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85年11月23日上午，梁漱溟在接受白吉庵采访时所说的一段话。
1951年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三大运动中的统战工作和帮助民主党派的问题。毛泽东再谈到土改时，强调要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观视察；民主人士到各地去观察，各地不要以此为累赘。让他们去听听农民的诉苦，看看农民的欢喜。我们有些什么缺点和错误，也可以让他们看看，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状元三年一考，土改千载难逢。应该欢迎他们去看。毛泽东还说，分土地、镇压反革命，发动群众，都是好事。土改一事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孙中山都没有做过，我们做了什么坏事呢？有什么怕人家看的呢？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人士、校长、教员、开明绅士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如果不进行教育，有事不让他们知道，这是不对的。
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有关文件通知各地：中央人民政府准备请若干民主人士回到原籍去视察土改工作与镇压反革命工作，要各地认真接待他们。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开始组织大批民主人士到全国各地参观或参观土改。
同年5月，梁主动向中央统战部报告，要求参加当时赴西南的土改工作团，后来得到批准，于当月15日离开北京，17日飞抵重庆。结果一段时间的政策学习，他们这个团20多人被分配到川东的合川县去工作，团长是章乃器，其成员多是上了年岁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们名义上是工作队，其实是去参观土改。大家都被安排在城里住，白天参加一些土地改革的会议与活动。梁对此安排不甚满意，认为来了，又不能到农村去，没意思。于是他与于学忠、黄艮庸等人提出意见，要求深入到基层去。后来，领导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让他们下到这个县的云门乡。这样他们就有机会直接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各种活动，比如贫雇农诉苦会、斗争地主会、分田地等。此外，可以直接与农民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呼声。上述这些活动，对他们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收获不小。梁在《参加西南土改时的一篇发言稿》里，检查自己的思想。他说，他过去对中国共产党所说无产阶级来领导中国革命的话不同意，对于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不能同意，但此次参加西南土改工作之结果使得这一思想得到转变。他认识到，中国革命是由内部性质决定，加上外部世界形势的补充，在这种国内国外形势下，逼出了武装斗争。肯定了阶级斗争就肯定了无产阶级领导。今天要完成这个远大理想，而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就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此外，他在另一篇发言稿中还谈到他对土改的认识。他说：土改要办到两件事，“一是土地分配合理，不要土地垄断在不种地的人手中；二是消除社会上一些不平等的关系，人对人的隶属关系或其近似者之消除”。站起来“是一目的，不是手段。站起来恐怕要经过斗争。自卑心理必须去掉”。梁喜欢动脑筋，据他体会，当时土地改革，重点不在分田地，分田地不过是表面现象，而其用意是在发动阶级的变化，要佃农、小农、雇农挺起身来做人，有自己的人格，消灭和打破过去的阶级关系，人手好像在分土地，其实不是。因为理想的不是成为小农，而是在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这是主要方面。以上的这些认识，说明他通过土改运动的教育，思想有提高，有进步，大大减少了与新社会的矛盾。但是，他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对一些问题认识不清想不通的就很坦率地说出来向大家请教。比如，他说：“指辛亥革命为资产阶级革命，指国民党为资产阶级的党，完全不合事实，特别是给外国人和后代人看了误解，因为他们缺乏旧社会的具体印象，却有西洋社会外国历史的概念。”这些反映出他的襟怀坦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的思想虽有进步，但与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请看梁漱溟参加土改运动期间的日记：
6月12日：讨论发动贫雇农问题，施嘉炀主持，愚发言。晚间代主持漫谈。
6月14日：早出发到云门镇，另一组到天星乡。
6月15日：开联络会，决定出去在第六村工作，与宗等四人先到十一村接头，又到六村，至夜十一时月下归来。
6月17日：早出访问，并到六村，开贫雇农会。分四组以十三名候选人付表决，再综合开会……晚间参加区委会之各乡汇报，子夜一时多乃睡。
6月21日：十一村汇报。顾谈十一村农会内情。午后作出十大条。晚间区委会开联络会，尚于会后工作指点甚好。
6月24日：早十一村汇报。午后六村贫雇农会开至夜十二时。区委会联络会听各乡情况。天热甚。愚略说数语。
6月29日：十一村汇报。云门乡准备斗争。团内讨论总结，并传达赵之所谈。月公安赵谈下村住。
6月30日：云门乡斗争大会，被斗王显文、汤炳荣。至午后二时半。团内汇报。晚间在区委会检讨，赵、尚、李同谈。
