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为人处世方面的基本要点就是需要具备一定的人格魅力。要想做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首先就要了解什么是人格魅力。所谓人格，就是指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和能力等各方面特征的总和，也可以指一个人道德品质和能力等方面的素质。而人格魅力则是指这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或者道德品质方面具有一种非常吸引人的力量。具有人格魅力的人是很受别人欢迎与喜爱的。人作为“万物之灵”，也有其特殊的社会性。从动物学的角度来说，人是群居动物，所以，没有人能够脱离其他人、脱离社会而生存。
虽然一个人的人格魅力是人品、能力和情感等方面的综合体现，但清华人刚正不阿的精神不仅提升了自身的人格魅力，而且还给人们传递了一种人格正能量。若想做到将正直、刚正不阿的精神深植骨髓，并且很好地将这种精神运用到实际中，用切实的行动来证明自己那一颗坚持正义的心，其人格魅力就将自然而然地得到提升。
校长以身作则：人格魅力不是说出来的，
而是做出来的
“人格魅力”是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有吸引人的力量。但其作为当今社会人们为人处世的基本要素，绝不是说说就能具备的。清华校长顾秉林先生忠告广大学子：“人格魅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人格魅力既表现在对待现实的态度和处理各种关系方面的热情、友善、积极等，还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一个人的人格魅力是其气质、操行、能力和知识等多种因素综合反映的人格凝聚力和感召力。优秀的人格魅力不但能够吸引人和感召人，还能够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和正能量。而这些都不是光嘴上说说就能做到的，而需要切实地用真正的行动来表现。
校长作为一所大学的领导者，他的人格魅力是整个集体里的磁石，起着把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全都吸引到身边凝聚成一个密合的整体的重要作用。着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他的校长。”校长作为整个学校的表率，要教育学生们培养出众的人格魅力得靠实际行动，校长只有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才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学子。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无论何时，清华校长都将真诚、坦率根植于心，马克思说过：“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
为人正直，是一个校长富有公信力的前提。清华校长无不心系学生，勤政廉政，以一身正气来感染万千清华学子。两袖清风，始终坚持原则，公平公正，真正是掌权却不专权，善用权而不乱用权。作为一校之长，也只有这样才能向学生展示出其人格魅力。他不一定是全校最有学问、最具智慧的人，但一定是那个最善于学习的人，他通过不断学习，完善教育理论，根据教育实际来整合教育管理，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用行动来影响大家的思想。
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校长，他“灵魂的清香”将随着他的言行传播到校园的每个角落，吸引着每个人向他靠近，被他影响。他的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会对全校师生起到其他人无法比拟的示范性和导向性作用。
梅贻琦先生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后，就到清华大学担任教务长等多个职务，至1931年，梅贻琦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一职，直到他在台湾逝世，都一直在为清华服务，被人们誉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清华大学在他的领导下，仅短短十年间就从一所有名气但没有什么学术地位的大学一跃跻身国内名牌大学之列。深受师生爱戴、个性沉静、寡言慎行的梅贻琦校长被着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以“慢、稳、刚”三个字形容个性。梅贻琦校长还有“身教重于言教”、“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等教育名言深受后人推崇。而他自身也是严格要求自己，按照自己的原则去做，绝不光是说说而已。
