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五〇年，上海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召开，张爱玲应邀出席，坐在后排。她在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柯灵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的词句，“高处不胜寒”。毕竟，这样的装扮，在男女一律是蓝布和灰布中山装中，实在是太突出了。

    在代表大会上，陈毅作了关于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夏衍回顾了一年来的文艺工作，又说了今后的努力方向，接着便是在场每个人对自己进行深刻的检讨。张爱玲保持着缄默，一言不发。自抗战胜利之后，她一直感受不到周边的友好。

    《传奇》再版，柯灵在自己主编的《文汇报》上发了一则启事被当局警告；张爱玲搁笔余年，通过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复出，尽管场场爆满，却因为自己和胡兰成的特殊关系，及曾发表作品的《杂志》刊物属“日伪”派系，受到各方的讽刺挖苦和人身攻击，再没有直接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任何作品；文华影片公司曾积极筹备，欲将《金锁记》搬上银幕，张爱玲亲自编剧，女主角和导演都已经内定，可惜最终没有开拍。

    张爱玲把自己名字的拼音拆开，化名梁京，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和《小艾》。这两部小说，一部写青年男女沈世钧和顾曼桢的爱情悲剧，一部写丫鬟小艾苦尽甘来，过上了好日子的半生。人物设定尽可能贴合当时的文坛主流，颇有投石探路的意思。有个跟曼桢同样遭遇的女子，从报社探悉了张爱玲的地址，寻到她居住的公寓，倚门大哭。幸好姑姑张茂渊下楼去，将那女子劝走了。

    二

    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准，临行前同姑姑张茂渊约定：不写信，不往来，“人生自守，枯荣勿念”。

    十一月，张爱玲在炎樱的邀请下去了日本。三个月后再回香港，不仅同奖学金无缘，还需要补交学费。还好之前同“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卡锡有过几次接触，张爱玲最终在“美国新闻处”得了一份翻译工作。在此期间，张爱玲翻译了《老人与海》《爱默生选集》等书，并结识了她人生后期最好的朋友——宋淇、邝广美夫妇。

    宋淇夫妇和张爱玲很是投缘，张爱玲搬去宋淇家附近的斗室居住，大家经常聊天。张爱玲会在八点之前催促邝广美回家，还送了她一个“My 8 o'clock Cinderella”的戏称——Cinderella是灰姑娘的名字。

    一九五三年，张志沂因肺病逝世，在上海静安公墓火化。张子静借朋友的话总结说，张志沂命好，败得好，死得早，没受罪。身在异地的张爱玲不知道这个消息，张茂渊在听完张子静的报丧后也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声“知道了”。某一年，张爱玲在加拿大看到了香肠卷，她想起了父亲。

    有一次在多伦多街上看橱窗，忽然看见久违了的香肠卷——其实并没有香肠，不过是一只酥皮小筒塞肉——不禁想起小时候我父亲带我到飞达咖啡馆去买小蛋糕，叫我自己挑拣，他自己总是买香肠卷。一时怀旧起来，买了四只，油渍浸透了的小纸袋放在海关柜台上，关员一脸不愿意的神气，尤其因为我别的什么都没买，无税可纳。美国就没有香肠卷，加拿大到底是英属联邦，不过手艺比不上从前上海飞达咖啡馆的名厨。我在飞机上不便拿出来吃，回到美国一尝，油又大，又太辛辣，哪是我偶尔吃我父亲一只的香肠卷。

    三

    一九五四年，张爱玲新作《秧歌》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好评如潮，连《时代》周刊都对这本书大加赞许，还卖出了二十三种外语翻译版权。张爱玲趁机向美国大使馆提起移民申请。

    一九五五年秋天，在麦卡锡的担保下，张爱玲拿到签证，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以难民身份前往美国。在给宋淇夫妇的信中，张爱玲说：

    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时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

    初到美国的生活很苦，在炎樱朋友的介绍下，张爱玲住进了纽约救世军办的女子职业宿舍，因是济贫性质，里面简陋自不必说。

    救世军是出名救济贫民的，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地嗤笑着。唯有年龄限制，也有几位胖太太，大概与教会有关系的，似乎打算在此终老的了。管事的老姑娘都称中尉、少校。餐厅里代斟咖啡的是醉倒在鲍艾里（The Bowery）的流浪汉，她们暂时收容的，都是酒鬼，有个小老头子，蓝眼睛白镑镑的，有气无力靠在咖啡炉上站着。

