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同盟会的建立-中国同盟会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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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邀约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在东京赤阪区桧町三番黑龙会的会所,召开了被史家称为同盟会成立前的预备会议。到会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组织的主要成员孙中山、黄兴等共70人。当时全国18行省,除甘肃一省那时没有留学生外,其他17省均有人到会。

    会上,首先由孙中山演讲“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势与革命之方法,约一时许讫”。接着,由黄兴“宣告今日开会,原所以结会,即请各人签名云。乃皆签名于一纸”。孙中山当即被推选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新团体名称和纲领。在讨论新团体名称时,有人提议定名为“对满同盟会”。孙中山认为“革命之宗旨,不专在排满,当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众人赞成。孙中山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认为革命之名一出,党员行动不便。经过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会名确定,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词。黄兴随即提议“请赞成者书立誓约”,乃由孙中山即席起草盟书,黄兴、陈天华在文字上略加润色,制定誓词如下:

    联盟人省府县人XXX,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七月日中国同盟会会员XXX

    按此誓词,众人书写盟书,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举行宣誓加盟仪式。最后众人盟书由孙中山保管,孙中山自书盟书,众推黄兴保管。宣誓完毕后,孙中山与入会者一一握手,并祝贺说:“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大家都高兴地鼓掌庆贺。众人以同盟会已成立,当有宪章,乃推黄兴、陈天华、宋教仁、马君武、汪精卫、蒋尊簋等8人为起草员,负责起草同盟会章程,提交成立大会讨论。中国同盟会筹建工作至此大体就绪。

    自7月30日同盟会筹备会以后,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各省留学生纷纷加入同盟会。8月20日下午2时,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借日本人阪本金弥住宅,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有百余人。

    大会一开始由黄兴宣读起草员拟定的章程30条,经过讨论修改后通过。接着黄兴提议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全体举手赞成。会上还选举了各部职员、议员。

    (二)同盟会机构与主要领导人

    大会正式通过中国同盟会章程,并决定本部组织:总理之下分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现众所周知的章程是1906年5月16日修订的《中国同盟会总章》,共24条。同盟会本部机构和主要领导人情况为:

    执行部:

    总理:孙文

    庶务:黄兴,后由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相继主持。

    书记:(初定马君武,未就)田桐,后孙中山又增派胡衍鸿(汉民)、但焘、李肇甫三人。

    内务:朱炳麟、匡一。

    外务:程家柽、廖仲恺。

    会计:谢延誉,后改由何天炯继任。

    经理:谷思慎、程克。

    评议部:

    议长:汪兆铭

    议员:董修武、熊克武、于德坤、王琦、吴鼎昌、张树、冯自由、梁慕光、胡衍鸿、田桐、但懋辛、周来苏、胡瑛、朱大符(执信)、范治焕、吴永珊(玉章)、康宝忠。

    书记:朱大符(兼)

    司法部:

    总长:邓家彦

    判事:张继、何天瀚。

    检事:宋教仁

    孙中山之所以成为不负众望的革命领袖,成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总理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之前的功绩和取得的信任密切相关。

    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领导了由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他亲自领导下的两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惠州起义虽然都失败了,却震惊了海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同盟会本部机构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是模仿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度。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三部很少分头开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尝独立行使职权矣。开会时总理在部,则总理主席,总理离部,庶务主席 ”。

    大会最后由孙中山传授秘密口号,作为革命党人的联络暗号,即如问:“何处人?”答:“汉人。”问:“何物?”答:“中国物。”问:“何事?”答:“天下事。”黄兴旋又提议:“《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人,半皆已入本会,今该社社员愿将此杂志提入本会,作为机关报,何如?”众皆拍手赞成。成立大会至此圆满结束。

    (三)“三民主义”学说的提出

    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与会者表示赞同。后《二十世纪之支那》被禁,孙中山、黄兴等决定同盟会机关报“不用原名,拟另出一报;一切关系,表明概与断绝”。经孙、黄等数次会议,9月中旬,决定改名为《民报》。

    《民报》编辑部实际上成为同盟会本部的公开机关。《民报》初为月刊,后为不定期刊物。第一期于1905年11月26日问世。孙中山为《民报》写了发刊词,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民报》发刊词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革命学说的核心内容。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这样写道:“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1906年12月2日,在《民报》创刊一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对“三民主义”作了进一步阐述。

    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说:“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譬如一个人,见着父母总是认得,决不会把他当做路人,也决不会把路人当做父母;民族主义也是这样,这是从种性发出来,人人都是一样的。满洲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着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但是仔细探究我们会发现,孙中山所强调的并不是“尽灭满洲民族”,而是“扑灭他的政府”。

