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坚决反对欧洲防务集团。惊呼：“祖国在危险中！”

    当法国形势江河日下，国际威望下降的时刻，戴高乐对圣西尔学员说：“我永远不会对未来的法国失去信心。”

    戴高乐在集中主要精力撰写回忆录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对时局的关注和对未来的期待。他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再度出山，重新掌权。

    早先，戴高乐创立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目的，是希望这个联盟根据他在贝叶讲话的精神建立共和君主政体，争取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但是，由于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非常行动，法国实际偏离了恢复法国伟大的道路，沦为美国在西欧的一个失去独立的附庸国家。到1954年，已经不是争取法国大国地位而是维护法国独立存在的问题了。由于看到事态发展的真正危险，戴高乐于1954年3月发表演说，严正指出：“祖国在危险中！”他从欧洲防务集团的活动中看出了这种危险：重新武装德国，消灭法国！

    早在戴高乐于1946年1月辞职后不久，戴高乐的继任人即已提出所谓欧洲联合的各种计划。他们要把西欧各国集团组成一个超国家，甚至谈到要消灭历史上形成的各个民族，使其融为一个“欧洲”民族，共有一个议会、一个政府。1948年出现了“欧洲”议会的萌芽——斯特拉斯堡议会，尽管它没有得到实权。1950年出现六国钢炭联盟即所谓“小欧洲”——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重工业和煤炭开采业方面开始取消关税界限。戴高乐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些措施，因为他认为这样会消灭各民族国家在历史上惟一可能存在的形式。他对这些举动的倡议非常蔑视，尽管这些倡议的领导人有他原来的部长让·皮杜尔和让·莫内，还有人民共和运动领袖舒曼。关于一半出身于德国、原维希分子的舒曼，戴高乐说：“他的脚在巴黎，而心却在柏林。”按中国话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戴高乐对在德国问题上的投降政策久已感到愤怒。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外交部长一直是皮杜尔或舒曼，未变）令人吃惊地轻易放弃了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戴高乐在战争结束时坚持而得到的权利和可能。他们早已忘记曾要求把鲁尔、莱茵河左岸及其他地区分离出来。第四共和国的领袖们同意复活西德的势力。1950年秋，法国走到了极限：在华盛顿的压力下，竟同意恢复西德国防军。但是，由于深恐激怒法国人民，他们把自己的无条件投降加以伪装，提出了“欧洲军队”思想。1950年10月，提出这一计划的不是别人，而是戴高乐在巴黎时的战友、现总理普利文。这一计划的企图是要使不能并存的东西并存：允许西德有权武装，但不得拥有自己独立的军队及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把由德国人补充的独立部队编入“欧洲军队”——六国联军。这样法国就同意、卢、荷、比四国一样与自己的军队分手了。而整个“欧洲军队”则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即美国人支配。戴高乐总认为，没有军队就没有法国，法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军队的历史，没有军队就不可能有任何伟大和独立。因此，他把这种不可思议的方案，称之为“愚蠢的笑话”。1952年5月，皮杜尔代表法国签署建立“欧洲防务集团”条约。这个条约一旦得到批准，就意味着独立的法国军队的历史就此终止。

    1953年2月25日，戴高乐在“大陆”饭店就欧洲防务集团问题举行专门记者招待会。“显然，——他说，——与现今美国政策相配合的这个条约将直接造成德国在欧洲的政治和军事霸权。”接着，他回忆了战争经验。他说，那时法国的行动之所以能保障法国作为战胜国的权利，只是因为戴高乐仍掌握了一支虽小但独立的军队，他能自主地，或甚至违反美国和英国的意愿来指挥这支军队。

    戴高乐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讲话引起巨大反响。一时间，国家陷于分裂，形成了拥护和反对防务集团的两个中心，出现了一个亲德国的和一个反德国的法国。戴高乐立即发现，在这种情况下，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存在，不便于他站在更高的层次上讲话，不仅无助，反而有碍于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斗争。1953年5月，在法兰西人民联盟于选举中惨败的情况下，戴高乐急忙宣布中止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活动。

