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罗说：“法国面临危亡关头，只有戴高乐能够拯救它。”

    戴高乐号召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

    法兰西人民联盟解体，戴高乐重返科隆贝。

    1947年1月16日，樊尚·奥里奥尔被选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总统，任命保罗·拉马迪埃为内阁总理。同年春天，西方大国在外交上同苏联关系骤然紧张，同时传出很多消息说，苏联对欧洲国家的“侵略”势不可免，而且迫在眉睫。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读国情咨文，宣布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从此，美苏战时同盟正式破裂，冷战全面开始。一时间，天空战云密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与此同时，戴高乐在战争年代费尽心血一块块集聚起来的法兰西殖民帝国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摇摇欲坠。马达加斯加爆发了起义，印度支那开始了战争，经济危机日益加深。根据这些情况，他可以说：“1947年已成为经济和殖民破产的一年。这就像1940年是军事和政治崩溃的一年一样。”

    这时，到科隆贝访问的人纷至沓来。他们当中不乏在伦敦时期的同路人。例如“自由法国”的反间头头帕西，将军的忠实上校费朗索瓦·莫里亚克，特别是曾任戴高乐政府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等人都常出现在科隆贝戴高乐的官邸。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法国面临危亡关头，只有戴高乐才能拯救它。在暴风雨来临之际，法国这条航行在汪洋大海里的大船必需要由一个经验最丰富的舵手掌舵，而这个舵手非戴高乐莫属。他们的努力使戴高乐似乎看到了希望。戴高乐估计，人们会很快请他出来“挽救危局”。他对刚从美国访问归来的帕西说：“战争危险迫在眉睫，我必须重返政坛。”这年2月中旬，他在巴黎逗留了几天，这使政府惊恐不已，总统专于2月14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戴高乐的意图。1947年3月，戴高乐决定开始“第二次抵抗运动”。在意味着“冷战”的“杜鲁门主义”出笼之后，戴高乐立即下定这个决心。3月30日，他在诺曼底的布伦埃瓦峭壁举行仪式，纪念1942年2月27日加拿大和英国军队在此登陆成功。参加纪念仪式的有英、加两国大使和5万名法国人。戴高乐发表演说，对外国士兵在此摧毁德军雷达站和法国“抵抗”战士为他们引路的英勇行为备加赞扬。在演说中，戴高乐将军猛烈抨击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指出“国家结构弊端百出，法兰西民族误入歧途，国家威信扫地”。演说结束时，他说了这样一段含蓄的话：“成千上万的法国人民将集结在法兰西的周围，抑制乏味的游戏，重建这个正在将我们的民族引上歧途的国家结构。这一天必将到来。”他并对听众们说，希望下个礼拜天在斯特拉斯堡再见。

    在此几周前，政界早传说国家要发生政变。戴高乐刚刚回到科隆贝就得知，政府总理保罗·拉马迪埃将于第二天夜里去找他。果然，总理于4月1日深夜悄悄来到科隆贝，同戴高乐密谈至凌晨2时离去。

    拉马迪埃总理在同戴高乐密谈时，请求戴高乐不要威胁共和国的体制，并说只有这种体制才能使法国复兴。他请戴高乐在这一问题上给予帮助。戴高乐冷淡而严厉地回答总理说：

    “目前的宪法不能保证法国的伟大，而使法国伟大则是我心中惟一的最崇高的目标。党派政体是有害的。它妨碍执行伟大的对外政策，正如它危害国内的和平与稳定一样。你责怪我不该成为一个政治领袖。可是，总理先生，抵抗运动不仅是民族运动，也是政治运动。我在履行我的职责，仅此而已。我将继续担当民族的引路人。因此，如果我再发表演说，如果我在对祖国前途有影响的问题上采取什么立场，请不必感到惊奇，请不要指望我会放弃这种立场。恢复共和国的是我。你们以为我现在要去推翻这个共和国吗？这种指责是荒唐的……我只为法国效劳。我永远只为法国效劳。”

