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汉书·祭祀志》载：建武三十年，群臣要求刘秀封禅泰山，被刘秀拒绝；两年后刘秀夜读《河图会昌符》，有“赤刘之九，会命岱宗”之文，“乃诏（梁）松等复案索《河》、《洛》谶文言九世封禅事者，松等列奏，乃许焉”，于是举行了封禅大典。李贤注引用了《东观书》所载梁松等人的奏疏，其中提到：“《河》、《洛》谶书，赤汉九世当巡封泰山，凡三十六事。”刘秀封禅时命人上泰山立石刻文，还引用了其中几条： 《河图会昌符》：
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则封，诚合帝道孔矩，则天文灵出，地祇瑞兴。
帝刘之九，会命岱宗，诚善用之，奸伪不萌。
赤汉德兴，九世会昌，巡岱皆当。
天地扶九，崇经之常。汉大兴之，道在九世之王。 《河图合古篇》：
帝刘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 《河图提刘予》：
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 《洛书甄曜度》：
赤三德昌，九世会修，符合帝际，勉刻封。 《孝经钩命决》：
予谁行，赤刘用帝，三建孝，九会修，专兹竭行封岱青。东汉人认为这些文字中的“赤帝九世”、“帝刘之九”等皆指刘秀，因为刘秀是刘邦九世孙。如果这确是其作者的本意，那么这三十六条谶语就肯定都是刘秀起兵后甚至称帝后才成文的。
然而如前所述，谶纬可能在平帝末年已经被编辑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本子。此后，人们要在其中增添内容，大概主要是靠在已有的本子上“增损”字句，而很难再大规模编造新内容了。王莽末年，卜者王况对魏成大尹李焉说：“汉家当复兴。君姓李，李音徵，徵火也，当为汉辅。”遂为李焉作谶书，言“文帝发忿，居地下趣军”等等。《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第4166页。这部谶书就没有托名于黄帝、孔子等先圣，也未采用《河图》、《洛书》、《七经纬》的形式，只是假借汉文帝之口，其性质与王莽的“符命”相似，不在八十一篇系统之内。东汉初，公孙述在成都称帝，曾利用谶纬以“感动众心”。《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载其事曰：“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刘秀为了揭穿这些说法，致书公孙述说：“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代汉者当涂高’，君岂高之身邪？”《华阳国志·公孙述志》载刘秀之书更详：“《西狩获麟谶》曰‘乙子卯金’，即乙未岁授刘氏，非西方之守也。‘光废昌帝，立子公孙’，即霍光废昌邑王，立孝宣帝也。黄帝姓公孙，自以土德，君所知也。‘汉家九百二十岁，以蒙孙亡；受以丞相，其名当涂高’，高岂君身邪？”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第331页。公孙述也没有在八十一篇系统内编造新的谶纬，只是引用已有的谶纬并加以曲解，刘秀进行反驳则同样引谶纬为依据。这说明谶纬八十一篇系统此时已基本定型了，再编造新的内容很容易被人揭穿。《后汉书》卷七九《儒林尹敏传》载：尹敏校定图谶时，“因其阙文增之曰：‘君无口，为汉辅。’帝见而怪之，召敏问其故。敏对曰：‘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尹敏此举虽是半开玩笑，却反映出对已有的内容加以“增损”已是“前人”们制造新谶语的主要手段了。在这种情况下，短时间内在不同谶纬篇章中加入三十六条关于“九世”的文字，可能性不大。
有证据表明，谶纬中关于“赤帝九世”的说法出现较早，其最初所指则是刘邦。《后汉书》卷二一《耿纯传》载：约在刘秀称帝前后，真定王刘扬也想称帝，遂“造作谶记云：‘赤九之后，瘿扬为主。’扬病瘿，欲以惑众”。刘扬谶中所谓“赤九”显然是“赤帝九世”的省称。这说明关于“赤帝九世”的谶语此前已经存在了，刘扬只是根据已有的说法又新编了一条。而在刘扬的意识中，“赤九”显然指刘邦，“赤九之后”则指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刘邦的后代。据《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刘扬是景帝子常山王刘舜之后，刘邦十世孙。刘扬欲以此谶“惑众”，又说明对“赤帝九世”的这种理解当时已经流行于世了。此外，“九世会昌”一语中的“会昌”二字，陈槃认为是“封禅之谓”，见氏著：《古谶纬书录解题（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第378页。而笔者以为应是遇到“昌光出轸”之瑞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则此语中的“九世”也只能是刘邦，因为和刘秀有关的星象之变只有“有星孛于张”，《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地皇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张，光武遂将宾客还舂陵。时伯升已会众起兵。”（第3页）《续汉书·天文志》解释此事说：“张为周地。星孛于张，东南行即翼、轸之分。翼、轸为楚，是周、楚地将有兵乱。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攻破南阳……兴于河北，复都洛阳，居周地，除秽布新之象。”（第3218页）而无“昌光出轸”。至于“帝刘之秀，九名之世”等明指刘秀为“九世”的谶语，可能是晚出的，但也有可能是改“季”为“秀”而成的。