    十一月，张爱玲到纽约后同炎樱一起拜访胡适先生。

    港式公寓让张爱玲有一种仍处香港的错觉，进屋后更是有时空交叠的感觉，她想起了小时候读的胡适的文字，甚至想起了姑姑和父亲。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白话文的提倡者……一九一〇年，十九岁的胡适作为“庚子赔款奖学金计划”的第二批留学生前往美国，七年后回国出任北大教授，倡导“文学革命”。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胡适还做了中国驻美大使。姑姑张茂渊看到报纸上胡适归国的照片，笑得像个小孩，还对张爱玲说：“胡适之这样年轻。”张爱玲小时候便读了父亲书架上的《胡适文存》，因着胡适的《海上花》考证，还特意去找原著看。

    身在美国的胡适颇有英雄末路的味道，对张爱玲不好意思地笑，说写的东西都需要改。炎樱见过胡适夫妇后，向别人打听胡适的事情，回来后跟张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大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张爱玲心里不是滋味，觉得外国人不了解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在见到张爱玲本人之前，胡适是读过张爱玲寄给他的《秧歌》的，还通篇圈点，无比认真，称赞这本书是“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若是再往前推，胡适曾和黄素琼、张茂渊同桌打过牌；胡适父亲胡传还曾受张佩纶提携。

    胡适对张爱玲的才气很欣赏，对张爱玲的生活也很关心，怕她初来乍到，孤身一人不习惯，特意在感恩节请张爱玲去中国馆子吃饭（因张爱玲吃过饭了未去），还去她住的地方探望她。

    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与胡适见面。张爱玲送胡适出门，两人在台阶上站着说话。

    一九六二年，胡适逝世。

    一九六七年，张爱玲开始英译《海上花》，次年写文悼念胡适。

    四

    一九五六年二月，张爱玲向麦道伟文艺营提交了申请书。在得到爱德华·麦克道威尔写作基金会为期两年的写作奖金后，三月中旬时，张爱玲搬家至新罕布什尔州麦道伟文艺营。

    麦道伟文艺营由著名作曲家爱德华·麦克道威尔的遗孀玛琳创立的，占地四百二十英亩，由四十多所房舍构成，其中包括图书馆、艺术家工作室、艺术家宿舍和文艺营大厅，目的是为艺术家们提供安静的创作环境。

    一九五六年三月中旬，一年之中最猛烈的暴风雪即将袭来。四点之后，文艺家们到大厅集会，张爱玲看到一个侃侃而谈的大鼻子的高大男人。三月十四日，张爱玲和赖雅搭话，赖雅对张爱玲的第一印象是“端庄大方、和蔼可亲”。这一年，张爱玲三十六岁，赖雅六十五岁。

    在《小团圆》中有这么一段：

    默认片刻，燕山又道：“你大概是喜欢老的人。”

    他们至少生活过，她喜欢人生。

    德国移民后裔甫德南·赖雅也有过风流的曾经，他有一个奉行女权主义的前妻，有一个和他分隔两地仅仅在书信之中生疏地叫他一声爸爸的女儿。他年轻时候混好莱坞，写电影剧本，大力栽培新人，有一干年轻貌美的女友，因为为人豪爽、一掷千金，在朋友圈也是很吃香的人物。后来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和曾经纸醉金迷的生活渐行渐远。他年纪大了，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可是仍然有一颗善良的乐于助人的心。

    天性热情的赖雅是新罕布什尔州这个寒冷冬天温暖张爱玲的一团火，张爱玲遇见赖雅，她觉得是自己的运气。

    她也不相见恨晚。他老了，但是早几年未见得会喜欢她，更不会长久。

    他们一起谈论文学，她给他看她写的小说，他给她提建议。五月十二日，赖雅在日记中写，他俩“去小屋，一同过夜”。五月十四日，赖雅离开文艺营，张爱玲送他至火车站，尽管经济拮据，仍临别赠金；次月，张爱玲离开文艺营。

