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是怎样逐步认同猿类祖先的
1.近代：人猿同源
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所有领域来说，中世纪时代都是漫长的黑夜。教会势力无情地摧毁着科学探索思想。欧洲科学的许多部门曾长时期笼罩着中世纪的阴影。意大利的泛神论科学家留契里奥·范尼尼的命运就很说明问题，他遭到了天主教狂热信徒的残酷迫害。范尼尼在《论令人惊讶的自然之谜》（1616年）一文中，极其谨慎地，甚至带着自责的语气表述了人猿同源的思想。1619年，范尼尼被指控施行妖术和散布异端邪说，根据图卢兹市议会的判决被活活烧死。此外，范尼尼还提到了一些无神论者。他们认为人类的祖先是用四肢行走的。
在18世纪，对高等猿类的解剖学描述在科学界享有盛名，尤其是泰森所作的研究。无疑，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们会常常产生人猿同源的思想，但是物种不变的普遍看法阻碍了这一思想的发展，书刊检查制度也阻碍了这一思想的发表，只是偶尔地，仿佛无意中触及到这个犯禁的题目。
康德在其《人类学》（1798年）一书中，在一条注释里谈到了自然界的变革能够把黑猩猩和猩猩变成人，使他们用两脚走路，用两手握东西。
康德把人类起源看作是“绝对前人”思想产生的过程，并认为这种思想是人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他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损害了其进化观点的意义。
在法国，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已经接近于人起源于猿类的理论。例如，狄德罗在《论对自然的解释》（1754年）一文中写道：“究竟什么是人？他有四足动物的嘴，他也有四肢，两条前肢用来握东西，两条后肢用来走路，因此，这也是四条腿的动物……诚然，根据我的自然科学原则，我从来不能区分人和猿猴；因为有些猿猴，它们的毛比有些人的还少，这些猿猴用两条腿走路，并像人一样运用自己的手和脚。至于说到言语，这对我来说也不是决定性的特征。按照我的方法，我只采用取决于身体、体型（形状）、比例和姿势的那些特征。”
显然，狄德罗较倾向于认为人和猿猴的差别仅只是量上的差别。
爱尔维修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在《论智力》（1758年）这部着作中，力图把人与猿之间的全部差别归结于体质构造上的某些特点以及二者习惯的不同。爱尔维修问道：为什么猿具有与人类似的双手，却达不到人的成就？他的答案概括起来可归结为以下几点：人类在地球上分布得更广；猿在大多数情况下比人弱；猿以植物为食，要求较少，因而不善于发明；猿的寿命较短，因而它们的生活经验持续时间较短；猿常常受到人类、虎、狮的恐吓；鉴于猿的身体构造，它们不断处于运动状态，因而没有余闲之时，而余闲正是“完善人类智力”的重要源泉。
布丰则持另一种观点。他认为外界环境对动植物之形成的影响有很大意义，因而动植物都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但他不认为地球上会有界于人猿之间的生物。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把人与猿隔开，因为只有人类才具有非物质性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活动表现为思维。
苏格兰法学家詹姆斯·贝涅持·蒙博托勋爵在《论语言的起源和发展》（1773-1792年）一书中试图证明人类起源于“猩猩”（18世纪通常这样称呼高等猿类）。
蒙博托认为，猿变成人是在创造文化的活动的影响下完成的。但是他完全没有持进化论观点。在他看来，植物和动物的种是不变的，“猩猩”变成人是在同一个种的范围内发生的，二者都是这个种的成员。这种观点反映了洛克认为没有先天思想的认识。然而把人和猿区别开的正是思想。蒙博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与猩猩的差别不是先天的，而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二者的起始和最后阶段总是差别甚大：种子不等于植物；胚胎也不是成熟的动物；点、线和面不是物体；一不能组成数目；事物的成分不是事物本身；形成语言的可能性还不是语言。出生时本像动物的孩子，在我们面前变成了一个人；除此以外，也有一些人变成野人，这就是蒙博托的全部论据，这离真正科学地解释人类起源过程相差何止千里。
在18世纪为数寥寥的直接提到（哪怕是十分简略地）人起源于猿的着作中，有一部是年轻的俄国自然科学家阿法纳西·卡维尔兹涅夫写的。
卡维尔兹涅夫受自由经济协会的派遣，到德国研究养蜂业，他居住于莱比锡时，匿名出版了一本书，叫作VonderAbarungderiere，直译是《论动物的退化》，而根据意思应理解为《论动物变种的产生》。这本书曾由·N·诺维科夫两次用俄文出版（1778年在彼得堡，1787年在莫斯科），这两次均匿名，书名改为《关于动物退化的哲学推论》。
卡维尔兹涅夫在书中写道：“研究了各种动物身体的所有部分，再把它们加以比较，就应当承认，所有动物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主干。不用说消化器官、体液循环器官、运动器官，所有的动物都必须具备这些器官，而且所有动物尽管外表很不相同，但这些器官却惊人地相似……从这个观点来看，大概可以说，不仅猫、狮、虎，而且人、猿猴和所有其他动物都可以看作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
卡维尔兹涅夫试图解释动物的变异性现象。他的看法是变异性的原因有三：气候造成的温度、食物和驯化的作用。
这里要再次指出，在18世纪，能够支持和提出进化论观点的只是极少的自然科学家，当时广为流行的是关于所谓生物阶梯的学说，也就是关于有机体序列的学说，这一序列起始于最低等的有机体，结束于生物之首--人。对于大多数自然科学家来说，这种思想纯粹是形而上学的，因为他们根据有机体的完善程度把它们列入一个等级系统，而这种系统的作者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各有机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从一个种向另一个种的转化。
古代的亚里士多德，17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莱伯尼茨，18世纪的瑞士自然实验学家夏里·波奈（1720~1793）都先后发展了“生物阶梯”的思想。波奈为自然物体画出了长长的序列，从“微小物质”、火、空气、水，一直到各种哺乳动物和人。蝙蝠、松鼠、鼯鼠、四脚动物、猴子、猩猩、人--这些是这个序列的最后成员。
让·巴蒂斯特·罗比涅（1735-1820）提出了一个类似的体系。他在1768年出版了《对各种存在形式之自然次序的哲学思考，或大自然学习创造人类的经验》一书。他认为，动物乃是大自然创造更完善的存在形式--人的不成功尝试的产物。在生物序列中，最接近人的是“四肢动物”，其中有：猩猩、旁戈、林人、萨蹄尔猴、山魈、黑猩猩、夜人、穴居原始人。人与四脚动物在解剖学上的主要差别是骨盆和脚的特点不同。
俄国思想家A··拉季谢夫（1749-1802）对“生物阶梯”作了更深入的解释。他大约于1792-1796年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写的一部着作《论人，人的死亡与长生》最充分地表述了他的哲学观点。拉季谢夫与波奈不同之处是，他从生物等级中排除了小天使、大天使和六翼天使。他写道，大自然中不可能有绝对的平静，一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一切有机体之间都有着密切的亲属关系，它们与无机界之间也没有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也不例外。
尽管拉季谢夫对自然和自然现象的观点具有唯物主义性质，但他毕竟没有摆脱自然神论，他关于灵魂不灭的看法就表现出这一点。
拉马克是科学史上有关人类起源的第一个严密理论的提出者。他在《动物的哲学》（1809年）这一着作中表述了这一理论，早在1802年他就第一次简略地提出了这些观点。
拉马克是立足于他关于需求（这些需求产生动力）和创造器官的动力的总体思想来建立其论断的。
拉马克认为，整个说来，人类起源的历史是这样的：有一种最发达的四肢动物，由于周围环境或者其他原因，改变了攀树的习惯，形成了用两脚走路的习惯，经过了许多代，这些四肢动物就变成了两肢的，它们再用四肢行走就困难了。
由于它们的颌不再用于咬捕获物，而只起咀嚼的作用，这些“四肢”动物的面角就变得不那么尖，颜面短一些了，门齿也更直了。
由于上述的变化，这种较为完善的动物在地球表面一切适于它们生存的地区扩展开来，把所有其他动物赶到自己不占据的地方，从而阻止了它们的发展。相反地，它们自己却渐渐地由于不断增长的需求而完善了自己的生存能力和手段。
随着这些两肢动物所结成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庞大，用于交际的思想和符号也就愈益发达起来。那么，其他动物也过群体生活，为什么没有学会说话呢？它们被赶到密林荒野，惊恐不安，其状可怜，整日疲于躲藏和奔命，因而它们没有产生对言语的需求。
拉马克是这样开始阐述他的论断：“假如人与动物的区别仅仅在于其组织结构的话，那就不难表明，足以把人归入专门一科（包括其各个变种）的那些结构特征乃是其活动和习惯长期变化的结果，而这些习惯就成了这个种的个体所固有的习惯。”
看来，拉马克的谨慎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破仑的书报检查规章造成的。
拉马克对人类起源理论的概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影响。他们之间的近似之处是，具有共同的优点，即提出问题的广度；也具有共同的缺点，即公式化以及引用实际材料十分有限。拉马克着作中最有价值的是：他提出了有关导致人类产生的自然力量的概念；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人类起源于猿的思想；揭示了人类远祖渐渐具有人的特征的连续过程。
拉马克表明，起初实现了向两肢行走的过渡，后来又产生了新的需求，这些需求又导致了新活动方式和新能力的发展，言语也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得到了发展。
尽管拉马克提出的这些论断还很不充分，但它们无疑对继他之后研究人类起源问题的大自然科学家们产生了影响。
众所周知，拉马克的进化论并没有得到同时代人的承认。他关于人类起源的思想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进化学说的胜利是与查理士·达尔文（1809~1882）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达尔文很早就提出了人与动物界接近的思想。1837-1838年他曾在自己的记事本上写道：“如果我们大胆假设的话，那么，各种动物在疼痛、疾病、死亡、痛苦和饥饿等方面都是我们的兄弟，在最繁重的工作中，它们是我们的奴隶，在我们欢乐的时候，它们又是我们的同伴，--或许，它们都和我们起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我们和它们本来是能够合为一体的。”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年）一书中，只是在结语部分用短短的几行谈到了人。他写道：
“我预见到在将来会开辟出一个更新、更重要的研究领域。心理学将牢固地立足于赫勃特·斯宾塞先生业已充分奠定的基础之上，即：必须渐渐地获得各种智力和能力。将会有璀灿的光辉照耀在人类起源和人类历史的领域。”
1871年，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完成了他在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中所提出的任务。1872年，他又出版了研究着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在这部着作里，他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心理学要“牢固地立足于”渐进发展的思想。
为了正确地评价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着作的内容，必须注意到1859-1871年在与此问题有关的各个知识领域所发生的事件。
尽管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只有几句话谈到了人，然而，这就马上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热烈争论。
这本书震动了欧洲科学界，也使达尔文遭到了众人的反对和攻击。着名的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称进化论为“胡闹定律”；解剖学家奥温发表了措词尖刻的反对文章；达尔文过去的朋友地质学家塞治威克给他写信说：“读了你的着作，我感到非常痛苦。”落款是“你以前的朋友，现在是猿的后代”.一些宗教人士更谩骂进化论是“牲畜的哲学”.一时间进化论与反进化论唇枪舌剑，剑拔弩张，一场大论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托马斯·赫胥黎（1825-1895）和恩斯特·海克尔（1834-1919）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有力支持者。
他们的支持，并不是出于一时的热情和冲动，而是因为他们具有长期从事生物科学研究的丰富经验和理论。赫胥黎最先把进化理论运用到人类身上，提出了“人猿同祖论”.他指出，已知的全部科学事实都证明人类和类人猿最相似。他从胚胎学和比较解剖学入手，把人和猿，从卵的发育、躯体和四肢的比例、脊椎、骨盆、头骨、牙齿、手、足，一直到脑的结构，一一作了比较，然后指出，人和类人猿之间的差异在很多地方比类人猿与猴类之间的差别还小，这说明人类的确起源于动物，或许人类是由类人猿变化而来的，或许人类和猿类是由同一祖先后来分化演变而来的。不管怎么说，人、猿都有着共同的祖先。赫胥黎第一个提出的“人猿同祖论”，在揭开人类起源奥秘的科学进程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863年，海克尔在施捷金召开的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从那时起，他一直扞卫人类起源于较低等动物的理论。为了阐明这一理论，他利用了人的胚胎学资料，并做了建立动物界“系谱树”的试验。
海克尔的主要论点表述在他于1860年发表的一部内容广泛的着作中，它的名称是：《生物基本形态学，以达尔文所改革之物种起源理论加以论证的关于生物类型的一般科学原则》。在这部着作中可以找到一种概括，后来海克尔称之为基本的“生物发生律”.根据这一规律，动物的个体发育短促而迅速地重复其系统发育，因此，只要研究生物的胚胎发展，便可以复原该种的历史。有一点是很好的：海克尔为说明这个规律所举的许多例子，都属于人的胚胎学。
正是在这部着作中，提出了“大自然三界”的系谱树。在哺乳动物的系谱树上，表示出了从半猴到猿猴进而到人的一条系谱线。正如已经指出的，海克尔宣布在人类的系谱上存在一种“猿人”，他称之为Piecanropus·1874年，他又出版了一部专着论述人类起源问题，叫作《人类学》。从这时起，海克尔争取以唯物主义观点阐述问题，反对官腔科学的斗争变得更为激烈。需要指出的是，1871年以后，反动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猖獗一时，重倡唯心主义的口号甚嚣尘上。在1877年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召开的慕尼黑代表大会上，维尔霍夫在作反对海克尔的报告时，竟用巴黎公社的事例恫吓听众，并警告他们谨防达尔文主义的毒害。
赫胥黎和海克尔的着作对于论证人类起源于高等猿类的“类人猿”理论有重大的意义。
杰出的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路易斯·摩尔根（1818-1881）研究了各个民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并阐明了家庭和婚姻发展的主要阶段。他为唯物主义地解释原始社会史问题奠定了基础（见《易洛魁联盟》，1816年；《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69年；《古代社会》，1877年，等）。大家知道，摩尔根的着作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
2.现代：猿人还是猿猴
比较解剖学、生理学和胚胎学，以及古灵长类学和古人类学，完全证实了达尔文、赫胥黎和海克尔的结论：在人类发展的谱系上存在着一些类人猿，它们在许多特点上与现生的猿类，特别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在不同程度上近似。当然，对其外貌的复原只能是推测性的，因为无法准确地断定，它们之间趋于近似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造成其各种特征的相似，从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根据这种相似去论证它们的亲缘关系。
利用比较解剖学材料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人类最近的祖先，第一，具有某些人类的典型特征，但还不像现代人表现得那样突出，例如，上肢大概已经比现代猿类短了，而下肢则比现代猿类长，脑量比猿大，犬齿在齿列中也不那么突出；第二，已经具有一些与现代某种高等猿类相接近的特征：它们大约有12对肋骨（这是人类与猩猩接近的特征），与第四掌骨相比第二掌骨很长（这是人类与长臂猿的共同特征），等等。我们的祖先与非洲类人猿之间这种共同特征特别多。
灵长类的化石材料表明，在中新世中期和上新世生活着一些猿类（森林古猿、腊玛古猿、乌达布诺古猿），它们的一些牙齿颇像人类的牙齿。最后，南非的上新世晚期和更新世考古发现，使我们了解到一些已经十分接近于人的动物，因而远古人类的直接前身的面貌便可以认为已经了解，而人类起源于类人猿的理论也就完全彻底地得到证实。
不过，从上个世纪60年代直到今天，徒劳地企图推翻关于人类与类人猿同源这一科学结论的人仍然存在。这种企图常常出自无论如何要推翻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学说的基础，直接或间接地阻挠客观地研究人类的谱系，把人类来源于动物界的事实搞得模糊不清。一些研究者声称人类祖先直接来源于猿猴，另一些学者提出人类谱系始于始新世的食虫类，经过眼镜猴和美洲猴化石。勃列克（1905年）则认为人类与美洲的蛛猴（Aeles）接近。
英国解剖学家、人类学家伍德·琼斯特别顽固地力图把高等猿类排除在人类谱系之外。从1916年起，他就试图证明，人类起源于与眼镜猴类似的动物，人类与类人猿相似的所有专门性特征似乎都是转向地面生活的结果，它们的产生只是趋同，并不能证明人类与类人猿相互有亲缘关系。伍德·琼斯的结论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猩猩尽管是纯粹的树栖动物，在许多方面却与人类十分相似。人类与类人猿十分相似的血型、精子、听小骨、喉部肌肉和软骨等等都与地面生活没有任何关系。最后，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的全部事实也都证明了人类起源于类人猿的理论的正确性。
远古人类的祖先以怎样的生活方式生活，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很大争论。确切地说也就是：应当把它们看作是树栖动物，还是看作在地面上奔跑的动物。
否定人类祖先以树栖方式生活的最着名的研究者之一是美国的古生物学家G·奥斯朋，他是《人类起源之趋向论》的作者，所谓趋向论也就是原人理论，或曰“曙人”理论，他提出这一理论用以对抗达尔文的人猿理论。奥斯朋并不否认人类与类人猿有着遥远的亲缘关系，但他断言，早在中新世以前很久，人类的祖先便已是在地面生活的动物，并且已经具备人类所有基本特点的萌芽。
即使在人猿理论的支持者当中，也产生了对人类祖先过树栖生活的怀疑。
一些特点表明，在基克-柯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手较之现代人的手，与猿的手差别更大，由于这些特点造成的印象，F·A·朋奇奥斯莫洛夫斯基提出了人类起源于适应地面生活的四肢运动的高等灵长类的理论。
