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周折，在阿尔及尔成立由戴高乐和吉罗同任主席的民族解放委员会。

    排除吉罗，戴高乐成为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惟一主席。

    不顾英美意愿，断然颁令把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1943年1月26日，戴高乐从卡萨布兰卡返回伦敦。这时，英美报刊铺天盖地地指责戴高乐，说什么戴高乐不识抬举，法国解放后定会搞独裁，而吉罗没有野心，是个民主堡垒。

    这些指责不仅没有压倒戴高乐，反而使戴高乐更加意识到：决不能容忍吉罗分享自己的成就，掌握北非；必须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依靠法兰西民族委员会和国内抵抗运动的力量削弱吉罗的影响。

    其实，早在1942年11月底，法国南方抵抗运动联合组织即向美国和英国政府提出要求：“我们真诚地要求，尽快把解放了的北非的命运转交给戴高乐将军。”到1943年初，这种要求与日俱增。

    发表这样声明的有莱昂·勃鲁姆、乔治·芒代尔、保罗·彭古尔等，约十几个议会活动家。1943年4月，蹲在维希监狱的议长爱德华·埃利写道：“戴高乐是惟一能团结大多数法国人复兴法国的一个人。按我的观点，吉罗将军不具备应有的政治素质，他只是一个军事首长。”

    1943年4月15日，“战斗法国”全国委员会通过决议，拥护戴高乐成立一个拥有实权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并建议由戴高乐一人任主席，吉罗任法军总司令，归执委会领导。

    1943年5月15日，让·穆兰成功地建立了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并以该委员会的名义从巴黎给戴高乐拍去一份电报。电报中告诉戴高乐说，一切抵抗运动组织都要求在阿尔及尔成立一个以戴高乐为主席的临时政府。5月27日，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在巴黎中心富尔街48号举行全体会议，确认了这一要求。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成立，能大大加强戴高乐在同美国支持的吉罗将军的斗争中的地位。英国人按美国人的要求设法阻拦公布让·穆兰的这封电报。但是，后来这封电报传到了阿尔及尔，由美国、英国、“战斗法国”的无线电台加以广播，并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与此同时，卡特鲁在阿尔及尔领导的联络活动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原吉罗的拥护者纷纷投奔“战斗法国”，吉罗的政治处境显得日益孤立。这时，完全可望在力量对比上发生有利于戴高乐的急剧变化。戴高乐一连几天在家静观事态发展，宁肯不去卡尔登花园上班。他很了解，美英政府必要时会毫不吝啬地让不合意的人滚开……

    与此同时，在北非也在演出一场复杂的政治闹剧。维希分子要继续把持政权愈益困难。3月初，吉罗与贝当政府完全决裂，宣布贝当的一切立法行为无效。吉罗甚至开始发表“民主”性讲话。但是，这一切都未能使他摆脱日益下滑的境地。此时，连美国人也已认为，惟一的出路是让戴高乐进入北非统治机构。但是，他们仍想让吉罗掌握最高权力。戴高乐早在2月26日就提出了他参加组建临时中央政权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求把实权转交给他戴高乐。但是，吉罗在同意戴高乐的政治条件的同时，却不同意放弃自己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人在英国人支持下，千方百计对戴高乐施压，要他同意担任次要角色。可惜，罗伯特·墨菲之类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还不了解戴高乐将军的性格：百折不挠。而在国内和北非，支持戴高乐的声势日益壮大。华盛顿仍想蔑视他。1943年5月8日，罗斯福给丘吉尔写信说：“未婚妻（指戴高乐）的行为愈益令人难忍。他在阿尔及尔建立了一个核心宣传总部，企图撒播分裂的种子……戴高乐也可能是个诚实的人，但他狂妄，把自己看成是救世主……我不知道应对他怎么办。您能设法任命他为马达加斯加总督吗？”

    美国最高统帅部原借口仍在打仗，继续阻挠戴高乐掌握北非政权，但德国、意大利军队于1943年5月11日投降，这个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吉罗将军眼看自己的大势已去，遂于5月17日要求戴高乐“立即前往阿尔及尔，以便同他一起组建一个法国的中央权力机构”。

