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择：或凯旋而归，流芳百世，或一败涂地，遗臭万年。

    破釜沉舟，到伦敦BBC发出“6·18”号召，点燃反法西斯烽火，让法兰西人民看到希望之光。

    自从在波尔多机场搭上那架飞往伦敦的小飞机起，戴高乐就深深地意识到，他在国内已经无路可退，而出走的前景将或是凯旋而归，流芳百世，或是一败涂地，遗臭万年。他已经破釜沉舟，只有向前勇进了。

    如果在此之前戴高乐还有些动摇的话，那么现在他就毫无疑问了。他坚信自己的决心：坚决拒绝纪律、服从和法定等级。良心告诉他，今后这些东西都将成为虚构。如果说，从前他的天职是服从掌握国家政权的那些人，而今他的天职则是拒绝服从他们。他从少年时代就想，“生活的意义在于为法国建立丰功伟绩”，而且他相信，这一天终将来到。现在，他终于在知天命之年等到了这一时刻。他成了惟一公开、坚决谴责并抵制背叛行为的法国将军。

    飞机从波尔多起飞后，当在泽西机场等待飞机加油时，斯皮尔斯关切地给戴高乐要了一杯咖啡，而戴高乐还以为是茶呢。经两小时多的航行，飞机于6月17日近午抵达伦敦。一下飞机，斯皮尔斯就把戴高乐带到了一个三居室的小公寓，这里就成了戴高乐初到伦敦的家。在皇家汽车俱乐部吃过午饭后，戴高乐立即马不停蹄地在斯皮尔斯的陪同下到唐宁街10号去见丘吉尔。当时，丘吉尔正沐浴在阳光之中。他因之前已4次与戴高乐见面，对戴高乐留下深刻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位“应运而生的人”，所以当代表打不败的法国的两星将军戴高乐出现在他面前时，他立即起身问候，脸上带着热情和友善的微笑。戴高乐一见丘吉尔就开门见山，要求允许他用英国BBC广播电台向法国人发出一个号召，号召一切愿意继续战斗的法国人奋起同他并肩战斗。因为他这时已决心反叛法国的合法政府，不接受合法政府接受的失败，把自己推到了取代政府的位置，从而使自己由军人成了一位典型的政治家。丘吉尔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又说，一方面，请等他在贝当政府正式要求停战后再作决定，以求达到更好的效果，另一方面这还要征得英国战时内阁的同意。

    当天晚上，贝当发表了要求停战的讲话。贝当在讲话中说：“今天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对你们说，必须停止斗争。昨夜我去找过敌人，目的是质问他们，问他们是否准备同我一道，就像战士同战士一道那样，在保持荣誉的同时，找出结束军事行动的办法。”

    戴高乐最后的一幅照片（1970年11月在科隆贝）这是法国历史上最可耻的投降。衰老的元帅得到了他的一帮崇拜者的支持。他在这天，特别是早晨，一直精神振奋。他号召官兵，要在敌人仍在进攻，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停火协议的条件下，放下武器，逃出战场。这个老朽有一次曾对赖伐尔说：“我一生就爱两样东西：步兵和爱情。”由此可见，为什么他轻易把法国抛向希特勒的脚下，为什么“法国应被消灭”，这就不足为奇了。

    也是当天晚上，戴高乐开始起草广播讲话稿。与此同时，副官德古塞尔给当时正在伦敦的法国经济代表团的一位女秘书伊丽莎白·德·梅里贝尔打电话，请她准备好第二天给打印一篇重要讲话稿。因两人从前相识，伊丽莎白一口答应了德古塞尔的要求，并且后来成了“自由法国”的第一个光荣成员。

    第二天，6月18日，适逢滑铁卢战役125周年纪念日。戴高乐的广播讲话稿早晨拟好并打印后，由英国情报部长达夫·库珀提交战时内阁审议。内阁会议开会时，由内维尔·张伯伦主持，丘吉尔因故未能参加。结果，内阁会议不同意发表这一广播讲话。其理由是，戴高乐的讲话内容是对法国贝当政府的公然背叛。他们认为，眼下还不能得罪贝当政府，所以就把戴高乐要发表广播演说的事给完全否决了。