沉默寡言的梅贻琦校长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和朋友家人相处时话都很少，在公共场合更是听得多、说得少，即使在不得不发言时也是说得很慢，逻辑清晰，很少断然下结论。但这并不代表他不敢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和没有主见，在关键时刻他总能一言九鼎，一语定乾坤。清华人评价他说：“他开会的时候很少说话，但是如果需要做报告或者讨论时，总是能够说得条理分明，重点突出，当很多人因为某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时，他常常能够一言解纷。而且别看他平时不苟言笑，其实他是个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的人，有时候偶尔说出的一句话，常常令人回味良久。”国学大师陈寅恪评价他说：“如果哪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时那样谨严，那么少，那么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他在遇到问题需要讨论时，总是先征求对方的意见，虚心地问道：“你看怎么样？”当他对对方的回答感到满意时，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即使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也会语气和缓地说：“我看还是这么办好……”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正是这种谦虚平和的待人处世之道，让那些即使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感觉得到尊重，而不会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就心生怨愤，并能心平气和地与大家共同找出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梅贻琦校长虽然沉默寡言，不爱说话，却绝不是个呆板木讷的“冬烘先生”，幽默诙谐而有富有智慧的他在待人处世方面有时颇有情趣。他的一生没有写太多的文章，至于演讲这类的活动就更少参加，他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而且涉猎广泛，既对理科专业的书籍刊物有所研读，例如对于物理学、工程学等最新的研究发展动态和新的研究成果给予高度的关注，还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里的历史、地理、文学、哲学等方面也有着很深的研究。他最常看的也是长期放在床头翻阅的英文版《读者文摘》和王国维的《观堂集林》，即使工作再忙也会挤出点时间来研读。所以，博闻强识的他说起话来总是引经据典、见解独到，而且知识广博的他也能和任何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学者相处融洽，很谈得来。不仅是学术方面，他的业余爱好也非常广泛。他喜欢音乐，爱好吟诗诵词、欣赏字画，还爱好集邮。室外活动方面也丝毫不落后，他很爱球类运动。虽然工作上任务很重，宵衣旰食，但却始终坚持着集邮的爱好。他写字台的抽屉里常年放着几大本集邮册，里面收集着他多年来最爱的各种精美邮票。喜欢种花的他还曾在家门口特地开出了一小块地用来种花，闲暇之余就在这块小天地里给花松松土、拔拔草。有一次他的夫人生病了，富有情趣的他就将花朵剪下，送进卧室给夫人观赏。
提升个人魅力的实践活动需要一个正确的导向，它不是盲目的。梅贻琦就是这样一个富有人格魅力且能给清华的师生提供正确导向的校长，他虽然说得不多，却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向清华全校师生展示了他的人格魅力。这样具有强烈向心力的人格魅力人人都想拥有，但大多数人都是说得多，做得少。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用他自己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这个道理：人格魅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清华人将刚正不阿深入到自己的骨髓里
“宁作沉泥玉，不作媚渚兰”，刚正不阿是一个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之一，也是一个人最为高尚的品行之一。我国着名的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在其着作《我的生活》中说道：“知识要圆，行动要方。”刚正不阿是人们的立身之本，人们需要这种正直、正义的精神，若一个人失去了刚正、正直的心，整日浑浑噩噩，任由别人摆布，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不敢听、不敢讲公道话，那么整个社会也就没有了公正可言。
现实生活中，人们自幼便被教育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上学后，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老师们也无一不是教育大家要做一个刚正不阿的人。但是，在实际的为人处世中，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刚正不阿已显得愈发珍贵。清华人，作为我国最高等学府的代表，他们却能为常人所不能为，将刚正不阿的珍贵品质深入到自己的骨髓中，从而为人们、为社会带来一股清新的正能量。