    这样，通向阿尔及尔的道路似乎打开了。但是，这是不是个圈套呢？在北非等待着戴高乐的是什么呢？

    在北非，吉罗将军拥有强有力的美国人的支持和美英赋予他的全权。他有军队、警察、行政机构、新闻机构和广播电台。全部行政机构的人员都是维希分子，都对戴高乐不怀好感。

    而戴高乐在北非只有十几个合作者。他在那里一点权也没有。如果没有美国权力部门的批准，他甚至连一个字也不能登报或广播。诚然，在阿尔及尔有些忠诚的戴高乐的支持者仍在活动，在戴高乐背后有国内抵抗运动的支持。但是，他的积极支持者为数并不太多，而抵抗运动又远隔地中海。当然，他有道义上的优势，他对自己和自己的使命坚信不移。如果他能再有几个师就好了！但他没有。前面是烟雾弥漫，吉凶未卜。况且，当时如果前往阿尔及尔，有可能断掉一切退路，向后转回伦敦又不可能。真是进退维谷！这时，盟国的耐心不是无限的。人们可以看出，这种耐心快要破裂了。“战斗法国”在伦敦已处于情报处的严密监视之下。一旦失败，只能逃往布拉柴维尔，从而导致1940年6月18日开创的事业彻底完蛋。当然，也可以妥协、让步，满足少数人的要求。但是，戴高乐头脑里对这种出路想也未想过。

    戴高乐决心要结束在伦敦的流亡生活，把“战斗法国”总部迁往法兰西的属地上，行使法兰西权力。在离开伦敦之前，他写信给乔治六世，感谢英国对“战斗法国”的热情支持。他本想亲自去向丘吉尔告别，但不知何故丘吉尔此前刚刚离开伦敦，结果未能如愿。

    1943年5月30日，戴高乐乘飞机飞越卢孔河，穿过拉芒什海峡、大西洋和地中海。中午，机翼下面，蔚蓝色的大海的岸边出现了撒满眩目阳光的幢幢白色建筑物——阿尔及尔。

    5月31日，解决戴高乐的法兰西委员会同吉罗的“军政长官公署”合并问题的会议在弗罗芒坦中学举行。这个会议成员的组成对戴高乐非常有利。戴高乐方面参加会议的，有民族委员会两个委员——安德烈·菲利普和勒内·马西格利。吉罗方面与会者，有乔治将军和颇有名望的让·莫内。但是，由于卡特鲁将军也参加会议，结果形成了4：3的有利于戴高乐的局面。戴高乐在会上立即提出一个问题：军队司令应当服从政府。戴高乐早想限制吉罗的作用。但是，吉罗开始反对，乔治支持他，莫内倾向折衷。戴高乐还要求解除与维希有联系的摩洛哥总督诺盖斯、西非总督布瓦松和阿尔及利亚总督佩鲁东等人的职务。结果，没有达成任何决议……

    第二天，一个出人意料的情况改变了形势。阿尔及利亚总督佩鲁东向尚未正式掌权的戴高乐提出辞职。戴高乐批准了他的辞职，但内心感到惶恐不安的吉罗任命米塞利埃海军中将担任警察总监。此人与戴高乐有旧账并打算报复。这时，军队应召进城，所有要点均由宪兵占领，出现了对戴高乐施加压力的军队叛乱的气氛。但戴高乐若无其事地等待，直到6月3日举行七人会议。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由戴高乐和吉罗同任主席，吉罗还兼法军总司令。卡特鲁、菲利普、马西格利、乔治和莫内5人为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宣布它是法国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将行使临时政府职能，在全世界保证管理和维护法国的利益，并领导法国各地的作战力量。这是戴高乐早就提出的要求。委员会的目的是恢复共和国，消除贝当体制，免去维希任命的所有总督。

    这样，戴高乐的最重要的要求达到了，尽管吉罗和他一样，也担任主席。但是，吉罗的阵地急剧动摇了，让·莫内转而支持戴高乐。戴高乐原有3个支持人。而站在吉罗一边的只有乔治将军一人。这样，在委员会里的票数对比是5：2，大大有利于戴高乐。

    这时，阻碍戴高乐的就只有美国和英国了。这是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这就决定于他的政治艺术了。其实，他的基本方法已早于多年前在《剑刃》一书中就制定好了。正如戴高乐曾经所说：“现在需要机智、隐蔽，善于提高威望和保住权利，舍此，一个要有所作为的人要想存在是不可想像的。”

