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含义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着重从经学的角度考察南北学风的异同。东汉时期，北方很多著名学者在经学上都有“博通”的特点，如杜林“博洽多闻，时称通儒”，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贾逵“博物多识”，班固“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崔骃，“博学有伟才，尽通古今训诂百家之言”，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许慎“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周举“博学恰闻，为儒者所宗，故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纵横周宣光’”，延笃“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荀淑“博学而不好章句”，颍容“博学多通，善《春秋左氏》”，蔡邕“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应劭“少笃学，博览多闻”。分见《后汉书》各本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935、955、1235、1330、1708、1972、2588、2023、2103、2049、2584、1980、1609页。当然，南方也有博览多通的学者，如王充“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又如胡广“学究五经，古今术艺皆毕览之。”《后汉书》卷四四《胡广传》注引《谢承书》，第1505页。不过比较而言，这样的学者在南方似乎不多，而且从王充的经历可以知道，他的学问其实主要是来自于北方。
北方崇尚“博通”的风气可能与东汉古文经学的发展有关。上述“博通”的学者基本都是古文经学家或倾向于古文经学的学者。相反，今文学家中像杨震那样“明经博览，无不穷究”《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第1759页。的学者却较少见到。《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尹默字思潜，梓潼涪人。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按今文经学均崇尚章句，此传谓“不崇章句”，“不”字疑衍。尹默认为今文经学“不博”，所以要学“古学”，由此可以看到“博通”与古文经学家的关系了。
北方的学术思潮对南方影响不大。一直到汉魏之际，南方一流的学者所学的依然是今文经学。《三国志》卷五七《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虞翻上奏曰：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赞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说，世传其业，至臣五世。虞翻家族五世相传的《孟氏易》属于时人认为“不博”的今文经学。按其本传载，虞翻除《易注》外，“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这在吴地学者中大概是非常突出的，所以孙策认为虞翻“博学洽闻”，希望他能去北方“折中国妄语儿”。除虞翻外，吴地陆绩也是易学大家，按唐长孺先生考证，陆绩专以象数说经，也是今文学家。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古文经学在南方未能流行，南方学者“学问不博”，这些或许与南方的地理条件有关。我在讨论东汉家学的衰落时曾指出，当时所谓“家学”是指累世传一经，学者若想学通五经，就势必要突破家学的限制，甚至也要突破地区的限制。胡宝国：《汉代的家学》，载《中国古史论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受这个因素影响，所以东汉一代游学之风日盛，郑玄回忆自己学习经历说：“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第1209页。与此不同，在偏远地区，受地理条件制约，游学就不那么容易了，当时南北文化交流可能还是很困难的。《后汉书》卷四九《王充传》李贤注引《袁山松书》称：“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按此，《论衡》自写成后直到东汉末年才得以传至中土，可见当时北方与南方还是相当隔绝的。南方士人要想学习，求诸家内是最现实的选择。这可能是南方家学得以长期维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虞翻最终未去北方，只是将自己的著作寄给了孔融。据《虞翻传》载，“翻与少府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孔融在赞美虞翻，但赞美之中依然明显地流露出对南方学术的轻视。《三国志》卷四七《吴主权传》注引《吴书》曰： （赵）咨字德度，南阳人，博闻多识，应对辩捷，权为吴王，擢中大夫，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吴王颇知学乎？”答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这段发生在魏、吴建国后的故事说明当时北方人仍然看不起南方人的学问。《三国志》卷二《文帝纪》陈寿评曰：“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他的傲慢不无理由。有趣的是，替吴王辩解、且“博闻多识”的赵咨却不是吴国本地人，而是原属北方的南阳人。南阳属南方的荆州，但从文化上看，南阳应属中州区域。我在《汉代政治文化中心的转移》一文中有详细讨论，读者可以参看。该文收入《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赵咨并不是唯一出使北方的北方人，据《三国志》卷四七《吴主权传》注引《吴书》记载，“博览众书”的汝南人陈化也曾“为郎中令使魏”，颍川人中大夫冯熙也曾为吴王“使于魏”。这些零碎的历史片断似乎都可以在中州士人轻视南方学术的背景下加以考虑。