    法兰西人民联盟瓦解后，将军沉默了一段时间。只是在1953年11月12日，他才公开发表讲话，反对“欧洲军队”。他反复阐述他反对“欧洲军队”，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提纲。他认为欧洲防务集团造成的威胁是使法国丧失军队，继而丧失独立，削弱法国同殖民地的联系，为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开辟道路。有趣的是，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出，要么按欧洲防务集团方案，要么按其他想法把六国组成一个超国家，二者必居其一。他建议，取代联邦，把六国融为一个联盟，其成员国保持完全独立。他指责美国和西欧之间的关系，称它们是一种保护体制，是一种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反对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议员形成了多数。

    1954年初，一个亲美政府执政。领导那个政府的是原诺曼底的一个工厂主。据说，他“相信上帝和美国贷款”。战争时期，当戴高乐胜利凯旋巴黎的时候，他于1944年8月26日曾与戴高乐并肩沿爱丽舍大街行进。现在，他只顾美国的愿望，准备同意美国公开参加将使法国面临新的可耻失败和严重灾难的印度支那战争，外交部长皮杜尔试图不惜任何代价要法国议会批准“欧洲军队”条约，阴谋破坏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一切企图。1954年春，法国处于最尖锐危机的门坎；这一危机是由拉尼埃尔和皮杜尔政府的政策引起的；这一政策于1954年5月因拉尼埃尔和皮杜尔辞职而告终。他们两人这一次的辞职不是一般的政府危机，而是一次严峻的政治变动。激进党人孟戴斯一弗朗斯开始执政。新总理开始在议会得到支持，他很快签订印度支那和约，而且当国民议会提出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问题时，他采取了公正立场，没有赞成批准该项条约。不过，已持续多年的政治斗争又面临危机，大多数法国人对“欧洲军队”持否定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讲话渐渐提高了他因法兰西人民联盟活动而受损的声望。这也加强了他不愧为民族利益的坚强捍卫者的声望。

    1954年8月30日，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国民议会全会，否定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美国多年来想剥夺法国主权的计划破产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1954年8月30日事件称为“悲剧”。但是这对法国来说，是个巨大的胜利，一时间，它好像恢复了法国威望和独立的外交政策。

    戴高乐认为，不接受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是8年来法兰西精神的最大的胜利，它体现了法国人民拒绝美国附庸政策和捍卫民族独立的坚强意志。这也是戴高乐向往已久的一个好势头。

    然而，时光流逝，却没有任何征候能说明，他日夜向往的目标——取消第四共和国，建立他的强有力的政权——现在更可望达到。与此相反，原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继承者们仍无所作为。此外，远非所有原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代表仍都忠实于自己的领导。当然，戴高乐将军仍有不低的威望。有些大政治人物，如孟戴斯·弗朗斯或埃德加尔·富尔等人，还常访问他，向他请教。但是，这除了在某种程度上表示精神上承认他的历史功绩而外，又能给他带来什么呢？

    使戴高乐感到苦恼的主要问题是，有众多迹象表明，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有些下降。仿佛是为了摸摸人民的脉搏，他宣布，自1945年以来，他将第一次于胜利日到无名烈士墓参加庆祝大会。关于这一点早就见诸于报端，巴黎市民有些也按时来到星形广场。但是，当将军到达凯旋门时却发现，来的人太少，人们的兴奋劲也不算太高。将军未能再听到他总认为有决定意义的“群众的声音”。人民默不作声。

    此后不久，将军在一次个别谈话中痛心地说：“解放后，我三次试图拯救国家。我三次都失败了。我曾想给法国一部它需要的宪法，但无人听我的意见。我建立了法兰西人民联盟，并想借助这个联盟重新掌握国家命运……但是这个联盟在1952年垮了。这是第二次失败。我想于胜利日到凯旋门去走一走。有人告诉我，巴黎人民将在那欢迎我。但当我来到星形广场时在爱丽舍大街的人群却不多。这是我第三次失败。”

    驻阿尔及尔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成员（菲利普、普利文、勒特罗凯、卡特鲁、加比唐、蒂克西埃、雅基诺、戴高乐、德芒东、克耶、迪特尔姆）于是，戴高乐将军决定站到国内斗争之外，重新试图摆脱某种窘境。1955年7月2日，他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