他认为，我们的四肢运动的祖先对树栖生活的适应，远不如对在地面上奔跑更适应。这种类人猿的手和脚都呈爪状，并处于自然伸展的状态。这种状态优于屈折状态。拇指与其余四指不能对握。朋奇-奥斯莫洛夫斯基认为，现代人手与高等猿类手的相似是趋同的结果。对于猿来说，手的灵巧和拇指的对握是在树栖生活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对于人来说，是在劳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为了论证自己的假说，朋奇-奥斯莫洛夫斯基力图证明：在基克-柯巴发现的化石比所有的尼安德特化石都更古老，因此应当认为基克--柯巴人的手是我们的祖先最早具有的手。他还断言，现代人在初始阶段时的手，从其形状以及拇指不对握来看，像是基克-柯巴人的手，同时根据生物发生律，这一点可以证明，我们的祖先存在过“手即脚”这样一种类型。他还以下面情况来证明自己的假说：在锥体通道受到破坏因而大脑和脊髓受损伤（不包括大脑皮层）时，拇指的对握不是受到限制，就是完全丧失。
但是，这种论据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前面已经谈到，这个假说的提出者本人也不得不放弃以洞穴下部地层的时代确定遗骨的年代，这样，关于基克-柯巴人的自下而上年代十分久远的论断也就完全不能成立了。
众所周知，后来，在卡尔梅山的洞穴里发现了一些尼安德特人化石，他们有很灵活的手，在第一掌骨上有着马鞍形关节。
无论是系统发育学资料还是个体发育学资料，都证明认为人类祖先具有爪形的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大家知道，南方古猿的手就根本不是爪形的。B·Π·雅基莫夫的研究（1949年）表明，实际上，8~9周龄的胎儿便具有与其余四指相对的拇指，而不像舒列茨所断言的那样（A·朋奇奥斯莫洛夫斯基引证了舒列茨的观点）。人的胎儿的手很宽，这并不说明人类的祖先--类人猿也具有很宽的手，因为其他哺乳动物的胎儿也具有前肢末端宽大的特点。
至于说在去掉皮层情况下手处于伸展状态，那么它的来源则要古老得多，它在人类的谱系上起源于比类人猿阶段还要久远的时期。此外，比较解剖学的大量事实使人不能不承认，人类的祖先曾过树居生活，因为非此无以解释人类许多特征的起源。这里仅举其中几个特征：适于抓握活动的手；拇指对握能力的良好发展；保证前臂具有外转和内转能力的前臂骨骼和肌肉的构造；拇趾不仅大，而且通向拇趾有丰富的专门的肌肉，特别是连接拇趾的肌肉有两个单独的茎头（一个斜向的，一个横向的），这很像是在大猩猩的脚上看到的情况；在指骨和趾骨末端的掌面以及在手掌和脚掌上有着发达的乳头纹，只有树居的哺乳动物才具有这个特点；具有立体感的发达的视力，而嗅觉与视力比则不够发达；还有许多其他特征。
对婴儿手的抓握能力进行观察的结果，用人类祖先曾过树居生活这一假说来解释是最自然不过了。观察结果表明，新生儿不用特别费力便可以抓住成年人的手指、木棍或铅笔，持续悬挂几分钟。
那么，对朋奇-奥斯莫洛夫斯基所详尽描述的基克-柯巴人的手的特征又如何解释呢？前面已经指出，在卡尔梅山洞里发现的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是与此不同的。在费拉西洞穴遗骨中所发现的尼安德特人骨骼也与此不同。因此，很可能基克-柯巴人的遗骨代表某种地方变化。B·Π·雅基莫夫（于1949年）提出的看法倾向于这样的结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欧洲尼安德特人的发展过程走上了增大手和整个身体的力量而减少活动量的方向。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想法：尼安德特人第一桡骨近侧联合的多数变态形式都是使用无柄石器的结果，这要求各种功能复杂而不同寻常地结合在一起：既要有很大的握力，又要求拇指动作灵活。在这里，把尼安德特人特有的宽大的末端指骨的形成解释为各个手指紧握石器的结果。不过，基克-柯巴尼安德特人大拇趾上的趾骨也相当宽大，这个情况对于上述解释来说，造成了某种因难。
人类的祖先在从树居生活转到地面生活之后，他们的行动是怎样的？这个问题目前尚未得到完全解决。大多数苏联人类学家认为，后来演变成为人类的那些高等猿类，在它们还是树栖动物时，也在较低的粗树枝上跑动，这时，它们的身体处于伸展、垂直的状态，而它们的脚站在一些树枝上，轻轻地抓着这些树枝，它们的大拇趾比现代人类的要灵活得多。身体活动的下一个阶段可以南方古猿为代表，根据现有资料来看，南方古猿已用两肢在地面上跑动，不过或许还保留着“抓握性”脚的某些特点。
近几十年来积累的大量资料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祖先曾经能够臂行，并利用这种方法进行活动，当然他们不像长臂猿和大型类人猿那样高水平和专门地适应臂行。在俄国的学术着作中，В·З·尤罗夫斯卡娅的着作最广泛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她对人类、黑猩猩、狒狒、恒河猴、绿长尾猴以及食虫类、翼手类、兔形类、啮齿类、食肉类、偶蹄类、有袋类的36种其他哺乳动物和二种爬行类、三种两栖类动物的背部最宽肌肉的纤维走向进行了研究。除此以外，她还引用了有关各种哺乳动物的广泛的比较文献。这一有重大价值的研究表明，背部最宽肌肉纤维的交错在哺乳动物的许多目中是独立出现的，而且这一特征在许多情况下保证了依靠前肢时用于拉住身体的很大力量。蛛猴、长臂猿、黑猩猩和人类都存在这种交错的现象，但那些低等的狭鼻猴却没有。这是证明人类的祖先具有臂行能力的论据之一--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人类与黑猩猩肩带的整个肌肉组织十分相似的话。
古生物学材料也证实了人类的祖先具有一定的臂行能力。骨骼的这种特点与关节的巨大活动幅度有关（上新猿、非洲原康修尔猿是这样），与肘关节活动幅度的增大有关（湖猿、非洲原康修尔猿是这样），也与内转和外转能力的增大有关（湖猿、非洲原康修尔猿是这样）。从身体的匀称来看，奥列猿显然是臂行者（尤罗夫斯卡娅，1972年）。更为有趣的是，奥列猿具有相当多的与人类相似的特征。
根据上文所作的叙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起源于猿，人类的类人猿祖先曾过树居生活，这些都可以认为是确定无疑的。不过，认为人类祖先曾是狭隘特化型臂行猿类这一假说应该说还不大可靠。
3.当代：化石猿与现生猿
学者对人类起源的研究，主要是根据现生猿类与人类关系的研究和化石猿类与人类（包括现生的和化石的人类）关系的研究而得出的结果，现在分别论述于下。
现生猿类与人类人类和猿类（包括现生的和化石的类型）在分类学上归入人猿超科。对现生的人猿超科各种类型的系统关系，经过近100多年来的研究和争论，现在可以说已经基本上解决了。
主要根据形态比较的研究，1868年海克尔提出人类与亚洲的大猿（猩猩）有密切关系，但1871年达尔文则认为人类与非洲猿类（大猩猩和黑猩猩）的关系最为密切，两种意见长时期来存在着争论。
1927年皮尔格林把亚洲的大猿（猩猩）和非洲猿（大猩猩和黑猩猩）作为一个单源群，是一个系统的类群，认为人类是从这个单一的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从本世纪40年代起，这种观点占了主导地位。但也有不同意见。
人的系统是在什么时候从猿的系统中分化出来的，长时期来也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
从本世纪60年代中开始，古人类学界一般都把腊玛古猿当作最早的人科成员，而腊玛古猿最早的年代是距今1400万年，因而认为人类起源的时间至少是在1400万年以前。但也有不同意见，如沃什伯恩从解剖证据上得出猿与人是较晚分离的。
从本世纪初开始，有人从生物化学方面来研究人和现生灵长类的关系。1904年纳托尔根据高等灵长类生化性质的比较，提出人类与非洲猿类最为接近。60年后，古德曼对血清蛋白免疫性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论点。1967年萨里奇和威尔逊比较高等灵长类的血清蛋白，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表明人类与黑猩猩和大猩猩最为相近，与猩猩的系统关系较远，与长臂猿则更远。他们认为三种大猿不是一个单源群，而人类与非洲猿才是一个单源群。他们并推论人类从非洲大猿的系统分离出来的时间大约在距今500万年前。这与古人类学家从化石得出的年代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年代远比许多古人类学家所认为的要短得多。
生物化学方面更多的研究，如血清蛋白和输铁蛋白的免疫学、免疫扩散的研究，DNA杂交以及较近时期的线粒体DNA的研究等都得出基本相似的结果，即人类与非洲猿是一个单源群，关系最近，其次为猩猩，长臂猿则更远。近期形态测量的分析研究也支持这种意见。
近年来也有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如克卢格（luge，1983年）主要根据形态性状结合遗传、发生和机能上的一些特征，应用分支系统学的原则，仍主张三种大猿是一个单源群；施瓦茨则主张猩猩与人类关系最近，是一个单源群，但极大多数古人类学家予以否定。
根据以上的认识，近年来有些古灵长类学家提出把大猩猩属、黑猩猩属和南方古猿属及人属归入一个亚科，WBX叫omininae，中文译成“人亚科”便不合适了，可以音译作“霍米尼亚科”.原先的ominidaeW中文译作“人科”，现在它包括霍米尼亚科、森林古猿亚科和猿亚科，所以不能再译为“人科”，可以音译为“霍米尼科”.
化石猿类与现生猿类和人类的亲缘关系无论是化石上的证据或是分子人类学上的证据，都表明人和猿的共同祖先是在距今500万年以前，也就是要到地质时期的第三纪中新世去寻找。
很久以前，森林古猿被认为是人和猿的共同祖先。森林古猿最早是1856年在法国上加龙的圣戈当附近的中新统地层中发现的三块下颌骨，定名为森林古猿方坦种，以后在非洲、亚洲、欧洲三洲的广大地区，发现了很多这类化石，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地层时代从第三纪的早中新世到早上新世。到本世纪60年代中期被认为是或曾一度被认为是森林古猿的化石，总计有26属和51种，而所根据的材料主要是牙齿、上下颌骨和一些肢骨，其中有些种类以后表明不是森林古猿。1965年西蒙斯和皮尔比姆把这些种类加以清理和归并，除把更新世的巨猿分出外，把中新世的各属都归并入森林古猿属，各个种也大量归并，只保留原先的1/3的种。在森林古猿属下依据地理--时代的界限分为三个亚属，即非洲早中新世的原康修尔猿亚属，欧洲中中新世和晚中新世的森林古猿亚属和亚洲的大多为中中新世和晚中新世的西瓦古猿亚属。他们把中新世的腊玛古猿属归入人的系统，即人科，这种观点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占有主导地位，但从70年代中期以来，这种观点逐渐受到怀疑以至被摒弃。
腊玛古猿化石最早是1932年在印度发现的一块右上颌骨碎片，1934年被定名为腊玛古猿，归入人科。但受到许多人类学家的反对。以后在非洲、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也发现了类似的化石，如在肯尼亚发现的肯尼亚古猿，在匈牙利发现的鲁达古猿和博德瓦古猿，在希腊发现的希腊古猿和奥兰诺古猿，在土耳其发现的安卡拉古猿和西瓦古猿，在巴基斯坦发现的西瓦古猿以及在我国云南发现的禄丰古猿等都曾被归入腊玛古猿类。
近十多年来，一方面由于分子人类学研究的各种结果，都表明人是在较晚的时期才从猿的系统中分离出来的，腊玛古猿距今的年代太早，因而不可能是最早的人科成员；另一方面，发现腊玛古猿类的化石材料和地点大量增加了，表明每一个化石地点甚至同一层位都同时有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化石的存在，两者在形态性状的许多方面没有重大的差别，1979年格林菲尔德就正式提出腊玛古猿是西瓦古猿的同义词，它们应该是同一类型的雌雄个体，它们的学名，根据国际动物命名法规，西瓦古猿属名的命名在先，腊玛古猿的在后，因此腊玛古猿的属名应予取消，并入西瓦古猿属，作为西瓦古猿的雌性个体。近年来一般都同意这种意见。
近来还发现，各地点原先都被认为是腊玛古猿的各种类型，形态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不能都归为一属，如我国云南禄丰的古猿，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西瓦古猿标本有明显的不同，因而我们不久前把禄丰的标本改归入禄丰古猿属。有人提出肯尼亚的肯尼亚古猿，希腊的奥兰诺古猿也应确认为是与西瓦古猿不同的属；匈牙利的鲁达古猿，其形态介于西瓦古猿类与森林古猿类之间，有人将其归入前者，更有人主张作为单独的一属，但更多的人主张把它归入森林古猿属。
再说三类古猿，即西瓦古猿、原康修尔猿和森林古猿。
西瓦古猿类的各个种常被描述为其颊齿具有厚的釉质，被作为重要的分类标准，以别于具有薄的釉质的原康修尔猿类和森林古猿类的各个种。
近年来对颊齿釉质厚度的深入研究，发现釉质的厚度变化很大，而且釉质的厚度至少有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齿质外面釉质的厚度，另一种是釉质进入齿尖的齿质的厚度。原康修尔猿齿釉质外面的釉质较薄，森林古猿的更薄，但其釉质进入齿质的程度却可以很深，同一牙齿齿尖的颊侧和舌侧进入的程度也有不同。
原康修尔猿常被认为具有薄的釉质，但实际上较厚，因其在齿尖磨耗早期便进入齿质，进入的程度很大，与森林古猿和西瓦古猿类不同；另外其牙齿和颌骨也有些性状与森林古猿和西瓦古猿不同。
森林古猿类的材料很少，其各个种共同的材料只有下颌骨和附连的牙齿。森林古猿类与西瓦古猿类的不同在于釉质进入臼齿齿尖的程度较大，但其各个种的变异极大；它们与原康修尔猿类的不同在其臼齿齿尖到齿质表面的釉质确是极薄。
中新世的各种古猿与现生的亚洲和非洲大猿及早期人类的系统关系，现在还不清楚。
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现的西瓦古猿，有些与猩猩相似的性状，特别是其腭骨和上颌骨前部与猩猩很相似，因而有人认为它可能与猩猩有关，可能是猩猩的祖先。我国云南的禄丰古猿，其面下部与上颌骨部分有些性状与猩猩相似，可是其整个面形和面中部的特征却与猩猩明显不同，而与非洲大猿和早期人类相似，可能是向非洲猿和南方古猿方向进化的一种类型，或与之接近的类型。也有人认为肯尼亚古猿或奥兰诺古猿可能与非洲大猿和早期人类有关或是最早的人科成员。
探索中新世古猿与现生大猿和人类的系统关系存在着以下的困难：
（1）在亚洲发现的人类化石，最早的也不到200万年，猩猩化石只到中更新世，只有巨猿最早可到上新世，但它可能是在中更新世绝灭的一种特化的猿。在非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科化石的南方古猿，其距今年代也不过400万年。在距今400万~800万年的长时间内，无论是在亚洲还是非洲，除少数零星的报道外，至今还没有可靠的猿的化石的证据，是一个很大的空白，因而中新世的古猿与人类和现生猿类的关系，难以确定。
（2）古猿化石一般都是很破碎的，中新世的古猿资料，传统是依据破碎颌骨和单个牙齿的少数性状而得出的，这就给推测其可能的系统关系及机能等产生了很大的限制。
（3）现生的某种猿作为人猿共同祖先的活样板的论点，都被逐渐否定了。中新世的古猿，至少是其中的若干种类，有着很大的两性体形差别，大于现生大猿；中新世古猿的头后骨骼也与现生大猿有相当大的差别，没有现生大猿的臂行和趾关节行走等特化的行动方式。
（4）根据分支系统学的要求，只有共祖裔性状（Synapomorpies）才能确定化石种类与现生种类的系统关系，但是根据上述的破碎材料得出的性状，哪些是共祖裔性状，不易确定。
总之，人类起源的研究，还需要发现更多的化石材料，要进一步来确定哪些性状是共祖裔性。形态性状与其机能有密切关系，而机能又与行为有密切关系，因而对其机能和行为的研究和重建，可使我们对古猿化石有较深入的了解。研究古猿的头后骨骼对古猿的行动方式可有较多的了解，如中新世的若干古猿是否有从垂直攀爬发展到两足行走步态的类型？是否有某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在森林以外的环境中生活？等等，所以对古猿生态环境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对人类起源问题的了解。
二、人类的直接祖先--腊玛古猿
现代人类起源理论认为：人是动物界的一部分；人类和现代类人猿同祖；从猿到人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大致经历了如下几步：在距今1200万年前至距今600万年前，人和猿开始分道扬镳，森林古猿（又名林猿、槲猿）中几个种是各种现生猿的祖先，另有一种则向人的方向，成为人科的最早成员。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不少专着和教科书上，甚至是权威的百科全书上，都认为这个向人发展的种，即人科的最早成员，是腊玛古猿。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一些学者认真地详细地审视了腊玛古猿的全部标本，发现它只是另一种古猿（西瓦古猿）的不同个体，两者为雌雄不同的个体，因而，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学术界都已把“腊玛古猿”一词废去，从生物学种属名录中、人类演化史的舞台上消失。在距今500万年至距今200万年前，则出现了南方古猿（又名南猿、非洲南猿），南猿已是人科的成员。在距今300万年前至距今200万年前，从南方古猿中的一支演化成为直立人（即猿人），以后演化为早期智人（即古人）、晚期智人（即新人），进而到现代人。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成果也表明，人和猿的分异时间在距今500万年之前。
1932年，美国耶鲁大学年轻的研究人员爱德华·刘易斯在印度发现了一些化石，据推测可能是一只古猿的上颌骨的部分碎片。这些化石引起了人类学家埃尔温·西蒙斯的注意，他仔细研究了这些化石，发现它的颊齿（前臼齿和臼齿）有些像人的颊齿，牙齿的咬合面平整，不像猿那么尖锐，而且它的犬齿比猿的短而钝。他重建了这个上颌骨，发现它的齿弓像人的一样向后稍稍张开，而不像现存猿类的U字形。因此，在1961年，西蒙斯发表了一篇论文，宣布这种似猿的动物为已知最早的人科成员物种，这就是腊玛古猿。
1.形态特征
有两根腊玛古猿的近节指骨，其形态特点是：弯曲较甚，骨干较扁；骨干中部的尺侧和挠侧各有发育的屈肌腱鞘脊；从掌面看，滑车关节面的旋转度不大。
从肢骨的形态特征来看，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的行动方式主要是树栖攀援方式。
从上述的各地点看来，大多数腊玛古猿类都生活在一种相似的草地和林地混杂的环境，只有雨谷是例外（草地），因而无法确定它们特定的环境。它们或是生活在其边缘地区。
腊玛古猿类具有相当成功的辐射，比现生的大猿有着大得多的分布范围，能与之相比的现生灵长类只有猕猴、狒狒的辐射和人的辐射。但现存的只有猕猴、狒狒而没有腊玛古猿类。
腊玛古猿类生活的地区和时间，并没有气候上的或动物群的剧烈变化，其中是否有一种是人类的祖先，尚无定论。那么，其他类型为什么都绝灭了呢？可能是受到猕猴和狒狒的竞争而被淘汰了，有人认为巨猿可能也是由它们的一种变来的。
2.人猿的共同祖先
人和现生的猿确实有着共同的祖先。现生的猿类共有四种：小型的猿类只有一种，即生活在亚洲的长臂猿；大型的猿类有三种，即生活在非洲的黑猩猩、大猩猩和生活在亚洲的猩猩。
这些猿在动物分类上都属不同的种属。那么，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究竟是什么样子？哪一种现生的猿最接近于这种共同祖先的形象和结构呢？
长期以来，根据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研究，一般认为非洲的黑猩猩比其他的猿更接近于人。特别是本世纪70年代后期的研究表明，黑猩猩中的矮小种--卑格米黑猩猩最与人相近。
例如齐尔曼等指出，卑格米黑猩猩的身体较小，与人科早期的代表南方古猿类的身材大约相等。这种黑猩猩的解剖性状很一般化，有着相对较小的脑颅和面部，它们的行为在某些方面也更和人相象。因此，科学家们认为它们很接近于人类和非洲大猿的共同祖先。可以将它们作为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活样板。
在70年代前期，人类学界一般认为，化石是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是可靠的；而分子人类学研究所根据的是现生人类和猿类，是间接证据，是不可靠的。人类不是从现生的猿、而是从古猿进化来的；现生人类与现生猿类不是直系亲属，而是堂房兄弟的关系。因此，对分子人类学的结果不予置理。可是到70年代后期，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一方面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结果有所改进，表示人和猿开始分离的时间比原先得出的要早一些；另一方面，人们对腊玛古猿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西瓦古猿的化石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使这一看法有所改变。
