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上述论教育的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山东教育界的一些人士，如王鸣一等人便约他到山东去办学。因此，1924年夏天，他和一些朋友到山东曹州办学，希望在那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办学主张。此行原定计划是想以曹州中学（初级中学）为基地创办高中，收新生100名，为将来办曲阜大学的预科做准备。其次，新生入学后，学费与膳宿费，可以自选择“纳费或不纳费，纳费或多或少，一视学生家境如何而自己乐输”。对于教师的要求，他说：要能与学生打成一片，“自起居游息，以迄工作读书，常常都是大家同在一起的”，如果说只凑合几个东西方留学回国的先生便算教，殊嫌无聊。梁的上述计划，虽说是好，但由于当时曹州地方军阀（直系）内部纷争，一派支持冯玉祥国民军，一派支持曹锟、吴佩孚而起了战争。而此事又牵涉到梁的友人，因此不到半年的时间，学校停办，梁的这个美好梦想破灭了。
当年曹州六中学生王先进曾回忆：“在六中大礼堂北面有一棵老槐树，老槐树生在一个土坛上，老槐树前边放一张教桌，树上钉一块黑板，供梁先生写字之用，……讲到军阀混战，人民生活痛苦，七八十岁的老头在热天还啃黑窝窝头，他怒气冲天手拿小草（鞯）拍桌子，一方面大声演讲，一方面泪水从眼镜下像雨点似的流。这时全场寂穆，听不见一点声音。”
王还回忆：“梁漱溟离开曹州六中前，在礼堂给学生们讲“立志”，劝他们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现在这些军阀都如过眼云烟，不久消失。只有为人民造福利，才能与世长存。
对梁漱溟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艾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梁漱溟在山东菏泽中学（即曹州六中）所实行的改革，是他正在寻求的整个社会改革方法的一个缩影。“讲学”是他这个改革的中心。它通过师生小组中的互相影响、促进和批评将道德和知识上的成长结合起来。这样，和西式学校中学生受到的机械的理智训练相反，梁漱溟的学校谋求的是对整个人的教育--感情和道德上的指导及知识上的丰富。甚至在它的知识训练方面，学校也将强调小组和个人的自习，尽可能多地减少对作为教授手段的形式上的学术讲演的依靠。梁漱溟特别意味深长地提到了他要在学校中当做典范的自学小组--这种存在于学生之间及师生之间非组织性的互相影响，应该取消他认为是僵化呆板的、只重修课成绩的那套制度。
1925年春，梁不得已又回到了北京，住在西郊清华园时，深有所悔，于是作三年不出之计，谢绝各方来聘，在家闭门读书并整理其父遗稿。后来将此稿编印成《桂林梁先生遗书》公诸于世，并作《思亲记》一文记其成书之经过。同年，因有几位曹州高中学生来到，故又从乡下搬进城，在什刹海赁房而居。师生在一起互勉共学，每天清晨即起，举行朝会，坐而论道，生活倒也十分愉快。他在《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里说：“在北平师生共约10人，我们在什刹海租了一所小房子共同居住，朝会自那时就很认真去做，大家共勉互进，讲求策励，在冬天尤为认真，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皆在静默，唯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地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唯我独醒，若亦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义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梁运用“朝会”这种形式来教育学生，培养他们的朝气，同时也锻炼自己，使之能达到儒家对人生乐观向上的追求与理想。这套办法，梁认为很有效果，后来他在办乡村教育过程中，把它列为学则一直坚持着，并有所改进。由他来进行讲话，其内容多是有关治学、养身、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今天这些问题及当时的情境，我们还可以从其《朝会》一书中看到。
