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与毛泽东邓小平-胡乔木与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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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52年底,准备召开中共八大就提上了中央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其间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才作出召开中共八大的决定。毛泽东在31日作会议结论时宣布:中央决定于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八大。八大的议程有三个:(一)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修改党章;(三)选举中央委员。他要求,1956年7月以前完成代表的选举和文件的准备工作。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举行的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召开八大的决议,并决定八大增加一项议程:“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

    毛泽东非常重视八大文件的起草。他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说:八大会标志我们党前进一步。而要开好这次大会,使党更上一层楼,关键在于有好的文件。当时,起草八大的政治报告、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和建议的报告,称为筹备八大的“三大工程”。这“三大工程”分别由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主持。为起草好八大文件,5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刘少奇负责的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组成成员名单和由邓小平负责的修改党章报告及党的章程起草委员会组成成员名单。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和建议报告由周恩来组织国家计委人员起草。胡乔木同时担任政治报告与党章和党章修改报告两个文件起草委员会的委员。

    在1955年5月至1956年9月八大召开这一年多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八大政治报告与党章和党章修改报告的起草、修改工作。这两大工程是同时进行的。他后来回顾说:“八大文件,除周总理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外,许多是我起草的”。

    全国党代表会议以后,为八大进行准备的各项工作就陆续开始了。1955年8月23日晚,刘少奇召集会议,商讨党的八大问题。出席会议的有陈云、邓小平、李富春、罗瑞卿和杨尚昆,胡乔木和陈伯达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接着,8月28日下午,刘少奇召集陈伯达、邓力群、田家英三人,商谈起草八大会议文件事宜。

    10月4日至11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举行,会议作出《关于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胡乔木列席了这次中央全会。

    全会开过后一个半月,11月29日下午,刘少奇召集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问题。胡乔木与起草委员会成员陈云、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一起出席。会后,刘少奇即指定陈伯达起草八大政治报告。同时要邓力群、田家英等人做助手,帮助陈伯达收集意见,准备资料。

    12月5日晚,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召开座谈会,部署筹备召开八大的有关事宜。出席者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委负责人,共106人。胡乔木出席了这个座谈会。刘少奇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精神: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主席讲,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刘少奇宣布中央政治局决定1956年9月召开八大,并提出全党要准备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八大中央的报告要和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D刘少奇在会上跟大家打招呼,根据分工,中央委员会向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由他主持起草。为准备这个报告,他在最近要找各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个别谈话,请各部门的同志预先作好准备。

    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刘少奇就陆续找国家机关、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到他那里汇报,一个部一个部地听,连续听了三十几个部门负责同志的汇报,进行到1956年3月上旬。

    刘少奇听这些汇报快要结束的时候,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听薄一波讲起刘少奇召集中央各部委逐个听取汇报的事,说这个方法好啊!请薄一波帮助他也组织这样的汇报。于是,毛泽东从1956年2月14日起,到4月17日止,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4月18日至24日,听取李富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汇报第二个五年计划。

    在刘少奇开始听各部门汇报不久,12月中旬,陈伯达草拟了《八大政治报告(草稿)》的提纲,写出了“引言”和第一部分的草稿。12月15日,刘少奇签发印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26位中央领导同志审阅。

    刘少奇对陈伯达的稿子不满意,请胡乔木提意见。胡乔木对刘少奇说,陈伯达起草的稿子不像一个党中央向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倒像一个学术报告。刘少奇认为胡乔木的评论有道理,对胡乔木说:那好啊,他写的不行,你来搞一个。并说,他历来的方法就是这样,他自己写文章总是找大家来提意见,各种反对的意见、不赞成的意见都可以讲,他叫人帮助起草的东西,总是七改八改,改到大家没有意见为止。陈伯达听说胡乔木认为他起草的稿子不行,很生气,但少奇同志要乔木起草,他也无可奈何。

    1956年4月间,毛泽东在陆续听取不少部门汇报后,对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形成了一些比较明确的思想,对处理好各种关系和矛盾,作了概括。4月19日,他提出必须很好地解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还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的口号。20日,他又进一步作了归纳,加上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经济与国防的关系;24日,又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少数民族与汉族。

    毛泽东听取各部门汇报时,周恩来几乎每次都去,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参加;第二轮听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汇报时,刘、周、邓都参加了。

