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大闭幕以后，胡乔木来不及喘息，真个是又忙碌地去追逐明天了。他除了参加政治局会议，还参加每星期一和星期四书记处的例会，同时修改宪法的工作又紧迫地提上了日程。预定10月1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彭真和他，责无旁贷，是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角。而传达、宣传十二大精神又是义不容辞的事情。在这方面，胡乔木真是竭尽全力。
一、论述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
在1982年8月2日十一届七中全会的一次小组会上讨论十二大报告稿时，胡乔木就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作了一次发言。有人写信给“耀邦同志并中央书记处”，建议公开发表。信中说：“我感到乔木同志的发言，言简意深，有骨有肉，很能解决共产主义必胜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粉碎‘四人帮’以来，确实有一股极坏之风，有些青年人否定共产主义，甚至有些老干部也说共产主义前途未卜，直到现在还有人坚持那种错误认识，好似真理已在他们手中。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乔木同志的发言，正是驳斥那种谬论的有力武器。”《人民日报》也请求发表。胡乔木表示“待十二大报告后略加修改作为宣传报告的文章发表”。此后，胡乔木对发言时有些说得不够清楚的问题，有些没有说到的、必须解释的方面，特别是关于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坚持现行政策之间的关系，作了一些补充和删改。十二大后，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为题刊登了出来。
其实，在十二大报告起草过程中，胡乔木于7月1日下午到北京师范学院看望该校讲师李燕杰时，已经就这个问题结合青年的思想工作讲过一番话了。胡乔木说：应当给青年多讲共产主义。有些青年感到共产主义很“渺茫”，说要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共产主义思想。其实，共产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物，在世界上已存在一百三十五年，在中国也存在六十一二年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没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怎么能有红军？怎么能有人民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怎么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今天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现实生活中各条战线上许多积极分子的光辉思想都是共产主义思想。所以认为共产主义很渺茫的想法完全是误解，我们就是要消除许多群众中的这种误解。作为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每前进一步就是向共产主义接近一步。我们的党从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为十亿人民大国的有近四千万党员的执政党，这就是共产主义的伟大实践。要增强广大青年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经过起草十二大报告中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论述，胡乔木8月2日在十一届七中全会小组会上的发言，十二大以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这个命题的认识和理解更为全面、系统和深刻了。
胡乔木指出，共产主义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将来要实现的一种社会制度，一方面是指关于为什么要和怎样才能实现这种社会制度的思想（通常也称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为实现这种思想而进行的实践，即共产主义运动。思想和实践或运动是不可分的。实践和实践的目的，即共产主义运动和这个运动的目的——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是不能完全分开的。“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共产主义一直在实践中前进，并且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胜利。由此可见，那些认为共产主义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以及与此相关的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空想’一类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胡乔木进一步阐明，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干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包括从有共产党到共产主义最后实现的整个历史过程。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共产党人所做的工作，进行的斗争，不仅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也都是共产主义的实践，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胡乔木又指出，必须划清终极目标与当前任务的界限。他说：“共产党在今天的任务，当然决不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是继续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对于这个界限必须完全划清，不允许有任何混淆。”他用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从事共产主义运动活动时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俄国十月革命以来的国际社会主义经验说明，“共产主义运动并不等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后者只是前者的终极目标。但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任何性质的斗争，都是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因而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步骤”。胡乔木还用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到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说明，这是人类历史上共产主义思想的最伟大的实践之一。我们党从事的全部革命运动，一直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是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的前进。中国共产党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都已经证明共产主义运动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强的信心。为什么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越来越坚定？因为实践证明，我们所做的一切正确的工作推动了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步，合乎人民的利益而得到人民的拥护，而且正在一步一步接近未来的共产主义理想。