    七月五日，身在萨拉托卡泉镇的赖雅收到了张爱玲寄来的信，信上说，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张爱玲不喜欢小孩，更是恐惧生育，曾说过“造人是危险的工作”“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等话；赖雅年岁已高，也负担不起养孩子的费用。

    读完信后的赖雅还是表现出很负责的男子汉气概，他决定向张爱玲求婚。而等不及回复的又恐惧又无措的张爱玲此时已经前往赖雅的城市，迫切地想要见他一面。

    二人最终商定的结果是，结婚，但不要孩子。

    张爱玲在书里回忆自己打胎的经历。

    “我没出去。”他说，“就在楼梯口，听见电梯上来，看见他进去。刚才我去看看他们这里有些什么，看见这把斧头，就拿着，想着你要是有个什么，我杀这个狗娘养的。”

    这话她听了也不觉得奇怪。凭他的身胚，也有可信性。本来他也许与她十几岁影迷时代有关，也在好莱坞混过好些年。

    五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八日，张爱玲同赖雅结婚，炎樱参加婚礼。

    赖雅女儿说赖雅痴爱张爱玲，炎樱也说张爱玲痴爱赖雅。他们两个人相互依赖，相互扶持。张爱玲和赖雅是女赚钱、男管家的婚姻模式。

    他们一起外出旅行，赖雅带张爱玲逛过很多城市，走街串巷，细细解说，是一个好向导。他甚至在张爱玲生日时带张爱玲去看脱衣舞表演。张爱玲曾经感慨：“当他跟我住在纽约时，那城市仿佛是我的，街巷也因此变成活生生的。”

    一九五七年八月，张爱玲收到了海外的一封来信，是黄素琼临终前写的，信上说：

    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

    张爱玲没有去，只写了回信，并附上一张一百美元的支票。黄素琼在一个月后于伦敦逝世，享年六十一岁。

    张爱玲在《小团圆》中提到了这件事。

    她母亲临终在欧洲写信来说：“现在就只想再见你一面。”她没去。故后在一个世界闻名的拍卖行拍卖遗物清了债务，清单给九莉寄了来，只有一对玉瓶值钱。这些古董蕊秋出国向来都带着的，随时预备“待善价而沽之”，尽管从来没卖掉什么。

    她们母女在一起的时候几乎永远是在理行李，因为是环球旅行家，当然总是整装待发的时候多。九莉从四岁起站在旁边看，大了帮着递递拿拿，她母亲传授给她的唯一一项本领也就是理箱子，物件一一拼凑得天衣无缝，软的不会团皱，硬的不会砸破砸扁，衣服拿出来不用烫就能穿。有一次九莉在国外一个小城里，当地没有苦力，雇了两个大学生来扛抬箱子。太大太重，二人一失手，箱子在台阶上滚下去，像块大石头一样结实，里面声息毫无。学生之一不禁赞道：“这箱子理得好！”倒是个“知音”。

    但是她从来没看见过什么玉瓶。见了拍卖行开的单子，不禁唇边泛起一丝苦笑，想道：“也没让我开开眼。我们上一代真是对我们防贼似的，‘财不露白’。”

    黄素琼为张爱玲留下一箱子的古董，张爱玲和赖雅戏称这箱子为“宝藏”——在他们捉襟见肘的时候，他们就会选一个古董卖掉，张爱玲讨价还价的功力让赖雅感叹不已。那张写着旧体诗的张志沂的照片，就是在这堆遗物里面看到的。

    六

    一九五八年，张爱玲三十八岁生日那天，联邦调查局来家中核查赖雅的一件欠款官司。赖雅很担心来者破坏生日气氛，便把探员哄走。两个人做了一点青豆、肉、米饭，看了电影《刻不容缓》，步行回家，又把剩饭吃了。张爱玲告诉赖雅，这是她平生最快乐的一次生日。

