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取恢复法国大国地位而战。

    戴高乐说：“为了有成效地统一欧洲，必须实现莫斯科、伦敦和巴黎的三极联合。”

    法国同苏联签订法苏同盟互助条约后，虽仍被排斥于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之外，但最终仍恢复了大国地位。

    巴黎解放时，法国仍有许多尚未完全解放的地区横遭敌人抢劫。火车停驶，有一半多的车厢和机车被敌人抢走，上千座桥梁被敌人炸毁。工厂的开工率仅及战前的1／3。约有200万法国青年被捉去到德国当劳工。到处疮痍满目，一片混乱，交通不畅引起饥荒。虽然在黑市上，在阔气的饭店里，应有尽有，但价钱昂贵惊人，惟有发了战争财的人才能问津。商人投机倒把，维希分子怠工。可耻的维希政权已经垮台。一切旧的社会结构摇摇欲坠，行将倒塌。可以说，这时的法国百废待兴，百乱待理。有谁能拯救它呢？全国人民拭目以待。

    戴高乐将军担当起了这一重任。他开始管理解放后的法国，按他的话说，开始“消除任何与我并存的政权”。他的中心任务是消除抵抗运动等各方面企图参加国家管理的任何趋势。他已经不顾在过去抵抗运动是他的希望，如果没有抵抗运动，他就难以赶走吉罗、取得同盟国承认并作为国家的解放者回到巴黎。

    戴高乐在1940年6月18日曾宣称：“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因此他登上了历史舞台。而现在急于扑灭圣火，给抵抗运动的参加者打了一个响亮的耳光，要消灭抵抗运动。

    1944年8月28日上午，他召见巴黎游击队的20个主要领导人，向他们宣布，取消内地军，让他们交出武器，把抵抗运动的战士编入正规军。戴高乐向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代表们宣布：“巴黎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以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已列入解放事业的光荣史册，但是，它再也没理由作为一个行政机构继续存在了，政府将负起全部责任。”

    继内地军被取消之后，9月15日，人民法庭也被相继解散。10月28日，又通过遣散民兵的决议。抵抗运动以政治组织的形式“民族阵线”、“民族解放运动”继续存在。

    巩固了自己在巴黎的政权后，戴高乐立即转向各省的政权。当时约有一半的法国土地是在没有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帮助的情况下解放的。法国内地的武装力量，即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在1944年秋约达50万人。他们自己解放的城市中，除巴黎以外，还有马赛、里昂、土伦、图卢兹、蒙彼利埃、利摩日、克莱蒙费朗等许多城市。抵抗运动组织自然要在这些城市建立自己的政权，因为他们不能允许维希分子继续在那里掌权。可是，由于有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分子作祟，出现了一些极端和过火行为。戴高乐就把这些极端行为都归咎于抵抗运动。结果，这些政权都并不情愿地被转交给了戴高乐。

    在全巴黎解放后的两个月内，戴高乐多次到各省视察。9月14日，他到里昂，发现那里的情况完全正常。此后，他去视察马赛，但他对那里的印象却完全不同。

    不过，不论在马赛或其他地方，戴高乐确立地区行政长官和军区司令权力的工作都没有受到干扰，尽管那些长官和司令有的曾是维希政权的基干军官和将军。戴高乐从马赛到土伦视察。9月16日，他在图卢兹重新任命从摩洛哥调来的科勒将军为这个军区的司令。后来，戴高乐又视察波尔多、桑特、奥尔良，巩固了这些地方的国家政权。9月25日，他巡视洛林省的南锡。他认为，那里的公共秩序没有被破坏的危险。

    到外地巡视期间，他不由自主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必须按照抵抗运动的要求进行民主和社会改革。巡视过他的出生地里尔后，他写道：“我早就意识到并考虑过，全国解放以后必须进行一次深入的社会改革。现在里尔人的脸色使我更看出了这种改革的绝对必要。”

    此后，他巡视了北方煤矿区，又巡视了诺曼底、布里和香槟。从此更加深了他在里尔的体会。在几周的时间里，戴高乐几乎走遍全国所有最大的中心。他到处看到震荡的社会结构以及饱经战争苦难的人民对复兴与改革的渴望。

