八版上刊登。这则稿约体现了胡乔木办好报纸副刊的思想，勾画了《人民日报》副刊的基本蓝图。
胡乔木对副刊的关注，不仅表现在为副刊设计蓝图，而且更多的是为实现这些设想进行实实在在的工作。他亲自约请党外人士萧乾担任文艺部顾问，亲自物色、联系作者，组织队伍，还亲自修改副刊的稿件。《人民日报》改版后副刊面貌焕然一新，同胡乔木为此倾注大量心血是分不开的。
袁鹰回忆说：还在副刊筹备初期，乔木同志就帮助我们细心物色一批批作者，要我们开列出名单，问清确切地址，然后一一登门拜访，至少专函约请，不能只靠一张打印的约稿信。他知道文艺部的编辑接触的作者面有限，所能想到的，无非是文艺界人士和中老年作家。而他却把眼光放到文艺圈以外、文化界以外的作者，还有一些当时由于种种缘由被冷落、忽视甚至已经鲜为人知的人。
胡乔木提到了当时在党政机关或工农业战线工作的李锐、刘祖春、张铁夫，提到了在人民出版社当总编辑的杂文家曾彦修（严秀），亲自给他们写信、打电话，邀请他们来报社参加座谈会。那时，着名作家沈从文已经从文坛隐没多年，胡乔木叮嘱一定要请他为副刊写一篇散文。沈从文的《天安门前》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引起热烈回响。胡乔木还一再提到“鸳鸯蝴蝶派”作家张恨水的名字，要文艺部约这位写副刊文章的老手写稿。胡乔木也谈到周作人，认为这位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健将，晚节不忠，文章却是写得好的，可以约他为副刊写稿而不必署真名。袁鹰等人奉乔木之命往访八道湾周宅，知堂老人果然应约写了一篇《谈毒草》。短短七八百字，仍是旧时风格。胡乔木还提到徐凌霄、徐一士两位兄弟文人的名字，文艺部同志辗转探寻，没有下落，胡乔木有点憾然。总之，在胡乔木的提示和直接关心下，这些作者的稿件充实了副刊的内容，扩大了作者面，很受读者欢迎。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双百”方针的精神，促进编辑解放思想、打破框框，明白应该怎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办好副刊。
胡乔木对副刊工作的指导常常贯穿于一篇稿件的始终。那些他认为可以发表而又写得不甚理想的稿子，他都细细琢磨，精心修改，让它与读者见面，不惜花费许多工夫。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例如，《人民日报》改版后第二天，7月2日，副刊上刊登的李长路谈领导作风问题的杂文，就是经过胡乔木精心修改的。该文原题《宰相肚里好撑船》，比较直露，胡乔木改为《宰相肚皮》，文字也有不少改动。
原文首段文字从“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成语说起，讲到“人民要求身为宰相的”如何如何，胡乔木改为“‘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反映了历来人民对于领导人物要有大度量的一种愿望，虽然历史上这样的宰相并不多见。今天的时代不同了。人民的事业要求新型的领导者。这种领导者同旧日的宰相当然有很多不同。但是对于今天不论做什么领导工作的人，人民也一样要求他们‘肚里能撑船’，或者更正确些说，人民更有理由要求领导者具有气魄宏大、胸襟宽广的作风，而反对气量短浅、胸怀狭窄的作风。”（文中楷体字是胡乔木改写的）
为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胡乔木把文中其他有些用“宰相”的地方也改为“领导者”、“领导人物”这些含义明确的词。
当时为贯彻“双百”方针，特别强调对知识分子、对作家要团结、要宽容。胡乔木在文中还作了这样的修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能不能贯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看文学和学术的领导人有没有大的度量。”“如果有关的领导不把自己的肚皮放大一些，而且还在继续收缩，使文艺上的‘百花’和科学上的‘百家’越挤越少，那最后就有只剩下一个挤扁了的空肚皮的危险。”
再如，副刊初创时，郭沫若寄来一篇《发辫的争论》，用诙谐的笔调写“左”“右”两派争论发辫长和短哪一种美、哪一种有用。调门越争越高，以“左倾幼稚病”和“右倾保守主义”相互指责，争论终无结果。袁鹰等人没有把握，就排小样送胡乔木审定。胡乔木批了一句：此文是讽刺无聊的争论，可以发表。又改“可以”为“应当”。还亲自给郭老写了一封信，建议作一些文字修改。郭老欣然同意。一篇很有趣味的杂文终于面世。
《人民日报》改版后副刊办得有声有色，但读者还是不满足，对副刊上发表的杂文还是有不少意见。胡乔木又同文艺部两位同志谈话，提出：“现在八版的杂文的主要问题是：作者队伍太窄，评论范围太窄，评论的方式也不够多样。”他指示：“要改进八版，首先得打破小圈子，把作者队伍扩大，最好能扩大到县，使各方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都有可能为八版服务。”“现在特别要联系各方面社会活动分子，他们不一定都能写好文章，但要帮助他们尽可能写得好些，使文章有更多生活气息。”他还指出：“有人说对人民内部不应该讽刺，这是不对的。”“杂文的内容和形式都应该是非常多样的，可以有讽刺，也可以没有讽刺。它是一种短评，短评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色调。”同时他又指出：“现在八版的杂文对敌人评论少，讽刺少，这是大缺点。”
