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出版的专题文集《胡乔木谈文学艺术》收录了他的有关文学艺术的文章、讲话、谈话以及书信共71篇，包含了胡乔木六十多年间对古今中外文艺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批评和总结，对众多古今中外文艺家、文艺作品（特别是当代中国文艺家和他们的作品）、风格流派的评论，对中国诗歌内容、形式的研究和论述（包括对毛泽东诗词），相当充分地记录了胡乔木一生对文学艺术的热爱，对文艺工作者的关心和爱护，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关注和贡献。胡乔木所做的一切，也是中国共产党重视文艺，关注文艺事业，信任和爱护文艺家的生动体现，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了从3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战线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历程。
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开展文艺批评，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
对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开展文艺批评，赞扬优秀作家作品，批评错误倾向，是胡乔木论文学艺术的主要内容。在大量的文艺批评中，胡乔木的美学观点和文艺思想得到多侧面的具体的表述。
从1936年春发表评论，赞扬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开始，胡乔木文艺批评的注意力，首先集中在对优秀作品的发现和弘扬。他激赏郭小川的《厦门风姿》“用白话写新式的律诗，究为诗史上的创举”；称赞茹志鹃的《百合花》“是现代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魏巍的《东方》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写抗美援朝的成功之作中最重要的一部D；他认为谌容的中篇《人到中年》“写得很好。像陆文婷这样的主人公，同样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他多次称赞陈祖芬的报告文学，说《共产党人》写得“十分动人，发人深省”。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在《胡乔木谈文学艺术》这部专题文集中，收入了胡乔木的《〈散宜生诗〉序》《〈杨刚文集〉序》《序新版〈无望村的馆主〉》等序言，《悼望舒》《记朱光潜先生和我的一些交往》《怀念萧三同志》等文章，《诗史上的创举》《〈随想〉读后》《“歌特”文章的意义》《读韦君宜〈病室众生相〉》《读〈叛徒与隐士：周作人〉》等诗评、文评、书评，生动地说明了他对作家的情谊和对文学事业的热诚。
对电影、电视这样的最有群众性的艺术门类，胡乔木更是热情关注。他称赞“1981年电影成绩是不小的”，肯定《喜盈门》“表现了在家庭关系上的社会主义美德”，《牧马人》“是有实际生活根据的”，决不能称为“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他认为《巴山夜雨》创造出一种境界，使人不去计较具体的真实。他以很大的热情希望“全国的男女老少人人都看一遍”电影《高山下的花环》，肯定“这部影片的最大突破是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写了悲剧”。他赞扬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是一部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富有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优秀电视连续剧”，“攀登上了电视艺术的高峰”，说明不要一味跟在西方的现代流派后面追，可以制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高水平的作品。J这些评论，表现了胡乔木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和发展的热切期待。
毫无疑问，胡乔木文艺批评的主要着眼点是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在对于有错误倾向的作品和思潮所作的批评中，这一点十分鲜明。胡乔木指出：“正确的批评当然首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任何领域的批评的共同基础。”不论在怎样的气氛和条件下，胡乔木总是坚持这个原则，阐述这个原则。他说：“假如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要社会功能，不要社会内容，抛弃了社会利益，这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不相容的。”他毫不含糊地说：“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的文学，我是不赞同宽容的”。“至于宣传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作品，当然要进行批评，不管什么人反对，也要进行批评。”同时，胡乔木又反对批评的简单、笼统和粗暴，提出正确的批评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需要批评的对象，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二是人民内部的批评一定要有团结的愿望；三是批评要既入情，又入理。
胡乔木正是从上述原则和要求出发对剧本《苦恋》和影片《太阳与人》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苦恋》和《太阳与人》“歪曲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否定了党的领导，而宣扬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他从多方面对作品的错误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指明无论是《苦恋》还是《太阳与人》极力向人们宣扬的观点，“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一种重要的典型表现”。“显然，不对《苦恋》和《太阳与人》进行批评，并通过这种批评使我们的文艺界、思想界和全党受到教育，增强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作斗争的能力，我们的文艺事业和其他事业就很难保证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针对有的文艺刊物大谈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突破”和“修正”，有的同志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纠正“左”的指导思想有矛盾等错误看法，胡乔木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反对自由化思想和反对“左”的指导思想，不是对立的，是相辅相成的。