    他对新闻记者们说：“已经一年多未同你们见面了。一切都使我预见到，我们还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再次见面。因为，我打算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然后，戴高乐对主要的外交问题做了评论。至于国内的政治问题，戴高乐强调说，他对1956年行将进行的选举完全不感兴趣。谈话结束时，他说：“我向你们说再见……这可能要很久再见。”

    1955年7月举行这次“告别的”记者招待会后，到科隆贝来访问的人明显减少了，将军到巴黎索尔菲利诺街也很少了。这是戴高乐最感孤独的岁月。在这孤独的岁月里，他密切关注着国家的形势。好像没有任何事情能说明他可能重新掌权。据社会舆论研究所的资料统计，1955年底，在100个法国人里只有1个人提出要建立以戴高乐为首的政府。到1956年上半年末，在100个法国人中已经不是有1人而是有8人拥护成立戴高乐政府了，因为这时国家“体制”的无能已引起广泛的不满。

    1954年11月1日爆发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如同肿瘤开始迅速摧毁第四共和国的机体。居伊·摩勒政府承认阿尔及利亚的邻国突尼斯和摩洛哥独立，但在阿尔及利亚的问题上却使法国政策走人了死胡同。阿尔及利亚问题十分复杂，因为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之间仅有一海之隔，既是法国本土南部的屏障，又是法国控制北非、地中海乃至全部法属非洲的战略基地。在阿尔及利亚除有900万原阿拉伯居民外，约有120万欧洲人，基本上是法国人。法国总习惯于把阿尔及利亚像阿尔萨斯和洛林一样看作是法国的一部分。在1954年底，当在阿尔及利亚爆发解放战争时，法国各政党，除共产党外，都主张对起义运动进行武装镇压。在大选前，居伊·摩勒允许和平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但当他担任政府领导人后，很快向殖民主义新的要求投降，开始扩大战争。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动用了近50万人，但战斗行动奏效甚微。战争的继续需要大量经费、人员和武器。战争引发了尖锐的内部斗争，影响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从1956年春开始，报上常常说，只有戴高乐才能成功地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毫无疑问，他有一个采取坚决措施的方案，能把法国救出日益沉重的危机。与此同时，舆论强烈要求国家进行改革，尽速强化政权，以使其能定下决心，采取行动。法国的大律师们提出了符合要戴高乐出山要求的国家改革方案。

    1956年4月，很多知名人士开始访问戴高乐。5月初，访问戴高乐的有激进党领袖孟戴斯一弗朗斯及阿尔及利亚总督拉科斯特。

    当时，各敌对政党发出的相互矛盾和虚伪的声明和诺言导致社会混乱不堪。在这不可思议的一片混乱的气氛下，法国喘不过气来，已经没有人能提出什么肯定的许诺。社会各界感到无望。

    在这种形势下，戴高乐于1956年6月在埃恩抵抗战士纪念碑揭幕式上第一次发表长时间讲话。久已沉默寡言的将军现在似乎面貌一新。他说，法国过去没有经受这样的考验，他对未来抱有信心。8月，将军访问了安的列斯群岛及法国在太平洋的其他领地，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戴高乐重又谈到他对未来的信心：“法国定将恢复它的伟大，否则它就不是法国。”

    当戴高乐渐渐成为人们希望的象征的时候，不走运的居伊·摩勒政府却使国家陷入深渊。这位原英语教师胆怯、虚荣、软弱，无意中执政后，采取了不可思议的冒险行动。他利用法国对埃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不满，竞决定开辟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第二战场”。居伊·摩勒同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和英国首相艾登秘密达成协议，共同对埃及发动进攻。这是法国历史上最短的一次战争，但这也是最可耻的一次战争。法军同英军于1956年11月5日在塞得港登陆，6日即被迫作为侵略者宣布停止军事行动。由于莫斯科发出严重警告，联合国进行干预，华盛顿公开拒绝支持侵略，结果这场战争像闪电般出其意料地失败了。阿尔及利亚的爱国者受到法国在苏伊士失败的鼓舞，加强了自己的战争行动，遂使阿尔及利亚的形势日趋恶化。