    刘少奇听了毛泽东的许多精辟议论,感到八大政治报告就应以主席的这些思想为指导来写。在20日后的某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钟,刘少奇把胡乔木和陈伯达、邓力群找到他的住处中南海甲楼,非常兴奋地说,他刚刚从毛主席那里开常委会回来。主席讲了很好的意见,同我们起草八大报告的关系密切,所以把你们找来。主席在听了三十几个部门的汇报、作了两个多月调查以后,归纳起来,提出了十个问题,就是十个关系。刘少奇一个关系一个关系向他们作了介绍。说:有了主席的这个讲话,我们这个报告的主调就有了,指导思想就明确了。起草八大报告要以主席讲的这个十大关系为纲。刘少奇这么一讲,就把八大报告和十大关系联为一体了。

    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正式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讲过以后,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这个讲话。会议开到28日结束。胡乔木出席会议,听了讲话,参加了讨论。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了十大关系问题。贯穿《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是“以苏为鉴”,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毛泽东说:“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基本方针,就是毛泽东关于我们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从这以后,胡乔木等人就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为纲来起草八大报告。

    1956年6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召开日期和会议准备等问题。这次会议共28人参加,胡乔木是其中之一。会后,中央办公厅于6月26日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八大定于9月15日开幕;大会的文件,即政治报告,党章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和报告,必须在8月中旬定稿;8月下旬召开第七次中央全会;9月1日起举行八大的预备会。7月6日,中共中央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发出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关于1956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通知。

    1956年6月30日,胡乔木出席了刘少奇召开的布置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会议。D会后,胡乔木等加紧工作,7月初,八大政治报告第一稿(初草)写成,题为《为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而斗争》。

    第一稿(初草)与以前的稿子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指导,体现了《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和内容。不过,在编排上有政治报告本身的逻辑。毛泽东论述十大关系,有他自己的思路和方法。他先讲经济关系,再讲政治关系、国际关系;无论经济、政治,都从相互关系来论述,完全套用来写政治报告未必合适。政治报告中次序究竟怎么安排,胡乔木等人很费心思。经反复斟酌,多次讨论,初步确定总体结构还是先讲经济,再讲政治,再讲国际关系,虽着重讲相互关系,但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立论。在结构上,与陈伯达草拟的提纲也有很大不同。

    这个稿子先写成前面四个部分。7月14日,刘少奇批示印发给中央领导人和各有关人员审阅修改。在此前后,毛泽东即召集起草委员会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多次讨论这个第一稿及八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

    7月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开会,商讨八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会议开到翌日将近1点。接着,会议在7日、8日、9日、10日和12日、14日六个晚上继续举行。胡乔木参加了这七次会议。7月1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第一稿。胡乔木因赶写修改党章报告而未出席。19日晚,毛泽东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胡乔木参加了这次会议。

    7月23日,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离京赴北戴河。八大文件的起草工作继续紧张进行。

    27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东浴场召开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政治报告修改问题。28日下午,刘少奇召集小会继续讨论。胡乔木因起草党章报告均未参加。

    在此期间,起草委员会一方面听取意见对已成稿修改,另一方面抓紧分头起草后几部分。1956年8月8日,写成八大政治报告第二个修改稿,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稿子拟了两个题目,一个是《中央委员会向八大的政治报告(初稿)》,另一个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毛泽东随即对这个稿子进行了一些修改,写了五条批语。以后继续修改,写批语、作修改达32处。在北戴河,由他亲自召集或由刘少奇、邓小平分别召集会议,进行讨论。

    8月10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胡乔木出席了这次会议。

    8月11日下午,刘少奇召集会议,谈政治报告修改问题;晚上,毛泽东约谈政治报告修改问题,胡乔木均出席。

    8月12日起,胡乔木等即按毛泽东、刘少奇等人意见,进行修改。8月14日,刘少奇把修改稿送毛泽东。毛泽东即对其中“党的领导”部分作了修改。

    8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北戴河东浴场召开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

    回到北京以后,胡乔木等又进行修改。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亦即毛泽东所说“报告的主要部分”,胡乔木几乎重新写过。

    8月20日,“社会主义建设”部分修改完成。在结构上,这一部分共九节。删去原来的“发展速度问题”一节,新增“为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两节。以下各节分别为:工业,农业,商业,节约,企业领导,人民生活,文化教育工作。