胡乔木还着重指出提倡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实践与坚持现行政策的关系。他说：“我们现在大力提倡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实践，决不是说我们现在又要刮什么‘共产风’，不让发展集体所有制以至个体所有制。不让彻底实现真正的按劳分配。我们现在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各项‘上层建筑’，我们决不允许采取任何超越社会发展阶段所允许的主观主义的、空想主义的和冒险主义的政策，如果那样做，那就只能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破坏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从而必然招致失败。”但同时胡乔木又明确指出：“同样必须弄清楚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一切就忘记了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就忘记了只有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才能指导我们建设好社会主义。我们决不能放松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和教育，尤其不能忘记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的天职就是为共产主义终极目标而奋斗终身，是全心全意地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献出自己的一切。这就是说，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必须永远保持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胡乔木又联系当前现实情况，强调在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问题上统一认识的必要性。他说：所有的党员在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精神、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这个根本问题上丝毫都不能含糊。如果有一点含糊，我们就会在群众里造成思想混乱，就会在群众里歪曲我们党的形象，削弱我们党的威信。要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单靠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不够的，主要要靠共产主义思想。许多英勇牺牲的人，在工作岗位上“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人，他们怀着共产主义的理想，具有共产主义精神。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只是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第一步，离开了共产主义思想就没有社会主义。
胡乔木进而又把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实践，同解决党风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同十二大以后即将开展的整党，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联系起来。指出：“十二大报告提出要整党，这就必须要靠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就没有力量说服党里面那些一味‘按劳分配’甚至‘多酬少劳’的人；对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也就不好说你们背叛了共产主义，你们不配做共产党员。”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什么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我们共产党员不是将来才为共产主义奋斗，过去就早已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何况现在！自有共产党起，我们就是靠共产主义思想同各种敌人作斗争的，但在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前，还不能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正在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因此就必须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胡乔木这篇发言不单是对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论述，也是回顾自身革命历程和工作态度的总结。在8月2日发言中，他动情地说：“我们在座的同志成天从早忙到晚究竟为了什么？假如只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房子，那么我们的党和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早就完了。我们就是为了共产主义，不但为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且首先是为我们现在干的共产主义事业。”
二、讲解十二大的重要成就
1982年10月8日，胡乔木在中宣部、总政治部、中央党校联合举办的报告会上，讲解《十二大的重要成就》。他亲自写了讲稿，一共讲了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十二大是七大以来最重要的大会？
胡乔木指出：这是因为七大以后我们党就得到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跟它相比较，十二大以后我们也要迎接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这个解释同邓小平9月17日同金日成的谈话是一致的。邓小平说：十二大同七大比，同七大起的作用一样，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把建设引向胜利。
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并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胡乔木在讲话中按照邓小平论述的精神，着重指出：十二大同七大一样，正确的纲领，都是经过挫折，总结了教训后提出来的；都是逐渐积累成功的经验形成的。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就是全面地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的成就、各方面的主张、各方面的经验加以总结、逐渐积累并且加以发展而形成的。组织上也是从三中全会以来作了充分准备的。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说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胡乔木首先指明答复这个问题的意义：“答复这个问题，就是要肯定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正确性、它的成就，也就是要肯定十二大路线的正确性。”三中全会以来不到四年时间，说它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有哪些根据呢？胡乔木从十个方面作了回答：
一、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我们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了党的组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恢复了民主集中制；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大量的、多方面的、有成效的新的探索。我们开始了机构的改革和干部的四化。我们执行了对外开放条件下的独立自主的方针。这些都是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非常重大的发展。总之，领导权改变了，领导人领导的方法，所进行的领导工作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些改变，有许多是恢复到建国初期，有许多超过了建国初期。
二、我们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轨道上来。这个转变可以说是付出了多年沉痛的代价换来的成果，决不能看轻了。
三、为着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党在对待教育、科学、文化、知识分子这些问题上面，纠正了长期的“左”倾，为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这方面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四、我们的军队转到了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轨道。
五、我们在政治方面的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不仅恢复了公检法的机构和工作，恢复了人大和政协的正常的活动，统一战线工作、民族工作，都有了非常显着的发展。特别是我们的国家开始走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这对于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从三中全会到现在，整个的社会是安定的。