    可惜的是，赖雅是张爱玲的细水长流，却没有成全张爱玲的地老天荒。

    赖雅毕竟已经是老人，在结婚两个月后便中风过一次，这是赖雅第三次中风，他的身体状况一落千丈。

    一九六〇年，张爱玲正式获得美国国籍，打算申请与张学良见面，为小说收集素材，顺便去香港看看谋生的机会。

    张学良尚在软禁中，张爱玲的拜访申请自然不会通过。但是在台湾和朋友相聚、游玩的气氛让张爱玲感到久违的轻松，回去后写下《重访边城》一文。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的这次台湾之行中，张爱玲认识了许多的“小朋友”，如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王祯和、李欧梵、叶维廉等。他们在西门汀附近一家名叫“石家”的苏州菜馆聚餐。此前麦卡锡曾对在座的人开玩笑说张爱玲很胖很邋遢，等到见了本人才发现，张爱玲不仅干干净净的，而且一点也不胖。虽不是顶漂亮，但是“可看性”极高。她穿着一件素淡的旗袍，带着一件暗紫色绸缎棉质外套。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张爱玲优雅、得体、平和，也不乏热情。

    白先勇对张爱玲的印象深刻，他说：“张爱玲是上海人，但一口普通话说得字正腔圆，特别是卷舌音很有北京味儿，这或许与她曾经在天津居住过有关。她的眼神因近视略显得有些蒙眬、迷离，一旦特别关注你，便马上目光如炬，仿佛有两道白光直射而来，难怪她观察周围人和事是如此的犀利、透彻、深刻。”

    张爱玲在王祯和的陪同下前往花莲收集写作素材，临行前白先勇送了张爱玲一套《现代文学》。王祯和回忆说：“我还记得她在我家，捧着木瓜，用小汤匙挖着吃，边看《现代文学》，那样子是那么悠闲、自在，很多年过去了，那姿态我居然记得那么清晰，就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

    张爱玲原本计划从花莲到台东、屏东，在屏东参观矮人祭，然后搭“金马号”到高雄，再回台北。在她兴致勃勃地想要接着访问的时候，她接到了赖雅再次中风的消息。据张爱玲的朋友麦卡锡说，赖雅在医院昏迷，情况很严重。

    王祯和回忆说：“我们搭车到台东，一下车，站长就来找我们，说美新处到处找我们，打电话过来，要张小姐立即与他们联络。原来她丈夫赖雅中风，家人打电话找她。我们只得取消行程，赶搭时间最近的‘金马号’汽车到高雄，从高雄搭夜车直赴台北。在台东时打电话。那时打电话，投了钱之后要接线很久才可通到话，公共电话后面有两个人排队等着，张爱玲在这个时刻，还能转身很善意地、不急不躁对那两个人说：‘你们去那边打电话。’一只手提着电话筒，一只手指着另一个公共电话的方向。”

    张爱玲取消计划，赶搭最近的一班“金马号”汽车到高雄，又从高雄坐夜车回台北。她在住在阳明山的麦卡锡夫妇那里了解了赖雅的病况。因为回美国只能先到洛杉矶，回不了波士顿，会滞留一段时间。所以在确定赖雅情况稳定后，张爱玲依原计划去香港，写《红楼梦》剧本赚取稿费。

    在宋淇夫妇的帮助下，张爱玲在香港写剧本。赖雅想念张爱玲，写信催她回去，还告诉她自己在女儿所在的华盛顿租了一套小公寓，并将房间的蓝图画给她看。张爱玲很喜欢这张蓝图，告诉赖雅这就是她想要的家，两人还讨论了装修风格。

    工作了几个月后，张爱玲说自己像只狗一样，却没拿到一分酬劳。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六日，张爱玲离开香港。此前在给赖雅的信中她说，她预计在三月十八日到达，赖雅十七日时就忍不住去机场等。

    一九六二年五月，赖雅再次中风；十二月，赖雅因疝气手术住院；次年七月，赖雅散步时跌了一跤，此后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此时的赖雅再也不是当初那个“饱藏着生命能量”的赖雅了，他暮气沉沉，连亲人探望时都会把头转向墙壁。

    张爱玲在多个大学申请到驻校作家职位，英译《海上花列传》《半生缘》等书，在此期间皆是把赖雅带在身边。赖雅对张爱玲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女儿不愿收留，他又不肯让护工照顾自己，张爱玲只能亲自照顾他。

