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的建立-青少年时代的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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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中华民族已在东方屹立长达五千余年。发展道路虽然历经曲折,但她仍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她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准备登上更高的胜利之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样的奇迹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是分不开的。引领时代发展的伟人正是一种永不磨灭、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一代伟人孙中山给中华民族留下了太多的精神财富。他第一次将爱国与忠君严格区分开来,使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相联系,具有完全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划时代内容。他从救国拯民出发,产生了反清爱国思想,第一次从实践中认识到爱国与忠君绝对不能相容,提出应爱独立的“中华国”,不能爱“大清国”,爱国就必须铲除“清国专制之皇权”。

    孙中山的一生是实践民主革命的救国道路的一生。孙中山在与保皇党、立宪派斗争的同时,组建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明确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纲领,并坚持把反清武装斗争作为主要的革命手段。在他的领导下,辛亥革命运动最后推倒了帝国主义的工具——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迎来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为了开创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中国迈向现代化的闸门,孙中山为民主主义革命努力了一生。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直过渡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时代,他是我国那个时代民族精神的体现。

    孙中山还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最早倡导者、设计师和总工程师。在他留给后代子孙的书卷中,呈现出他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设计的方案与蓝图。这些思维的火花像一盏明灯,给予后人启迪和影响。在这盏明灯的照耀下,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向世界先进国家挑战,充满了坚贞不屈的雄伟气魄。

    孙中山的思想大力推动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教、国防全面走向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块丰碑。

    伟人思想的光辉永不褪色,中华民族的新时代需要我们接过伟人点燃的火炬,团结一心,开拓进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的繁荣崛起而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内忧外患的中国

    1866年11月,孙中山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据史料记载,到孙中山诞生时,孙氏家族在翠亨村已居住五世,将近百年了。

    孙中山,谱名德明,乳名帝象。稍长取名文,字载之。初号日新,后改逸仙。从事革命活动后,又曾化名中山樵等。英文签名用Sun Yat-sen(孙逸仙),故逸仙之名为国际间所熟知。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人民都称他为孙中山。日本人多称孙文。在公文、函电中多自署孙文。

    为了工作需要,孙中山多次改名换姓。据庄政在《孙文先生名字号考述》一文中认定,孙中山一生曾用过62个名字号。主要的名字号有:帝朱、翠溪、公武、强武、陈文、中山方、高野长雄、高野、张宣、吴仲、山月、高野方、高达生、肃大江、杜嘉诺、Longsang、艾斯高野、阿罗哈(Dr.Alaha)等。此外,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等,也都是孙中山曾经用过的笔名。

    孙中山的故乡香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南部,此地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翠亨村位于县城东南,距县治石岐29公里,离澳门37公里;东南方隔水与香港遥遥相对。整体环境背山临海,树木苍翠,风景优美。出于这些吸引力,澳门、广州以至香港的富人们,多到此修建别墅。县属金星港成为当时中外交通的一个枢纽,更为本县民众出国提供了很大方便。

    但是当时的中国持续徘徊在封建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遥不可及。时值清道光朝中期,社会的衰败已引起国人的诟病和重视,并不乏四处奔走呼吁改革之声。但是仔细考察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充分条件: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并能支持工商业利益、保护工商业经营活动的政府没有出现;社会上保护并支持经济发展的思想理论也没有形成体系;生产关系的总体格局依然落后,还不足以支撑起整个社会实现整体转型的强大动力。因此,从总体上说,当时的中国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机并不成熟。另外,当时封建集权的政府压抑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上流行的传统思维与资本主义精神背道而驰。这些因素都导致中国停滞在封建社会的末期,虽摇摇欲坠,却也很难实现革新与跨越。

    随着封建社会内部危机的加深,中国思想界里一股激流也正在形成之中。其中一些头脑先进,接触新事物的先进分子开始倡导吸取西方文化精华,改革落后的中国现状。这样的代表人物正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林则徐曾亲自主持过广州禁烟,当时他就创造条件,聘用各种翻译人才,引进西方书报进行翻译。与林则徐齐名的还有魏源。魏源也是主张学习西方的代表,但是他的思想并不局限于仿造西方的坚船利炮上。他认为,建立了一套近代工业,才是中国强盛起来的根本之道。在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先进分子和开明之士的带动下,中国大地开始涌现一股学习西方文化的热潮。这样,改革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思想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注入了积极因素。