在这次谈话中，胡乔木对副刊的意义和作用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八版的文章应该侧重谈社会伦理方面的问题。提倡新社会应有的道德、风尚和教养。这应该是八版文章和其他各版文章的基本区别。”应该认识到“这是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他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豪情满怀地指出：“苏联报刊谈社会道德的比较少，资本主义国家报刊不可能谈新的社会伦理、道德。我们的八版如果办得好，就对世界报纸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希望改变“八版整个版面不丰富，不活泼”的缺点，满怀理想地期待，“八版应该不同于过去的‘自由谈’，要用优美的散文来歌颂劳动，要对今天的社会作风俗画般的细致描写。”“八版需要的是工笔画式的文章，不是漫画式的文章。”
《人民日报》副刊在胡乔木关心指导下继续改进工作，胡乔木自己也身体力行，在以后的日子里，给副刊写包含各方面内容的、样式各不相同的杂文。
7．中共中央批转《人民日报》改版报告及其积极影响
《人民日报》改版的成功，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1956年8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转了6月20日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中央批示说：“现将人民日报编辑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中央批准这个报告，认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办法是可行的。中央还希望各地党委所属的报纸也能够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的工作。”中央批示着重强调《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这一思想，写道：
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一种论调说：“人民日报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因为这不仅在事实上办不到，而且对于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也不好。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各地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的地位。
中央批示强调多登新闻，指出：人民日报和各地报纸还应该尽量多登新闻，扩大报道的范围。新华通讯社发出的新闻，人民日报应该首先尽量采用。但是，各地方报纸收到新华社的国内外新闻，除了最重要的以外，不必完全同人民日报一样重复刊登，可以摘要改写，也可以不登，以便留出篇幅登载本地新闻。
对《人民日报》改版报告中提出的公报性新闻的处理办法，中央批示予以肯定，对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批示说：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会议，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等的发言，凡是决定公布的，人民日报必须一律发表全文，各地方却不必全文发表，只要刊登发言的摘要，或者选登有关本地问题的个别代表的发言。其他……等各方面的会议，无论是全国性的或者国际性的，人民日报和各地方报纸都只要选登有关这些会议的重要消息和重要决议，至于这些会议的报告和发言等应该由其他有关的全国性报纸分别发表。
《人民日报》的改版，推动了全国报纸的改革。特别是党中央8月1日批转了人民日报编委会的改版报告以后，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开展了报纸工作改革的讨论。各地党的机关报和其他各种类型的报纸都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学习《人民日报》改版的经验，边讨论，边改革，改进报纸的版面，实际上形成了全国各地党报和各种报纸工作的一次改革热潮。它有力地破除了迷信，冲破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束缚，使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园地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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