    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赖雅去世，享年七十六岁。这一年，张爱玲四十七岁。

    赖雅去世的几年后，张爱玲接受布莱希特的研究者詹姆士·莱昂的采访。蜚声文坛的布莱希特有过流亡美国的经历，而赖雅作为布莱希特的好朋友，曾给过布莱希特很多帮助，担任过布莱希特在美国的正式代理人，还和他合作写过一部《伽利略传》。张爱玲谈及赖雅时，评价很是中肯。

    詹姆士·莱昂说：“她与赖雅最后的那几年过得艰难（赖雅晚年健康状况恶化，致使他生活起居几乎事事都要人照料），我很讶异在这样的前提下，她能敞开心怀毫不忌惮地与人谈论他。言辞中，她对这个在生命将尽处拖累她写作事业的男人，丝毫不见怨怼或愤恨之情。相反地，她以公允的态度称许她先生的才能，说明他的弱点所在。”

    七

    一九七一年，王祯和的同学、台湾作家水晶拜访张爱玲。

    水晶描述说，张爱玲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只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西洋称之为night talbe的小桌子，立在床头。

    张爱玲很瘦，头发是“五凤翻飞”式。她身穿高领青莲色旗袍，微扬着脸，斜着身子坐在沙发上，笑容可掬——不是水晶想象中的张爱玲的样子。水晶把自己的感受对张爱玲重复了三遍，只换来了张爱玲的一笑。

    两个人谈论文学作品，从《歇浦潮》谈到《海上花》，又谈到张爱玲自己的作品。作为张爱玲的粉丝，水晶对张爱玲的作品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张爱玲感慨地说，她的作品要是能出个有批注的版本，像脂本《红楼梦》一样，水晶的这些评论就是脂批。

    张爱玲说自己喜欢读沈从文，认为老舍的短篇比长篇写得要好，钱锺书的作品只看过《围城》，鲁迅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突然离世让人可惜。水晶临走前，张爱玲还送了他亲笔题赠的《怨女》英文本。

    水晶在同年九月发表《蝉——夜访张爱玲》，在文末说：

    我想张爱玲很像一只蝉，薄薄的纱翼虽然脆弱，身体的纤维质素却很坚实，潜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飞便藏到柳荫深处。

    八

    一九七四年，张爱玲收到了一封信，是她的小粉丝、台湾出版人、作家朱西宁寄来的。朱西宁曾在演讲中极力替张爱玲宣传，张爱玲和朱西宁通信，说朱西宁“你就是沈从文笔下那个最好的小兵”。

    可是这个“最好的小兵”的来信，把张爱玲惹怒了。

    朱西宁是张爱玲与胡兰成往事的狂热爱好者，来信附了胡兰成和朱家游山玩水的照片，并在信中说了两个目的：一是想给张爱玲写传记，一是希望通过自己促成张爱玲和胡兰成和好。

    他那样泛情，连应该不应该都叫人意识不到，本就是要那样子才好。也是人各有自己的福分，偏就没有争斗，于人又无所损伤，还提证了情爱的无量无质，如基督的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

    耶稣给一个人是五饼二鱼，给两个人是五饼二鱼，给五千人亦是五饼二鱼。朱西宁的意思是，如胡兰成那般博爱的男人，爱一个女人时是五饼二鱼，若再爱起一个女人，又生出另一份五饼二鱼，他不因爱那个，而减少了爱这个，每个女人都能得到他的一份完整的爱。而又妒又醋的女人想要独得五饼二鱼乘总数，男人是没有那般能耐的。

    我觉得先生的不着痕迹，也不一定是不着在决绝的舍与离，也是要不着在取与合，总之也就是无分取舍离合，也贪得无厌。若是这样，先生无论专程或顺带回来走走看看，与兰成先生可聚不可聚，所有这些都不必刻意，那才是真正的好。我这般的心意，如此也便不致被视为强作调人了。

    “明信片事件”之后，胡兰成再给张爱玲寄书写信，都是被原封不动地退回。张爱玲读完胡兰成寄去的《今生今世》中的自己，在给好友夏志清的信上说：

    胡兰成书中讲我的部分夹缠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这样。不知从哪里来的quote我姑姑的话，幸好她看不到，不然要气死了。后来来过许多信，我要是回信势必“出恶声”。