    拉马迪埃回巴黎后，于3日向总统奥里奥尔报告他此去科隆贝的情况，临结束时说：“将军敬了我一杯咖啡，但不是好咖啡，在夜间他彬彬有礼地把我送上车，临别时说：‘你可以让勇士们放心，我不会做布朗热。”’

    原来，布朗热将军早在上个世纪曾试图当独裁者，但以失败告终，因为听说当局要逮捕他，他便只身逃到比利时，不久在情妇的墓旁自尽了……

    奥里奥尔总统在听完拉马迪埃的汇报后，说：“好啊！让他知道，我也不会当兴登堡。”这里说的是另一个类似的历史事件。原德国总统兴登堡当时授权希特勒组织内阁，结果政权落入纳粹党人手中……

    既然戴高乐这样向第四共和国宣战，政府就决定剥夺戴高乐的一些荣誉，规定将军今后再参加任何非官方会议，都将取消随军警卫、通信人员和警察保护。同时，还规定不转播他带有官方性质的讲话。然而，这时在全法国建筑物的墙上都贴上了大广告。广告以法国地图为背景，画有戴高乐的像，号召到斯特拉斯堡去参加纪念阿尔萨斯解放两周年大会。戴高乐这次讲话地点的选择和理由，都突出地表明具有深远意义的企图。因为从普法战争那时起，斯特拉斯堡就是法国民族主义和收复阿尔萨斯及洛林斗争的象征。4月7日，戴高乐在斯特拉斯堡市府阳台上发表长篇演说时说，如果出现新的威胁，法国将同美国一起行动。然后，他阐述了他对第四共和国宪法的批判意见，并提出了旨在拯救和深刻改革国家的详尽行动纲领。他说：“现在建立和组织法国人民大联盟的时机已经来到。这个联盟将在法律范围内，不受各种不同意见的影响，促进国民努力拯救国家、深化改革，并使之走向胜利。这样，到明天，通过协调行动和意志，法兰西共和国将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他的话意此时还未完全明朗，但是这天产生了一个人民联盟筹建委员会。

    戴高乐的这次讲话受到了5万多听众的热烈欢迎，斯特拉斯堡市市长当场要求成为联盟的第一名成员。这使全国为之震惊，有的报纸甚至惊呼：“独裁者出场了！”1947年4月14日，戴高乐宣布“今天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我亲自担任该联盟领导人。这个联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超党派的广泛的人民运动。”这个联盟的目的很明确：消灭传统的政党独裁体制；根据戴高乐去年早在贝叶阐述的思想建立总统制政体。接着，很快便开始建立联盟的组织机构。一切都按军事方式进行，没有举行任何选举和投票仪式。由戴高乐亲自任命了各个领导人。雅克·苏斯戴尔成为该组织的总书记。

    法兰西人民联盟诞生时，群众对国家现状极为不满，因为面包配额于5月1日由每日300克减为每日250克，而且不久又减至每日200克。法兰西人民联盟自宣布成立起，一天之内，巴黎市民就有1万多人参加。到5月，参加该联盟组织的已达80万人，其中在巴黎就有10万人。该联盟总部原设在巴黎的拉普广场6号，后迁到索尔菲里诺街5号。这里是一个小饭店，房间昏暗，陈设简陋。在一层，是将军及其副官博内瓦尔上尉的办公室。在二层，则是总部的各个业务部门。这个司令部的工作由高个子、沉默寡言、时而露出神秘微笑的奥里维埃·吉夏尔主持。法兰西人民联盟活动的基本形式是召开群众大会，由戴高乐发表演说。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走遍法国，不止一次地发表演说。演说时，周围布置得富丽堂皇。筑有演讲台，设有很多大电线杆，挂上洛林十字军旗，有探照灯、火把、焰火，使听众眼花缭乱。另外，还伴有种种激发人心的音响。联盟的积极分子预先把众多的听众集合在一起。这样，在万塞纳跑马场就集合了50万人。先安排了一个英雄剧，接下来是雄壮的合唱。最后，在适当准备后，戴高乐按预定时间出场，开始以预言家声调描绘即将发生的战争情景。这一切都由安德烈·马尔罗导演。