号称“死不甘心”的自由斗士的殷海光，是我国着名的逻辑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是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和启蒙大师。早年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求学，毕业后进入了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师从于我国着名的逻辑学专家金岳霖。他的一生，是不畏强暴的勇士的一生，他为人刚正，坚持真理，从未被强权吓倒过。942年，殷海光经过了在西南联合大学的4年刻苦学习后，考入了清华大学的研究所，但热心政治的他，很快便卷入了校园内的各种政治斗争中。在1944年底蒋介石发表的《告知识青年从军书》的鼓动下，年轻气盛且对国家富有强烈责任心的殷海光放弃了来之不易的学术研究的机会，毅然决然地投笔从戎，参加了当时的青年军，准备为祖国和民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几番努力进入军营后，经过了8个月的摸爬滚打，天生书生气重的殷海光发现自己实在不适合军队的生活，无法成为一名铁血军人，无奈之下他离开部队回到重庆。但是这点挫折并没有使他意志消沉，而是转换目光，开始了在政治场上的角逐。
踌躇满志，一心想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殷海光在同乡陶希圣的帮助下进入了国民党创办的《中央日报》，成为了替国民党摇旗呐喊的吹鼓手。不久，殷海光就认识到，像这样喊口号、歌颂丰功伟绩完全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于是，他完全没有考虑自身的个人处境，调转枪口转向国民党，不断对其进行尖锐的讽刺。1948年11月4日，他更是直接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赶快收拾人心》的文章，猛烈地抨击国民党的权贵和其对国内外的政策，并因此惹怒了蒋介石，受到蒋介石严厉的斥责和警告。但深入骨髓的刚正精神让他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迎难而上，在1949年3月又发表了一篇社论，讽刺跟随蒋介石到台湾的政要都是“政治垃圾”，因此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和迫害，不得不离开《中央日报》。
殷海光离开《中央日报》后只觉一身轻松，不久就到台湾和胡适、雷震等创办了在当时影响力颇广的半月刊《自由中国》，推出了以“今日的问题”为总标题的一系列社论，对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存在的严重问题展开了全面的探讨，他在其中提出的一些尖锐的问题再一次惹怒了蒋介石，受到了蒋介石的一系列攻击迫害。紧接着《自由中国》被国民党查封，所有的编辑都被软禁，台湾的“警备总司令部”还专门为殷海光设计了一个陷阱，买通了他的一个朋友，利用其对国民党的不满来引诱他，准备在得到充分的证据后就对他动手。幸好国民党的这一诡计被他的好朋友识破，使得殷海光逃过一劫。差点被捕的殷海光依然没有被这些白色恐怖吓倒，反倒激起了他骨子里的宁折不弯的刚正精神，斗志昂扬，继续在各种杂志上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的罪行。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刚正不阿的精神，才支撑着殷海光不断地战斗，终其一生为祖国和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直至1969因病去世。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国家和民族都亟须这样正直的年轻人来拯救和振兴，而且在那样的年代，面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困难仍能保持刚正不阿的清华人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胡乔木先生虽然只是从清华大学肄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后来成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获得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治家和社会科学家等一系列头衔。930年，胡乔木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因为不想把过多的时间花费在实验上，而是想将更多的时间用于阅读书籍，于是，他转入了历史系。在学校，胡乔木接触到了很多新的思想，并开始参加一系列的学生运动，接着还秘密加入了共青团，成为了进步组织读书会的骨干。1930年，刚正不阿一心报国的他被北平团市委吸收，被委任为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但好景不长，不久，他就被以“同情‘托派’分子”的罪名调离了岗位，后来，他离开了北平回到南方。之后进入浙江大学求学，又因为“插图”事件被当时具有严重法西斯教学思想的浙大校长郭任远认定为“赤色分子”，对他十分不满。就在胡乔木即将升入大四时，郭任远通知教务人员把胡乔木的考试成绩由80多分改为50多分，判定其不及格，然后，以此为由开除了他。这件事情被正直的费巩老师知道了，他积极地为胡乔木申辩，但专制的郭任远还是把胡乔木等十余名学生开除了。胡乔木没有因为被开除而放弃自己的理想，他依然积极地和志同道合的老师、同学联系，将党的指示和思想传播到了浙大的每个角落，还组织了一场“驱郭运动”，成功地推翻了郭任远在浙大的统治，迎来了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的竺可桢校长。不久，胡乔木自己也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追随毛泽东，长期担任主席秘书，人称“中共中央一支笔”。