    1944年9月9日，戴高乐宣布改组临时政府。新改组的这个政府成员复杂，内部矛盾也很多。咨政议会虽扩大了一倍，但仍像从前一样，不能作出政府必需执行的决议。

    9月12日，面对抵抗组织、国家机关、政党、工会及实业界代表8000多人，戴高乐在沙约宫发表了一个很长的讲话，阐述了他的施政方针。他说，他的政府将管理国家直至战争结束，完成战俘遣返，普选出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国民议会为止。戴高乐的很多意图是与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纲领一致的。他允诺实行民主，惩办叛徒，没收投敌分子的财产，把某些最重要的经济部门国有化，稳定物价，提高生活条件。他甚至宣布：“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国家巨大资源的经营和管理要有利于全体。”但是戴高乐强调，政府将“鼓励企业家在一切领域的活动”。这说明，他告诉人们，他不会改变国家的社会制度。

    戴高乐宣布，他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尽量积极广泛地参加作战，提高国际地位，以保证法国的伟大；采取坚定的外交方针，以使法国对决定德国和全世界的未来问题有发言权。戴高乐在大厅的这次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

    戴高乐在担任临时政府首脑期间，在他的活动中，对外政策的确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至于他的成就，用一句话是无法概括的。但有一点是不容争论的，巴黎解放以后，他仍继续坚持不懈地为加强法国的威望、争取法国的利益和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而斗争。

    1944年秋，美、英、俄、中四大国代表在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研究未来的联合国组建问题。法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第二年在伦敦由美、英、俄召开的欧洲协商委员会也未邀请法国参加。在这期间，“三巨头”通过会晤、书信和外交途径，频频举行谈判。谈判情况照例不通报法国。这自然是由于1940年法国溃败的原因。戴高乐一直因法国如此遭到贬低而苦恼不堪。于是，他决定要设法参加大国谈判。尤其10月23日出现了有利于他的一个大好形势：苏、美、英三国政府正式承认戴高乐的临时政府。至于苏联，它这时没有任何新举措，因为莫斯科早已事实上承认戴高乐的政府。而美国则不同，它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原来的政策。不管怎样，戴高乐对这一“过迟的”承认淡然处之，因为这与他的追求还相距甚远。

    戴高乐的对外思考是非常广泛的。他认为，首先必须解决德国的危险问题，应大大地削弱它，如果成功的话，应把它分割成几部分。他看到了法国在欧洲新结构中居中心地位的前景。他极力主张“建立从冰岛到伊斯坦布尔、从直布罗陀到乌拉尔的人民联盟，以把欧洲团结起来”。

    但是，这必须从头做起。1944年10月30日，戴高乐邀请丘吉尔访问巴黎。同时，戴高乐也向罗斯福发出同样的邀请，但遭拒绝。11月10日，丘吉尔和艾登来到巴黎，马上在圣多明尼克路戴高乐的办公室开始了双方谈判。

    戴高乐首先提出的是向法国军队提供武器的问题。英国人未作任何实际性的答复。他们还回避谈及占领德国的问题以及鲁尔、莱茵和萨尔地区的未来问题；戴高乐想把这3个地区从德国分离出去。在英法不断发生摩擦的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问题上，丘吉尔的立场也是含含糊糊。然而，丘吉尔建议开始谈判建立法英同盟问题。

    戴高乐立即表示原则上同意，但把话题引向这个同盟的内容。他指出，法国和英国都在战争中受到了削弱，所以在解决明天的问题中，两国必须紧密团结，一致行动。这样有可能使两国根据美、俄两国的竞争情况在这方面起决定作用。很多小国有可能联合在法英同盟周围，同美、俄两个大国对抗。按戴高乐的意见，只有如此，法英同盟才有意义。但丘吉尔当即表明，他绝不会为了同法国结盟而削弱同美国的密切关系。丘吉尔说：“最好是说服最强者，而不是反对最强者。暂时我还不想同法国共同行动。希望你等待有利时机，尽管信任我好了。”谈判以无任何结果而告终。