    达夫·库珀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斯皮尔斯。斯皮尔斯急忙赶到下议院去向正在那里发表讲话的丘吉尔告急，说是有充分的新理由说明，必须让戴高乐发表演说，因为波尔多还有很多法国飞机，如果让戴高乐发表讲话，号召一下，也许有可能把这些飞机救出来。但丘吉尔说，无论如何这要得到其他内阁成员同意。结果，斯皮尔斯败兴而归。

    当丘吉尔回到唐宁街休息，准备晚上还要作广播讲话时，外交部的范西塔特和莫顿又匆匆来访。他们说，外交部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马上派出一个代表团到波尔多去，其目的是加强对贝当政府的影响；如果此计不成，则设法争取贝当政府的一些部长脱离贝当，到英国来建立一个法国流亡政府。显然，按照这个计划是不能允许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的。

    丘吉尔听了范西塔特和莫顿的报告后，顿时做出决定：“鱼与熊掌都要兼得，外交部的计划要实施，戴高乐的讲话也要广播，不过都要得到内阁的同意。”

    结果，内阁同意了丘吉尔的决定。

    于是，戴高乐于1940年6月18日身着戎装，脚蹬高筒靴，在德古塞尔的陪同下，来到布什大厦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脸色苍白地坐在了话筒前。坐在他两旁的，一位是法国的老播音员梯埃里，另一位是英国广播节目负责人吉卜松·帕尔克。20时1刻，戴高乐用一种特有的低沉音调，开始坚定地，后来略微飘忽地朗读起他当天早晨写好的两页告法国人民书，全文如下：

    ［戴高乐告法国人民书］（1940年6月18日）

    许多年来指挥法国武装力量的领袖们，已经成立了政府。

    这一政府断定我国军队失败，已经开始和敌人进行交涉，以便停止敌对行动。完全可以肯定，无论是在地面还是天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压倒。迫使我国军队撤退的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战术，而远远不是我们人数不足。正是德国的坦克、飞机和战术提供了突袭的因素，才使我国的领袖们落到现在这种不幸境地。

    但这是最终的结局吗？我们是否必须放弃一切希望呢？我们的失败是否已成定局而无法挽救了呢？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不！

    我是根据对于事实的充分了解在说话，我说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使我们失败的那些因素，终有一天会使我们转败为胜。

    因为，你们要记住，法国不是孤单的。它没有被孤立。在它的后面是一个广大的帝国，并且它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大英帝国控制着海洋，正在继续斗争。和英国一样，法国还能够充分地利用美国的取之不尽的资源。

    这场战争并不局限于我们这个不幸的国家。法国之战没有决定斗争的结局。这是一场世界大战。错误是犯过的，曾经有过迟延和说不尽的苦难；但是事实仍旧是，我们来日粉碎敌人所需要的一切依然在世界上存在着。今天我们被机械化实力的无情力量击败了，但是我们还能够瞩望未来，更加强大的机械化实力将给我们带来胜利。世界的命运正处在危急关头。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

    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明天我将再次从伦敦广播。

    这个文告的播音仅用了4分钟，但起草却花了4个多小时。戴高乐在起草这个文告时不得不考虑三个问题：第一，不能宣布彻底背叛法国政府、拒绝执行法国政府的命令，否则会给尚不愿放弃同法国政府保持联系的英国政府带来麻烦；第二，不能邀请法国溃退的幸存者来伦敦组成一个由英国指挥战斗的流亡政府，否则有违独立自主的初衷；第三，自己的军衔仅为一个临时准将，这是在法军中最低一级的将军，无权代表任何人讲话。另外，法国刚开始同德国和谈，人们尚在企望中度日，法国和戴高乐本身的不确定性都要在这个4分钟的广播稿中反映出来。因此，起草这样一个文告的难度之大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但是，戴高乐以其政治家独具的艺术，巧妙地采取了折衷手腕。他在文告中勉强地触及了法国溃败的原因，同时又几乎以沉默回避了贝当政府的政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法国的命运还无定论。然后，他在文告中明确提出两项主张：法国“可以和大英帝国结成同盟，还能够充分地利用美国的取之不尽的资源”。其实，利用美国资源的可能性是很有限的，因为美国向法国提供援助的条件是法国政府必须是合法政府并准备继续抗战，而这种政府是不存在的。总之，这个文告在成功地发出挑战的吼声中，既没有伤害法国的合法政府，也没有得罪英国人。

