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再来看看豳州。在胡族编户化上，该州进展迟缓却成效显著。文献所见护军改制为县最晚的记载出现在该州，到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山公寺碑》碑文所见州县属吏亦颇多胡族，但部族组织已不复存在，酋大、部大一类名目也踪迹全无，表明该州已彻底完成了郡县化，编户化的工作当亦已结束。较之他州，豳州工作缓慢，具体细节亦无从了解，不过，此后几十年的历史发展却为认识其成效提供了一个参照。

    豳州周边泾、夏、东秦诸州同样为胡族聚居区，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历程。披检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至北魏灭亡间的记载，邻近州郡胡汉各族的反叛起事不断，豳州却近乎世外桃源。太和十七年（493）北地人支酉在长安城北西山起兵，秦雍七州响应；正始三年（506）泾州、秦州反叛，秦州屠各、羌人与泾州屠各亦反；永平二年（509）泾州沙门反，次年秦州沙门与陇西羌人反，延昌四年（515）南秦州氐人反，神龟元年（518）秦州羌反，河州羌反、正光二年（521）南秦州氐反，均未记载涉及豳州，至少说明该州无大的动乱。参张泽咸、朱大渭编：《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及吉田爱：《北魏雁臣考》，表3、4，第109—110页。魏末席卷关陇各地多年的起兵征战中，战事波及豳州者不止一次，如《魏书》卷九《肃宗纪》“正光五年（524）十月”“胡琛遣其将宿勤明达寇豳、夏、北华三州”；“孝昌三年（527）正月”，“贼帅叱干骐麟入据豳州”，第238、246页。唐长孺先生指出此二人是二夏、豳、华的胡人起义军首领，而他们所率恐亦是二夏、豳、华的胡人及其他少数族人，见《北魏末期的山胡敕勒起义》，《山居存稿》，第81—82页；后半句推论恐难凭信。但豳州民众起兵却仅有一次，并“招引陇贼”，围州城多时，却不曾攻下州城，实际规模并不算大。正光五年豳州民变，见《魏书》卷六一《毕众敬传附毕祖晖传》，第1363页。不能不说这里民族关系相对稳定，矛盾比较和缓，与周边州郡适成明显对比。这种局面的形成自然与当地缓慢却成功地推进了羌氐等族的编户化有直接的联系，山累及其前后任，如元燮、穆、毕祖晖等，为此做出了不少努力，史称毕氏“在州日得民情和”。《魏书》卷一九下《元燮传》、卷二七《穆传》及卷六一《毕众敬传附毕祖晖传》，前两人宣武帝时出任豳州刺史，但治绩无闻，第518、677、1363页。这亦是联系其他史料解读《山公寺碑》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

    （侯旭东）

    §§唐初统治者的政治态度

    ——以太宗朝为中心

    对于唐初政治史的研究，学界已有相当丰富的成果。但对于政治态度的重视尚显不足，群体或个人的政治观念、态度等构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对政治权力结构及其运作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笔者拟探讨唐初最高统治者的政治观念、态度及其转变，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影响，并分析当时各阶层的政治态度及其与政治的关联，力图从区域、文武、新旧等因素与政治斗争的纠结来考察此间政治文化的演变。

    清人赵翼曾指出“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自于武川”；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十五“周隋唐皆出自武川”条，中华书局，1984年，第319页。陈寅恪先生更建构了“关中本位”理论，以“关陇集团”的产生、变化、消亡来贯通并解释（西魏）北周及隋唐的历史。他概括说：    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盖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家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之系统及阶级……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至于武曌，其氏族本不在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之内，因欲消灭唐室之势力，遂开始施行破坏此传统集团之工作，如崇尚进士文词之科破格用人及渐毁府兵之制等皆是也。此关陇集团自西魏迄武曌历时既经一百五十年之久，自身本已逐渐衰腐，武氏更加以破坏，遂致分崩堕落不可救止。其后皇位虽复归李氏，至玄宗尤称李唐盛世，然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之工事竟及其身而告完成矣。陈寅恪：《陈寅恪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2001年，第234—235页。 唐承隋而来，而隋又是在北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周、隋、唐三代联系密切，无须多论。因而，无论从政权更替，抑或政治文化的历史连续性来看，探讨唐初政治文化都有必要扩大关照的时间范围，上溯至北朝后期（北周、北齐）及隋代，而不能仅局限于唐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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