例如，在非洲的肯尼亚，欧洲的匈牙利和希腊，亚洲的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国，都有这类化石发现，特别是在1980年底在中国云南禄丰县发现了腊玛古猿的头骨。腊玛古猿，特别是西瓦古猿显示出不少与现代猩猩相似的性状，因此近几年来不少人类学家对腊玛古猿以及西瓦古猿是否人科的最早成员以及它们是否在人的进化系统上，均表示了怀疑。相反地，他们认为，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更可能是猩猩的早期祖先。如果确是这样，那么，人类起源的时间距今不到1000万年，这与分子人类学得出的结果是相接近的。另外，人类起源的地点可能是在非洲。
然而，在近期又出现了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现生大猿中与人最相近的不是非洲的黑猩猩，而是亚洲的猩猩。例如，美国匹兹堡大学的施瓦茨在1984年提出，人的怀孕期、内分泌类型、性行为以及十多种解剖性状都更像猩猩而不像黑猩猩。这表示出人与猩猩是由一种共同的祖先遗传下来的。
1983年底，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的理查德·利基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沃克共同宣布，他们不久前在肯尼亚北部发现了大约1700万年前的一种古猿的上、下颌骨，其形态与西瓦古猿和猩猩相似。他们认为，西瓦古猿的粗壮颌骨和釉质厚的臼齿与非洲大猿不同，而更像现代的猩猩和早期人科成员的南方古猿。于是，他们提出现生的猩猩不是一种很特化的猿类，而好比是一种活的化石。从它身上反映出人、猿共同祖先的许多性状，因此可用来作为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活样板。基于上述，他们认为：西瓦古猿以及腊玛古猿可能是所有大猿和人类的共同祖先。而在这之前，即1965年，当时美国耶鲁大学的西蒙斯和皮尔比姆把庞杂的全部28属50多种的森林古猿化石加以整理，分类为猿类和人类两大类。
当时所有这些类型的化石代表只是上、下颌骨破片、牙齿和一些肢骨残段。经他们复原后，认为一些古猿很像它们现生的后裔。尽管那时腊玛古猿的标本只有十多件上下颌骨破片和一些单个牙齿，但也同样认为它们很像人的形态，因为腊玛古猿具有像人那样的抛物线形的齿弓（即齿弓前部圆钝，两侧向后逐渐张开），也有的像人而不是像猿那样小的犬齿和门齿。
据此在60年代末他们提出了一套理论，基本论点是：人和猿是在第三纪的中新世开始分化的。腊玛古猿是最早的人科（人的分类系统）代表，而森林古猿属里的几个种则是各种现生猿类的祖先。他们认为过去的古猿也像现生的那样，种类很少。现生的人猿科的种只有长臂猿、普通黑猩猩、矮小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而我们的近亲--猴子的现生种则有几十个之多，各种古猿化石和现生的各种猿类或人类有着明显的相似处，有着明显的祖先和后裔的亲缘关系。这些古猿在大约1000万~1500万年前，分布于亚洲大陆各地，化石最丰富的地区是印巴次大陆。另一组森林古猿年代较早，在大约200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被认为是较晚的森林古猿各个种和腊玛古猿的祖先。腊玛古猿是大约1500万年前由一种森林古猿演化而来的，以后再由腊玛古猿演化成2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进一步再发展成现代人。
这个观点60年代末在人类学界有很大影响，被世界人类学家广泛接受。于是，此后不少科学家把腊玛古猿看作人类的嫡系祖先。
如果以上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人类起源的时间至少在距今1700万年以前或更早的时期；而人类起源的地点不仅有可能在非洲，也有可能在亚洲。
3.现代质疑
但很快，腊玛古猿的地位就受到了挑战。60年代后期，伯克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两位生物化学家阿伦·威尔逊和文森特·萨里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人的起源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们不研究化石，而是比较现在的人和非洲的猿的某种血液蛋白的结构，分析它们在蛋白质结构上差别的程度。由于突变，这种差别应该随时间而增加。人和猿的物种分离得越久，则突变积累的次数就越多。威尔逊和萨里奇计算了突变的速率，根据这种速率进行分析，人与猿作为物种分离的时间就在500万年前，15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不可能是人类的直接祖先。
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开始激烈地争论。人类学家说，那种蛋白生物钟是离奇的，不能依此得出过去进化事件的正确年代。而生物化学家则说，根据那些破碎的、零星的化石碎片所呈现的解剖性状来作解释，才会真正得出靠不住的结论。
到80年代，越来越多的证据有利于生物化学家。80年代初期，人类学家又发现了一些类似腊玛古猿的化石，但这些标本要完整得多。结果发现，腊玛古猿在某些方面确实像人，但它不是人。它的颌骨呈V形，不是弧形，这种性状及其他因素表明它是一种原始的猿（现代猿的颌骨呈U字形）。腊玛古猿生活在树丛中，像它以后的亲属猩猩那样，而不是两足的猿，更不是原始的狩猎-采集者（人类）。就是最顽固地相信腊玛古猿是人的人类学家也被新的证据所说服。
随着近些年来这类古猿材料的大量积累，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科学家逐渐改变了原先的看法，认为腊玛猿只不过是西瓦猿的雌性个体，这两种猿实际上是同一类古猿，它们的差异并非是不同种之间的差异，而仅仅是同一种古猿不同性别间正常的差异罢了。
西瓦猿（腊玛猿）已被一些学者看成是这样一类古猿：它们自中新世产生以来，主要为地面生活的四足型灵长类，但带有一些臂行的特点。它们主要生活在亚非两洲森林边缘地区的疏林草原环境中。其中生活在东部的有些代表，由于长期的森林生活，发展了臂行能力，很可能以后演化为现代的褐猿；而在西部的有些代表，则在以后的进化过程中很可能逐步演化为大猿、黑猿和人类。至于西瓦猿类中究竟哪些代表朝人类方向进化，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才能解决。
4.逐出家谱
世界着名的古人类学家、肯尼亚国家博物馆馆长理查德·利基新近撰写的科普着作《人类的起源》介绍了人类起源研究的最新成就。书中说：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类学家能站出来宣布史前时代的每一个细节，然而关于人类史前时代的总的轮廓，研究者们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可以肯定地说，人类史前时代存在着4个关键性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人的系统（人科）本身的起源，就是在大约700万年以前，类似猿的动物转变成为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第二个阶段是这种两足行走的物种的繁衍，生物学家称这种过程为适应附设。在距今700万年到200万年前之间，两足的猿演化成许多不同的物种，每一个种适应于稍稍不同的生态环境。在这些繁衍的人的物种之中，在距今300万~200万年之间，发展出脑子明显较大的一个物种。脑子的扩大标志着第三个阶段，是人属出现的信号，人类的这一支以后发展成直立人并最终到智人。第四个阶段是现代人的起源，是像我们这样的人的进化，具有语言、意识、艺术想象力和自然界其他地方没有见过的技术革新。”
这是人类学家结合分子生物学家的成就最新整理出的一个人类的“家谱”，这个“家谱”中没有腊玛古猿的位置。
三、童年时代--南方古猿
那么，到底谁是最早的人科动物呢？后来生物学家提供的分子证据把人类历史推前到700万年前，但人类学家还没有找到如此久远的人科动物化石。《飞碟探索》1995年第5期曾发表杨敏翻译的《非洲：生命源头的秘密》，介绍了“露丝”的发现经过，“露丝”属于南方古猿阿法种，这种古猿的化石年代最早可追溯到390万年前。南方古猿阿法种一度曾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原始人化石。
1995年5月，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人类学家登米符·利基等人的文章，报道在特卡纳湖西岸发现了420万~390万年前的化石，定名为南方古猿湖畔种，这种古猿代替南方古猿阿法种被认为是最早能直立行走的人科动物化石。
1.正在形成中的人的晚期代表
在大约400万年至100万年前，有南方古猿，这类古猿被一般认为是已知的人的系统上最早的成员，虽然它的名称按照国际动物命名法规仍叫古猿，它实际上是最早踏上人类进化征途的人类的远古祖先，是早期猿人的阶段。
南方古猿化石最早是1924年达特（RA.Dar）在南非的汤恩发现的，1925年初发表，揭开了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
类型：迩人和远人1924年在非洲南部阿扎尼亚的贝专纳兰的汤恩地方的采石场的工人，爆破出来一个小的化石头骨，被送到达特那里。达特当时是南非约翰内斯堡（Joannesburg）的威特沃特斯兰德（Wiwaersrand）大学医学院的年轻解剖学教授。他是澳大利亚人，刚从英国伦敦学习医学、解剖学和体质人类学结束。在此之前，非洲只有在赞比亚（当时称北罗得西亚）布罗肯山（Broenill）卡布韦（abwe）的矿井中发现的一个似尼人的头骨。采石场工人送给达特的那个头骨化石，保存的部分有面骨的大部分完整的颅内模，颌骨上保留着全套的乳齿和正在萌出的第一恒臼齿，属于幼年个体，大约相当于现代6岁的小孩。1925年他发表研究报告，说这个幼年个体的脑子大小像一个大的成年的大猩猩，大约为500毫升，由此估计在成长时也不过600毫升左右；但其头部已能平衡地维持在脊柱上方而不向前倾；硬腭的形状像人而不像猿；牙齿虽然巨大，但大齿并不超出齿列的水平。他的结论是：这个南非化石既具有某些猿的性状，又具有某些人的性状，是似猿的和似人的性状的奇特的混合体。他认为这是已发现的与人的系统最相近的一种绝灭的猿，但毕竟是猿。由于它发现于非洲的最南部，因而命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或非洲南方古猿（Ausralopiecusafricanus）。文章发表后，受到英国解剖学界和人类学界许多权威学者的嘲笑，其中有些是他以前的老师，认为这个南非化石不过是另一个猿类化石。随后的十多年中，这个头骨由于我国周口店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而被掩盖了，很少有人再提起它。
1936年在南非特兰斯瓦尔（ransvaal）地区的约翰内斯堡以北几公里的斯特克方丹（Serfonein）采石场又爆破出来一批化石，送到了布鲁姆（RoberBroom）手里。他原先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后来转学古脊椎动物。化石中有一个完整的成年人头骨，他立即认出它与南方古猿相似。但认为其差别足以建立一个新属新种，于是定名为迩人（Pleisianropusransvaalensis），并提出把南方古猿类提升为南方古猿亚科（Ausralopiecinae）。但以后一般认为它只是南方古猿属的一种（非洲种），只是时间较早而已。
从南方古猿头骨的颅底部分可以判断其头部位于脊柱上方，一段股骨的远端也非常像人的，从而认为南方古猿已能两足直立行走，似应属于人的系统。两年以后，即1938年，在离斯特克方丹3公里多的一个叫做克罗姆德莱（romdraai）农场的地方，又发现了更多的南方古猿类化石，引起了布鲁姆的注意。头骨片、颌骨、牙齿、臂骨、手骨和足骨都表明是一种相似于最早的南方古猿的种类，但又更为粗壮。于是布鲁姆叫它为傍人粗壮种（Paranropusrobusus），以后一般称为晚期的或粗壮的南方古猿或南方古猿粗壮种（A.robusus）。很多人类学家认为它只是人类进化系统上的一个旁枝，而不是主干。
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有一段时间，布鲁姆已80多岁，又回到了南非，对斯特克方丹进行发掘，在短时间内便发现了大量的南方古猿化石材料，其中有近乎完整的半边盆骨，与现代人非常相象。所有至此时已发现的南方古猿骨骼破片，大多数明显表明其能两足直立行走。
1947年，达特也继续进行对南方古猿的研究，他的工作集中在距斯特克方丹东北约360公里的马卡潘斯盖特采石场废料堆。在那里找到了不少南方古猿化石，显然是与汤恩和斯特克方丹为同一种类，即非洲种，但达特给了新的种名--“火神种”（A.promeeus）。在两年内达特还找到了一大块盆骨，甚至比斯特克方丹的盆骨更为与人的相似。
1948年布鲁姆及其助手罗宾逊开始在离斯特克方丹不远另一地点的斯瓦特克朗工作，随即发现了与10年前布鲁姆在克罗姆德莱发现的同一种类的南方古猿。
1949年在斯瓦特克朗的一个口袋状洞内，首先发现了一个近乎完整的人类下颌骨，起初被命名为“远人”.后经比较研究，罗宾逊及其他人相信它与亚洲的猿人没有区别。在其后的10年内，达特及其助手在马卡潘斯盖特，罗宾逊在斯瓦特克朗和斯特克方丹，都继续发现各种类型的化石。
在南非的5个地点总共发现70多个南方古猿的化石，标本编号达到几百号。他们把已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定了4个属名，6个种名。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些新属新种名称大都被废弃了，现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将所有的南非的南方古猿化石归为一个属两个种，即南方古猿非洲种和粗壮种，或称纤细型和粗壮型。
罗宾逊从50年代起，开始对这两种类型作出解释。是否粗壮的是雄性，纤细的是雌性呢？不大可能，因为它们从未在同一地点发现过。经过长期的研究，最后他提出这两种类型是适应不同食物的反映。粗壮型具有粗大的脸、大的臼齿、小的前部牙齿、强大的肌肉附着痕迹以及其他的许多性状，可能是吃植物性食物的；因为磨研植物食料需要大的臼齿和强大的颌肌。纤细型是杂食的类型，除吃植物外，还吃一些肉食。但两者都是人科成员，他们都是直立行走和有着与猿类不同的生活方式。粗壮型最后绝灭了，而纤细型则经过一系列演化过程，发展成现代人。
南非出产纤细型的各地点的年代都早于粗壮型的地点，但不能用放射性同位素来测定它们的绝对年代，估计约在距今350万~150万年之间。
东非人和能人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路易斯·利基及其妻玛丽在东非各地寻找人类化石。早在1931年，利基就在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发现了粗制的石器。1959年7月17日，玛丽·利基在峡谷的层位Ⅰ（地质时代为更新世早期）发现了一个粗壮南方古猿的近乎完整的头骨（缺少下颌骨）和一根小腿骨（胫骨的大部分）。头骨特别粗壮，牙床上带有硕大的臼齿，被命名为鲍氏东非人，后来被认为不过是粗壮型南方古猿之一（A.boisei），俗名叫“核桃钳人”，因为它的颌骨极为粗壮，像压碎核桃的钳子那样。用钾-氩法测定其年代为180万年。
在发掘中还发现了石器和绝灭动物的破裂的和被打碎的骨骸，似因取食营养高的骨髓而造成的。“东非人”是否已能制造工具，甚至狩猎动物呢？从头骨来判断，它的脑子还是相当小的；要具有这样复杂的技术和进行这样复杂的活动，脑子显得太小了。
1960年，在发现“东非人”头骨地点的附近，层位Ⅰ最上界以下6米多的地层里，发现了大约10到11岁小孩的部分头盖骨（顶骨）和下颌骨，小孩和成人的手骨以及一根成年人的锁骨和近乎完整的足骨。1963年，在层位Ⅱ的中部也发现一件头骨（包括部分额骨、顶骨、颞骨的大部和枕骨）和附连有大部分牙齿的下颌骨。这些化石在1964年被定名为“能人”，意思是有技能的人。从脑量的计算和对牙齿的观察，表示“能人”是另一种比“东非人”更为进步的人，其脑子要大得多，其头骨的形状更为进步，其牙齿比极度粗壮的“东非人”为小。路·利基相信那些石器是“能人”制造的，破骨片也是“能人”打碎的。这些发现是两种类型的人科成员同时生活于同一个广大地区的最早证据。
玛丽·利基小组在坦桑尼亚莱托里地点也有了新的发现。1974年，他们发现12个人的牙齿和颌骨，其年代测定为350万~375万年之间。初步鉴定，把这些化石归入人属。
1976年玛丽·利基小组又在莱托里有了重要发现。在大约400万年前沉积下来的火山灰中，他们发现了人科成员的足迹，有成人和小孩的短而宽的足印；另外还发现有三趾马、羚羊、象、长颈鹿、犀牛和剑齿虎、野兔等的足印。
从1968年起，在肯尼亚的特卡纳湖以东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发掘。利基夫妇的儿子理查德·利基及工作组在古湖相沉积中获得了许多保存得很好的、完整的人科化石，其中有的与在坦桑尼亚奥杜韦发现的“东非人”（后改称鲍氏南方古猿）相象。特别重要的是，其中有12个雌性粗壮南方古猿的标本，它提供了早期人科成员两性分异的知识，并最后证明了纤细型和粗壮型南方古猿确实是不同的类型，而不是两性的差别。以后不断有所发现。1972年理查德·利基宣布了编号为NM-ER1470号头骨的发现。他认为这个大脑袋的头骨是“能人”一类的，其年代测定为200万年，在大约180万年前的沉积中发现的石器，可能是这种人制造的。
从1967年开始，由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人类学家豪厄尔领导的奥莫研究发掘队到埃塞俄比亚的奥莫河谷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大量化石，包括从大约300万年到100万年前的人科化石，大约300万年前的与南方古猿非洲种相似的牙齿化石，其他大约200万年前的与鲍氏南方古猿相似的牙齿化石。一些较晚的化石鉴定为“能人”，更晚的化石有的甚至被认为是“直立人”的。
根据上述东非各地点的资料，表明纤细型的南方古猿非洲种发现于比其他类型为早的沉积中，因此一般相信它是“能人”的祖先。南方古猿非洲种只需要脑量增大，牙齿有一些改变，发展成能够制造工具，就能转化成“能人”了。南方古猿非洲种也被认为是南方古猿粗壮种和南方古猿鲍氏种的祖先。粗壮种是直到大约200万年前才出现的一种素食者，在“能人”
继续演化成“直立人”时，它们绝灭了。直到本世纪70年代，已有的证据都支持这种看法。
1973年10月，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自然博物馆的约翰森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地区干燥沟壑中的哈达（adar）地点，发现了形成一个膝关节的股骨下端和胫骨上端的两段骨头，它们比已知的所有的人类骨骼都要小，但其形状和形成关节的方式，表明它们是人科的骨骼。他们研究的结论说，这是人类祖先的膝部骨骼，表明已能像我们那样地直立行走，而与猿的膝部明显不同。特别是这些骨骼的年代，从地质方面的资料，表明接近350万年，这是人类两足直立行走年代最早的证据。
许多人类学家都相信两足直立行走这种特殊的行动方式是人类进化中的一个关键性的发展。
双手从支持作用中解放出来，可用来制造和使用工具、搬运食物和携带小孩。直立的身躯也使我们的祖先可从空旷的疏林干草原或平原的草丛上方看到食物或注视掠夺兽，有利于获取食物和防备敌害。
1974年，约翰森和法国地质学家泰伊伯，又到这个地点进行发掘，获得了多种动物化石，以及一些与“能人”很相似的颌骨和牙齿。特别重要的是发现了一具人的骨架，约有40%的骨骼保存着。髋骨的形态显示其为女性，他们叫她为“露西”.
露西大约20岁，死因不明，身高只有107~122厘米。由于缺少头盖骨，头部的性状不明，估计其脑子可能是小的。从她的脊椎骨表明生过关节炎。与现代人相比，她的臂长与腿长之比稍大一些。也就是她的臂相对地较长一些。她大概生活在湖边附近。附近发现的龟和鳄鱼蛋化石，甚至螃蟹爪，可能是她当时食物的一部分。约翰森等最初认为她是属于南方古猿非洲种。
1975年在哈达地点又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即一个“古墓地”.某种自然灾害，可能是一阵突发的洪水，夺去了至少13个人的性命，把他们埋葬在一个自然的坟墓里。13个人中有男有女，至少4个是小孩，其中有1个四五岁小孩的近乎完整的头骨，其余是成人的，有些是年轻的成人。可能这些人是生活在一起的，因而是人类合作行为的最早的证据。他们称之为“第一个家庭”.
约翰森等在比较研究了哈达和莱托里的化石后，认为两个地点的标本非常相似，它们都能完全两足直立行走，但有小的脑子和大的犬齿，应同属于一类。它们虽与南方古猿非洲种相似，但更为原始得多，必须归入一个新种叫南方古猿阿法种。另一方面又认为它们与南方古猿非洲种和“能人”也有若干特点明显不同，例如牙齿更为原始，有着大的犬齿和形状不寻常的门齿；一些标本的下第一前臼齿只有一个很发达的齿尖而不是两个齿尖，上、下颌都有着直的齿列，齿弓几呈长方形。这些性状表明，它们更近于猿而不是更像人。可以推想它们面部宽阔，具有大的颧骨。从颅底的肌肉附着痕迹和其他性状来看，颅底是很原始的。雄性似稍大于雌性。其手和脚与猿的明显不同，但与较晚期的、更为进化的人科成员也有差别，例如，指骨有较大的弯曲。总的来说，他们的一些性状是介于猿与人之间的，但其似猿的性状在明显地向着人的方向转变。因而约翰森等认为南方古猿阿法种既是南方古猿非洲种的祖先，又是“能人”的祖先。一方面从阿法种经过南方古猿非洲种变成粗壮种和鲍氏种，另一方面发展成“能人”.