7月2日：早起移第六村姚家院子。中午六村（在碉堡大会）斗争地主杨春海、苟云生。天热甚。晚间（对斗争会）作检讨。
7月6日：艮庸去十一村。各村集镇上学划阶级。团内汇报，小辩论。晚饭后归。追索果实扰至深夜。
7月9日：村内划阶级张出榜。艮庸去十一村。章、周等五人来。村民大会。下午分组。再开大会扰攘夜深。
7月11日：大雨。划阶级经核定后村民大会宣布。查封地主家财……
7月15日：共分十组查田，尚有五邻未动手。午前旁观一段。午后思索团内工作总结。
7月19日：各村会集于乡，学习分田。写总结文。晚间开贫雇农会，至夜深，因评产，争吵甚烈。
7月28日：热。农民早来开会。分别有所进行。分田至此乃结束。进而分竹、分树、分农具等。
8月2日：雨止，日出。午后章、孟回。晚间开川东队大会，传达合川决定。章自作检讨。愚发怀疑此决定。
8月7日：闻十一村昨晚打地主。遇李培根谈数语。再访王与尚。闻明日召集干部会。艮庸谈共产党的忘我是外来的。午后多人去六村，看打地主。艮庸夜归。
8月9日：开人民法庭，判决死刑者四人。午后云门各村农会主任汇报，因雨未听完为歉。晚闻有雨。
8月10日：团内会谈上下午二度。李参加，愚发三问。天甚热。
8月22日：小组讨论，愚发言（阶级、群众）。午后无事。而秘书来。访章。
梁这次参加土改，前后将近4个月，8月30日，回到北京。9月3日晚，毛泽东约梁漱溟谈话，先请梁吃了饭，仍是素食。饭后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梁漱溟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斗争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毛泽东听到这儿，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抑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梁漱溟又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下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予追究，这桩事办得稳妥。大多数不予追究，他们自然也就慢慢散开了；相反，如果一一追究，却正好促使他们聚拢起来与新政府对抗。前因后果，利弊得失，十分清楚。邓小平之才干，就表现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听着笑出声，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梁培恕的著作亦说到此事。土改工作团到达重庆下乡之前，邓小平曾召开会议让大家谈谈认识。梁漱溟除了与大家一样，说此来是为了学习，又表示：我在北京参与土改法的制定，此来也想看一看一切所行合法不合。邓小平当场未作反应，但在另外的会上说，梁某人真是胆大可恶。梁培恕亦分析了父亲的土改期间日记，认为：“从日记看，父亲曾发三问、有辩难。那是在什么问题上呢？从现存的土改中发言稿不能直接看出，但可以推断是阶级问题。这次亲历土改运动，几乎摧毁了他在中国阶级问题上的观点--自己探寻得来的观点。首先，承认了自己不够客观。其次，还有些保留--自己尚非一点道理都没有。他以前认为中国革命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革命，现在同意是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前坚决不同意中国有任何对内斗争的理由，现在同意中国革命的特点，即如斯大林所说：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他的意见：‘和平分田不足以完成人事关系的变化。’这指的是：‘人与人关系的空前变更，每人自己精神上心理上空前的变更。抬起头来，站起身来，并且组织起来办事情。’‘土改的影响最大是在政治上稳定政权，在军事上是参军人多，在经济上便利于组织合作，在文化上使教育容易发达’。他讲了自己心中土改除分田之外的社会、政治意义。这一类话别人是不敢说的。邓小平和土改工作团领导对他各有不满。他心里的感觉却是肯定的。这恐怕和怀有什么目标有关。他说自己和共产党之间的距离‘在缩短中’，并且这次来参加土改，‘亦正求其缩短’。”
1951年10月5日，梁漱溟为总结自己的思想，写了一篇《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长文，登载在10月5日的《光明日报》上，文章开头，他检查自己的思想说，三年来整个中国有了巨大转变，面貌一新，人们彼此互相影响着，从内心上亦都起了变化。就我个人来说，旁人看着变化不大，其实在我自己真是“打破纪录”了。接着他又说，过去对共产党的朋友虽有好感，但思想见解却有很大距离。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的见解多已站不住，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然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对，说到这里他举例说，过去一直不同意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这个问题，而现在所谓得修改者亦即在此。又说：“不过点头的自是点头了，还点不下头来的，亦就不能放弃原有意见。”接着，他列举了七个问题来加以检讨，说明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部分问题还一时认识不到的，有保留意见。
（1）1日中国是不是封建社会；
（2）中国社会发展可能不可能有特殊；
（3）中国社会缺乏阶级的问题；
（4）中国问题是不是要从阶级斗争中求解决；
（5）接受不接受唯物观点；
（6）中国革命要由什么人来领导；
（7）群众运动中的领导问题。