    这样，到6月3日就正式成立了“双首脑”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戴高乐在该委员会中形式上地位与吉罗相等，但事实上他占有优势。这次会议结束时，戴高乐对吉罗深表同情，“热情地拥抱了吉罗将军”。两位将军的“友谊”使同盟国惊恐不安，于是它们开始干预。结果，丘吉尔和艾登秘密来到阿尔及尔“秘密”住下。丘吉尔邀请戴高乐赴宴，并公开声称，他到阿尔及尔来是想看看，如果在这里突然发生了一种非常震动的事件，比方说，戴高乐把吉罗一下子吞并了，他们也好采取一些措施。与丘吉尔这次会见后，戴高乐决定加快排除吉罗的行动，以防同盟国插手干预。

    6月5日，七人委员会举行会议，选定其他委员和分配任务。每个主席各自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戴高乐自然推荐几个经过考验的戴高乐分子加入委员会。而吉罗按照让·莫内的建议推荐了几个他见也未见过的人加入委员会。结果，在他们当中有两个人——顾夫·德姆维尔和勒内·梅耶成了戴高乐的拥护者。戴高乐对这次会议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人肯定是支持我的。因此我敢于继续赌下去。可是在掷出骰子以前，我要使劲地摇晃。”

    6月8日，戴高乐在另一次委员会会议上，要求吉罗只任在委员会监督下的训练总监。这意味着要求吉罗或者服从，或者走开。但是，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还没有决心赶走吉罗这位“总司令”。这时，戴高乐宣布，既然委员会什么问题也不能决定，他将不再参加委员会的工作。随后，他在格里西诺别墅闭门不出，呆了6天。但是，这几天没有白过。首先，在这期间，一些新委员从伦敦相继来到，从而保证戴高乐在委员会里有了更可靠的大多数支持。此外，法国军界，当地有影响的人士纷纷要求吉罗放弃他的野心。这时，吉罗将军不知所措。因为，美国人坚持说，吉罗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否则，会使同盟国实施大规模战役受到威胁。正在这时，美国国务卿赫尔说：“美国人和英国人不相信戴高乐。从军事观点看，如果把政权转交给戴高乐，那就意味着在北非长达1400哩的交通线面临巨大威胁……美国人不要一个异己将军在自己的后方。”罗斯福总统于6月给丘吉尔的信中说：“该同这个有损于同盟国军事行动的人断绝关系了。”

    与此同时，1943年秋季前，国内抵抗运动的情况也使戴高乐感到严重不安。6月9日，德寇逮捕了“秘密（地下）军”司令德莱斯特兰将军。接着，6月21日，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主席让·穆兰又被逮捕。他们遭敌人严刑拷打，没有出卖任何情况，最后壮烈牺牲。这些烈士过去把抵抗运动的各个组织联合起来，统一行动，积极贯彻戴高乐路线。他们牺牲后，戴高乐向抵抗运动派遣了几个新代表。但这几个新代表也都相继落人盖世太保的魔掌。戴高乐与抵抗运动的联系被削弱了。

    当戴高乐等到新的委员从伦敦到达阿尔及尔后便结束闭门不出的日子，召开“14人”委员会。会上，吉罗又出来坚决反对把他从主席和总司令的岗位上拉下来。6月19日，盟军驻北非总司令艾森豪威尔邀请戴高乐见面，对戴高乐声明说：吉罗应保留原职，否则美国将停止对法国军队供应军火。

    这时，“战斗法国”的兵力已达8万人，其中包括一支力量不大但颇有影响的空军和海军，在赤道非洲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已扎下根来。戴高乐已不是从前的戴高乐了。他面对艾森豪威尔的威胁义正严词地说：“你向我要求的保证，我无权给你。因为，这是法国政府权限以内的事，而不属于你们，你提到你对美英政府承担着自己的义务，难道你不知道我对法国也负有自己的责任吗？”艾森豪威尔张口结舌，无言以答。

