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法国的伟大效劳的。”“只有我们能对美国的保护说‘不’。”

    法国从“北约”撤出地中海舰队，禁止美国在法国拥有核武器，反对美国军事干涉越南，同（西）德签订合作条约。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独立发展“核力量”。

    戴高乐曾经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法国的伟大效劳的。”这是他的独立精神和性格的最好的写照。他认为，国家要享有国际威望，不一定要成为一个大国，但必须首先要有充分而最大的独立。这就要敢于蔑视同盟的不满和反对意见。他很了解，在西方世界与他同时代的政治家中在这方面已没有他的对手。“只有我们，——他说，——能对美国的保护说‘不’。不论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或荷兰人都不能说‘不’。只有我们一家能这样，这也是我们的义务。”他认为，英国人的独立意愿特别少。他没忘记，丘吉尔本人还曾劝他在美国人面前要屈膝。大不列颠有不少软弱的国王、领导人爱有伤体面地自我悔恨。他还谈到西欧一些最大、最有权威的领导人，说他们这些可敬的人物所想的只是自己的荣华富贵，所以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唾弃了自己的国家。

    至于戴高乐，他决不能像他们那样唾弃法兰西。在戴高乐执政以前，有人唾弃法兰西，认为法兰西只是美国的一个卫星国。结束这一现象的决心是戴高乐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为此，戴高乐采用了所有的外交手段——从谄媚到讹诈，从说服到威胁。深算、忍耐、沉着、沉默，突然发表惊人声明，所有这些还远不能包括戴高乐的全部外交手段。戴高乐是演心理戏的能手。在戴高乐外表热情洋溢的外交宣言中经常掩饰着一种伟大的雄辩术。在这里的主要东西是他的最深的政治现实主义。这是最高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他看来，在政治上没有感伤主义的地位，只有清醒的厚颜无耻——他公开教导他的部下要这样做。戴高乐喜欢重复尼采的一句话：“国家——这是一个冷血的庞然怪物。”在一次政府会议上，当顾夫·德姆维尔谈到“对法国友好的国家”时，戴高乐立即打断他的话，说：“外交部长先生，国家按其应有的名字来看，是没有朋友的！”

    初看，这话至少是奇谈怪论。但是，对这句话的思想，在把戴高乐战争时期的一些意见加以比较之后，就可以理解了。他曾说：“我们的盟国也是我们的敌人”；“战争——反对我们的敌人。和平——反对我们的朋友”；“盟国——这是外国人。明天他们可能成为朋友”。戴高乐就是如此始终贯彻他认为是最重要的民族独立原则。

    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1944年3月）本来，戴高乐掌权后即开始按上述原则为恢复法国的独立和伟大而拼搏。1959年3月，戴高乐下令撤出受北约控制的法国地中海舰队。接着，他宣布禁止美军在法国拥有原子武器，禁止美军在法国领土上构建导弹发射装置。不久，他又决定把法国防空兵团回归法军统帅部指挥，并建立了对法国领空军用飞机进行控制的系统。他还不顾以前的协议，拒绝把从北非撤回的法军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挥。简而言之，戴高乐在不断减少法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活动。而在戴高乐执政之前，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历届政府都认为，北大西洋同盟很重要，搞好北大西洋同盟是法国一切外交政策的基础，对领导北约军事集团的美国人必须绝对服从。

    不难想像，1959年9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同他的谈判是怎样进行的。虽然艾森豪威尔在巴黎受到有礼貌的欢迎，但这两位过去是战友的将军却找不到共同语言。戴高乐对一个美国人说：“我对艾森豪威尔将军怀有深厚的友谊之情。他是一位高尚的人。”但接着他叹了一口气，又补充道：“人可能有朋友。但是，国务活动家永远不会有朋友。”

    艾森豪威尔走后不久，戴高乐总统于1959年9月16日访问军事学院。他在该院对学员和教员们讲述了国防新政策。他说：“必须使法国的国防是法国的国防。如果像我们这样的民族不得不进行战争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我们的战争；法国人的努力应当是法国人自己的努力。我们的国防，毫无疑问，必要时可以同其他某个国家的国防相协调，但是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利益实施这种国防，而且要由我们自己酌定。”