    第一、二节是胡乔木重新写的。他总结了实施“一五”计划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迅速发展,分析能否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的关键是在基本建设方面,强调必须尽量完成和提前完成预定计划。农业方面也必须努力争取1957年的生产不致因灾下降。胡乔木的修改稿具体阐述了中央委员会关于“二五”计划的基本任务:“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首先是工业的技术改造,进一步发展工农业生产,增强国防力量,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修改稿还提出了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能够依靠它满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

    胡乔木的改稿分析了“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存在的薄弱和空白环节,提出:“争取在1962年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可以有百分之七十左右自给。”为此,提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基本建设的投资额将比第一个五年增加一倍左右。”同时,对各经济领域也提出了要求和指标。他实事求是地指出,“二五”计划要求196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包括现代工业、手工业和农业)比1957年计划数增长80%左右,由于“一五”计划将超额完成,所以“二五”计划的最终速度可能会略低于80%。同时又强调指出:“这是在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大得多的基础上的发展速度,这已经是非常高的发展速度。如果我们任意加以提高,我们就会有从前进得过快的车子上跌下来的危险。”(刘少奇审改时在“跌下来的危险”后面加上“我们就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

    胡乔木在修改稿中还列举1956年上半年冒进的教训来说明:“近几年的事实再三地告诉我们,经济生活的客观法则是不能违背的,谁要想违背这些法则,谁就要吃苦头。”在这一节的最后,胡乔木写道:“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客观的有利条件,加强我们的努力,尽可能地发展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国民收入用于积累的部分和用于消费的部分必须有一定的合理的比例;在我国的情况下,用于积累的部分应当是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或者稍多于五分之一,过低就要妨碍扩大再生产,过高就要妨碍人民生活。(刘少奇在审改时加写了一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采取十分谨慎的政策,把我们的计划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我们还应当认识: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首先是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必须有适当的比例;对于工业的投资过少固然要妨碍工业化的进展,对于农业的投资过少同样要妨碍工业化的进展。”胡乔木所加写的这些新内容,体现了1956年上半年提出和实行的反冒进方针,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实际情况的。

    对以下各节,胡乔木有的重写,有的作了重要修改。“工业”一节,胡乔木详细论述了“关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关于工业的布局问题”、“关于工业技术政策问题”、“关于工程和产品的质量问题”等四个问题。“农业”一节,胡乔木对“关于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以及各种农村副业的结合问题”、“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配问题”、“关于农产品的价格问题”、“关于农业的技术政策问题”等四个问题都作了重要的修改补充。在“节约”这一节中,胡乔木增写了“要节减军政费用”约近一千字,并列为第一点。关于“企业领导”,胡乔木加写了“什么是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问题约五百字,并对“什么是集体领导与民主管理相结合”问题作了重要补充。在“人民生活”一节中,胡乔木加写总论一段,特别着重对官僚主义的批评。“文化教育工作”一节约二千字,五分之四是胡乔木新写的。

    这一稿还有一个较大的变化,是将原稿的“国家制度的若干问题”、“统一战线”、“民族问题”合并成一个部分,改题为“人民民主专政和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对新合并成的这一节,陈伯达和胡乔木先后作了修改。关于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关于改善国家机关的工作等问题,胡乔木加写了大量文字。

    刘少奇于8月21日批示“此件即刻排印”、“今日十二时前印好”。这个“政治报告(修正稿)”印发给参加七届七中全会的全体人员讨论。当天,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部分作了13处比较集中的修改。第二天,刘少奇将题下括号中的“修正稿”改为“第二次稿”,注明日期为“1956年八月廿二日”。

    8月22日“第二次稿”排印出来后,胡乔木对“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又作了若干修改。如:关于发展轻工业,加写了:“为了适当地加快轻工业的发展,不但需要适当地增加轻工业的投资,而且需要适当地增加农业的投资”。在加强劳动保护工作中加了“安全生产的责任制度应当迅速地建立起来”一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文化教育事业建设任务方面,加写了具体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高等学校学生要求增加一倍以上,高级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学生要求增加两倍左右。初级中学学生要求增加约一倍半。文化工作和卫生工作都要求有更大的发展。”关于知识分子问题,加写了一段总结性的话:“我们的经验证明:我国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可以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的。在事实上,由于我们在解放以来的有系统的努力,我国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在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续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使他们更有效地为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服务。”

    8月22日,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插话,说:政治报告九万字,要讲七个半小时,我们现在提议,这个报告有些地方要重写,精简节约,能够缩减三分之一就好。要砍掉三分之一,就要打乱重分,要大作修改。毛泽东要求与会人员,首先对大势提一些意见,看大局还是完全要不得,还是勉勉强强,还是大体可以,还是有些要修改?再就是小处,错误的地方要修改,包括文字的修改。