总之，汉魏以来崇尚“博通”的学者多在北方，而研习今文经学的南方学者依然是固守家学。
以上关于南北学问博通与否的讨论，都是局限在经学范围之内。如果不局限于此，而是着眼于一个更广阔的知识领域，我们就会感受到东汉魏晋时期，北方地区士人对博与通的追求有愈来愈超出经学范围的倾向。汤用彤先生曾经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义而不以辞害意。” （《言意之辨》，《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217—218页）按此，汤用彤先生早已注意到魏晋学者尚通的风气，不过他的理解与本文的理解有所不同。汤先生似乎是用汉代今文家的章句之学概括了汉代经学的全部，而忽略了古文家追求博通的学术风尚，所以他将尚通的风气仅仅视之为魏晋时期的学术特征。按本文上面所论，东汉魏晋，尚通之风从来如此，只是所通之内容有愈来愈广的倾向。前引东汉古文经学家除经学外，常常还通“百家之言”。对此，古今学者都曾注意到。颜之推就东汉章句之学的衰败说：“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颜氏家训》卷三《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0页。余英时先生在分析东汉士风转变时发现：“东汉中叶以降士大夫多博学能文雅擅术艺之辈，如马季良、蔡伯喈、边文礼、郦文胜、祢正平等皆是也。”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94页。汉晋之际，此风犹在。应劭“博学多识，尤好事。诸所撰述《风俗通》等，凡百余篇，辞虽不典，世服其博闻”，《三国志》卷二一《应玚传》注引华峤《汉书》，第601页。王粲“博物多识，问无不对”，《三国志》卷二一《王粲传》，第598页。钟会“博学精练名理”，《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第784页。吴质“才学通博”。《三国志》卷二一《吴质传》注引《魏略》，第607页。杜预“博学多通”，《晋书》卷三四《杜预传》，第1025页。张华“尝徙居，载书三十乘。……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74页。其时玄学名士中也不乏博通之士，如阮籍“博览群籍”，《晋书》卷四九《阮籍传》，第1359页。嵇康“博览无不该通”。《晋书》卷四九《嵇康传》，第1369页。
必须指出，汉晋时期南方士人在经学领域之外，也有向博通方向发展的趋势，如陆绩“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三国志》卷五七《陆绩传》，第1328页。谢沈“博学多识，明练经史”，《晋书》卷八二《谢沈传》，第2152页。葛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晋书》卷七二《葛洪传》，第1913页。贺循“博览众书，尤精礼传”。《晋书》卷六八《贺循传》，第1830页。但是，这样的学者在南方可能并不多，所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人对南方士人学问的评价，“渊综广博”依然被褚裒等人看做是北人学问的特征。
关于“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一说，向来缺乏详细讨论。研究者大都以为“清通简要”就是指玄学而言。唐先生之所以要把“南人”中的“南”解释成河南地区，也正是因为他把“清通简要”等同于玄学了，而玄学思潮恰恰是兴起于河南地区的。我认为这样的解释还是有些可疑。固然玄学有求“简要”的倾向，但这并不是玄学所独有的，追求简要本是东汉以来具有普遍性的学术思潮。余英时先生曾指出：“论魏晋玄学者，又谓其为对儒学之直接反动，则亦未能得持论之正。儒学之简化既已蔚成运动，与玄学之尚虚玄至少在发展之趋向上，并行不悖，则二者之间似不应该为正与反之关系。何晏、王弼皆儒道双修，并未叛离儒门，此点近人已有定论。故就一部分意义言，玄学正是儒学简化之更进一步之发展，所谓‘千里来龙，至此结穴’者是也。”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士与中国文化》，第321页。受余英时先生观点的启发，我曾发现东汉魏晋时期在史学领域内也存在着追求简化的潮流。胡宝国：《三国志裴注》，《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既然经学、史学的简化在前，而玄学在其后发生，我们当然就不能说凡有“简要”特征的学问就一定指是玄学、就一定是受了玄学影响。事实上，魏晋经史学家大都是排斥玄学的。胡宝国：《史论》，《汉唐间史学的发展》。