    根据戴高乐的指示，国防部的《信息杂志》公开发表了他的这次讲话。这时，原维希分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顺从者财政部长安托万·比内认为，如无美国庇护，法国必亡。有一天，他拿着这样一份杂志来参加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政府会议。会上，他拿出这份杂志，并宣读了戴高乐的讲话。然后，他对总统说：“总统先生！如果我对您没有理解错的话，您是谴责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原则……我们的盟国会对我们的讲话发怒……我们没有办法独立防御！”

    主持会议的将军蔑视地脱口而出：“财政部长先生，您对外交政策也感兴趣吗？”接着，他回顾了去年他提出的备忘录和恢复法国国防独立的措施。戴高乐肯定自己坚持这一方针的决心。比内企图争辩，但戴高乐认为，实质上没有回答的必要。戴高乐站起来冷淡地说：“谢谢比内先生。先生们，我现在宣布会议到此结束。”将军没有同任何人握手，走出了会场。后来他做了一些解释。他对比内部长说：“我责备您不是因为您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是因为您在部长会议上这样做。”比内说，他认为这是他的义务。戴高乐提醒说，第四共和国时代的不负责任已成为过去。他说：“我一个人确定政策，我也一个人对此负责。作出决定的权力只属于我。”最终，于1960年1月，比内获准辞职。

    由于这一情况，华盛顿的立场也不甘示弱。美国媒体不断指责戴高乐的“分裂”行动。1961年夏初，肯尼迪总统访问巴黎。他受到了极隆重的接待。在正式的欢迎仪式上，美国总统和夫人完全像法国人一样文雅。而戴高乐则像位“元帅”保持着美国的纯朴和严肃态度。一切都显得很好。可是，戴高乐和肯尼迪的谈判气氛是阴郁沉闷的。戴高乐后来在《希望回忆录》里对这次会晤做了这样的描写：“现在美国人不得不同意我们独立并直接同我们打交道。然而他们仍不能想像，他们的活动已不再是决定性了，而我们的活动可能走向另一个方向。简而言之，肯尼迪要求，凡是他向我提出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在他的参与下进行。我回答他说，巴黎一定准备讨论同华盛顿的协调问题，但是法国所做的一切都必须表明，法国是自己政策的主人，是这些事情的创议者。”

    两位总统所谈的不仅仅是关于法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行动问题。此时，巴黎和华盛顿在国际政策和许多问题上持不同观点。法国公开指责美国在刚果的行动，说他们在联合国掩护下粗暴干预刚果事务，要排除鲁蒙巴。肯尼迪建议戴高乐参与此事，遭戴高乐坚决拒绝。在他俩之间还有其他尖锐分歧。美国同古巴断绝关系后，要求法国效仿。但是，法国保留了在哈瓦纳的大使馆，并拒绝对巴实施贸易禁运。不过，主要的分歧点在越南。肯尼迪通知戴高乐，美国准备进行军事干涉。他想取得戴高乐的支持。但戴高乐说，这是新的冒险，给他泼了一瓢冷水。他对肯尼迪说：“在这一地区的武装干涉，将使您无望地陷入这场无底的战争。一个民族一旦觉醒，任何一个外国政权，不论拥有多大力量，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您自己也应相信这一点……我警告您，不论您损失和消耗多大，您将一步步陷入一个无底的军事和政治泥坑。”

    然而，1961年这位老将军向这位年轻总统提出的这个严重告诫，从后来美国在越南的冒险行动来看，没有被认真对待。谈判结束时发表了一个公开的公报。公报泛泛而谈，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两位总统只达成了一个协议，今后不再继续协商。的确，法美矛盾后来相当尖锐。

    6月6日肯尼迪回国后，就这次出访欧洲一事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他特别讲述了同戴高乐的会晤。“我发现，——肯尼迪说，——戴高乐将军很感兴趣的是，我们各自表述了自己的立场，不管这立场如何，也不管实际上我们没有达成协议。他很理解同盟的真正含义。要知道，他是二战时主要领导人中惟一一个现在仍负重任的领导人。他是一位体现法国新威力和伟大历史的杰出人物。他未能表现出应有的热忱，我也不能随意轻信他。我觉得他的个性太强。”