六、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从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平反了90万件。到去年年底改正了错划的右派54万人。摘掉了地主、富农帽子的有278万人，没有摘帽的还有5万人。把原为小商小贩、手工业者错划为资本家的改正过来有70万人。宽大释放了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有4237人。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使得全国人民政治生活、政治空气大为稳定，人民内部矛盾大为缓和。
七、党的领导、党的作风、党的纪律各方面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党的干部在这六年中的进步不能低估。新党员的质量较高。
八、经济上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城乡居民收入大大增加，人民生活大大改善。
九、经济政策方面，最大的变化是找到了农业社会主义化的一条路，就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发展了多种经济形式，肯定了集体经济以及一部分个体经济的存在，使得城市经济生活活跃，就业人口增加。社会主义经济真正得到迅速的进步。
十、实行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吸收了外资，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发展了对外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建设。
胡乔木指出，这三四年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只有建国以后的七年可以比较。而这三四年的成绩，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造成的非常混乱、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更足见其多么伟大。所以，“把这个时期说成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这完全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个问题，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是不是又是一次冒进？
胡乔木分析了现在提出翻两番的目标同1958年或1978年“历史的条件是完全不同的”，“要求的性质，要求的速度是不能够比较的”，指出：“把现在的奋斗目标跟1958年、1978年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胡乔木进而又从我国过去的历史、从苏联、日本等外国的经验，说明“我们的要求不是不能够实现的空想”，“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我们完全可以在工业的主要领域赶上、在某些方面超过经济发达国家现在的技术水平。这样，就能有效地促进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实现工农业产值翻两番的目标。”
第四个问题，怎样理解十二大报告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意义的高度。
胡乔木追述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1979年叶帅国庆讲话提出，1980年邓小平在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论述，到1981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阐述的发展过程，指出：“十二大报告把这个问题提得最高，说明得最完整。”针对在这个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胡乔木对共产主义思想和现行政策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能够提倡共产主义思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什么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里面的文化建设与思想建设为什么是互相促进的，社会风气能不能好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关系等等问题，作了细致的分析，从各个侧面加深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和理解。
从党风和社会风气存在的种种问题，特别是经济犯罪问题，胡乔木又论述了阶级斗争问题。胡乔木指出：“我们不能说，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案件都是阶级斗争。但是整个的来说，这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严重的犯罪活动，是一种阶级斗争，是一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犯罪行为，而不是普通的刑事犯罪。”“因为这种犯罪行为，它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种犯罪活动的矛头就针对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果对这样的情况熟视无睹，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下去就会要变质。”
胡乔木还通过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很有说服力地回答了有关阶级斗争的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既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不存在，为什么还有阶级斗争？其二，既然还存在阶级斗争，是不是可以回到“文化大革命”中以及“文化大革命”前所说的那一套呢？胡乔木明确指出：以前那一套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重视现在还存在的阶级斗争，可是不能把它作为工作的中心，不能成为一切工作的纲。这种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的阶级斗争，根本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绝不能够同人民内部矛盾相混淆，而且一定要依法办理。
第五个问题，关于党的建设
胡乔木着重阐述了新党章的意义和特点。他指出：党章的特点是适应了新时期执政党的需要。新党章充分考虑到执政党的地位，作了很多针对性的规定。按照这样的党章去执行，我们的党风就能够根本好转，我们党的战斗力就能够增强，我们党在群众里的威信就会大大提高，我们的党就永远不会腐化变质。其次，它是适应了拨乱反正的需要，贯彻了民主集中制，防止个人专断。第三，它是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了干部队伍四化的需要。第四，它是适应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对党的地位跟国家的关系，在党章里第一次作了明确的规定。第五，它是适应了三个根本好转的需要。所以这个党章是有时代特点的，是适合于我们党的地位、党的历史状况、党的历史责任的。
最后，胡乔木还指出：“十二大的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开始了有系统的新老交替。”
胡乔木的这篇讲话，成为宣传、贯彻十二大精神的提纲。中央报刊在一段时间内都就胡乔木在这篇讲话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的论述，纷纷发表社论、评论和署名文章，进行论证、阐述和宣传。《解放军报》评论员文章《科学地认识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10月9日，《人民日报》同日转载），传达和阐述了胡乔木10月8日讲话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而《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十个方面的根据——为什么说现在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10月29日）、《回答一个问题——翻两番为什么是能够实现的》（10月18日），就是以胡乔木10月8日的讲话为蓝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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