目前，人类学界对此有着三种不同的意见。有人同意约翰森的意见，可以建立一个新种，即阿法种；有人认为应归入南方古猿非洲种；更有人认为应归入人属。
阿法的化石，无论其在分类上的归属如何，总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科学家们对南猿中阿法种、非洲种、粗壮种和能人型这四类代表的相互关系有种种推测，其中一个被较为广泛接受的理论是：大约距今400万年左右，最早类型阿法南猿出现了，他们虽然还不会制作工具，但已能频繁地利用天然物来取食和御敌，他们已会直立行走。在以后的演化过程中产生了非洲种南猿，后者进一步分化为几个支系，其中有粗壮型南猿，以后者的牙齿特点判断，这类南猿的食性为纯素食性，虽然他们也会制作和使用工具，但不知什么原因，最后他们绝灭了。
还有一支朝杂食方面发展，食性中包括肉食成分，以后肉食成分所占比例加大。他们已会熟练地制作工具，成为纤细型南猿群中的进步类型--“能人”.后期人类很可能是由能人类型的原始人发展而来的。
还有另一种说法，认为后期人类是从阿法种南猿中直接演化而来的；另一支则通过非洲南猿继续向南猿属演化，在南非发展为粗壮种南猿，在东非发展为鲍氏种南猿，他们都朝植物性食物需要方向发展，最后都绝灭了。
最近，在肯尼亚发现了一种新类型的南猿，一个年代距今250万年的头骨，编号为17000号，上面混杂着粗壮特点和另一些相当原始的特征，暂时命名为埃塞俄比亚种南猿。有些科学家据此推论，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可能不是两个分支，而是三个分支，即一支朝人类发展；一支通过非洲南猿发展到南非粗壮种南猿；而新发现的头骨代表另外新的一支，即由埃塞俄比亚南猿发展到鲍氏南猿，但这种新谱系关系的提出，尚未被学术界普遍承认。
总之，原始人类在人类形成过程中曾经历了南猿群这个历史阶段，他们是人类的童年时代，从古猿到人的最后飞跃是在这一阶段实现的，各种类型的南猿是原始人类进化历程最初阶段的主要成员，其中的“能人”，以熟练的工具制作技能促使原始人类朝下一阶段顺利地过渡。
2.形态特征
总的来说，南方古猿在人类进化史上留下了这样一些特征：
南方古猿的头骨比大多数黑猩猩的要长和高，但比现代人短和低。从顶面看，较小的颅骨呈卵圆形；而较大的颅骨，由于其宽度的增加远大于其长度的增加，呈圆形。有时颅顶前部正中有矢状脊。矢状脊的有无，决定于颞肌的前部与后部大小的比例。如颞肌的前部特别发达，则有矢状脊。在较大的南方古猿中，其颞肌前部较为发达，矢状脊更为常见。眼眶后的额区有一缩窄处，这是脑的额区较小与前部颞肌巨大的反映。颅宽主要是由于颅底后区的海绵骨质异常生长的结果。该区宽广，供发达的项肌附着。
南方古猿的脑子很小，平均脑量接近500毫升，变异范围400~770毫升。
据霍洛韦1973年和1975年的报道，南方古猿的颅内模与灵长类的相比，在形态上有三点与人的特别相似：一是顶皮层和颞皮层的扩大伴随着视皮层纹的减缩，这可从月状沟的位置偏后判断出来。顶皮层和颞皮层区域的发达，与人类的联合行为有关，涉及各种传入感觉和传出运动的相互联系，这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智力”的一部分。二是额叶更加复杂，特别是在布罗卡区这个区域似与语言有关。三是脑的形状、各部大小比例和小脑叶的位置都更像人的脑子，这可从侧叶的扩大上反映出来。
所以南方古猿的脑子虽小，但其结构更与人相近。
南方古猿的面部向前突出，与颅骨大小相比，相对来说，面部是极大的。面部的尺寸主要是与支持颊齿齿根的上颌部分和与上颌相连的颧弓有关，后者与咬肌的尺寸和力量有关，因咬肌附着于其基部。在较粗大的标本上，咬肌在上颌骨和颧弓的附着不仅增大，而且向前移位。这种更前的咬肌附着点，使压碎的力量作用于齿列较前的部分，从而使整个臼齿和前臼齿的部分产生有效的压碎作用，P4更为臼齿化。
在较小的南方古猿中，咬肌在颧骨的附着处较后，面中部的鼻部和吻部突出于颧骨之前。
然而在较大的标本上，颧骨的位置很前，以至口鼻部有一部分被遮掩了。这便使面部呈盘状。这种盘状面部曾被认为是大的粗壮型的特点，但实际上也存在于小的粗壮型和大的纤细型南方古猿中。
南方古猿的颊齿，特别是臼齿很大，其大小与大猩猩相近。从身材大小来说，大猩猩体重约为黑猩猩的4倍；而南方古猿的许多标本表明其身材并不比黑猩猩矮小种大多少，因而南方古猿的颊齿与其体重相比，相对来说是极大的。原因可能是它们吃一种营养价值极低的食物，需要很大的量，或者是吃营养价值高的食物，但需要有强大的咀嚼能力，因而牙齿磨耗很快。牙齿大，就可以经受较长时期的磨耗。南方古猿的前部牙齿（门齿和犬齿）则比猿小得多，比猿人的也小，只是比现代人稍大些。犬齿并不超出齿列，这一点有着重要的意义。典型的陆地灵长类，无论古今，都有极度扩大的犬齿。在地面上生活的狒狒，便是例证。小而行动相对缓慢的早期人科成员如南方古猿，如果没有某些有效的防御工具，就不能不因受到各种肉食兽的侵袭而生存不下来。因而可以设想，缺乏防御的解剖结构的南方古猿，必须借助使用工具作为武器来作补偿。这是合理的推测。
南方古猿已能两足直立行走。这可以从头骨在脊柱上的位置，骨盆和腿骨的解剖上作出判断。直立行走的意义并不在于行动更为有效（两足行走是迟缓的），其意义在于双手从支持作用中解放出来。由此可以设想，双手必然用来使用工具，如用来挖掘根茎、砍斫树木等。尽管这还没有直接的证据。
在不同的灵长类中，其成熟有着不同的速度，有着不同的时期。黑猩猩大约是在10岁时，比猴为晚，但远比现代人为早。成熟期愈晚，表示它们学习行为的量大而且复杂。在高等灵长类中，第三臼齿的萌出，相当于成熟期的达到。因而如果知道第三臼齿萌出的时间，也就是成长需要的时间。
A·E·曼于1975年利用未萌出的臼齿的差别来确定化石标本上第三臼齿萌出的时间。在现代人的颌骨上，第一臼齿刚萌出时，第二臼齿还只有齿冠，第三臼齿还不存在。在相当的黑猩猩的颌骨上，第一臼齿萌出时，第二臼齿已很发达，第三臼齿的齿冠已经形成。无论是人或黑猩猩，第二和第三臼齿从齿冠的最初出现到萌出，都大约要6年。当黑猩猩的第一臼齿萌出时，第二臼齿只要再有3.2年就能萌出，因此该齿必然已相当发达；第三臼齿将在7.1年后萌出，因此其齿冠已开始发展。另一方面，在人，当第一臼齿萌出时，第二臼齿则要在5.4年后才萌出，因此其发展还只是齿冠刚开始出现；第三臼齿则要到10.8年后才萌出，因此尚未开始发展。这样，根据各臼齿在一定年代的相对发展，可以用来判定各臼齿萌出相距的时间。
于是曼把全部年青的南方古猿下颌骨都照了X线照片，结果都是一致的；各臼齿萌出相距的时间与黑猩猩不同，也不是介于黑猩猩与现代人之间，而是恰恰与现代人一样。
南方古猿成熟期的延长，表示南方古猿已有比猿、猴远为复杂的行为，需要有较长的学习时期。
现在人类学界已一致把南方古猿放在人的进化系统上。
南方古猿生存的区域基本上是非森林的各种生态环境。
3.“露西”的争论与南猿的地位
“露西”的步态1983年初彻法斯报道，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解剖科学系的斯特恩和萨斯曼对“露西”已能完全两足直立行走的论点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虽然“露西”在地面上是两足行走的，但她基本上是树栖的。在地面行走时，步态笨拙，介于现代黑猩猩和现代人之间。
柯本斯和随他工作的塔迪，还有他以前的一位女学生、现在巴黎大学的塞努，也对约翰森等人的论点有不同意见。1983年4月22日~23日，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由约翰森担任所长的人类起源研究所，举行了一次“人类行动的进化”讨论会。以约翰森、怀特等为一方，以斯特恩及萨斯曼等为另一方，对“露西”的步态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美国和英国的报刊杂志对此作了广泛的报道。法国方面原定参加会议，但届时没有到会，据说是不习惯于美国人类学家们那种激烈的争论。
斯特恩和萨斯曼在1983年3月号的《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上发表长篇文章，详细分析了“露西”的手骨直到足骨的形态，得出的结论是：南方古猿阿法种，特别是当作女性的较细致的标本如“露西”，经常使用树林作为保护和从树林中获取食物；即使在地面行走，其步态也不完全和现代人一样。
“露西”的指骨纤细而弯曲，指骨上有强有力的抓握肌肉的大的肌腱附着的痕迹，也有屈腕的强有力的肌肉的证据。这些性状很像现代的黑猩猩。可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在地面上用蜷曲的长手指的指关节行走，“露西”的指骨上则没有用指关节行走的特殊痕迹。因此斯特恩和萨斯曼认为，虽然“露西”在树林中攀爬时用她的钩状的手和强壮的腕部，但在地面上并不用指关节着地行走。
从手往上到手臂和肩膀，“露西”的结构也很像黑猩猩。现代人肩胛骨的关节盂（与上臂骨成关节的关节面）是朝向外侧的，大约与地面垂直；而现生大猿的则不同，其关节盂偏向上方。“露西”的关节盂比现代人的偏向上方达15度，这样的结构对于在树上攀爬和悬挂时长时间使手臂位于头部上方显然是有利的。
1臀部的骨盆是由几块骨组成的一个复合体。就一般外形来说，“露西”的骨盆肯定是更像人而不是更像猿。黑猩猩的骨盆长而窄，“露西”的则短而宽；但是髋臼（与股骨头成关节的关节窝）并不像人那样地近乎球形，也有其他的性状表明其大腿在行走时可能在胯部是稍稍弯曲的。斯特恩和萨斯曼认为“露西”在行走时维持身体平衡的情况是更像黑猩猩而不是更像现代女人。
骨盆再往下是大腿骨（股骨）。哈达的被认为是男性的大型标本的股骨很像现代人的，可是“露西”和其他的小型标本却不是这样。“露西”股骨头的关节面边缘的走向有些像黑猩猩。
股骨结构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股骨颈与股骨体形成的角度和股骨颈的相对长度。在其他南方古猿中，股骨颈体角较小，大约为115~120度，而股骨颈则较长；在人此角大约为125度，股骨颈则较短。奇怪的是“露西”在这方面像人而不像大多数的其他南方古猿。总的来说，哈达的大型标本不仅股骨好像现代人的，而且肌腱附着的痕迹也显示其动作很像现代人，能近似现代人那样行走；可是“露西”等小型标本则更像猿，她的活动方式更适合于在树上攀爬。
哈达标本的膝关节明显地像现代人。几项测量数据显示小型标本在人的变异范围与猿相近的一端，而大型标本则超出人的变异范围。约翰森和他的合作者肯特州立大学的洛夫乔伊相信，小腿在膝部向外弯曲（即大腿向内）的程度，即所谓膝部的膝外翻角是直立行走的一个重要指标。因为这一弯曲能使脚更直接地位于身体的重力线上，使身体有更好的平衡和在行走时游离的一条腿在向前移动时有更多的时间。
芝加哥伊利诺斯大学的普罗斯特则持相反的观点。他说这个角反映攀爬的能力。在猿猴中这个角最大的是猩猩和蛛猴，是最能攀爬的猿猴。它们这个角的大小和人一样。这种膝部的结构可能起初是为着攀爬而后来是为着行走。“露西”的这个角像人，可能是一种攀爬的适应。而这个角较小的哈达的大型标本则可能是适合于直立行走的。
法国的塔迪认为哈达的小型标本具有三种特殊性状，表明他们不能完全直立行走。一是膝部不能弯曲到现代人的程度，表示其行走时的跨度小；二是膝部互相制约的自动闭锁机制没有充分发展；三是脚和小腿在膝部的旋转度比人大得多，使“露西”的脚能作多方位的活动，而不是简单的径直向前移动。所有这些特点表明“露西”花费很多时间在树林中攀爬。
小腿的胫骨下端与距骨组成踝关节。人的关节面稍稍偏向前方，猿的则偏向后方。哈达大型标本的关节面向前倾斜；而“露西”的则向后倾斜，甚至比大猩猩的更甚。她的脚与其小腿相对来说，正常时向后弯曲。斯特恩和萨斯曼说，这有利于在攀爬时使脚便于够到树枝。但是这种踝部的弯曲也可能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例如可能在行走时其躯干并不直接位于臀部上方。“露西”在行走时，身体可能像黑猩猩那样，稍向前倾，这样便会造成向后的踝关节面。
这种踝关节也可能是在迈步时体重不能全部传递到脚的前部的反映，好像平脚的人行走时膝关节和髋关节都有些弯曲的步态。哈达的小型标本或多或少具有这些像猿的性状，而大型标本却没有任何这种性状。
小腿的另一根骨是腓骨。南方古猿阿法种的腓骨上有一条沟，叫腓骨肌沟，相对地较宽和深；现代人也偶尔有之，但一般是不重要的解剖结构。这条沟里有诸腓骨肌通过。在猿类中，其机能是向脚的方向牵引大脚趾。“露西”具有这些巨大的肌肉可能意味着她在攀爬和行走时，使用这些肌肉来控制她的脚的位置。据斯特恩和萨斯曼对人、黑猩猩和长臂猿怎样使用腓骨肌群的研究，认为腓骨肌沟更可能是显示像爬树的动物那样的能抓握的脚。
最后到脚本身。“露西”的趾骨长而纤细，远比人的长，而与猿的相似；也是弯曲的，像猿而不像人。有迹象表示大脚趾能像大拇指那样，稍稍对握。足骨比较像人的，特别是跟骨更像人而不像猿的。大型标本似已开始形成支持脚的骨性的足弓。
约翰森过去的同事拉蒂默撰写了题为《露西的脚》的论文。他解释哈达的长而弯曲的趾骨表明“露西”是特殊强壮的行走者。他说这样的趾骨可能有助于在高低不平的碎石地面或在泥泞中行走，脚具有某种程度的抓握能力是有益的，但斯特恩和萨斯曼不同意这种解释，他们认为这种脚和踝的结构显示“露西”既能攀爬又能两足行走。他们指出，在任何现生的灵长类中，长而弯曲的指（趾）骨，附有强大肌肉的手和足，毫无例外地都是用来适应全部或部分时间的树居生活的。
从手指尖到脚趾尖，“露西”和其他的小型标本都保留有非常适宜于在树林中攀爬的性状。
在时间上晚得多的化石上，如在大约200万年前的“能人”标本上，仍可察觉出类似的在树林中攀爬的适应性状，因而不能说“露西”的树居适应仅仅是她过去树居而保留下来的遗迹。
动物中不用的性状，通常并不是长期保留的。“露西”这类标本上适宜于攀爬的性状，在100多万年以后的“能人”标本上还可以找到，因而这些性状不大可能是残迹。总之，斯特恩和萨斯曼认为“露西”并不能完全像我们那样地两足直立行走，而是有些像黑猩猩那样，膝关节和髋关节都稍稍弯曲地行走。她有很好的攀爬能力，能广泛地利用树林，可能是利用树林来侦察和逃避敌害、获取食物、休息和睡眠。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琼格斯研究了“露西”四肢长度的比例，发现“露西”的上肢相对来说比现代人长，而下肢则相对地比现代人短，这表明她行走时的跨度较小。身长与下肢长之比为35%，大于现代人（现代人仅为26%）。这个差别至少部分地是由于“露西”的脚趾较长，因而认为“露西”两足行走的步态会与现代人有所不同。
芝加哥大学的塔特尔综合了双方的论点，认为南方古猿阿法种具有实质上现代的两足行走的步态，同时保留有适应树居生活的重要的解剖性状。
直立的姿势由于对“露西”化石骨架的不同解释，提出了一些人类起源中极重要的问题，如：直立行走的步态是在地面上还是在树林中形成的？“露西”的步态是直立行走的开始，还是已经过了一定时期的直立行走？哈达的人科化石是属于同一个种还是不同的种？怎样来复原人类进化的系统？等等。
据斯特恩和萨斯曼说，在树枝间的垂直运动，导致一旦在地面活动时容易改变其神经机制，自然地利用其肌肉活动于直立行走。
他们又说，人和非洲大猿的共同祖先很可能是完全以树林为家的；偶尔必须下到地面时，并不像今天黑猩猩那样以指关节着地行走。当气候变干，树林变稀，在广大的稀树干草原上树林变成一块一块时，我们的祖先仍在树林中进食和睡眠，只是要从一树丛转移到另一树丛。
转移中要通过地面，这就增加了对地面有效行动的要求，而原先在树上的活动就很容易适应于下到地面来两足行走。
不仅身体的结构（如较短的躯干），在树上悬挂和在地面站立时都同样具有适应意义，用来攀爬的肌肉也同样能很好地过渡到两足直立行走。斯特恩和萨斯曼用肌电图记录了各群肌肉在活动时的电流变化。因为肌肉收缩时，发生电的变化，可用像头发丝那样细的微电极记录下来，扩大和录像。
臀肌对直立行走是关键性的，斯特恩和萨斯曼对猿和人的肌电的研究，表明黑猩猩攀爬上一根垂直的杆子时肌肉活动的类型和人在地面两足行走时几乎是相同的。他们指出，虽然黑猩猩和人在直立行走时的姿势完全不同，却利用同样的肌肉来维持平衡。根据他们实验的结果，认为从一个攀爬者成为步行者并不需要很大的改造。
斯特恩和萨斯曼说，“露西”是一个熟练的攀爬者，同时她又是一个效率不高的两足行走者。哈达的大型标本则显示很少适应于树上活动的性状，而具有更多现代人的两足直立行走的证据。两性有着不同的行动方式，雌性比雄性消磨更多的时间在树林里，正像现代的雌性猩猩和大猩猩那样。雄性的身材较大，可能是为着争取配偶，或是为了保护其群体而对付敌害，或两者都有，所以更多的来到地面，因而在地面上活动有更大的效率。以后森林减缩，一块树丛与另一块树丛之间的距离增大，这才造就了雌性真正的两足直立行走。
哈达的材料表明“露西”是真正的、理想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她们部分作为林中的猿，部分作为地面上的人。她们的骨骼体现出猴的和人的性状的结合，在从人猿的共同祖先开始分化出来之后两足直立行走。
怀特则认为斯特恩和萨斯曼对现代猿和现代人的肌电实验，不能直接应用到化石上来说明问题。洛夫乔伊强调从在树上攀爬改变到地面两足行走，需要身体下部的骨骼和肌肉的结构来一次根本性的改组。黑猩猩两足行走时的蹒跚步态，正是由于它有着长而窄的、而不是短而宽的骨盆，在髋关节和膝关节的弯曲不容许其体重直接位于重力线上。在攀爬时起作用的股骨与骨盆之间的许多肌肉，并不能使骨盆在两足行走时保持平衡。他们认为哈达标本中的骨盆及下肢骨无疑是在向人的方向发展；其大脚趾不再是像猿那样地对握，而是像人那样地与其他趾并拢。他们主张，不要过分强调指（趾）骨的弯曲而导致错误的结论，主要应看膝关节和髋关节而不是手和脚的结构。
根据约翰森和怀特等的解释，距今300多万年前的南方古猿阿法种已能完全两足直立行走，那末人类开始直立行走自然在更早的时期，应该还有更早的人科化石，它们会更像猿，更多地在树上活动。人科最早的成员与猿的祖先分歧的时间可能在距今600万年前或更早的时期。
可能的人种演化谱系1976年约翰森发表哈达材料的初步报告，认为“第一个家庭”的成员属于人属，而“露西”不属于人属。1979年1月约翰森和怀特在美国《科学》上发表的文章，把全部哈达标本都归入一个种，即南方古猿阿法种。1981年约翰森和埃迪合写的《露西：人类的开始》一书中，详细叙述了他们在研究过程中的情况，说到约翰森和他的副手金贝尔起初都认为哈达标本至少代表两个种，而怀特则认为是一个种。经过一个时期的争论，最后一致确认为是一个种，大型和小型标本代表同一个种内的雌雄两性。他们认为南方古猿阿法种是南方古猿非洲种和能人的共同祖先；演化成能人的这一支经过直立人再到智人。
斯特恩和萨斯曼原先也同意是一个种，但认为雌雄两性有着不同的行动方式。可是近来他们开始改变了，倾向于是两个种的解释。他们说哈达的指骨可清楚地分为两类：一类是较粗壮的、变曲的指骨，就像非洲大猿那样；另一类指骨较细，虽然也是弯曲的，但曲度较小，介于大猩猩和人的指骨之间。踝关节和小腿骨也可分为两类。斯特恩说，在同一种现生动物中没有这样大的差别，说这是两性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法国巴黎人类博物馆的塔迪和巴黎大学的塞努都认为阿法的标本分属于两个种。塔迪说，它们的股骨可以分为大小两型，大型的膝部比小型的更适合于两足行走。她把大型的归入人属，认为两者分属于已经分歧的人科的两个系统。塞努根据肱骨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纽约城学院的人类学家奥尔森说，哈达标本中的头骨和牙齿也有很大差别。有些头骨颅底的乳突区有着特殊的性状，特别是大型标本乳突中的气窦特别多。他解释气窦是与头部位置的一种早期适应有关的，由此发展成南方古猿粗壮种，最后灭绝了。为了避免分类名称上的混淆，他把粗壮型系统上的各个种都归入傍人属而不叫南方古猿属。
奥尔森又说齿列的证据也表明哈达标本不是两性差别很大的单一的种。“露西”和其他纤细的标本是另一个原始的种，代表最早出现的人属。他的又一个论点是南方古猿非洲种没有粗壮头骨的适应性状，必然是在人属的系统，而不是像约翰森和怀特所主张的南方古猿阿法种和粗壮种的中间环节。他认为南方古猿阿法种作为一个种根本不能成立。他指出约翰森本人原先在1976年《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就曾提出哈达有人属和南方古猿粗壮种同时存在的可能，当时约翰森所引用的作为粗壮种的证据正是气窦化的乳突。约翰森和怀特的人类进化系统图把人属和南方古猿非洲种各自分别地列入来自气窦化乳突的阿法种，以后经过不气窦化的乳突的非洲种又回复到气窦化乳突的粗壮种，这明显是不合适的。奥尔森提出了另一种人类进化系统图。
柯本斯是约翰森等1978年发表南方古猿阿法种一文的连署人，近来他也改变了原先的看法。
根据齿列上的证据，特别是哈达标本的前臼齿既有单尖的又有双尖的这一形态，他认为哈达一定同时有两个种存在。另外，波多黎各大学的福尔克和罗得岛普罗维登斯布朗大学（近已转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的康罗伊，研究了人科化石颅骨的静脉系统的类型。他们支持奥尔森的观点，同意南方古猿的纤细型必须归入人属的系统。
福尔克说，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静脉窦类型。在几乎所有南方古猿粗壮种和哈达标本见到的类型，在任何南方古猿非洲种标本上都没有，在现代人和现代猿中也很少有。她设想，当开始直立行走时便发生脑的静脉血如何以合适的方式排出的问题，当两个不同的种采用了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都是很好的适应。但从进化上来说，人属的情况必须追溯到纤细型南方古猿再到哈达标本。福尔克又说，另一方面的证据也支持奥尔森的观点。