清华人的正直不单是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才存在，在如今这个和平的年代，正直、诚实依然是清华人坚守的宝贵品质。
世界着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他曾给化生基科班的毕业生留言：“做诚实的学问，做正直的人。”他认为，最基本的学术道德就是诚实地做学问，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完全尊重原始的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必须时刻警惕在研究和学术论文分析时出现错误理解和错误结论。同时做人也要诚实，但更重要的是要正直。诚实而正直并不代表固执和木讷，一个人不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撒过谎，一个成年人也不可能每句话都是完全真实的，若是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允许善意的谎言的，这不仅是符合情理的，同时也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比如对于病危病人的适当隐瞒和安慰，即是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但在一般情况下，则要谨记，邪不压正，社会风气需要人们保持一颗正直的心，学术风气更需要正直。在学术界，国内存在着一些歪风邪气——学术潜规则，它的危害程度绝不亚于学术造假，而且比学术造假更具隐蔽性。这一现象很广泛，而且很难人赃俱获，给之以应得的惩处。现在国内最大的学术潜规则就是“官商勾结”，各取所需，那些掌握了立项、评审大权的科学家们通过和有实权的局处级领导合作，利用手中的权力取得国家大量的科研经费。这种学术潜规则严重阻碍了科研创新、学科新人的培养和年轻科学家的成长。
正直的施教授对这种情况深恶痛绝，明知公然发表这些看法会戳中那些人的痛处，引起他们的憎恨，可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无法想象的后果，但是，本着一颗正直的心，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回国报效国家的目的，他还是毅然发表了这些言论，只希望自己的文章能起到一些促进科技体制改善的目的，希望每个人，至少是清华学子能从我做起，做一个自律和有职业操守的人，净化科技研究的大环境。
个人魅力绝不是一句空话，需要的是平等的姿态
很多人在成功之前和成功之后的心态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尚未取得成功之时一味地伏低做小，仰视他人；当他一旦取得了一些成就，成为了所谓的成功者后就立刻变了样，似乎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终于到了可以扬眉吐气的日子了，自视过高的他们不愿意再和比自己层次低的人打交道，自以为是，更不愿意再放低身份去向身份高于他们的人请教、学习。
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其实只是自我感觉良好，事实上有很多不如他人之处，而越是那些学问好、素质高的人往往越好相处，平易近人，极具个人魅力的他们越是达到新的高度，在生活中就越是容易交往，以平等的姿态待人。
被自己的同事喊做“老冯”、被学生们戏称“冯一百”的清华现任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制造工程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所务委员会委员冯平法，尽管在学术界的地位很高，在清华学子面前也是老师，但无论大家以怎样的方式和他打招呼，他永远都是面露慈祥的笑容，为人虽然严谨却又平易近人。冯老师对学生们的关心无微不至，不仅关注他们的学习，还关心他们的生活甚至情感。有一次在他组织的实验室开组委会，他在总结了学生们的科研进展和讨论的内容后，还关心地说道：“好像你们最近的娱乐活动有些少啊，咱们的文体委员要行动起来，好好地策划一下嘛，给同学们创造一个活泼休闲的学习氛围啊。”虽然是简单的一句话，却包含了冯老师对学生们的关心和爱护，让同学们备感温暖。在同学们对未来生活的规划和个人的发展方面，冯老师也常常充当引路人的角色，他常常教导同学们：“无论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首先一定是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然后一定要静得下心，沉得住气。”他常常告诉学生，一个人的职业选择会决定这个人一生的道路，如果没有选择好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就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和苦恼。除此之外，在每个学期初，冯老师都会把学生们整体的工作做一个全面的部署，让每个人都能明确自己的工作，并合理安排高年级的博士生和低年级的硕士生的合作，让大家能很好地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他还积极鼓励学生承担社会工作，合理地引导学生全面提高个人的素质和能力，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全面提高自己。冯老师这种在学习和生活上对学生无微不至的教导与照顾让他的学生受用一生。古人云“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位专业知识过硬、深谙教学理论的老师对于学生们来说，不仅是一位好的老师还是一位慈父，他与“爱子”们平等交流，对他们关怀备至，是所有学子们的良师益友。