在我看来，孙盛所说的“清通简要”既然是相对于“渊综广博”而言，那么其含义就不应该是指玄学。我们来看刘孝标的解释。他针对支道林所谓“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解释说：“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按刘孝标的解释，南人之所以能够“清通简要”，就在于知识少，因少而精，即所谓“学寡则易核”。他并没有将其与玄学联系起来。余嘉锡先生在褚、孙对话条下解释说：“此言北人博而不精，南人精而不博。”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中华书局，2007年，第256页。他也没有将“清通简要”解释为玄学。我以为这些解释是符合孙盛原意的。唐长孺先生文中引虞预《晋书·贺循传》曰：“时朝廷初建，动有疑义，宗庙制度，皆循所定，朝野咨询，为一时儒宗。”唐先生就此说：“据《晋书》卷六九《刁协传》，及卷五七《荀崧传》东渡礼仪为二人所定。荀崧为颍川荀氏，荀彧的玄孙，乃经学世家；刁协也以谙练故事著称，但剖析疑义却不能不征求南士贺循的意见。”贺氏家族世代传礼，贺循的事迹或许正可说明南人的学问自有精妙之处，“清通简要”并非过誉之词。
唐长孺先生以为“北人学问渊综广博”是指河北地区的学术文化特征。本文前面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南人”、“北人”的概念展开的，而没有具体涉及河北地区。现在有必要专门就河北地区的学术文化略作说明。
东汉魏晋，学术文化中心是在中原地区，河北较为落后，当地最引人注目的是豪强势力，而本地的名士并不突出。《三国志》卷五三《张纮传》注引《吴书》： 纮见柟榴枕，爱其文，为作赋。陈琳在北见之，以示人曰：“此吾乡里张子纲所作也。”后纮见陈琳作武库赋﹑应机论，与琳书深叹美之。琳答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谭，非其实也。”“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一语反映出了当时河北文化在外人眼中的地位。这是东汉末年的情形。又，《晋书》卷七一《陈传》：“会解结代杨准为刺史，韬因河间王颙属结。结至大会，……又问僚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为中正？’”按九品中正制度，二品为上品，任中正者一般都是二品。河北却缺乏二品人士，不得不“每以三品为中正”，这条史料说明魏晋时期河北属于“少人士”的地区，士人地位仍然不高。《初学记》卷八载魏卢毓《冀州论》云：“冀州，天下之上国也。尚书何平叔、邓玄茂谓其土产无珍，人生质朴，上古以来，无应仁贤之例。异（冀）徐、雍、豫诸州也。卢释曰：除黄帝已前，未可备闻，略言唐虞已来，冀州乃圣贤是渊薮，帝王之宝地，……所谓神州也。”出自中州的何晏、邓飏看不起冀州，而冀州人卢毓则极力辩解。按当时风俗习惯，各个地区的人通常都是要夸耀本地的，所以一个地区是否重要，不能全看当地人的说法，而是更要看本地以外人士的评价。而在这方面，河北得分不多。《晋书》卷六二《祖逖传附祖纳传》：“……时梅陶及钟雅数说余事，纳辄困之，因曰：‘君汝颍之士，利如锥；我幽冀之士，钝如槌。持我钝槌，捶君利锥，皆当摧矣。’陶、雅并称‘有神锥，不可得槌’。纳曰：‘假有神锥，必有神槌。’雅无以对。”此次辩论游戏中，河北士祖纳取胜，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幽冀之士钝如槌”。
总之，汉晋时期河北虽然富有，但却不被时人看得起。士人的缺乏，使得当年袁绍在河北的处境相当困难，为求得士人的支持不得不回故乡想办法。《三国志》卷二三《和洽传》： 和洽字阳士，汝南西平人也。举孝廉，大将军辟，皆不就。袁绍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独以“冀州土平民强，英桀所利，四战之地。本初乘资，虽能强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刘表无他远志，爱人乐士，土地险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与亲旧俱南从表。 和洽未去冀州，而其他汝南士似乎也没有响应。袁绍在河北处在豪强的包围之中。董卓之乱后，袁绍逃往河北不是仓促之间决定的，而是早有预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袁绍看上河北，当与河北距离政治中心洛阳不远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河北、特别是冀州的富庶。当时冀州的农业比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初到冀州，袁绍逼迫冀州刺史韩馥交出冀州，“馥素恇怯，因然其计。馥长史耿武、别驾闵纯、治中李历谏馥曰：‘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乃欲以州与之？’”《三国志》卷六《袁绍传》，第191页。《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英雄记》描述当时情景说：“于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以后曹魏统一中原后，冀州的富庶依然如故。杜恕曾说：“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国家征求之府。”《三国志》卷一六《杜畿传》，第499页。战国秦汉时期，太行山以东比较发达的地区主要局限于太行山东麓。汉魏之际，平原的中部也得到了更多的发展。各郡国人口数有了明显增长。东汉初年王景治黄河后，河水长期安流是使得本地区农业有较大发展的重要原因。参阅史念海：《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载《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河北、特别是冀州的富足是吸引袁绍的重要原因。但当他刚到冀州时，形势却十分严峻。