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酝酿和组建
早在1975年1月上旬，邓小平就开始酝酿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这个机构了。
1975年1月，邓小平在军队、党和政府中正式就任重要职务。随后他代替病重住院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这时，邓小平就酝酿要组建一个写作和参谋班子，帮助党中央、国务院调查研究，起草文件，进行宣传教育，协助他领导1975年整顿。
就在中共中央1975年1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1975年1月6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跟他说：正在考虑，要你和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等同志当国务院的顾问，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邓小平提出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还提到：主席前不久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谈话，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也应认真研究。邓小平说：这些问题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总之一句话，不能说服人。邓小平还交代胡乔木：要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邓小平说明，今天谈的这些，只是同你交换意见，中央和国务院都还没有讨论。
邓小平同胡乔木的这次谈话，涉及任务、组织、文风等方面，对于后来正式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来讲，是一次重要的酝酿。不过，一切尚在设想和商量的过程中。事实上政治研究室成立后在整顿中所承担的任务、所起的作用，比“钓鱼台的班子”要宽得多，大得多。这时，邓小平还没有把此事提交党中央、国务院讨论。他只同李先念商量过，李先念很支持。哪些人当负责人，名单也是邓与李商量提出的。
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雷厉风行地领导了铁路的整顿，并把铁路整顿的经验在钢铁、煤炭和整个工业交通战线迅速推开。经过短短三四个月的整顿，国民经济面貌已经有了显着的改观。与此同时，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取得进展，大多数被关押受审查者已经释放。对地方的整顿也已提上日程，6月开始处理浙江“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问题。在进行整顿、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围绕着所谓“反经验主义”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四人帮”进行了一次较量。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挫败了“四人帮”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打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革命家的图谋，在这一次较量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按照邓小平的部署，6月以后，整顿要进一步向面上铺开和引向深入。这就势必要进入“四人帮”长期霸占的文艺、教育、科技、出版、理论等领域，斗争必将更加尖锐。当时北京、上海的主要报刊都控制在“四人帮”的手里。“四人帮”还培植了一批写作班子做他们的吹鼓手和棍子。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正确主张在报刊上得不到反映，几乎没有什么舆论宣传。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的斗争，紧密联系着的这两个方面，都迫切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所以，到1975年6月，组建一个强有力的、能战斗的写作班子，组建一个能够领导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机构，也就是说，邓小平手里掌握一个能够为自己的主张做宣传、能够同“四人帮”唱对台戏的班子，是把整顿继续推向前进的迫切需要。
胡乔木被毛泽东再度起用，成为组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个契机。
1974年国庆节，在毛泽东大量解放干部的形势推动下，胡乔木被通知出席国庆招待会。其时，中央把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提到重要日程上来，而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康生已病入膏肓。毛泽东深知整理自己的选集，胡乔木是最佳人选。《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整理编辑工作，就是倚重胡乔木而完成的。他知道胡乔木没有什么问题，早就应该解放出来，遂亲自指示，让胡乔木参加《毛选》第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1975年4月4日，李鑫便把包括《论十大关系》《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第一批需要编辑整理的毛泽东文稿交给胡乔木。这样，趁整理、编辑《毛选》之急需，成立政治研究室这样一个机构，由胡乔木等人做负责人，“四人帮”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阻拦了。
至此，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条件，已经成熟。
1975年6月8日，邓小平再次约见胡乔木，商谈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有关事宜。邓小平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负责。按照邓小平的设想，政研室和《毛选》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班子。关于政研室的组成人员，就是1月谈话时提到的吴冷西、胡绳、熊复和原先已在整理《毛选》的李鑫等人。在商量时，邓小平同意胡乔木的提议，增加于光远，但是坚决不同意找“革命造反派”。关于政研室的任务，邓小平提出，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毛选》五卷的具体工作以外，还要“分管学部”，就是分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对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这一支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领导权，将宣传理论队伍组织起来。
6月8日同胡乔木谈话以后，邓小平即在6月15日向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写信，向政治局正式提议：“国务院设政治研究室，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同志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做理论工作”。同时，邓小平还向政治局送上关于《毛选》编辑工作的建议，说明毛主席已批准成立由康生、邓小平、胡乔木组成的三人小组（《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具体工作也由政研室承担。可以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毛选》五卷整理小组。