    6月20日，盟军总部仍照会戴高乐和吉罗，重申不能触动吉罗军权的要求。这种干预的结果反而加速了戴高乐削弱吉罗军权的步伐。

    结果，戴高乐虽在表面上似乎做了让步，让吉罗指挥北非法国军队，而自己负责其他一切事务。不过，原则性问题仍要由民族解放委员会决定。而戴高乐在民族解放委员会拥有可靠的多数支持，这实际上意味着戴高乐仍拥有决定权。

    7月2日，吉罗去美国谈判美国武器供应问题。戴高乐趁他不在阿尔及尔的这23天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民族解放委员会无条件地服从戴高乐，明确按戴高乐的意图工作。戴高乐回忆录写道：“不论意见多么不一致，但是最后都总是赞成我。”

    戴高乐排除吉罗的工作从未停止。为了推倒说他有独裁企图的指责，他庄严宣布，他将只在战争结束以前代表法国，以后将放弃对政权的追求，并不“将自己提出作候选人”。7月14日，为纪念法国国庆节，民族解放委员会在阿尔及尔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游行人群热烈欢迎戴高乐。他写道：“这种群情激奋的盛况立刻注定了那些长期反对我的阴谋家的彻底失败。”这些阴谋的鼓励者罗伯特·墨菲也与戴高乐并排就坐在主席台上。戴高乐回想起墨菲在1月安法谈判时的声明，对他说：“这就是你们按阿尔及利亚统计的那10％的戴高乐分子！”

    7月31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由戴高乐一个人担任主席。有一段时间，吉罗还真的同戴高乐共同签署一些法令，但这只是一种形式而已。

    8月26日，一些大国相继正式承认戴高乐已为主人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尽管各国承认的形式差异很大。美国承认该委员会仅“对承认它的权威的法属海外领地，拥有管理权”。大不列颠承认得稍微多一点，因为它称：“该委员会是个有权指导法国作战力量的机构。”至于苏联，正如戴高乐所说：“莫斯科显得宽宏大量”。苏联承认该委员会“是法兰西共和国国家利益的代表”和“一切法国爱国者的惟一领导者”。当时，承认该委员会的共有26个国家。

    伦敦委员会成员：迪特尔姆、米塞利埃、戴高乐、卡森、普利文、瓦林9月，法军利用吉罗提供的军事援助，在科西嘉岛上发动武装起义获得成功。戴高乐以吉罗未经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意擅自参加科西嘉战役为由，要求改变现行领导体制。10月3日，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布命令同意戴高乐改变原委员会体制的要求，从而使得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为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国临时政府。

    美国和英国对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承认的辞句非常含糊，所以戴高乐为争取法国应有的地位继续进行斗争。他终于得以向意大利派出1个法国远征军参加作战。不久，根据苏联的要求，法国代表参加了12月开始工作的同盟国“关于意大利问题协商委员会”。“战斗法国”就这样第一次走向外交舞台。但是，戴高乐明白，这离承认法国大国地位还有很远的距离。因为美国的反对，法国没有被邀请参加在1943年12月举行的德黑兰会议。

    如果没有内部的支柱，而要为争取国际威望进行斗争，那是不可思议的。排除吉罗后，为使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具有更大的代表性，1943年11月初，戴高乐改变了委员会的编成。这时，参加该委员会的已有16人，其中不少代表是来自国内敌占区抵抗运动的各个不同的组织。在委员中有几个原反对把政权交给贝当的议员。激进党人、社会党人、天主教民主同盟、右翼“温和”派都有代表与会。个别委员与实业界、银行和公司有联系。这里有大私有者，如让·莫内和勒内·梅耶。这也大大提高了戴高乐的威望。

    为了扩大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政治基础，加速争取各党派抗德力量的支持，1943年11月3日，戴高乐在阿尔及尔召开了有102名成员参加的临时咨政议会。咨政议会的任务是：研究如何肃清维希体制并代之以新的国家制度，提出政治和社会改革草案，并就帮助抵抗运动的形式和外交等问题发表意见，然后向民族解放委员会提出正式建议。戴高乐说：咨政议会开幕“意味着在恢复法兰西各代表机构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咨政议会在阿尔及尔开过50次会。戴高乐曾参加其中的20次会，会上有时做全面工作报告，有时参加讨论。他总是尽量不提出尖锐的问题，不激化矛盾，尽力强调自己与抵抗运动的一致，颂扬民族团结的精神。这种调子是他争取咨政议会支持的自然表现。他需要证明，法国都跟着他走。他达到了目的。咨政议会同意他对同盟国采取的立场，同时承认这一事实：由戴高乐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就是法国政府。