    尽管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如此富有戏剧性，但它的发展毕竟获得了令人瞠目的胜利。在1947年10月的市镇选举中，人民联盟获万人以上市镇的40％的选票。例如，在巴黎市政委员会里，共产党得25席，社会党得8席，人民共和运动得5席，而戴高乐主义者得52席。将军的弟弟皮埃尔·戴高乐成为首都市政委会主席。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很多大城市里从社会党人手中夺得了市长的职位。这些城市有波尔多、里尔、尼斯、沙特尔、南锡、米卢兹等。

    戴高乐似乎可以庆祝胜利了。但糟糕的是，这是市镇选举，而不是议会选举。所以，他离执政的道路仍然很远。因此，市镇选举后，戴高乐向议会发起新的进攻。他声言，现政府只能代表微弱的少数，所以必须号召全国提前选举，然后对宪法进行根本修改。戴高乐要求国民立宪会议以2／3的多数通过决议，解散立宪会议，进行新的选举。

    这一最后通牒遭到议会各主要政党的坚决反对。10月28日，戴高乐的要求被国民议会否决了。这样，戴高乐对第四共和国的第一次进攻失败了。

    1948年春，法兰西人民联盟达到了顶峰。4月，在马赛举行法兰西人民联盟全国代表大会。雅克·苏斯戴尔在代表大会上做报告说，人民联盟的成员已有150万人。大会闭幕时举行了壮观的仪式。在旧码头边一条浮桥船上筑了讲台。众多听众拥挤在岸上。戴高乐做了没有新内容的讲话。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思想武器库显得贫乏无力。从此开始到1949年，人民联盟很明显地下滑了。人民联盟的人数减少到了35万人。

    1948年举行共和国议会选举时，法兰西人民联盟仅获320个席位中的58席。这与达到161席的距离相差甚远。而1949年举行议会选举时，人民联盟再一次下滑，仅获25％的选票。

    这时，戴高乐不安地意识到，这一切举动破坏了他在战争年代赢得的威望。保罗一马利-德·拉戈尔斯在《戴高乐传》中写道：“他能得到几乎一致尊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作为一个政党的领袖现在遭到了严重打击，经受了不光彩的和近期无望的无休止的斗争。如果要保证他能东山再起，就必须磨掉上述恶劣的印象。因此，他迫切希望恢复自己的纯真而崇高的品质。否则，历史不久会指责他，说他这个发出‘6·18’号召并体现法国解放的人的进化值得怀疑，甚至变种了。毫无疑问，戴高乐已预感到失败，并为此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但是，要退却还为时尚早。于是，戴高乐决心下大力继续领导法兰西人民联盟。要知道，法兰西人民联盟尚未经过一次重要考验——1951年举行的议会选举。尤其这时发生了一些似能证明联盟路线是正确的事件。例如，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国际形势急剧恶化。似乎戴高乐关于大战不可避免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国内对掌权的“第三势力”不时更换内阁的政策极度不满。印度支那战争使法国背上了沉重负担。第四共和国的领导们早已忘记了独立自主的政策。法国距戴高乐所向往的“伟大”空前遥远。法国现在只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里的一个“交通地带”，它的统治者紧跟在美国国务院的尾巴后亦步亦趋，由于害怕失去“美援”，法国不敢有任何独立自主的表现。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也彻底破产：在莱茵区以外不久前死去的敌人重又复活。1950年底，由戴高乐在伦敦时的战友普利文领导的法国政府原则上同意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在战争年代，戴高乐犹如一头雄狮，为法国权利而同盟国搏斗，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所取得的一切全部付诸东流。在这样条件下，如要停止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那对戴高乐是不可思议的。

    吉罗、罗斯福、戴高乐、丘吉尔（1943年）戴高乐以极大的毅力试图给法兰西人民联盟重新点一把火。他又举行一些群众集会，大力开展宣传活动。15天内，他发表30次演说。他以吓人的口吻预言说，如果法国不拥护法兰西人民联盟，法国将会灭亡。