    然而,这些先进思想家的呼吁,并没有推动清政府的觉醒。《南京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人民已经不能再承受这样一个朝廷将中国带入深渊。显然,清朝政府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清王朝没有主动进行改革,于是民众便起来强迫它改革。历史上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被清王朝逼出来的。回顾这场农民起义,一种明显的吸取西方文化以促进中国进行改革的色彩十分强烈。

    中国已经发展到历史的岔路口,内忧外患的时代已经不允许人们继续忍耐下去。时代的发展也正在呼唤英雄的出现。

    孙中山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水深火热的时代。他在幼年时非常喜欢听大人们讲述历史故事,并曾听婶母程氏讲过停泊在离翠亨村不远的一个出海口——金星门外轮上的洋人非常恐怖,因此要远离他们。可是幼年的孙中山听后,不仅不害怕,反而常在思考:既然洋人是这种样子,使人不安,那么他一定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可见孙中山从小就表现出一种勇敢机敏和与众不同。

    孙中山幼时活泼好动,常和小伙伴们玩闹,如放风筝、踢毽子、跳田鸡、量棒、劈甘蔗等活动他都爱好。在这些活动中,他表现得非常机智、灵活、果断和坚强。乡人见他如此倔强好动,就给他起了一个相仿的绰号叫“石头仔”。

    孙中山的童年,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与中国农村的许多贫苦家庭的孩子一样,承担了家庭的部分劳作。6岁时就随姐姐妙茜上山砍柴草、去塘边捞水草喂猪。等到年龄再稍大一些,就开始下田劳动,像大人一样插秧、除草、挑水、放牛等。有时还跟外祖父杨胜辉驾船出海捕鱼取蚝,也算乐哉。生活虽贫苦,却锻炼和培养了他坚韧的毅力与意志,为他日后的成长和打拼奠定了基础。

    在学识上,孙中山直到9岁才入私塾读书。那时本村冯氏宗祠塾师王先生教的是《三字经》、《千字文》、《古文评注》、《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王先生教书十分严格,由于孙中山读书勤奋,成绩突出,老师特别喜欢他,并经常夸奖他“能为非常事业”。

    时值1877年,11岁的孙中山仍在本村读私塾。但是此时的他求知欲明显加强了。一次他偶然听说邻镇某牧师有一张世界地图,很想一见。虽然未被同意,但从此以后,他“对历史、地理、政治诸科,寄以莫大兴趣”,而对私塾只灌输皇帝是天子,中国是天下,天子就是统治天下的圣人,已经不感兴趣了。他的知识范围开始逐渐拓宽,思想深度也在不断增加,他已知晓“‘中国即是天下’之说纯属谬误;中国而外,当有更广大之世界与新异之事存焉”。

    孙中山童年时还有不少趣闻。翠亨村有一位太平天国老兵叫冯爽观,太平军失败后,他便收拾行装回乡种田。巧合的是,他经常在孙中山祖宅门前的一棵大榕树下,给老人和孩子们讲述自己的作战经历和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抗清的可歌可泣的故事。由于他讲得有声有色,孩子们个个都听得入神。孙中山当时就对洪秀全的反清斗争非常钦佩,冯老兵见孙中山特别爱听这些故事,就开玩笑地对他说:“你长大后也当洪秀全吧!”他还让孩子们称孙中山为“洪秀全”,就这样孙中山自己也以“洪秀全第二”自许。

    童年的孙中山学起什么东西来都特别快,反应特别敏捷。当时翠亨村附近一带乡村大都设有三合会的武馆,孙中山常和村塾同学杨帝贺、孙梅生等,偷偷跑去观看三合会成员练习技击。回到家里便按照记忆的动作仿效来做,舞弄拳棒,颇像一回事。

    孙中山对传统恶习非常反感,遇见此种情形便会大加鞭挞。在翠亨村,有一次竟因拉人辫子劝人不要赌博而被打得头破血流。对蓄奴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孙中山也是非常痛恨。他曾因对翠亨村三家大户蓄奴行为大加批判而差点引来官司。他还反对缠足,因母亲为妹妹缠足而几次主动劝诫。