这两项提议经政治局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遂正式成立。负责人除邓小平报告中提到的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六人外，又增加了邓力群。七位领导干部都称为负责人。主要负责人胡乔木，也没有别的职衔或名义。这样，可以立即上马办事，免生枝节。
应该看到，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这是邓小平在整顿的全局上投下的重要一着棋。这时整顿已经在好几个方面进一步展开。在经济战线上，已经重点解决了铁路问题、钢铁问题，进入通盘研究、全面解决各行各业经济工作的阶段。经邓小平提议，从6月16日起，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揭露“文化大革命”中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研究今后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做准备。军队的整顿从6月起正式展开。6月24日至7月15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讲话提出贯彻落实毛泽东“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重点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地方的整顿也由点向面推开。中央于6月2日和7月17日先后批转了江苏处理徐海地区的经验和浙江处理“双突”问题的请示报告，推动了各地的整顿。在科学技术方面，国防科技整顿率先进行，已经取得显着成效；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国务院也于六七月间提出了报告，并于7月中旬派胡耀邦等到中国科学院主胡乔木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持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组建成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不仅在其自身担负的日常工作中有力地推动整顿的进展，而且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参谋班子和写作班子，对1975年的整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国务院政研室的组织和邓小平的领导方式
政研室的人员和办公室地点按任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编辑《毛选》为主要任务，办公地点在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和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在那里办公。另一部分，管政研室的经常工作，承担邓小平交办的调查研究等任务。由于光远、邓力群负责，这一部分人在中南海武成殿办公。政研室共分三个研究组。理论组：王子野（组长）、陈道（副组长）、郑惠、苏沛、滕文生、朱佳木；国内组：丁树奇（组长）、林涧青（副组长）、徐道河、孙小礼、赵乾德；国际组：王飞（组长）、何汉、周锡荣、李波人、冯兰瑞。政研室内部还设有办公室（主任李敬之）和图书馆（负责人高兴国）。
“读文件”是邓小平领导政研室的主要方式之一。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件事，在当时是不公开的。在编辑工作班子内部，胡乔木等把毛泽东的文稿整理成功一篇，就交给邓小平一篇；邓小平就召集政研室七位负责人集体阅读，讨论修改。改好之后，报送毛泽东本人审阅、定稿。“读文件”就是邓小平带领政研室负责人集体讨论毛泽东着作选篇用的名义。“读文件”的地点，不在中南海，在故宫斜对面的“三座门”——中央军委办公处。通常读过“文件”，邓小平和大家一起看一场电影，作为休息。
“读文件”时，除了对文稿本身的整理、修改进行讨论以外，邓小平常从毛泽东文稿的论述，联系当前的现实问题发表一些意见。主席最近有什么指示，应该怎样理解、怎样贯彻落实，邓小平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传达、布置，组织大家讨论。讨论文稿之余，还交流各人了解的情况，工作的进展和问题，商讨政研室的经常工作。所以，“读文件”实际上是邓小平和政研室七位负责同志的碰头会。这种碰头会差不多两星期一次。从1975年7月9日第一次阅读并讨论《论十大关系》起，至当年10月，共进行了7次。
此外，就是个别交谈。《毛泽东选集》编辑工作和政研室工作中有事，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有事，向胡乔木布置。大多是同胡乔木一个人交谈，有时也有别的负责人参加。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书信、文件的往来。胡乔木等把整理好的毛泽东文稿、拟好的文件报给邓小平，把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反映给邓小平，把重要的“来信”和报刊文章转给邓小平；邓小平批下来，或转报给毛泽东以后再把毛泽东的批示传下来；等等。
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在1975年整顿中的作用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于1975年6月中旬成立，7月正式开展工作，到1975年11月下旬“打招呼会”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重点批判，只活动了四个来月。但是，在邓小平领导下，胡乔木主持政研室为1975年的整顿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概括起来，除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外，主要做了四项工作：（一）对思想文化工作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收集和上报了一些材料，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转呈了一些信件，推动了思想文化领域主要是文艺领域的整顿；（二）参加起草和修改国务院的一些文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协助修改“工业二十条”（即《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最初名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三）撰写了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四）代管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协助筹办综合性理论刊物《思想战线》。
（一）调查研究，推动文艺调整
就在政研室成立之际，7月初发生两件事情。一是邓小平从7月2日起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一是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对当时的文艺工作提出批评，还批示对“周扬一案”宜从宽处理。