正是冯老师这种春风化雨般的教学态度、平易近人的处世之道，让他的人格魅力得到了最好的展现，也成为了所有清华学子提升个人魅力的好榜样。
一个具有人格魅力的人不单与自己的同事、学生相处融洽，即使与素不相识的人也能友善、平和地相处。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国际着名东方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期间，有一年新生入学的时候，一个刚刚考取北大的学生来学校报到，他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四下张望却找不到人帮忙看守行李。突然他看见了季羡林先生，因季先生穿着朴素，手里提着个塑料网兜，这位学生便误以为季羡林是北大的校工，于是就请求先生帮他看着行李。和蔼的季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直在烈日下帮他看行李，直至这个新生办完入学手续才离开。第二天的开学典礼上，这位新生才发现在烈日下帮自己看守行李的老人竟然就是副校长、闻名世界的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十分感动，同时也深深被季先生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晚年的季羡林由于身体不适曾在北京的301医院住了三年。平易近人的他完全没有大师的架子，和医院的很多医生、护士成为了好朋友，他的人格魅力就像一个大磁铁，将周围的人全都吸引到了他身边。有一回，一个年轻的小护士对他说起了某家报纸正在连载季羡林先生的着作《留德十年》，表示自己非常喜欢这本书，很想尽快看到下文，只可惜报纸上只是一期期地连载。季先生听到这里，立刻把李玉洁老师找来，让她吩咐人去买这本书，并开心地说：“书就是写给人看的，只要这里面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那就值得了。”小护士拿到季先生送的书开心极了，这一事件很快便传遍了整个医院，造成了轰动，大家纷纷来向季先生要书，还索要季先生的亲笔签名。“都给！”季先生豪迈地发话了，“买去。钱是有价的，大家的受益是无价的。”结果这么一趟趟地买下来一共买了600多本，而还在医院修养的季先生也一笔一划地亲自给签了600多个名字。作为季先生的助手，李玉洁老师对季先生的人格魅力的敬仰简直到了敬如天人的地步，李玉洁老师说：“虽然照顾老先生在体力上来说确实很累，因为我自己也是快80岁的人了，但是这却可以从灵魂深处体验到一种特别的幸福，他让我感觉到生活在他身边简直是一种享受。”当被问到享受什么时，她回答：“首先就是季先生的人格魅力。季先生在做人方面，从来都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自己很克制，但却喜欢照顾他人，以德报怨，虚怀若谷。而且他还一直坚持着平民立场，对任何人都没有等级观念，无论是大官还是平民，都是一样对待，医院里的勤杂工，大部分都和季先生聊过家常的。”
是的，季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人，他从来不会介意自己或者对方的身份，永远以平等的姿态来对待他人。他同情弱者，主动关心他们，同时接触不同行业的人，绝不会以世俗的眼光将不同职业的人分出三六九等，在他眼中，人人都是平等的。
个人魅力的体现不仅在于需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学术素养，还需要个人在为人修养方面具备一定的深度。骄奢是做人的大忌。所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每个人都有其值得尊重的地方，富有个人魅力的人不该是高高在上，供世人敬仰、可望而不可及的，而是应该融入大众，与普通人为伍，将他的人格正能量传递给所有人，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所有人。
清华人——“正义的使者”
德国着名的哲学家、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说：“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引起人们内心深处震动的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人们头顶灿烂的星空，一个就是人们心中那崇高的道德准则。”坚持正义，这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要的道德准则，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之中，正义这一精神一直被传承着。
我国近代史上着名思想启蒙家梁启超的着作《少年中国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少年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只有少年们心存正义，这个国家才能正义长存。清华大学作为我国的高等学府，清华人更是当代少年中的优秀代表。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正义的清华人是整个社会的良心，是社会正义和文明的化身，代表着整个国家的未来。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正义之于社会的价值是居首位的。