    (二)留学檀香山

    1877年6月9日,孙中山之兄孙眉回到故乡香山县翠亨村结婚。孙眉长期在美国务工,这次回国前他得到夏威夷政府的特许,受招华人到檀香山大兴垦务。为此,孙眉在翠亨村内设了很多移民事务所向前来咨询的人们答疑。9月,孙眉准备返回夏威夷,众多乡民表示要跟他去海外。这时年少的孙中山也非常想跟随其兄一同前往,但是最终愿望没有实现,被父亲拒绝了。后经孙中山再三要求,父亲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就这样,孙中山由母亲杨太夫人携带,先乘帆船到澳门,再由澳门搭乘英轮赶往檀香山。

    是年,孙中山已经13岁。这是他首次远离家乡,奔赴异国。一路上的所见景物激起了他的好奇心,这些对他以后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后来,孙中山在1896年11月回复好友翟理斯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随见随感:13岁随母往夏威仁岛(即夏威夷岛),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外国轮船使他感受到机器的威力和西方科技的发达。当时在船上,孙中山见到一个死去的英国水手被装入帆布袋中投入大海。这事对他触动颇深,他认为这种简单的海葬对死者及其家属是不敬重的,应该将死者送回家乡,由他家人埋葬。

    在抵檀香山后,孙中山看到当地先进的社会服务事业,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及当地人的法治生活后感慨万千,始知中国与这些地方的差距。在檀香山,孙中山去孙眉店中帮忙、习业。由于聪敏伶俐,活泼好学,孙中山很快学会了经营业务所需要的当地方言和记账的方法。不久之后,母亲返回国内。而这时的孙中山已对现有的生活不再满足,他向家里提出要求,要进学校读书。

    1879年9月,孙中山进入檀香山(夏威夷群岛)首府火奴鲁鲁。在这里,孙中山开始在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意奥兰尼学校(Iolani School)读书。该校是夏威夷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学校,从1878年开始招收侨居檀香山的中国儿童入学。孙中山入学时,使用的名字是孙帝象。孙中山在这里第一次学习到了西方的政治学说、自然科学、圣经以及英语等。孙中山在课余时间爱好历史,还进修中文。所有的东西,如新鲜的学科、灵活的教法、整洁的校园、严明的校纪,都深刻地印在了这个来自制度陈朽、风气循旧的东方古国少年的脑海之中,使孙中山逐渐产生了改革祖国的念头。

    当时,很多当地同学见到孙中山拖着一条长长的辫子,都感到很奇怪,还有很多同学嘲笑它是“牛尾巴”、“马尾巴”、“野猿尾巴”,有人甚至拽着他的发辫取乐。孙中山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去掉这个又长又重的累赘。放学回家,他就拿起剪刀要剪掉自己的长辫。这事正好被大嫂发现,孙中山被喝止下来。后来其兄孙眉厉声斥责他说:“蓄发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你剪掉发辫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中国是文明古国,辫子是我们文明的表示,你没有辫子成何体统!”不料孙中山却反驳说:“外国人不蓄辫子,不是也很文明吗?”怒不可遏的大哥虽然无言以对,但还是阻止了孙中山的冒失行为。后来,有一位外国友人询问孙中山:“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发辫剪掉呢?”逐渐明白事理的孙中山答道:“应该大家联合起来,等到全体的中国人都可剪辫时,才把辫剪掉。若是一个一个地把发辫剪下,是不相宜的。这种愚蠢的风俗是满洲人强着我们做成的,必须等全体的中国人决心把它去掉,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大多数,使全世界都知道才行。并且这发辫不过是中国所受许多耻辱中的一种,我们应该立刻把耻辱全体去掉的。”从这件小事上,可见年少的孙中山已经逐渐成熟起来了。

    在檀香山学校里,孙中山还学习各种自然科学知识。读书期间他接触了基督教,认真地学习宗教课程,参加各种宗教的聚会活动,早晚祈祷,每逢星期天还去教堂做礼拜。圣经课是由校长韦礼士主教讲授,他和他的夫人对孙中山特别关照。这些知识和社会体验都对孙中山日后的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重要影响。