    由于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第三势力”把持政府，玩弄政治技巧，推迟国民议会选举，并制定出新的选举法，结果在1951年6月17日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人民联盟仅获118席。当然，与其他非共产主义政党相比，这一胜利还是不小的。社会党得104席，人民共和运动得85席，激进党得94席，右翼政党得98席。但是，这一结果与戴高乐的乐观想像相距甚远。他自己称，这一结果是“有限的”。与1947年相比，法兰西人民联盟遭到了重创。法兰西人民联盟获得的席位，远未达到左右议会所需的席位。这意味着，就戴高乐所提出的目的而言，人民联盟完全失败了。

    于是，在戴高乐面前出现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今后策略的问题。当时有两种可能，或融人多党生活，在政府中与其他党分享一块独立“园地”，或继续进行反第四共和国的斗争。戴高乐选择了第二条道路。法兰西人民联盟议员党团必须尽力破坏议会机器的运作。

    但是，远非所有法兰西人民联盟议员党团的代表都像他那样热心于消灭传统的议会制和多党性。他们很多人宁愿议会演戏，以便自己当部长和为升官开辟道路。首先是法兰西人民联盟总书记、国民议会党团主席雅克·苏斯戴尔，他不听戴高乐劝说，竟然接受总统要他组阁的要求，出任总理。戴高乐对此很气愤。有一次，他对一位当选议员的联盟成员说：“要是没有我，你就当不了议员。”而这位议员理直气壮地回答说：“要是没有你，我早当上了部长。”看来，戴高乐对这种不可逆转的反叛势头，已无能为力。原来一拥而上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大有一哄而散之势。

    果然，1952年3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有27名法兰西人民联盟议员参与的“倒戈”事件。他们公然违抗戴高乐的指示，投票赞成曾任维希政府国务委员的安托万·比内出任总理。戴高乐愤怒而伤心地说：“我拯救法国不是为了把它交给比内。”同时，他向女婿阿兰·德布瓦西厄表明，不要再指望通过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的活动重新掌权了。

    1953年4月，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市议会选举中又遭惨败，总共仅得10％的选票。在政府公布选举结果的第3天，即5月6日，戴高乐将军承认法兰西人民联盟失败，宣布自己退出法兰西人民联盟，并允许联盟在议会的议员可以个人名义各行其是。至此，法兰西人民联盟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6月，戴高乐又发表了一个措词强硬的声明，说：“凡参加政府的联盟成员即自行脱离联盟。”

    戴高乐对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这段历史非常寒心。他在法兰西人民联盟破产之际的一些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了他的痛苦和失望之情；他还指责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一些活动家，说他们当了代表就只想升官，不顾组织的利益。至于自己的命运，将军持悲观态度。他说：“这是在现代体制下我的行动的终结。”他曾谈到死，谈到多年后他会得到理解。他在那些日子里曾阴沉地说：“巨人的时代结束了。罗斯福走了，斯大林死了，丘吉尔准备走下舞台了，戴高乐也再无事可做了。”

    但是，他那非凡的毅力和活力，他那不安分的激情，仍反对他彻底引退。在这期间，他接受了记者让·莱蒙·图尔努的长时间访问，对许多现象，特别是法国的形势，做了非常悲观的分析。然而，他的结论是乐观的，他还谈了很多有关未来的“国内的1940年6月18日”。“这一次，——他说，——不是发生在伦敦……如果我必须重复‘6月18日’的话，那我必须在我周围有一个能人核心。”的确，他的确是一位有作为的人。但是，他仍不得不再回到自己的乡村，自己的塔楼。不过，与1946年的回归不同，他这次的回归远不如上次的回归那么光彩。让·拉库都尔写道：“他这次回家时已不再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英雄，而是作为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失音隐士。”

    此后，戴高乐对存在长达5年之久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一直不愿旧事重提。甚至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对这个组织只含糊地一笔代过，连它的名字都回避了。这可能因为他自己也认为，创建法兰西人民联盟只不过是一场闹剧，不值一提。但是，实际上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经验与教训对戴高乐后来的顺利复出和连任总统绝不能说毫无影响。因为通过联盟的兴衰，戴高乐更加深刻地了解了法国的国民性格和法国政治，从而使自己在走上伟大政治家的道路上迈出了沉重而有益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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