    刘少奇表示:向全会提出的这个政治报告草稿是一个毛稿,没有搞好,九万字,很长。长了,要加以缩减。刚才主席讲,至少要缩减三万字,我看很有必要。其中有一些部分恐怕需要重写,就是要推翻,打乱重分,重新再搞。所以还要花很大的功夫,请各位看一看,讨论一下,提出意见,批评。大家一攻,一创造,一建设,就可以搞出一个比较好的东西。

    对政治报告的主要内容和重点,毛泽东随后又插话作了明确的说明。他说:这一次[会议]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有这么几个大题目,[大会发言]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分之一讲建设。

    会后,刘少奇领导起草委员会讨论毛泽东的意见,进行大改。还是采取分头修改、最后汇总的办法。

    8月25日,陈伯达将经刘少奇重写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一节送请胡乔木“即提修改意见”。胡乔木作了十多处内容和文字上的批注、修改。如:原稿说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掌握着现代文化和技术(各种生产的、工程的和经营管理的技术)”。胡乔木批注:“资产阶级中有不担任管理的,有懂得管理而毫不懂得生产技术的,懂得生产技术的比较还是少数,主要是靠工程师。需要说得精密一些。”再如:原稿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多数是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并且是受资产阶级教育的”。胡乔木批注:“知识分子如包括小学教师则农民家庭出身的现在已占很大数目。资产阶级教育以说是解放前的知识分子而不说现在的知识分子为妥。现在的知识分子中如包括大中学校毕业生则多数是受了社会主义教育。”三如,原稿说“我们应当保留民族资产阶级的选举权”。胡乔木批注:“这样说似还不够,是参加政府之权而不仅是选举权。”

    8月30日,胡乔木写了政治报告的“序言”,又执笔修改“四、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并于上午改成大部分,批“请立即印三份于今天下午分送主席、少奇同志、胡乔木。(余稿下午和晚间送完,下面只有不到10页)”。这一稿,胡乔木将上一稿“为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斗争”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两节合并为一节:“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撤去“节约”、“企业领导”、“人民生活”三节,内容写入相关部分。保留“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四节,内容也作了补充和调整。如“工业”这一节,除“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关系问题”、“工业的布局问题”、“产品和工程的质量问题”之外,增写了“职工生活问题”和“企业领导问题”。在“农业”这一节,强调保证增加农民收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更大问题,为此,不但需要有正确的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而且需要有正确的分配政策。

    这时,政治报告第三次修改稿接近完成。刘少奇在8月30日致函毛泽东,请示关于报告稿各部分编排问题。第三次修改稿各部分编排顺序为:

    (序言)

    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三、社会主义改造

    四、社会主义建设

    争取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

    工业

    农业

    商业

    文化教育

    五、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民族问题

    关于华侨问题

    关于我国的国防问题

    关于国内的反革命分子问题

    关于官僚主义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问题

    关于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

    六、共产党

    七、国际支援

    毛泽东当天批示:“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

    刘少奇于8月31日早上审定“第三次稿”后,即报送毛泽东:“主席:前面三部分作了修改,压缩不多。请审阅。刘少奇卅一日早”凌晨5时,毛泽东读完胡乔木负责修改的“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很满意,写了以下批语:

    即退胡乔木同志阅后,即送少奇同志阅。此件修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第七页上有一个问题,请乔木注意。

    毛泽东在原稿第7页“在第一个五年内,估计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仍将占国家财政支出的百分之三十二,因而经济文化建设支出只约占百分之五十八”这段文字旁批:“还有百分之十的开支要作交代。”胡乔木即作了补充,在“经济文化建设支出”之前,将“因而”二字删去,加写了一句:“在第一个五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除用于信贷基金、归还国内外债务、援外、总预备费等项共约占百分之十以外”。

    凌晨6时,毛泽东又写批语给胡乔木:

    乔木同志:

    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他部分编辑付印。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六时

    胡乔木迅即照办。在“第三次稿”铅印本上又作了一些修改。在“二五”计划1962年农业生产指标部分,加写了“养猪要求达到二亿五千万只左右”。在“农业”这一节讲经济作物和农副业产品对于国民经济的极大意义中又加写了一段话:“拿养猪来说,我们在第二个五年内要求把养猪的数字从1957年的一亿三千八百万只增加到1962年的二亿五千万只左右,就是因为养猪关系到全国城乡的肉食、农作物的肥料,关系到猪肉、猪鬃的出口,非大力发展不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人民生活改善这一段中加上“基本上消灭城市中的失业现象”一句。