在出现“刘秀”字样的谶语中，最有名的是《河图赤伏符》。其辞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见《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21页。李贤注曰：“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其后的史家对此皆未提出异议。唯今人黄复山指出：李贤之说“增‘二百’一数，近似冗赘附会。考光武封禅铭文尝言‘年二十八载兴兵’，自谓起兵时年正二十八岁，以此诠解‘四七’，或更合于谶文之意。”此外，黄氏又据《春秋佐助期》“诸侯上象四七”等语，提出“四七”也有可能指当时起兵之“群雄”。黄复山：《东汉谶纬学新探》，台湾学生书局，2000年，第54、55页。
今案汉元年为公元前206年，建武元年为公元25年，其间二百三十一年。除非将“光武初起”解释为刘秀起兵的地皇三年（22），方合二百二十八年之数。但“火为主”当指立汉建元，以起兵之时当之，难免牵强。何况刘邦起兵于秦二世元年（前209），也早于汉元年。若刘邦也从起兵之时算起，岂不又不合二百二十八年之数了？李贤之说确有“冗赘附会”之嫌。刘秀封禅时所立泰山刻石之文也引用了《赤伏符》，并且明言：“皇天睠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后汉书·光武帝纪》也在刘秀起兵之时特意强调“时年二十八”。这表明，刘秀君臣认为“四七之际”是对应于刘秀二十八岁之年的。然而此说恐怕也是刘秀君臣的附会，而非《赤伏符》的本意。因为此类谶语中的“刘秀”最初并非指光武帝，而是指王莽时的国师刘歆。
《东观汉记》载，刘秀出生于哀帝建平元年（前6），《太平御览》卷九〇引，第430页。《汉书》卷三六《刘歆传》载，刘歆也在这一年“改名秀”。敦煌悬泉汉简所见平帝元始五年五月太皇太后诏中有“羲和臣秀”，中国文物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悬泉月令诏条》，中华书局，2001年，第20页。可证刘歆改名一事属实。这样，便有了两个刘秀。而刘秀一名出现在谶纬中，是王莽末年的事。《后汉书》卷一五《李通传》：“父守……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通素闻守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李守是刘歆的弟子，又好谶记，应是当时最熟悉谶纬的人物之一，而在他所知道的谶记中已有“刘氏复兴”之语，但尚无刘秀之名。前引王况谶书作于地皇二年，其中提到“江中刘信，执敌报怨，复续古先，四年当发军。江湖有盗，自称樊王，姓为刘氏，万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动秦、洛阳”。王莽“以王况谶言荆楚当兴，李氏为辅，欲厌之”，命李圣为扬州牧，率军前往镇压。《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第4166—4167页。当时，绿林、赤眉暴动已起，“荆楚当兴”当是指此而言。绿林军中还有奋威大将军刘信，后封汝阴王，曾“将兵平定江南，据豫章”，《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第470—471页；卷一四《宗室四王三侯传》，第566页。“江中刘信”不知是否暗指此人。姓刘的“樊王”，则未见其人。显然，王况谶中亦无刘秀之名。这表明当时尚未形成刘秀中兴之说。但其后不久，关于刘秀的谶语就出现了。《东观汉记》载：“王莽时，上（指光武帝）与伯升及姊婿邓晨、穰人蔡少公燕语。少公道：‘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刘子俊（即刘歆）也。’上戏言：‘何知非仆耶？’坐者皆大笑。”吴树平校注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7页。《后汉书》卷一五《邓晨传》系此事于“王莽末”刘秀“避吏新野”前，据同书卷一《光武帝纪》，其时当在地皇三年。从他们的语气看，当时人们包括刘秀的亲友都认为谶语中的刘秀指的是国师刘歆。《汉书》卷九九《王莽传》地皇四年六月条载：“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庐道语星宿”，劝刘歆发动政变，取代王莽。可见王莽身边的大臣们也认为谶语中的刘秀指的是刘歆。当时，刘秀尚未起事或刚刚起事，尚不为人所知，刘歆则早已大名鼎鼎，人们将兴复汉室的希望寄托在刘歆而非刘秀身上是很自然的。地皇三年后始流传开来的“言刘秀当为天子”的谶，很可能就是《赤伏符》。如果“刘秀发兵捕不道”指的是刘歆，同一谶语中的“四七之际火为主”当然不可能指刘秀。然而此类谶语最初肯定也不是为刘歆编造的，因为刘歆既无特别事迹可应“四七”之数，也不是刘邦九世孙，不能应“九世”之数。据《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刘歆是楚元王刘交六世孙，而刘交是刘邦同父异母弟。