以上第一个问题，梁认为中国地主阶级在周秦之际由内部变化分解而解体，秦汉以后的社会便已陷入盘旋而不进，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把秦汉以后两千年间的中国视为封建社会表示有不同意见，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意见没有改变。第二个问题，他说：“现在我还是认为社会发展有其自然顺序（即社会发展史的五个阶段），然却非机械必然的。如我所见，失其顺序的或者不止中国，似乎印度亦是一例。”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发展尤其特殊性。第三个问题，他一向认为中国缺乏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现在有所觉悟，中国共产党之成功，恰恰与他的认识相反。因此，他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第四是阶级斗争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建国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两年来的各处观察给我的启发最大，因而我的思想转变最大。过去答案是否定的，今天却是肯定的了。”对这个问题，他作了一些分析与回顾，得出结论是：“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第五个是关于唯物论的问题。过去他不承认自己是唯心论者，现在观念改变了。他检讨自己说：“我为主观偏向所蔽，不能把握国际国内的客观情况，即落于被动而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一切失败无不从自己落于被动而来。怎样争取主动呢？那就是要唯物。”第六个问题，他过去不同意以阶级眼光来观察中国社会及解决中国问题，当然亦就不承认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之说了。现在态度改变了，相信阶级观点、唯物观点，因此承认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并称“非此不可”。第七是革命领导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说，共产党可佩服之处甚多，而他最佩服的是其群众运动。自古以来有群众，自古以来亦有领导，但却没有领导与群众结合得像共产党这样好的。并称“过去我亦有依靠群众之意，但比起他们来，那就太肤浅了”。在这篇文章里，梁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比较有系统的清理，收获不小。对他来说，这是他解放后投身于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同月23日，梁第一次以正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又以《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改造自己》为题作了发言（见于《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日）。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点是对政协会议提建议。他期望今后开会一次比一次开得好。开会要向工厂的工人学习，多提合理化建议，不要只是表示拥护、赞成便完了。我们应当使我们的会议越开越有意味，越开越感觉开这个会的需要，积极主动性多于被动性就好了。第二点是表示态度。他过去对任何事情都喜欢有自己的意见，而且自信很强，但事后证明，共产党的领导都是正确的。两年来，无论是对内对外，我们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都搞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好。因此我现在要声明：“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后亦要学习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以改造我自己。”这个发言可以说是他发自内心的一个声明，表明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一是跟共产党走，二是改造自己。
1952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做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意。”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会议做出决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要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并有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在上述方针、政策指引下，全国知识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多著名学者都纷纷发表文章，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查自己的思想，谈体会，写收获，并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批评。当时报纸上还开展对改良主义思想的批判，邀请学者、专家开座谈会。