我国近代着名的人类学家、现代考古学家李济先生，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对于自己的考古工作有一句名言——考古先要有人品。确实，考古学家在工作中随时都能接触到无价之宝，历史上那些无法复制的瑰宝几乎都要经由他们之手，若是没有一颗正义的心，没有正直的人品，将可能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
李济先生早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后在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接着又在哈佛大学修人口学，并拿到了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他回到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人类学导师。李济真正参与考古挖掘是在1926年春天，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担任考古组的主任。1937年，在对殷墟的第15次发掘完成后，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随着抗日战争的愈演愈烈，李济先生为了保护挖掘出来的文物不被战争破坏，他和几位工作组成员夜以继日地护送着1132箱珍贵的文物来到了长沙。但就在长沙暂住的3个月里，工作组的年轻人目睹了自己的国家被日本人侵略的场景，大家都义愤填膺，热血沸腾的他们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参加到抗日的队伍里去。李济先生也不方便劝阻，只好自己带着大量的文物来到了昆明，幸而在这里遇到了几个同仁，加入了考古研究的队伍。之后又因为战争的激化，时局更加动荡不安，李济与他的考古队伍，辗转来到了四川宜宾的李庄镇。在这个小镇，他们在一次搬运文物箱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一个装着人头骨和体骨的箱子，里面的人骨散落一地，被当地村民撞见后，引起了不小的恐慌。在战争中饱受煎熬的村民心里充满了恐惧，开始流言四起，村民们都说李济先生的考古队伍是专门吃人肉的组织。为此，李济先生和队友们引来了村民们的敌对和排挤。李济先生决定澄清这个误会，邀请了当地的官员和最有名望的乡绅座谈，解释他们的工作，讲述了研究人骨的意义，这才让村民们重新相信了他们，化解了一场暴力冲突。就在这场护送文物迁徙的过程中，身携无价国宝的李济先生一路上风餐露宿，经历了种种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吃尽了苦头。而且，就在途中，他的两个孩子也因为路途颠簸，患病不治而亡，这件事情给李济先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无论是多么艰苦的情况下，他始终不忘自己的任务，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很好地将大量珍贵文物保存了下来，为国家和民族挽救了一笔无价之宝。
清华人的正义之心不仅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所需要的，在当下这个和平的年代亦必不可少，正义一词也绝不是某个年代某个地区的一时流行，而是任何年代或地区都该崇尚的重要品质。清华人不但自己严格坚守正义，校方也竭力给所有的清华学子创造一个充满正义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引导所有学生养成正义的批判思维和道德准则，让大家更为深入地了解什么是正义，怎样才是正义的行为，做一个“正义的使者”，将正义推广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时，在攸关国家的大是大非面前，更应坚守正义，高扬道德的旗帜，绝不因一时的困难或诱惑而放弃自己的坚持，做出有悖正义价值观的事。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教授、当代西方社群主义最着名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迈克尔·桑德尔，曾出任过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政府的生命伦理委员会顾问，他所开设的“MoralReasoning22：Justice”课程被誉为哈佛大学的“传奇课程”，享誉全球。清华大学校方为了致力于将清华的学子们培养成“正义的使者”，让他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评判观，将桑德尔教授请到清华大学，开办了一场新人文讲座——《正义：怎么做才正确？》，近千名求知好学的学生云集报告厅聆听讲座。桑德尔教授在哈佛大学就已经教授了30年的“正义课”，他的课程在网络上也曾引起轰动。