1975年7月9日，邓小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这是政研室成立后正式召开的第一次负责人会议。邓小平传达了几天前毛泽东同他谈话中对文艺工作的意见：“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毛泽东对这些年来主管文艺的江青等人的不满，对恢复百花齐放的期待，溢于言表。邓小平传达毛泽东指示后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跃、更繁荣。他要求政研室做些调查研究，收集一些文化、科学、教育、出版方面有关双百方针的材料。因为政治局最近要讨论毛泽东的上述指示，而他自己对这几方面的情况不熟悉。
为落实邓小平布置的任务，胡乔木在7月10日召开政研室负责人会议，明确邓小平交代的调研任务，主要由于光远、邓力群负责。
理论组组长王子野带领小组成员郑惠等按照邓力群7月11日的布置，调查江青等人鼓吹“三突出”原则，影响“百花齐放”方针贯彻的情况。他们查阅1969年以来北京、上海的几种主要报刊，不仅整理出了鼓吹“三突出”、妨碍“百花齐放”的材料，而且整理出了一份“四人帮”自1969年11月以来，在报刊文章中有意不提“百花齐放”，明目张胆地把“百花齐放”从文艺工作方针胡乔木主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中砍掉的材料，找到了“四人帮”割裂毛泽东思想的证据，为邓小平同“四人帮”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胡乔木通过贺捷生鼓励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上书毛泽东，反映电影《创业》受压制的情况。胡乔木又及时把张天民的信通过邓小平转送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写下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泽东还注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和来信人所在单位。”《创业》批示在文艺界迅速传播开来，引起连锁反应，大大推动了文艺政策的调整。
在邓力群帮助下，电影《海霞》编导反映受到“层层围攻”的申诉信经胡乔木、邓小平转送毛泽东。毛泽东7月29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30日，邓小平、李先念等审看此片。当晚政治局讨论决定，《海霞》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又一次打击了江青一伙在文艺领域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
由于毛泽东提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又连续对文艺工作者上书做出批示，文艺界受到鼓舞，直接上书毛泽东者不乏其人。在政研室负责人过问下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以下三件事：
在胡乔木、于光远的支持下，冼星海夫人钱韵玲于9月27日写信给毛主席，建议在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之际，举办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和聂耳的纪念音乐会。毛泽东表示赞成。1975年10月25日，纪念音乐会隆重举行。
胡乔木于10月23日转呈了姚雪垠给毛主席的信（写于10月19日），汇报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写作情况及存在的困难。毛泽东11月2日写下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姚雪垠即从武汉调至北京。粉碎“四人帮”后，《李自成》第二卷出版和第一卷修订版于1977年二三月出版，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由此复业。
10月28日，周海婴写信给毛主席，反映鲁迅书信的处置和出版、鲁迅着作的注释等方面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请求帮助，希望早日出版一部收入现存鲁迅全部书信的新的《鲁迅书信集》，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毛泽东11月1日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做出决定，立即实行。”人们当时不知道，周海婴此举得到了胡乔木的支持；信写成后又到胡乔木家中，请胡修改、润色。这信最后也是由胡乔木经邓小平呈送毛泽东的。毛泽东对周海婴的批示，使张春桥、姚文元等百般阻挠公开出版鲁迅全部书信的倒行逆施无法再继续下去，也改变了《鲁迅全集》的整理和注释“一直无人过问”的状况。
（二）修改“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制定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是国务院召开的计划工作务虚会于7月提出的。要求国家计委在国务院领导下起草。起草工作先由主管工业和计划的副总理余秋里主持，后来又由常务副总理纪登奎抓。《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初稿于8月初写成，共14条。8月8日，邓小平要求政研室参加对工业条例的修改。8月18日，国务院开会讨论工业条例，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同计委的房维中等同志参加。条例全文从原稿的14条增加到18条。9月交20个企业负责人座谈会讨论，10月，又拿到出席农村工作座谈会的12个省、市委书记中去征求意见。10月25日完稿。全文共20条，简称为“工业二十条”。这个条例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1961年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的继续和发展。它提出了整顿企业、加快工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是解决“文化大革命”在经济上造成的混乱和灾难的纲领性文件。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先是由胡耀邦主持起草的。邓小平对这个文件稿不大满意，于8月26日找胡乔木商讨修改意见，要胡乔木同胡耀邦等商议，由胡乔木亲自动手修改。胡乔木要吴冷西、胡绳一起参加。胡乔木亲自动手，于9月2日改好，题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看后比较满意，说这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部门。即印发有关负责同志征求意见，准备讨论。