    可想而知，收到朱西宁来信的张爱玲有多气愤。不仅仅因朱西宁想做她和胡兰成的调解人，更是因为若是把传记交给朱西宁写，肯定只能是“夹缠得更奇怪”。所以，张爱玲回信拒绝了朱西宁的要求，自此和朱西宁断交，开始着手写作《小团圆》。

    《小团圆》的写作时间很长，之前是小说形式，后来被张爱玲废掉，改换散文形式。文章写成，本想快些发表，又担心等着翻身机会的“无赖人”胡兰成缠上来，所以一直拖着。后来张爱玲留下遗嘱，想要把这部小说毁掉。

    张爱玲在《小团圆》初稿完成之后，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写《小团圆》并不是为了发泄出气，我一直认为最好的材料是你最深知的材料，但是为了国家主义的制裁，一直无法写。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

    朱西宁和胡兰成的友谊持续了下去。胡兰成在台湾讲学的日子并不好过，因汉奸身份引起学生反感，还被质疑上课资格，无奈之下只得重回日本。幸好得到朱西宁帮助，将他接到朱家居住，并成立“三三书坊”，为他出版《胡兰成全集》九册。

    改革开放后，张茂渊与张爱玲恢复通信。一九七九年，七十八岁的张茂渊接受李开第的求婚。在结婚前，特意征得李开第女儿与远在美国的张爱玲的同意。那一年的农历八月十九，是张爱玲六十虚岁的生日，张茂渊专程写航空简贺喜：

    你今年是“六十大庆”了，过得真快，我心目中你还是一个小孩。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五日，胡兰成出门寄信，回家冲了个冷水澡，躺下休息时因心脏衰竭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同样是在一九八一年，上海《文汇月刊》刊出张葆莘的《张爱玲传奇》。这是一篇传记式散文，介绍了张爱玲的生平与创作——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国内报刊上第一次出现张爱玲的名字。

    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信中说：

    《大成》与平鑫涛两封信都在我生日那天同时寄到，同时得到七千美元（其中两千多是上半年的版税）和胡兰成的死讯，难免觉得是生日礼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似乎成了张爱玲的好运年：《倾城之恋》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发行，柯灵怀念旧友的《遥寄张爱玲》在《收获》和《读书》杂志上发表，上海书店影印出版旧版《传奇》，台湾皇冠出版《余韵》《续集》……一九九二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张爱玲文集》，掀起“张爱玲热”。

    九

    一九八八年，张爱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迎来了一个特殊的“邻居”——女作家戴文采。戴小姐写信给张爱玲说自己从十九岁起就崇拜她，希望能采访她。张爱玲自是不见，于是戴小姐另辟蹊径，直接搬到张爱玲的公寓旁，做了她的邻居。

    张爱玲极少出门，戴小姐在公寓住了一个月，只见了张爱玲一次，是张爱玲出门倒垃圾。

    戴小姐是这样描述张爱玲的样子的：

    她真瘦，顶重略过八十磅。生得长手长脚，骨架却极细窄。穿着一件白颜色衬衫，亮如佳洛水海岸的蓝裙子，女学生般把衬衫扎进裙腰里，腰上打了无数碎细褶，像只收口的软手袋。因为太瘦，衬衫肩头以及裙摆的褶线光棱棱的始终撑不圆，笔直的线条使瘦长多了不可轻侮。午后的阳光邓肯式在雪洞般墙上裸舞，但她正巧站在暗处，看不出衬衫白底上是不是印有小花，只觉得她肤色很白，头发剪短了烫出大卷发花，发花没有用流行的挑子挑松，一丝不苟地开出一朵一朵像黑颜色的绣球花。