    胡乔木及时过细修改,赶上31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八大报告起草委员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商谈八大筹备工作有关事宜时用。

    9月1日,八大预备会议开始后的第三天,经修改后的八大政治报告稿印发讨论。9月2日,胡乔木应约到毛泽东处。毛泽东先同他和陈伯达、李维汉,接着又同刘少奇和他谈修改八大政治报告问题。9月4日,胡乔木再次应约到毛泽东处。毛泽东又先后分别同他和陈伯达、李维汉与他和刘少奇谈修改八大政治报告问题。

    9月4日,毛泽东审阅胡乔木等修改过的政治报告“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后,特地叮嘱陆定一改好后送给陈云,请陈云加以修正后,在5日晚10时以前送给他看。陆定一在9月4日夜10时半改完,即把改稿送胡乔木阅后送陈云。胡乔木看完一遍,已到5日1时。他即写上附言送陈云:“有几处稍作修改,请陈云同志酌定。”9月5日,陈云致函毛泽东谈修改情况:“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9月5日下午4点半,胡乔木又应约到毛泽东处,毛泽东同他就政治报告的修改问题谈了20分钟。

    6日凌晨2时,毛泽东审阅了经陈云修改的政治报告“社会主义建设”部分。作了一处修改,并批示:

    即送乔木同志:

    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毛泽东

    九月六日二时

    参加八大预备会议的各代表团,四五天来,对政治报告稿和党章(草案)与修改党章报告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到6日,除军队代表团继续讨论外,都已讨论结束。

    预备会讨论后,从9月7日起,政治报告的修改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毛泽东连续审阅,不断作出修改批示并亲自修改,刘少奇、周恩来等主持修改,胡乔木和陈伯达、田家英等执笔起草的人集中在中南海西楼日夜加班,胡乔木熬得双眼迷糊。就这样,对政治报告的反复修改一直持续到9月15日举行八大会议的前夕。

    9月7日清晨6时,毛泽东分别致函周恩来和胡乔木。要周恩来对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以后,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要胡乔木修改“国家的政治生活”部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这一部分原本是陈伯达在9月初修改完成的,毛泽东批示胡乔木再作修改:

    乔木同志:

    国家问题这一部分,也许你可以在一天内修改好,困难问题不是很多。但对肃反问题写得太简单,没有提党对反革命分子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处理政策,请加注意。

    不知15页上还有这个问题的话没有?

    毛泽东

    九月七日六时

    过了一个钟点,毛泽东看过胡乔木修改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以后,比较满意,即给陈伯达写信,说“‘改造’、‘建设’两部分乔木改稿,我看可用,不须大改,但小改是必要的。务请你们在今日加班加点,请于今日晚上十二时以前全部改好3,交我看过,再送少奇同志看过打样,于明日上午交付翻译3。”

    又过了3个钟点,上午10点,毛泽东分别给周恩来和胡乔木写信。请周恩来主持于今日改好政治报告头三部分,于今晚10时前交陈伯达看过后交毛泽东;“改造”、“建设”两部分,请周恩来与李富春一道修改,今日晚上交陈伯达汇总。给胡乔木的信写道:

    乔木同志:

    “国家”部分内容贫弱,和“改造”、“建设”、“党”各部分分量不相称,似需大改。请你将一、二次稿看一下,好好想一下,再行动手。如今日不能完稿,可于明日完毕。如你需要,可找彭真、瑞卿谈一下。

    毛泽东

    九月七日十时

    当天晚上10点钟,毛泽东又约胡乔木和陈伯达到他那里面谈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问题。第二天下午又两次约陈伯达去谈。

    9月7日至8日,胡乔木对陈伯达起草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部分作了较大的修改,重新写过的篇幅有三分之二强。这一部分的题目改为“国家的政治生活”,删去原来八个小节的标题,文字也作了压缩,称为“九月九日修改稿”,分两批排印。

    9月9日,这一部分排印稿分送各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人员审改。9月10日清晨5时,毛泽东致信陈伯达,要求起草小组今天读改“国家政治生活”部分时邀请彭真、罗瑞卿、董必武三同志参加;“今日改毕后,照前抄三份,分别送刘、周及我。”