讲座上，桑德尔首先提出了几个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看似简单的问题：在暴雪肆虐的严冬，雪铲等清理积雪的工具涨价是否合理呢？在多年不遇的旱季，在严重缺水的情况下，商家又是否应该趁机提高瓶装饮用水的价格呢？就在桑德拉教授的苏格拉底式的问答方式下，现场的学生们跟着他的引导，一步步开始通过质疑对方到反思自己原本的立场来体验和思考这些往日有关市场、利益和正义的价值观。桑德尔教授接着还举出了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票贩子高价兜售黄牛票，有钱的富豪花重金雇佣人候诊，有钱人用给学校捐赠巨额赞助来获取入学资格等现象，来考查学生对利益最大化、自由的选择、社会的功德和正义的价值观的认识。就是在这些生活中随处可见、鲜活实在的事例面前，学生们随着桑德尔教授条理分明的思维推理、缜密的逻辑性和生动形象的授课方式，情不自禁地去学习和思考问题，打破往日惯有的思维习惯，树立了更为鲜明和正确的价值观，成功理解桑德尔教授所提出的有关“正义”的两种价值取向，实用主义者遵照利益的最大化为其取向、自由主义者则强调选择的自由性和正当地获取利益，在尊重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同时，要关注和促进社会主义和公众的公德性，致力于创造一个包含社会道德理想和公民觉悟的高素质的充满正义的社会。听完这次讲座，所有的清华学子都表示受益匪浅，他们感受到自己旧日的认知和思维都受到了很大限度的调动和挑战，这次“正义课”让他们开始不自觉地学习和思考新的问题，成为了一个更有思想和行动能力的“正义的使者”。
正义感这种东西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不会过时，只要是有良知、能分辨是非黑白的人就应该自觉地站在正义的这一边，一个为虎作伥的人在任何时候都和人格魅力沾不上边，而强烈的正义感无疑是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所必备的品质。因拥有强烈的正义感而被人们称作“正义的使者”的清华人，其人格魅力也是毋庸置疑的。
坚持自己的原则，刚正不阿
要想在芸芸众生中拥有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脱颖而出，那就得鼓起勇气，坚持自己的原则，刚正不阿，不让世俗的“从众心理”影响自己，不让自己和众人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无谓地观望，并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自信地面对生活，感受人生的多姿多彩。
我国着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学家张奚若一生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轻易为他人的意见左右，即使对方地位、权力都非同一般也绝不妥协。他本人堪称礼貌得体、沉稳谨慎的楷模，隐忍克制的他无论什么时候发表言论都斟字酌句，从不随意评论。虽然他是一个有名的大学者，学问渊博，但是在他人都争相着书立说的当时，张奚若先生却少有着述。着名的哲学家金岳霖在回忆录里感慨地说道：“他的文章确实是太少了。”虽然张奚若惜墨如金，很少发表着述，却并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观点。相反，他留下来的少量着作《社约论考》、《主权论》、《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都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我国当代着名国际法学家王铁崖也在回忆张奚若先生的文章《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时说：“那真是一篇罕见的好文章。”而且这篇文章即使在现在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研究法律的后代学者有着重要影响。
张奚若先生认为：“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即便这批人中间可能只有少数人能真正地对社会有所贡献。”在他看来，真正的做学问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人们应该鼓励钻研，敢于面对失败，尤其不能急功近利。他的课在清华大学是出了名的“好上不好下”，在课堂上他讲的东西博古通今、涉猎非常广，但是下课之后学生们就必须按照他的要求做课后的学习和阅读工作，不容懈怠。张奚若先生最讨厌自己的学生拾人牙慧和鹦鹉学舌，他最欣赏的是能够独立思考有自己观点的人，即使是和他的观点对立也毫不在意。
张奚若先生不仅学术上要求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观点，对于政治提议方面也有原则、有主见，不畏强权。1937年，蒋介石邀请张奚若先生参加他在庐山举行的国事谈话，并给予了张奚若先生“国仕”的礼遇。但刚正不阿的张奚若先生完全不理会这些虚名，当他发言的时候，依然言辞激烈地抨击蒋介石的独裁政府和国民党腐败的种种劣行，备感难堪的蒋介石插话：“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为此张奚若先生盛怒之下拂袖而去，决心再不参加这类会议，在政府寄来通知和路费时还毫不留情地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张奚若先生更是力排众议，提议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最后通过决议，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坚持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思想才能有自己的成就，尤其是在学术方面。同为“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的黄庭坚虽然是师从苏轼，却不是完全模仿苏轼的书法，而是批判性地学习，自成一家，这也正是有自己的原则和思想，不被虚名所束缚才得来的成就。如果他只求模仿苏轼的话则永远不可能在书法界有一席之地，更别提之后与苏轼齐名。做学问，做学术研究，不能只知按着前辈的脚印一条道走到黑，更该有自己的原则和创新精神，开辟属于自己的新路、新的领域。