在这种新形势的鼓舞下，梁漱溟又于同年5月主动检查自己的思想，写了一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该文约有4万字，再次对自己的思想发展变化作了进一步的检查。全文共分十五节，前五节是叙述自己在抗战前后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言论和行动。其中从第六节开始讲述他的错误思想之来由，分析自己的错误思想，主要是过分强调了中国问题的特殊，由此否定中国社会有阶级及阶级斗争，认为中国革命问题不需要走武力夺取政权之路，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因此主张走乡村建设的道路，事实证明他错了，此路不通。从十三节后，他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见闻与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及毛泽东的著作后对他的教育，思想有了转变，开始认识到自己过去所走的错误道路是“立场问题”，即“自己从有产者立场出发”，“阶级出身和环境限制”，“根本原因则在没有敌我区别”等问题。最后他说：“总结一句话，毛主席实事求是，从斗争求联合的联合政权今天成功了。我那种主观主义要联合不要斗争的联合政权本出于空想，今天自然落空。事实既经证明，历史做出定论，30年自以为革命的我，临到末了只有承认是改良。”
此文写好后，未及时发表，5月5日他送交林伯渠秘书长，请呈毛主席，希望给予指教。8月7日，毛主席约他面谈，告诉他说：“你的自我检讨文章有好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画出重要的几段来，而后方才看的，看上去，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梁听了毛主席的教导，很受鼓舞，当即向毛主席表示今后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并提出想到苏联去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请求毛主席批准。毛笑着对梁说：“要想去苏联，尚非其时，你不是想考察了解我国社会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现状么？你不如且就我们自己国内作一番社会调查。”又说：“随你要调查什么，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可以带几个助手，公家安排，给你一切方便。”梁对毛主席的好意不便辞拒，但内心又有自己的事要做，于是含糊了之。后来统战部征求梁在国内的行程计划，准备给予安排，梁表示既然去不了苏联，在国内漫游没多大意思，也就罢了。
关于梁漱溟想去苏联学习的事，梁培恕认为父亲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梁漱溟是研究《人心与人生》的，平时亦常讲人生，梁的著作与心理学相关，而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虽属生理学却和心理学密切相关，梁想去巴甫洛夫学说的诞生地寻根问底。第二个问题，梁想去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它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的？梁漱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国内未得到解决。
1951年10月17、18日，《人民日报》连载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的长篇译文：《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引起梁漱溟极大的兴趣，但梁“不大晓得自己理解得是否正确”，把文章归纳为三个问题：一是所谓社会经济基础者何指？二是所谓上层建筑者又指哪些？三是此二者关系究竟如何？
梁漱溟于是四处求教：首先向《人民日报》理论部请教。因为该文是《人民日报》首先译载的。回信告知：理论部的负责人请假，原稿退回。
接着，梁漱溟请教理论权威陈伯达。稿子寄出后很久未见回音。时陈伯达住在中央党校，梁漱溟住在颐和园，相距不远，有一天徒步梁去了党校传达室，问陈伯达在否？回答未去外地。梁乃写信请陈答复，过了一个月并未回复信。
然后，梁漱溟又请教马列理论权威沈志远，沈曾留学苏联，在延安人称马列主义学者。梁从民盟总部获得其住址后去信求教，沈回信：“事务猥集，恕难作答。”
最后，梁漱溟又写信向《学习》杂志主编求教，回信说：“此涉及许多理论问题，尚需继续研究。”
梁漱溟告诉毛泽东，别人不能回答提问，都将原稿寄还。唯有陈伯达既不回信又扣着原稿不还。毛泽东微笑着说：“你的原件在我这里，是他拿来给我看的。”
这里还要说及的是，梁漱溟发表在1951年10月5日《光明日报》上《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受到宋云彬、何炳然、沈铭、千家驹、张紫葛等人的批评。例如宋云彬指出：“干脆把那套旧看法旧想法完全丢掉”；“不要改良几点，保留几点。”沈铭则误认为梁漱溟主张中国“必须先实行法国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实上梁漱溟文中已经说了西方式革命不适于中国。千家驹也把梁漱溟的话作了错误的理解，认为梁愿意看到社会处于无秩序状态，这种社会条件下不就用不着暴力革命了。而梁漱溟恰是说“必有一个不平等秩序，乃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何炳然则指责梁漱溟不知道阶级现象是随着剥削现象而发生的。
针对上述批评，梁漱溟先后写了《敬答赐教的几位先生》和《何思源先生文内讲到我的话不合事实》等文章进行反驳。
梁培恕认为：“因陶醉于胜利而视他人为愚昧不可理喻和匍匐于权威脚下完全失去自信，这两种现象怎么会在我们国家同时发生呢？”