    戴高乐的这个传奇式号召，具有无比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一篇战斗的檄文，庄严的誓言。它让法国人民在失败中看到了希望，让世界人民在迷茫中看到了法国人民反法西斯的决心。法兰西的伟大旗帜没有倒！法西斯最终必败！这个号召庄严地揭开了法兰西伟大光荣历史的新篇章，放出了永不熄灭的光芒，至今犹回荡在人们的心中。法兰西人们永远记着这个传奇般的“6·18”号召。

    但是，戴高乐的这篇重要讲话在英国广播公司也未给予应有重视。当时广播公司只记录有：“时间4分钟。无酬金。播送时间：22时。”没有给讲话录音，只留下一份修改过的草稿。但是这个号召至今依然回荡在人们的心中。

    无独有偶。当天在法国也很少有人能亲耳听到戴高乐在6月18日的这次讲话。因为这时德军驰进、法军败退，政府准备投降，全国一片混乱，很多城市停电，根本听不到广播。即使有的地方能听到广播，也不知道戴高乐将军是谁。只有马赛和里昂两市因尚未被敌人占领，还有两家报纸于次日摘登了他的讲话，但好像也未引起多大反响。

    不过据说，这天在布列塔尼省的洛克密内中心广场却发生了一个神话般的故事。当晚6时，在布列塔尼省的一个小镇洛克密内上空，尘埃笼罩，闹声不绝，一片混乱。乱哄哄的人群聚集在广场上，围绕在神甫周围，在神甫的身边有一位弱不禁风、骨瘦如柴的老太太。突然，在隆隆的响声中出现了德国的摩托车，它们朝西方向急驶而去，对这些已被打垮了的人群视若无睹。德国人过去后，从四面八方向广场汇集的法国军人们，只是十分失望地紧握着双手；在他们当中，有位炮兵上尉格札维埃·戴高乐，他是戴高乐的哥哥，是溃退时回家、重新找到他的母亲和他的女儿热纳维埃芙的。

    几分钟过去了，一个青年人从家里跑出来，大声喊道：“咱们好像没有完蛋……有位将军刚在电台上发表讲话说，必须继续战斗……”

    ——“哪位将军？魏刚吗？”

    ——“不是的，他叫戴高乐……”

    这时原在神甫身旁的这位老太太说道：“他是我的儿子！”

    7月16日，这位善良的母亲在勃莱邦告别人世。宪兵队员们、前哨抵抗战士们到戴高乐将军母亲的墓前，向她致以军人的敬意。

    几天后，戴高乐收到一张放满鲜花的母亲墓的照片。他一时泣不成声，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他含泪对人说：“母亲临终时还祝愿我的事业成功。”

    在“6·18”号召这篇文告的原稿上有这样的话：“法国的会战失败了，但整个战争没有失败。”戴高乐因某种原因没有宣读这句话。这句话只出现在打印的传单上；这种传单先广贴在英国首都建筑物的墙上，后用飞机撒向法国本土。然而，正是这句话特别表明了事物的本质。不管如何，这是第一次发出“抵抗”的声音。这“抵抗”虽仅仅是一个词，但有深远的含意：它反映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很快开始使人们看到了法国及其人民的未来。

    告全法国人民（传单）

    法国在一次会战中失败了。但是，法国在整个战争中没有失败。

    某些当权者已经投降，惊慌失措，不顾荣辱，任凭国家遭受奴役。然而，我们绝未战败！

    我们绝未战败，因为这是一场世界战争。在自由世界尚有无穷的力量存在。这力量将把敌人压碎。届时法国必胜，必将恢复它的自由和伟大。这就是我的目的——惟一的目的。

    因此，我请求处在各地的法国人，为了共同的行动、贡献和希望，与我联系。

    我们的祖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为拯救祖国而斗争吧！

    法兰西万岁！

    戴高乐将军

    194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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