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梁漱溟访武术研究社，见到高、杜、沈三位教师，当即入社，开始学拳。学拳近一个月，睡眠并无明显好转。为使生活更加规律，梁于11月8日制订每周生活时序。有时晚上睡不好，早上起来练一会儿拳，又小睡一会儿。学太极拳近两个月时，梁漱溟在日记中总结道：气要下沉是第一，肌腱要通是第二。无思无虑，无物无我。呼吸正常（宜于静）动作都与一呼一吸相配合。头顶（如悬梁）含胸拔背（松前紧后）。舌顶上颚，口似闭而不闭。提肛如忍粪，横膈膜下降。领直（云领）。沉肩坠肘。不配合呼吸则慢等于无用。
1953年最后一天，梁漱溟在日记里写了三句话：“旧时代的残余”；“我现在的行动，只是由于惯性罢了”；“你这一辈子做过什么好事？”
1954年新年伊始，梁漱溟的睡眠仍无明显好转，坚持习拳亦不见效果。2月份又因“小便大成问题”，而去医院治疗，诊断为前列腺肥大症，住院一周后出院。出院第三天日记写道：“昨晚洗肠，今早不进食，以进行膀胱肾之检查。由尿道插入玻璃管通于内脏，约一时半之久，虽用麻药仍辛苦异常。心中清醒反观起种种想法，由‘臭皮囊’以至‘父母遗体’，‘形色天性’，‘践形尽性’等等而思及宗教与儒家之相反，中国文化价值，人类生命之价值……如是种种，从而念及余所负历史使命之重大。”由生病联想到自己的使命。
意识到自己虽遇挫折，尚有要完成的使命，那就是研究和写作。诚如梁1月15日日记所说：我所深爱者当然就是自觉能动之心（即本体），但同时对于此一时代我所负的任务或使命（即作中西之间或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作思想学术的桥梁）尤为一生心事所在，所谓真好真恶当以此为准。
住院期间，梁漱溟阅读了《长寿的途径》一书。认为该书主要从巴甫洛夫学说强调神经系统之统一主宰能力；驳斥了衰老是机体由肠内自己中毒，机体的珍贵因素渐为普通基层结蒂组织所替代的说法；驳斥了动脉硬化为衰老主因的说法等……这些理论，都是对机体之为统一整体认识不足，对机体和生存条件（环境）的统一认识不足……衰老不只是由年龄来决定，同时亦靠合理地管理自己的生活，靠人类意志来决定。
3月4日，梁漱溟听张云川谈关于政协“双周座谈会”讲座谈、批评梁的问题，心里有波动，在当月的日记中，梁漱溟记道：我一生得力在处处“有自己”，然而今日最大病痛亦正在脱不掉个人主义，“不能没有自己”（3月9日日记）；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在一百个未经过集体审查和集体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差不多有九十个是片面的（斯大林与德国作家路德维希的谈话，见3月12日日记）；阅1929年斯大林论党内右倾（布哈林等）一长篇演说，对于我作检讨有启发（3月19日日记）。
同年春夏之交，在政协“双周座谈会”上及中国科学院皆组织了小型的批判会。梁在这些会议上均作了检讨。科学院的批判会由学部主任潘梓年主持，院长郭沫若首先发言说：“我过去很尊重他，称他为梁先生，其实我还长他一岁。解放前在上海某次会上，我们二人并排坐，我发言时，梁很不客气地用臂肘使劲戳我，很痛，阻止我发言。现在他反对党的总路线，我们要严加镇压！”郭说这句话时声色俱厉。由此可见，当时批判会之气氛。
梁漱溟5月22日日记写道：到学习会，第一二组合并，千家驹要我发言，因略论农业改造之可能条件，殊未周妥，有人纠正，思之不能释然，小气极矣。
心气虽然不大顺，但梁漱溟仍坚持学俄语，练太极拳，访问朋友，阅读中外书籍，这一年的春夏还看了几场他喜欢的京剧：叶盛兰的《探庄》；杨宝森的《击鼓骂曹》（并夸杨宝忠的胡琴好）；李少春、袁世海的《野猪林》等。
在7月31日日记中，梁漱溟认为：阶级性及人性；人性先于阶级性而存在，人性一面别于动物性，一面通于各阶级，它亦就是超阶级性的根由。我们不误于“超阶级”观念而误于自己超不出来阶级。自己真能超阶级便与无产阶级心理相通而不致犯错误，要超而超不出来，此其所以糟糕。
1955年1月，随着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讲演工作的通知》，对于梁漱溟的思想理论较大规模的批判从此开始，到9月10日达到高潮，批评文章多达近百篇，其中一部分文章被出版社收集、整理，出了两本《梁漱溟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收入文章31篇；《新华月报》也多次以《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专栏形式定期收入批判文章。
《梁漱溟思想批判》两卷集目录如下：
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
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对帝国主义采取什么态度
批判梁漱溟坚持落后反对工业化的谬论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究竟为谁服务
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和他的反动思想
驳斥梁漱溟的“职业分途”的反动理论
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