她研究了人科成员颅骨内一个特殊的沟的变化。此沟被认为是大脑新皮质已有始基性的改组的证据。根据此沟的类型，结合颅内静脉窦的形态，她将人科成员分成三类：粗壮型南方古猿（很可能包括若干哈达标本），具有似猿的脑和奇特的沟；稍晚的纤细型南方古猿，仍是似猿的脑，但出现人属类型的沟；最后是真正的人脑配合着人的静脉的类型。
利基母子继承路·利基的观点，一直相信最早的人属化石更可能在坦桑尼亚而不是在埃塞俄比亚找到。他们认为莱托里发现的350万年前的化石是人属，从1979年以来一直反对约翰森把它一并归入南方古猿阿法种。他们认为哈达标本不过代表以后绝灭了的南方古猿类的一个旁支。例如玛丽·利基说，莱托里和哈达相隔1600公里以上，说它们同属一个种是证据不足的。如果哈达的全部材料属于同一个种，两性差别也太大了，因此它们可能是两个种。她认为人属系统不经过南方古猿阶段，而是比莱托里和哈达标本更早就分出的一支。
南非（阿扎尼亚）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托拜厄斯，几年来一直坚持“露西”和有关的哈达标本都属于同一个种，但不是一个新种，而是早就建立的南方古猿非洲种的一个变种。1983年5月在旧金山举行路易斯·利基基金会主办的“寻找人类”的报告会上，他说近来在南非特兰斯瓦尔省的斯特克方丹地点发掘出来的大量新标本，加强了他的这种观点。
他说，从1966年以来他主持了在这个地点的细致的发掘工作。在过去的五六年里发现了近百件新的标本。比较研究的结果，认为哈达标本与特兰斯瓦尔标本的差别不到种的水平。
例如，他们在斯特克方丹发现了几个与哈达的同样宽阔的上内侧门齿，而约翰森等宣称宽阔的上内侧门齿是确立他们的新种的特征。怀特回答说，阿法种的宽阔门齿作为定种的特征是与其后部的牙齿相对来说的。以后门齿的尺寸没有多大变化，而非洲种的后部牙齿则相对地增大了，因而可以说阿法种有相对宽阔的上门齿。可是托拜厄斯还说，他又比较了斯特克方丹和哈达的骶骨，还比较了他们的髋骨和股骨，简直看不出有多大的差别。一些小的差别，完全可以是由于地区性的变异。东非的原始人群是赤道人群，而特兰斯瓦尔的人群则是亚热带的原始人群，有着地区上的一些差别，托拜厄斯根据他的理解，作出了又一种人类进化系统图。
三种系统图总的来说，基本上是两个进化系统。一个是绝灭的、脑子较小的素食者的系统，另一个是脑子较大的、较为成功的、开始制造工具的狩猎采集者的系统。后一系统发展成现代人。
中国科学家吴汝康认为：如果说“露西”已能完全两足直立行走，她的脚的功能已和现代人一样，可能估计得太现代化了一些；但是说“露西”是真正的人与猿之间的“缺环”，是刚从猿的系统分化出来的人科成员，则又把她说得太原始了。从人类进化各方面的证据来看，人猿分野的时间不可能在距今400万年以内，至少在500万~600万年以前或更早的时期。吴汝康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南方古猿阿法种具有实质上现代的两足行走的步态，同时保留有适应树居生活的重要的解剖性状。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对于人类和猿类化石的研究愈益细致和深入了。过去决定化石的种属，主要是根据牙齿、颌骨或头骨，近来则扩大到各种肢骨的研究，从行动方式上来判断化石的系统地位，这是很重要的进展，特别是对早期人类的研究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大家知道，高等灵长类的各种形态结构有很大的变异。用分支系统学说的术语来说，解剖结构有些是原始性状，有些是衍生性状。可是怎样来确定某种性状的正常变异范围，怎样来确定一种性状是原始的还是衍生的，以便用来判断其系统地位，常常是很困难的，许多问题的解决还有待发现更多的早期化石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四、从幼年到少年--直立的人
在大约二三百万年至几十万年前，地球又出现了气候寒冷的时代，在欧、亚、美洲北部几乎到处覆盖着厚厚的冰层，这一时期被称作第四纪冰期。在与严寒气候的抗衡中，为适应气候的剧变，迫使部分古猿南迁并下地行走。在这一过程中，古猿学会了用后肢走路，用前肢采集食物并制造简单的工具，头盖骨内已有了“布罗卡氏区”突起，即语言中枢。人终于脱离了动物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恩格斯把能够制造工具作为人类形成的主要标志，称这种能制造工具的人为“完全形成的人”.我国学者把“完全形成的人”分为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四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1.直立的能人
谁是直立人的祖先，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从现有的化石证据来说，一般认为最可能是能人，或者是某种与能人很相似的化石类型。最早的人属成员现在常指能人。
能人化石最早是1960年在坦桑尼亚奥杜韦层位Ⅰ中发现的小孩的顶骨、下颌骨和手骨以及成人的锁骨、手骨和足骨。1963年又在层位Ⅱ中发现一块头骨。1964年定名为能人，认为它代表具有一定技能的原始人类。其年代为距今150~200万年。
能人的特征是有比猿类为大的脑子，雄性的脑量为700~800毫升，雌性的脑量为500~600毫升，比南方古猿的大。面部较少凸出，头后骨骼较近似于现代人。头骨颅内模显示其总的形态和沟回与人的性状相似，可能已有语言的能力。其后部牙齿仍很大，但比南方古猿的稍小，且有继续减小的倾向，而不像南方古猿那样继续扩大。
能人又与南方古猿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如两性差别大，颅骨壁薄，眉脊的发达程度中等，面部大而前突等。
直立人化石最早是1890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发现的。其后，直立人化石地点不断增多，主要集中在亚洲南部和中部、非洲东部和西北部以及欧洲西部。直立人生活于距今大约20万年至200万年以前，地质时代属更新世早期至中期，考古时期属旧石器时代早期。
亚洲的直立人化石主要发现于南亚的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云南、陕西、北京、安徽等省市。
直立人最早是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荷兰的青年医生杜布哇（E.Dubois）受了德国和英国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一心想寻找人类的远祖。当时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东印度群岛（1945年独立后改称今名），地处热带，盛产猿类中的长臂猿和猩猩。他在19世纪80年代末出发到印度尼西亚，他事前就公开宣布，要在这里寻找人和猿之间的“缺环”.他雇用了50个犯人，沿着爪哇的梭罗河岸寻找。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1890年在东爪哇的凯登布鲁伯斯发现了一块下颌骨，1891年在特里尼尔村发现了一个具有许多猿的性状的头盖骨，1892年又在同一地方发现了一根与现代人相似的大腿骨，表明大腿骨的主人已能两足直立行走。杜布哇认为头盖骨和大腿骨是属于同一个体的，于是在1894年发表文章，定名为直立猿人。他相信它是现代人的祖先。
这个发现公布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是猿还是人？甚至有人说是现代人中的白痴、畸形的人等等。有人怀疑这些化石的地质时代有问题，有人不相信一根像现代人的大腿骨会和像猿的头骨配合在一起。
然后是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的发现。
1923年奥地利的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到周口店调查发掘，发现了两颗似人的牙齿，1927年开始系统发掘，发现了一颗保存完整的似人的下臼齿，经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解剖学教授加拿大人步达生研究后，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俗称“北京猿人”或“北京人”，在分类学上叫北京直立人。猿人洞（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发掘工作从1927年开始，一直持续地进行到1937年，由于日本侵略中国而中断。在连续11年的发掘中，共挖得北京猿人的头盖骨5个，下颌骨14块，牙齿147颗，此外还发现一些破碎的肢骨。这些化石代表男女老少40多个猿人。同时发现有100多种动物化石和多种植物化石以及几万件石器和大量用火的遗迹，使周口店成了直立人阶段的典型地点。
由于周口店不仅有猿人头盖骨等化石的发现，还同时发现有大量石器和用火遗迹，而周口店猿人头盖骨的形态与爪哇猿人的非常相似，从而肯定了爪哇直立猿人、以至整个猿人类型在人类进化史上的位置，平息了爪哇猿人是猿是人的争论。
1931年以后，在爪哇陆续有猿人化石的发现，至今已发现有男女老少30多个直立人的化石，化石地点共有5个，即桑吉兰、桑邦甘马切、物里尼尔、凯登布鲁伯斯和珀宁。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新发现的猿人化石地点有：云南元谋、陕西蓝田公主岭和陈家窝、安徽和县。在周口店第一地点（猿人洞）也有新的材料发现。在湖北郧县、郧西县和河南南召县也发现了猿人牙齿化石。
上述一些直立人头骨平扁，骨壁厚，大部分厚度达10毫米（现代人则常为5毫米）。眶上脊粗状，形成眶上圆枕，可高出15毫米。头骨后部的枕骨比颅顶几乎厚一倍，形成枕圆枕，是项肌的上界。枕骨脊沿头骨后部向前水平延伸，在两侧耳孔上方与乳突上脊相续，更向前到颧弓。
眶上脊与颧弓、乳突上脊和枕骨脊大约在头骨中部，水平环绕头骨一周，成为加强头骨的保护性结构。在此增强结构线以下，有面骨、乳突和项肌保护头骨的下半。在此线以上，颅顶有厚的骨壁及其外覆的肌肉提供保护。在颞窝处骨壁较薄，则有额外的肌肉保护；肌肉愈厚，骨壁愈薄。
在直立人的整个系统中，这个加强系统没有明显的改变，颅顶的厚度也没有多大的变化。
直立人的脑子明显增大，从早期的800毫升左右增加到晚期的1200毫升左右。脑子增大，容纳脑的颅骨自然也要增大，但并不是各部分都同样增大，主要是颅骨的高度和长度的增大，其宽度则基本不变；只是由于颅底的增强，特别是海绵骨质的扩张而宽度稍有增大。
额骨的增大，可从晚期直立人（如周口店和乍得的标本）的有额隆突看出来，以容纳增大的脑的额叶。枕骨的增大包括脑的增大和顶肌附着区的增大。脑的增大影响枕圆枕以上部分的枕平面，这部分的骨包容着脑的顶联合区的后部。在早期直立人和晚期直立人之间，这个枕平面的扩大使它与顶平面的比例有很大的改变。
脑的扩大与身材的增大有关。直立人的身材明显比南方古猿大。南方古猿的平均身高为140厘米，平均体重估计大约为40公斤；而直立人的平均身高为160厘米，平均体重估计大约为60公斤。因而直立人的脑量的增加一大部分是由于身材的增大。
脑子的增大不仅是体积增大，脑的扩大，也反映出它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重新改组。脑各部分扩大的程度也不一致。额骨和枕骨部分特别扩大，可能主要是相当的脑的部分即额叶和顶后区的扩大。整个脑也扩大了，显然与复杂的文化行为如有语言的能力有关。语言能力的进化似与大脑两半球的不对称性的出现有关。周口店5号头骨两侧大小和形态的明显的不对称性，是表明已有语言能力的少数直接的形态证据，因而有理由相信直立人已有人类的有声语言。
直立人生存的时期，气候主要是较温暖的，自然也有温暖和寒冷的变迁和交替。北京猿人生活时期的周口店地区的气候，根据对遗址孢粉的分析，属间冰期气候，与今天华北的气候没有多大差别。
温带气候每年有寒冷的冬天，因而在洞穴中居住和使用火有着重要的意义。
植物的多种多样不仅提供了柴火，而且还提供了果实和种子，是直立人食物的重要来源。
北京猿人洞的沉积中，有大量烧过的朴树籽，大概是猿人的食物。对沉积物所进行的孢粉分析证明，当时还曾有过其他的植物，如胡桃、榛、松、榆和蔷薇。这些植物的果实或种子也可能是猿人食物的一部分。
狩猎是适应环境的一个重要手段，因为肉类可以比素食提供更多的热量和蛋白质。北京猿人洞中发现大量各种大小的哺乳动物化石表明，他们不仅猎捕小动物，还能猎捕大动物。在洞里发现大量的鹿类化石，有肿骨鹿和葛氏斑鹿两类，其个体不少于3000头，表明鹿类动物是北京猿人捕获最多的猎物。
非洲的直立人遗址，主要可分为三类：居住处、屠宰处和采集处，较大的居住地可能维持50个人左右同时在一起生活，而许多小的遗址可能只容纳几个人。有些居住或生活面遗址显示有简单结构的居所如防风篱笆或掩蔽所。这里有着种类不同的各种工具。在屠兽遗址里集中有用来宰割的许多锐利的石片和少数大的切割工具。采集遗址发现于与采集活动有关的森林附近或是植被繁茂的区域。这里有大量的粗糙的两面器，用来挖掘、砍砸和切碎植物性食物，也可能把可供食用的植物作若干初步的压碎和加工。
同样，遗址中的动物化石，表明非洲的直立人能狩猎中等的和大型的哺乳动物，包括大的狒狒。这显示狩猎是群体协作和有组织地进行的。
2.狩猎的意义
狩猎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谋食手段之一。直立人的狩猎活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已能制造较为复杂的工具，已能狩猎一些大动物。狩猎对直立人的大脑、身体以及社会行为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明显的直立人居住遗址中，有大量的动物骨骼化石，许多是与人的大小差不多的、成年的、能快速奔跑而不易捕获的动物。与这些动物骨骼一起发现的有用来屠宰兽尸的石器。可以肯定，直立人已能狩猎大的动物。
可是，使用那样简单的石器，直立人怎样能猎获大的动物呢？
自然，依靠这样的狩猎技术，肉食供应不可能是很经常的。采用植物性食物仍是主要的食物来源，狩猎只是食物来源的一种补充办法。
解剖上的改变主要在脑子，不仅体积增大，结构也变得复杂。大的脑子从蛋白质的需要和氧的消耗来说都是很大的，脑的氧的消耗比身体其他部分消耗的单位重量几乎要大10倍。脑的重量相当于身体总重量的2%~3%，但在安静时脑所需的氧却要占整个机体所需氧的20%左右。因此直立人脑扩大的原因，必然是脑需要氧的作用；而体毛的减少促使在人类中有特殊的肤色选择。皮肤的色素是由黑蛋白细胞产生的黑蛋白而形成的，这些细胞位于表皮的底部。
各人群的这种细胞的数目并无差别，但其产生黑蛋白的活动有很大差别，结果各人群的色素也有很大的差别。黑蛋白能限制透过皮肤的紫外线照射的量。适量的紫外线是人体复合维生素D所必要的。但过多的紫外线的透入有两种害处：一是会大量减少出汗的速度，严重者会产生很大的痛楚；二是会引起皮癌。这种适应的共同结果是选择黑皮肤作为人类在热带白日活动的适应。
从尸食、采集食物和一些小规模的狩猎到狩猎采集的适应，这决定了早期的猎人可能是黑皮肤和体毛较少。
更多地依靠狩猎，对人群的地理范围和生态范围都有影响。狩猎使人们获取食物的必需时间减少，可以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因为同等份量的肉食比植物性食物能提供更多的营养物质。
其次是狩猎行为的机会性更小了，而是有计划地、合作地来进行，这与偶然可得的尸食或在天然陷阱中偶然捕获的动物不同，使人群之内和之间有更复杂的社会交往的机会。
狩猎对人类的进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行为上来说，人类的狩猎依赖技术（武器和肢解的工具）。在狩猎和采集中互相交往，需要合作。食物的获得包括猎取猎物和采集植物食物。后者构成早期人类食物的大部分，几乎可以肯定是女性干的活，这从明显的两性体形大小的差别上可以看得出来。可是技术在这种进化中比在狩猎的进化中更为重要；在获取和制备植物性食物上，工具极端重要，而容器对把食物带回居住基地是关键性的。
男女分工获取食物，共享食物，以及有较长期的计划，变成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行为。多种营养和复杂的活动促进脑明显增大。互相交往多了，产生了语言。
最后，有组织的狩猎的发展造成了人类生态的明显转变。更有效的狩猎成为获得动物蛋白质的一种方法，动物蛋白质最终成了一种一贯的和可预期的食物的一部分。这种狩猎活动有助于扩大早期人类的地理范围和生态范围。
随着更多地食用其他动物，人群的密度在许多地区降低了，这是因为受水的限制。在许多地区水的供应的分散，限制了猎人的数目；在1平方公里内的狩猎人员的数目必然少于尸食、采集人科成员的数目。在东非和南非的遗址的证据显示，南方古猿和狒狒的密度大约相似，而现代的狩猎--采集者的人口密度在同一地区都远比狒狒为低，虽然狒狒是人的猎物。狩猎--采集人科成员在其范围增大时总数增大了，但人口密度在大多数地区则下降了。
随着猎物和水资源在某一时期的变化，人群在整个分布范围内移动，这样使人群之间有更多的接触，因而有较多的基因交流，也促进了更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反映为他们制作的石器和管理制作的规则更复杂了。
3.食人之风
北京猿人长时期来被认为是开“食人之风”的始祖。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食人之风”究竟是不是从猿人开始的。
在现代民族中，不少地方曾流行过“食人之风”，有着吃人肉或人脑的习俗。有人认为在原始人类中，也有吃人风气，有人认为没有。有关吃人风气产生的原因以及在人类进化中的意义等，也有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吃人的习俗在现代的一些民族中，还有着吃人肉和人脑的风气和习俗，例如在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在非洲和南美洲的一些部落中。有的直到最近还保持着吃人的习俗。
在过去的历史上，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曾记载了黑海沿岸部落中吃人的事。1688年荷兰曾出版了一本名叫《吃人的本性和习俗》的书。1863年出版的英国赫胥黎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中，专附有“16世纪非洲的吃人风气”一节，说“在非洲刚果的北部，过去住着一种民族叫安济奎，这个民族的人民非常残酷，不论朋友、亲属，都互相要吃的。”又说：
“他们的肉店里面充满着人肉，以代替牛肉和羊肉。他们把战争时捉到的敌人拿来充饥，又把卖不出好价钱的奴隶养肥了，宰杀果腹。还有为了厌世或者追求荣誉（这个民族的人把舍弃生命看作是一件伟大的事情，是勇敢精神的表现），或者为了对统治者的爱戴，把自己的身体贡献给他人吃。”书上还附了一张安济奎人的人肉店的图。我国着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中，也多次描述了吃人肉的情节。恩格斯指出：“柏林人的祖先韦累塔比人或维耳茨人，在10世纪还吃他们的父母。”（《自然辩证法》）动物的本性早期人类的群体之内和群体之间是否存在着敌对的情况，从本世纪初就有着两种互相对立的理论。一种是所谓战争派，认为早期人类中就有着互相敌对的人群。另一种是所谓和平派，认为早期人类互相和平相处，生活在“黄金时代”.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的意见，因此对发现的各种人类化石也有着不同的解释。
在南方古猿和能人中，在南非、东非和北非发现的、以颅骨为代表的40多个个体中，有20个被认为是被他人打死的。东非的1个，即1961年路易斯·利基报道的11岁的前东非人（后改名能人）的左顶骨上有一凹陷，有放射状裂纹，下颌骨断裂。有人认为这是自然破碎的。南非的19个标本中，有的颅骨破碎，有的骨上有洞或凹陷的破裂处。颅骨的破碎和凹陷或是水流冲击和土石挤压的结果；或是岩石掉落造成的；或是动物如鬣狗咬啮的结果。其中只有两个有较明显的证据，一个是克罗姆德莱地点的南方古猿粗壮种的颅骨破片和颅内模内有一块燧石状的岩石。另一个是斯特克方丹地点南方古猿非洲种的右顶骨上有成双的凹陷破裂。不过，即使肯定是人为损伤的骨骼也不一定是吃人风气的遗迹。至今也没有人提到南方古猿类和能人中已有吃人风气。
在直立人阶段，爪哇猿人的8个头骨中只有4号头骨（颅骨后部）被认为有人为伤痕。有人认为爪哇猿人化石都来自火山堆积，由泥流与大小砾石一同搬运到发现的地点，因而颅骨可能受损。周口店猿人洞（第一地点）被认为是旧石器时代有吃人风气证据的典型地点。不仅一般性的着作，有些专门着作中也这样写着，还提出猎头风俗起源于北京猿人的说法。