曾经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着名数学家华罗庚说过：“独立思考能力是科学研究和创造发明的一项必备才能。”早在华罗庚先生上初二时，他的这种独立思考、有原则的思想就已经显现出来。那时，他的语文老师很喜欢胡适先生的作品，于是，就让他的学生们都去研读胡适先生的作品，然后写下读后的心得，交给老师批阅。华罗庚当时被分到的是《尝试集》，当其他的同学都按老师的要求认真阅读并随时记下心得时，华罗庚却只读完了诗集的《序诗》就已放下不再读了。语文老师看到他这样很生气，问及原因，谁知华罗庚却回答得有条有理。他说，在这首序诗中一共有两个“尝试”，两者的概念应该是完全相反的，第一个“尝试”应是“只试一次”的意思，而第二个“尝试”则是已经经过了无数次的“尝试”了的意思，但是胡适先生对“尝试”的概念却混淆不清，还把诗集的名字定为《尝试集》，这样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老师听后觉得他很有头脑，有自己的思想，也就不怪他了。
还有一次，这个语文老师出了个作文题让学生们写，题目是《周公诛管蔡论》。这个事件按照正史的观点来说，管叔和蔡叔是周武王的弟弟，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尚且年幼，周公旦摄政，他们两个人心有不服，于是连同一个叫武庚的人一起叛乱，结果叛乱失败，他二人被周公诛杀。一般来看，由这个题目写文章，大家肯定是写支持周公的做法，说周公做得对。但华罗庚却特立独行地写了篇“反面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如果周公不诛杀管蔡，说不定他自己也是会造反的，而且正因为管、蔡两个人看出了他的意图，做了他没来得及做的事，所以他才把管、蔡杀了灭口，而这样一来，他用维护周室的名义来诛杀管、蔡，自己之后也就没有了立场来谋反。华罗庚的这篇文章一出，语文老师非常生气，大骂华罗庚是在“污蔑圣人”，要号召全体学生群起而攻之，批判华罗庚的谬论。谁知华罗庚丝毫不为所动，还慢条斯理地解释道：“如果你就只允许一种写法，那么你出题目时为什么不写《周公诛管蔡颂》，而要写为《周公诛管蔡论》呢？既然题目里有一个‘论’字，那这个题目下的文章就应该是允许作文者议论，有不同的观点，不然还议论什么呢？”语文老师听后也被他超强的逻辑性辩驳所折服，只好作罢。
或许正是华罗庚先生这种从小养成的良好的独立思考、坚持自我的学习习惯，才让他在数学界取得了超凡的成就，而不是沉醉在前人的故纸堆中，没有创新。无论是谁，只要是他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而得出的结论，即使是错误的，那也比完全人云亦云、没有原则地服从别人的观点要强。若是一个人在学习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对老师或者书本上的东西产生过疑问或反对意见，那么这个人一定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没有自己的原则。
法国着名小说巨匠巴尔扎克也说过：“一个能思考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在清华人中，像华罗庚这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原则的人绝不在少数。我国着名历史学家张荫麟在清华大学就读没多久，就做出了一件震惊全校师生的事：初出茅庐的他敢于针对当时已享有盛名的历史学家梁启超的考证提出异议，他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处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并对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系列演讲的附表中多处地方提出了质疑，还直言“其言信否诚吾国哲学史上一问题”。对此，梁启超先生说，那个附表是采自日本人的着作，而该日本人又是采自欧洲人的着作，所以才有些错误，这也是难免的。但坚持严谨治学原则的张荫麟依然不放弃，坚持就其中的问题加以核实和研究，他这一系列的质疑和叫板也让梁启超非常赏识。
一个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向权威挑战的人所拥有的人格魅力，是那些从来没有独立思考和观点的人永远无法匹敌的。像张荫麟先生这样敢于向老师和权威叫板，拥有这份“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气，正体现了清华百年四大哲人之陈寅恪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不仅大大提升了自己的人格魅力，而且还向人们传递了清华人的人格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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