1926年春，梁漱溟率其学生在京拜访了刚从外地来京的美国学者卫中（西琴）。数年前梁在太原曾会晤过他，对其学术思想及教育主张十分钦佩，这次重逢，甚为欢快。后来他们同住在颐和园附近的大有庄，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梁曾在《燕京社会学界杂志》发表《介绍卫中先生的学说》一文，阐述他对卫氏学术思想的认识。他说：“据我所知卫先生原是德国人，后改人美国籍，1913年到中国来，至今已有十几年工夫，其精力皆用在他的教育理想的企图上。他的事业除在山西太原办过六七年的教育外，多是向社会抒发他的学说，其他未做旁的事。”并称：我从不肯随便恭维人，但我可以郑重地说卫先生是他自己书里常说的“大人物”。所谓大人物便是特别富有力量、爱自己有活动的人（即罗素所谓有创造冲动）。他的脾气举止是有些为社会一般平常人不了解的地方。因此有人说他是骗子，又有人说他是疯子。卫先生说大人物每每是生前为众人所摒弃，而在死后又被推崇，乃至为之立铜像建庙宇的人物。接着他又从心理、教育、文化三个方面介绍了卫氏的学说。
第一，卫氏的心理与一般心理学不一样。他看人类心理只是一种力量，而这个力量便是指人类接受外界物质的刺激而达之宇内（他称之为“感觉力”）又自内里精神发出活动以施于外的能力而言（此精神力亦叫做“心”）。他还认为“心理学应当是研究人力量的一种科学，寻出力量活动程度之间种种定律，而使人有他应有的”程度（如高、下、粗、细等）之活动。至于普通所讲的心理学，是不合乎卫氏之见解的。卫氏的心理学特别强调主观的能动性，即精神的力量。
第二，在教育学方面，他是以其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宣称“其根本道理就是感觉应当上通于心，心应当下通于感觉，往复相通不要隔离”。所以他在山西太原所办的学校名称就叫做“大通学校”。他认为，感觉不离心，其活动可以进于顺的细的软的，即粗野暴乱的东西的反面，而举止态度温文尔雅；心不离感觉，其活动不离实际，而清楚明白确切，自能发现真理而有真正学问。卫氏常说，中国此刻办教育最要紧的是求“一个常常与感觉有关系的心，常常不昏的心，常常往实用方面走的心”。讲到这里，梁着重介绍说，这实用二字是应当注意的。卫先生常自名其教育为“实用教育”，但他的实用主张，却与一般论者不同，他特别强调心的作用，称“有力量的人自己卖力气而对于世界一无所取；没有力量的人常常想要东西而不爱做事”。这些便是卫氏的教育理论及其办学主张。
第三，关于文化问题，卫氏虽是西方人，但他对西方文化并不感兴趣，相反对中国文化却非常有感情，因此来到中国。他到中国后所见到的，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好，于是感到失望。他新到上海时，看见这个人用的西洋风琴和住的洋楼房，是他顶大的仇人，他真是恨极了，所以在那时发的议论多是叹息、痛恨中国人轻弃固有文明，而盲目模仿粗野的西洋。这是他学初未曾想到的。在卫氏看来，出现这种状况，就是自己完全空虚之证明。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得从头做起，把衰败的身体调养好，振作精神，积蓄力量，培养创造活力，即科学头脑，这样才能向科学及工业生产方面去努力。为达此目的，应该赶紧想个办法，挽救这种危局。于是，他提出办教育是个很好的办法。他说：“中国今日一切事没有办法，都是从唯一的原因来的--中国人力量衰败。只有认定养起中国人的活力之一途而急起图之，庶乎一切事业才有希望。”要复兴中国文化，得从教育着手。卫西琴上述的理想与实践，后来对梁漱溟产生了很大影响。
1926年，梁写了《人心与人生自序》一文，于次年1月8日在北平《晨报》发表。在这篇文章里，他阐述了研究孔子的心得：应该从心理学去下工夫，方能得其意义。他说：“我们应当知道，凡是一个伦理学派或一个伦理思想家，都以他的一种心理学为基础。……儒家是一个大的伦理学派，孔子所说的许多话都是伦理学上的话，这是很明显的。那么，孔子必有他的人类心理观，而所有他说的许多话都是或隐或显地指着那个而说，或远或近地根据着那个而说，这是一定的。如果我们不能寻得出孔子的这套心理学来，则我们去讲孔子，即是无头无脑地讲空话。”上述这种见解，显然是受卫氏（西琴）心理学之影响所致。其次，在这篇文章里梁还宣布了他的讲学计划。略谓：他已接受北京学术讲演会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会的邀请，准备在这个寒假里作系统的讲演，题目就是上述“人心与人生”。准备讲20次，讲稿将来编订。该书《序言》先刊布出来，其目的是“使人略知道讲题的来由而已”。
这时，梁的生活很困难，已经到了长年坐食，有债无粮，不好再向下延拖的时候了。因此，梁与邀请单位提出征收听讲费一事，以资贴补。后来对方经过会商，表示同意。（此事，在笔者与他谈到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些单位在举行学术报告时有征收听讲费的情况，并以此为新闻告诉他。他说这些事不新鲜。过去他在北京作学术讲演时，就实行过了。说此话时，其神情显得很得意似的）关于这次学术演讲，因故未能坚持下去，大约讲了一个来月便结束了，然而却积累了一部分讲义。后来它经过梁的不断扩充整理，到1984年才公开出版，书名为《人心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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