9月26日下午，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胡耀邦等汇报，讨论《汇报提纲》。邓小平在会上讲了很多重要意见。他要求把《汇报提纲》修改好以后送毛主席并印发政治局，批准后用这个文件发动科技战线的群众。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三）撰写理论文章《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1975年八九月间，政研室本来把注意力放在写评论《水浒》的文章上。9月10日，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谈话，强调要全面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批评现在的宣传（即“四人帮”控制的宣传）有很大的片面性。要求政研室要抓紧写文章。这次谈话触发了胡乔木想要写一篇全面论述和宣传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的文章。当时斗争的焦点是怎样全面地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邓小平强调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互相联系，不能分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纲；应以三项指示为纲，集中精力进行全面整顿，促成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割裂、反对这些指示，把整顿说成“复辟”，继续制造动乱和分裂，破坏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这种斗争形势出发，胡乔木于9月下旬提出写一篇关于全面宣传三项指示的文章，从理论上支持和阐发全面整顿的方针。邓小平很赞成。胡乔木把这个写作任务交给了邓力群。
邓力群找人一起把1975年以来中央的一系列文件、邓小平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收集起来，加以研究，还请有关单位的同志就贯彻执行三项指示的情况和文章的写法开了两次座谈会。对写出的两份稿子，邓力群都不满意，决定重写。即由邓力群口授，助手记录整理成文，再由邓力群改定。10月7日文章完稿，题目由邓力群定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这篇文稿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出发点和归宿，全面论述了三项指示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宣传了1975年党中央关于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国防工业问题、农业问题，以及一些地区和单位问题所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精神，邓小平领导各方面整顿所作一系列讲话的内容，阐述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安定团结，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等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文稿在实际上揭露和痛斥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策略及其本质。文稿指出，学习理论成绩怎样，“检验的惟一标志”，“就看我们在应用中，是否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更快的发展。”文稿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这是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以及干部工作好坏成绩大小的标准。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里的人才会相信。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既学会搞阶级斗争，又学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必须用心研究并遵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必须建立以责任制为核心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必须关心并逐步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文稿还指出，三项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要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要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班子，要在全党范围内整顿党的作风。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整顿的方针政策，探索了中国当时情势下摆脱动乱局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它较好地概括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思想，称得上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政治纲领。另外两篇已经基本形成的文件：《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则分别是经济工作的纲领和科技文教工作的纲领。这就为全面整顿的展开从理论到具体方针政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四）代管学部，筹办《思想战线》
代管学部，是邓小平亲自交给国务院政研室的任务。
“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当时下设13个研究所，2个研究室，有工作人员2000多名，其中干部和研究员1800多名。它原由教育部代管。政研室组建之初，邓小平就提出要政研室“代管学部”。
6月29日，邓小平再一次向胡乔木明确交代：政研室一定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他同胡乔木一起商量，明确了学部的组织领导关系。学部的业务工作由政研室管，分工由胡绳负责；政治工作由国务院政工组管；行政工作由国务院办公室管。邓小平还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由政研室指导。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当时的主要报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都被“四人帮”控制。要从思想理论上宣传“三项指示为纲”，指导和支持整顿，只有重起炉灶，创建自己的舆论阵地。
邓小平对学部工作抓得很紧。6月29日同胡乔木商谈后，立即要中央组织部提出学部领导机构人选，同时委托一位副总理召集国务院政工组、办公室和教育部等相关单位开会，把重新确定的对于学部的管理分工事项正式通知执行。
7月16日，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政工组公布学部领导机构名单，由郭沫若主任，调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支持学部工作。
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科学院汇报，学部接到通知派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会后，列席者立即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办公室、政工组负责同志传达邓小平讲话，决定要积极贯彻，落到实处。邓小平指出：要给科研人员解决房子、孩子入托、夫妻两地分居等困难，学部有关部门即开始采取措施逐步改善；应该关心支持专家学者，学部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刊物太少，就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恢复刊物。