他生动地分析了它们的关系：“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等于给那些顽固地坚持‘左’的指导思想的人们输送炮弹。‘你看，什么东西都出来了，这都是三中全会干的好事！’他们就会以此来煽动人们反对三中全会以后的党中央。”这些对当时改变文艺领域和整个思想战线软弱涣散的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反倾向问题上，胡乔木主张，“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确是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忽略。”对保守、僵化的思想，胡乔木同样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有人不赞成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胡乔木指出，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有很大的必要”，两个口号“根本的不同在于新口号比旧口号在表达我们的文艺服务的目的方面，来得更加直接，给我们的文艺开辟的服务途径，更加宽广”，“两为”的提法“比‘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更本质”。他透辟地说明，文学艺术反映我们社会生活的社会主义内容，是历史的必然要求。文艺作品表现某些强烈的政治主题固然是我们所提倡的，但是，“这远不能代表文学艺术的全体”，“某些没有倾向性或者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的文艺作品也仍然要存在和发展。只要是合乎美学标准的，也能够在一个方面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作用”。这就大大地拓展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对片面宣扬现代派这种思潮的批评，显示了胡乔木进行文艺批评的另一个特点：既突出文艺的政治方向和社会效果，又从中外文学史的大量事实出发进行历史具体的科学分析。他肯定“艺术的创新是永远需要的”，同时又指出，需要研究在创新的名义下的实际内容。他分析了福楼拜、王尔德、司汤达（当时有人称之为“现代派始祖”）、爱伦·坡、奥尼尔、辛格、萨特以至约翰·多恩（十六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阿瑟·密勒（美国剧作家，《推销员之死》作者）、迪伦·马特（瑞士作家，《贵妇还乡》作者）等现代派或采用现代派手法的作家及作品，又从中国宋代词人温庭筠同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的对比说起，分析了中国一批追求现代派艺术的作家和作品，包括作品社会内容明显的卞之琳，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九叶集》诗人，也包括30年代提倡现代主义而后来“写不下去”的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胡乔木通过分析古今中外文学艺术的历史说明，现代派的情况相当复杂，无论中国和外国，不少追求现代派或者采用现代派手法的作家还是反映现实，追求社会正义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文学艺术的历史也说明，“现代主义在二十世纪也不能成为主流”，“现实主义产生了许多文学人物、场景，提出了许多有社会意义的问题，道路很广阔。现代派太不能与之相比了。”
胡乔木强调，“艺术的历史说明，艺术不能离开生活”，“创新离不开艺术最根本的原则”。针对当时文艺界有些人对于现代派片面宣传的复杂情况，胡乔木提出对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假如宣传任何艺术都是根本不要什么内容的，说这是艺术的唯一出路，那么我们就要跟这样的观点进行争论”；“如果在利用现代派技巧的幌子下来掩盖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那么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
对毛泽东的《讲话》作科学分析，坚持根本精神，纠正部分提法
作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整理者，胡乔木在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系统化方面，在宣传和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方面，作出了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卓着贡献。但他又避免把《讲话》教条化、神圣化，在坚持基本原理、原则的同时，明确指出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论断和观点。真是难能可贵。既坚持《讲话》的根本精神，又纠正《讲话》的部分提法，是胡乔木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大贡献。
1981年8月8日，胡乔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毛泽东《讲话》的“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的解放区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发展，而且是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他概括了《讲话》的要点：文学艺术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生活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反映。必须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解决立场问题。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必须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间去，首先是占人民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的生活中间去，这才能够写出反映他们的生活、符合他们的需要的作品。这不但是作家、艺术家的义务，也是他们过去常常求之不得的权利。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创造文学艺术的作品，来团结和教育人民，惊醒和鼓舞人民，推动人民为反对敌人、改造旧社会旧思想、建设新社会新生活而斗争。他坚定地重申：“这些都是完全正确的。”