37年后，千家驹在香港《文汇报》（1988年7月）写文章悼念梁漱溟时，却并未提到1951年他对梁文章的批评；倒是在30年代中期，千家驹写了好几篇文章批评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认为这些改良主义的办法不可能解决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千家驹1936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时，梁漱溟特意赶到南京千的住宅，与千研讨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孙晓村、李紫翔在座。千家驹回忆：在讨论时，我发现梁先生主观很强，自信力很深。他根本否定中国农村有阶级存在，更不用说有阶级矛盾了。他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他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说这是“天造地设”，“实逼处此”，是“中华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他又说，“中国军阀是最没有力量的”，只要乡村建设运动成功了，“他们就非跟着走不可”。我们引用了许多材料证明中国农村确有阶级，并且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同他辩论，结果只是徒劳。而且他的自信心是惊人的。他往往说，这个问题是经过他几十年的思考而“一口咬定如此”的。他相信再过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我们一定会得出与他同样的结论。
千家驹后来参观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拿着梁漱溟写的介绍信在济南见到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抗日战争时期，千家驹、梁漱溟在桂林又写文章讨论乡村建设问题，并参加了梁漱溟与陈树棻的婚礼；全国解放后两人再次在北京见面。千家驹认为：与其说梁漱溟是一个大学问家，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
梁漱溟的第二篇文章，即1952年5月写成的《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前五个月，即元月二日，《进步日报》记者萧难（離）曾到颐和园向梁漱溟约稿。此前，该报已经发表了几位知名改良主义者的文章，多为自我剖析以清算自己散布的错误思想。两人谈了一上午，萧離听得很高兴。但当几个月后萧收到《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时却很为难，“其他几位先生以前是讲改良主义，以新论点批旧论点（西方政治理念），我父亲是干改良主义，而这些往事，还要不要去提它？怎样提才好，也许是干脆不提为好？”梁培恕回忆父亲，以前他“从不相信自己是改良主义，总不喜欢旁人向我宣传革命。说真的，假如不是今天有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我始终认定我走的路是革命中国唯一正确之路……”
文章未能发表，梁漱溟在成文三个月之后，又在文末加了一段跋语宣称：此文最大缺点即在今天批评自己的话还没有讲明过去如何用心思的话多。属文之时未尝不一再删节，而删节下来犹且如此，可见胸中求为人知之念多于其自惭之念。惭悔之心不切，检讨文是不可能写好的。
梁培恕后来分析了这一时期父亲所处的环境与心情，觉得似可分两面去对待：他本人一面，期待他“跟上”，与其他民主人士发生同样作用；还有对社会那一面，则必须有别于其他民主人士，因为曾“阻碍革命”和“迟到”。该不客气的地方就不客气。
另外，在梁漱溟看来，既然是“中华民族--新生命的开端”，是一个新的、有生气的国家，那么，领袖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朴实、平等，过多地溢美和个人崇拜对领袖、对国家并无益处。
比如新中国成立头两年，梁漱溟去参加会议，面临要表态的压力，他多半保持沉默，不习惯那种表态的方式：几乎所有会议，每个人上台都要重复一遍赞成和拥护的话，都要喊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梁漱溟说自己虽然敬重中共领导人，但他不想喊。后来，虽然在家人催促下他发言表态了，但没有喊口号。有一次，梁发言结束走下台时，大家不知所措。只有薄一波走过来和他握手，说讲得好！
还有一次，郭沫若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向毛泽东赠锦旗，锦旗上面绣着这样的一行字：敬爱的毛泽东，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梁漱溟说，如果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他不会同意这样写。
其实，当时人们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来表达自己对领袖的景仰。1953年10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电文中说：“……我们最敬爱的毛泽东，我们是多么幸福啊！前天你协同刘少奇副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和其他党和国家的领袖们来和我们见了面。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被无上的欢乐所激荡。我们实在无法形容我们所受到的鼓励！”但梁漱溟从来就是一个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并敢于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人，这也是他难能可贵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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