    然后，丘吉尔在巴黎同戴高乐一起参加了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28周年阅兵式。法国士兵的雄姿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人群向身着空军将军服的不列颠首相表示热烈欢迎。他伸出两个指头形成“V”字（胜利之意），亲切地回答人群。而人群欢呼声特别嘈杂的时候，戴高乐带讽刺意味地、狠狠地对站在他旁边的一位自己的部长低声说：“您听听！傻瓜们！他们是在欢迎这个骗子！”

    戴高乐不论在哪些方面还未像在外交方面这样感到痛苦，遭到这样失败。要知道，这是他内心最深处的感受。归根结底，他认为，一切法国内部问题的解决都决定于法国的伟大，决定于法国的国际影响和威望。他在决定任何问题时，都一定考虑到是否有利于加强法国的国际地位。他比任何人都尖锐地感觉到法国的孤立，特别是现在他重新踏上法兰西的大地时，更有此感。这只能使他感觉到他所领导的法国被人瞧不起。当然，戴高乐现在可以派出百万大军，但能从哪里为这支大军提供技术和武器呢？美国和英国对戴高乐的要求置之不理。经济破产迫使他伸手向别人求援。法国国内形势也不稳定。美国和英国还未考虑让法国恢复大国地位。戴高乐仍然寄希望于未来。但是他说：“未来将为时很长，若消极等待，无所作为，则注定失败。”

    向哪个方向行动，到哪里去寻找支持呢？历史、地理和老师都异口同声地提醒戴高乐，通往恢复法国的伟大之路需经过莫斯科。

    戴高乐将军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他希望“有可能再通过某种方式建立法苏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曾屡次被否认和摒弃，但是今天，面对着德国的危险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称霸世界的野心，它还是符合事物的自然规律的。我甚至想建议缔结一项一旦德国威胁再起，法国和苏联采取共同行动的条约。这种假定的危险性，无疑是不会立即发生的，但是法苏条约的签订，将有助于我们从速打开参与处理欧洲事务的局面”。

    戴高乐在莫斯科（1966年）但是，从一开始，戴高乐就决定不能采取某种片面方针。主要的是要对任何对手尤其是强有力的对手保持自己的政策完全独立。戴高乐将军认为，对外政策的独立甚至比几个师、钢产量和货币储备还重要，因为这是大国政策的重要因素。11月22日在咨政会上讲话时，戴高乐认为必须公开确立自己的独立方针。他说，要有成效地统一欧洲，就必须实现莫斯科、伦敦和巴黎的三极联合。

    在此之前，访问莫斯科的问题已经通过外交途径达成一致。苏联政府对戴高乐的希望表示欢迎，并向他发出正式邀请。尤其在11月初，苏联政府对法国表示友好，坚持让法国代表参加欧洲委员会。

    11月24日，戴高乐在外交部长皮杜尔、朱安将军及巴莱沃斯基、德让先生陪同下，飞往苏联。经开罗、德黑兰后，他于11月26日到达巴库，受到苏联政府官员的正式欢迎。戴高乐受到相当的军人礼遇。他检阅仪仗队时，看到苏联士兵的表情，不禁喜形于色。

    1944年12月2日，法国代表团乘火车抵达莫斯科。戴高乐当天受到斯大林接见。戴高乐将军已有与大政治家如丘吉尔、罗斯福等人谈判的经验。现在他又遇到一位最具特点的三强之一的代表。他早已掌握进行最重要对话的艺术。他认为，必须尽量少说，沉默比多话更容易取得心理优势。一般情况下，他总让对手讲话，只是在关键时刻，他才谨慎发言。但是，这次斯大林的令人莫测的沉默艺术比他更高。双方谈话的纪录表明，戴高乐说的话比斯大林多得多。“我同斯大林一共会谈了15个小时左右，——戴高乐写道，——我看出了他那伪装得冠冕堂皇的政策的实质。他是一个身着元帅服的共产党人。他想把我弄糊涂。他的偏见极为深刻，难免不时有所流露。”

    在莫斯科谈判中，戴高乐首先提出签订法苏条约的问题。戴高乐认为，若不同苏联签订条约，其后果对法国非常有害；法苏两国在欧洲有共同利益。这些思想得到了斯大林的完全理解。说实在的，双方交换的条约草案非常接近。结果，双方很快就条约达成协议。但是，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之际，丘吉尔急电斯大林，建议签订一个苏、英、法三国之间的共同条约。戴高乐马上猜出，其不列颠朋友的动机是担心法国非常独立，便毅然拒绝丘吉尔的建议。开始并不反对英国建议的斯大林，后来也同意戴高乐的意见。