    关于民权主义,按照孙中山的阐释,“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革命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那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试想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他们政治却不过依然同汉、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后,复被外人侵入,这由政体不好的缘故,不是(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煞费经营。至于着手的时候,却是同民族革命并行。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侯,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积极宣传革命。《民报》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指导,与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立宪派展开是革命还是立宪的大论战,取得了胜利。三民主义反映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通过后来的革命实践,三民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在同盟会的政纲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对同盟会政纲的展开表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民族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清末的战斗口号。它把反对清朝统治同反对帝国主义瓜分的斗争进一步结合起来,指出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另外需要注意的是,“驱除鞑虏”的民族斗争同反对封建君主统治的政治斗争进一步结合起来,民族主义反对的不是整个满族,而是以皇帝为中心的满洲统治者。“创立民国”即民权主义,这是政治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它从理论上解决了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的问题,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个主要矛盾,即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是孙中山政治思想最重要的发展,也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和社会革命的主张。“核定地价”的办法及后来提出的“土地国有”政策,反映了他对农民的同情,包含着逐步取消封建土地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国家土地所有制,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要求。

    在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是前提,民权主义是核心,民生主义是补充和发展,这是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三民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有其历史的进步性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虽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半殖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主要矛盾,并试图用革命手段予以解决。但它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也没有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样就没能从根本上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终导致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能够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

    (四)同盟会各分会的建立

    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活动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极大不安和关注,清政府随后动员力量逼迫孙中山背井离乡,再次踏上颠沛流离之路。几经辗转,孙中山于1909年11月8日抵达美国纽约。在美国安顿下来之后,孙中山旋即一方面在华侨中进行宣传建立革命组织,另一方面相机进行艰难的筹款工作。

    在孙中山的大力工作下,洪门会致公堂的老友黄溪记联系华侨成立同盟会纽约分会事宜。筹款比较顺利,先后筹得港币5000多元。孙中山24日返回纽约,商议纽约同盟会成立日期,最后决定12月31日在黄溪记家中开会,成立中国同盟会纽约分会。此为在美国成立的第一个同盟会分会组织。随后,孙中山又决定前往芝加哥。但此行筹款工作亦不顺利,成立同盟会时,也仅有12人参加。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虽为华人聚居之地,但革命思想传播较少。当地同盟会员李是男、李旺1908年来旧金山,以“少年学社”名义对外活动,并于是年7月4日创办《美洲少年》报,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宣传报道中国的革命活动。孙中山在美国东部看到该报十分高兴,特去信鼓励。1910年2月10日,孙中山到达旧金山,建议将《美洲少年》报从周报改为日报,每日一期,增强革命宣传,扩大影响,同时将组织公开称中国同盟会。后经协商,决定成立旧金山同盟会。于2月27日,由孙中山主持,举行加盟典礼,参加宣誓入会者有十余人。

    1910年3月28日,孙中山到达檀香山,召集会员组织成立了檀香山同盟会分会。孙中山在檀香山简化了入会手续,将以往加盟人亲笔填写的盟书改为印表填写,这样,吸引了更多的华侨加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同盟会的力量。

    此后,散布在美国各地的华侨纷纷成立同盟会分会。这些城市的分会连同纽约、芝加哥分会,均以旧金山同盟会为总会,定美洲三蕃市为中国同盟总会。这样,从1909年底至1910年初这段时间内,孙中山在美国从东到西,四处奔波,在华侨中艰苦宣传,努力建立同盟会分会组织,使大批华侨从原来康有为保皇党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取得可观的成绩,使同盟会又开始茁壮成长。

    (五)同盟会策划的全国武装起义

    同盟会建立以后,不少在国外参加同盟会的留学生纷纷回国策动革命。全国范围内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有力地冲击了清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

    1906年12月爆发了湖南的醴陵、浏阳和江西的萍乡起义,即萍浏醴起义,又称为“丙午萍浏之役”。这次起义是在当时革命形势影响下,由洪江会领导的。这次起义虽然是旧式会党形式的自发行动,却是受到孙中山革命号召、革命思想的影响而发动的,因此它成为孙中山创建民国的重要一部分。这次起义在当时规模可谓不小,在湘赣边界几个县中,一时纷纷攘攘起来参加起义的约有三万之众,声势颇为浩大。但是由于起义缺乏有力领导,队伍又乏训练,清政府调集了五万兵力进行围剿。起义最终因众寡悬殊,以失败告终。其中起义领导人刘道一、蔡绍南、刘宗铨等也先后被捕牺牲,群众死者达万余人,伤亡巨大。事后,孙中山称此次起义为“同盟会员之第一次流血”,表达对这次起义的充分重视和怜惜。