    戴小姐在张爱玲回房之后，用一枝菩提枝子把张爱玲的全部纸袋子从垃圾桶里勾了出来。

    张爱玲的“垃圾”让戴小姐得出了很多结论：张爱玲用许许多多棉花球和小张小张擦手纸，用一种白色的印着浅湖水色凤尾草有羊毛纹而棉质成分比较重的软纸巾，吃STOUFFER.S牌的鸡丁派CH JCTEN PIE，吃胡桃派和六块装的苏格兰松饼，喝TWO-TAN牌LOWFAT鲜奶，吃许多种不同的淡味及无味蔬菜，用单座电炉烘派饼和热吃食……戴小姐还捡了一个坏了的电炉，刚买不久，美国制，大约是保险丝烧坏，或者插座线路断了。

    这件事被张爱玲的朋友庄信正知道，打电话给张爱玲。张爱玲很是反感，当天搬家。

    十

    一九八九年，张子静通过国务院侨办和洛杉矶领事馆，与张爱玲再次取得联系。

    张子静的教师生涯在一九八二年退休后又延续了四年，于一九八六年底正式结束，户口落回了孙用蕃的户口本上。他在给张爱玲的信中说，自己谈了对象想要结婚，女方不在乎自己没有钱，可自己还是想要买套房子。张爱玲的回复是这样的：

    小弟：

    你的信都收到了，一直惦记着还没回信，不知道你可好。我多病，不严重也麻烦，成天忙着照料自己，占掉的时间太多，剩下的时间不够用，很着急，实在没办法，现在简直不写信了。你延迟退休最好了，退休往往于健康有害。退休了也顶好能找点轻松点的工作做。我十分庆幸叔叔还有产业留下给你。姑姑是跟李开第结婚——我从前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他在姑姑做事的那洋行的分行做事，就托了他做我的监护人。Dick Wei的名字陌生，没听说过。消息阻塞，有些话就是这样离奇。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等以后再开放了些，你会知道这都是实话。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唯有祝安好。

    煐

    一月廿日，一九八九

    十一

    一九九一年六月九日，张茂渊乳癌发病辞世。李开第写信给张爱玲：

    爱玲，请你镇静，不要激动，报告你一个坏消息。你与我所至爱的亲人已于6月13日晨7:45与世长辞。

    一九九二年，张爱玲在美国的朋友林式同收到张爱玲寄来的遗嘱副本，希望他做自己的遗嘱执行人。遗嘱的大概内容是这样的：不举行任何丧礼，将遗体尽快火化，骨灰撒到空旷无人之处，把所有私人物品及遗产留给香港的宋淇夫妇。

    林式同不能理解张爱玲因为亲近的人相继去世，预感自己时日无多的焦虑。张爱玲也没有过多解释，只是继续着自己深居简出的生活，专心写《对照记》及《小团圆》。后来张爱玲再联系林式同，说的都是自己想要搬家的事。

    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写道：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爱他们一次。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中秋节，林式同接到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公寓的伊朗房东的女儿的电话，电话那端有些慌张：“你是我知道的唯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你，我想张爱玲已经去世了！”

    林式同在《有缘识得张爱玲》一书中回忆：

    张爱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去世的。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都很自然地平放着。她的遗容很安详，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

    法医鉴定，张爱玲已经死亡六七天，死因是心血管疾病。

    张爱玲曾在一九九四年的时候，拍了一张手持竖排标题为“主席金日成昨逝世”的华文报纸的照片，她在《对照记》中为自己的这张照片写了一首诗：

    人老了大都是时间的俘虏，被圈禁禁足。它待我还好——当然随时可以撕票。一笑。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九日，张爱玲遗体在洛杉矶惠泽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

    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亦是张爱玲的七十五岁冥诞，林式同及几位朋友携带张爱玲骨灰出海，撒于太平洋。

    她要马上火葬，不要人看到遗体。自她去世火化，除了房东、警察、我和殡仪馆的执行人员外，没有任何人看过她的遗容，也没有照过相，这点要求我认为已经达到了。

    从去世到火葬，除按规定手续需要时间外，没有任何耽误。

    她不要葬礼。我们就依她的意思，不管是在火化时或海葬时，都没有举行公开的仪式。

    她又要把她的骨灰，撒向空旷无人之处。这遗愿我们也都为她做到了。

    最后她要我把她的遗物，包括银行的存款，全部寄给宋淇夫妇。这差事我也由律师协助，顺利完成。

    她在遗书上写的几点，我都替她办到了，她如在天有灵，想来也会满意点头称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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