    法国人最热切关心的是关于德国的问题。他们力图永远消除德国侵略。这同苏联的意图是一致的，但在方法上双方有分歧。苏联认为，必须完全肃清德国的军国主义，彻底清除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而戴高乐则主要坚持：把莱茵河左岸地区交给法国，把统一的德国变为由几个独立的小国组成的一个联邦。斯大林不愿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便说，没有美国和英国的参加，这些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戴高乐也不得不同意斯大林的这个意见。

    但是，波兰问题成了障碍。当时，在伦敦有一个波兰流亡政府，而在获得解放的波兰本土有一个由亲苏者组成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叫做卢布林委员会。斯大林要戴高乐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以促进建立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波兰。由于苏方在签订条约的问题上对法有所让步，所以自然渴望法国也做出相应姿态。但是，戴高乐宣布，他不能承认卢布林委员会，认为波兰政府必须在全国解放后通过选举产生。换言之，戴高乐对波兰的立场同罗斯福对波兰的立场如出一辙。结果，导致签订法苏条约谈判面临流产的危险。

    法国代表团预定12月10日离开莫斯科。但到了12月9日，谈判陷入僵局。这天晚上，斯大林为戴高乐举行宴会。戴高乐在回忆录中用极大的篇幅描述了这次宴会和斯大林30次举杯祝酒的情景。尽管餐桌豪华至极，主人慷慨无比，但戴高乐心情仍很沉重。他固执地不愿承认波兰解放委员会，致使不可能签订法苏条约，因而他也不可能为恢复法国大国地位推行独立政策找到支柱。这对他的国内形势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戴高乐忧郁地对法国大使馆的一位同事说：“这对我是一次失败，而且是一次很大的失败。”但是，戴高乐内心里仍抱有一线希望。要知道，苏联对独立和有影响的法国也还感兴趣，因为它可被用于同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抗衡。

    半夜，戴高乐告别斯大林，同皮杜尔一起驱车回到法国大使馆。在克里姆林宫只留下了德让和加罗。他们继续进行谈判。戴高乐在大使馆里等着。最后，于凌晨近2时，德让来到领事馆通知说，达成了一个折衷方案：俄罗斯将同意在巴黎和卢布林之间只互派代表。早晨4时，戴高乐回到克里姆林宫，隆重签署法苏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举杯为法国祝贺。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斯大林对他说：“您坚持得很好。这太好了！我喜欢跟知道自己的要求是什么的人打交道，尽管他同我的意见是不合的。”戴高乐想邀请斯大林访问巴黎，对斯大林说：“您愿意到巴黎去看看我们吗？”斯大林回答说：“我怎能办得到呢？老了，快要死了。”

    法国热烈庆祝签订法苏条约，各报都发表了热烈欢迎这一条约的文章。咨政议会一致认为这是法国的一个巨大成功。戴高乐在12月21日咨政议会会议上专门发表讲话，阐述这一条约的重大意义。“对于法苏两国来说，——戴高乐说——团结就是强大，分手就是危险。在这里，事实上，地理、经验和理智迫使我们非如此不可。”

    1944年12月10日，莫斯科条约在法国外交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法国外交专家阿尔弗莱德·格罗塞尔对戴高乐1944年底的政策做了如下分析：“有三个基本原因促使同莫斯科恢复同盟。首先是对德国的恐惧。在条约文本中6次提到这种恐惧。该条约与其说是同苏联签订的，不如说是同俄罗斯签订的，因为戴高乐认为，这种典型的传统同盟类似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同俄国沙皇之间存在的同盟。第二是确立对英美独立的意图。第三是出于对外政策的考虑。不论戴高乐怎么说，在他的回忆录里总不能不看到，同莫斯科签订的条约是保持法国统一和复兴的一个手段。”