    自孙中山来到檀香山,他已在意奥兰尼学校整整学习了三年。其间由于刻苦努力,他以全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于1882年7月顺利毕业。7月27日,学校毕业典礼在圣安德路大教堂内举行,夏威夷国王卡拉鸠(King Kalakaua)和王后、公主等一些贵宾出席了该届学生的毕业典礼,会上夏威夷国王亲自给孙中山颁奖。

    从意奥兰尼学校毕业后,孙中山原本打算继续升学,但因其兄孙眉在茂宜岛开垦土地事业越做越大,急需他做帮手,于是孙中山到设在姑哈禄埠的店铺开始协助经营业务。但是到了秋季,孙中山又按捺不住继续求学的心思,后经与其兄孙眉商议终于得到获准。于是孙中山有幸再次去了火奴鲁鲁,进入美国人举办的欧瓦胡学院(Oahu College)继续深造。这所学校与之前的意奥兰尼学校已大有不同,是当时夏威夷的最高学府,规模较大且拥有学生约千人,校制亦为美式。自此之后,孙中山在学业上更加用心。

    (三)回港学习及澳穗行医

    孙中山长期在教会学校读书,无论是思想还是行为上都已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只是尚未接受洗礼而已。孙中山的大哥孙眉一向比较传统,认为中国人不应信奉基督教,所以他自始至终都非常反对孙中山入教。由此,弟兄两人之间逐渐产生了一些摩擦和冲突。一次,孙眉经营的农牧场里的职工生了病后到场内佛堂去祈祷。孙中山见状就将孙眉挂在厅堂内的关帝画像扯了下来,并对职工说:“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如果谁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疗才是。”孙眉听后对他很是恼火。当时牧场里有一个姓杨的管账人,在孙眉面前不断煽风点火,称孙中山“无君无父,扰乱场规,煽惑工人”,还以辞职相要挟。孙眉本想培养孙中山成为有所作为的家族产业的继承人,以便发展他的农牧商业,但受此影响逐渐感到弟弟的思想言论实在不合心愿,认为孙中山不仅悖逆中国礼俗,还桀骜不驯。他先是罚孙中山下跪,后又逼迫他回国结婚,再治国学。孙眉将部分财产分拨给他,让弟弟回家乡增强家族的声望。

    此时的孙中山感到压力很大,大哥叫他回国的态度也异常坚决。虽然对中途辍学感到沮丧,但他也只得服从长兄的安排。而孙眉对孙中山也是大为不满,后悔当初出钱资助让他入学校读书。孙中山一气之下,拿了衣箱推门而出。后在牧师的帮助下,筹得了路费,踏上了返程的轮船。

    1883年7月,孙中山自檀香山起程赶赴香港。途中清朝官吏以征收关税、缉查鸦片、火油等等借口,对乘客进行了多次搜刮勒索。对此,年轻的孙中山看在眼中,实在忍无可忍。他在官吏检查时,拒绝开箱子,并准备到港口时向官厅控诉。船长和乘客们见他年轻气盛,都竭力劝他,说上告会惹起更多的麻烦。税吏们大为不满,并以此为由将船扣下,待到第二天早晨船主向税吏送了礼后才允许开船。孙中山痛恨清朝官吏的贪婪和政治的腐败,愤慨之余对乘客呼吁改造中国政治的必要:“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吗?”

    随后,孙中山搭乘一艘中国沙船终于回到了香山县金星港。孙中山回到离别五年的家乡后,首先看到的是乡村中一成不变的旧习俗及乡人的愚昧、迷信,官僚恶绅们依然横行霸道。他感慨万千,对乡人们讲:“一个政府应该替人民管理种种事情,百姓每年交了税,应该看到政府所造的学校、桥梁、马路。但天子替你们干了些什么呢?”在感受到中国社会的落后和政治的颓废后,孙中山不断地在众人面前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开始萌发初步的革命精神和反叛思想。