北京猿人有吃人风气的说法是魏敦瑞首先提出的。他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猿人头骨》专着中说，猿人“猎取他们自己的亲族正像他猎取其他动物一样，也用对待动物的方式同样来对待他的受害者”.至于为什么打开颅骨，魏敦瑞认为可能是一种礼俗，或者是为了取食脑子。从纵向破裂长骨暴露髓腔来推论，认为取食脑子更为可能。由于魏敦瑞在古人类学界的权威地位，他的这种论点至今仍在发生影响。
1961年，伯高尼奥在魏敦瑞论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参照印度尼西亚西里伯岛南岸的布晋人的习俗。这种人在18世纪改信伊斯兰教以前，把死人送到远离住地的空旷地方，掩蔽起来，等到尸体干燥后，头即很易取下，甚至不用割下颈椎，然后头被庄重地搬到村里，成了死者家庭的一种保护作用的神物。有时只保存下颌骨，像奖章那样，用绳子悬挂在颈上。与这种礼俗相联系的，是用棍棒打击颅底，扩大枕骨大孔，取食脑子，以为吃了脑子的人就会得到死者的美德和优点。他又根据猿人洞里没有发现过颈椎，头骨却较多，而头部以下的骨骼很少的事实，提出北京猿人也像布晋人那样，实行那种“两阶段”的葬仪。
我国古典小说《水浒》上说，武松改做行者，颈上挂着以前头陀留下的“一串一百单八颗人顶骨数珠”（第三十一回）。《水浒》是描写宋朝农民起义的小说，可能那时我国某些地区也有类似的习俗。
在早期智人阶段，在印度尼西亚爪哇梭罗河上游昂栋附近发现了12个头骨。所有头骨的面部缺失，只有两个头骨（第6号和第11号）有完全的枕部。孔尼华于1937年参照中加里曼丹的达吉克人有打破颅底取食脑子的习俗，认为这12个梭罗人（也叫昂栋人）都是由于吃人的目的而被杀害的。
在欧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中，在德国发现的埃林斯多夫头骨和在南斯拉夫发现的克拉皮纳头骨，都被认为是为了吃人的目的而被他人用暴力打死的。法国的费拉西头骨的破裂痕迹被认为是被人打死后取食脑子的，但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滑坡而被掩埋受伤的等等。
新人或晚期智人化石中被认为由于暴力而造成的损伤有两个地点，即我国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和法国的克罗马农人。
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更晚时代有关吃人风气的报道，这里就不再叙述了。
总括现有的资料，认为有吃人风气的根据是：（1）头骨的颅底部分破裂，认为是敲破颅底，取食脑子的；（2）纵裂的长骨，被认为是人工敲破取食骨髓的；（3）在“灶间”灰堆或废物堆中发现人骨破片，被认为是食用后遗留的；（4）火烧过的人骨，也被认为是吃人肉后遗留的。
这些被认为是吃人风气的根据，许多是不确实或不可靠的。头骨颅底部分的破裂可以是由于颅底结构上的弱点而造成的。颅底有许多供神经和血管通过的孔道，骨质的厚薄有很大的差别，因此受压后易于破碎而解体。而头盖骨部分由于它的穹窿形，厚薄较为一致，外来的压力均匀地分散到各部，因此可以经受较大的压力而不破碎；即使破碎，也是裂成较大而平扁的骨片，比较容易被保存下来。面骨部分也比较脆弱，容易破碎，因而在人类化石中也常缺损。至于肢骨，由于受到水流冲击或土石压力，易于折断，一般都很少能完整保存。长骨纵向裂开，也不一定是人工打破取食骨髓的。例如泥沙侵入断裂的长骨髓腔，由于潮湿膨胀而产生向外的压力，就可以使长骨发生纵裂。在“灶间”灰堆或废物堆发现的人骨破片或是被火烧过的人骨，也不一定是吃人后弃置的。骨骼是一种经久的良好的燃料，现代的少数民族中仍有用骨骼作燃料的。烧骨也可以是当时人类无意中弃置在火堆中的，也可以是由于埋葬地靠近生活处所而混入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见被认为是吃人风气的证据，许多是不可靠的，但并不排除其中少数是确实的。
吃人根源关于吃人风气产生的原因有各种说法。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是由于人的野蛮兽性。
近年来对于各种哺乳动物在自物状态下的习性的研究表明，在野生的正常状态下，同一个种内的动物，极少有因斗殴而致死的。只有在群体的数目远远超过其生活环境能够容纳的时候，才会发生斗殴致死的情形。对于灵长类的若干种类（如黑猩猩、大猩猩等）的野外观察，也表明群体之间和群体之内通常都是和平相处的。各猴群的关系，有些对邻近猴群侵入其占有的地区时，进行抵抗；有些则其生活地区可以互相重叠而和平相处。即使像狒狒那样最富有侵袭性的动物（它们的群体行为的研究是被用来作为早期人类的生活状态参照的），经过长期的野外观察，也没有见到互相捕食的行为。因此，吃人风气是由于人的野蛮兽性之说，不能从对现生灵长类习俗的研究中得到支持，不能认为人吃人是由于人从动物遗传来的野蛮兽性的表现。
有人认为吃人是作为食物的来源。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物种，不可能把同一物种的个体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而在长时间内不使这个物种绝灭的。就人类来说，怀孕的时间很长，每胎一般是一仔，产出后的生长时间相对地说是很长和缓慢的，因此更不可能把自己的同类作为重要的食物来源而不遭到灭种的危险。
在食物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发生人吃人的事，这是可能的，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发生吃人尸体的事。但是在现代民族中，没有任何已知的民族是经常吃人肉的。吃人风气一般都不是为着获取食物，而是为着某种礼俗信仰。
在现代民族中，吃人风气肯定是存在的。被吃的人总的来说，或是老人，或是俘获的敌人，或是为着某种信仰而献身的人，或是刚死的人（包括敌人和亲属）。
至于说吃人风气是人类进化的动力，人类是通过吃人风气而进化来的论点，则是与现有的科学事实完全不符的，没有多加评论的必要。吃人风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单从上述的化石证据还不能确定。从人类发展的过程来看，早期的人科成员如南方古猿类以至其后的猿人，身体本身并没有锐利的武器如肉食类的犬牙，也没有硕大的身体；使用的生产工具是简陋的木棒和石块。从单个的原始人来说，力量是薄弱的，他们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互相协作，进行生产，才能克服种种困难，得以生存。原始人类受着自然的严峻压力，他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寿命是相当短的。据研究，20个尼人中只有5%活到40岁以上，而40%死于11岁以前。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寿命就明显增大了。10.8%的人活到40岁以上，1%甚至活到50岁以上，死于11岁以前的孩童只有24.5%.魏敦瑞1939年提出了北京猿人寿命研究的报告。他说：在大约38个猿人中，有15个死于14岁以前，占39.5%；3个小于30岁，另3个可能在40~50岁之间，只有1个女性年龄可能在50岁甚至60岁。这说明原始人类大都死于较年轻的时期，很少有活得很老而不能再从事生产活动的人。而对原始人群来说，年龄较大的人有着较多的生产实践经验，是对群体生存有利的因素，似乎不会由于年龄老一些就被吃掉。周口店猿人洞里认为是被吃的对象的年龄也都不是老人，也表明在原始人中没有发生吃老人的风气。
原始人是不是吃敌人？在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中发生大的人群之间的集体屠杀的战争行为，从理论上说是不成立的。但这并不否定个人之间和小集团之间的矛盾，发生斗殴而受伤，甚至致命的情况。原始人是否吃已死的人？根据现代民族中的情况，可能只是在食物极度缺乏的特殊情况下才有。
至于为着某种礼俗信仰而吃人，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某种信仰的产生是在人类发展中较晚的阶段，当人类的抽象思维的能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有宗教信仰的产生。
在现代民族中，在狩猎和采集食物的部落中，没有吃人风气的记载。而在原始的种植食物的部落中，则常有吃人风气。这也表明这种风气的起源可能是在较晚的时期。根据上述的各方面的资料，吃人风气可能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起源的。
五、人类体质的新发展--早期智人
原始人类经过世世代代的劳动、生息和繁衍，在30万或20万年至5万、4万年期间，人的体质和生产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早期智人阶段。早期智人的代表是1856年发现于德国的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我国境内的同类化石有马坝人（广东）、丁村人（山西）、河套人（内蒙古）、长阳人（湖北）等。
早期智人已能直立行走，但直立步态还不如现代人完善，膝部稍弯，不能完全伸直，手非常粗大。鼻部扁宽，眼眶圆而大，两眼间距相当大，上眼眶的眉骨还突出，但不像猿人显着，嘴虽然还有些向前伸，但比之猿人却已往后退缩了，脑容量平均达到1350毫升，但脑形及褶纹不及现代人发达。早期智人的体质已接近于现代人，但骨骼上（如腿骨）还保留猿类的某些特点，比现代人原始一些，所以又称之为“古人”.
古人时代是冰河到来的时期，古人有较长时间住在洞穴里，开始了相对的定居，并已能控制火。制造打制石器的水平进一步提高，类型也增多了，如供砍砸用的砍砸器，供打猎用的球形投掷器，裁割兽皮、制作衣服的刮削器及供钻、凿用的大型三棱尖状器。在古人遗址中发掘到大批鹿、象、野牛骨骼，证明古人的狩猎业也有了发展。
这一切说明，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人类的体质、智力和生产力都有了很大发展。
1.“病态的白痴”--尼人
早期智人中最早发现的是尼安德特人，因而过去曾把这一阶段的人类化石统称为尼人。现在，尼人主要是指在欧洲及其邻近地区发现的这种类型。
尼人化石1856年8月在德国迪塞尔多夫城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的一个山洞里，工人清除洞中的堆土时，发现了一个成年男性的颅顶骨和一些肢骨化石，后被叫做尼安德特人。这是尼人化石最早的发现。实际上，早在1848年在直布罗陀就发现了这种人类化石，但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864年才发表出来。以后在许多地点陆续有这种化石发现。
迄今为止，已有大量的尼人化石发现，其数量之多，仅次于南方古猿类。许多是在洞穴堆积中发现的，因为骨骼在洞穴中易于保存下来。尼人化石的年代最早的可达距今20万年左右，最晚的可到4万年左右。
通常与莫斯特石器同时发现。其分布范围很广，西起欧洲的西班牙和法国，经中欧和东欧，到亚洲的伊朗北部，更往东到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南到巴勒斯坦，北到北纬53度线，地点数目在50个以上，骨骼化石包括男女老幼（婴儿）。许多地点不仅有头骨还有头后骨骼。至少有14个成年尼人头骨测定了脑量，从小于1300毫升到大过1700毫升，平均大约为1500毫升。
总的来说，尼人头骨较为平滑和圆隆，直立人所有的增强结构都减弱或消失了。头骨从后面看，其轮廓近乎圆形。颅骨壁的厚度从大多数直立人的平均10毫米变薄为7或8毫米。颅骨就其长度和宽度相对来说，较为平扁，属扁头型。但颅底的结构仍显示直立人的形态，还没有向现代人的方向转变。中空的乳突明显比现代人为大。
面部和上、下颌骨的尺寸没有减小，其面部（从眉脊向下到下齿列）向前突出的程度与直立人相似。欧洲尼人的一个特殊形态是其鼻部异常前突，可能与当地的气候有关。大的牙齿和上腭，决不能有像现代欧洲人那样狭窄的鼻腔，因而必须大大地扩大鼻腔，而鼻腔向后不能扩大，所以只有向前方扩展而突出。设想生活的尼人，其鼻梁可能像现今欧洲人那样高，像非洲人那样宽，鼻孔可能更朝向前方。
“进步尼人”与“典型尼人”
从本世纪初起，就有些人类学家提出尼人不是现代人的祖先，而是从比尼人更古老的人类（前智人或前尼人）演化来的，作为证据的是德国的斯坦海姆头骨和英国的斯旺斯库姆头骨等。
斯坦海姆头骨1933年发现于西德，标本有几乎完整的头盖骨和面骨，颅底缺失。但标本严重受损和扭曲，整个左侧向中线扭转，因而保留的惟一的一个第二前臼齿几乎位于颅骨的中线上。枕部较为圆隆，面部较小，面中部（鼻区及其上部）突出。眉脊与两侧眼眶的轮廓相一致，两侧端趋向变薄。上颌窦很大，伸展到面部两侧，但不到面中部，仍可见犬齿窝。其年代为距今20万~30万年。
斯旺斯库姆颅骨破片，是英国已知的最早的人类化石。最初是1935年发现的一块顶骨和一块枕骨，以后在1957年又发现了其余的顶骨部分。颅骨非常低和宽，枕部圆隆。
其颅高在现代人变异范围的小的一端，而枕部宽则近于最高值，颅底的海绵骨质发达，项肌附着区大，这些都是较古老的性状。其年代为距今25万年。
斯坦海姆头骨和斯旺斯库姆头骨非常相似。两者的脑量都较小，后者的脑量估计为1250毫升；斯坦海姆头骨较小，其脑量可能更小。其他的共同点有：枕脊明显减弱，额部较为缩窄，顶骨两侧几乎在垂直位置，脑颅宽和颅底部宽大约相等。两者的年代也大致相等，大约为距今20多万年。
豪厄尔1957年提出这些化石年代比一般尼人为早，而其形态性状却比一般尼人更为进步，是现代人的祖先。叫做“进步尼人”或“前尼人”，把另外较晚的尼人叫做“典型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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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杀者的猿1981年美国的科学艺术家马德内斯复原的尼安德特人的形象，受到了人类学界的好评，认为具有科学上的正确性，纠正了长时期来被流行的成见和传统的教条所歪曲的尼人形象。
120多年以来，我们所知的尼人被描绘成迟钝的、弯腰曲背的笨伯，是明显的进化上的失败者。可是近年来这种形象被急剧地改变了。大多数古人类学家和在他们指导下的艺术家改善了尼人的形象。尼人不再是双腿弯曲、两眼呆呆地向前凝视的模样；而是腰干挺直，眼神贯注的神态，虽然他的面部和我们有所不同。
这种巨大的改变不只是由于新的科学成果，而且是由于观念上的改变，是过去20年来人们对于人类祖先的观念的巨大改变的一部分。早在尼人阶段以前，从猿分化出来的人类远祖曾被叫做“野蛮的凶杀者的猿”，有些人甚至认为现代人类中的暴行的根源就在于人类远古的凶残兽性。可是近年来又出现了另一极端，即认为我们的远祖是在完美地和平相处、团结互助的黄金时代中生活过来的，虽然它已消失在远古的历史过程中。
尼人的真实形象究竟是怎样的？原始人的食人之风是艺术家们常常描绘的可怖情景，我国周口店的北京猿人便被认为是食人之风的始祖。现在看来这在科学上是缺乏根据的。现在已清楚知道，尼人照顾老人和残废人。例如一具尼人骨骼的一只手臂在肘部折断，一条腿是残废的，还可能一只眼是瞎的。可是其骨骼表明，这些损伤发生在其死亡很久之前。在这些年代里，必然得到他同伴的帮助和照顾。
所以尼人并不像过去的权威们所假设的是残酷无情的愚鲁的人。他们为死者举行葬礼。埋葬时其亲人还用食物、工具等为死者随葬，有时还有花卉随葬。
这些新的理解的许多证据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索利斯基。本世纪50年代，他在伊拉克的沙尼达尔洞发现了尼人的骨骼，终于发现了以花卉随葬和长时期照顾残废人的证据。在更近的时期，美国国家博物馆的斯图瓦特和哈佛大学的特林考斯等的研究，都有助于把尼人的形象置于较健全的科学基础之上。
流行观点的逐渐转变大约开始于20多年以前，作为对阿德里1961年出版的《非洲人的起源》
一书的部分反应。该书特别重视“凶杀者的猿”的假设，这种假设主要是根据南非的一位解剖学家达特的观点。达特解释某些早期人科成员--南方古猿类的头骨和颌骨的破裂是由于其同伙的攻击；人类的进化是由于愈来愈大地依靠用来杀害的武器；一种史前的武器竞赛促进了脑的发展，演化成的现代人因而具有杀害的遗传倾向。达特的这种解释在人类学界本来是没有什么人相信的，可是经过阿德里的宣扬以后，却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
60年代在越南和在美国许多城市中的暴力行动常被用来作为这种假设的证据。而阿德里也成了许多人仰慕和争相邀请的讲演者。1963年，也就是阿德里的书出版两年之后，奥地利的一位动物行为学家洛伦茨发表《论侵略性》一书，1966年译成英文。该书认为人类的侵略性是由动物的兽性遗传而来的。他强调人的侵略本能必须时时用战争或足球比赛来发泄，虽然“凶杀者的猿”的假设本来是指早期的人科成员--南方古猿而说的，但也很适合于对尼人的传统的见解。由于洛伦茨是一门新的科学--动物行为学的创始人，又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因而他的论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尼人的野蛮形象可以追溯到1856年在德国迪塞尔多夫城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发现之时，这是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前3年。当时还没有其他被承认的人类化石，因而这个发现（仅是具有眉脊粗壮的一个头盖骨和一些肢骨）立即引起了争论，断断续续争论了半个世纪之久。
1857年第一个研究这个头盖骨的科学家谢夫豪森发表论文，说这个头盖骨属于过去不知道的某种“野蛮的原始人种”.当时德国的一位学术权威（解剖学家、病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维尔和宣称它是新近死去的一个“病态的白痴”的遗骸。赫胥黎说这些骨骼像猿，但是近代人的，是一种返祖现象。还有人说它是1814年追随拿破仑逃回法国时死去的一个哥萨克士兵的骨骼。
这些争论直到1913年法国当时的人类学权威布勒的专刊发表才平息下来。布勒的主要根据是1908年从法国南部圣沙拜尔村附近山洞里发现的一具异常完整的男性老人的骨架。他的专刊塑造的尼人模式几乎一直延续到今天。他创造的尼人是有着粗短颈子的懒散而残酷的人。他不知道它的颈部骨骼是由于年龄和关节炎而引起的变形。他还由于对骨骼与肌肉之间的关系的不正确理解，得出这个尼人的形象是：头部前倾，双肩高耸，膝部弯曲，两脚外展，用脚的外侧缘着地行走。布勒甚至设想他的大脚趾是像猿那样分开的，可能有着抓握的功能。
现在我们知道尼人的脚是很正常的；布勒还说尼人绝灭了，没有后裔。
以后的半个多世纪内，更多的尼人化石被发现，逐渐弄清楚圣沙拜尔老人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大多数尼人的骨骼在解剖上是相当现代化的，虽然他们的骨骼粗壮得多，相应地有着更为强壮的肌肉。他们的头骨与现代人的差别表明其面相要比现代人为原始，额部低平，眉脊粗壮，颌部前突，颏部退缩等等；但是压倒的事实是他的脑子已和现代人一般大小。
虽然积累的证据表明尼人的骨骼与我们的很相象，但他由布勒创造的外貌直到最近还很少改变，仍旧是本世纪50年代捷克的艺术家伯里安所画的头部前倾、弯腰曲背、双膝弯曲、步履蹒跚的蠢汉模样。
尼人的这种形象长时期来在科学界以外很少改变，直到最后由路易斯·利基领导的人类学家开始起来公开反对阿得里的“凶杀者的猿”的解释。60年代利基在英国和美国巡回演讲，一再攻击“凶杀者的猿”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的进化不是由于凶杀的嗜好，而是由于形成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互相合作的人群。他说早期人类既不像羚羊那样快速奔跑，又不像狮子那样凶猛，只有靠互助合作才能生存。由于紧密的社会关系和在心理上保持着责任感的机敏性，促进了脑的发展。这种论点在60年代受到青年们的热情支持。
路易斯·利基于1972年逝世，享年69岁，其衣钵传给了他的当时是28岁的儿子理查德·利基。就在老利基去世的前几周，年轻的小利基在肯尼亚的库彼福勒发现了1470号头骨，随即被欢呼为一重大发现，虽然他并没有受过人类学的正规训练，他代他父亲担当起了巡回演讲的任务，吸引了很多听众。他和他父亲一样，宣传人类的高尚的、互助合作的起源论。小利基告诉他的听众，他和他的同事发现了早期人类的“居住基地”.漫游的狩猎-采集的人科家庭成员回到基地，共享食物。这种社会结构的证据使其听众产生了深刻印象。
“凶杀者的猿”的假设在公众的意识中逐渐淡薄了，为比较善良的观点开辟了道路，尼人较为文明的观点所累积的科学证据终于开始在通俗书刊中表现为艺术家概念的改变。英美等国的少数几个博物馆改画了尼人的画面，改用了身材比较细长，躯干比较伸直，毛发较少的形象；虽然老的形象仍旧可以看得出来，但毕竟新的形象在得势。