    戴高乐对“法苏同盟互助条约”给予了过高的评价。他称法苏的这一联合是胜利大厦的基础，是“未来安全大厦的基础”，也是法国“重新跻身于大国之林的标志”。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在访苏归国途中，戴高乐从英美的一些报刊上得知，美、英、苏三国首脑将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战后对德国实行占领和管制以及建立联合国等问题。这是被称为战时最重要的一次三巨头会议。但是戴高乐未被邀请参加。这无疑明白地告诉戴高乐，他还没有资格参加大国会议。因此，这一消息自然在戴高乐胸中燃起了一把怒火。他深知阻碍他参加这次巨头会议的主要绊脚石是罗斯福。的确，还在戴高乐访苏期间，罗斯福在给丘吉尔的信中曾说：“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任何企图使戴高乐参加我们三人会晤的尝试，都只能使情况复杂化和令人不快。”

    1945年2月3日，美、英、苏三国首脑聚首于雅尔塔。在他们交换意见中，斯大林表示反对让法国在德国获得一个占领区并在拟议中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占有一个席位的建议。5日，雅尔塔会议正式开幕。起初，罗斯福同斯大林意见一致，都反对向法国做任何让步。但是，由于丘吉尔出于对保持欧洲均衡的考虑，千方百计为法国说话，结果三巨头最终达成共识，不仅同意法国参加对德国的占领，成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成员国，并且同意法国参加联合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这些决定无疑让法国在恢复大国地位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本应使戴高乐感到心满意足。但是，戴高乐对把他拒之于雅尔塔会议门外耿耿于怀，怀疑三巨头背着他在会议上对叙利亚、黎巴嫩及印度支那的前途作出了不利于法国的安排。由于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屈辱，他觉得难以容忍，总想寻机报复。

    果然，这种机会很快出现了。这次会议结束后，罗斯福在从克里米亚返国前，请人转交给戴高乐一封私人信函，建议在他从雅尔塔返美途中与戴高乐在阿尔及尔进行一次会晤。罗斯福以为雅尔塔会议给法国提供了很多好处，戴高乐对他的建议一定会欣然同意。但是，事出意外，罗斯福碰了一鼻子灰。特别使戴高乐不能接受的是，罗斯福的“邀请”竞安排在法国属地阿尔及尔。戴高乐认为，罗斯福根本没有这种权利！

    于是，戴高乐通知罗斯福说，由于邀请过于仓促，难以成行，不能去阿尔及尔进行会晤。同时，戴高乐在给罗斯福的复信中还说：“去年11月，法国曾邀请总统访问巴黎，但总统没有接受，法国政府深感遗憾。不过，法国政府乐意随时在巴黎接待总统。如果总统仍想在阿尔及尔稍事停留，则请通知法国政府，以便指示阿尔及尔总督妥为安排。”

    戴高乐的这一回绝，使罗斯福大丢其脸。他在国会演说时讽刺戴高乐说，他是一位在歌剧中大耍明星脾气的女主角，他错过了一次有益的会晤。这一事件不仅在美国报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而且在法国也引起强烈不满，说戴高乐做得太过分了。但戴高乐对这些指责却处之泰然。

    不过，当罗斯福于4月12日突然脑溢血去世后第三天，戴高乐给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发去唁电，仍称罗斯福“自始至终是法国的朋友。法兰西赞赏他，爱戴他”。

    不久，法国出席了4月25日开始的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成了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法语也成了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

    但是，由于杜鲁门继续推行罗斯福的对法政策，所以苏、美、英三国首脑于1945年7月17日～8月2日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签订关于处理德国原则的《波茨坦协定》时，戴高乐又被拒之门外。不过，这次会议上决定，让法国同美、英、苏一起参加即将在伦敦举行的四国外长会议，以解决世界调整问题。而且法国代表后来也参加了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仪式。一个本属战败国、参战规模很小的国家，能如此轰动一时地恢复大国地位，怎能不令世界震惊呢？

    在签订德国武装力量无条件投降书时，有一个插曲很有代表性。当在大厅举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仪式，德国代表被带进大厅时，德国的凯特尔元帅看到在战胜国代表席位上就座的有法国将军拉特尔时，竟吼道：“怎么搞的？怎么法国人也在这里？”法国就这样基本上恢复了大国地位，重新跻身于大国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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