揭穿梁漱溟的文化观点的买办性
揭露梁漱溟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的世界观
批判梁漱溟的文化观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教育思想
批判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
梁漱溟的“理论”是极端唯心主义的
向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展开斗争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的历史观点
批判梁漱溟关于印度文化和哲学的谬论：简论梁漱溟反动哲学的组成
梁漱溟是怎样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
批判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论
梁漱溟怎样宣传反动唯心主义
梁漱溟所谓“理性”是什么？
批判梁漱溟的主观唯心论哲学思想
评一九三零年梁漱溟和胡适的“争论”
梁漱溟的四十年
批判梁漱溟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反动观点
批判梁漱溟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反动观点
揭穿梁漱溟的反动本质
梁漱溟的反动理论是为谁服务的
批判梁漱溟关于中国革命是“从外引发”的谬论
这些批判文章和一些书籍中，分量较重的有梁漱溟青年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哲学家冯友兰的《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批梁的首篇文章，《人民日报》1955年5月11日发表）；艾思奇的《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1977年再版）；李达的《梁漱溟政治思想批判》（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任继愈的《揭穿梁漱溟的文化观点的买办性》（《人民日报》1955年9月6日）等。
作为梁漱溟的学生，冯友兰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小型会议，并率先发表上述这篇文章，对梁漱溟的思想理论从文化、哲学等角度进行批判，指出：梁所宣传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是典型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五四运动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流日益高涨，封建主义复古思想濒临破产；梁却于1921年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为当时封建主义复古思想的代表；梁的“东方文化”、“西方文化”其实就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社会文化。此两种社会是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可梁把它们平列起来，认为这两种社会的文化是两种“哲学”的表现。文章中，冯友兰依然称梁漱溟为先生，行为语气亦较缓和。梁漱溟亦理解冯友兰等往日弟子的言行与无奈，并与他们时有来往。
对于这次批判梁漱溟的运动，后来对梁漱溟颇有研究的美国艾恺博士认为：“这场主要目的在于搞臭梁漱溟的批判，似乎成了一场谩骂与诋毁的运动。大多数批判文章概念模糊，逻辑混乱。例如，他们指责梁作为乡村领导人是美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韩复榘、地主、工业资本家、买办、富农、恶霸的走狗。但他们根本不管这一大串大杂烩式的坏人相互之间的利益是很难一致的。批判者们还坚持认为，梁漱溟一生中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从1913年他的‘背叛’共和革命，到他在和平谈判中所扮演的调停者的角色--都纯粹出于恶意，产生的都是罪恶。例如，在邹平改进农业技术，增加生产，所带来的结果‘仅仅对大地主有益’（事实上，邹平几乎没有大地主）。他们所列举的一切例证，无非证明梁确是一个罪恶之徒。有些人甚至求助于最无耻的诽谤：梁漱溟和他的一些同事是亲日分子，甚至是汉奸。”
事实上，梁漱溟虽然并未反驳这些批判文章的观点，在深深的自省与调节睡眠、练拳、看书等尽量符合生活规律的作息中调整自己的情绪、思想，认真检讨自己1953年发言的思想根源，并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些许的精神压力。譬如：梁漱溟去看其二婶，二婶已从居民委员会那里听到传达，知道了他的这个侄子“一贯反动”，“反对总路线”。二婶过生日那天（约在1953年11月中下旬），梁去拜寿（其实只是选在这天去看望她，并没有送礼之类的习惯），梁进了门，二婶爱答不理，梁辞出，以为“是偶然，过春节再去，还是不怎么招呼，以后就不再去了”。梁培恕回忆：“家族观念中的老一代人要有多大的义愤才会做到这一步！我这位二奶奶并非苦大仇深，她是同仁堂乐家的女儿，脾气好极了的老太太。”