    可见，肯尼迪并没有掩饰他同戴高乐的分歧，同时间接承认了同戴高乐谈判的失败。但同时，他对戴高乐说了很多非常称赞的话。可能，他真的对戴高乐怀有敬意。1963年，肯尼迪在死前15天，在同法国大使谈话时说：“如果我是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的话，那我也会像戴高乐将军那样行事。”

    至于戴高乐，他起初对年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很警惕，嘲笑地称他为“卷发小孩”。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是这样，那时戴高乐很厌恶担任美国驻伦敦大使的肯尼迪的父亲。戴高乐说，百万富翁的小孩只能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孩。

    在同美国搞对抗的同时，戴高乐还极力想在西欧寻找伙伴，推行他建立“独立的欧洲人的欧洲”计划。为此，他曾于1958年9月11月，1959年3月，1960年7月，1962年7月、9月，1963年1月、7月，多次同西德总理互访、会晤、谈判，两次主动亲吻阿登纳的脸，使阿登纳感动地说：“这是第一次外国国务活动家吻我，而且是法国人！”特别是1963年1月22日在爱丽舍宫举行一次“最大的欧洲婚礼”，签署了法（西）德合作条约。1962年9月戴高乐访问德国时所做热情洋溢的讲话给德国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英国女记者诺拉·贝洛娃写道，看到慕尼黑对戴高乐讲话的表情，记者们都说：“自希特勒时代以来，我们还没见过这样的激情爆炸！”有一家以反法和反戴闻名的杂志写道：“戴高乐以法国总统的身分来到德国，回去时竟成了欧洲的皇帝！”这是一出多么令人惊喜的趣剧！法德合作条约签订后，87岁的阿登纳总理退休，取代他的艾哈德对法德两国的合作漠然置之，两国关系开始恶化。

    1962年12月15~16日，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访问法国。戴高乐想趁机同英国建立统一战线，反对美国霸权，但未得到麦克米伦的积极响应。麦克米伦最后仍投入了美国的怀抱。

    在麦克米伦明显倒向美国后，戴高乐于1963年1月14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投出两枚惊人的“炸弹”，令盟国一时惘然若失，不知所措。

    这时，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谈判进行了16个月之久。参加谈判的6国中，有5国已经原则上同意英国加入。但是，戴高乐宣布，英国不将是“共同市场”的成员国，因为不然的话会导致“出现一个从属美国人的庞大的北大西洋共同体”。这是第一颗“炸弹”。第二颗“炸弹”涉及“多边核力量”。美国已着手组织“多边核力量”。戴高乐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并声言，法国将独立建立自己的原子打击力量。

    国内一些政党纷纷批评戴高乐的“傲慢”。北大西洋公约同盟国中虽有人内心幸灾乐祸，但都正式表示反对。美国媒体对戴高乐发起猛烈攻击、批评，甚至说他是“老年痴呆”，说他陷入孤立。

    但是，大多数法国人对戴高乐的独立举动深为敬佩，尽管建立“原子打击力量”也会倒空他们的口袋。反美主义符合法国人传统的恐美症。尽管“美国佬”富有、文明，但法国人很蔑视他们。戴高乐在和人谈话中，也常用蔑视美国人的这个词“美国佬”。戴高乐的独立的调子在法国深入人心。

    戴高乐在《希望回忆录》中，就对他的独立政策的敌意写道：“但我没有感到缺乏支援。我感觉到了我国人民的支援，他们不感到傲慢，但要求法国依然是法国……我感觉人们的心对我是坦诚的。”