    回到乡里后,孙中山对大小事情都很关注。他不仅参与改良乡政,还定期与村中的长老们一起参加翠亨村每月一次的主事者大会。为了发泄对清王朝的痛恨之情,他经常在乡里宣讲太平天国和华盛顿的革命事迹。除大胆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外,还极力破除迷信,和陆皓东等人破坏村庙北极殿、金花殿等。这激怒了传统守旧的村民们,他们纷纷兴师问罪,致使孙中山不得不暂时离乡,躲避是非。孙中山乘机前往香港求学。

    1883年11月,孙中山到达香港,与陆皓东一起进入香港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拔萃书院读书。他刻苦努力,广泛涉猎中外政治、历史、文学等类书籍。后经人介绍,孙中山又认识了美国牧师喜嘉理。1883年冬,在喜嘉理的劝说之下,孙中山和好友陆皓东在香港正式接受洗礼入教。入教时孙中山在受洗登记册上署名为“孙日新”,后改号逸仙。

    1884年4月15日,孙中山以“孙帝象”之名转学香港中央书院(The Central School)。中央书院是香港第一所由英国当局所办的官立中学,亦是一所新式英语学校,实行英国教育制度。孙中山在这里学习了文学、世界史、英国史、地理、几何、代数、算术、卫生、机械绘图、簿记及常识等诸多学科。由此,孙中山加深了对西方科学、社会及政治制度的认识,尤其是对英国国会的发展、王权与人民的斗争的经过、西方共和国的组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以及19世纪欧洲的革命等都有深刻的了解。这让孙中山的思想积淀逐渐丰富起来。

    孙中山转入中央书院学习不久,1884年5月26日在翠亨村与同县外壆村(今珠海市金鼎区外沙村)卢耀显之女卢慕贞结婚。孙中山结婚三个月后,又继续回到香港读书。

    孙眉听闻孙中山回乡砸庙等事后,非常气愤,于是写信佯称在檀香山的生意亏损,现要扩充经营,要弟赴檀协助。孙中山在1884年11月奉兄长之命,再赴檀香山。此后孙眉收回原本交给孙中山的财产,并罚其做锯木等活。之后便把他留在茂宜岛茄荷蕾埠的商店里帮做生意。由于兄弟不和,孙中山于1885年4月重新乘搭轮船回国。孙眉事后很是自责,便寄回巨款,以资助孙中山求学上进。

    其时法国的势力渗透越南,导致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并借此侵犯台湾。其间,中越军民的英勇反抗,香港工人也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这些给了孙中山以希望、勇气和鼓励。

    1885年8月,孙中山前往香港中央书院复学。经过深入考虑后,孙中山最终决定学医救国。在喜嘉理的介绍下,他于1886年秋进入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广州博济医院的附设医科学校即南华医学堂开始学医。第二年9月,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

    在广州、香港两地学医期间,孙中山开始广泛结识有志之士,进行反清活动。如郑士良和尤列等,都在日后成为孙中山领导革命的重要帮助者。在香港学医期间,孙中山还因与其友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大谈反清言论,被人称为“四大寇”。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期间,通过同何启等人的接触,孙中山对改良主义思想也有较多的了解。但从整体上看,孙中山仅仅萌发了推翻清政府的思想,至于其他的一些重要问题,在他的脑海中其实还没有成形。随着不断结识一些社会贤良,孙中山对改良主义和整体思路有了新的想法,他开始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能以及他人难以企及的灵活性。

    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典礼非常隆重,并颁发了行医执照。

    9月,孙中山应澳门镜湖中医院约请,去该院挂牌行医。他是该院的第一位西医师。在该院中,孙中山建议中西医联合施诊,互济不足,从而开创了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历史。

    为了开展医药事业,孙中山两次向镜湖中医院借款设中西药局,自己单独行医。由于他医术精明,尤其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并且服务态度认真,待人亲切,所以行医不满三个月,便声名鹊起,就诊者络绎不绝。

    后来孙中山行医事业兴旺,遭到了葡萄牙当局的妒忌和排挤,后又遭澳门当局拒发行医牌照,被迫移居广州。在广州行医期间,孙中山留下了许多救死扶伤的佳话。这时他通过行医实践,也已认识到:“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他慈善事业亦然。”而“医国”比“医人”更重要。在行医中,他经常和一批对清朝统治不满的爱国青年聚会,互相议论时政,寻找救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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