《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载：“逢纪说绍曰：‘将军举大事而仰人资给，不据一州，无以自全。’绍答云：‘冀州兵强，吾士饥乏，设不能办，无所容立。’”本传注引《九州春秋》载：馥都督从事赵浮等谓馥曰：“袁本初军无斗粮。”我们看到，河北虽然富庶，但袁绍却“军无斗粮”，这说明袁绍要想在河北站稳脚跟，不仅要取得对冀州的行政控制权，还必须获得当地豪强大族的支持。因为正是他们既有武装，又有财富。袁绍在河北宽纵大族的事迹为人熟知，研究者多从阶层分析的角度加以解释，但说服力并不强。袁绍出身名门，与地方豪强势力并不是一回事。他放纵豪族乃是当时形势决定的。此后，以中州士为后盾的曹操打垮了袁绍，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河北后，自然是可以不必理会豪强大族的，甚至为了巩固胜利，还要大张旗鼓地打击这些过去袁绍的支持者。
平定河北后，曹操听从郭嘉的建议，“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三国志》卷一四《郭嘉传》传注引《傅子》，第434页。“崔林字德儒，清河东武城人也。少时晚成，宗族莫知，惟从兄琰异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邬长，贫无车马，单步之官。太祖征壶关，问长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张陟以林对，于是擢为冀州主簿，徙署别驾﹑丞相掾属。”《三国志》卷二四《崔林传》，第679页。这些“知名之士”当时似乎没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一直到魏晋，河北士人在士林当中仍然地位不高。
公允地说，从东汉以来，河北地区也偶尔出现过一些著名的文士，如东汉的崔瑗、卢植和西晋的张华、欧阳建等人都是士人中极具影响的人物。不过这些个别的重要人物并未能从整体上改变时人对河北名士的总体印象。所以说，如果将“北人学问渊综广博”解释为河北士人的学术特征是有很大困难的。
河北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现在回到本节的主题。以上我们虽然解释了“北人学问渊综广博”与“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但还有一个问题是应该进一步探讨的。据《晋书》褚裒本传，褚裒死于永和五年（349）。按此，褚、孙对话时间不会晚过此年。据《晋书》孙盛本传，孙盛“避难渡江”时年龄只有十岁。褚裒死时年仅四十七岁，过江时年龄当与孙盛相仿佛。他们少年时期过江，不大可能对北方原来的学术状况有什么了解和记忆，而他们过江后一直到永和五年，北方政局不稳，战争不断，南北几乎没有什么交往。参阅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第一篇第四节：《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既然如此，他们是如何了解到“北人学问渊综广博”的呢？我推测，褚裒、孙盛讨论中所说的“北人”，并不是指当时还在北方的北人，而应该是指已经过江的北人，也就是带领他们过江的父辈以及他们自身。据《晋书》载，东晋初年王敦称周、戴渊为“南北之望”。《晋书》卷六九《周顗传》，第1853页。周是汝南人，戴渊是广陵人，祖烈，吴左将军，父昌，会稽太守。按此，他们虽同在南土，但各自的“南”、“北”身份并未改变。从以后的历史看，过江北人的“北人”身份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南朝，南方内部北来侨人与南方本地人的区别依然存在，《宋书》卷六五《杜骥传》： 兄坦，颇涉史传。高祖征长安，席卷随从南还。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历后军将军，龙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铄右将军司马。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伧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涂所隔，坦以此慨然。《宋书》作者沈约是吴兴人，属南方土著，他称过江较晚的北方人为“晚渡北人”。所谓“晚渡”当是相对于“早渡”而言的，可知在沈约心目中，北方过江较早者也还是“北人”，只不过是早渡而已。而在北来侨人眼中，南方土著也还是“南人”。《宋书》卷八一《顾觊之传》： 尝于太祖坐论江左人物，言及顾荣，袁淑谓觊之曰：“卿南人怯懦，岂办作贼。”觊之正色曰：“卿乃复以忠义笑人！”淑有愧色。《南齐书》卷三三《张绪传》： 寻加骁骑将军。欲用绪为右仆射，以问王俭，俭曰：“南士由来少居此职。”褚渊在座，启上曰：“俭年少，或不尽忆。江左用陆玩、顾和，皆南人也。”俭曰：“晋氏衰政，不可以为准则。”上乃止。顾觊之、张绪都是吴郡人，属南方土著；袁淑是陈郡人，王俭是琅邪人，褚渊是河南人，属北来侨人。虽然他们的家族南渡已久，但他们仍将顾觊之、张绪看做是与己不同的“南人”、“南士”。从这个角度看，东晋褚裒、孙盛所说的“南人”与“北人”也应该是指南方境内的南人与北人。
从长过程看，南渡北人的学术最终势必会与南方本地的学术融为一体，但在过江之初还不可能。相反地，当大量北人突然出现在南方，并与南人近距离接触时，南北学术上的差别反而会变得格外醒目，得到格外的强调。褚、孙的对话或许正是面对着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情景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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