并进而指明：“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党中央提出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同时，胡乔木提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也要采取科学的分析态度”，不能用“句句是真理”或者“够用一辈子”那样的态度来对待。他第一次明确指出：“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连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这种不利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他对于文艺工作者经常发动一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上，以及1963、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上。这两个事实，也是后来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他还说：“在讲到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的时候，我希望同志们对于它的正确的核心要坚决加以维护和发展，对于它的某些不正确方面不要重蹈覆辙。”胡乔木这篇讲话的主题是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思想战线软弱涣散，在这个主题下，胡乔木对毛泽东的《讲话》进行科学分析，总结历史教训，纠正部分提法，体现了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方法：“任何时候都必须全面地看问题，不要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对在端正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继续解放思想，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具有深远的意义。
胡乔木还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个题目内容很丰富，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做得很少，“决不能限于研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或者加上一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它要包括研究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优美诗词和大量的优美散文，研究这些作品的美学观点和美学价值，以及他对历史上和现代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评价、鉴赏。我们必须尽快地把这些方面的资料收集起来，进行整理。”D这些意见，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的深入具有指导意义，对文艺思想和理论的研究也有方法论的意义。
对文艺理论和文学史研究，提出合乎艺术规律的原则和方法
针对当时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中的问题，胡乔木指出：文艺理论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文学的直接现实，而不只是文艺批评和理论着作。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文学本身，建立真正有系统的理论。要以马列毛之矢，射文艺学之的，而不能停止于以矢为的。他还指出，“一个时期的文学潮流，似乎不同于刊物上、会议上或批判中形成的潮流。”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文学创作的有重要意义的成果。要紧紧围绕主要的作品、它的出现、它和过去文学的区别和继承的关系，做很多的研究。文学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与他的文学着作成果（包括质与量）成正比。中国文学史“要研究中国文学的特殊面貌，它的特殊的发展规律”。胡乔木尖锐地指出，文学史中谈到政治对文学的影响，首先要有科学的了解和判断。当代中国文学史，是政治干涉文学相当多的时期，然而粗暴的干涉“没有造成任何一部值得写入文学史的作品”。他不赞成以事件来划分文学史的阶段，认为那样做就“过于着重或夸大政治编年史的影响了”。对那种充满各种政治事件、口号，充满政治分析和作家作品政治鉴定的文学史，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对于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及其旗手鲁迅，胡乔木虽然没有系统的研究着作，但他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许多意见，是体现了上面提出的那些要求的，或者是结合这些研究领域进一步申述这些要求的。
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胡乔木指出：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是中国革命文化先驱用血肉筑成的纪念碑”，“左翼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向“是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方向，也就是鲁迅的方向”。建国以后，我们有过十七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和社会主义文化，粉碎“四人帮”后有过文艺和文化的复兴，“我们现在的文艺和文化，像再生的凤凰一样，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三十年代的文艺和文化运动的继续。”
在1980年4月召开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撰稿座谈会上，胡乔木提出：“我希望能够把鲁迅放在整个的文化发展的历史、文学发展的历史或社会思想、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下来研究，不仅着眼于鲁迅个人，他的传记，他的每篇作品的研究。”他又提出，“对于参加‘左联’后的鲁迅，我们应该把他放在左翼文化运动里面来研究，应该把他看成是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胡乔木提出了需要深入研究的许多重要课题，并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评论。例如，他高度评价鲁迅的散文，说：“我们现在还举不出一个散文家作为鲁迅的继承者”，同时又指出，“鲁迅活动的其他领域，鲁迅活动的某些水平，早已被超过了。”他论鲁迅的小说，说：鲁迅的小说创作“留下了许多可以说是难以企及的成就”，但同时又指出，“难以企及，不是说不可以企及，也不是说不可以逾越”；“鲁迅所写的小说不多”，“当然没有包括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全部”。如此等等。他还指出，对鲁迅小说艺术和散文艺术渊源研究很少，我们的评论“科学的研究比较少”，多少有点像历史的文评、诗评、诗话。