    9月12日凌晨,毛泽东对刘少奇修改过的政治报告稿“国家政治生活”部分作了一处修改,并同胡乔木和陈伯达一起作了两处修改,于2时半致函刘少奇,请他“即将两个改本合在一处,立即付印,付翻译。同时印发全体代表,请他们提意见”。

    9月13日,早上7点半,毛泽东将政治报告“序言至第四部分修正稿”批送刘少奇:“这些修改都很好,可以即刻付印,付翻译。”当天,中央向代表们印发了八大政治报告的序言和前四部分。

    在此之前,9月10日,胡乔木将第五部分“加强国际团结”改题为“国际关系问题”,对内容作了十多处修改,并在这一部分加写了七八百字,阐述对美国的政策和我国处理国际事务采取的基本政策。9月11日即印发政治局委员及有关同志审改。

    9月10日晚23时40分至翌日1时30分,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谈政治报告中“共产党”部分修改问题。“共产党”部分,起初是由陆定一起草的。8月29日,毛泽东阅改了陆定一的稿子,比较满意,退还时写批语:“此件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些小的修改,增加了两个小段,请加斟酌。”随着报告各部分起草的进展,感到“共产党”这部分需要加强,乃由胡乔木在原稿基础上重写。9月12日,胡乔木将“党的工作”改题为“党的领导”。全文18页,有10页是胡乔木重写的,还有8页作了很多修改。

    大约在9月12日晚上11点,刘少奇把胡乔木等找到他住地,提出对“党的领导”部分要加一段话,讲毛主席的正确在大革命时候就证明了。刘少奇指出,对蒋介石搞的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毛主席一开始就主张进行抵制和反抗,同国民党作斗争。陈独秀不赞成,于是蒋介石的阴谋一步步得逞,实现了他对国民党的直接控制,把共产党从蒋的直属部队中排挤出去。后来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建立中央苏区,都证明毛主席正确。可是尽管毛主席是正确的,如果党内的多数不认识他的正确,不选择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还是不行。毛主席的路线是对的,临时中央没有去中央苏区前,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执行他的路线取得了胜利。临时中央在上海站不住脚,到了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把毛主席从领导中排挤出去了,但执行的军事战略战术还是毛主席的,所以第四次反“围剿”还是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就一反毛主席的路线,执行的完全是博古、李德的那一套,结果失败了。经过胜利与失败的比较,不但原来跟着毛主席一起干的人更进一步认识了毛主席的正确,连反对过毛主席的人也认识到毛主席正确了,这才开成遵义会议。由此证明,有毛主席的正确还不够,还得要有全党的正确选择。刘少奇说,他在政治报告的“党的领导”中,把这个意思加了一段文字,要有全党的觉悟,特别是全党重要干部的觉悟,到了遵义会议才解决这个问题。

    刘少奇的这番话,胡乔木和起草小组的同志作了提炼,在八大政治报告作如下表述:“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的经验多少和党的领导人选对于党是否犯错误有重要的关系,但是关系更重要的,是各个时期广大党员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是否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总结斗争中的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考验党的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水平高低的主要标志。”

    9月14日上午6时,毛泽东致函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说“‘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要他们再作修改,“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3。”

    胡乔木与陈伯达、田家英遵嘱修改,提前一个小时交杨尚昆付印。内容和文字、标点符号的修改共有二百余处。胡乔木修改得最多,主要是内容的增删。如:在讲到有少数人曾经企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削弱党的领导作用时,胡乔木改写了一段话:“他们把党对于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政策方针的领导问题同单纯技术方面的问题混淆起来,他们认为党对于这些工作的技术业务还是外行,因而就不应当领导这些工作,而他们则可以独断专行。我们批判了这种错误的观点。党应当而且可以领导一切工作,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方针和政策上起领导作用。当然,这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都包办代替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也不是说,对于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可以安于做外行。党要求我们的干部和党员进行艰苦的学习来学会自己工作中所不懂的事情。我们学习得愈多,就会领导得愈好。”这样一写,不仅把“党的领导”的含义解释得更加准确,而且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阐明了应当防止和纠正的两种倾向。

    八大政治报告,集中了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汇集了全党的智慧,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认识水平。政治报告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从1955年5月算起,经过了一年四个月。从以上叙述可见,胡乔木是起草和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的主要人员之一,他在毛泽东、刘少奇领导下作出了应有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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