对于这次大批判，梁漱溟没有写文章答辩，而只是在1956年政协大会上讲了自己的认识与感受。他说：“去年各方面对我展开思想批判运动，在报纸杂志上，我还没有作过任何表示，只在一次座谈会上我曾表示我拥护这一批判运动。当时郭沫若先生说，他对我说的话是否是‘由衷之言’要打个问号，那就是说，你内心里真是这样吗？怕不见得！对的，我内心里并不像口里那样简单直接，内心里有矛盾斗争的，说出来的话，只是反复思索后归结下来的几句话，就显得简单直接而已。古人有‘闻过则喜’的话，我在去年看到的各篇批判文章，还不能对每一篇的每一处都心悦诚服。那么，有没有抗拒的心理呢？有的，不过终于克服了它。因为正面克服它的力量不断增强，所以没有不能克服的了。唯其克服了它，那么就不算‘言不由衷’了吧。”接着他又讲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及思想转变过程。最后他说：“自从共产党领导建国以来，我们的成就是太大了。……就在这种伟大的感召鼓舞下，我不可能有别的心情，只有甘心情愿尽力拥护政府倡导的一切运动--包含批判我的思想运动在内，让一切事业进行得更顺遂。以上这些话都是在说明我自己不够之处还是很多的，希望政协同人不吝赐教！”
梁漱溟在政治上表示拥护对自己的批判，但在学术上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虽然很多文章他内心深处不屑一顾，有些老朋友的违心之言他亦可理解，但梁漱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面临精神上、舆论上的压力和身体状态不佳（主要是睡眠不好），他仍然努力地准备撰写《人心与人生》，尽管在压力下准备并不顺利。对待别人的批判，他这样认为：1955年一整年，从1月到12月，转过年来还有；不过主要是1955年，有一个批判我的思想的运动。京内外报纸期刊批判我思想的文章真不计其数，数亦数不过来。此外，还在科学院由郭沫若、潘梓年两位主持开会批判，学术界到会者有80人左右。所有这许多批判给我启发不大，益处不多。但领导上发动这一批判运动我是拥护的。拥护是从政治立场拥护，而思想转变则不那么容易。譬如在哲学上我是深喜柏格森的，现在要我否认他的道理，做不到。潘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他曾翻译过柏氏《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译者序言，对柏氏治学方法深致推崇。我曾向潘先生请教：你是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我。他却笑而不答。像这样，我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如果要我交心，我感到只是有许多疑问而已。其中亦有抵触情绪，但并无不敢吐露的话。想对柏格森加一些反动等丑恶帽子而不明其所以然，我是不服气的。
1955年，山东省邹平县公安局曾三次下令，收缴所有与当年梁漱溟在邹平从事乡村建设活动有关的实物和文章等。
在长期闭居家中反省的过程中，梁漱溟在大量阅读哲学、历史书籍外，亦常读佛学书，如1956年4月19日日记中记下他反省咒课心不静一问题时谓：“一生都是不能降伏自己的某些动念，而在被动中生活。即是受佛家所谓根本烦恼的支配，而外面还‘粉饰太平’，从未痛加洗刷，而一味支撑门面，逞英豪，装圣贤。今日之事正是过去一生的缩影，苟不自反，将失败到底。此时要‘痛加洗刷’，即是‘烦恼无尽誓愿断，须立志之后下长远功夫’，不可能期之‘一蹴’。功夫须有正面，不能徒事克制。正面提醒非易，今即以咒代之。”
不停地思考使梁漱溟的睡眠质量一直没有根本的改变，亦为自己提出要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在同年5月14日日记中，梁写道：“夜来睡不实、不足，早起尤倦。六时起各活动如例。思当于活动中结合呼吸调匀，太极拳家能之，将来须学。早课散乱不能入静，自省由于缺乏恭敬心（全心全意），缺乏信心。缺乏恭敬心就是有所利心。缺乏信心就是狐疑心。习气深，业障重，何时是了！当然习气无来处无去处，毕竟虚妄无自信，非本心。观其虚妄是要有所期待，即是利心，无往而非利心。哀哉！你到底要干什么？不相干的许多影子幢幢而来，可怪，可耻！早二次课后记。如何得至诚不二？”
睡不好觉，浮想联翩，父亲梁济的音容笑貌浮现出来，思之想之，梁漱溟深感“无所用其力”，愧对先父在天之灵，不禁悲从中来，他5月15日日记感情深沉地写道：
自念我有悲愿是真的。首先对自己习深业重缠缚之苦，与夫眼见众生业苦有悲心，从而有愿心，愿以所晓晓人。（正见、正信），又念东方古人（佛法、儒学）所明不为今人所晓，有能以晓之者，今日非我乎？自解放以来，国事已上轨道，我无所用其力，而时会恰好安排我用其力于此一任务，岂可玩乎？至于目前环境，天之所予厚矣；岂可辜负？反复念此三次，是培成正念之基。
又当如何偿先父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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