在《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这篇没有公开过的谈话中，胡乔木对30年代文学纵意而谈，点评了几十个作家作品。身为左联中人，熟知第二个十年而又站到历史的高处，他跟两位研究者、编辑家随意交谈，使这篇谈话录虽没有论文的严谨周到，却难得有如此的广泛扼要。对第二个十年能作如是评论者，很难找出第二人。胡乔木指出：“比起第一个十年来，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水平提高了，视野扩大了，题材丰富了，风格也有了发展……更加多样化了。”
胡乔木认为，抹煞左翼作家的作品价值，肯定是不对的。不能说鲁迅后期没有什么作品了，《铸剑》就是后期的，“依我看，《铸剑》的艺术性是超过了《呐喊》、《彷徨》的水平的。”茅盾、巴金、曹禺，都有重要作品。“创造社是个难题目。27年后，创造社很难说有多少东西”，郭沫若有点诗和散文，他的主要精力转向历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郁达夫的《迟桂花》可以选。左翼作家“有些人的作品是好选的，比如柔石。沙汀更不成问题。还有萧红。东平的作品很有特色，确实是写得比较别致的。”他还提到，丁玲的《水》“当时影响较大，现在怎么看？”胡也频“转变前有些作品也还是写得不错的”。张天翼“这一时期是多产作家，作品瑕瑜互见”。
师陀不以左翼作品见长，他“文字上很下功夫。作品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北方左翼“要说成绩的话，还得首推吴组缃”，他的作品“很严谨，很仔细”。鲁彦“这一时期是他的黄金时代，短篇、中篇都是有成就的”。戏剧方面，“田汉的产量是高的，其次是洪深”。诗和散文“出了不少比较好的作家和作品”……胡乔木从具体分析中得出基本的结论：“可见，左翼作家的作品，并不是像资产阶级论者所说的那样肤浅，清一色。”同时，他也不讳言，“左翼作家的作品和左联的活动不相称”，最大的弱点是“左而不作”，有些作家的作品（如蒋光慈、洪灵菲）比较简单、粗糙。胡乔木还指出，有些作家和作品被湮没了。孙毓棠的《宝马》“用历史题材写长篇叙事诗，在新诗中是具有开创性的”，杨晦的多幕剧《楚灵王》“确实是好作品”，许地山的《薛仁贵与柳迎春》“不能忽略”，袁昌英写过《孔雀东南飞》“也是应该注意的”。他还提醒，对陈铨等“当时被推崇”的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也要看一看，不能只看今天有没有影响。胡乔木着重对老舍、沈从文作了分析。
他指出：“27年到37年是他（老舍）的转变期。”问题是有些作品有反共的内容；当然“整个说来，老舍的同情还是在人民一边，在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一边”。他说，过去文学史上根本不提沈从文，抹煞他，“当然是不对的”；但国外有些人把他吹得过分了。沈从文当时确实是个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也有自己的风格”，“对左翼文艺，有一段还是同情的。……后来变得绅士气很足”。类似的有徐志摩，还有凌淑华、林徽音等，他们有资产阶级思想，“但并不是反共到底的”。他指出：“不能一榜定终身。他们的作品，主要看在艺术上有没有价值。”
胡乔木对30年代作家作品的评论，不仅对编辑第二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对编写左翼文艺运动史有直接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文学史的研究方法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对中国诗歌形式的研究和创造新格律诗的探索
胡乔木从3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诗歌形式的研究和创造新格律诗体的探索。从《谈诗》《诗歌的形式问题》《新诗要在继承自己的传统中提高》《诗史上的创举》《诗歌中的平仄问题》《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后记》和关于《毛泽东诗词选》及胡乔木作《词十六首》、七律《有思》的通信等专谈诗歌的文章、讲话、书信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胡乔木一生对诗歌的钟爱，他倾注的心血和他精湛的见解。
胡乔木研究了中国诗歌形式发展的过程和特点。他认为：从句型来看，中国诗体有两个轨道——一个是三、五、七言的奇数字句型，另一个是四、六、八言的偶数字句型。经过很长时间，由诗经、楚辞时期的偶数字句型为主变为两汉以后的以奇数字句型为主。此后五七言诗成了诗的正宗。宋以后词、曲起来，可以说是三五七言、四六八言的综合。到了五四时期新诗出现，情况再变，好像倒过头来，基本上以偶数字句型为主。他又研究诗的音节，发现民歌音节一般一三五七是重音，旧体诗差不多和它完全相反，更着重二四六的重音。胡乔木指出平仄之分至少在周代就已开始被人们意识到，所以诗经、楚辞中用平韵的作品远远超出用仄韵的。这种情况，历代诗赋词曲和现代歌谣、歌曲、新诗一直没有改变；而且不论实际调值在各时期和各方言区有多大的不同。
说明平声、仄声确有明显区别。胡乔木认为要进一步探究：上述规律或情况为什么会发生，比如汉语中为什么平声字远远超出仄声字？两汉时诗体的变化是不是因为汉语在这时发生了什么变化？
对于新诗，胡乔木主张把新诗的诗体确定下来。体裁和形式可以多样，但诗总要有一定的约束，要节奏整齐。他“试图运用和提倡一种简易的新格律。其要点是以汉语口语的每两三个字自然地形成一顿，以若干顿为一行，每节按各行顿数的同异形成不同的节奏，加上适当的韵式，形成全诗的格律。”他自己尝试的格律形式是每行四拍（顿），每拍两三个字（音节）；不采取一个或四个字作为一拍的办法，有时把“的”放在下一拍的起头，拿容易念上口做标准。D他不仅专注于诗歌形式的研究，而且还一直通过创作来进行探索。从30年代的《挑野菜》到80年代的《桃花》《怀旧》《希望》《秋叶》《松林》《歌者》《红帽》等篇，胡乔木在新格律诗的创造之路上留下了清晰的脚印。
胡乔木一生同文艺结下不解之缘。在文学艺术各门类中，他特别注重文学、诗和影视，对诗和文学尤其专精。但作为党和国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指导文学艺术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的视野当然不能、也没有局限于文学、诗和影视，对于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他都给予热情的关注和切实的指导。胡乔木对美术、雕塑、音乐、戏曲、话剧等许多方面，进行了很有见地的论述，提出了很有启发的意见、建议。
让我们珍惜前贤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思想成果吧！后继者的责任是继续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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