    当时，大家都体会到必须无条件地团结一致。这缓和了矛盾，清除了分歧。会议推选戴高乐为民族解放运动委员会惟一的主席，随后，戴高乐改组了委员会，进一步排斥了吉罗的领导。1943年12月30日，艾森豪威尔来见戴高乐。这位盟军总司令首先对过去双方的不和表示遗憾，然后向他示意，战役已经临近。戴高乐坚决要求把一个法国师派往英国，而后让其到法国登陆，因为如果没有自己的军队参战，那他难能进入巴黎……艾森豪威尔答应他的这一要求，并以个人名义宣称，除戴高乐政权外，他将不承认在巴黎有其他政权。这次谈话令戴高乐非常高兴，但在罗斯福的政策中后来没有任何变化。与此相反，种种迹象表明，白宫仍旧不愿承认戴高乐。

    指望英国的支援也未落实。1944年初，在对英关系中又出现新的不快。斯皮尔斯空前露骨地反对法国在利凡特的活动，戴高乐对他进行坚决抵制。丘吉尔在一位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面前说：“如果在1940年7月我能成功地把芒代尔从法国接出来！……那时戴高乐就不会成为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人，就不会有这些恶作剧了。”

    1944年初，戴高乐得了一场重病。戴高乐同家属所住的“奥利维埃”别墅一般外人难以进入。戴高乐在一些场合的缺席引起了一些谣言。甚至有人说，戴高乐已经死了。要知道，他已54岁，生活充满坎坷、冲突，精神经常疲劳过度！他虽成功地不知解决了多少问题，但他的处境还未能如意得到巩固。相反，他的地位在解放的门前特别动摇不定。平日紧张的工作，频繁地到殖民地出差，以及去意大利等地活动使戴高乐忙得不可开交，无暇考虑英国和美国人的图谋。

    当在外交上无论如何应保持沉着和泰然时，他特别容易表现出激动和不满。他对同盟国如此骄傲，以致他的忠实支持者有时也感到吃惊。1944年3月27日，他在咨政议会上宣称，法国不需要来自外国的主意，除了法兰西民族的意志，它决不重视其他任何意志。他首次把民族解放委员会称为“临时政府”，尽管还没有任何这样的正式变化。种种迹象显示，将解放法国的似乎不是美国和英国军队，而是他戴高乐自己和他领导的军队。他越感到盟国不信任他，就越强烈地要确立自己的权力。但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报纸对他的骄傲自大极尽挖苦之能事，并断言，他是个不合格的人物，说他硬把自己紧紧同法国，同美国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解放法国的军事行动已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戴高乐解除了吉罗的总司令职务。这是戴高乐在反对美国干涉法国内政的斗争中所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吉罗虽有军事才能，但缺乏政治眼光，一味依靠美国扶植。如果继续同戴高乐共同掌权并担任总司令，必将葬送戴高乐惨淡经营的“战斗法国”的光辉前程。

    4月21日，英国当局禁止转发戴高乐代表们的密码电报。这是他们只对法国人采取的措施。这种措施虽然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怕，但对法国人却是莫大的侮辱。英国人是不是已经怀疑法国人会把准备登陆法国的情报出卖给敌人呢？愤怒的戴高乐决定拒绝接见英国和美国大使。危机达到了顶点。

    但是，5月23日，英国大使达夫·库柏要求要向戴高乐转达非常重要的信息。戴高乐温和地接见了他。大使说，英国政府拒绝邀请戴高乐赴伦敦就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法国政权组织问题进行谈判。戴高乐声明，他对外国是否承认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至于解放后法国管理问题的谈判，如果没有美国人参加，那是毫无意义的。与此同时，戴高乐接到非正式通知说，罗斯福希望在华盛顿见到他。鉴于同盟国似乎想让步，戴高乐决定去伦敦，但他决不准备随外国军队的车队重返巴黎。于是，他根本不考虑同英国和美国达成协议，便于1944年5月26日发布命令，把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改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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