绘画形象的改变，并不必然是科学证据的结果。艺术家对直立人或猿人的形象近来也在改变，虽然科学界对直立人化石的研究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再以捷克的伯里安的复原图为例：1952年版的直立人的肤色是黑的，样子很像黑猩猩；1965年版直立人的肤色就较浅了，虽然全身仍然多毛，但更为现代人化了；1975年版的直立人却是无毛的，几乎与现代人难以区别，甚至比过去画的尼人更像现代人。
看起来更现代人化的形象与骨骼的形态并无关系，而只是表面的细节如肤色的深浅，毛发的多少，鼻孔、嘴唇、耳朵以及眼睑的形状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艺术家推测的产物。例如早期关于尼人的肤色都是画的黑色，设想这是“原始性”；可是典型尼人生活在欧洲的冰河时期，其气候的各方面的证据，表明和今天的斯堪的纳维亚相似，尼人应该是浅肤色的。
在某些领域里，这种现象的改善是走得那么远，以致近一时期来流行一种看法，说人类的智慧可以向前追溯到动物的天真无邪。可是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从许多古人类学家的观点来说，这是又一次把人类进化的故事加以虚构以适合其需要。
“凶杀者的猿”和互助的人群这两种理论都缺乏充分的根据。哪一种理论流行是由于当时更大范围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作用，而不是化石证据有所改变。近一个时期来许多非人类学家偏向于过去有黄金时代的解释，因为这几乎是一种宗教的说教。可是现在钟摆很快就再摆回来，当前美国等国家的右翼政治和狂热的军国主义更偏向于人性的悲观观点。
由此可见尼人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他们生活在一二十万年前。在非洲、亚洲、欧洲的广大地区，都发现过尼人的化石和他们制造的工具。这说明，在人类历史长河的某个阶段，地球曾经是尼人的天下。
人类对尼人的存在，曾经历过曲折的认识过程。1856年8月，德国采石工人在一个叫做尼安德特峡谷的山洞中发现了一副人的骨架，其中有一个头骨，头骨很大，说明有相当大的脑容量，但脑的结构很原始，额叶扁平。而且从尼人的身体结构看，他走路伛偻着背。对于这个化石，不少人类学家认为是一个患有佝偻病的现代人。直到1864年爱尔兰解剖学家金氏详细研究后才肯定，这是一个人类新种，称为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后来，旧大陆的许多地方也发现了尼人化石。
尼人比起他们的前辈直立猿人，有了很大的进步。尼人制造的工具已相当精致，他们的石器，石片很薄，刃口锋利。
北京猿人只会用火，借火，存火；而尼人则学会了人工取火，用火能力有了一个飞跃。尼人还进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利用悬崖把千百匹野马赶入绝地。更可贵的是，尼人学会了埋葬，学会了照顾自己的同伴。在罗马附近的一个山洞里，有个尼人的头下放着石器。在他的周围整齐地排列着74件石器工具。还用红色的氧化铁粉，放在死者的身上。很显然，这是有意安葬的，其意义似乎表示，希望死者能恢复生命的活力，到新的世界里继续使用陪葬的工具。有一个尼人骨折后，依然活了很长时间。据研究，是尼人的同伴在他受伤期间供给他食物。以上表明，尼人的精神世界有了较大的飞跃，开始对活的和死的同伴表示关心，他们开始思考生命的活力来自何处，开始思考人死后到何处去这样的问题。
但是，月盈则亏，盛极必衰。7万年前，兴旺一时的尼人突然消声匿迹，从历史舞台上悄然消失。新的人类--智人走上了人类历史舞台。尼人何处去了，它是灭绝了，融化了，还是隐藏起来了，成为人类学家搞清人类自身历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尼人何处去？目前有三种理论：
（1）灭绝说。尼人在生存斗争中的落后性使他们在进化中被灭绝了。灭绝的直接原因有语言落后说和人种退化说。前者是由美国布朗大学的语言学家菲利普·利伯曼和耶鲁大学医学院的解剖学家埃德蒙·克里林提出的。他们根据尼人的头骨及声道特点，用计算机测定尼人的发音能力，认为尼人是单道共鸣系统，发音能力很低，影响了思想交流和种群的进步，因而发展迟缓，在生存斗争中处于劣势，终于被灭绝淘汰。
人种退化说由李炳之、胡波在《人类的继往开来》一书中提出，该书认为，尼人生活在小群体内，实行群内通婚。由于近亲交配，影响了人的质量。尼人眉脊突起，额叶收缩，正是退化的表现。人种退化使尼人行动缓慢，走路踉跄，在狩猎、御敌中处于不利地位，终于被灭绝。
尼人怎么灭绝的？不少学者认为是被智人灭绝的，就像英国人灭绝塔斯马尼亚人一样。有人指出，不少尼人化石上有受伤的痕迹，可能是与智人搏斗后留下的。
（2）融化说。这一种观点认为，尼人横跨欧亚非三洲，数量一定很可观。智人兴旺时，人数很有限，不可能把全世界的尼人全部消灭，他们很可能与尼人通婚，生下进步的杂交后代，尼人的基因融化在智人中，现代人的身上也保存着尼人的某些基因。
（3）退居荒野说。这里由前苏联学者基米特里·巴耶诺夫和伊戈·鲍特雪夫指出的。他们认为：“不管用哪一种进化规律和方式去看尼安德特人，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尼人都不可能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消失。”因此，“更有才能的工具制造者智人取代了尼人的地位后，尼人退居荒野，不得不逐渐依靠兽性的力量来维持生存。”
退居荒野说的主要依据是古代的文献。比如基米特里·巴耶诺夫从罗马古籍中发现，罗马将军苏拉公元前86年，在地拉琼曾遇到一种很原始的人种人员，当时称为森林人，他口齿含糊，音调刺耳，说话像马嘶。在迦太基人制造的陶瓷上也描绘了一种人形动物，很像是尼人的形象。据此推测，尼人一直生存到有史时期，它们与人类并行地生活着，尼人的后代，就是通常所说的野人。
尼人的来龙去脉仍然是人类历史上朦胧的一章，随着分子遗传学和考古学的发现，才可能对尼人的归宿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2.天女散花--其他地区的智人
在非洲和亚洲，也发现有不少早期智人化石，重要的如非洲的布罗肯山人；在亚洲有在我国发现的大荔人、马坝人、许家窑人、长阳人和丁村人等。
布罗肯山人1921年在赞比亚布罗肯山卡布韦附近的一个袋状洞穴内，由于发掘铅矿而发现了一个颅骨、上颌骨、额骨和一些肢骨。伴生的动物群和石器表明它是中更新世时期。其年代原先估计为大约3万年前，后来改为稍大于10万年前。1983年，克莱因提出其年代在13万年以上。
颅骨的眉脊极大，特别是中央部分；前额低平，有很发达的枕区。初一看来，这些性状使其显得像直立人；但其脑量大，约为1300毫升；颅骨高，额部在眉脊上方扩大；枕部的比例由于枕骨上部扩大和项肌附着区的减小而发生改变；颅骨宽与颅基部宽非常接近；枕区虽发达，但枕脊则极大地减小；颅穹诸骨一般较薄，但其矢状脊则很明显，并延伸到额部。
门齿和犬齿比男性的直立人标本为大，而后部牙齿除去减小的第三臼齿，大小约略相等。
上颌窦扩大，一种假设认为与门齿的增加使用有关，因而鼻两侧的骨外表鼓起，无犬齿窝。
鼻很大，下缘锐。上颌突出，分别属于十多个个体。头骨壁很厚，顶骨曲度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人之间。牙齿粗大。
石器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砍砸器和大量的石球和石核，属旧石器时代中期。
长阳人长阳人化石是1956年在湖北长阳县下钟家湾村附近的一个岩洞中发现的。
这个化石标本是一块左侧上颌骨断片连同两个牙齿。前部不大向前突出，腭面凹凸不平，与现代人相似；但也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原始的性状，如犬齿隆凸显着，鼻腔底较为平坦等。
伴生的动物中有中国鬣狗等。其地质时代可能为更新世中期之末或晚期之初。
丁村人及其文化丁村遗址是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发现的，材料包括3个人牙化石、大量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3个人牙是上内侧门齿，上外侧门齿和下第二臼齿，全是右侧的，同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其形态性状介于猿人和现代人之间。伴生的动物有梅氏犀、印度象、水牛、鬣狗和鸵鸟等喜暖的种类，表明当时汾河一带的气候比今天温暖而湿润。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华南地区。1976年在丁村又发现了一块大约两岁幼儿的右顶骨的后上部。
丁村人与北京猿人和现代黄种人在体质形态上都有不少相似之处，如有铲形的门齿；从顶骨后上角有带锯齿的缺刻来看，可能有顶枕间骨。这些都表示他们之间有一定关系。丁村人是介于北京猿人和现代黄种人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
制作旧石器的原料是坚硬的角页岩。石器的主要类型有厚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和石球等。这些石器的类型都较为规整固定。丁村石器的多样性表明丁村石器的用途已有明显的专业分工。
丁村文化和北京猿人文化有相似之处，例如都以石片石器为主，单面加工的石器占多数，有些石器的类型相同等等。但是丁村文化也有其本身的特点。比较起来，可以看到丁村文化和蓝田猿人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此外，1971年在贵州桐梓还发现了可能是更新世中期或晚期的两个人牙化石和同观音洞文化相似的一些石器以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1984年，根据新的4个牙齿，认为它可改属直立人。
文化和生活到早期智人（远古智人）时期，制作石器的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之末所采用的修理石核的技术，这时有了大范围的应用。
文化的地区性特征愈益明显起来。在西欧，以手斧为主体的阿舍利文化逐渐被以细小尖状器和刮削器为代表的莫斯特文化所代替。后者是尼安德特人所制造的，这种文化是由克拉克当文化发展来的，但受到阿舍利文化和勒瓦娄哇文化的影响。
典型的莫斯特文化是从最早的发现地法国多尔多涅省的莫斯特而得名的。代表性的石器有尖状器和单边刮削器，大都是在洞穴中发现的。这时期也发展了骨器。
非洲的早期智人文化主要有南非的原司蒂尔贝文化和东非的肯尼亚-莫斯特文化。原司蒂尔贝文化包括原始的砍砸器、两面打制的厚尖状器、带缺口的刮削器和石球等。肯尼亚-莫斯特文化中的石器类型与欧洲同时代的石器大都相同，只是缺少单边刮削器。在刚果、西非和南非的森林多雨地区还有山果文化，在南非和东非的草原地区还有法尔司密斯文化。
在亚洲西部，在卡梅尔山的塔邦和斯虎尔两个山洞中发现了大量勒瓦娄哇类型的石器。此外在伊拉克的沙尼达尔山洞，前苏联的切舍克塔施，也有相当多的莫斯特文化的石器。
我国这一时期的文化遗物，主要发现于山西丁村和北京周口店第十五地点。
丁村文化分布于山西省汾河流域。文化遗物主要是石器，有厚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小尖状器和石球等，类型都较规整固定。其用途已有明显的分工：厚尖状器用来挖掘，砍砸器用来砍伐，石球用作狩猎的投掷武器等。
与丁村文化同时代或稍早的文化遗址有周口店附近的第十五地点、第三地点和第四地点。由第十五地点发现的石器，比北京猿人的石器为进步，主要表现在打制石片的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概是由北京猿人文化发展起来的。第三地点和第四地点的文化遗物发现不多。由第四地点发现的两件磨平的骨片，或许代表人类磨制工具的开端。同时代的文化遗物还发现于贵州桐梓和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的鸽子洞。
在欧洲，与莫斯特人类伴生的动物主要有披毛犀、驯鹿、猛犸象、原始牛、洞熊、洞鬣狗、洞虎和骆驼等。其中猛犸象、牛和鹿可能是他们狩猎的主要对象。
这时候欧洲的一些地方，气候相当寒冷。大概是在莫斯特的后期，冰川来临，生活在冰缘地带的尼安德特人或者往南迁徙，或者改变生活方式，改进与自然界作斗争的工具，以维持生存。
当时，栖息于我国北方的动物，主要有梅氏犀、印度象、猛犸象、水牛、鬣狗、鸵鸟、鹿、野驴和野马等，属于黄土时期的动物群。栖息于我国南方的动物，主要有剑齿象、大熊猫、犀牛、犭莫、箭猪、鬣狗、熊等，属于中晚更新世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我国南北两方当时的气候仍处于温暖的间冰期。丁村人是在温暖气候中生活的。
在这时期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用火遗迹。在大多数尼安德特人的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火灰堆；在德国莫斯特文化遗址的废物堆中曾发现过干的菌类，可能是作为引火物的，表明这时的人类不仅能够用火，而且已能造火了。
这时期的人类，已经开始有埋葬死者的习俗。在法国圣沙拜尔的一具成年男性骨骼，埋在一个岩棚中，旁边放着大燧石和石英岩碎块以及野牛和驯鹿的骨骼。在莫斯特，一具青年骨骼，头下枕着一堆燧石。在费拉西，有两具骨骼，一男一女，埋在岩棚下两个相距约50厘米的坑内，头对着头。男的头上和肩胛上压着扁圆的砾石。女的脸向上，腿曲着，双手放在膝上。
在意大利的一个洞里，一个尼人的头骨安放在一个被扩大了的孔穴中，头的周围排列着许多石块。所有这些都像是人们有意识安排的，是早期墓葬的一种形式。西欧的莫斯特的墓葬可能是已知的最早的墓葬。
六、现代人类的形成--新人
距今约四五万年前，人类的体质结构已发展到与现代人没有什么差别，称为晚期智人或新人。这一时期，冰河渐渐消退，气候转暖，人不仅住在山洞里，有时也住在平原上，或向别的地方移动，如美洲土着居民印第安人和澳洲土着居民就是分别从亚洲北部和东南亚进入两地的。到这时，地球上除南极洲外，其他各大洲都有人类居住了。新人化石分布极为广泛，具有代表性的是1868年在法国西南克罗马农山洞发现的克罗马农人和1930~1934年在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
新人的体质形态和现代人已基本相同，眉骨几乎消失了，前额升高，下颏长了出来，整个躯干的结构表明他们已能完全直立行走，脑容量达到1400毫升以上。人类体质发展的过程至此已到了最后完成的阶段。向现代人类的过渡已基本完成。
原始时期各地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彼此间相互隔绝，逐渐形成了种族的差异。人种是具有与其他人群相区别的共同的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群。各人种间只有肤色、发型、鼻型、唇型和身体比例等外部形态上的差异。1868年发现的克罗马农人身材高大，鼻梁狭而高，下巴很发达，具有欧罗巴人种的特征。以后在意大利发现的格里马狄人，前额倾斜，鼻子很宽，颌部较突出，表现出尼格罗（黑人）人种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的山顶洞人、资阳人、柳江人的化石则可看出原始黄种人（蒙古人种）的特征，脸部较宽较扁，鼻子不高。从这些体型外表分化较大的新人化石看来，可知在新人阶段，现代人类三大种系，即蒙古利亚人种（黄种）、欧罗巴人种（白种）和尼格罗人种（黑种）形成了。
各人种间没有本质的不同和智力上的优劣之分。外部形态上的差异，是受所在地区自然条件和某种历史因素长期影响的结果。如肤色、发型、鼻型、唇型等都同阳光、温度和湿度有关。身材的大小也直接与生存地区所能提供的食物种类、营养成分和数量多少有关。
1.现代人的种族
人种或种族是根据能遗传的体质特征而区分的，主要是根据皮肤的颜色，头发的形状和颜色，眼、鼻、唇的形状等等来划分的，如黄种、白种、黑种等。
人种（或种族）与民族有着不同的含义，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经常发生混淆。民族与种族不同。民族不是根据体质特征来区分的，而是根据语言、生活的地域、经济生活等的共同特征而划分的。民族就是由具有这些共同特征在历史上组成的人们共同体，而种族则是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群的共同的遗传体质特征的人群。因而一个种族可以包括一个或几个民族，例如黄种包括东亚许多国家的许多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由50多个兄弟民族组成；种族主要是黄种，但有的民族如维吾尔族混有白种的血统。
因为人种是根据体质上某些能遗传的性状而划分的人群，所以人类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的各种性状，全都一方面受到遗传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环境因素的作用。因此世界上不同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基因频率，从而产生了人种的差别。所谓人种，就是一个物种内的小的分类，表明这一群体与同一物种内的其他群体有着不同的基因频率的组合。
各人种之间可以互相婚配，产生有繁殖能力的后代。所以各人种不是不同的物种。世界各人种都属于同一个物种--智人种。
早在1775年，德国的布鲁门巴赫，就根据肤色、发形等体质特征把全世界的人划分为5个人种，即白种、黄种、黑种、红种和棕种。两百多年来，许多人利用各种体质性状以及生理特征等提出了多种分类方法，从最少的两分法到最多的五六十种的分法（库恩，1976年）。
人种最通常的分法是三分法和四分法。三分法是蒙古人种（又称黄种或亚美人种）、高加索人种（又称白种或欧罗巴人种）、尼格罗人种（又称黑种或赤道人种）。四分法则把澳大利亚人种（又称棕种）从黑种中分出来，与三大人种并列。
人种是指群体而不是指个体而言的。每一人种都有一系列体质性状作为其特征。然而从个体来说，几乎没有一个个体是完全符合于所有的体质特征的，也从来没有真正的“纯种”.人种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持续变化之中。
人种是根据居住的地区而划分的，即所谓地理人种。可是人类的居住地在不断地变化中，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变动越来越大，所以人种一般是以公元1600年前的状态为依据的。
有些体质性状，虽然其基因的分析现在还不清楚，然而也有助于地理人群的划分，如头发的颜色和形状、鼻子的形状、唇的厚度等等。它们出现的频率在某些人群中明显高于其他人群，虽然现在还不完全知道它们是如何出现的，但还是可以作为人种的特征。
2.现代人种的起源
虽然晚期智人的化石已有大量发现。可是他们是如何起源的？至今仍有不同的理论或假设。
原因是很少的地区有足够多的标本来证明有无形态上的连续性或继承关系。只是单个的标本或少量的标本不能说明问题，而必须考虑到个体的变异性，从现有的化石保存情况来说，最好的地区是中、东欧和西亚。因而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尼安德特人的命运上。
多年来围绕着尼安德特人的命运而提出的现代智人起源的理论主要有三种：（1）尼人阶段说；（2）前智人说；（3）前尼人说。
德国的施瓦布在1897年至1906年期间，发表了多篇论文，提出尼人头骨具有许多原始的似猿的性状，是从直立人发展到现代人的中间环节。尼人阶段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这是现代智人起源的尼人阶段说。
1912年英国的基思根据一些当时被认为年代比尼人为早而形态上却远比尼人为现代化的骨骼化石，提出尼人不是现代人的祖先，而是与现代人祖先平行发展的另一种类型。现代人是由尼人以前的智人演化而来的。这是现代人起源的前智人说。
其间，法国的布勒也得出同样的看法，于1911~1914年之间发表多篇文章，宣称尼人是远古的、绝灭的种，不在人的进化系统之内。
这两种理论各有其拥护者，如美国的赫德利希卡在1927年、德国的魏敦瑞在1940年仍支持某种形式的基本上是单线的人类进化概念。
到本世纪50年代，前智人说的主要维护者是法国的瓦卢瓦，他是布勒的继承人。1954年他重提前智人说，重要的根据之一是1935~1936年在英国发现的斯旺斯库姆头骨，它的年代较早，而形态却较近智人。
50年代以后，前尼人说逐渐兴起，到70年代成为欧洲尼人进化地位的最流行的理论。
前尼人说最早是英国的史密斯于1924年提出的，认为某些尼人化石，较少特化，年代较早。
它们是现代智人和较特化的尼人的祖先。但这种论点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50年代初期，经意大利塞奇于1953年和美国豪厄尔斯于1951年和1957年倡导后，才引起了人类学界的重视。1951年豪厄尔斯指出巴勒斯坦卡梅尔山的头骨（塔邦和斯虎尔），连同斯坦海姆、埃林斯多夫、克拉皮纳、萨科帕斯托和切舍克塔施等化石，代表一种广泛分布的、时期较早的“进步”尼人或前尼人群体，它们是现代智人的祖先。1957年他更具体提出欧洲现代智人可能是由斯虎尔人演化来的。以后，勒·格罗斯·克拉克于1955年、布雷廷格于1957年、韦纳于1958年都同意主要以欧洲的斯旺斯库姆和斯坦海姆人化石为代表的前尼人可能是典型尼人和现代人的共同祖先。