那么，刘邦有什么事迹可应“四七”之数吗？有，刘邦建汉在孔子获麟二百七十五年之后。《续汉书·律历志中》载议郎蔡邕议曰：“《元命苞》、《乾凿度》皆以为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及《命历序》积获麟至汉，……为二百七十五岁。”又载太史令虞恭、治历宗欣等议曰：“《四分历》仲纪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后元三年，岁在庚辰。上四十五岁，岁在乙未，则汉兴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岁，岁在庚申，则孔子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寻之上行，复得庚申。……此《四分历》元明文图谶所著也。”“乙未”作为“汉兴元年”是谶纬中最重要的年份，前引《西狩获麟谶》所谓“乙子卯金”也是指向这一年的。“二百七十五岁”则是由此推出的一个重要数字，它意味着孔子获麟后所作的《春秋》、《孝经》和八十一篇谶纬，都是为将于二百七十五年之后建立的汉朝预先准备的。“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是二百七十五加一的一万倍。今案“西狩获麟”在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汉元年则是公元前206年，其间共二百七十六个年头。按虞恭、宗欣的算法，从庚申到乙未也是二百七十六个年头。因此，谶纬所谓“获麟至汉”是指获麟之年至刘邦建汉的前一年，从汉元年“又上二百七十五岁”也是从汉元年的前一年算起。“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六万岁”显然是由此推算出来的、用以加强“汉兴元年”之神圣性的一个数字。如果将《赤伏符》所谓“四七之际”理解为第二十八个十年之间，即二百七十一年到二百八十年之间，便正合“二百七十五岁”（或二百七十六岁）之数。而谶纬用乘法表示未来年代时，常常是十的倍数。如《后汉书》卷三〇《杨厚传》注引《春秋命历序》：“四百年之间，闭四门，听外难，群异并贼，官有孽臣，州有兵乱，五七弱，暴渐之效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岁，当顺帝渐微，四方多逆贼也。”《易纬乾凿度》：“《洛书灵准听》曰：‘……八九七十二，录图起。’”郑玄注曰：“八九相乘七十二岁，而七百二十岁，复于冬至甲子生，象其数以为轨焉，故曰录图起之。”《丛书集成初编》0688，第51页。《易纬是类谋》：“五九之数，顿道之维。”郑玄注：“五九者，四百五十年”。《丛书集成初编》0688，第16页。这种做法显然是从方士那里学来的。如《汉书》卷八五《谷永传》说成帝“涉三七之节纪”，就是当时方士的说法，注引孟康释“三七”之意为“三七二百一十岁”。其目的是让被预言的年代有一定模糊性，从而增加神秘性。
由此看来，将“四七之际火为主”理解为孔子预言刘邦建立汉朝的相对年代，更合《赤伏符》等谶记作者的本意。因而“刘秀发兵捕不道”原来很可能是“刘季发兵捕不道”，后来才被人窜改。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尹敏所说的“增损《图》《书》”之事便有了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过，“赤帝九世”的头衔也不是一下子从刘邦头上转到刘秀头上的，中间还经过成帝的一次倒手。西汉十二帝依次是：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孺子，成帝正是第九代。从世系推，成帝是元帝子，元帝是宣帝子，宣帝是武帝曾孙，武帝是景帝子，景帝是文帝子，文帝是高祖刘邦子，则成帝又是刘邦九世孙。王莽所颁《符命》曰：“新室之兴也，德祥发于汉三七九世之后。”《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第4112页。“三七”即二百一十年，“九世”则指成帝。可能在哀平之际，“九世”的头衔已被某些谶纬作者安到了成帝头上，相应地也就出现了十世、十一世等概念。如《后汉书》卷三《章帝纪》注引《河图》曰：“《图》出代九，天开明，受用嗣兴，十代以光。”中华书局点校本断为“图出代，九天开明”，《纬书集成》第1223页亦同。钟肇鹏已辨其误，见《谶纬论略》，第269页。又引《括地象》曰：“十代礼乐，文雅并出。”《续汉书·律历志》载章帝诏引《河图》曰：“赤九会昌，十世以光，十一以兴。”这里的“代九”、“赤九”本意当指成帝，“十代”、“十世”、“十一”则指哀帝和平帝。及王莽末年刘秀兴起，“九世”的头衔又被移到刘秀头上，“帝刘之秀，九名之世”一语，无论是否经改字而来，都只有此时才可能出现。其后，“十世”和“十一世”也分别归了东汉明帝和章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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