    1907年5月爆发的潮州、黄冈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亲自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是由广东潮安人许雪秋领导的。许雪秋是新加坡华侨商人,其父经商致富,留下巨额遗产,重返新加坡后于1906年认识孙中山,被吸收加入同盟会。因受革命思潮影响,1904年就回国联络潮汕一带会党头目,企图发动起义未成。此次失败成为所谓“第三次失败”,即指孙中山领导的乙未广州起义、庚子惠州起义之后第三次失败的起义。

    在孙中山发动潮州黄冈起义时,就要求同时发动惠州起义为之配合,以分散敌人兵力。1907年6月,他指示新加坡派遣同盟会会员黄耀廷、邓子瑜、余绍卿三人到香港策划惠州、阳江、阳春的起事。后因余、黄潜逃,邓子瑜孤掌难鸣,起义虽然取得一些胜利,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这成为孙中山称之的“第四次之失败”。

    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境内的多次起义均告失败后,决定把起义的重点转移到广西云南边境,他首先看重了镇南关。镇南关地势险要,颇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又被人称为“东方第二旅顺口”。孙中山认为在这里发动起义,攻占镇南关,可起敲山震虎,震惊华夏的作用。孙中山将胡汉民召唤到越南,与当时已在越南的黄兴共同辅助他策动镇南关的起义。同时任命黄明堂为镇南关都督,领导起义相关事宜。1907年12月2日,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黄明堂率领广西游勇90人,由镇南关背面小路摸索前进,出其不意地占领清军三个炮台。翌日凌晨,孙中山登上炮台一同战斗。后清兵虽多次反攻,均被义军打退。最后因枪械弹药不足,革命军被迫放弃了阵地。这次起义,革命军智勇双全、以寡敌众,胜利地占领了镇南关这个南国险要的关隘,给清廷以有力的震撼。革命领袖孙中山在战斗中更是不畏艰险,亲自发炮轰击清军,成为起义军士的楷模。这次起义在同盟会的军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一页。

    为了壮大革命力量,将革命引向全国,同盟会深入到广州新军中开展工作。经过同盟会成员的艰苦劝说,到了1909年底,广州新军加入同盟会多达3000多人,成绩斐然。1909年腊月中旬,倪映典到香港向南方支部负责人胡汉民、黄兴等报告广州新军中发展同盟会员进展及运动新军已趋成熟等情况,并共同商议发动广州新军起义事宜。2月9 日即农历新年除夕日,驻广州北较场新军二标(即团)士兵胡英元、华晨衷因刻图章与商店争价,警察出面干涉,互相发生争吵和斗殴,警察局捕去新军二人,新军回营后诉说遭巡警欺侮的种种情况,引起新军义愤。初三日晨,倪映典宣布起义,被公推为司令,率队千余人进至沙河,即分路向省城进攻。战斗中,倪阵亡后,新军起义部队仍奋勇前进与清军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被敌军击败。这次新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力量已经在某些新军部队中播下了革命火种,为后来影响巨大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广州新军起义是在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直接领导下发动的,为同盟会的发展壮大贡献了重要力量。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同盟军分兵四路发动了黄花岗起义,又称“辛亥广州起义”、“辛亥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按照原定计划,黄兴攻两广总督署;姚雨平攻小北门,并占领飞业庙,让已站到革命方面的新军入城配合起义;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以便让该所200名学生投入起义行列;胡毅生则守大南门。但由于香港总部得电已来不及在举事前率先赶到,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三路看到众寡不敌,就没有发动,只剩下黄兴一路孤军奋战。这次起义的死难烈士至少有85人,但当时由各善堂收殓的烈士骨骸为72具。后把广州东郊红花岗一段地区拨作葬地,并负责棺殓营葬各事,将72位烈士遗体装进棺材葬在红花岗(后改名黄花岗),让烈士得到安息。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及其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中最震撼人心、最勇敢的起义,也是影响最大、最悲壮的起义,“七十二烈士”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

    通过多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已经逐渐认识到发动起义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应从会党转移到更易于接受革命思想、战斗力更强的新军方面。经过长期的准备和酝酿,武昌已经成为革命大爆发的集中地。1911年10月10日晚7时,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二排排长陶启胜巡视营房时,发现士兵熊秉坤、金兆龙正在擦拭步枪,有“越轨”行动,便令士兵把他们捆绑起来。金兆龙对士兵大喊:“同志们此时不反等待何时?”当场开枪把那个排长打死,成为武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迅速传遍各地,震动全国,历史翻开崭新的一页。全国大起义的风暴波澜壮阔,各地纷纷宣布独立。1912年1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清帝被迫于2月12日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宣告结束。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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