从60年代初起，美国的布雷斯又恢复了尼人阶段说，重提了赫德利希卡于1911年提出的理论。认为咀嚼功能的改变是人类颅骨后期类型改变的主要因素。布雷斯认为，由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有了更特化的工具来代替以前用前部牙齿行使的功能，解除了颅面部骨骼由此而产生的应力，引起了形态上的一系列变化而演变成了现代人的颅型。沃尔波夫于1980年也强调，文化改变的作用在整个旧大陆同样地使已有地区分布的远古智人转变成现代智人。
另一些人认为典型尼人具有一系列特殊的形态性状，表明他们是人类进化系统上的一个旁枝，如豪厄尔斯于1975年、特林考斯和豪厄尔斯于1979年、斯特林格和特林考斯于1981年均持此种看法。
近来特别是一些年轻的人类学家，强调尼人与早期现代人之间的形态有着质的差别，主张后者是由欧洲以外的地区来的，如斯特林格于1974、1978、1984年，赫布林于1978、1984年，布劳尔于1980、1984年，赖特迈尔于1979、1984年都认为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可能最早是在非洲起源的。
总的来说。现在古人类学家关于尼人，特别是对西欧的所谓典型尼人的系统位置，还没有一致的意见。一种意见是现代智人（指欧洲的白种人）是由当地的尼人逐渐演变来的。这种理论叫直接演化说或系统说。另一种理论是入侵说，也叫迁徙说或代替说。这种理论认为欧洲是典型尼人的家乡，而解剖上的现代人是在欧洲以外的地区演化出来，然后侵入欧洲的尼人区域，消灭了土着的尼人而形成的。
这两种理论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从这类化石材料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的西亚来说，塔邦遗骸与尼人群相似，而斯虎尔个体则与解剖上的现代人更为相似，卡夫扎标本则完全是现代人的性状。这些人群标本的时期互相重叠，表明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渡过程。由此推论欧洲以外的人群迁入欧洲，虽然他们之间可能有时发生冲突，但结果总是互相混杂，产生了现存于欧洲的人群，至少是部分的人群。尼人的某些特征，如高耸的鼻子，与今天的欧洲人相似，而与其他现生人种不同。
根据从考古发掘的地层中尼人突然消失而为现代人所代替这一现象，有人认为这种迅速的变化一般发生在3.5万~4万年之间，只是随着地点的不同而时间稍有不同。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是不能由尼人转变成现代人的。但是近来也有证据表明，实际的时间可能要长得多，可以从尼人转变成现代人。
地层上的记录也远不是很清楚的，许多地点没有人骨而只有这种或那种类型的石器。较早的石器叫莫斯特文化，传统上是归之于尼人制造的。较晚的石器叫夏代尔贝龙和奥瑞纳文化，传统上被认为是现代人制作的。在一层莫斯特工具之上直接有一层夏代尔贝龙或奥瑞纳工具，便意味着现代人突然代替了尼人。
近年来的发现使这种明显划分的界限削弱了。发现了现代人的骨骼伴有莫斯特工具。最近又发现有一具尼人骨架伴随有夏代尔贝龙工具。
现在尼人改善的形象，更与现代人相似，也使其更可能成为现代欧洲人的祖先。
另一方面也有证据支持入侵说。当尼人在欧洲生存时。完全形成的现代人已在非洲和西亚出现。最近在西亚发现了从尼人演化到现代人的证据，其年代远早于欧洲。与邻近的人群通婚，在狩猎-采集人群中是长时期来通行的。结果是新的遗传性状逐渐扩散到邻近的人群中；偶尔的迁徙甚至冲突都可能在某些地方发生，从而加速这种扩散。许多人类学家相信，在人类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经常的混杂缓慢地进行着，使基因得以扩散。
3.黑种人的起源
过去，一般都认为非洲现代人出现的时期较晚，现代的黑人是由北方的地中海区域而来的。
近年来，一方面年代测定的数据有了很大的变动；另一方面非洲有了不少重要的新的人类化石的发现，年代都比较早，从而认为亚洲西南部的和欧洲的晚期智人最早可能都来自非洲。
在讨论非洲各化石地点的年代测定以前，首先需要说明一下非洲石器时代的分法、名称与其他区域的不同。非洲的石器时代分为早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晚石器时代。1970年克拉克提出非洲中石器时代（简称MSA）的年代大约距今4万~10万年，大体与欧洲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相当。可是1972年沃格尔和博蒙特发表一系列非洲各化石地点的14C的数据，对非洲石器时代的年代提出了很大的修正，认为中石器时代的开始远大于10万年前，结束于3.7万年前。
南非边界洞的沉积，根据氧同位素的测定，表示其地点中石器时代的开始早到大约19.5万年前，另一地点克莱西斯河口得出的开始年代为大约12.5万年前。东非的中石器时代的年代也同样提前了。埃塞俄比亚齐韦湖（LaeZiway）附近的中石器时代的年代，用钾-氩法测定分别为距今18.1万±0.6万和14.9万±0.13万年。肯尼亚莱托里地区的加洛巴层位（NgalobaBeds）的中石器时代的年代大约为距今12.0万±0.03万年。
综合各方面的数据，非洲从最晚阿舍利期到最早中石器时代过渡的年代在距今13万~20万年之间。边界洞的研究表明最晚的年代大约为5万年前。
在非洲发现的、与黑种人的起源有关的主要化石地点有南非的弗洛里斯巴，边界洞和克莱西斯河口，东非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和坦桑尼亚的加洛巴等。
弗洛里斯巴人化石是1932年在南非发现的，材料包括完整的额骨、部分顶骨和右侧的面骨。
其年代可能在4万年前。可能与过去叫布西曼人，现在本民族叫桑人的人有亲缘关系；但也有人（赖特迈尔，1978）认为它与桑人无关，而与布罗肯山人有相似的性状。
边界洞位于南非纳塔尔省北部。从1941年迄今，在那里至少发现代表4个人的化石。洞内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证据，但地层记录混乱。其年代最晚的在1.5万年前，早的在4.8万年前，测定附着在部分颅骨上的土壤的年代结果在10万年以上。所有人类化石的形态明显是现代人的。德利尔斯于1973年，博蒙特等于1978年，强调边界洞人是现生非洲黑人的祖先，但其他人类学家如赖特迈尔于1984年认为不大可能，颅骨测量的多变量因子的分析显示其与现生的男性桑人相近似。
克莱西斯河口人是在南非好望角海岸的这个洞穴堆积中发现的。人类化石有头骨破片和一个较完整的下颌骨。其形态完全与现代智人相似。同时发现有中石器时代的石器和许多动物化石。其年代最早为距今12万~13万年，最晚为大约距今6万年。这种人在这里生活的时期至少长达6万年之久。辛格和怀默于1982年发表了这个洞穴发掘报告的专刊。
奥莫人标本是1967年在埃塞俄比亚西南部奥莫盆地的基比什组发现的两个头骨。奥莫2号头骨较大，脑量在1400毫升以上。其年代不能确定。巴策尔等于1969年用铀-钍法测定堆积中出土的蚌壳，得出的年代为距今13万年。头骨的形态似为较早的现代智人。
在坦桑尼亚莱托里地区的加洛巴层位中，1976年发现了一个保存得相当完整的颅骨，明显是现代智人的形态，但有一些原始性状如发达的眉脊，其他性状则与奥莫头骨相似。玛丽·利基和海1982年从地层对比上认为其年代相当于12万年前的层位。
在地中海以南和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的马格里布地区的人类化石，其年代在距今5万年以内，显示尼人与现代智人的性状，与西亚尼人有相似处，因而认为它们之间有联系，有基因交流。
总的看来，非洲的上述人类化石，其形态近于现代人，其年代的可靠程度不一，都存在某种程度的问题。现有的证据也还不能肯定非洲撒哈拉以南的解剖结构上的现代智人分化较早的观点。但是年代修正的结果显示过去认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与北非和欧洲相比，在技术上是落后和停滞的看法，是不正确的。非洲撒哈拉南北在技术上的重要变化可能大约是同时出现的，甚至非洲南部更早，虽然在文化性质上是属于不同的系统。
4.黄种人的起源
中国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主要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河套人等。含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物而没有人类化石的地点更多，在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湖南、江西、广西、云南、四川等都有发现。特别是在西藏定日县也发现了旧石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山西的峙峪、河南的小南海和四川的富林等遗址。
中国的晚期智人化石柳江人。柳江人化石是1958年在广西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的岩洞中发现的。化石材料包括一个完整的头骨（缺下颌）、两段股骨和一右髋骨、骶骨、椎骨，属于一个中年人；股骨有可能属于另一个女人。
这个头骨具有黄种人的许多特征，如颜面上部、鼻梁和嘴部向前突出的程度与现代黄种人相一致，硬腭中等大小，先天性第三臼齿缺乏和门齿呈铲形等。年龄在40岁以上，没有发现文化遗物。动物化石属我国华南山洞中常见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表明当时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的。
资阳人。资阳人化石是1951年修建成渝铁路时在四川资阳的黄鳝溪大桥桥墩工程中发现的一个老年妇人的头骨。头骨的颅顶部分保存完整，颅底大部缺失，另外还有硬腭一块。同时还发现一个骨锥。
头骨比较小，但仍在现代中国人的变异范围内；有一些原始性状，如眉弓较发达，枕骨内面的大脑窝比小脑窝深而且广等。与资阳人共存的动物化石有猛犸象、鹿等。有人认为它的时代较晚。但目前还无定论，这里仍把它作为新人化石之一。
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化石是1933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的另一个小山洞中发现的，包括3个相当完整的头骨，一男两女，加上其他零星头骨，至少代表8个人；同时发现有骨器和少量石器。
1939年魏敦瑞研究山顶洞人头骨后，认为男的老人接近日本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过去译为虾夷人），中年女人好像是爱斯基摩人，青年女人好像是美拉尼西亚人。
1960年经吴新智重新研究，认为山顶洞人代表原始的黄种人，而与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特别接近。
河套人。192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的大沟湾发现过大量动物化石，其中有一颗小孩的上外侧门齿，代表所谓“河套人”.1956年内蒙古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又在乌审旗嘀哨沟湾村附近发现了人类的左股骨的下半段和一块右顶骨破片。这就增加了对河套人形态的了解。
其他晚期智人化石，据报道，在台湾省台南县左镇菜寮溪发现了人头骨片，其年代可能在1万~3万年之间。这是台湾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
还有在辽宁建平发现的一段肱骨和山东新泰发现的一个臼齿，都属晚期智人。但难于确定是更早些的还是更晚些的。
此外，还有1951年在吉林榆树周家油坊发现的两块头骨碎片和一根胫骨（代表榆树人），在江苏泗洪下草湾发现的一段股骨（代表下草湾人），在云南丽江发现的三根股骨（代表丽江人）。
这些可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或其后的人骨，它们确切的地质时代还难于确定。
黄种人的起源中国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具有明显的黄种人的特征。而且不仅晚期智人化石如此，以前各章所述的中国的早期智人以至直立人化石也具有不少黄种人的性状。
早在1941年，魏敦瑞就指出北京猿人具有一系列与蒙古人种密切有关的性状，如头骨前部正中有矢状脊，后部有缝间骨（印加骨）；以及宽阔的鼻骨，鼻梁侧面的轮廓，前突的颧骨，上颌骨的额蝶突，圆钝的眶下缘，铲形的上门齿，上颌、外耳道和下颌的圆枕，股骨的极度平扁和肱骨极发达的三角肌粗隆等。从而他认为北京猿人是智人的直接祖先。而与蒙古人种的关系比与其他人种，特别是白种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以后不少人类学家支持这种观点，认为上述的不少性状在蒙古人种中的出现率最高。
从现有的化石证据来看，在中国发现的人类上门齿化石都是铲形的，如元谋、周口店、和县、郧县、桐梓、营口金牛山、丁村、柳江、河套、山顶洞的标本，无一例外。在新石器时代和现代中国人的标本中，铲形上门齿占有极高的百分率，高于任何其他种族。
另一有关牙齿的特征是第三臼齿的先天性缺失。蓝田猿人的下颌骨是老年人的，但两侧都没有第三臼齿，是先天性缺失的例子。年龄在40岁以上的柳江人上颌骨也没有第三臼齿。在现代人中，第三臼齿先天性缺失的百分率在蒙古人种中最高。
从额骨来看，蓝田、北京周口店、和县、大荔、马坝、资阳的头骨上都有明显程度不同的矢状脊。保存有部分鼻骨的化石，如蓝田、北京周口店、营口金牛山、大荔、马坝、柳江、山顶洞等标本，都有较宽阔而较垂直的鼻部。保存有颧骨部分的标本，如北京周口店、营口金牛山、大荔、马坝、柳江和山顶洞人化石，都具有向前突出的颧骨。印加骨存在于北京周口店、大荔、丁村和许家窑的人化石标本。
上述这些在现代蒙古人种中出现率特高的性状，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直到晚期智人中都经常出现。显示它们与黄种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有着亲缘上的继承关系。自然，在这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与其邻近地区不断有基因的交流。
5.棕色人种的起源
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人类化石及较早的人类骨骼有着明显的两种类型：一类是骨骼粗壮、身材魁梧的人群，如科萨克人、塔尔盖人、莫斯吉尔人、科阿沼泽人等；另一类是骨骼较为细致、身材纤细的人，如凯洛人、芒戈湖人等。两者的文化也不相同。
澳大利亚的人类化石中年代最早的不过距今3万多年。以后还可能发现更早一些的人类化石，但不可能太早，一般估计不大会超过5万年。因此可以肯定，澳大利亚的土着人是由其他地区的早期人类迁入的。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长时期来有着不同的意见。
1922年杜布哇在分析爪哇发现的瓦贾克头骨性状时，就曾指出它与澳大利亚土着人的关系，1946年魏敦瑞根据爪哇发现的特里尼尔和桑吉兰直立人化石以及昂栋头骨的性状，也提出爪哇的材料与澳大利亚的人类化石和现代人有着明显的相似性，表明澳大利亚的现代人是由爪哇的直立人经昂栋人、瓦贾克人发展而成的。所以澳大利亚的塔尔盖人、科休纳人头骨等保留一些类似猿人的原始的粗壮性状。以后库恩在1962年，麦辛托希在1965年，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但也有人反对。如豪厄尔斯于1967年及1973年、卢卡于1980年，认为爪哇的人类化石与澳大利亚的没有明显的形态上的联系。
伯塞尔在1949年、1967年和1977年一再倡导三次混合说。他根据现代人形态的变异，提出过去发生过三次形态上不同的人群，经过印度尼西亚到澳大利亚的理论。第一次为大洋洲小黑人，其来源地点不明；第二次为默雷英人，其来源与阿伊努人有关；最后一次迁入的人群是卡彭塔里人，以印度为其进化中心。近10年来弗里德曼、洛弗格伦在1979年，索恩在1977年、1980年，提出两种来源的理论。前者认为在澳洲曾经有过两次互不相干的迁移。一是南路，一批以粗大骨骼为代表的体格魁梧的人来自东南亚，可能从爪哇经过帝汶而进入澳大利亚西北部，然后沿西海岸南下；另一是北路，可能从东亚中国华南来的体态较为纤细（根据骨骼）的人群，经过印度支那、加里曼丹和新几内亚而进入澳大利亚东北部，随后沿东海岸南下，其中一部分也许最后越过陆桥而到塔斯马尼亚。这两批不同来源的人群互相混杂，产生了现代澳洲土着人，其形态介于这两种祖先类型之间。
索恩近来特别强调在我国广西柳江发现的柳江人头骨与澳大利亚发现的凯洛头骨有着明显的相似性状，显示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柳江人是在我国南方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最早代表，同时其许多性状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蒙古人种与澳大利亚人种之间。
对澳大利亚近邻地区发现的人类化石的形态分析，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澳大利亚土着人的起源。
爪哇的瓦贾克头骨，一方面有一些性状似与澳大利亚土着人相似，如明显的齿槽突颌，鼻腔下缘不明显，头骨壁很厚，牙齿巨大等；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与蒙古人种相似的性状，如宽阔和平扁的面部，平扁而不凹陷的鼻根等。但瓦贾克头骨的年代不能确定。最初从其石化程度判断，认为可能是更新世晚期，后来得知骨的成分中无氮以及从相关动物群的对比，表明其年代较晚，可能是全新世。
菲律宾塔邦洞发现的头骨，一方面具有与澳大利亚土着人相似的一些性状，如额骨的特长，眶间宽小，眶上脊部分明显前突等；另一方面又与周口店的山顶洞人101号头骨有相似的性状，如很发达的眉间区和宽阔的眶上沟等。
加里曼丹的尼亚头骨和新几内亚的艾塔普头骨也有类似的情况。以上种种表明它们与澳大利亚人种有一定的联系，又与蒙古人种有基因的交流；也暗示原始人类从我国华南地区逐渐迁徙到澳洲的可能的途径。
6.红种人的起源美
洲的印第安人是美洲的土着居民。过去曾被称为红种人，以为他们的皮肤是带红色的。后来发现他们的红肤色是由于他们习惯在面部涂以红色颜料，而实际上肤色是黄的，是黄种人的一个分支。
美洲人（印第安人）的起源问题也是长时期来有很多争论的一个问题。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一般都同意人类最早是从白令海峡进入美洲的，不管是乘船还是通过一度连接亚洲和北美之间的陆桥。但对最早进入的时间仍有争论。
美洲人是在什么时候起源的？有人认为美洲在距今1.15万年或1.2万年前没有人类的踪迹，有人则认为早在距今5万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已有人类。
从考古学上看，1926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福尔索姆附近发现了尖状器，同时发现有绝灭的野牛骨骼。1932年又在该州克洛维斯附近发现了年代更早的另一种尖状器，测定的确凿年代为距今1.15万年，伴有猛玛象骨骼。这是在美洲已发现的年代肯定的最早的考古遗物。更早的遗物虽有许多报道，但其可靠性都不能肯定。
从美洲人的体质形态来看，全部美洲土着人（连同爱斯基摩人）在形态上是很相似的，如色素、发形、多种血型、门齿类型等都非常一致，没有像在非洲、欧洲、更不用说澳洲那样大的变异。他们的形态性状与西伯利亚和其他东亚的黄种人非常接近，因而其起源是在较近的时期，最多是1.4万~2万年。
从美洲发现的人骨证据来看，过去被认为其年代在1万年以上的美洲早期人类骨骼都被否定了，如1972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附近发现的森尼瓦尔骨骼，20到30年代中在加州发现的德尔马尔骨骼，也叫拉乔拉或桑迪戈人骨骼。1961年在加拿大艾伯塔省发现的泰伯幼儿骨骼，1936年在厄瓜多尔发现的奥塔瓦洛骨骼，1936年在加州发现的洛杉矶骨骼，1971年在加州南部发现的尤哈骨骼，1953年在加州发现的米德兰德骨骼等。这些材料被认为都是全新世的完全现代人的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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