按照安定团结、落实政策的方针，国务院政研室开列了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出席1975年国庆招待会的名单。学部有21人出席，包括专家学者18人，领导干部3人。学部政工组将出席招待会的学者吕叔湘、任继愈、俞平伯、顾颉刚、冯至、何其芳、丁声树、吴世昌、贺麟、韩幽桐、傅懋、严中平等的反映整理成为简报。胡乔木看后感到很有代表性，即报邓小平并建议转呈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16日写下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对于创办刊物，邓小平十分重视。9月5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就写了《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杂志的请示报告》，上报“国务院政研室并国务院”，还附了筹办中的《思想战线》第一期至第三期的选题计划。
1975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科普杂志《化石》编辑张锋给他的信上加了“一封诉苦的信”的标题，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同志”。9月19日，邓小平即对胡乔木说：《化石》这样的刊物主席还这样关心，学部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还会不关心？催促胡乔木赶快把刊物办起来。
9月22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对9月5日的报告做了修改，再次向政研室报送了《关于创办〈思想战线〉杂志的请示报告》，请转国务院。胡乔木接到这个报告后，即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指示抓紧筹备，还说：别人写文章，你们也可以写，但不要影射，要讲道理。他还要求《思想战线》的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交中央和国务院审查。胡乔木立即把创办《思想战线》的《请示报告》修改重写了一遍。
邓小平看过后，当即在便笺上批了一句话：“拟同意。请主席批示。”签上名字和日期：“10月5日”。
10月5日当天，毛泽东就看了这个报告，在邓小平写的那句话的“主席”两字上，画了一个圈，表示同意。
10月6日，毛泽东已圈阅的《请示报告》退到邓小平处，邓小平立即写了批语：“请政治局同志传阅后退——”。“退”字后面一条直线指到“胡乔木”三个字上。
10月9日，这个经过邓小平上报、毛泽东圈阅、邓小平批示、十三位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圈阅过的文件，退到胡乔木、胡绳的手里，前后不到一个星期。
正当一个崭新的刊物即将降生的时候，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邓小平在受到批评、攻击的情况下，还指示胡乔木要帮助学部把刊物办好，但终于无法抵挡这股逆流。1976年1月17日，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不得不写报告给国务院，请求解除委托政研室“指导学部的业务工作”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思想战线》终于未能出世，学部的整顿也被迫中断，而学部临时领导小组的三位领导同志，也就成了批判的重点。不过政研室代管学部和筹办刊物的工作并没有白做。它在一定程度上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创建及其在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中发挥积极作用，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四、历史的评价
综上所述，在1975年整顿中，胡乔木主持国务院政研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整顿在工业交通等部门，在文艺、社会科学、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展开和深入，另一方面揭露和打击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出色地担当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国务院的助手和参谋，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
正因如此，江青一伙对政研室深恶痛绝，把政研室视为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在1975年冬开始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以为消灭异己的时机到了，他们把政研室作为打击的目标，“围剿”的重点。江青公开污蔑政研室“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姚文元控制的《人民日报》在一份《情况汇编清样》上诬指“国务院的政治研究室是继旧中宣部后又一个阎王殿”。
他们通过报刊反复攻击政研室的负责同志是“邓记班子中的‘理论家’”、“邓小平的谋臣”，还在文化部、出版局等单位追查所谓“邓小平通过政研室搞策反活动”等问题，打击、迫害与政研室有过联系的干部。他们以百倍的疯狂集中力量打击尚未定稿的《论总纲》和正在讨论修改的《科学院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把它们打成所谓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大毒草”。
说《论总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书”、“571工程纪要的翻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大毒草”。《科学院汇报提纲》是“《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种”，“工业二十条”是“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条例”。还说《论总纲》是“文拳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是“武拳头”。不仅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反复批判，极力诋毁，而且还编了批判“三株大毒草”的三本小册子，于1976年8月向全国广泛发行，印数高达几十万册。“四人帮”以为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杀灭对手。然而历史却同这伙倒行逆施的家伙开了一个大玩笑。本来并没有同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见面的这三个文件，却因为这种特殊的机遇走到了全国人民中间。
人们看到所谓“三株大毒草”说出了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并没有什么错。如果说，人们从1975年整顿的实践中已经感觉到、体会到邓小平的正确，那么，恰恰是在批判这“三株大毒草”的高潮中，人们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才是正确的，真正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而对三个文件发动攻击的“四人帮”，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历史编排的这幕喜剧，真令一切后来有机会翻看这段历史的人哑然失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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