    戴高乐将军密切关注着这些事件的发展，尽管他没有发表任何公开声明。他早就知道准备进攻埃及的情况，因为有一位将军随时向他通报情况。他原则上赞成对埃及采取最强硬的路线。但在私人谈话中，他愤怒的只是这项作战的准备和组织欠佳，特别是全由英国人指挥。将军很蔑视地对居伊·摩勒政府的一位成员阿兰·萨瓦利说：“法国成了以色列和不列颠人的仆从！等待英国人！英国人总是来之过迟！”

    居伊·摩勒在苏伊士冒险的结果，使法国得到的石油比原需要量减少了1／3。苏伊士运河关闭，往来断绝。运河开放后，法国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通货膨胀加剧，货币储备几乎消耗殆尽。在那非常严峻的冬天，法国各城市的情景一片阴暗。缺乏汽油的汽车结冰、积雪，一列列停在街上不得动弹。物价飞速上涨。居伊·摩勒给第四共和国的打击已使第四共和国不得翻身。

    戴高乐将军这时有两种感情。一方面，他看到第四共和国体制加速衰败，感到增加了自己东山再起的机遇。另一方面，他痛苦地感受到法国遭到新的失败、失去在近东的重要阵地、国家形势江河日下、国际威望下降……但他仍关心发生的事件，当广播最新消息时，他总在收音机旁听广播。他对巴黎政界的意见愈益尖锐地说：“乱七八糟……小丑……他们没有希望……傀儡……整个的体制都腐烂了。”即使是在痛苦的日子里，他也能保持沉着、耐心，决不失望。

    1956年12月，戴高乐应邀去圣西尔军校访问；那里是他在近半个世纪以前学习过的地方。学校邀请他这位老“圣西尔”来主持一个庆祝仪式：毕业学员向新一届学员移交旗帜。病体尚未康复、66岁高龄的将军抑郁地观看学员的分列式行进。当初，他也曾扛着步枪站在圣西尔学员的队伍里，而且也是穿着这样的军装。但是，从那时起，一切都变了！著名的军校如今已换了地方。原在巴黎附近的圣西尔军校的古建筑已于1944年被英国飞机炸毁，剩下一片废墟。现在，圣西尔军校远离首都，位于布列塔尼的科特克丹军营。

    一切都变了。可是，法国军队的本身状况却绝未变好。法国解放后，它先后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进行肮脏的战争。不久前，它蒙受了苏伊士冒险的耻辱。它总是失败。圣西尔军校和其他军校每年毕业的军官总不足以补充不光彩的损失。部分法军部署在欧洲，但它在那里是服从北大西洋联盟指挥的。在戴高乐到圣西尔前不久人们就已得知，从1957年初开始，法军所属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中欧的部队将由德国将军施佩伊德尔指挥！戴高乐年轻时深受维尼、贝玑和巴雷斯军事浪漫主义精神鼓舞，对法军未来的伟大光荣抱有无限幻想。但从那个遥远的时候起，却出现很多使他感到可怕的荒谬的恶梦。现在，这成了现实。

    不过，将军仍然勉强地以军官的自豪感和圣西尔学员的优越感来鼓舞青年们。他对学员们说：“你们选择了军人职业。这个职业要求要放弃自由，放弃金钱。这一职业要求要经受严重的考验，忍受时时的痛苦和年年的烦恼。但是，它将使你们成熟，使你们感到为伟大的事业服务而快乐，使你们自豪，有望完成伟大的事业，使你们对光荣和洛林十字军旗抱有坚定不移的最美好幻想。”

    按照老军人的传统和义务，他也应该在此讲这些话。但是，戴高乐不想仅限于此，他蔑视一切教条，他回忆起法国所经受的“颓废”。他强烈评击威胁法军自身存在的“体制”，说那种体制“要把法军淹死在北大西洋和欧洲的整体里”。他说：“你们是在阴郁的情势下开始军队生涯的。”但是，他在结束讲话时，对法国的命运表示了乐观的信念：“圣西尔的学员们，我告诉你们，我永远不会对未来的法国失去信心。”希望、信念之火重又点燃，这在他当时少有的公开讲话中显得特别突出。……但是，在这次讲话中，他丝毫没有谈到阿尔及利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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