    1963年夏，戴高乐撤出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指挥的大西洋法国舰队。此时，归美国指挥的一共只剩下了两个法国陆军师，而原曾规定要有12个法国陆军师和几个空军兵团归美国指挥。戴高乐不放弃任何机会批评美国的政策。随着美国在越南干涉行动的扩大，戴高乐更加强烈地批评美国，并于1965年5月从东南亚条约组织召回法国代表。这意味着法国实际上退出了东南亚条约集团。他强烈谴责美国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他甚至不预先通知华盛顿，就断然采取许多重大对外举措。例如，1964年他宣布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5月，当美国试图降低美货在西欧的关税时，法国坚决反对。美国按外交渠道，通过派高级特使和发密函想劝戴高乐让步，对他进行威胁和说服，但他仍坚定不移。不过，这时他始终不渝地强调同美国人民的友谊。1963年11月22日，在自己生日的那天，戴高乐得知肯尼迪被暗杀的消息。他马上下令准备飞机前往参加葬礼。美国联邦调查局和法国情报机关警告他说，在美国有些法国“秘密军队”组织的流亡分子准备刺杀他。当局建议他届时坐在汽车里随送殡行列之后跟进。但是，戴高乐将军身着军装，在灵柩之后走在各国总统、国王、大臣的队伍中央。他声明：“肯尼迪总统在履行为国效劳的义务中，犹如战士陷入烈火。我以法国人民的名义、美国人民的永久朋友的名义，来悼念伟大的表率，愿他的伟大精神永存。”

    肯尼迪的葬礼结束后，肯尼迪夫人邀请戴高乐到白宫看她。双方交谈了15分钟。在得克萨斯机场，飞机起飞前，肯尼迪夫人还向戴高乐献了鲜花。

    戴高乐在离开美国之前的那天晚上，曾同肯尼迪的继承人约翰逊会晤交谈。交谈中，他发现他同约翰逊个子相同，但观点迥异。此后，约翰逊曾邀请他访美，他却以公务繁忙予以拒绝。与此同时，他却有意去墨西哥和拉美访问，到处举着独立的旗帜，深受当地人士的热烈欢迎。

    此后，双方继续围绕“多边核力量”计划进行斗争。法国不参加这一问题的谈判。法国认为，北大西洋同盟核力量实质上是美德的核力量。1964年11月5日，法国总理蓬皮杜就这一问题直接发表了声明。他把这种力量称为“对欧洲是破坏性的”和“挑衅性的”。他在声明中问道：“这种力量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是反对法国的呢？”

    戴高乐将军强调要建立法国独立的“核力量”。1963年秋，他亲自去视察在皮埃拉特的核工厂。1963年底，法国制造出了5万吨当量的原子弹，从而拥有了相当的独立的“原子打击力量”。

    在1965年4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又爆炸了一颗新“炸弹”。他要求在国际结算中拒绝使用美元而转用统一的金本位。事实上，在过去黄金全在美国的那些年代建立起来的秩序已经过时。此时，在欧洲的黄金比在“诺克斯堡”的多。法国已经把自己的部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如果其他欧洲国家效仿法国这样做，那美国经济有可能面临破产的威胁。戴高乐的这个倡议对美国是致命的危险。这一打击击中了美国的要害。

    1965年9月9日，戴高乐又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临近实行“共同市场”条约规定的超国家原则的条款时，戴高乐重又反对该条约，并声明，什么也不能使法国服从别国意志。但是，这次记者招待会的“钉子”就是北大西洋同盟问题。“我们将仍然是，——戴高乐说，——我们是同盟国的同盟，但是，在我们承担的义务的有效期结束后，即不迟于1969年，我们对被称为‘一体化’的从属地位将告结束；‘一体化’是北大西洋条约规定的，它把我们的命运转交给了别人之手……我们一定不让该组织剥夺我们的行动自由。”

    这在美国媒体引起了强烈不满。白宫决定不公开谈论这件丑事。原总统艾森豪威尔则出来讲话，他建议任命戴高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总司令，以安抚戴高乐！但从整体看，有一种印象，美国并不把戴高乐的意向看得过于严重。他们认为，戴高乐未必敢于冒犯神圣不可侵犯的北大西洋公约同盟。但是，将军就是敢于冒犯。他要引导法国人民沿着争取独立和伟大的道路继续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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